月港的隐喻
漳州有六百八十公里的海岸线，外面就是台湾海峡，众多的海湾形成无数天然良港。漳州滨海，人们以贩海为生，重商舶，轻远游，波峰浪谷，见惯不惊，如履平地，而港口就是他们的出发地和归宿地。一个远航归来的人，没有比看见故乡熟悉的港湾更令人激动的事情。“渔港”“河港”“海港”“港湾”“港口”等作为一个名词，早被天涯游子赋予了多种内涵与外延。它们象征着家乡、亲人、希望、乡愁……现在回乡的路已不再漫长，价抵万金的家书、情书也早被网络化世界的快捷通讯取代。那些充满古意的地名，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曾经留下过光辉的往事，常常会在我们的匆忙行色中被冷落，或遗忘。
在我这个西部人看来，东部沿海地带的城市得改革开放之先，他们面朝大海，因为他们有开放的口岸。我原来以为，来到漳州会看到一个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大港口，但没有料到的是，主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古港码头遗址，说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大约在五六百年前，这里的人们扯起风帆，远航到南亚、东南亚一带，和郑和的船队走得一样远。这就是月港，一个十五至十六世纪在信风和洋流的推送下名震万里海疆的地方。
天气一如既往地溽热，我们来到漳州龙海市海澄古镇，青石板麻条石路面，不宽的巷道两侧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屋，家家门前竖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竹编格子栏，从外面看得见主人家门洞开，却不能望见屋中春秋。开初不明其意，是为挡风还是挡太阳？当地人介绍，这也是一种古风，旧时家中闺秀，岂能轻易让人窥视？心中顿时释然，一座古镇之古，总得保留些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并且这种传承还是活的，融于生活里的日常。
但月港却已经故去久远了，就像点点白帆远行在时间的海洋深处。月港并不临海，却位于九龙江下游入海口，九龙江为福建第二条大河，仅258公里，由三条溪流汇聚而成，来自闽南大地的丰沛河水和海潮在这里相拥，浮起人们出海远征的梦想。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月港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涧”，港道“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得名月港。当其盛时，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产”。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当其盛时，月港与泰国、柬埔寨、北加里曼丹、印尼、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47个国家与地区有直接商贸往来。又通过菲律宾吕宋港为中介，与欧美各国贸易。当时有许多诗篇赞美月港，其中有句云：“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在月港的辉煌岁月，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月港就是那个年代的“开放前沿”。
远去的帆影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唯古老的港口还在守望。月港现存七个古码头遗址和两条古街。一个古码头遗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过去我从没有见过，现在我掰开脑袋也想象不出来。海澄镇豆港村的古码头，看上去就像一个村人去九龙江里挑水的便道，它约三米左右宽，麻条石板路上有一些干涸的苔痕，路的尽头有一道石板中空挡墙，挡墙外便是九龙江，看不到宽阔的江面，但见绿色的芦苇随风起伏，想来这一段江水淤塞严重。如果没有当地人介绍和堤岸上的石碑，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商港。时间是个无情的雕刻师，它在大地上雕刻出山川河流，也雕刻出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假如月港还遗留了一条先人们行过的海路，在旧年的波涛中依然若隐若现，引领我们在今天追寻月港往昔的辉煌，我们或能一窥峥嵘岁月里的先祖们负重的背影，还有那些无畏的远洋商船。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月港登上世界舞台，和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分不开。中国人其实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大约在5000年前，漳州先民已靠舟楫往来于台湾海峡，日本、印尼、菲律宾这些近海国家自不在话下，更远到达过澳洲、新西兰、夏威夷等地。宋元时期，朝廷的海洋政策相对宽松，漳州是福建的四大造船基地之一，造船技术独步海洋。到明代时，独领风骚的福船高大如楼，抗风浪性强。郑和的庞大船队在1405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时，大多以福船船型为主。郑和载入史册的航行用28年时间将太平洋、印度洋水域十多个国家纳入朝贡体系。郑和的船队开辟的海路和训练出来的水手，为后辈远航深海提供了强大的航海经验和无尽的财富梦想。但是，在辉煌的另一面，明朝的海洋政策却僵化荒谬。明朝曾制定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违者惩罚极为严厉，但朝廷的政策再严酷，也阻挡不了求生存的活路。漳州山多地少又临海，人们操舟弄楫本是家常便饭。生活在海上，财富也在海上，你怎能阻止一个以海为田的人下海？更因此地“官司隔远，威命不到”，从明景泰年间开始，民间海洋贸易悄然兴起，各国走私船汇聚月港，世界正进入一个大航海时代。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第一个葡萄牙人首次进入到月港，意味着朝廷的“海禁”政策终究还是禁不住人们相互贸易的渴望。第二年，即1519年，麦哲伦开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由于大明王朝僵化保守的“海禁”政策，让我们错过了许多历史机遇。海洋贸易蓬勃发展时，王朝自负傲慢地闭关锁国；郑和的船队本来先于欧洲人抵达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但只是为了朝贡目的而不是开辟商贸航线。我们的海洋历史在这里拐上了一条歧路，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月港或许就是这个国策错误的缩影。所幸在时间的缝隙里总有顽强的生命在滋生，在偏远的海疆再严苛的律法也会长满荒草。是开放万里海疆，还是给大海修一道城墙，官府和民间的两种力量一直在博弈。横蛮僵化的“海禁”政策必然导致人们的反抗，从躲躲闪闪的走私到武装反抗，从小股海盗到联合倭寇打杀劫掠，造成明朝东南沿海安全的心腹大患。也许统治者终于明白了“疏”强于“堵”这个道理，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终于“开海”，月港开放洋市，成为中国商人唯一合法出海贸易的港口。那时的广州是内向型港口，只允许外人来贸易，而月港是外向型的，允许商人出海贸易。月港苦涩地迎来历史机遇，成了“海禁”政策松动的一个突破口。中国的丝绸、瓷器、草药、农土特产品从这里出口，南洋、欧洲、美洲的货物也纷至沓来。有几种我们至今还日日享用的东西，应该和月港在那个时期的“开海”有关，番薯、土豆和烟草是最先在漳州一带开始种植的作物。此时的月港，俨然东南大都会。远洋的商船还通过贸易带回大量的白银。税银征收一度使其成为“天子南库”。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年间，明朝在朝鲜战场与日本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朝廷就像一个虚弱的巨人，一有风寒，先关门闭户躲避风险，莫名其妙地再次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月港海洋贸易首次停摆。此后大明王朝的海洋政策一直在开与禁之间摇摆，世界却在不断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明朝衰亡了，改朝换代，月港机遇不再，更占地理优势的厦门港崛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立厦门海关，则彻底宣告了月港作为一个外向型港口的终结。
月港的黄金时代不过200年，它算不上一个天然良港，是先民们用智慧和血汗挣来其一世英名。它壮大成长得益于朝廷的“开海”，它的消亡也同样受制于今人无法理喻的“海禁”。月港沉沦，根在国策；民可载舟，民亦可行舟。闭关锁国是封建王朝必然走向衰落的铁律，成为遗址的月港便是这条铁律的最好注释。
如今，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月港之外的现代化港口漳州港，已然成为面向海洋的代言人，在新世纪初就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我们不仅已“开海”，还要出海走向世界，让我们的港口真正成为当代的“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