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白鹭悠然划过瓦蓝的天空，栖息在窗前的榕树上，室内的空气却似钢丝般紧绷。

“老马，我不怕你录音，录吧，没事！”

王越挺直腰板坐着，不屑地撇撇嘴。他的眼睛圆鼓鼓地瞪着我，像金刚般威风凛凛。

我脑袋里似有千万只蜜蜂在飞。血往上涌，脸在发烧。

“我没录，有啥可录的！”我咬紧嘴唇说，挤出的声音却在空中四散逃逸，软绵绵的，虚弱不堪。

王越嘴皮干裂，泛着血丝，边缘起了层厚厚的白沫。他颧骨高耸，头发根根耸立。他深吸了口烟，脸颊塌陷下去。接着，烟圈从他口鼻里缓缓而出，小屋里烟雾缭绕。他再深吸了口烟，脑袋微仰，很享受的样子。

看他虚张声势的模样，我知道，其实他也挺紧张。

他怎么晓得我在录音？今早刚进公司，就接到王越的电话，他说要来，我的心就怦怦跳。这段时间，他几乎隔天就来，来了就要钱。我想了想，打开录音笔，藏在茶几旁的花架上，盖了本摊开的书，那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

“老马，我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王越将烟蒂狠狠地摁在玻璃烟灰缸里，他那双手骨节粗大，似蕴藏着千钧之力。

他的意思我明白，让我别跟他玩心眼。的确，这几年在L市，他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

“当然，当然，秘书长。”我举起紫砂壶，将普洱茶抖抖索索地注入白瓷杯，本应流畅的水线游移不定，像患了前列腺增生的老男人。

王越端起茶杯，“滋溜”喝光，将茶杯“咣”地放下。我赶紧续上，他又喝光。他喝茶，也拿出喝酒的气势。

如是三盅，他才说：“老马，你也算是个小老板，怎么拿几万块都这么手抖脚摇的。这样干下去，怎么干得抻展？”

“秘书长说得对，我是小本经营，还得仰仗您多多关照。”我又给他续了杯茶，这次茶线绵延不绝，我心渐平。

看来，今天他拿不到钱不会收兵。无奈，我叫来羊苍树，让他取回两万现金，用牛皮纸信封装好，我双手递给王越。

王越掂了掂分量，咧开嘴笑，露出满口黄牙：“马老师，这才对头！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噢，我晓得你胆子小，你决不会录音的，哈哈哈！”

王越起身拍拍我的肩，走到门口，又转回头说：“那本画册赶紧印，预算可以再高点，小微企业也要生存嘛！”

我低眉顺眼，把他送到车旁。他戴上方框墨镜，开着奥迪Q5扬长而去。

收起假笑，我扯了扯发麻的脸皮。回到屋内，录音笔依然夹在福克纳的书里，没有动过。我按了停止，又按播放键，我俩断断续续的言语还算清晰。

“老马，董事长搬家，他那个小院子里缺张石桌。你给我拿两三万块钱，我帮你买了送给他。”

“秘书长，上个月不是说董事长要搬家，买了套餐具？”

“什么餐具，没那回事。你送的是别人吧？”

“秘书长，我小本经营，你也晓得，账上经常没钱，借钱发工资是常事。要不，再缓两天？”

“缓个屁，哄你个大头鬼，看你老实巴交的，还这么小气！”

接着是王越响亮的咳嗽声，夹杂着喉咙里滚动的痰音。

录音笔里播放着王越大声的呵斥，还有我低三下四的哀求。

我颓然地坐下。我已经如此软弱、卑微，如案板上任人揉捏的面团。那个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生呢？我要的自由呢？我高扬的理想主义呢？

曾经有个女同学发信息说，老马，你就是个清流。那时，我还自鸣得意，如今想来，无非是戏谑。

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成功地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院子里枝叶婆娑的高山榕，遮住了西斜的夕阳，屋里有些阴冷，我的心也孤寂。

“马老师，公司账上只剩下五千，下个月的工资又没着落！”我没注意到羊苍树进来，“那个王越，他就是个喂不饱的饕餮，你怎么还答应他？”

“别担心，我还有点存款，每个月五号发工资的惯例，我不会变。”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此刻，我也不想再解释什么。

员工们走后，我关上门，把手机调成静音。我走到窗前，看着夜色层层叠叠地铺满雪山，只有那如剑戟般的山巅，仍有雪光的微芒。

王越，似乎成了我的噩梦。此人似乎与生俱来就缠上了我，还是我优柔寡断与他牵扯不清？我该与他有个了断，得下决心。我扭了扭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嚓咔嚓”的呻吟，似乎颈骨快要断裂。

有时，我自以为聪明，自负颇有才气，实际上却很弱智，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浑然不知，等到发现，为时已晚。下次，依然如故，仍旧摆脱不了被愚弄的局面。

李小倩也曾说，老马，你不适合经商，还是教书合适。或许真是这样。

二

十年前，王越来找我。那时他是个退伍兵，像个刚学打鸣的小公鸡。

他脸黑、瘦高，穿身黑色的西服，白衬衣领口干净，收拾得挺利落，似乎还有些许怯意。他说刚从西藏退伍回来，想找点事做。没来由的，我对他便有几分好感，于是把他推荐给广告部。后来听说他在广告部干得挺欢实，业绩很快成了领跑者，每个月的提成都是最高的。广告部的人见我就说，那个小伙子不错。那时我正鼓捣个广播剧，便没再关注他。

忽然有天，王越再次来到我办公室，说是想出去单干，约我一起。

我说：“王越，听说你干得不错，收入也高，挺好嘛！”

“马老师，我到电台广告部，就是练练手的。那点收入，只够日常开销，想要养家糊口，还得自己干。”王越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为了报答老师对我的提携，我想约您搭伙开公司，这个社会挣钱的门道也挺多。”

“我能挣啥钱，穷酸文人罢了，整不成。”我摆摆手道。

其实，经商的想法我不是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便被分到山头上教书，艰苦不说，工资还低。遇到街天买点菜，都要被山脚下的盐矿工人攮倒。记得有次我到肉摊上买肉，称好了十五块的腿肉，后边就传来个盐矿大妈的声音，那块肉二十块，留给我！我扭头看过去，她肥硕的身躯像堵墙，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挑衅的光。我只好赶紧撤离。没办法，那时我的工资一百零二块，盐矿工人至少也是三百块。无论是比钱，还是比力气，都赶不上人家，只能认。

那时，我就想弃去小学教师的公职，远走深圳闯闯，终究没那个胆气。九十年代末，我又想做个自由撰稿人，背着电脑上北京，还是没能成行。你看，小文人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古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就是我吧。

辗转来到电台时，已过而立之年。我只想当个好编辑，再无非分之想。岂知世事难料，我所在的L市旅游业日益兴盛，外地炒房团乘势跟进，房价蹿到每平两万元。我和媳妇掏干了积蓄，借遍了亲友，才筹了套单元房的首付。每个月的按揭，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把你踩在地上层层揭皮。我那点工资，月中从银行出，下个月初又回到银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雨滴敲打着露台的“滴答”声，彻夜难眠。我不断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就是小城中的理想主义者吗？没有钱，那些所谓的理想都是梦幻泡影。物质的我终究战胜了精神的我。在单位上班，我常常无来由地自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政府鼓励公职人员在职创业，我也蠢蠢欲动，终究没有胆量。王越来找我，我心念亦动，不过“星星之火”很快熄灭。

直到有天台长在会上骂，你们这些人，拿着财政的工资，有啥用处？把你们推向社会，不饿死也得穷死！台长说话很难听。他当然不是说我，因为在台长的眼里我还算是个“顺民”，可是我仍觉得他说的就是我。我心底熄灭已久的火焰又悄悄点燃。

人到中年万事忙。三十五岁时，我才得了个女儿，做梦都会笑醒。那时媳妇还在老家的山区小镇教书。有了娃，更忙得像陀螺般转。每周五，我都要挤班线车回去看娃。后来，我把孩子接到L市上幼儿园，让她接受相对好点的教育。那时流行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也信了，现在想想就是句屁话。人一出生起跑线就不一样，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在电台上班，编辑事务繁忙，有时还得下乡采访，苦和累不说，时间不规律，实在照顾不了娃娃。于是我去找台长，打算请他帮忙把媳妇调到市里头。

我刚提了个头，台长立刻摆摆手道：“你媳妇调动的事别说了，我没那能耐。再说了，这是你的家事。”说罢低头翻书，那是他常看的《曾国藩家书》。

我灰头土脸地离开台长办公室，看着大院里满地旋转的落叶，惆怅盈怀。

当晚，我惴惴不安地敲响了杨副市长的门，以前我俩同在学校教书。他倒也热情，沏上普洱茶和我聊文学。我提起媳妇调动的事，他开始支支吾吾。他说，他不分管教育，难办。出门时，他低声说，老马，我看你人太老实，就跟你讲真话。现在从县里调个人上来，没有二十万不行。

我蒙了，没想到传说中的都是真的。我每个月的工资还完房贷所剩无几，我去哪弄二十万？和媳妇通电话，她说只要能到市里，扫大街也愿意。实际上，扫大街也轮不到她呀！

那时，我常说自己是“三无”人员，无德、无才、无用，自卑得无以复加。

王越第三次找我时，我说听听他的想法。他大喜，立即用借来的二手车把我拉到湘菜馆，请我吃红烧肉，喝二锅头。

“你想做什么生意？”借着两分酒劲，我试探性地问。

“马老师，出版、广告、视觉艺术，都是您的老本行，开个广告公司咋样？咱俩合股，你占51%，我占49%，你控股，你是执行董事，我是监事。”

我对《公司法》不甚了解，听他的意思，他懂。

“我只会业务，不懂经营，咱俩怎么合作？”我喝得脸通红，舌头发木。

王越信誓旦旦地说：“这个不碍事，您只用坐镇公司抓管理，市场我去跑，以您在业内的影响力，咱们很快就能发财！”

“也不用发多大的财，只要比在电台上班多挣点钱就行，我图的就是自由，不要寄人篱下。”我笑着说。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马老师，您就是我的贵人啊！”王越双手捧起酒杯敬我，一仰脖子把浓烈的二锅头灌入喉咙。

在单位混久了，经常挨领导批评，不骂你就是好事，哪还有恭维。王越的马屁，我自然极为受用，提前感受到老板的舒服劲。

记得在S县某部门任职时，部长经常训我。有时他把双脚架在宽大的老板桌上，半躺在黑色真皮座椅上开骂，我只能乖乖地站在办公桌前，等他骂够了才能离去，这也是促使我调离S县的直接原因。岂知到了L市电台，头头们干事的本事没有，骂人的水平倒是逐级提高。工资低，还得还房贷、养娃娃，夫妻两地分居，简直喘不过气来。

我决心背水一战，与王越开个小公司，先赚点钱。要是不成，我还可以去私立学校教书。

次日晨，我到台长办公室递了辞呈。台长晃了晃手中的白纸说：“把你调来不易！我晓得你生在穷乡僻壤，祖宗三代也没个当官的。真要走？别后悔！”

“台长您错了，”我脖子一梗，“我家祖上有人留过洋，回国后当过团长打过日本人，到了我父辈才家道中落。”说罢我转身而去，扔下句话，“你们慢慢研究，我现在就要去创业！”

我给王越打电话，他开着那辆破旧的二手桑塔纳来接我，到便民服务中心注册登记。

在L市这种靠旅游吃饭的四线城市，私企就像肥皂泡，表面看起来五光十色，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了一茬又一茬。有几家算做得大，却负债累累，与政府、银行相捆绑，最后垮台，吃亏的终究是纳税人。注册个小公司，别人不当回事，你也别当回事，这样最好。

注册公司挺容易，在L市的便民服务中心，半天就搞定。注册资金也不多，两人合资三万元就行。我没经验，让王越管财务，我管技术。我学中文，看见数字就头疼，却对设计有兴趣。开始那阵子，财务也没什么可管的，账上只有注册资金。王越左看右看，在北京路中段产权不清的老院子里租了层楼。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的住宿楼，砖混结构，每层有四个套间。地上刷的油漆已斑斑驳驳，过道上的玻璃窗残破不堪，白墙上的鞋印、球印、墨渍、蛛网，证明这栋楼的古老。王越亲自拎来灰浆刷墙，亲自更换玻璃。两天时间，把小楼收拾得有模有样。接着，他又采购了桌椅板凳和电脑，招来了十多名员工。看他忙得不亦乐乎，我还是挺欣赏这个退伍兵，动手能力强。对我而言，做这些杂活是我的短板。我擅长策划，擅长文案，但不擅长动手，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我也只能请人修。

王越说：“马老师，咋样，是不是有点旧貌换新颜的感觉？”

我点点头说：“不错，像模像样。”我话锋一转，“不过，你是总经理，不是修理工，以后修修补补的可以找人，重点抓业务。”

王越搓着手说：“那是自然，明天开始，我就带几个人去跑业务。”

公司开张，没有礼炮齐鸣，没有鲜花彩带，只有简短的挂牌仪式。我把二十几名员工叫到楼下，挂牌，宣布开业，简要介绍公司业务。大多员工都从传媒来，熟悉业务，自然不必多言。

次日，王越开着他那辆二手车，带着几个人跑业务。我坐镇公司，制定系列规章制度，包括财务、外联、设计、编辑、印务等各部门的制度，公司运作需要考虑的各项措施。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从机关里学来的套路完全不管用，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只有赚进来真金白银，才是公司运作的王道。

王越跑了两天，什么也没跑来。我安慰他，没事，凡事有个过程。接着他又跑了一周，还是没拿到单子，我开始着急。看他表面很精干，做事也很利落，却没能拿下业务，这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要知道，五人五天跑市场完全无创收，设计部、编辑部、财务部人员都坐在那里上网聊天，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第六天，我实在按捺不住，把王越叫到身边道：“咱们二十多号人，按保底工资三千元算，再加上‘五险’，你晓得每个月要开出去多少钱？”

王越低头不语，全没有刷墙时的那种热火朝天劲。莫非他只会干粗活？

我问：“你们五个人去了五天，业绩为零，你到底是怎么跑的？”

“我们天天风吹日晒的，没单子，我有什么办法？”王越摊开手一脸无辜。

“你在电台时，业绩还是可以的嘛！”我有些愤愤然。

“马老师，那是政府的电台，是主流媒体，咱们小微企业怎么比！”

“那咋整，还没开始就结束？”我脑子里闪过个视频，那是个医院广告。

王越不说话，掏出支烟点上，深吸一口，朝天吐着烟圈。

我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妙。

我想起王越说我是他的贵人，或许他从开始就想赖上我。约我出来开公司，就想等着我给他赚钱。在他的眼里，我的人脉和技术在L市无人可及，却又涉世不深，属于老实本分那类。

我想让他开拓市场，他却想让我替他赚钱，开始就只有利用，没有合作。

我想了想说：“明天咱俩去拉活，别的那几个就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月没有业绩，只能发基本工资，三个月没业绩，公司只能解聘。”

为解燃眉之急，我带着王越赶到古城核心区的碧翠园，找到大学同学毛大用，求他给点活做，手下几十口人嗷嗷待哺呢！毛大用是个爽快人，也不多说，就把他正在做的古建项目的画册交给我，拍摄、排版设计、印刷打包，限期半月完工。我喜出望外，当即回家挎上相机，马不停蹄拍了两天半，又把文稿图片传回公司，让三个设计师火力全开。

我舒了口气。想不到公司成立以来的首个单子，还是我亲自跑来的。

三

秋雨连下了几日，L市陷入汪洋。在微信朋友圈里，火车站附近已开启了“看海模式”，有人戏言，这个年头，家里不光要有车，还得备条船。

夜里，雨点如鞭子般敲打着窗玻璃，令我难以入眠。想着公司还在等米下锅，我便披衣起床，擎着雨伞到办公室。街道已成河床，流水哗啦啦，我的运动鞋瞬间便如漏底的小船。好在公司离我住处只隔两条街，十分钟后我便走到公司所在的大杂院。

走到公司楼下，我正要打开手机电筒，却听见楼上有女人的浪笑。我吓得起了鸡皮疙瘩。神色稍定，抬头仰望，却见公司所在楼层灯火通明，我顿感狐疑。

我蹑手蹑脚摸到楼上，正要打开房门，却听见王越的声音：“来来来，再整三盅！”接着又是女子轻狂的笑声，尖厉与沙哑交替。

我愤怒的火焰瞬间从胸腔里往上蹿，拎起脚就想把门踹开。想想还是不妥，便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将窗户撬开了小缝，眯着眼向屋内打量。只见王越光着膀子，左手拎着瓶红酒，右手端着高脚玻璃杯，正与两名女子对饮。黑衣皮裙黑丝袜者，披散着黄发，身形纤细。红衣红裙者，彩发根根直立，胸前鼓鼓囊囊，个矮丰腴。这种轻佻的造型看起就是站在街边四处瞄，或是发廊里跷着二郎腿、叼着卷烟的那种女人。黑衣女子将酒浆灌入喉咙，杯底朝上亮杯，酒液顺着她的脖子淌下，浸入胸衣。

我厌恶地转过身去，却听声音沙哑的女子问：“王总，明天带我们去哪儿玩？”

“带你们去牦牛坪，好不好？”王越嘿嘿笑道。

“好啊好啊！跟着王总就是好吃好玩。”声音尖厉的女子附和。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大概知道王越至今没有业绩的缘由。

次日晨，王越对我信誓旦旦，他虽然没能拉来单子，但他决不放弃，还要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我深吸口气，尽量保持面色平和。我点了点头，心里已有盘算。

王越开着他的二手桑塔纳在雪山大道上奔驰，我开着借来的野马跑车隔着五百米尾追。跑车发动机2.5T，加速快，跟辆破车容易，但又不能引起警觉，只能忽快忽慢地跟着。我戴了顶棒球帽，脸颊上粘了两绺胡须，配上蛤蟆镜，穿上迷彩服，任他王越再有心计也不易将我认出。

在牦牛坪，王越找到株虬曲盘旋的歪脖子老松，把防潮垫铺在树荫下。他从车上拎下两箱啤酒，还有水果和披萨。我将野马藏在雪山大道旁的山坳里，带了个有长焦镜头的小相机，匍匐着爬到距他们五十米左右的灌木丛中，找了个可以拍摄正面的角度。在长焦镜头里，我能清晰地看到王越左搂右抱，和两个女人开怀畅饮，还看到王越将几张红票子塞到两人的胸口。我不忍直视，匆匆拍了些照片便撤回城里。

周末，我请王越吃饭，约了三五个员工作陪。我连敬了王越三杯“雪山清”，顿觉脸上火烧火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从背包里取出个信封，递给王越说：“小王，公司开张三个月了，这是你的工资。”

“马老师，咱俩不是只拿提成和奖金，没工资吗？”王越诧异道。

“三个月了，你没有什么业绩，提成没有，奖金也没有，你总要生活嘛！”

“别那么客气，我退伍安置后，还有点积蓄。”王越把信封推还给我。

我按住他的手，又掏出个信封：“你看看这个东西。”

王越从信封里掏出叠照片，扫了几眼，他的脸瞬间青白：“你跟踪我？”“这就是你这周的业绩！”我冷笑，“之前的三个月，你咋过的？”

桌上花花绿绿的照片，是我昨天在牦牛坪拍摄的。喝酒、碰杯、往女人胸前塞钞票、搂着女人躺平，有几张不堪入目。

面对几名同事，王越的脸由白转红，由红转黑。

我把手移开，指着桌上的信封：“这三个月工资，你如果不要，我也不勉强。”

王越立刻将信封揣到衣兜里，换了个腔调：“老马，你既然不仁，莫怪我不义。我要收回股金，跟你这种书呆子玩不成！”

“好啊，我现在就给你！”我又掏出个信封，“这是你的，连同三个月的利息，我不会亏欠你。你说得不错，我就是个书呆子，被你玩了整整三个月，现在如梦方醒！”

我把信封狠狠地砸在餐桌上，转身扬长而去。

其实我要感谢王越，如果没有他，我将永远栖身公门，不敢自作主张。或许我将永远拿着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淘生活，对外面的世界采取屏蔽态度。或许我真如那个领导所言，到大街上讨口都要被狗攮倒。幸而王越推了我一把，让我离开体制换种活法，不管前边是深渊还是火坑，我还是跳了下去。万一这既不是火坑，也不是深渊，而是一江春水呢？

第二天下午，我到公司查询财务状况。出纳说，王越刚从账户上支走了两万。我有点蒙，便把辞退王越的事告诉了他。出纳表示很无辜，因为之前王越还是股东，是总经理，他有权转账取现。我苦笑说，这是我的失误，不是出纳的问题。我明白，作为小微企业，会计是外聘的，一个月才来取单子做账，不可能事前监督。看来王越与我打了个时间差，在离开公司前狠咬了一口。我坦诚相待，他背后插刀。在权谋之术上，永远是小人的主场。

我打电话给王越，果然无人接听。再打，依然如此。我跑到王越的出租屋，敲门半天无人应答。房东说，王越昨晚上就退房走了，据说是回C县，看来王越提到钱后已逃离L市。我知道C县是王越老家，但不晓得具体在哪个镇乡。无奈之下，我向公安报案。公安说，这是你们公司内部事务，而且王越的股东身份并未正式变更，严格来讲，他现在仍是股东。我知道，涉及法律问题，我又进入了盲区。

我决定去C县找王越，在十多年前，两万绝非小数。

我驱车千里赶到C县，找到在县政府供职的文友，让他帮忙查找王越出生的村庄。C县人口不多，也就二十万左右。文友带我去相关部门查找十年来征兵的情况，很容易便找到了王越的档案。他出生于距县城五十公里的花椒坪，那是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在文友带路下，我们于当晚天擦黑前来到那个山坳。没有想到，如今城乡同质化日益严重，却未对花椒坪构成影响。没有上山的车道，也不通电，缺水，连植被也稀薄。人畜饮水靠的是房前屋后的小水窖。我没有想到，这里仍有人居。文友带我猫着腰步入低矮的土坯房，适应了很久的昏暗才看清室内。地火塘里的火焰忽明忽暗，绳索系着吊锅，从房梁上坠至火塘上空。火塘旁边坐着个老妪，看起来已年逾七十。她正用长把勺在锅里搅动，锅里熬着南瓜粥。文友说她就是王越的老母，我赶紧叫了声大妈。我问家里有几口人。她说，丈夫已死了三十年，上山打猎被黑熊把脸都撕烂了。三个儿女已各自成家，外出打工。小儿子王越当兵退伍后在城里上班，昨天刚回，今早又走啦！我问她晓不晓得王越去哪里。她说就在山下的县城里，干啥不晓得。我环顾左右，叹了口气，从衣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她，便转身离去。

王越的母亲在后边喊道：“你们是王越的朋友吧？见了他，把我的话带给他，出门在外不容易，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子骨。你们不晓得，这娃娃从小身体就单。那时候，我们家里穷，连鞋子都买不起，他上学都是光着脚板跑几个山头！”

我说：“大妈，您的话我会带到，回吧！”

看着伫立在山风中的老妪，我倍觉酸楚。假如我的母亲还活着，也该有六十多了，她会不会也像这个老妪般站立在风中翘首期盼。我真想狠狠扇王越两耳光，告诉他，你老妈还在山沟沟里牵挂着你，有妈的家才是家啊！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C县的大街上，寒风在我脸上肆无忌惮，如刀刮斧劈。我打算在此度过一个孤独的夜晚，然后回L市。看到王越的家境，我知道要回那两万块钱已无望，就权当扶贫吧，尽管我也饥寒交迫。

我找了个街角的小酒馆坐下，点了杯白兰地暖暖身子。我刚坐下，目光无意间落在三米开外的酒桌上，感觉那背影如此熟悉。越过那个瘦削的肩膀，只见个浓妆的女子面对着我，朝天空吐了口烟圈。我心脏怦怦直跳，想不到世界如此之小。

我定了定神，把酒杯端着，装作无聊状，像个醉鬼般歪扭着身子走过去，坐在王越身旁的空凳上。我端起酒杯向那个抽烟的女人举了举，自饮了一口。

“哪来的醉鬼，滚开！”王越喝道。随即发现是我，脸色大变，声音颤抖，“老马，马老师，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强抑住心中的怒火，转身对那女人说：“我跟他有正事要谈，你回避下！”

抽烟女子走后，王越问：“你是为那两万块钱？”我说是。

王越说：“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再次跟踪我！”

“今天我已到了花椒坪，见到你老母。”我尽量平心静气道，“看到你的家境，我已不打算再去找你。不想遇到了你，真是苍天有眼。你老母亲在家衣食无着，你却拿着我的钱在外喝酒玩女人。我已报案，这钱，你不想还也得还。”

“钱都还了赌债啦，马老师，不，马大哥，我真是没钱了。”王越哭丧着脸。

“那我打电话让警察来？”我怒目圆睁，“这钱，你还，还是不还？”

“我在县城做点小广告，警察就别喊啦！马大哥，你给我点时间，欠你的钱，我会还的。”

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纸笔，让他给我打个借条。他写好后，我把借条装好，把杯中的残酒干掉，便离开了C县。

我原以为王越的事情可以暂时搁置，哪知并未消停。我刚回到L市，便接到电台广告部的电话，说王越欠了他们三万块的广告费，如今已经失联。因为他是我的合伙人，只能来找我。王越在公司业绩全无，却还与电台合作，这倒在我意料之外。我向电台了解王越还与哪些部门有过合作。他们说报社和电视台，也曾有他的业务。我不禁扼腕长叹，我真是小瞧了此人。好在他现已退股，不会再给我带来更多麻烦。我把情况如实向电台说明。他们表示，既然如此，他们只好追究王越的法律责任。我知道，不论是电台还是我的小公司，追回王越的欠款，要等到猴年马月。

如今，公职已经辞去，我失去了唯一的倚恃，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公司独资后，我开始明白，对于企业而言，排场不重要，形式也不重要。我毫不客气，将王越带来的大部分人解聘，留下五六个能做事的人。虽然冷清了许多，但压力也减去不少。员工工资少了三分之二，我瞬间轻松。

我重新调整了公司的方向。广告业挣钱快、利润高，但竞争大，还需要有人去跑，不是我的优势所在。做出版吧，其实就是为出版社和印刷厂做前端。出版社是国企，小公司只能打下手。印刷厂承担着制版印刷的流程，而且投资不小，小微企业难以扛鼎。也就是说，要干出版，像我这种人，只有做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前端，吃点他们牙缝里漏掉的碎肉碎骨头。但小公司也有优势，业务灵活多样。就像小船，比大船省力，更易掉头。出版社和印刷厂吞吐量大，往往在排版设计上潦草应付，不能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我恰好在设计上有优势。我毕竟有专业背景，又爱好艺术，十数年坚持创作，比起印刷厂设计部的那些人，更有职业优势。如此分析，我看到了微渺的希望。

此后，我真的在平面设计领域站稳了脚跟，成为L市设计行业中的领跑者。

四

李小倩打我电话时，我正要找个平面设计师，而她恰在业内打拼多年。

人民公园里有株高山榕，微风吹过，肥厚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我俩坐在树荫里，斑驳的阳光洒在她清瘦的脸上，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我之前见过的女性设计师，要么久坐肥胖，要么相貌平庸，要么奇装异服。李小倩不同，她身形纤瘦，鼻梁高挺，皮肤白晳，浅蓝色的休闲西装，白色板鞋，颇为清雅。

我问李小倩：“为啥离开原来的公司？”

李小倩微眯着双眼说：“原来的公司已经破产，老板回农村组建打井队。您晓得的，这几年天旱，很多地方都打井，有些打到地下三百米，打井还是挺赚钱的。”

“我对打井没兴趣，冒昧问下，你们公司是怎么垮的？”

李小倩微微笑道：“难不成是我搞垮的？我就是个设计师，经营的事，我不懂！”

我其实认识她说的那个老板。他是河南人，到L市后娶了个本地老婆。本来他与传媒行业八竿子打不着，因为那个老婆与L市的宣传部部长有拐角亲，他便干上了出版和广告的行当，省级出版社拿不下的项目他能拿。短短几年，赚得盆满钵满。住别墅，开路虎，梳个大背头，发油擦得贼亮，十足的暴发户。岂知宣传部部长调任L市副市长，又在副市长任上入狱。河南小老板也没了靠山，便组建了个打井队，也算是头脑灵活。南省连续六年大旱，这两年L市亦旱象严重，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只能靠打机井，有些村寨开掘至地下三百米才找到水源。打井，亦不失为好营生，李小倩所言不虚。我认识几个水果种植户，都得花几十万打井。

李小倩从随身背的电脑包里取出两本画册，让我看看她设计的成品。

她说：“马总，咱们都是干这行的，简历我就不给您啦，能力更重要。”

她站起身，目测有一米七的身高，像竿瘦竹，这在L市的女性中是少有的。

我开玩笑道：“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来应聘平面设计师。不委屈吗？”

李小倩说了真话，她是杭州人，母亲得了癌症，需要钱治，她的考研计划暂时搁浅。她是南省美院毕业的，男友是L市人，便随男友到了此地。她来应聘设计师，是要给母亲挣点医药费。“五险”可以不要，但工资至少五千。

在L市这样的四线城市，对于私企而言，月薪五千已是上限。我快速翻了下她设计的画册，感觉颇有灵气，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语言，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还额外送了“五险”。她毕竟是科班出身，上手快，而我急需设计师。此外，她母亲病重，需要钱，我能多给点工资，也算是小小的捐助。

赶走王越后，我独资经营，先后请了五六个设计师。这些设计师，有专职，也有兼职。有个小夏，平面设计有创意，效果常出人意料，但他不会使用印刷厂的那套排版软件，也不学。他脾气挺大，时常与客户吵架，总要我出面调停。还有小崔，排版熟练，但有匠气，设计完全没有感觉。让她排本16开的书，三五天就弄成。但她的设计，太过于平淡，必须坐在她身边指挥。或者说，在设计方面，她只算是我的延伸手臂。好在小崔动作麻利，伶牙俐齿，客户也买账。她人热情，随叫随到，周末加个班毫不抱怨，在年轻人中少见，这也是她能长期留在公司的原因。小夏和小崔都是科班出身，小夏毕业于南省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小崔毕业于南省艺术学院的视角传达设计专业。他们回来的初衷，本是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无奈考了几年都铩羽而归，只好暂栖于我处。两人各有侧重，只能都用。后来小夏结了婚，离开了L市。小崔还是没考上公务员，不过结了婚，生了个儿子。我让她休息了半年，还发了全额工资。小崔说，她没见过我这么仁慈的老板，跟着我没错，便一直留下来。

公司渐渐走上正轨。有时接的活多些，需要救个急，就请印刷厂的王霞来帮忙，可她要下班了才来，或者周末才能就位，救次急，也得千儿八百的。王霞的综合能力超过小夏和小崔，排版、设计都能上手，做得有模有样。只是她年龄偏大，设计理念仍停留在十多年前，没有时代气息，少不了我对她设计的样稿改进提升。除了王霞外，还有赵磊，是个跨度极大的设计师，四川人。他挺有趣，有活的时候就干活，没活的时候就跑出租。他说，坐在家里设计久了，就想开车四处跟人“谝壳子”，去机场和火车站拉人是最好的方式。有设计的活，他就不去跑车。他干活计件，一本画册打包论价，干完结账两清。有时乡镇请他下去做设计，他也乐意，跑到乡下把活干完再返回。请赵磊干活，要付钱爽快，还得看他有没有时间。如此，还是受制于人。

后来，总算找了个阅历丰富、能力也强的吴涛，排版、设计都很在行，书籍的装帧、户外广告和展厅的设计，他都能触类旁通，也能虚心听取客户的意见。我像当初相信王越般相信吴涛，也放手让他管理公司。吴涛在业内打滚很久，知道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复杂，即便有我的授权，他也不愿轻易得罪员工。他心里很清楚，他在公司只要完成指定的业务，按月拿到工资即可。员工违纪，他置若罔闻，这使他的管理职能形同虚设。我好多次示意他加强管理，他笑笑，不置可否。一方面，他谦虚谨慎的态度反而令我心生好感。另一方面，我只有亲自抓管理，使得我里外都很辛苦。

但我其实涉世不深，后来我才发现吴涛的谦虚是装出来的，他寡言少语的背后暗藏玄机。吴涛待过的公司多，熟悉的客户也不少，这是他的优势，对我却有威胁，所以他故意在我面前装出唯唯诺诺的样子。不过天长日久，总会露馅。有次我到设计室与他商量个事，他却快速地将正在设计的页面关闭。其实在他关闭页面的瞬间，我已察觉了他的猫腻。我看到，他设计的书刊不是我们公司接的活。但我暂时没有确定，所以没吱声。后来，我又借故找了他几次，发现他总将电脑的页面快速关闭。我没说什么，但心生狐疑。其实，他已知晓我察觉他干私活，只是没说破而已。从此，他更沉默寡言。那时候，我应当与他沟通，给他加薪，或是制止他私自接单。后来我才想清楚，他帮别的公司干活，虽说是挣外快，但却成了与竞争对手联手整我，因为L市的出版总量极其有限。而他私自接单，就是和我的公司竞争。而我资质愚钝，且有妇人之仁。我在没有想明白的时候，就显得极为大度地对吴涛说，你有私活也不必掖着藏着，只要把公司的活计做好就行。有我这句话，吴涛变得肆无忌惮，更把时间大把花在私活上。我交给他的设计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我忍了又忍，还是没下逐客令。直到有天，我在走道上听见他打电话，他说老马什么活都接，又赚不到什么钱，真是主将无谋，累死三军。他又说，开公司就要像他的前任老板，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我终于明白，我与吴涛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经营理念的不同。我想细水长流，把公司做成百年老店，百年不成，十年也成。吴涛是想挣快钱，随时准备走人。既如此，便没有合作的余地。我把工资和提成结算给吴涛，让他辞职。他笑了笑，似乎早已料定，收拾了东西便走。当然，他带走的，还有不少客户资源。

李小倩来后，果然快速上手，很快替代了吴涛的位置。她的能力与吴涛相当，她的热情和沟通能力却远在吴涛之上。李小倩建议我不能光靠客户给活做，公司应当有自己的常规产品，我深以为然。李小倩到任的首个项目，便是做L城的当代名人画册。那几年，盛行出这样的书。有些官员要为自己树碑立传，有些赚了钱的老板，也要请人写点文字留名，蔚然成风。李小倩正迎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她建议我找些企业，找些写手，为那些企业老板写点小传，然后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可以收费，少则数千，多则几万。此外，再收录些本地的文化名人传记，使之显得全面和风雅，然后请地方官员写个序。如此，这样的画册便可“登堂入室”。

我问李小倩：“你这主意哪来的？”

李小倩哑然失笑：“我这策划根本没什么创意可言，不需人教。我们美院的那些老师，课余时间都做点小生意，读书时我就勤工俭学。我毕业后在省城出版社干过几天，出版过类似的画册。我发现L市还没这样的正规出版物，不妨一试。”

出这种名人传记、名人画册，我起先是不屑的。这些所谓的“名人”，都是自己掏钱买来的，只有极少数撑门面的真名人。那些老板倒也无妨，他们有钱，想做“儒商”，有个名人的光环罩着，或许可以忽悠那些县镇乡官员，可是苦了那些掩耳盗铃的乡村老秀才。以前我在电台时，有几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坐车上百公里，从遥远的山村来找我，给我出示他们的证书，比如“世界华人作家协会理事”“国家画院授予功勋艺术家”“中国当代文坛八骏”，诸如此类。有证书、有奖牌，还有画册或文章汇编。他们的目的是要媒体宣传推介，扩大影响力。我不知费尽多少口舌才婉拒了他们。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们被骗，给他们留点面子。我告诉他们，以后凡是让你们交钱评奖的，不要参与。他们立刻便否认交了钱。我又告诉他们，评奖以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这些官方机构为权威。他们立刻说，某某画院归全国政协管，某某协会归全国人大管，比文化部和文联级别高。我知道扯不过这些爱慕虚荣却胸无点墨的乡村秀才，只能赔着笑脸。

我告诉李小倩，名人画册不是不可以做，但要有个底线。那些为富不仁者不能入选，还有农村里那些自以为全国闻名的乡村秀才不能入选，他们辛苦攒点养老钱不容易。当然，做项目要有利润。李小倩打趣我说，想不到马老师还有底线思维。放心，咱们既要赚票子，又要有面子，还得竖牌子。我说，好啊，就等着你“三子登科”。

李小倩果然是个行动力超强的女人，她把策划案提交后，便马不停蹄地组建了个拉赞助的团队，底薪两千，提成30%。很快，这几个人便在L市的大街小巷忙碌起来，风吹日晒也好，雨雪交加也罢，他们确实不知疲倦。如果不出工，他们就在公司不厌其烦地打电话，令我想起卖保险的、搞房地产促销的、开装修公司的。最辛苦的，还是李小倩。他们拉回的单子，她要迅速安排设计排版，然后把小样传回客户认可。她经常熬夜加班，凌晨两三点，设计部还时常亮着灯。

看着公司灯火通明，我就想起王越，他在时是熬夜与女人鬼混。李小倩却是熬夜排书稿、做画册，人与人，的确有天壤之别。

我起先对这部名人画册并不抱希望，只是想着不要挫伤李小倩的锐气。没想到，我并不看好的东西，却很有市场潜力。他们不仅将L市内的大多民营企业老板纳入其中，还把部分官员的光辉形象也收到画册里。那几年，有关部门对官员的宣传管得不严，为了宣传其政绩，或宣扬其“奋斗史”，他们也乐此不疲。我甚至没想到，他们把L市在外发展的企业家也收入画册，有些名字我都没听过，可见李小倩还是铆足了劲。短短两月，这本画册页面已经过半，拉到的赞助也有数十万之多。

春日的周末，难得闲暇，为了表达我对李小倩的感激，我约她和男友吃饭，她爽快应允，却只身前来。我对她隐身的男友心存疑虑，却不好多问。L市很少杭帮菜馆，我费了周折找了家清淡口味的，点了糖醋鱼、东坡肉、素炒虾仁，外加海菜芋头汤，虽然不及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地道，但总算与杭帮菜挨了边。至于海菜芋头汤，则是正宗的L市风味。对我的细心，李小倩深表好感，她说虽然来南省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对胃的，虽然重庆火锅、川滇湘菜她也能吃，但总觉得少了淮扬菜，生活缺了点什么。

说到这里，她看着我嫣然一笑：“马老师，想不到你还是挺有情趣的。”

我想说你想不到的多了，我还想说我棋琴书画皆精，我还想说我十七岁就在期刊发表小说了，但我还是忍住，不让她觉得我轻佻。

饭后，我约李小倩到全民健身中心溜达，她欣然应允。我们顺着镜湖湖堤走到广场，大约三公里。李小倩说累了，坐下休息，我紧挨着她坐下。晚风吹拂，将她的长发吹乱，有几根发丝掠过我的脸，有缕淡淡的栀子花香。

“快看，那只老鹰！”李小倩伸出细长的手指。

我看见晚霞映红的天空下，有只硕大的纸鸢被制成苍鹰的外形，展翅滑翔，双眼如炬，似在搜寻地上的猎物。有个须发皆白的老汉，带着孙女在地上牵着纸鸢奔跑，银铃般的笑声，如溅落湖面的石子。

“曹雪芹写过《南鹞北鸢考工志》，就是介绍纸鸢的制作方法。”我有卖弄学识之嫌。

李小倩并不理会我的扬扬自得：“人生多像这只风筝啊！纵然你飞得再高，总有人掌控着你飞行的方向。那根线一断，只能被风吹到不可预测的命运之中，或者一头栽倒，跌入尘埃！”

“你是说我吗？原在体制中时，就像飞在天上的风筝，被那根线牢牢控制。如今线断了，一头栽倒在茫茫俗世之中。”我有些敏感。

“谁不是这样呢？”李小倩轻叹口气，“马老师，我还是挺佩服你的。听说以前你在电台也混得不错，在文艺圈颇有影响。你能舍弃旧有的物事，挺有勇气。”

“我离开体制，无非是渴望自由，结果是更不自由。”我嘟囔道。

天空悄然拉下帷幕，李小倩不再说话，只是凝视着渐渐变暗的天空。无意间，她将头倚靠在我肩上，那种混杂着栀子花香的女性气息瞬间包裹了我。

我突然有种心动的感觉。我有好多年没有动心了？十年还是八年？我闭上眼睛，享受着突然而至的各种幻象。

……

本文为节选，详情请参阅《四川文学》2025年第8期

杨义龙，曾用笔名一苇、舟夫，20世纪70年代生。作家、评论家、书法家，1987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出版有《遥远的部落》《桃李春风一杯酒》《喜鹊窝的秋天》《小河淌水》《云开雾散》《洱海祭》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暮色中的马群》，长篇报告文学《爱如长风》，长卷散文《无量长歌》，并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书法作品等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黄河文学》《大家》《边疆文学》《滇池》《大理文化》《人民日报》《文艺报》《青少年书法报》《云南日报》《湖北日报》《青岛日报》《惠州日报》等各级报刊发表，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获小奖若干，获“文化名家”“高层次人才”等荣誉若干，皆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