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烽火淬炼文艺筋骨，岁月沉淀精神底色。在这条艰苦卓绝的民族觉醒与抗争之路上，文艺作品发挥了难以量化的精神作用，成为射向敌人的一颗颗“子弹”、掷向侵略者的一支支“投枪”。

《四川日报》“天府周末”副刊循着文学、美术、戏剧、影视4条脉络，梳理跨越历史长河的抗战主题文艺创作，推出“烽火号角——文艺作品中的抗战”特别报道。这些熔铸了血与火的经典作品，既保存了峥嵘岁月的民族记忆，更照亮了和平年代的前行之路，展现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本期，就让我们在历史的回响中，感受文艺作品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在抗战的连天烽火里，四川作为大后方，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着物资，更是文化抗战的关键据点。众多作家如巴金、艾芜、沙汀、王火等，以笔为枪，用一篇篇饱含热血与激情的经典抗战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精神状态。他们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文学传递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中国作协原主席铁凝所说：“抗战中的文学就是抗战精神的丰碑，它已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和道路。”它们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王火

以经历为创作源泉，书写抗战史诗

王火，本名王洪溥，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文学战士，一生都与文学和抗战紧密相连。 自194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他的创作生涯长达81年。那些在战火中目睹的残酷景象、亲身经历的生死考验，成为他创作生涯中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

他曾以笔名“王公亮”在上海《大公报》和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长篇通讯。这些文字如同一把把利刃，撕开了日军残暴罪行的遮羞布，让更多人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轰动。

王火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堪称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

这部作品以国民党上层官员、法学权威童霜威及儿子童家霆的家庭变故和人生遭际为主线，展现了抗战时期半个中国的全景画卷。童霜威由消极避难、保持名节，到鄙弃国民党独裁统治、投入民主运动的行列；童家霆在时代风云的锻造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光明。

在他们的故事里，有在战火纷飞中对正义的执着坚守，有在颠沛流离里对家国的深沉眷恋。无数读者透过这些细腻的文字，真切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挣扎与奋进。

《战争和人》三部曲分别于1987年、1989年和1992年出版。1993年7月，以《战争和人》为总名的套书出版，一时间反响极大，将人民文学奖、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一一收入囊中。

王火曾说：“我要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用文字真实地呈现给后人，让他们知道先辈们是如何在血与火中抗争，如何坚守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作家阿来在为王火传记《火铸文心》撰写读后感《文心诗魂，火铸乃成》时，特别提及《战争与人》这部曾被王火“自焚其稿、年过五旬重写”的作品，称其凝聚了“多少个‘迟迟钟鼓初长夜’”的心血，更感慨从书中能“认知一个时代，认知一个时代的寻路青年”。

巴金

为民族存亡而呐喊，传递抗战决心

巴金在抗战中是一位坚定的抗争者，不仅坚持文学创作鼓舞民众抗日斗志，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文艺界活动，参与创办和编辑抗日刊物，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也就是后来的《烽火》杂志，用文字传递着抗战的决心与力量。 1938年5月，广州城“几乎每天都有空袭”。在这样的氛围中，巴金于轰炸间隙，在临时栖身的陋室里，写下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前3章。

每一次凄厉的警报响起，他就不得不中断思绪，匆匆收拾稿纸，躲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洞外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和房屋倒塌的声音，洞内是摇曳的烛光和作家紧锁的眉头。这种在死亡威胁下抢写篇章的坚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化抗战的生动缩影。

此后，他怀揣着未完成的手稿，在战火中辗转多地，先后到汉口、桂林、上海、昆明等地，直至1943年，《火》的第三部才在昆明定稿。

《火》通过3条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的叙事线索，构建起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文学画卷。

第一部聚焦淞沪会战至上海沦陷，主角是一群知识青年。他们在战争中觉醒，自发组织起来救治伤兵和收容难民。第二部将镜头拉向内地战场，展现战地工作团深入大别山区，动员民众抗战的艰辛历程。第三部以昆明大后方为背景，围绕知识分子田惠世创办并支撑《北辰》杂志展开，聚焦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境与抗战坚守。

巴金曾直言，《火》是一本“宣传的书”，希望传递“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的信念，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生命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精神层面构筑起一道炸不垮、摧不毁的钢铁长城。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巴金等作家在抗战时期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颠沛流离，把最好的时光交给了国家。巴金的作品体现了不论什么时候，面对困难，从个人到民族，都应当有一股不能摧毁的信念，就像巴金在小说《火》里所表达的，一个民族会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艾芜

从浪漫到现实写作，反映底层百态

青年时期，艾芜为追寻不一样的生活，弃学远行，在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漂泊，在底层过着贫困流浪的生活。正是这段独特的经历，成为他早期创作的灵感源泉。他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描写“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充满异域情调，富于传奇色彩，呈现出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风格。

1944年，艾芜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彼时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现实，让艾芜的笔触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抗争。他的作品多以抗战生活为题材，着重描写农民的苦难和反抗，揭露黑暗统治，文学风格由浪漫主义转向深沉的现实主义。

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山野》成为他创作成就的主要标志。《山野》以抗战时期的乡村为背景，展现了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与抗争，以及在面对日军侵略和地方恶势力压迫时的坚韧与勇敢。艾芜通过细腻的描写，将农民质朴的情感、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侵略者的仇恨，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底层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力量。

学者陈思和认为，抗战文学的价值在于让文学回归生活现场，在苦难中挖掘民族精神的韧性。艾芜的创作转变正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扎根底层生活，以现实主义笔触记录民众的抗争，让文学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

沙汀

揭露痼疾针砭时弊，文笔辛辣讽刺

1932年，沙汀加入左联，从此踏上以笔为武器的抗争之路。1938年，他奔赴延安，同年11月随120师到晋察冀边区，亲身感受战争的残酷与战士的英勇。

1939年春天，沙汀随贺龙到河北，不久写出报告文学《记贺龙》，又名《随军散记》。文章以随笔的形式，生动再现了贺龙在晋察冀边区的战斗生活经历，真实记录了贺龙不畏艰难、坚定如钢的革命意志，并穿插贺龙青年时代的很多传奇故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斗志。

回到重庆后，沙汀以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国统区的种种乱象，发表了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此作对国统区乡镇统治者之间围绕兵役的勾心斗角，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皖南事变后，沙汀避居故乡山区，在那段相对宁静却满是压抑的时光里，他潜心创作，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3部长篇以及其他作品。

《淘金记》写大后方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争夺金矿而引起内讧，通过一个极为普通的淘金故事，把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保甲制度的腐败、旧政权的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困兽记》通过一次小小的演剧活动失败，表现了反动当局压制抗日活动的主题，同时展现了一群乡村知识分子在重重苦闷中所作的“困兽犹斗”的挣扎。《还乡记》通过普通的“笋子事件”，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揭露抗战痼疾，针砭时弊。

沙汀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还有《呼嚎》《医生》等，表现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新主题。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将国统区的黑暗与腐朽展现出来，为抗战文学增添了独特的批判性力量，让人们看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复杂的社会现实，激发民众对正义和光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