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4月中旬，我在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参观，看到展柜那个“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番号的九年零三个月零九天里，部队官兵几乎一直佩戴着——这个带有拉丁字母“N4A”的臂章，瞬间，我的脑海便闪现出影视剧里新四军战士佩戴着这个徽章标志与日本鬼子誓死拼搏的战斗情景，也许我被影视情节吸引了，忽视了这个小小的臂章？然而此时此刻，我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用拉丁文而不直接用中文呢？要知道新四军是中国军队，用拉丁文算个什么意思呢？而且延用这么久，中间虽有闪短替换，却是有始有终地沿用到了最后一刻。这令我好奇心飙升，看了说明还嫌不够，又回到宾馆上网查询，才算弄明白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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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新四军军徽标志“N4A”，是拉丁文简写：“N”代表“新”“NEW”，“4”代表“四”，“A”代表“军”“Army”。1938年4月新四军完成整编，叶挺提出全军要“统一视觉标识”，他说：“臂章既是番号，更是精神旗帜。” 叶挺项英等 “新四军”的决策者们认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是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必须在佩戴的标识上有所体现，以利国际间相互配合，互相支持，所以，标佩的徽章标志，要有利于各国军事交流识别，确保畅通默契。用叶挺的话说，就是要“一眼能认出来。” 而“新四军”前后两任军长——叶挺陈毅，虽然任职时期不同，但思想高度契合，不仅都是名震天下，文武双全的儒将，更重要的是，他俩早年都有留洋出国学习的经历，国际视野与反法西斯的宏大格局，在他俩胸臆心间与视域天地里，是自然而然的造化天成。军徽标志用拉丁字母表达，这在都喝过洋墨水的两位军长心里，就是无二独一的共识——一枚小小的徽章标志，透露的正是新四军从初创时期就具有的开放、包容与前瞻、先锋的国际大视野、为国大担当的精神“软实力”。

盐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现存的手稿显示：叶挺亲自参与了军徽标志的设计与绘制，那幅他绘画的“持枪战士冲锋”的草图，就是佐证；叶挺秘书黄序周回忆录及其中所写细节：叶挺“伏案勾画至深夜，纸篓满是废弃草图”，则是铁证；而当年的战地记者乐时鸣，亲眼亲耳看到听到叶挺向来云岭考察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阐释 “N4A” 设计理念时说 “要让国际社会一眼看清楚我们是谁。” 亦可作为旁证。的确是，这个设计打破了只用汉字中文作标识的传统，是抗击世界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字体用“粗衬线体”突出力量感。黄序周秘书说：叶军长画的“持枪战士”，灵感来源于北伐“铁军”形象，用“跨步冲锋动态”，那是表达进击的姿势。主色靛蓝，象征革命，留出的白，象征纯洁，叶挺说“蓝色更显沉着”，可见将军本色是诗人，其审美境界，卓异非常。而为维护统一战线，叶挺接受了项英的建议，在左上方保留“青天白日徽（国民党军徽），与战士剪影叠加，以均衡视觉轻重，可见出叶挺将军的政治智慧。此方案获中共中央认可，新四军军部1938年6月《关于启用新臂章的通令》记载：“经军长核定样式，各支队即日佩用。”若干年后，中共中央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N4A”被用作会场装饰，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了新四军鲜明的政治身份。在这里，小小的徽章标志的设计与使用，已超越了一种标佩的意义，它证明了这支英雄的部队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与精神世界。

由此，让我来接着往更深处，探索一下新四军主要创建人之一——叶挺的文化情怀与精神底蕴及其成因，以及如何影响一支部队的建设，促成这支部队独有的战斗作风与精神风貌；包括后来叶挺个人身陷囹圄，却视死如归，以“大丈夫不可夺其志”的硬骨头精神，写出“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的千古绝唱——《囚歌》，他的思想根源、精神仰仗是什么？他是非比寻常的军事家，更是卓异超凡的诗人、艺术鉴赏家。我以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他身上所拥有的这两种高素质的高度一致的融会贯通，才成就了他永载史册的光辉一生？我确信——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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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凡事都有个始终，那还是从这任军长早年留洋求学的经历说起吧。首先，叶挺在苏联（1924年-1925年）德国（1928年-1932年）都留过学。那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时，叶挺被选派到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毕业三年后，又进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旁听、在“慕尼黑军事学院”进修，时长两年。1939年叶挺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在莫斯科，我懂得了革命需要枪杆子；在柏林，我明白了枪杆子需要现代化。”可见，叶挺从苏联与德国获得的真知，较之一般的将领，显然高出一筹。他是主动选择性学习，尤其在德国，他本可以去学习其它获利更快更实惠的专业，比如金融资本等等，然而他却无独有偶地在德国专修军事，其用心是为什么呢？

少年壮志未酬，侪辈当拿凌云志。其实，翻看一下叶挺少年时代的学习履历，就更加清晰明了——早在出国前，他在中国广东惠州府立中学堂、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就完整系统地接受了“中国近代三级军事教育体系”的教育，并勇作北伐先锋，投入军事斗争实践，战功勋著。从那时起，叶挺就抱定了终生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宏愿大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以为，像他这样具有中外军事学校学习的经历与学历所派生涵育出的精神修为与个人操守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正是叶挺获得宽阔的视野与卓识、才干与精神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切又都为他获得儒雅潇洒的风度，赋予了神性般的力量，进而又形成了他沉实雄厚又洒脱自如的性格，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为他下一步，在即将登场的历史舞台上——来一个靓丽的华彩乐章呢？实事求是地说，他为此做足了功课。可以说叶挺是一位难得的有理想又有方向、有准备、肯下苦又实干的、人间珍稀的宝贵之才。那么，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在网上看了他所有的影像，但是我都觉得不太像我想象的他，在我心里，他就是有多位见证者回忆他时共同提到的一个细节，即：叶挺无论行军打仗还是视查部队，随时随地都背着架照像机，一有新发现，立刻就拍照，并自制暗房冲印照片。嗯，这个细节令我兴奋不已，让我来想象一下这位军长大人在给人留影或给山河日月拍照时的样子吧？那一定看不出一丁一点儿大军长的官架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难忘这个细节？提到叶挺都会闪现出这个在他们每个所遇所见过他的人心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姿态万千的拍摄者的形象？对的、对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叶挺呀——动着的，认真的，看上去有趣又鲜活，可爱又动人的、身份是将军却一如孩童般赤诚的叶挺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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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设想组建“新四军”的，是中共中央。1937年7月，中央委派周恩来在上海秘约叶挺，提出由叶挺改编中共南方游击队，以挣脱蒋介石限制，保存抗战力量。叶挺承诺：“一切听从中央安排，部队指挥权属党”。之后周恩来建议叶挺“以个人名义抢先提案”，避免蒋介石猜忌。1937年8月，叶挺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组建新四军方案》，自荐任军长。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时间：1937年10月12日，此后被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同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宣布：“叶挺同志为共产党信任的军事家，党中央完全同意其担任军长。”至此，叶挺开启了他在新四军任军长的三年零三个月的任期，即1937年10月——1941年1月，至“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止。

现在，让我们回到1938年8月——1941年1月吧。这期间，军长叶挺在皖南云岭，即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机关，坐镇指挥新四军全军的日日夜夜。关于他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斗争与屡立战功的事迹，这里就不重提了，本文着重在叶挺利用云岭相对稳定的小环境，以他个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情怀魅力，在新闻宣传与文学艺术方面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他帮助当时著名的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和国际友人，正确认识新四军，并非国民党舆论所说的“游而不击”，使他们明白了谁在制造“摩擦”的真相；同时还扩大了队伍，赢得了人心。可以说这期间叶挺在文化新闻界广交朋友，横谈纵议中外艺术，与作家艺术家们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其实就是军事斗争在文化阵地上的战略进攻，无论是从大格局上分析，还是从个人成就上看，这样的战略进攻，不仅成就了叶挺“将军诗人”的传奇，更在舆论战场上为“新四军”赢得了抗战主力军的英雄形象，彰显了抗日战争“软实力”的至关重要性。

而叶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与他早在参加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及南昌起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骨干和北伐名将的身份，不仅与众多文化界知名人士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交集有关，同时还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与进步青年均有交集有关。1924年叶挺赴苏联留学前就与周恩来相识，并接受领导。同时期，他与朱德、贺龙、聂荣臻、恽代英、张太雷、李立三等中共重要的骨干人物也都有深度的交往。此外，叶挺还与国民党左派及北伐军同仁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历史阶段性的“同路人”，也都有过深厚的情谊。只是后来“道不同，不相为谋”，立场相左，分道扬镳罢了。但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袍泽兄弟，互相感染过，相互砥砺过，也是历史的事实。而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用今天的话说“人脉资源”广博神通，无疑为打开叶挺的精神世界，为他后来坚定不移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奋斗到最后一刻的坚贞不屈，奠定了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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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岭工作的这段时间，是叶挺生涯的黄金期，他与当时的“风流人物”的互动，深刻影响了革命的进程，也逐渐牢固了自己的世界观。尤其是他与大文豪郭沫若结下的深厚情谊，被周恩来赞誉为：“一人持剑，一人执笔，剑笔合璧为国殇。”称赞他们两人，是“文韬武略”的典范，虽然文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空领域，却因共同的理想和人格相契，成就了他们两人的生死之交，其情谊贯穿北伐、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代理主任），随军北伐。武昌战役叶挺率敢死队攻城，郭沫若火线宣传鼓舞士气，他目睹叶挺“身先士卒攀云梯”的英勇，诗赞叶挺“钢铁般的战士”；叶挺则颂扬郭沫若“以笔为枪震敌胆”。1927年南昌起义，叶挺任前敌总指挥，郭沫若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失败南撤途中，郭沫若重病濒危，叶挺和战士们一起，用担架抬着郭沫若穿越封锁线。新四军组建后，国民党质疑新四军“游而不击”，郭沫若发表《叶挺将军论》，力证叶挺“忠贞为国，功在江南”，他利用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厅长职权，秘密给叶挺输送药品、印刷设备等物资至皖南。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郭沫若在重庆组织文化界人士122人联名发表宣言，要求释放叶挺。1942年通过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传递叶挺密信给周恩来，揭露狱中迫害实情。叶挺被囚期间，郭沫若多次接济其子女李秀文、叶正大，帮助他们躲避特务监视。1942年叶挺在渣滓洞作《囚歌》，郭沫若读后热泪纵横，创作《雷电颂》呼应：“炸裂吧，我的身体！迸射吧，我的血液！”那是他替叶挺“烈火中永生”精神的再一次呼号。1946年4月8日叶挺空难罹难，郭沫若闻讯昏厥，随后写下“百日祭文”：“你是一团烈火，无情地焚毁了你自己。但你的火光永远照耀着人间！”之后，郭沫若亲自筹资出版《叶挺将军遗集》，并抚养叶挺幼子叶启光长大成人。问人间知己吾和汝，郭叶仅只一闻，便胜却人间无数。令人唏嘘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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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叶挺还投入很大精力，向当时的中外文化名流介绍、讲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新四军”在其中的战斗事迹，他对美国著名左翼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深入报道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伟大的道路》等极为赞赏，主动邀请她到云岭军部采访并提供帮助，使她深入数月写出长篇报道《中国的战歌》，向世界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人士的抗战行为给以赞扬，且每每都有惊人之语，警策之句。他赞扬史沫特莱的报道，是“最勇敢的真理传递者”。他以他的艺术天赋与学识修养，赞扬“中国现代舞之父”吴晓邦，与剧作家夏衍、出版家邹韬奋、胡愈之，著名记者范长江，音乐家聂耳、任光、何士德，版画家赖少其、沈柔坚，诗人作家聂绀弩、茅盾、田汉、冯雪峰等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著名人士，进行深度的交流，他们互相感染，互相激励，使他们由开始的同情心动，到向往到加入，他以他平易近人、以心换心，广博的学识与激情和才华，感召吸引了一批卓越优秀的人才投身云岭，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形成组建了新四军序列内外的另一支队伍——文学艺术大军。这个大军有的在编，有的不在编，很多人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认为“文化人的笔和战士的枪一样是抗战武器”。事实上，新四军地处国民党封锁区，也急需通过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向国内外传递敌后抗战的真相，以打破舆论封锁。而这些文化人、艺术家来到之后，以其切身体会与眼见为实的依据，写出了动人的篇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人虽然早已过世，但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光彩照人地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以范长江之名命名的中国当代新闻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以邹韬奋之名命名的中国当代编辑出版界最高奖“邹韬奋编辑奖”和以夏衍之名命名的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奖最高奖“夏衍电影文学剧作奖”等等，每个奖项都进行了三四十年以上，拨擢了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他们的人格光芒，像叶挺将军一样，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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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挺与当时文化名流们的交往，各种资料非常多，经过深入的调根理析，我得到了一点感悟和发现，即：对这些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界人士，他极其尊重，而且是真挚虔诚的尊重，对这些人著作作品的评价，也完全出自本我真我发自内心，由此我自然就会发现：在这里，在文学艺术界人士面前，叶挺完全不像一个军人一个军长，更像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知心朋友、亲爱者、老首长老同事、老部下老相知等等，他们都是他敬仰已久、心向往之的心仪之人。他以如此赤诚之心来待人，且身居高位，这些文化大家们怎能不感动，不给予他真诚的理解、认识乃至倾囊相助的回报呢？

说起来，若称叶挺为一介武夫，应该没有什么大毛病。但这位“武夫”热爱、重视、发挥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力量，却让我这个从事新闻出版与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深深地感动。仅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三年零三个月里，他就做出了无数可圈可点的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如在新四军组建“战地服务团”，他不仅出谋划策，找人出资，而且提供专业创作和演出平台，积极召唤汇聚艺术人才，扩大文艺队伍，包括组织排演话剧，为官兵们演出等等；他积极组织创办《抗敌报》《抗敌》杂志，把办报纸杂志当作培养抗战的勇士；把不断加大投入，扩大发行，当作辉煌的战果；把作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们发表的诗文、传递的信息，当作另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叶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在我看来，不亚于他的军事才能。接下来，让我来举几个实例吧。

作曲家何士德，根据陈毅写的歌词创作的《新四军军歌》，叶挺亲自审定，称赞是“刺向敌人的文化炮弹”。作曲家任光，创作完《打回老家去》《新四军东进曲》等作品后不幸牺牲，叶挺闻讯悲痛不已，涕泪交加。“中国现代舞之父”吴晓邦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舞蹈作品，用肢体语言感染战士，叶挺赞扬说 “比子弹更有穿透力”。赖少其创作的木刻作品《抗战门神》等，被叶挺赞誉为“刻在木板上的战报”，并下令部属印成传单散发到每个战士手中。他还把自己心爱的照相机赠送给赖少其，鼓励他多拍战斗场景，多刻画战士形象。还有诗人聂绀弩，经常发表犀利的杂文鼓舞军民。叶挺非常欣赏，时常邀他一起讨论时局时事，称他写的文章“如投枪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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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类似的故事实在太多了。那我就选三位来具体地介绍一下吧。第一位范长江，我知道他的名字时，是读了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那是两本用脚采访写出来的真实的报道，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干事时的1939年秋，曾率记者代表团访问了新四军军部云岭。叶挺亲自安排行程，全程陪同兼任讲解员，详细介绍了华中敌后战场的艰苦卓绝，包括部队的政治工作、文化生活以及面临的困难，如顽固派的限制、摩擦、克扣粮饷弹药。叶挺吁请范长江等新闻界人士“客观报道新四军的抗战实况”，揭露日寇暴行和顽固派制造摩擦的真相，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访问结束后，范长江及其同行记者在“国统区”合法报刊，如《扫荡报》和“青记”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报道，介绍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和艰苦环境，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范长江称赞新四军是“敌后抗战的模范”，纪律严明，与民众亲如鱼水。赞扬叶挺“深谙舆论力量”，为人“坦白诚恳，深明大义”。之后，叶挺又再次邀请范长江派记者团访问或推荐记者前来工作。“皖南事变”爆发后，范长江不顾个人安危，在《华商报》《大公报》等媒体上，抨击国民党破坏抗战，呼吁释放军长叶挺。

邹韬奋，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提起他，当代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办的杂志出版的书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与叶挺虽未谋面促膝，但共同抗战的信念和追求，形成了二人“精神共鸣与战略声援”的关系。邹韬奋以《生活》周刊、《全民抗战》杂志为阵地，疾呼团结抗日；叶挺在前线浴血奋战，二人都以民族解放为毕生事业。当年《全民抗战》杂志，是抗战时期发行量超30万的大刊，在邹韬奋的领导下，不断突破国民党新闻管制，刊登新四军战报，转载叶挺声明，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真相，发表《敌后见闻》，如“某游击部队”纪律严明、百姓拥戴，赞扬的就是新四军。每期刊物一到，叶挺马上组织军部人员学习，称其为“暗夜中的火炬”。邹韬奋还利用遍布国统区的56个生活书店的分店，暗中销售《抗敌报》《拂晓报》等新四军出版物。为根据地转运进步书刊、文化用品，甚至协助传递信息。“皖南事变”仅一周，邹韬奋冒死刊发社论《民主的利刃》，痛斥国民党：“抗日将士非死于敌寇之手，而亡于自己人枪下。此乃民族之痛，历史之耻！”引发全国愤慨。之后又在香港《华商报》撰文《为叶挺将军呼冤》：“叶将军北伐之功未冷，抗日之血犹温……今竟成阶下囚，天理何在？！”因此，他被国民党视为“中共喉舌”，1941年2月，他本人遭到通辑，书店杂志被查封，被迫流亡香港。不久后，邹韬奋从香港辗转抵达苏北新四军新军部盐城。此时，叶挺深陷上饶集中营，已无缘相见。代军长陈毅率军民万余隆重迎接，称赞他是“文化界之叶挺”——从精神气节上，弘扬二人一致的崇高理想。叶挺在被囚中听闻邹韬奋罹患脑癌，托人带话给他：“韬奋先生为民主受难，吾深敬之。”邹韬奋在弥留之际给中共代表留下遗愿：“望中央追认我为党员，葬于延安——近八路军，亦近叶挺将军未来之所。”毛泽东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方向。”

还有剧作家夏衍，他写的《包身工》被编入我中学的语文课本上，我没有想到叶挺与他，这位剧作家、左翼文化领袖夏衍先生，竟然是浓情血谊的战友。虽然在新四军时期，因山高路远，没能频繁会面，但共同抗战的理想和相互间的信任，使他俩成了“战略合作伙伴”。早年都曾出国留学，虽然叶挺学军事，夏衍学工科，然相似的经历使他们惺惺相惜，情投意合，命运把他们两个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系。而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则是他俩共同的领导，多次向夏衍传达叶挺及新四军的困难，要他多多支持。夏衍利用上海“孤岛”和香港文化界、工商界人脉，包括地下党渠道，如“联华进出口公司”等掩护机构和爱国人士，秘密筹集“磺胺类药品、外科器械、绷带、奎宁”等，突破重重封锁转运至皖南苏北根据地。其中还有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抗敌报》社筹集的印刷设备、油墨、纸张、胶片、乐器等。甚至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国际援助网络，为新四军争取海外捐赠物资。夏衍主编《救亡日报》时，通过“战地通讯”“读者来信”等形式传递真相。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如平江惨案，夏衍在《救亡日报》和香港《华商报》发表评论，声援叶挺和新四军的正义立场。他将大后方的政治动态、国民党对新四军政策的变化等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新四军，这在当年的白色恐怖下，绝对是玩命的工作，叶挺称赞他是“文化战线的奇兵”“雪中送炭的真朋友”，说他 “胆大心细，长袖善舞”。夏衍也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多次忆及叶挺，钦佩他“北伐名将的威望、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情怀”。感慨他的“艰难处境”，既受制于国民党又深陷内部矛盾等。盛赞叶挺在“皖南事变”中“挺身赴难的担当”和狱中“坚贞不屈的气节”，说他是“铁骨铮铮的真英雄”。叶挺与夏衍的交集，是烽火岁月中肝胆相照的动人篇章。俩人虽没有过多的朝夕相处的机会，但通过“物资的生死接力、信息的暗流传递、舆论的坚定呼应”，都在各自的战线上，为同一个目标：捍卫民族尊严——成为抗战洪峰中闪耀着智慧、勇气与信念的一道金灿灿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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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额静思，我们常说要与优秀的人为伍，那么你凭什么与优秀的人为伍呢？优秀的人又凭什么会接纳你，把你当作优秀的人呢？我以为，叶挺之所以能召唤吸引这么多优秀卓越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关键原因：首先，是他本人就是一个优秀卓越的文化人，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是文武兼备的儒将风采。他谈吐不凡，极为尊重知识分子；他开放包容，鼓励文艺大胆创作，没有条条框框，没有这不行那不行。他支持吴晓邦的现代舞、赖少其的先锋版画，并且具有国际视野，他会外语，懂文学，多才多艺，又平易近人，能与任何专业人士，包括外国来的友好人士交流，他有自己的专业军事，又有专业军事的实践，这就使他的见解非比寻常，甚至高人一筹。“良禽择佳木而栖”，只有真正的文化高人，才能吸引真正的文化高人，而在云岭文化灯塔下，聚集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艺术与新闻出版界的高士达人，正是叶挺的文化视域与精神底蕴的非同凡响——集聚起来的一支文化新军。古人言：“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就是叶挺先生出任“新四军军长”，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吧。叶挺的出任，不仅合法地保留了一支华中战略武装，还把这个武装部队从1万人扩大到9万余人，将“泥腿子军队”重塑为有理想、有纪律的现代革命武装，并把这个武装部队赋予了文化内涵进而获得了崭新的形象。而郭沫若、夏衍、范长江、邹韬奋等等文化界重量级人物甘冒风险不惜一切的鼎力相助，则证明了叶挺将军崇高的品质和强大的人格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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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承认，在我走进这个纪念馆参观前，我对新四军的认识，仅只停滞在小学背诵过的《囚歌》和影视剧里新四军的形象，是那枚小小的“N4A”军徽标志，打开了我对真正的新四军想象的大门，一如小学诵读《囚歌》时，被那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诗句感动着，而那枚“N4A”也如影随形，叠印在《囚歌》的句子中上，若隐若现，若明若暗，我知道，那是我的感觉正在寻找思想的方位。嗯，终于定格在叶挺将军身处囚牢，却不惜性命地在墙壁上刻下鲁迅先生的名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后俯案，一挥而就，写出了照彻灵魂、人格辉煌的伟大诗篇《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我连同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在我的想象里，能写出如此高华绝决又闪耀着精神光芒诗篇的人，一定要天天去干伟大的事情，怎么会去苦思冥想地创绘那小小的“N4A”军徽标志呢？高楼万仗平地起，那小小的布帛上，寄寓着叶挺军长的另一支战略部队，如前文所述，这支部队一样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命、特别能战斗、特别能牺牲的英雄部队！

4月17日上午11点左右，当我从盐城“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走出来，立刻就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紧紧地抓住，我似乎看到了那个隐秘的激情，但不是我的，而是叶挺军长的——他站在我的对面，正双手举着照相机，准备为我拍照。嗯，好！我立正，庄严地，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心诵道：您是我永远的军长，虽然我的父亲不是新四军，而是土八路游击队员，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敬仰的——是一个怀有伟大抱负和为实现这个抱负，宁愿拿出自己的所有去兑现的人。

明年，也就是2026年，是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先生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敬献给亲爱的叶挺将军。

本文首发《文汇报》2025-07-25，刊登时有删节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