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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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听说我的母舅蒋宗德家在上海，也是个革命者，是个共产党员。于是，我给上海公安局写信，找我的舅舅。

上海公安局回信，说上海没有这个人，但他们内部有个警察认识我舅舅，说他去了青岛市丹东路人民银行工作，可以试一试。

我又急急忙忙写信到山东青岛，然后就等待。

一个多月后，回信了——天哪，真是我舅舅，我的舅舅蒋宗德给我回信了！他确实是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工作过，然后转业调动到山东青岛一家银行。信中还详细地告知了我（们）他的地址。

我也回信告诉他，你的另外三个外甥（女）已经不在人间，我被领养后改了姓名，在村里当支书，妻子已经生了两个女儿，还有一个也即将临盆了。

舅舅回信既悲伤又高兴，说他一直挂念着我（们）。再次回信的时候，还寄了钱过来，说是给即将出世的孩子的见面礼。

终于有亲人的消息了，我欣喜若狂，原来在这世上，还有牵挂着我的人。

我们持续通信了两年，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女儿，叫蒋曼清。我们憧憬着有一天，和舅舅，以及我的妹妹见面。我特别期待见到她，她有名字，我又当哥哥了。

从我家到青岛丹东路，大概两千多里，我得等待时机，我一直期待着这场见面。

我先辗转去了毗邻温州，寻找台联登记过的族亲胡睦臣少将的家属，很幸运，我很快就找到了胡睦臣叔叔滞留在温州的家眷——他的妻子和儿子。

胡睦臣的儿子叫胡敬伦，和我辈分一样，比我大好几岁。他的母亲胡家婶婶说道：“一九四七年，你父亲退役，是从四川经过武汉回来，带着两个哥哥和已有身孕的你母亲，到了温州。他们在我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挑着担子先到瑞安，坐船从飞云江前往西面的泰顺，准备从那里取直道回家。”

来温州寻找父亲信息之前，我已经写信给黄埔同学会，他们给了我一张父亲黄埔军校入学照，上面写着——胡睦修，年二十四，字同献，浙江庆元人，通信：泰顺县城内刘允昌号转。

军校学员籍贯通讯地址不是我们丽水庆元，为什么会在更远的温州泰顺，我到现在也没问明白，也不清楚。

我后来还是从堂叔胡友琅给我写的信，以及后来又收入村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大致明白了来龙去脉。父亲处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今丽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时，我祖父在景宁沙湾给我父亲订过一门亲事，女子是畲族人。而我父亲见同学邱清泉大学没毕业就去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第二期，便也想步同学后尘。但祖父以他在景宁定了亲为由，拒绝提供路费，而且要求我父亲回乡教书成亲。我父亲在上海没有生活费，急火攻心便退学回乡，与父亲发生矛盾后一个人走路去了景宁退亲。后到了泰顺刚好碰见胡友琅的父亲，正从温州做生意取山路直道返回庆元。

胡友琅说，他爸爸不仅知道我父亲在景宁成功退亲，因为没有误了人家女子终身，还从“亲家”那里借了一百块定亲大洋做南下投考军校的费用；同时还加上向他父亲借了一百元大洋，回到村里的时候我祖父也把钱还给他了。

胡友琅还说，我父亲一九四七年退役后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去感谢他的父亲。后来第二年，他子承父业去温州做生意，向我父亲要了一张名片以防不测。父亲的名片上印着“一百军少将高参兼浙西兵役顾问”。

后来，这张名片果然在离家四百里的温州瑞安县飞云江渡口用上了。在他过渡口的时候，本地有些穿黄军装的士兵拦下他要“敲竹杠”。二十二岁的他血气方刚，与士兵大吵后被拉到渡口的团部关押。其间有一个军官过来巡查的时候，胡友琅拿出父亲名片说要去投诉。那个军官一看名片，立刻恭敬了起来，放人的同时，还把那个抓他的士兵拉进来让他打了两个耳光解气……

我只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寻找父亲的踪迹。

父亲拜别胡睦臣一家，带着我们经过泰顺，拜会了昔日的朋友。因为这里离家还有一百多里路，要翻越上几十个山头和多个隘口。浙闽间的洞宫山山脉奇峰险峻，为了照顾有身孕的母亲，他雇了一顶轿子给母亲；另外雇了两个挑夫帮忙挑四只皮箱，自己则挑着箩筐，一头装着二哥，一头装着我。

我才两岁多，不知道在父亲晃晃悠悠的扁担下，越过山梁，清风吹来的时候，是否会露出没有长牙的嘴，朝他微笑呢？

过了泰顺司前镇，前方就是与福建寿宁交界的古隘口——黄阳隘，隘口是明朝嘉靖年间设定的防倭关口，并设有浙闽界碑。荒废后常有山匪、残兵在此劫道，到了山底，挑夫和轿夫就停滞不前，要等有人结伙才肯走。

父亲见状，就叫他们原地等待，自己则只身一人走到隘口，只见那里静悄悄的一片，并无异样。但职业军人出身的父亲还是对着山梁上用普通话和蛮讲语大喊：上面的兄弟，你们是哪里的，我不是贪官，我打完日本人，携带妻儿老小路过宝地，并无“黄鱼”和“光洋”，你们如若不嫌弃，请下山来抽一支烟。

说罢，只见灌木丛里陆续探出几个头来，迟疑地走向隘口。他们虽然目露凶光，但见父亲大义凛然的神态。接了几支烟抽完后，便挥挥手让我们一家走了。

经过这个隘口，下山走几座廊桥和十几里山路后，就进入福建地界，父亲在福建寿宁坑底乡姐姐家住了两夜后，带着我们进入浙江境内。

父亲离家二十余载，终于带着我们回家了，浙闽间延绵洞宫山脉、峡谷、河流，父亲从这里走出去，也从这里走了回来。

……

有人告诉我，父亲曾在衡阳保卫战中身负重伤，县档案馆中有记载这个事情，你去看看。我到了档案馆后复印了一份，上面写着：“荣员胡睦修，在衡阳抗战中身负重伤，享受年抚恤金四万元，由上校团长晋升一级……”从数目上来说，这四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元人民币。而且，在国民政府节节败退，自顾不暇的时候，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哪里还领得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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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想，父亲如果像我这样，做个老农也好呀。我当了二十三年的村书记，最后是一家家去求人家不要再选举我，我现在拖着幼时冻坏、风湿的双腿，在家颐养天年，看着儿孙长大，多好呀。

可惜人只能活一次。

父亲参加过的战役很多，我在家乡庆元只找到这份父亲伤员抚恤单复印件，知道父亲在衡阳保卫战中受伤后，我又尝试着找人给衡阳有关部门写信。

我还去了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但那个档案馆太大了，浩瀚的史海中，我一无所获。我还给台湾政策办公室也写了信，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有消息了，湖南衡阳人很好，他们很快给我回了信，并查到父亲的参战部队和参战事迹，好人李岳平还给我寄了一本他主编的《衡阳抗战铸名城》，一共八百六十九页，一百六十八万字。

衡阳保卫战！那一场名垂千古的战役，每一个字都含着将士的鲜血。

我戴上老花镜，细细地在书中寻找父亲在湖南的战斗事迹。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侵华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滇缅的反攻，集结兵力进攻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常德会战至此爆发。

常德会战中彭士量、孙明谨、柴新意、许国璋四名将军殉国，团、营、连及以下的军官更是伤亡惨重。慈利战役中，许国璋少将率领一五〇师在沅江左岸抵抗倾巢而出的日军一一六师团。

不到半天，我方便损失惨重，眼见即将丢失阵地，许师长亲率四五〇团残部上阵拼杀，重伤昏迷被部下抬上船渡江。醒来后悲愤交加，在担架上训斥左右怎可抛下部队逃生，说罢便抢枪自戕殉国。

许师长乃真汉子也！

王司令电令一六二师副师长赵壁光上校接任代理师长，率领残部退至沅江右岸整理后继续战斗。

战争中就是这样，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前仆后继。在桃源战役中，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九团河南籍团长陶绍唐中弹身亡。在一百军军部工作的父亲再次补任上校团长率部作战。彼时，顶头上司赵锡田少将师长正是他黄埔四期的同学。

父亲在十二月三日率部收复桃源，一八九团共歼灭敌人六百余人。

整个常德会战，中方以伤亡六万余人的代价获得战略上的胜利，常德守城战八千将士对垒日军三万恶兵，更是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至今被人铭记。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来，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扭转战局和打通陆地交通线，防止美军的B29远程轰炸机在桂林、柳州等地设定基地，日军调集五十一万人、十万匹军马、一千五百门大炮、八百辆坦克和海空军，实施“一号作战”。

这是日军侵华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进攻。

日军相继进攻河南、湖南和广西等省，四月郑州沦陷，五月许昌和洛阳失陷；六月，经历过数次大战的湖南省会长沙再次被日军攻陷。接着日军又屯兵十万，向衡阳城形成推进并合围，意在短时间之内攻夺城池。

衡阳在当时与昆明、重庆并列为中国三大内陆城市，商贾云集，税收丰厚，大大支援了全国抗战；且衡阳地处铁路交会点，是西南方向的军事咽喉。日军欲夺取重镇后打通滇缅战场的意图。

历经多年抗战的衡阳军民怎会甘心重镇就此落入敌手？守城军民与外围救援部队同仇敌忾，开始了一场震惊世界战争史的城市保卫战。

……

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日军开始轰炸衡阳并投掷燃烧弹，很快，湘江两岸燃起大火；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敌军三面包抄，以多攻少进犯衡阳城，在飞机大炮的猛攻下，日军节节逼近，我方军民持续抵抗；二十八日，敌军实现四面合围，发动总攻，守军则在民众协助下，在工事中顽强抵抗，击毙敌军两千余人；预备十师二十八团迫击炮连长白天霖，还相机指挥部队击伤了敌军中将师团长佐久间为人，这直接导致敌六十八师团战斗力暂时瘫痪。

敌人感到惶恐：“衡阳城守军如此勇猛？”

日军同时还向衡阳火车站重要阵地张家山发动攻击。中日双方的士兵都杀红了眼，日军怀着必得的信心，踩着尸体一波又一波冲上阵地；中国军队毫不示弱，轮番上阵抢回阵地。在伤亡重大情况下，身为师长的葛先才，甚至带着工兵连和搜索连冲击山峰，与敌军开展肉搏战，且专找身材高大的日军火拼，眼见日军一个个倒在他的身下，参战官兵在四十分钟就将突袭的日军全部歼灭。

走上张家山时，葛先才脱衣擦汗，见战友遍地尸骸，又用衣服拭去泪水……众人见状，无不动容——葛师长，壮哉，真乃黄埔四期之骄傲！

日军第一次总攻，付出了伤亡一万六千人的代价；守城的中国军人伤亡四千人，衡阳保卫战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刻。

七月十一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向衡阳城投下巨量炸弹和毒气弹，衡阳城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日军步兵随后推进，妄图一举攻破城池。随后多日，我方军民在重大伤亡下依旧士气旺盛，在阵地内对来犯的日军实施反击，双方在尸体上进行拉锯战。我方工兵连伤兵昏迷后醒来，拉响手榴弹与抢占阵地之敌同归于尽……

是役，葛先才少将与黑濑平一大佐较量中，中方损失七个建制连队，日军攻击部队一三三联队三千人只剩下二百五十人，阵前尸骸盈岗，树倒土掀，殷红的液体肆意地浸染着大地，土壤直至饱和不能再吸进一滴水……

战斗一直持续，日军先后发动多次总攻，但均被守军一一击退。与此同时，外围驰援部队也八方聚拢，救援衡阳城守军，而敌寇也不断往衡阳增兵，双方层层叠叠，犬牙交错，互至对方纵深。

战区指挥命令参战部队在衡阳城外围，对攻城、四向增兵的日军双向发起攻击。但我方由于作战密码被日军破译，参与衡阳外围的解救部队被日军有效拦截，伤亡重大，长时间无法突破日军层层包围圈。

七月二十日，持续战斗的六十三师所部与战区指挥部失去联系。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才知道父亲所在的一八九团，协同全师向衡阳北面的樟木市主动发起攻击。在战斗中，父亲在离开指挥所与战士一同拼杀，被敌军击中受伤，所部官兵阵亡五百多人。

七月二十七日，王耀武司令向重庆侍从室主任林蔚致密电：“5895，战报：一百军六十三师，拂晓对来犯之敌反复冲击，毙敌三百余人，敌遗尸六十余……敌不支，回窜。我乘胜向望城坳猛攻中，是役，我一八九团团长胡睦修负重伤，士兵伤亡三百七十余，俘获敌军曹井上哲男一名，缴获步枪七支及炮弹等军用品甚多……”

这是战报的一则简讯，我不知道当天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从老兵志愿者走访的幸存一八九团老兵口里，才知道父亲和他们的部队，经历了什么。

那些曾经和我父亲朝夕相处、后来被国家授予勋章的老兵，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我的亲人，我会记住他们，并记录他们所讲下的话：

浙江瓯海老兵陈长法（1919—2019）回忆：“胡团长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很有文化，对我们士兵很好。我打的是马克沁机枪，在湖南樟木的时候，团长指挥我们向我们反扑的日军射击，我腰部被日军流弹射中，倒地时候扭头见团长躺地上口吐鲜血，我以为他死了……”

浙江泰顺老兵王友弓（1924—2017）回忆：“我们在战斗中打坏了日军两艘汽艇，还俘获了一名军曹……胡团长是个好长官，战争结束后，组织我们帮湖南百姓修建家园。”

浙江平阳县吴有柏（1921—2016）回忆：“我是吹号兵，胡团长命令我吹响进攻号，自己却倒下了。”

江苏溧阳籍少尉军需孙和生（1925—2019）回忆：“我是军需官，和胡长官朝夕相处，他有文化，打仗勇猛得很，后来，见过他的大儿子毛毛（小名），可聪明了……”

孙和生叔叔的回忆，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我哥哥年幼时的信息。

父亲随即被送到野战医院抢救，得了一命，一周后拖着病体，随部前进。

八月一日，父亲所部六十三师一八九团，在衡阳北面国清寺一带负责掩护前方攻击部队，防止敌军从北面偷袭，其间与百余名日寇遭遇，副团长受重伤，我军与敌战至暗夜。

八月二日，日军部队增兵一千余人，马匹三百从国清南下，我军为解后侧背威胁，命令九十师二九四团，由江柏堰向北协力一八九团阻击该敌，同时参战的，也还有一九四师的官兵。我军与敌接触后，便主动发起攻击。参战部队击毙敌十一军直属重炮联队中尉贝塚荣总治以下官兵百余名，缴获文件无数。

但在长达六十余里的战线上，持续多日的战斗，我方部分守军弹药匮乏，士兵营养不良，后续攻击乏力，难以突破敌方阵线，为此，参战未能有大的进展前往救援衡阳，所部受到战区指挥官严令训斥。

衡阳保卫战生死攸关之际，父亲再次披挂上阵。八月四日，王耀武向重庆侍从室主任林蔚致密电：“4355，战报：……赵锡田师胡睦修团，正面猛攻江柏堰南窜之敌，王团一部向神宁山之敌攻击，正战斗中，所部均有斩获。”

八月五日，王耀武再次向重庆军令部徐永昌等致密电：“4355，战报：赵师胡团持续攻击106.6高地，从巳时（9—11）到申时（15—17），敌四五百数度向我鸡窝山阵地攻击，均被击退，毙敌一百余名。是役，我方阵亡连长马如龙及所在官兵六十八人……”

我不断地从每一条战报信息中寻找父亲的影子，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字，都含着那个时代日寇铁蹄声音，但那嘈杂声中，中国军人不畏牺牲、勇赴国难铿锵之声，也愈发清晰。

八月四日至七日，日军向衡阳城发射四万余枚炸弹，城内即刻变成废墟，整个城池只有五幢房子完整，守军饿殍遍地。温州乐清倪学明（1920—2019）老兵口述，我军战俘被集中起来，没有受伤的就去劳动，有些战友不想劳动就让自己受点小伤，结果让日本人杀掉了。倪老逃出后参加了七十四军五十一师，衡阳城在统帅部下令坚守七到十天即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足足坚守了四十七天之久。

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役，是唯一一次日军伤亡数大于我方的大战役，中国军民用极其悲壮、惨烈的方式，赢得了国际赞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高度评价：“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衡阳也成为抗战名城，这一切的赞誉，都是无数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而我的父亲，在一次次的解围战斗中，也诠释了一名军人的铁血。

嗣后，王耀武将军在向重庆发送战役总结特地注明：“……六十三师作战英勇，入伍生四期胡睦修团长负伤……”不久后，一八九团由李灵运接任团长，师长赵锡田升任副军长，父亲则在回成都家中短暂探亲休养后，回部队任一百军军部高参。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再次发起战役，史称“湘西会战”，父亲再次指挥部队参战。这是中日双方最后一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大会战，最终以我方歼敌三万，挫伤日军士气告终。

此战后几个月，日本人就投降了，军民一阵欢腾。父亲曾命令部下，在洞口协助民众修复家园。

“呀……那天！胡长官来到我们部队，与我们烧起篝火，大家围着火堆边唱歌，终于不用打仗了……”时任一八九团机枪手的王友弓，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对着前来的志愿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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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原载《作家》202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