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谢枚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湘潭市作家协会主席。有作品多篇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文艺报》《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湖南文学》《西部》《散文选刊》等刊物上发表，已公开出版散文集及长篇小说《向阳的山坡》《一路霜晨》《生命线》等7部。获冰心散文奖、梁斌小说奖、湘江散文奖等。现供职于湘潭市税务局。

千年孤独

写下这个题目后，得郑重地声明一下，笔者委实无意模仿20世纪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名著《百年孤独》的书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是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我接下来要在这篇小文中写的却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书院。

这个书院的名字叫“涟滨书院”， 始建于1009年，屈指算来，迄今已千年有余。湘乡书院的历史可溯源至南宋，至清代有史可考者五所，谓涟滨书院、东皋书院、东山书院、双峰书院、连璧书院。在这五所书院中，赫赫标于青史的自然当属东山书院了，因为这里曾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求学的地方，伟人走出韶山冲后，在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这里还走出了陈赓、谭政等共和国的英才，可谓人才辈出。领袖、将军、诗人、学者砥砺学业，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在东山书院的史册里彪炳千秋，东山书院由此足以让人仰视，并心生敬佩。

而有着千年历史的涟滨书院呢？它似乎已被流逝的时光与尘世的喧嚣渐渐湮没。没有令人目眩的光辉，没有让人景仰的光环，甚至于已没有了完整保存下来的原状原貌。不似东山书院，虽经世纪风雨，依旧能那么幸运地把一座幽静雅致的百年学府，几乎完好如初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涟滨书院，时至今日，留给后人的却只是些碎砖破瓦般的记忆。涟滨书院的孤独又有谁人能懂？

笔者试图在零乱纷纭的记忆里，厘清涟滨书院前世今生的头绪，廓清笼罩和飘荡在涟滨书院上空的迷雾。

新的涟滨书院并不难找。它位于湘乡一中南校区内，正对着涟水，远远就能看见一块石头标牌。门楣上方那一块高悬的黑漆牌匾上书“涟滨书院”四个绿色大字，字体刚健醒目。只不过如今的涟滨书院，摇身一变成了曾国藩生平研究馆，属于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涟滨书院的身世却是摆在我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涟滨书院的前址是“湘乡学宫”，也叫“文庙”，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湘乡的这座文庙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庙，最初叫学宫。它既是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又是当时学子们的读书之所，这是湘乡开办官学的标志。据史料记载，“学宫与孔庙并建，治庙之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属之子弟肄业焉”。 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胡安国提举湖南学事时，将书院改建于涟水西岸（今湘乡一中南院）。宋代的学宫属于官办的“两庠”之一。文庙因兵火与风雨侵蚀，在宋、元、明、清四朝，先后修复、重建、扩建达七次之多。乾隆四年（1739年），湘乡文庙迁往黄甲岭（现一中北院），邑人萧衍守申议将旧学改为书院，知县徐锡仁给书院取名“涟滨”。乾隆三十五年，知县朱鉴昌作《涟滨书院记》：“上湘有书院旧矣。宋，乡贤周受业南轩张子，归与邑人讲学昆仑桥，光大朱张理学。张栻为其题词‘涟滨书院’。”“其后，真西山先生，特建学舍，嗣为‘涟滨书院’，以居涟水之阳而名之也。” 涟滨书院建在原学宫旧址上，以儒家“求道”“传道”之宗旨与“兼济天下”的政治道路相连，“中为春风堂，旁列学舍三斋，前为龙门，左立学舍门，右为考棚。”讲堂、斋舍、书楼，这个建筑群从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装饰到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右边考棚规模宏大，茶陵、攸县、安化三县因距省城较远，每届县试后若守候府试，等的时间较长，若往返两次，则耗资又大；因此，嘉庆九年，省府准予上述三县的考生就近在湘乡参加县试。这样，湘乡每年县试，来考棚应试的考生便多达二千余人。

大规模的考生集会，更增添了涟滨书院的盎然的生气。唐宋时湖南唯一的状元王蓉即出于此，涟滨书院因之声名远播于四海，湘乡文风也因此而昌盛至极。

从上述这一段读起来有些乏味的文字看来，涟滨书院其实是有着很正统的血脉的，其悠远的历史、不俗的规格、广受的关注，从中亦可窥知一二。曾经热闹非凡，其后的孑然而立，似乎又把它的孤独反衬得愈加突出，不禁让人唏嘘，扼腕慨叹。

话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来到了涟滨书院。在此之前，曾国藩连续参加了四次院试，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来到涟滨书院，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曾国藩深受山长刘元堂的影响。书院山长往往是山林隐士或地方饱学之士，而非朝廷任命的官员。出任山长的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是时的山长刘元堂，即是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在这里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赴长沙参加第五次院试，顺利考取了生员。用时下的话来讲，说曾国藩是涟滨书院的“学霸”诚不为过。在涟滨书院的一年时间，不仅是曾国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其思想认识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回忆道，“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他由此迈上了一条令天下瞩目的人生轨道。“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从《清史》里对他的这一评价中，可见曾氏的成就和地位非同一般。毛泽东亦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语之中，这是否又可视作是一份穿越时空的惺惺相惜呢？

涟滨书院所有的建筑于1956年被彻底拆掉，眼前的这座书院便是在原址上重建和把教学楼改建的。一对造型漂亮的石墩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底座是方形，往上是规则的八边形，再往上是呈莲花状的圆形。这对石墩取自涟滨书院原来的建筑，算是一个见证者吧。其余陈列的石碑则是原涟滨书院的碑刻。历经多少年的沧桑磨难，这些旧有的事物得以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已属不易，至少它们能多多少少地唤醒某些关于书院的记忆吧，这些记忆的碎片是弥足珍贵的。

现在，且让我们一道去历史记忆的碎片中，寻找并拼凑一张涟滨书院较为完整的图景吧。随着我们慢慢走进那一段烟雨濛濛的岁月，我们不禁会为涟滨书院的孤独和落寞而沉默无语。世人皆知东山书院，却忽略了同样出自湘乡这方神奇的土地上的另一座高峰——涟滨书院。是的，在这里，我要用“高峰”一词来形容它。这样的一座书院，甚至可以媲美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而闻名于世的岳麓书院。也许读者诸君肯定认为这是笔者的信口开河，但我想说的是，造化弄物的事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悄无声息地绽放与凋谢的浪花而已。

虽说历史不容假设，历史也从来没有假设，在此，还是不妨允许我来一番假设吧。假如没有涟滨书院，就不会出现“立德、立言、立功，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当然也不会有罗泽南、曾国荃、刘蓉、李续宜、李续宾等一众湘军名将，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会有同治年间“十八省总督、八十六知府、二百八十一知县、一百八十提督皆为湘乡人”的湖湘盛象，中国的文学史上，自然也不会出现与“桐城文派”并雄的“湘乡文派”。正是由于涟滨书院可视为湘军将帅崛起的“摇篮”，才会有之后东山书院、湘乡驻省中学的应运而生，致力兴学，则完全可以说是湘军将领功成名就后的“杰作”。

涟滨书院在培材育材上究竟有何秘诀，才致人才辈出呢？《同治刊湘乡县志》上记载了其办学宗旨：“致知而务博，力行之基也；修身而不怠，致用之本也。二三子抑思如是以学，其学专，则造乎圣人之室不难矣。若徒记诵章句，驰骋笔墨，唯功名利禄是务，而无补于道。”可见书院的教学并不是让学生只背诵四书五经，一味地提高写作八股文章的水平，而是以“道”为最高标准，致知、力行、修身、致用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如果仅仅以功名利禄为读书的目的，那是对“道”没有任何增益的，是不能成为栋梁之材的。从县志上另一段记载，我们可知涟滨书院虽也重视科举，但并不以科举为唯一的目的。“今学者幸生当文教昌明之会，有师儒以董劝之，有斋舍以息游之。其思何以制心，何以植品，何以应科举而不为科举之累，予以仰企前贤，远绍遗绪，则异日之升斯堂，入斯室，我湘人其必有钟鼎王国。”参加科举，但不被科举所累。在涟滨书院看来，科举虽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心、植品，仍是儒家文化中讲求的修身养性。书院教学育人的确是彻底地体现了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的精华，而曾国藩俨然已成为经世致用的标杆式人物，成为集湖湘文化之大成者。

而涟滨书院偏偏躲在历史的角落里沉寂着，沉寂到鲜有人知的地步，个中缘由诚然是一言难尽的，众说纷纭，各色猜疑的议论泛起，却大抵与曾国藩这个备受臧否的人物脱不了太大的干系。按今天办学者们爱说的话，本应该是“今天我以校为荣，明天校以我为荣”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世事浮沉，饶是曾国藩那般智者，也是绝没预料得到的。

于右任先生有诗曰“不容青史尽成灰”，风卷雨击里，好在历史的眼睛其实总是睁开的，历尽沧海桑田，唯愿更多的心灵来解读涟滨书院的千年孤独。

淹没不了的陶龛

1

一提起七十多年前就读过的陶龛学校，平常话语不多的老父亲便成了一个“话篓子”。他十一二岁时入读学校，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有关学校的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那里有三十周年纪念堂，有爱迪生院，有螺旋式的楼梯，有黄栎树、桑树和各种花花草草，甚至还有猪栏、菜畦……同样在陶龛有过求学经历的母亲，则对在学校过“六一”儿童节记忆至深。她说，这一天老师会分给学生们许多果实，如校园里采摘的樱桃、李子等等，吃在嘴里，真甜。如果说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儿时的乐园，那么陶龛学校就可谓是他们儿时的乐园了。父亲忘不了的当然还有那些老师，教语文的，教历史的，教地理的，教美术的……都有谁谁谁，父亲娓娓道来，像时刻也不曾淡忘过的名字，一生都珍藏在他人生的记忆里。父亲末了幽幽地叹了一声：“可惜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母亲在一旁抢白道：“你自己都八十多了呢，过去几十年了，还能在啊？”

我以往其实也多次听父亲提起过陶龛的事情，只不过没有放上心过。前些时日回老家竹园村，路过一处破败不堪的校址，校门上隐约可辨“陶龛学校”的牌匾，显然学校已经废弃多时了，心里不觉有些惋惜之感。此陶龛当然非父母曾经就读过的旧陶龛，系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建的，记得奠基的那一天我还去现场看过，车水马龙，来了不少人，连时任副省长都来讲了话。我当时在台下跟着人们起劲地鼓掌，把手板都拍红了。那天的阵势把一个偏僻的竹园村搅得欢腾热闹，比平常过年还不知要热闹多少倍呢。未料想只不过三十年的光景，好不容易重建的学校竟成了一片废墟。好在毗邻的涟水河边的，另一所由娄底地区重建的陶龛学校仍然存在，这多少让人心下有了些慰藉。两所学校几乎在同时重建，关闭的这所系初中，那一所则为小学。其时如此相邻着办两所“陶龛学校”，在社会上当时引起了人们的非议，无非是由于分属不同的地域，而又想争相要证明自己都是嫡系罢了。

2

涟水河畔的竹园与白鹭湾，其实就是紧邻的两个小村庄，因为1952年设立涟源县，白鹭湾从湘乡划归涟源，因此各有所属。

清咸丰、同治年间，白鹭湾有个叫罗信南的先生，他钟爱陶渊明的诗集，读后常将书搁于神龛之上，自号陶龛居士。他见居处附近有一小洲将涟水一分为二，便根据前人诗句“二水中分白鹭洲”，将居住地一带取名为白鹭湾，并赋诗道：“白鹭湾头白鹭飞，一溪清水照毛衣。自吾与子交如水，寂寞溪堂甘息机。” 罗信南曾随清代重臣曾国藩、罗泽南等率领湘军转战江西等地，后告归奉母，以赋诗讲学为业，欲开学授业却未遂心愿。晚清时期的湘军集团形成了“督抚半天下，提督遍全国”的局面，可谓盛极一时，众多湘军将领在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之后，传承耕读遗风，捐资助学，大兴教育，最典型者如今天的东山学校，一开始即是由当时的新疆巡抚刘锦棠首推兴建的。对罗信南的求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晚清直隶总督谭锺麟在文章中记载，罗信南曾卖掉田地去买书苦读，并常与朋友互相切磋学问。满腹才华的罗信南一直想办一座学堂授徒养亲，但因家里清贫而无力达成心愿，遂把其志向交付儿孙，赍志而终。

1901年，罗信南之子罗长裿官至驻藏左参赞，为继父志，以历年游宦薪奉创办“陶龛义学”，校址设于自家的“画竹园”。

笔者老家即在竹园村，在当地语言中，“下”与“画”同音，少时，即听老人们说过，竹园分上、下竹园段，所以对于一些文章里说的“画竹园”，笔者是心存疑虑的，这里且不细论。1906年，废科举，办新学，“陶龛义学”改称“陶龛两等小学堂”。当代学者赵庆云所撰《书生谬许习戎韬，万里筹边敢惮劳——罗长裿其人其事》中评价道：“罗长裿是清末中层官吏中不多见的干练之材，他以传统士子而投笔从戎，体现了时局对传统读书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他不图安逸，勇于任事，坚持安民和众的治边方略，在当时无疑具有高出同侪的眼光。”只可惜，在1912年，时任西藏督练公署兵备处总办的罗长裿被叛将钟颖谋杀，让人扼腕叹息。乡间甚至传言他还是被五马分尸车裂而死的，那可是死得极其惨烈了。

1914年， 罗长裿次子罗辀重为报父仇并惩国贼，咬指血书赴京告状，终于为父昭雪。翌年，北京政府处死钟颖，将罗长裿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此后不久，罗辀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1920年学成回国后，他毅然放弃了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诸多的优厚待遇，又一口回绝了湖南省意欲委任他为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的安排，只身回到了故乡——湘中的白鹭湾这个偏僻小村，主持其父留下来的陶龛学校。

从此他改变了罗氏家族办学仅为义举的初衷，致力于平民教育，走上了当时中国少有的素质教育之路。

3

吸引学生们的显然不仅仅是教学条件的优越，最主要的还是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育人方式。陶龛学校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实施“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无分数教学”，提倡“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一般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每期末，学校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求学情况时也没有分数，30年代按“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报告；40年代则按“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大方面几十个项目报告。在陶龛学校，师生们一天到晚都“像很忙而实闲，又像很闲而实忙”，他们玩是教学，教学也是玩，从未有过沉重负担的感觉。

每到母亲节，陶龛师生都要隆重庆祝。这一天，学生们回家，要向母亲赠送自己制作的礼品；母亲们停做家务，休息一天，一切家庭事务由子女代劳；晚上全家聚餐，子女要向母亲敬菜，祝母亲节日愉快，健康长寿。

奈国纲所著的《教育之神罗辀重》中提到，陶龛学校结合庆祝母亲节还自编有“公训教材”《孝？不孝？廉？不廉？》，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教材首先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三国陆绩在舅舅家偷了两个橘子准备孝敬母亲，被舅舅发现；另一则是晋朝陶侃在浔阳县令任上贮藏咸鱼送给母亲下饭，被母亲退回。教材最后说：“小朋友，我们要孝敬母亲，是对的；但用‘无礼’‘不廉’的方法去取得一些东西孝敬父母，这就大大不对……陆绩想要把橘子给母亲吃，尽可光明正大地向舅舅说明，何必偷偷摸摸？陶侃想要安慰母亲，只要为国建立大功就好了，何能把公家的东西作私用？”陶龛的母亲节，还经常邀请导师或名人演讲。

罗辀重先生创办了两年制特科班，下设农业科、养殖科、纺织科、应化科、木工科、文书科、社会科、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科、人民团体书记训练科、图书管理训练科等；学生结业后，学校向社会有关部门推荐录用。学校重视学生自治，成立有陶龛学生服务团、陶龛生产合作社，开辟了两个农场、几处工艺园地，作为特科班与中学实验班见习场所。学校设有三十余种课外专业活动小组，打破班界，学生可自由报名参加，发挥各自的爱好与专长，直至掌握某门技术学懂某门知识为止。一辈子都在教育界工作的父亲深有感触地说：“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素质教育啊。”

罗辀重以教育为己任，加捐田租百担，毁家办学，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学校几经新建、扩建，发展成为占地八十多亩，房屋十一栋八十七间，包括二十三间教室及食堂、礼堂、办公、宿舍、图书、仪器、医药、音乐、美术、缝纫、印刷、商店等专门场地室，建筑面积达九千四百二十平方米，还有球场、游艺、农场、工厂、猪舍、鱼塘、假山、喷池等设施，鼎盛时学生人数逾千人，生源遍及东南各省。

而陶龛学校更是以“血性”教育享誉天下。

“血性”成为了学校一张闪光的名片。

罗辀重以“救中国良药”的“血性”作为校训。“血性”就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信义”。所谓“信”就是要“诚而愚”，“血性的人，非常本色，非常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为正大，绝不虚伪，绝不扯谎，绝不欺诈，绝不取巧，绝不搞阴谋；做错了事，能自己承认，绝不嫁祸于人；答应人家的事，绝不失信，绝不失约。”所谓“义”，就是要“为他而不为己”，“血性的人，富于牺牲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危难时，能尽力去救助；只要是信之所在，仁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绝不畏难，绝不退缩，也绝不怕失败。”

一遍又一遍在心底默念这些文字，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血性，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宋明理学总结者王船山、近代学风开拓者魏源、洋务运动首领左宗棠、“烧车御史”谢振定、“中兴名臣”曾国藩、革命先驱蔡和森、女侠秋瑾、一代伟人毛泽东，无一不是以血性铸造其杰出的人格。但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俗里，血性，似乎又总会被人们一点一点地遗忘掉。归去来兮！血性罗辀重。这是永不湮没的呼声。

先生说：千教万教，要教人“求真”；千学万学，要学做“真人”。在“血性”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陶龛无处不表现“血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血性”学子。正如著名教育家周邦道所言：“学风蔚变，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 陶龛学校在当时享有“北有行知、南有陶龛”之盛誉，罗辀重的“素养教育”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漱溟的“平民教育”，晏阳初的“乡村教育”，雷沛鸿的“国民教育”均在教育史上彪炳千秋。专家、学者及外地师生来校参观访问者不绝于道，陶龛成为了一所独树特色、誉满海内外的乡村小学。

由此，罗辀重被誉为“一代宗师”也就是实至名归的事了。

4

风云百年的陶龛学校培养出的仁人志士如天上繁星，璀璨耀目。

陶龛学校曾是抗日名将宋希濂将军从小在此立下报国志誓言的母校；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张天翼先生潜心撰写抗战文学的地方；是爱国仁人志士常常集聚的地方；是为国家培养输送无数栋梁的圣地。

1937年9月18日，《陶龛旬报》在发刊词《前奏》中写道：“就是要把我们工作的园地，变成一小小的号筒，愿从这里吹奏起：民族的自由解放的颂歌，吹遍在怒吼中的中华民族人人的耳朵里”。发刊词六年后，《陶龛旬报》又写道：“血的‘九·一八’又到了，这战争是要全民族团结一致奋斗，前方的战士正英勇地狂呼，在疾进，浴血，死亡——而后方的我们也应该动员起来，准备作他们的后援队”；“我们是小学，但我们却养育在血性里。在超非常时期中，我们的血也随着国人的血沸腾起，我们愿滴尽最后一滴血，为我们怒吼的民族尽力。”

《陶龛旬报》以她独特而又鼓舞的方式，激励国人的抗战热情，发行省内外，并远销印度，日本，欧美，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实属难得；又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陶龛学校不仅是这样写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不仅组织了抗日宣传演出队、募捐队、妇女慰劳团、联防自卫队，而且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先后三十多次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献金、献鞋、献棉衣以及“湘乡号”“儿童号”飞机募捐活动，全力支援抗战前线。陶龛学校遵循血性校训（磨血，呕血，耗尽心血）培养学生精神，而且还广收抗日将士子女。鉴于此，宋希濂将军曾捐建一栋三层教学楼——“造血楼”。

宋希濂幼年随父读古文，7岁入读陶龛学校，接受陶龛“血性”教养，“血性”即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信义”。年幼的宋希濂背上行囊，从溪口出发，来到涟水河边的陶龛学校求学，手不释卷。宋希濂读了五年的小学后，14岁那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也许是因小学时期培养的文学功底与至高无上的爱国品德，他在中学时代便与同年级同学曾三创办了《雷声》校报，宣传救国救民。抗战时期，宋希濂任71军军长时，曾带卫队回到童年记忆中的陶龛校园，见到师生用木棍作抗战演习，当即安排卫队长借给陶龛学校10支步枪，让学生有机会实弹演习。

抗战胜利后，他捐款为陶龛母校建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名为“造血楼”，也是建校40周年纪念堂。后来，陶龛学校决定将此楼以宋希濂父亲之名命名为“樾山学舍”。可惜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修筑溪口水库，陶龛学校的校舍被淹没于一片汪洋中。1987年，旅居美国的宋希濂听到陶龛学校重建的消息，非常高兴，并手书了“樾山学舍”的横幅，赠送给母校。

血性根源继往来。那个年代在陶龛就读过的学子中，有许多人受“血性”的鼓舞与激励，后来牺牲于抗日战争中，这些英雄，他们大都没有留下名字。

因此，社会广泛传颂，“北有行知，南有陶龛”。这一说法不胫而走，县、乡、省各界名流均来考察光顾。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给陶龛学校题赠了“教泽世延”匾额。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周邦道先生视察陶龛学校，盛赞罗辀重先生倡导的“血性”，“救国良药”，表示“希望全国都采用”，并题赠：“以陶龛精神，救中国。”

张天翼先生曾称：陶龛与从前的晓庄乡师一样，都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

1943年，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山东抗战英雄王长喜也慕名而来，说：“我由重庆出发，经大，中，小学不下千所，其中使我感奋不忘者，唯有陶龛学校师生爱国热心，教育完美创全国之冠！”

5

令人痛惜的是，陶龛这颗镶嵌在湘中大地上的明珠却最终淹没在滔滔洪水中。

土改时期，罗辀重先生蹈水自沉，永远消失在河水里，惊鸿一瞥，如涟水河上空一掠而过的白鹭。我诧异于自古以来，总不乏有德劭高洁的文人选择那种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也许他们正是为了洗清自我的清白吧，质本洁来还去，什么都不带走，干干净净、身无挂碍，翩然沓去。留给后人几多叹息，几多怀念，和几多的敬仰，而这些，却是时间的潮水怎么也淹没不了的！

1961年，因修建溪口水库，陶龛学校全部建筑物被拆除，搬迁合并至犁头学校，称“白鹭完小”。陶龛学校辉煌的历史由此谢幕。

在一个春天的黄昏，我漫步于涟水河畔，有乡人向我指点陶龛原校址的位置。在他们的描述里，我能想那曾是多么宏伟的一个建筑群落，而今，却只能在记忆里去一点点地复原，只能在涟水河不息的涛声里去慢慢搜寻了。

一群白鹭从岸边的蒿草里腾空而起，它们在半空中久久地盘旋着，然后冲天而去。对岸的青山静静伫立着，山的倒影映在清清的河中，像一幅凝重的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