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显著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其引发的结构性变革也深度渗透至文化生态与个体精神层面。在《西湖》《民族文学》《万松浦》《芒种》《浙江作家》等文学刊物的近期新作中都可以观察到现代化进程对城市与乡镇带来的不同变化。

在乡镇场域，现代化浪潮深刻影响着地域性生态平衡与乡土文化传统。张道德《银杏树下》（《芒种》2025年第6期）里的宝山公司为了攫取资源利益对龙牙山进行无节制的矿产开采，带来山体疮痍、水源污染、粉尘飞扬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覃姜华《布柳》（《民族文学》2025年第5期）中的巴定村在积极进行油茶产业转型的同时，也面临“桉树种植与水源争夺”的困境。当“杉木耗水量大”成为砍伐理由时，乡村产业转型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改良，而是对土地生态平衡方式的重构。传统技艺、伦理与信仰体系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万松浦》2025年第3期中艾玛的《槌不离几》与晓苏的《铁匠世家》共同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技艺与伦理根基的蜕变。机械化生产使得效率翻倍，无论是木匠的法槌还是铁匠的铁器，许多传统技艺方式都在现代性标准的冲击下与身体经验和个人智慧逐渐疏离，新一代传统手艺人在新旧夹缝中迷失方向，师徒心传的传承方式和传统技艺的价值亟待被重新审视。

作家笔下在乡镇生活的个体大都面临经济发展的某种困境。如张道德《银杏树下》里老乔头和二坨作为山乔村村民，本是乡土伦理的守护者，却为了金钱利益变成环境暴力的执行者，二坨也因违规爆破而付出生命代价。又如陈斌先《蓼风》（《芒种》2025年第6期）中四位乡村青年在初入蓼城时怀揣理想，在离乡的时候却因为求学、就业、婚姻等不同原因，各自面临不同困境。与之相对应的是，在都市生活的个体有着相对丰足的物质基础，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经常陷入精神上的“拧巴”，主要体现为情感联结的疏离、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存在意义的追问等。何田田的《北欧玫瑰》（《西湖》2025年第3期）以四位女性的视角展开，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是一地鸡毛的生活，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没有减轻她们的精神压力。“00后”青年作家黄昶在《西湖》2025年第4期的《叫杀》和《驯服河流》两篇小说中，都写出了现代城市青年的挣扎与孤独。无论是《叫杀》里的“空无一人的镜像房间”“蚂蚁消失”，还是《驯服河流》里“驯服河流的失败”，都暗示着个体在高度社会化、数字化的宏大社会结构中精神“存在感”的缺失。现代青年的精神困境没有简单的解药，真正的出路或许在于以积极的心理状态勇敢直面虚无、反抗失望的过程。杨小玲的《桃花水母》（《浙江作家》2025年第3期）里，通过相亲结婚的苏小前和李光明之间少有交流。苏小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珍爱自己的女儿稚稚，并不特别在乎李光明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但当女儿患病去世后，苏小前的生活平衡被完全打破，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甚至将肚子里的畸胎瘤当成自己的女儿，变得精神失常，迷失在身份认同的泥沼中。闵芝萍的《双下山》（《西湖》2025年第5期）里，女主角拒绝被婚姻契约定义，男主角放弃艺术理想落入俗套的生活轨迹，以及他们关于名字的讨论，都指向关于“我是谁”的追问。“上山的路只有这一条”隐喻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判断标准，主角们在爬山过程中的交谈、迷茫、试探和共鸣，体现出他们对情感复杂性的体悟和对简单化人生剧本的反思。胡安焉在《夜泳》（《西湖》2025年第5期）中通过看似平淡的日常叙述，展现了一次不断向内蔓延的、自省式的精神探索。“我”的内心在不断对规则做出考量和判断。结局的“夜泳”代表着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坚持，也代表着渺小个体在庞大世界中的处世姿态。

在现代化高速运转的当下，是否还存在一种纯粹、坚韧的人性力量，能够穿透层层迷雾？作道的《不速之客》（《民族文学》2025年第5期）与王华的《康复》（《万松浦》2025年第3期）为我们照亮了这种可能。《不速之客》里来讨债的韩春苗有着与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质朴与善良，她讨债时采用的“笨办法”唤醒了韩成元潜藏的良知，她最终能讨债成功，表明在冷峻的规则体系之外，还有更基本的人情和道义需要被看见。《康复》里的吕正午作为康复村里唯一的医生，有一种超越职业、近乎神圣的责任感与人道关怀。他与麻风病人赵大祥、朱迎香都对这个康复村有着“家”的归属感，他们的坚守与尊严是对单一价值标准最沉静也最有力的反思。

现代化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更应通过文学的话语去引发关于“何为进步？何为人性？何为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现代化要把人的心灵带向何方？”等问题的根本性反思，这些问题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聆听也最难回答的。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