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追忆
三十年前的正月十九，过年的喜庆氛围还未完全消退，我的祖父却在那一天溘然长逝了。那一年他年仅六十三岁，而我只有十二岁。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过去不曾模糊，将来也只会愈加清晰，就像是被时间的烙铁永远烙在了心的深处，已化为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我的记忆里，祖父一直是一个勤劳敦厚的人。他的勤于劳作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在几代人中有口皆碑。这与他早年丧父有关，十三岁时就失去了强有力的依傍，与羸弱的寡母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弟弟中一个八岁，一个仅一岁，作为长子，祖父小小年纪就过早地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至今仍被我祖母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年纪尚幼的祖父握着笨重的锄头在地里种番薯，因缺乏经验，正在为如何耕种而发愁，此情此景被路过的村中长者雷公看在眼里，老人出于同情与怜悯，便主动上前教授稼穑之法。这雪中送炭般的恩情，是被祖父牢牢记在心间的，不能不说为他以后迎娶雷公的孙女即我的祖母，种下了因缘。
在我记忆的褶皱里，清早醒来不见祖父是习以为常的事，因为他早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除非是农闲时候，不然他是绝没有游手好闲之时的。中午和傍晚，我总要到屋后的半山腰隔着整个村落朝对面的山上叫他回家吃饭。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实在是历来如此，所以印象尤为深刻。
在大家都不富裕的那个年代，田里的收成无疑至关重要。在我的印象里，我家楼上有一个专门用来堆放四季收成的储藏间，钥匙常年由我的祖母掌管。里面的谷仓总是满的，金黄饱满的稻谷令人看了心里分外踏实；墙上总挂满了一袋袋大小不一的蛇皮袋，里面装着这样那样的干菜，比如单土豆片干就分为生片和熟片，制作的方法不同，味道也就两样；豆类的干菜恐怕是最多的，豇豆、扁豆、四季豆、蛇豆、黄豆、赤豆、白芸豆、皇帝豆（又称御豆），凡是能叫得出名字的，应有尽有；自然还少不了各类野菜干和中草药干，它们曾肆意生长于山林野地之间，现在都被收入囊中，随时可以做成风味独具的佳肴。富足在储藏间里变得具象化了，也简单化了。
引人注目的还有上了绿釉的土陶大酒缸，总盖着盖子、插着酒篘，感觉有取之不尽的红曲米酒。每年冬季是酿酒的时节，糯米饭蒸熟后捏成一团抓在手里吃，即使不添加任何味道一样嚼着香甜可口。封缸后，只要过上一两天，嘴馋的祖父总不忘带上我偷偷溜进储藏间，用竹制的酒提子舀一勺甜滋滋的酒酿“尝尝鲜”。在打开房门的刹那，扑面而来的空气中无不跳动着红曲米酒的甜香，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统统裹挟得严严实实的，还未品尝，就已垂涎三尺，陶然欲醉了。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代，那种沁入舌根的甘甜，至今令我回味不已。怕我多吃，他总是说：“小孩子莫吃太多，会变傻，书读不出”——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富杀伤力的“语言暴力”了。
年纪渐长以后，祖父的唠叨也和他的勤劳有关——某作物还未来得及下种，由于雨水过量某作物只怕要歉收，某作物今年种得多了恐怕要吃不完只好便宜家里养的猪了——如此种种，在那些完全“看天吃饭”的村民眼里，近乎矫情。
祖父还是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大善人。村里谁家有个急难，他都乐于出手相助。村里的公益事业，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他因为做过八年的村支书，还是颇有些威望的，即便是比较偏僻的自然村里的纠纷也要请他去调解。那时常有外来的乞丐来村中乞讨，一般人家避之唯恐不及，祖父却相反，每每见到，就主动上前搭讪，询问是哪里人，为什么出来讨饭。记得有一年夏天，村里来了两个乞丐公，正行乞到我们家门口。那时正值晚饭开饭，天上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就在门口屋檐下躲避。祖父得知后不仅把两人招呼到了厨房间，给他们盛上了热腾腾的饭菜，还安排他们在家中的空屋子内住了下来。第二天离开时，又分别给了他们一点钱，直至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子的尽头。我虽年幼，但看在眼里，总觉得这就是平常人们嘴里说的“做好事”了。
因年前就受人之托要尽力促成一门亲事，祖父在去世那一天便起了个大早，赶到镇上的男方家转达女方的意见。据在场的人说，只见他突然说不出话来，往后一仰，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后来知道是突发脑溢血，病来如山倒，从此没能再站起来。他应该是预感到了不祥，嘴里直呼他在镇卫生院工作的三弟的名字，意思是要叫弟弟来救救他。但可怜的祖父，没有等来生的希望，便撒手人寰了。
当祖父的噩耗传到家里时，整个家乱成了一团，不啻是天塌了，老少哭成了一片。当人们合力把祖父僵硬的尸身运回到家中来时，我竟有些木讷地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在整个葬礼中，我配合大人们的要求，尽力完成好每一个仪式，自认为尽到了一个孙子的本分。当葬礼全部结束，照例要宴请亲友们吃一顿酒，在热烈的觥筹交错中，我的心底才泛起了悲哀。这是我从未对人讲起过的。
在无数个暗夜里，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举目无亲之时，祖父永远是那一个在我的心中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的人。至今想起来，我所能深切感受到的，还是他越来越清晰的面孔，似乎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