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地处黄土高原深处的西海固多沟壑、多梁峁，地势高低不平，气候干旱少雨，曾让无数人望而却步。而今，往昔“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生长出一棵棵繁茂的文学之树。那握惯锄柄和犁耙的手，那一双双因长久的劳动磨出老茧的手，正在用传统的笔、新潮的手机写下一行行饱含泥土芬芳的诗文。在温情和诗意中，文学与西海固完成了双向奔赴。

西海固文学的主体是普通的劳动者。西海固的过去和现今、西海固人的韧性和乐观，在他们的笔下有着生动而恒久的体现。西海固写作者用他们真诚的作品告诉我们，从土地和生活中流淌出来的文学，是最为动人的，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活写照。

本期新视界聚焦西海固文学现象，走进西海固作家群的写作生活，探讨文学之力如何在数智时代赋予一个个普通的生命以精神的光亮。

——主持人 张昊月

西海固文学的命名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宁夏文坛赢得众多荣誉之时，西海固地区形成初具规模的文学创作群体。丁文庆、慕岳、华世鑫、屈文焜、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作家、评论家在文学创作中持续耕耘，取得了一定成绩。1982年，西海固文学杂志《六盘山》创刊，成为刊发当地作家作品、培育青年作家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当地一批刚毕业的文学爱好者纷纷开始创作，王漫曦、虎西山、罗存仁、文建平、王亚平、张嵩、钟正平、权锦虎、罗致平、周彦虎、陈彭生、兰茂林、戴凌云、张铎、杨梓、杨友桐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家成了宁夏文学的“黄土高原派”，他们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后来西海固文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西海固文学获得长足发展。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梦也、左侧统、白军胜、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作家与文学工作者，在保持个人创作特色的同时，从西海固走向了宁夏，走向了全国，扩大了西海固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力。随后，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唐晴、郭静等作家追随前行者的步履，为西海固文学的发展继续添砖加瓦。1996年，《六盘山》第3期推出“固原地区青年作家小说专号”，为西海固文学版图绘入新的元素。1998年，《六盘山》杂志第1期为“西海固同题散文专号”，刊登了27篇青年作家撰写的以“西海固”为写作对象的散文，这期封面打出两个鲜明的文学概念：“西海固文学”“西海固作家群”。西海固文学作为一个特定文学现象进入更多的读者视野。在这一时期，石舒清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苦土》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新世纪以来，了一容、竹青、雪舟、李义、李继林、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雁、牛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作家相继发表各具特色的作品，西海固文学进入更为繁盛的发展局面。康鹏飞、马建国、单小花、马骏等农民作家将文学与农作融为一体，呈现出西海固文学更为厚重朴实的一面。马金莲凭借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的《亲爱的人们》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并被广泛推介。马骏《青白石阶》入选中国作协2023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并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西海固作家中500余人次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中国校园文学》《朔方》《黄河文学》等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100余人次出版专著，6人次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西海固文学目前既有丰厚的本土文学，也有多样态的移民文学。“本土+离土”形成西海固文学的新特征。马慧娟是移民作家的代表性人物。

西海固的文学创作队伍中有教师、医生、农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他们“以劳动者的视角和脚步丈量六盘大地，挖掘生活的甘甜，用最真挚的文学表达生命感悟”。

（张昊月 整理）

曹兵：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

罗建森

曹 兵

曹兵的文学启蒙始于贫瘠岁月里的“杂食阅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海固的乡村还很穷困，学校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同学们传阅的多是卷了边、没封面的旧书。他不分类型，“有啥看啥”，武侠小说、《读者》《青年文摘》，还有偶尔接触到的《飘》《巴黎圣母院》《简·爱》等名著。那时的阅读没有明确的目的，更没想过要搞文学创作，只是单纯地喜欢文字带来的世界。

2017年，宁夏红寺堡修高速公路时，曹兵住进了由报废大客车改装的移动宿舍——拆掉座椅，铺上床铺，十几个人挤在被铁皮包裹的空间里，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似冰窖。在这个狭窄、压抑、人员更替频繁的空间里，工友们为了生计麻木地奔忙，情感的交流近乎奢侈。后来被他反复写入诗中的“铁皮屋”，成了他创作的起点，也记录下他眼中最真实的生活切片：“铁皮屋里/老李头的床，换了个小伙子/在这里，我们都是没有表情的机器人/这些漂泊的人儿，已经放弃告别/而我还是悄悄记下这些/就像某一天，我也会走失/就像现在，我也需要/有一个人记起我。”这些诗歌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铁皮屋的窒息感、工友们的疲惫疏离以及个体在庞大工程中被抹去痕迹的恐惧。

白天开压路机，疲于工作，晚上工友们打游戏、喝酒，排遣着同样的孤独与苦闷。而曹兵则选择了一个人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三四百块钱买的山寨智能手机写诗。屏幕太小，就上下翻着写；没有单独的空间，就在大通铺的角落里偷偷记录。那些关于劳作、孤独与远方的句子，成了他对抗遗忘的方式和对生存最直接的抒情。这段日子里，他写的《铁皮屋》组诗入选深圳打工文学大赛，得了铜奖。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被认可的力量，也让他意识到，那些浸透汗水的生活，是可以被写成诗的。

近年来，为了照顾父母，曹兵回到了彭阳县的农村老家，诗歌内容也从工地场景转向了农村。黄土、庄稼、村庄的日常，成了他新的创作素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我觉得一首好诗都没写出来，”他坦诚地说，“现在的诗和前期总有相似之处，像在自我重复，这让我有危机感。”为了突破瓶颈，他把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打工时，他在旧书摊论斤买名著；回到家乡后，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补课。陈先发、韩东的诗，赖特、奥利弗的自然书写，都是他反复研读的对象。他认为，素人写作不能只靠生活阅历，“要把阅历转化成文字，必须靠阅读提升”。在他看来，真诚比技巧更重要，“技巧再炫，看完就忘；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你经历过的那个瞬间”。

曹兵的创作态度近乎苛刻。即使写得不满意，也坚持每天动笔，“哪怕写了删，也不能中断”。他不相信“灵感枯竭”的说法：“真正的写作靠的是积累，不是等灵感。”这种自律，让他在《诗刊》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了作品，也让他的诗集得以出版——诗人马泽平将他的200多首诗推荐给太白文艺出版社，收录了从“铁皮屋”到乡村生活的完整轨迹。

曹兵深知自己是西海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曾诞生过辉煌文学的贫瘠之地，如今仍保留着阅读与写作的火种。“物质欲望不高，精神需求却很强烈”，他认为这是西海固文学的根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创作者多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而非专业作家，“要振兴西海固文学，必须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再推出代表性人物”。他常拿东莞的素人写作作比：“东莞能快速推出温雄珍这样的作家，作品、宣传同步推进，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到人到作品’的力度。”他觉得，西海固文学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要让大家看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诗”。作为其中一员，他既自豪于文学是西海固“最响亮的名片”，又焦虑于缺乏突破性的作品和新人。

对曹兵而言，文学的意义简单而纯粹：“给我带来充实感。独处时不寂寞，甚至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村里人看来，这个整天抱着手机写作的人有些“奇怪”，常有人问他“写诗能挣多少钱”。他从不辩解，只是默默继续——对他来说，文字早已是对抗平庸、安顿精神的方式。

如今的曹兵，依然在黄土高原上耕作、阅读、写作。他不刷短视频，很少社交，把时间都留给了诗歌。面对未来，他没有宏大的计划，只希望“能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打破自我重复的困境。他也期待西海固文学能涌现更多新人。

曹兵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用文字对抗平庸的历程，也是西海固文学坚韧生命力的缩影。他或许不是最有天赋的写作者，但他用阅读和坚持证明：文学从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认真生活、认真书写的当下。

王对平：文学给她另一种完整

宋 晗

王对平

来到王对平家时，王对平和丈夫已经站在门前迎接我们。那是非常晴朗的一天，天蓝如洗，空气清透，天色将王对平家房屋背后的大树衬得格外青翠。简朴的庭院里有一把撑开的罗马伞，伞后的水泥墙上用绿色的油漆写着“小卖部”三个字。夫妻二人请我和同事进屋，那是一间干净、整洁的农家小商铺，除商品陈列架外，还是一间标准的起居室。最引人瞩目的是紧贴火炕的一面墙壁，那面墙上贴满了奖状，鲜艳的橘红色令人无法忽视。

王对平坐在炕边显得有些拘谨。她和我们讲，她其实已经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和拍摄，但她生性内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们先聊了许多家常事，她向我们介绍墙上的奖状，那是她的两个孩子这些年获得的，她和丈夫感到自豪就把它们挂了起来，这样也能激励来小卖部的学生们。说到自己的孩子，王对平的讲述明显松弛了下来，她讲到2017年，这是对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王对平的小说《白牡丹》发表在《运河》杂志，这是她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

王对平出生于1973年，7个月大的时候，被查出患有小儿麻痹症。这对一个小山村的贫寒家庭来说，原本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但王对平父母对她的爱始终没有缺席，家庭的关爱与呵护让王对平从生命之初就没有自我怀疑，而是慢慢建立起了健全的自我。父母带她四处求医的童年记忆一定是她生命最强有力的支撑。父母没有放弃她，在她8岁那年，把她送去了乡村里的小学读书，让她和其他孩子接受同等的教育。王对平告诉我，从小她就喜欢阅读，那时候她家里穷没有书，一旦知道谁家有书她就会去借，如此以往，她读了许多书，而且越来越迷恋阅读。王对平的作文写得很好，每周五的作文讲评，老师会把她的作文拿去别的班给学生读，这令她非常难忘。读初一的时候，老师在她的作文下面写：“你有当作家的梦想吗？”对于那时候的她来说，“当作家”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容易。升入初中后，王对平开始坚持写日记，没有一天间断，写了十几年，一直到大女儿出生，因为要拉扯孩子，还有家里的庄稼和小卖部要照看，她因此中断了写日记。

王对平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坐在我们身后举着手机记录着这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总是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我们开玩笑地问他：孩子和妻子都这么优秀，他会不会因为他们感到骄傲？他先是大笑着摆手否认，又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有一点的。

28岁的时候，王对平经人介绍和丈夫结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村妇，王对平看书写字的行为被老一辈视作不务正业，她和许多西海固女性作家一样经历过一段躲开家人偷偷看书写作的时光。在那段不被人理解的日子中，写作是她最大的抚慰，她将所有的心事都落在纸上。幸运的是，她丈夫很支持她，不仅鼓励她多参加文学活动，也鼓励她和西吉其他的写作者建立联系。这位王对平口中的“掌柜的”或许理解王对平对文学的热爱，或许不理解，只是出于对妻子的呵护，他从行动上保护了妻子的文学梦不被日常琐事吞噬。

腿脚的不便利让王对平产生出自卑情绪，她不喜欢去公共场所走动，她曾坦言“是孤独成就了我的写作爱好”。从写作开始到现在，王对平完成了许多作品，她向我们展示了她最初的手稿——写在孩子作业本背面的小说。作业本的正面是孩子的英语练习本，密密麻麻写满英文单词，而作业的背面则是她许多个日夜的创作心血。让我感怀的是，她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写作展开一个新的练习本，明显是把自己的写作放在儿女和家庭之后，但即便这样，她还是勤勤勉勉地写完了许多作业本，她的笔迹质朴、整洁，字里行间没有太多修改和补丁。

这些年来，《朔方》《六盘山》等报纸杂志相继刊发了王对平的作品，“王对平”三个字周周正正地印在了纸上。她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让她为自己塑造出超脱于身体的另一个完整形象——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王对平。我的同事曾感慨说，这是从“作业本背面到人生正面”的典范。的确，通过写作，王对平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精神、心灵、人格完善的女性写作者。身体的疾病是天生的，但人的志气与精神却是后天自己给的，王对平用她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人如何通过努力“给自己一个交代”。

马骏：在永清湖，安静地阅读与沉思

黄尚恩

马 骏

从马骏家到永清湖公园，大约有两公里。坐着电动轮椅，马骏20分钟就到了公园南门。这个门没有阶梯，马骏可以自由地出入其中。每次出门前，父母总是帮他装好水，让他戴好帽子。

“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眼熟？”当我们和马骏走在公园的红色跑道上时，马骏突然问道。这就是普通的跑道，不远处，几棵柳树分立两旁，红色的灯笼和丝丝弄碧的柳条相映成趣。见我们愕然，他笑道：“你看看我的微信！”哦，这不就是马骏微信头像的“取景地”嘛。

马骏最早使用的微信头像是他和一群人在公园里的合影，后来是别人帮他拍的他一个人在公园的独照。等写完《青白石阶》，又换成了现在的无人的风景照，“无我就是真我”。但无论照片内容怎么变，永清湖公园永远在那里，构成了一个广阔而深邃的背景。

马骏1995年出生，随之而来的是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这让他无法自主地坐立、行走。从小学到高中，父亲领着他上学，等到放学了，再去接他回家。寒来暑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马骏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一直比较好。2016年6月，马骏参加高考，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马骏还是艰难决定，放弃读大学。那段时间，马骏的眼神失去了光，“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2018年初，马骏23岁生日那天，父亲刷爆信用卡，为他买了一辆电动轮椅。马骏坐在上面试了试，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还可以依托它整个人“站立”起来。那一刻，马骏觉得，“身体里的每一缕血液都在欢快地跳动”。马骏坐着电动轮椅，独自走遍了县城里每一个没有障碍的角落。有一次，他爬上一座斜度很小的山，第一次看到了县城的全貌。他在轮椅上再次“站”了起来，大声地喊了一声“喂”！

当然，他最经常去的，还是永清湖公园。路上，要经过好几个红绿灯，交警都认识他了，每次都提醒：“车很多，拐弯的时候慢点。”在公园里，马骏可以安静地看书。他喜欢看一些令人能够安静下来的书，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张贤亮的《绿化树》、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等。这些书能让他找到一些灵感和力量。

凭借着电动轮椅，马骏觉得，自己在这个县城是自由的。可是，生活总有很多困境，生活的、写作的、感情的，一件麻烦接着一件麻烦。有时候，他来到永清湖公园，看到四周无人，就无所顾忌地喊上一嗓子。广阔而宁静的湖水似乎接纳了他，阵阵的波纹就是回应。他在公园连廊里看书时，坐在周边的人经常聊起各自的糟心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梦想和希望。马骏无意偷听他们，但偶尔会有一两句真诚的话语，正好不自觉地打到他的心窝上。

在永清湖的西北角，有一条两边都排满十二生肖石雕的石板路。其他石雕大都是完好的，只有一只石鸡，不知被谁弄坏了头部。马骏经常在这里边看书，边对着破损石鸡想一些东西。比如，什么是“苦难”，什么是“残缺”，什么是“命运”。来来往往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大喜欢这尊坏了的石雕，可马骏在无数次的无声倾诉中，把它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马骏慢慢觉得，文学写作还是要着力记录一份美好，存下一份对未来的希望。2019年，马骏的散文《静夜思》在《宁夏文艺家》上发表。这是其作品第一次被印成铅字，他深受鼓舞。之后，他陆续在《六盘山》《朔方》《民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2023年11月，马骏的散文集《青白石阶》作为2023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之一种出版，次年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领奖回来后，西吉县公安局为他送来了一只交警公仔。

现在，马骏正在奋力完成第二部散文集的创作。他的创作视野在变宽，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书写小城中的各种逸闻轶事。坐着轮椅，马骏也努力观察越来越广阔的世界。马路上擦肩而过的身影，公园里随风飘散的闲谈，老人们藏在皱纹里的往事，都化成了马骏笔端的文字。马骏觉得，这些新文字可能没有《青白石阶》那么情感充沛，但力图呈现自己的新思考、新构思。

马骏也尝试写小说，最新完成的作品是《表演》。小说以一个青年作家的视野展开叙述，一个马戏团借着杂技表演聚拢人气，同时有人在人群中卖些“狗皮膏药”。场内的人在表演，场外的人也在表演。马骏觉得，与写散文相比，小说写作需要跳脱出自己的独特经验，关涉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还需要进行复杂的叙事视角转换。在这些方面，“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提高”。马骏正在构思两部中篇小说，等第二部散文集收工就动笔。所以，他近期更多地读起了小说。这次来公园，他拿的书是万玛才旦的小说集。认识他的那位交警还问他：“是又出新书了吗？”马骏回答：“这是读的书！我的正在写，出来了告诉你！”

下午五点半，采访接近了尾声，马骏的手机响了。他妈妈在电话中说：“骏儿，该回家吃饭了！”

马建国：诗贴到墙上，就当发表了

黄尚恩

马建国

走进马建国家的小院门，迎面而来是一棵大杏树。杏树的左边，是一个矮小的厢房，而靠里则是一栋崭新的楼房。马建国指着新楼房一层最右边的屋子说：“这就是我展示诗词的地方。”走进去一看，整个屋子宽敞，四面墙壁都贴满了诗。这些诗作被马建国工整地抄在A4纸上，然后再一张张地贴到墙上。最顶端的那一组诗，明显是最近才贴上去的，因为这些纸张还保持着乳白色，而下半部分墙的纸张已经泛黄了。

马建国1968年出生于西吉县吉强镇团结村，因为家庭贫寒，初中毕业后，他的求学经历就画上了句号。他喜欢读书，在学校时经常借各种书籍来看。后来，这习惯一直保留着。在20岁那年，他读到了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马建国记得，第一次读时，“不咋看懂，读到第五六回就卡壳了”。过了一段时间，捡起来再慢慢看，这次看出味道来了，“特别是这里面的诗词太美了”。于是，他把《红楼梦》里的诗词曲，挨个抄写了一遍。

马建国发现，曹雪芹诗词里表达的意思，我们日常生活里也经常说，只是“人家曹雪芹就是比咱说得漂亮”。抄着探春、宝钗、宝玉等人的咏物诗，马建国也以同题、同韵脚写了首《咏白海棠》：“几束白玉倚侧门，皎影清光自为盆。瑶台遗落千年璧，大士瓶露艳洁魂。一缕香袭世外客，素娥惊羡顾残痕。闺中倩女无睡意，无奈廊阶月影昏。”写毕，他把自己的作品和《红楼梦》中的诗词，都隐去作者后，拿去给有诗词功底的人鉴别：“这里面有一首是我写的，你看哪一首最不好就是我写下的！”好多人看了，都看不出来。

慢慢地，马建国有了自信，“只要慢慢推敲，还是有可能写出诗的”。他想写出100来首“质量还可以”的诗词曲。于是，他进入了疯狂创作并找人交流的阶段。可是，整个镇子里，懂得这些的人没几个。有一段时间，有一位老师一看到马建国，就有点想躲开：“今天忙着呢，就先不交流了！”马建国意识到，太频繁的请教，已经打扰到别人了。

马建国想到了一个新法子：把诗贴到门板上，然后拿到县城广场人多的地方去。每次要去展出，马建国要用20天左右的时间来准备。首先是选诗，得选一些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其次，要去跟人借一些白纸，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誊写在上面。抄完诗后，马建国依次将这些纸张贴到废弃门板上，并于顶端写上“诗词交流”四个大字。来到县城广场，马建国用棍子把门板支撑起来，然后叫观众指点一下，或者挑挑毛病。为了听到真话，马建国把自己隐藏在观众之中，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凑上来看，就假装问：“这诗是谁写的？写得咋样嘛？”他听到的最多的评价是：“好着呢！”

从2009年到2011年，马建国每逢节日，都去摆一摆自己的诗。门板太重了，他就换成轻一些的三合板。有一次，当他再次凑上前问“这诗是谁写的，写得咋样”时，一位观众回答：“这不就是你写的嘛！”马建国知道，他这“门板诗人”当不下去了。所以，他就把好的诗词贴到自家的墙上，“就权当发表了”。马建国说：“如果感觉这个作品有瑕疵，就不贴到墙上。能贴上去的，至少我感觉，和别人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质量上也差不了多少。”每一首诗上墙后，马建国还要多次朗诵，看看哪个字不符合平仄、韵脚是否前后一致等。

马建国痴迷于诗词和散曲的写作。走在路上，或者在入眠之前，忽然想到一两个句子，他就拿出烟盒纸，赶紧先记下几笔。为了推敲一个词、一个句子，马建国有时会感到头昏脑涨。这时候，他就先去下方棋。在西吉下方棋，他几乎没输过。一群人在下棋，看到马建国走近，都会自动腾出一个位置来。再处于劣势的棋局，马建国也能反败为胜。

2017年，在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国“十大读书人物”揭晓，马建国名列其中。马建国从小右脚就因为小儿麻痹症而行动不大方便，2008年又把左脚摔伤了，只能靠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着。可是，在读书、写作的道路上，他灵敏得像他掌控下的棋子，行动自由，暗藏乾坤。

采访的最后，马建国说，他平时就睡在厢房里，看着杏树，写一些对生活和时事的感悟。作品想成熟了，再到“诗歌屋”去把它抄下来、贴上去。在庭院里，他告诉我们，去年杏子结得特别满，枝条都快被压到地面上了。而我们回头看看他的诗歌屋，他的作品都已经快贴到天花板了。

王秀玲：在生活的缝隙里“种字开花”

杨茹涵

王秀玲

王秀玲心里装着两个“家”：一个在涝池村的乡土深处，那里有田间的庄稼和家中的老人；另一个在工作单位旁的出租屋里，承载着她在城市打拼的日常。平日里，她在单位做着服务工作，到了周末，便会返回农村老家，收拾庄稼，照料老人。采访当天，我们如约抵达她出租屋楼下时，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粉色上衣的身影朝我们快步走来，走近了才认出是王秀玲。

1995年，19岁的王秀玲成了村里的“新媳妇”。干农活、做家务、照顾孩子……日子的单调与精神的孤寂像潮水般将她淹没。迷茫中，读书成了她唯一的出口。那时山村没有报纸、没有像样的书籍，她就四处搜寻，但凡能抓到手里的可读的东西她都读了。凭着初中语文课上的作文积累，她开始写日记。“每天只有读读写写的时间，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那段日子里，她总觉得“自己是拿不出手的儿媳妇、摆不上台面的老婆、不称职的母亲”，内心藏着说不出的委屈。转机出现在2006年，她一篇不到千字的小说《葱绿裹着的棒子》，在固原市文联主办的《六盘山》发表了。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去邮局凭汇款单兑取20元稿费的情景——“高兴得像要飞起来”。对她来说，那20元是“十几年里最珍贵的一笔财富”，“我的名字被印在期刊上，所有读者都能看见。那一方小小的文字，让我和外面的世界有了真正的联结” 。

王秀玲真正的写作始于2007年前后。那时她已带着两个孩子到银川打工，一家四口挤在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晚上等孩子睡熟后，她开始尝试着写《收狗的女人》。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村里一个让她羡慕的女人：“那个大姐身材高大，能干又胆大，敢一个人骑摩托车跑生意挣钱，像男人一样利落。”在王秀玲心里，那是她的榜样，她常想：“她就像一阵风，把我吹醒了。我想我能不能也活成她那样？能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好一点？”抱着这个念头，王秀玲完成了这篇小说。

小说写成时，纸页上改得密密麻麻、有些凌乱。她攥着这叠手稿，硬着头皮闯进了《黄河文学》编辑部，用蹩脚的普通话介绍着自己。她后来回忆：“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脸烧得厉害，头都不敢抬，脚像钉在地上似的，动也动不了。”好在编辑部的老师们给了她尊重和耐心。编辑李向荣与王秀玲是彭阳老乡，他告诉王秀玲：“现在编辑部只收电子稿，不接手写稿了。”这个要求，对于连电脑都没碰过的王秀玲来说，几乎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她在草稿纸上把小说改了又改，心却始终悬着——即便改好了，但要是发不出去，之前的功夫不就白费了？琢磨了好几天，她咬咬牙做了决定：学用电脑。为此，王秀玲辞掉了餐馆洗碗的活，又找了一份去网吧做保洁的活儿。只要有空闲时间，她就赶紧凑到空着的电脑前，手指僵硬地戳着键盘偷偷练，眼睛还得瞟着老板的方向，生怕被发现丢了工作。可进度实在太慢，她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光标直着急。她发现网吧收银的小姑娘用五笔打字又快又准，王秀玲便常给她搭把手，或是请她吃好吃的，央求着她帮自己把《收狗的女人》敲进电脑，再发到《黄河文学》编辑部的邮箱。从那之后，王秀玲路过附近的报刊亭时都会上前看看。直到有一天，她在杂志目录中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捧着那本印有自己名字和文字的《黄河文学》，忍不住站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我看到了光亮，”她说，“是这些文学期刊的编辑们给了我足够的包容和帮助，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这篇小说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直到2024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王秀玲依然用《收狗的女人》来命名这本书。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像我父母、工友，还有我自己这样的人的故事，用语言记录下来。我想让更多不了解我们的人知道，虽然我们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出着最苦的力气，但我们依然在努力地生活着、快乐着、爱着。”多年来，王秀玲在继续自己文学梦想的同时，依旧承担着家庭的生活负担。她在宁夏大学做过保洁员，在商场当过导购，在库房干过保管员，在洗衣房当过洗衣工……工作换了无数个，写作却始终是她在生活的缝隙中紧紧抓住的光。

“写作这条路很不容易，”王秀玲坦言，“知识的匮乏，加上进城务工生活的艰难和漂泊不定，确实让我退缩过、犹豫过，甚至想过放弃。”然而，命运似乎总在关键时刻给她力量。每当写作欲望快要消退时，她总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偶尔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日常不可能接触到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人性中最宽厚的那一面来对待我，给予我支持、帮助。这股温暖的力量对我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支撑着我继续去追寻那份来自文字的温暖。”

2013年，王秀玲加入了宁夏作家协会。2017年，她又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海固作家研修班。在将两个孩子送入大学后，王秀玲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自考。她深知，一个大专文凭对于不惑之年的自己来说，或许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但我就是想在‘学历’那一栏里，不再仅仅写着‘初中’两个字”。这3年的大专学习没有白费。王秀玲系统地修完了所有课程，这让她在文学创作时更添一份从容与笃定。

如今，文学已成为她抵御风雨、安放灵魂的港湾。未来的日子，她还会继续弯下腰去拾掇生活的庄稼，也会继续挺直脊梁，在纸上耕耘她永不荒芜的文学田野。

康鹏飞：可以往前站一步，也愿意往后退一步

宋 晗

康鹏飞

谈论西吉文学，康鹏飞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人。我们走访了多位西吉本地作家，大家几乎都会提到康鹏飞这个名字，他在大家眼中更像是一个早慧的侠客，为本地的写作者打开了一扇网络发表之窗，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回望康鹏飞的人生经历，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这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在县城闯荡江湖的人群的缩影：初中辍学，离开大山深沟的家，想要靠自己摆脱贫困，然而进城打工没看到希望，这些无所长技的年轻人开始抱团，成群结队走在街头，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表现过那一代游走在街头、无所事事的青年群体，康鹏飞也曾是其中之一。1997年的深秋，20岁的康鹏飞或许怎么也没料到，随手从书摊上顺走的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顺走的书是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回到家随手翻看，没想到看了进去，入了迷。《平凡的世界》如何改变了康鹏飞，如何令他幡然醒悟，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次。《平凡的世界》叙事语言直白朴素，向读者展示了出身平凡的青年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事业，最普通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书中的现实生活或许戳破了康鹏飞的某种江湖迷梦，让他明白不劳而获只能是幻想，从而选择脚踏实地，回归人间正道。读完这本书后，康鹏飞决定把书还回去，“我找到书摊的主人，坦白了偷书的经历，要把书钱还给摊主。可他非但没有要我的钱，又送了我一本《了凡四训》，希望能给我更多启发”。

从此之后，康鹏飞喜欢上了阅读，在闲暇时，他阅读各类报刊书籍，随手做笔记、摘录，有时候也会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1998年，他完成了第一篇小说作品《有人生万物》，发表在当地文学杂志上。

文学创作给他带来宁静，康鹏飞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一边种田一边写作，偶尔也打些零工，他陆续完成了许多作品，《夜班车》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了荣誉。内心的宁静也让他开始反思自身、反思自己的创作，如他在散文《感恩文字》中写的那样：“我所谓的创作只是一种田园式的自吟自唱，只是一种寻求心灵慰藉的劳作，就如同我赶着牛在山坡犁地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让别人感动的瞬间，但毕竟能留下让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

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但康鹏飞热情洋溢、敢想敢做的性格依然鲜活。互联网的触角刚刚伸向山村，康鹏飞是最早一批学习使用电脑的人，他起先是活跃在QQ空间，不仅发自己的作品，还乐于发现其他人的好作品，鼓励他们去投稿。2015年，康鹏飞创办了微信公众号“西吉万象”，用来推广西海固文学爱好者的作品，还建了文学交流群方便大家分享作品、交流文学感悟。在康鹏飞的积极维护与更新下，这个账号的订阅人数越来越多，一些当地作家的作品通过这个平台被杂志编辑看中，甚至有人成为了网站的签约作家。康鹏飞曾对我们说：“如果哪篇作品被编辑看中了，为了让作品顺利发出来，我会把公众号上的删掉，哪怕阅读量很好我也会删了。咱们吃点亏没事，主要是成全别人。”正是因为康鹏飞这种利他的心态，许多西海固的写作者对他都心怀敬意。

因为家庭变动等许多事情，康鹏飞现在写作慢了下来，但他依然是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密切联系许多西海固的农民作家。谈起那些最早经由他推荐发表、现在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时，他已经不愿再多说自己做了什么，他想往后退一步，退到他曾经帮助过的作家的身后，不抢风头也不居功，以平实的心态希望具有创造力的写作者能被更多人看到。他有满腔的故事，讲起来活灵活现，神采飞扬。我们翻看他过往的作品，看到一册诗集中收录了他的诗，他选了一首纪念伯父的诗朗读，读完后沉默许久，再一抬头，他的眼眶已经发红。

我和同事在他位于镇上的婚庆店完成了采访，采访结束后，他送我们上车。车子启动不久，同事就收到了康鹏飞传来的微信，是一段视频，他挽起袖子、戴上墨镜，开着伴奏，为我们唱了一首流行歌，以此作别。

咸存福：他的世界，安放于文学的字里行间

杨茹涵

咸存福

历经近40分钟的车程，记者从隆德县城抵达张程乡。在乡间小路的尽头，我们见到了此行的采访对象——2004年出生的青年作家咸存福，他也是本次西海固调研采访中最年轻的一位。

咸存福的家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院内绿树掩映。然而，步入略显简朴的客厅，屋内的景象却令人印象深刻。房间左侧，倚墙而立的是半面墙的书柜和一张书桌。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两侧，被长期使用磨出了两个极其醒目的油亮手印，无声诉说着主人的勤奋。与之相对的房间右侧，一个书架上整齐陈列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的所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面对记者，咸存福和他的父亲咸顺利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咸存福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出生仅6天时，一场高烧损伤了他的脑组织。家人发现他发育明显迟缓，一岁多仍无法翻身、爬行。为了寻求希望，父母带着他奔赴银川、西安等地求医。两岁时，咸存福被确诊为脑瘫，医生甚至断言他可能终生瘫痪。由于父亲咸顺利是教师，请假困难，夫妻俩便在医院自学康复方法，坚持在家按医院标准为孩子进行训练。直到咸存福6岁上小学前，他才学会了站立和走路，随后和同龄孩子一起进入家附近的小学就读。

文学，是父亲为咸存福打开的一扇窗。早在他一岁半左右，枯燥的康复训练间隙，父亲便开始编织故事的魔法。他捧起《西游记》对孩子说：“看，你就是小孙悟空！你也有金箍棒，也会七十二变，还能驾筋斗云！”奇幻的想象瞬间点燃了咸存福的眼眸，也淡化了训练的艰辛。后来，父亲又自编了儿童版《三国演义》，把刘备、关羽说成是咸存福的 “好哥们”，而张角等反派，则被描绘成 “独眼、瘸腿、没尾巴的大灰狼”。这些鲜活有趣的讲述，让古典文学成为咸存福亲切熟悉的伙伴。

升入初中后，当时的语文老师毛辉敏锐地捕捉到咸存福对阅读的痴迷，并鼓励让他试着写点东西。起初，用手握笔写字的困难让咸存福望而却步。父亲咸顺利再次想出妙招，发起一场父子写作比赛：儿子只需写一行，父亲就写一篇。这场带着亲昵较量的“比赛”，虽然后来因父亲工作繁忙未能持续，却成功埋下了咸存福写作的种子。他坚持了下来，从每天艰难地写出一行字，到慢慢能写三行，再到后来咸存福主动挣脱字数的束缚，完整的故事终于从他笔下流淌而出，有时能绵延至十五、二十行。

咸存福的写作天赋在上初中时便显露出来，老师常将他的短文作为范文朗读，甚至曾把他的作文编入试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自信心。2017年，父亲为13岁的咸存福申请了微信公众号，用于发布诗歌、散文、中篇等作品。从2019年开始，他的散文《母校，我来了》《春风细雨话张程》《驼背老人》《走进隆德博物馆》以及小说《采核酸》《油坨坨奶奶》等陆续在《固原日报》《六盘人家》等报刊发表。

后来，父亲为咸存福购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于是，书桌、电脑与满屋的书籍，共同构成了他自在独处的小天地。“我尤其偏爱历史和文学类书籍，像《唐诗三百首》《史记》《三国志》这些，都很喜欢。”他指着书桌上的《资治通鉴》告诉记者，“这套书一共24册，我已经读到了第20册”。

然而，对咸存福而言，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伏案写作，都需要调动全身肌肉的力量，这是一个极其耗费体力的过程。在短短十多分钟的采访中，他的额头已布满细密汗珠，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渗出，很快浸湿了衣领。“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要被身体的局限束缚。”他语气坚定地说。即便如此艰难，咸存福依然笔耕不辍。“我现在每天都在写，早晨起来锻炼身体、吃过早饭后，我从8点多写到12点。午饭后稍作休息，我就开始读书。晚上要是有灵感，我就抓紧写作，没有灵感，就继续看书。”

2023年后，咸存福相继加入隆德县作协和固原市作协，这对他意义重大。拿到会员证时，他兴奋地和家人说：“我有组织了！”此后，他积极关注作协活动。固原市作协及隆德县文联、作协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平台与机会，不仅在他家院子举办了“宁夏固原西海固文学新星咸存福作品分享会”，还安排他代表宁夏赴浙江温州参加培训，并邀请他参与朗诵活动等。他与马骏、魏金柱成为新生代西海固励志作家“三颗星”，成为这片土地上身残志坚的杰出代表。

如今，咸存福的创作方向已从小说转向纪实文学。“某种意义上，我和记者朋友做着相似的工作，”他解释道，“我最近也在进行采访，记录身边的故事。比如采写我们村附近那家饼子店，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展现西海固在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点滴变化。”年轻的咸存福正用他手中的笔，成为西海固这片热土上最真切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书写着正在发生的历史。

侯鹏飞：写作让日子有了牵挂与盼头

周 茉

侯鹏飞

跟随侯鹏飞爬上高高的土坡，一片农田尽收眼底。这个黝黑的农家汉子总是害羞而沉静，只有抬头面对西海固广袤的土地，低头面对自己笔下的文字时，他的双眼满是柔软与光亮。

走进他位于宁夏海原县西安镇的家，四方的小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左侧半壁墙上挂着常用的农具。平时干活间隙，他就靠在田埂某处，在手机上创作，写诗歌或散文。侯鹏飞没用过电脑，以前在稿纸上写，如今新媒体时代就在手机上写。家里祖辈务农，八九岁时，侯鹏飞只会追逐打闹。那年秋天，村里大扫盲，他进了县小学，从此开始了求学模式，大声念拼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他还记得那时的书本都是打着卷儿的，书包里煮熟的冷洋芋稍不注意就会粘在书本上。读书让侯鹏飞感到快乐，他常摇头晃脑地读着李白的诗，不识字的爷爷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欣慰。每次拿着母亲给的钱去商店买日用品，他总要捎带一本小人书，书海的世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给了他无穷的想象。

几次高考失利后，侯鹏飞接受命运的安排，专注于务农，也慢慢捡拾起了文学。他开始记录生活琐事、乡村见闻，从最初记录每天做了什么，到能细致描述一些场景、抒发对于一些事情的感触，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日益精进。最开始，他将诗歌与散文发表在网络，得到了不少网友的鼓励与支持，面对新时代西海固的发展变化，侯鹏飞逐渐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倾注于笔端，陆陆续续在网上发了40多篇散文，大多写故乡海原的变化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夏日》《岁月》《打麦场》《雨的呼唤》……村中的文学爱好者不多，他们看到侯鹏飞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作品，也会阅读甚至写下几句短评。慢慢地，侯鹏飞的手机里多了关于文学的微信群，群友常常交流写作，相互探讨优秀作品，这已经成为平凡的生活中的一种日常习惯。通过与文友的沟通学习，以及当地文学组织者的帮扶，侯鹏飞渐渐学会了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写作的劲头越来越足。“以前只知道干活，开始文学写作后仿佛日子有了牵挂与盼头，孤独时，疲惫时，自己都觉得体内有种能量，很满足。”每每日头西下，农务不多时，侯鹏飞就会翻出一本书读上片刻，文学陪伴着他平淡而充实的日子。

这些年，侯鹏飞先后加入了海原县作家协会、中卫市作家协会。他对待文字如同对待生活，不疾不徐，像西海固的庄稼地，接受一切风霜雨露而自然生长。他喜欢琢磨和修改写下的句子，一篇作品完成初稿后通常要再润色加工很久，对文学的敬意与认真也让他的作品常刊登于当地报刊杂志。与他交谈时，侯鹏飞穿着衬衫，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而端正。上午刚外出打工回来，还能见到他裤腿残留的泥土。当我们问及最近创作了什么，他只是微笑并羞涩地摇头，“没什么，最近没写什么”。

其实，侯鹏飞的文学秘密都藏在他的手机里，十几个文件夹大多标注着日期和地点，最近的一篇散文是《秋上六盘山》。老伴到外地照看小孙子，他把思念化为诗句：“按照以往，每晚铺好了褥子/拉开了老婆的被子/也拉开了我的被子/每天早上/我就又叠好了被子/家是多么孤独/白天也是/夜晚也是。”他的微信名“风雨人生”——“风雨人生就是风风雨雨地生活着”，侯鹏飞咧嘴笑着说。在他笔下，田间地头，灶炉锅台，世间行走都化为西海固给予的精神力量，对他来说，文学不仅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成为他的心灵归属，有着照亮生活的光芒。当我打开一个名为“诗歌”的文件夹，第一首有几句这样写着：“几十年了我们都是努力地活着/春天种地/夏天锄草/秋天收获……”

丁燕：做向阳生长的地椒花

王泓烨

丁 燕

丁燕住的村子叫柳泉村。她家的院落空阔，洒扫得很干净，后院是一片玉米地，还种了几株杏树。平日里，丁燕以打工、种地为生，闲暇的时候就读书、写作。若非提前知道她的经历，见到丁燕的第一眼恐怕不太会将其和写作这件事联系起来，反倒是能一下子看出来她是一个在太阳底下靠土地生活的人。

丁燕从小就爱看书、写字，在她的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写作是在小学二年级。那时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三年级的学生听课，二年级的学生就自习。有一次，老师让三年级的学生写作文，读二年级的丁燕看到了也想写，就写了一篇描述干农活的作文《捡豆豆》给老师看，有的字她不会写，便用拼音表示。她的这篇作文受到了语文老师的夸奖，这给她埋下了最初的文学种子。

由于家里比较穷，丁燕最终也只读到了初中便辍学打工，“我这还算我们村里学历高一点的”，丁燕笑称。那个年代的西海固经济条件差，同龄人大多数只上到二三年级就辍学放羊，丁燕勉强读到初中已是幸运。贫困像山区的旱季笼罩着西海固，文学却给丁燕带来了生活的甘霖。丁燕迁居至红寺堡后，生活环境变好了，家庭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丁燕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除了下地干农活、外出务工外，丁燕还爱和邻里上了年纪的人聊天，从日常闲谈中挖掘写作素材。因为文学，丁燕从未感到孤独，想找人聊天的时候，丁燕就出门找人闲聊，不想出门的时候，便坐在书桌前写作，“文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精神支柱”。

现在人人都用上了手机，丁燕也早已开始用手机写作。她申请了一个公众号叫“丁燕拾光集”，把它当作日记本来发表自己的随笔和诗歌。在公众号的简介里，她这样写道：“这里没有高楼滤镜下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只有泥土里长出的故事：老屋门楣上的斑驳，是岁月啃剩的牙印；田埂边歪斜的芨芨草，替风守着最后一亩倔强；火炉里煨着的洋芋，滚着庄稼人的苦辣酸甜……”公众号文章里的字字句句，都是丁燕在生活的褶皱里寻得的亮片，直接呈现出西海固生活最本真的面貌。

西海固的写作者，大多都选择了散文这一体裁进行写作，丁燕不同，她更喜欢写小小说，还加入了中国小小说学会。在丁燕看来，现在的人更喜欢阅读短一些的文字，字数过多会让人感到疲倦，而小小说则更为凝练。同样是表现一件事，要在更短的篇幅里将其展现出来，因此“更能提炼生活、体现生活”。

早些时候，丁燕并不清楚什么是小说，也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文字叫作“小说”，她只知道，自己忽然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把这个虚构的故事写了出来，并把身边人们的故事聚集到这个故事里面。

2006年，邻居家在农校上学的侄子来丁燕家串门，无意间读到了丁燕的作品，略带惊讶地问丁燕：“你还写东西呢？”他帮丁燕将这篇叫《农民工》的散文投给了农校的校刊并发表了出来。当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出现在纸本上，丁燕体会到了一种温暖与美好，从此更加坚定地写作，“把内心所想写下来，文学和写作让我的生活更充实了”。

丁燕总是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不足与缺陷，希望能多读书，多出去学习，通过阅读以及与同行老师的交流来提升自己。她加入了一些读书群，也参加了青铜峡作家之家的培训，成为那里的第一批学员，也是在那里，她正式开始学习小小说写作。后来，丁燕得到许多参加文学写作研修班的机会，在与文学名家和写作同好的交流中，更加清晰、具体、深刻地认识了文学与写作，改变了以前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开始尝试建立结构、塑造人物，并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所思所感。

除了后院种着的玉米地外，丁燕还在离家不远处种了几亩地，现在地里生长的是大片的黄花菜，这也是红寺堡地区的特色经济作物。丁燕骄傲地介绍她的田地和地里种植的作物，因为这是她一株一株种下的。写作不也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生长出一片又一片丰茂的文学田野。对像丁燕这样的西海固写作者来说，文学和庄稼一样重要。

面对曾经荒凉贫瘠的绿水青山，穿着粉色上衣的丁燕咧嘴笑着说，自己正尝试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地椒花》：“在我不上学的时候，妈妈经常带我上山摘地椒花。这花看起来特别不起眼，叶子小小的，生长环境也不好，却总是向阳生长，逆境开花，一片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