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明朗的天》是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唯一一部现实题材话剧。《明朗的天》延续了从1940年代的《蜕变》和《桥》开始的社会问题剧写法，在全力配合时代的政治宣传中起到了作用，同时也留下不少创作上的教训。从剧本发表，到话剧首次公演，继而参加全国话剧观摩大会，再到剧本单行本出版，曹禺不断修改这部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的话剧。剧中燕仁医院三个高级知识分子凌士湘、陈洪友和江道宗的形象，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体现了曹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的思考和困惑。凌士湘的形象塑造主要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更多处在戏剧行动之外的旁观者，身上缺少戏剧性。在塑造陈洪友这样庸碌的学者专家时，曹禺曾经以喜剧手法精彩地描绘了其身边庸俗可笑的亲友，然而为了突出主题，他不得不删去这种旁逸斜出的笔墨。而江道宗形象塑造的难题在于，如何既深刻地批判旧知识分子的自欺、虚伪与丑陋，又为其留下思想改造的出路，这也是作者的困惑。

关键词：曹禺 《明朗的天》 社会问题剧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明朗的天》是曹禺搁笔多年之后的剧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创作的第一部话剧。

1954年9月、10月，《明朗的天》在《人民文学》与《剧本》两本刊物同时分两期发表。1954年12月，人艺排演的话剧《明朗的天》在北京公演。1955年1月23日（农历除夕），《明朗的天》在北京剧场演出，国务院包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曹禺和导演焦菊隐、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作陪，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并座谈。1956年，《明朗的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获多幕剧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导演一等奖、舞美设计一等奖、制作管理一等奖、舞台创造发明一等奖（灯光），另外还有多名演员获得表演二等奖、表演三等奖，道具获得舞台创造发明二等奖。在1954年末1955年初的首轮演出中，《明朗的天》共计演出71场；在1956年话剧观摩大会之前，演出了12场，在大会期间又演出了三场。这期间外地剧团也纷纷排演此剧，比如195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杨村彬导演了《明朗的天》，在上海艺术剧场上演。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曹禺一方面自己打磨文字，另一方面不断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修改意见，整个剧本的创作过程就是边写边改、边排边改。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明朗的天》，这一修改本已经和原刊有了很大差别。

曹禺曾经对记者表述，这个剧本对他意义非凡：“作为一个作家，十二年之内没有写出一部作品，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情；写不出东西，是很痛苦的事，好像一个平时爱说话的人，被剪掉了舌头，老觉得闷着。要不是解放了，我的写作生命也许就这么完了……甚至在解放初期，我还想到，建设社会主义，各人都应该尽一份力量，我不能写东西了，就应该选择别的工作。”①曹禺说的十二年时间，是从改编《家》之后算起的。话剧《家》对巴金小说原著的改编是成功的，但这毕竟不是曹禺的原创。《家》之后，曹禺花了不少功夫收集资料，创作钢铁工业题材的话剧《桥》，但这部剧没有完成。此外，曹禺在这十二年间还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1948年编导了电影《艳阳天》，1951年发表电影剧本《工人田小富》。显然，他对两个电影剧本并不重视，而对话剧新作非常看重。

一、社会问题剧的延续

在漫长的创作间隙，曹禺一直很想写。1950年，曹禺参观治淮工程，还曾经率领皖水文工团奔走在治淮工地上，他感慨民工高涨的积极性，想写一个治淮的剧本，但是写不出来。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农民思想生活不熟悉的缘故。因此，1951年10月在安徽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曹禺带了许多笔记本，记录农民的对话，农民的语言。

作为一个剧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曹禺也在更多地思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这也是时代的主题。他在安徽省五河县城关做过一场关于参加土改的体会与收获的报告，报告提出四个问题：为什么参加土改？如何对待敌人、对待朋友和对待自己？知识分子如何接近群众？如何同地方干部团结合作？在这个报告中，曹禺分析参加土改的思想动机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出，参加土改如果仅仅为了改造自己，是很不全面的，不要忘记土地改革是为着建设祖国、推动祖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主要人物——农民的翻身解放。他特别指出，做好工作和自我改造不是互相排斥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做好了，改造也会有成绩。②曹禺在安徽参加土改有三个星期，时间不算很长，尽管做了很多记录，最终并没有写关于土改的剧本。不过，这种做好工作和自我改造不是互相排斥的思想，后来也体现在《明朗的天》中。

《明朗的天》的构思起于1952年曹禺与周恩来的谈话。当时曹禺表示要写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曹禺熟悉知识分子的生活，写起来有驾轻就熟的方便。③曹禺决定将剧名定为《明朗的天》，为此开始积极搜集资料。1952年，曹禺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了领导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其间他在协和医学院的时间最长，于是选择以协和医学院作为背景创作《明朗的天》。曹禺在协和的时间比较长，有整整三个月，“他和医院里的专家、教授交上了朋友”“做的笔记有二十本以上”④。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北京人艺还专门安排了李醒等五个人协助曹禺搜集创作材料。

从创作动机、准备材料、实地考察到剧本写作，《明朗的天》的创作和之前《桥》的创作颇有类似之处。曹禺随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赴西北考察工业建设，后来又在重庆考察钢厂，他当时也是做了很多笔记，查阅了相当多资料，不过，《桥》最终还是只写了两幕，没有完成。《明朗的天》当然完成了，当时还获得不少荣誉。从曹禺的创作方式可以看出，这部戏延续了以往《蜕变》和《桥》的社会问题剧模式，也延续了行业剧（职业剧）的写法。

《明朗的天》和《蜕变》都以医院为背景。《明朗的天》描绘燕仁医院的变迁，涉及专业医疗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接手曾经的教会医院之后新旧不同的气象；而《蜕变》也是以医院的改变为核心情节，刻画了为伤兵殚精竭虑的丁大夫，描绘以共产党人徐特立为原型的梁公仰带领丁大夫等人如何实现了战时医院的改组和振兴。从一定角度来看，《明朗的天》中细菌系主任凌士湘（单身有一女）、医院书记董观山、教务长江道宗（背后是美国人贾克逊）分别对应着《蜕变》中的丁大夫（单身有一子）、视察专员梁公仰、原院长秦仲宣。可以说，不仅在取材医院背景这一点相似，在戏剧结构和人物配置上，两个话剧也有着诸多相似。

再来看《明朗的天》和《桥》的对比。《桥》是一部工业剧，与《明朗的天》描绘的行业很不一样，不过，两个剧出现了表述相近而价值判断完全不同的“桥”的意象。在《桥》中作为核心象征的“桥”，曹禺自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隐喻，“要达到彼岸的幸福世界，就需修一座桥。人们不得不站在水中修桥，甚至变成桥的一部分，让别人踏着他们走向彼岸”⑤。曹禺所关切的，不仅仅是工业制造、经济体制和技术创新，更在于知识分子能够担当起通向未来幸福世界的“桥”。而这一思路，在《明朗的天》中延续、转换，成为反思的对象，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中需要重新审视的内在思想革命的重要内容。剧中，江道宗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思想问题，反而在思想改造大会上自我剖白：“过去我们所处的是乱世，今天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一生就有一个理想：我永远把自己当作一座桥，叫旧的通过我变成新的；叫那愚蠢自私的通过我，变成智慧公正的……”⑥这段话和曹禺对《桥》的概括何其相似，然而，这里由被批判的人物江道宗以道貌岸然的姿态道出，为自己辩白，充满了反讽意味。

《明朗的天》和《桥》的关系还不止于此。《明朗的天》中，最终实现了思想转变的正直知识分子名叫凌士湘，而1940年代鼓动曹禺创作《桥》，并为他实地考察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的钱昌照，其子就名为士湘。钱士湘在晚年回忆文章中也曾讲述1940年代跟随父亲钱昌照和曹禺伯伯一起去西北考察的经历。《明朗的天》选择“士湘”作为主人公的名字，显然别有意味。

再如《明朗的天》的剧名，很容易让人想起曹禺之前编导的电影《艳阳天》，尽管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设定分别是医生和律师，作品主旨及其表现的诗学正义内涵也有很大差异，但两个作品的题目如出一辙，反映出曹禺以社会学方式构思社会问题剧的某种思维共性。可以说，从社会问题剧和行业剧构思的角度来看，1940年代的《蜕变》《桥》《艳阳天》和1950年代的《明朗的天》属于同一个序列。

二、边写边改、边排边改的政治剧

《明朗的天》在当时是一部颇受好评和重视的社会问题剧，也是一部配合宣传的政治剧。《明朗的天》的主题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抗美援朝为大背景，可以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话题。从1949年到1956年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这个时间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恢复国民经济。曹禺参加过土改、治淮工程、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他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地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进行思考。实际上，还有人将“土改”和“士改”联系起来：“土改的土字，要是下面的一横写短了就是士字，那么土改就成为士改了。”⑦可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话题始终响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萦绕在知识分子脑海里。

如上所述，曹禺思考过土改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系，也曾经准备写治淮工程的剧本，最后还是决定根据参加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了解到的协和医学院材料来创作剧本。而曹禺参加协和医学院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最深刻的体会是：“对于这样一些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和教育他们，让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正面目，和敌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才能为人民服务，并和人民一同前进。”⑧曹禺告诉《文艺报》记者，《明朗的天》的创作方法和过去写的剧本有些不同，以往写《雷雨》之类的剧本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宣传某种思想，但自己并非想得很明确、很深入，创作《明朗的天》则是明确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读者的目的”⑨。

曹禺选择抗美援朝的背景来构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剧性冲突，当然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家政治宣传形势密不可分。当时作家们纷纷投入到这项宣传工作中去，仅以与曹禺关系比较密切的两位作家老舍和巴金为例，1955年5月，曾经和曹禺在抗战结束后一同赴美讲学的老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1952年、1953年，巴金两次赴朝鲜战场前线采访，在1952年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在1961年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这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广受欢迎。曹禺没有直接描写朝鲜战场，而是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角度配合抗美援朝的宣传，将当时的两个时代主题融汇到一部剧作中。

从抗美援朝角度进入思想改造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主题。民国时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有留学背景，其中留美学生很多。同时，美国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中发展了相当的势力，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因此，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后，中国知识界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就成了要清理的重点。当时，“三视教育”（即仇视、鄙视、蔑视美国）成为宣传的重要内容，而各个原教会学校成为重要的宣传对象。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办天主教辅仁大学，随后，各教会学校陆续脱离与美国的关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高校纷纷举办展览会、演讲会、控诉会，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关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文化殖民。

曹禺在1955年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协和医学院解放前许多用病人作实验的血腥事实”，其中，包括“用装满虱子的匣子绑在病人手臂上作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实验”⑩。可以看到，《明朗的天》就将这个例子放在了燕仁医院的创办者贾克逊身上。曹禺于医学是外行，他在当时的政治宣传环境中不可能质疑内行专家所介绍的这些事例。实际上，到了1982年，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曹禺依然相信当年他对《文艺报》记者讲述的那些协和医院揭发出的“血腥事实”，确信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搞细菌战。曹禺认为，《明朗的天》所写的都是有真实依据的，剧本不尽如人意，只不过缘于自己是在没有琢磨透彻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写，去努力“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1。可以看到，曹禺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首先确立中心思想，即燕仁医院的“高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正面目。在此基础上，构思剧本中三个主要人物，即热爱祖国、脱离政治的凌士湘，政治态度接近凌士湘、为人世故的陈洪友，披着学者的外衣、和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江道宗。

他曾对记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他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曹禺说“集体创作”不完全是自谦，集体创作本来也是当时极具时代特色的惯常做法。后来1961年的《胆剑篇》就是曹禺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的剧本。集体创作或者创作中广泛吸取意见与建议，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比如老舍的话剧《茶馆》，脱胎自1956年8月完成的剧本《一家代表》。剧本初稿原本是一个歌颂普选的话剧，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刁光覃等人听了剧本朗读之后，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后面几幕较差，认为应该以第一幕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于是，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带着这个意见到老舍家中，与之商量。老舍非常赞同，三个月之后就完成了话剧《茶馆》。

回到《明朗的天》，其较大幅度的修改有三次。第一次修改是在发表过程中，1954年9月发表的前两幕剧本，目录中原定分幕为“四幕八场”，时间跨度由1948年12月到1954年3月。但在1954年10月发表的后两幕剧本中，分幕削减为“四幕七场”，结束在1952年国庆节。这次修改主要是作者曹禺对剧本进行打磨。

第二次修改是在排演过程中，陈洪友的岳父戴鹤飞变成了戴美贞舅父夏鹤飞，删去了CC戴、高有田、郭欣等人物。也就是说，戴鹤飞、CC戴、高有田、郭欣等人并没有出现在北京人艺的任何一场公演中。根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记载，当初焦菊隐在北京人艺排演这个话剧的时候，不断地接受剧院内外、国内外的内行专家观摩，吸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下按时间顺序做个简要梳理。

1954年5月15日，《明朗的天》剧组建组；

6月5日，导演焦菊隐公布角色分派名单；

6月14日起，剧组到协和医院体验生活；

6月18日，开始排戏；

7月21日，一幕和二幕一场化妆连排，艺术会议和全院看戏并谈意见；

9月3日，罗马尼亚文工团的戏剧家沃尔费捷尔来院访问，观摩焦菊隐排《明朗的天》，并与演员座谈；

9月30日，下午，苏联表导演专家鲍里斯·葛里果利耶维奇·库里涅夫来院看《明朗的天》排戏，并谈意见；

10月5日，下午，瑞士戏剧家、导演阿瑟来院观摩并座谈；

10月14日，上午，波兰戏剧评论家杨·科特、电影导演耶热·萨热茨基来院访问焦菊隐，看排《明》剧并座谈；

11月21日，晚，《明朗的天》化妆连排。欧阳予倩、丹尼、“中戏”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连排并座谈；

11月23日，焦菊隐谈《明》剧的剧本修改及加工排练日程。根据各方面意见，决定取消“CC戴”等三个人物，二幕一场作较大修改，其他场次有小改。

《明朗的天》的第三次修改是在话剧公演之后、参加全国话剧观摩会之前。这次修改幅度很大，删去了凌士湘妻子容丽章、戴美贞及其舅父夏鹤飞等人物，增加了凌士湘好友宋洁方、江道宗妻子徐慕美等人物，并将护士袁仁辉的身份修改为江道宗夫妇的养女，增加了刘玛丽后来依然充当贾克逊和江道宗之间的传信人等情节。分幕和情节上也有很多改动。

第三次修改是曹禺在接受中央领导、批评家、广大读者观众和演职员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周恩来在1955年1月看了戏之后，与人艺的院领导和全体演职员畅谈，提了不少建议，尤其强调体验生活的重要性。后来的演出过程中，人艺在《明朗的天》节目单上专门增加了介绍演职员体验生活的内容：“我们在体验生活过程中曾得到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同仁医院、北大医院、北大医学院、石景山钢铁厂等单位给我们许多的帮助。”评论家张光年在话剧公演不久发表评论文章，在肯定剧作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意见：1.第二幕第二场凌士湘客厅的戏、第三幕第三场凌士湘转变时的痛哭流涕，都损害了凌士湘的形象；2.容丽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3.凌木兰和何昌荃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12剧本的第三次修改显然采纳了这三条意见，改写了二幕二场、三幕三场的戏，删去了容丽章这个人物，增加了凌木兰和何昌荃的戏份，突出了他们积极向上的气质。

下面就《明朗的天》中三个高级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修改情况，分析一下剧本的创作得失。

三、思想改造之难：在政治立场、个人品行与科学态度之间

（一）凌士湘的塑造：政治与科学的矛盾何在

《明朗的天》选择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凌士湘作为主人公，戏剧中心情节是，凌士湘了解到两个事实（细菌战存在、工人赵树德妻子被贾克逊做试验害死）之后，转变了脱离政治的消极态度，报名去抗美援朝战场。这一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方式看起来是可信甚至可敬的，不过剧本存在一个戏剧结构上的缺陷和一个逻辑推衍上的不足。

关于戏剧结构上的缺陷，吕荧曾经很敏锐地指出：

作者在剧里力图展开广阔的画幅，写到解放前夕，写到抗美援朝，写到工人翻身；这些对于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尤其是对于旧知识分子思想情况生活情况的描写，都有它的作用。但是这些画幅还不能说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根主线上。在这些画面中活动的主要人物是凌士湘，而联系这些画面，联系全剧情节的人物却是工人赵树德和赵王秀贞，尤其赵王秀贞的死，对于凌士湘的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全剧的主要人物（凌士湘）不能成为情节的中心，联系情节的中心人物（赵树德和赵王秀贞）又只能作为插曲式的人物出现，这是《明朗的天》在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缺点。13

的确，剧中凌士湘缺乏戏剧动作，他在舞台上的呈现主要是和不同人物之间的争辩，他更像是一个串场人或者旁观者。当然，戏剧主题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凌士湘的转变是戏剧的主线。但是，戏剧中比较重要的行动，比如寻找并揭发贾克逊残害软骨病人赵王氏的证据，又如治疗赵树德和庄政委的眼疾，这些都不是凌士湘主导，他更多的就是一位见证者。见证者或许更适合作为小说的主角，作为话剧主人公不免缺乏戏剧性。

在剧本中，凌士湘个人品行良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问题就是想远离政治而专心医学科研。那么，在凌士湘这里，政治是与科学对立的吗？于是，剧中让凌士湘逐渐发现，科学也会被政治上反动的敌人所利用，科学也不能不讲政治。吊诡的是，剧中凌士湘发现这一事实，其实还是通过科学的途径、坚持科学的态度而转变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戏剧逻辑上的不足。也就是说，凌士湘是看了细菌战的展览，发现了敌人将细菌研究成果用于杀人武器，从而承认了细菌战存在的事实；同时他是通过医院细致的调查，逐渐发现贾克逊拿工人妻子做试验的事实，从而认识到贾克逊办医院和医学院的动机不纯。按照这样的逻辑，政治与科学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照这样来说，凌士湘的求真、固执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他的求真会导向政治上的正确而不是相反。这样来看，他还需要思想改造吗？难道像陈洪友一样，不执着于搞清事实，人云亦云地说些进步的话吗？无怪乎曹禺对《文艺报》记者表示，这个人物的塑造有问题，“被写得太理想化了，和他所生活的环境不大协调，似乎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14。

从最初的原刊本，到演出修改本，再到1956年的单行本，曹禺围绕凌士湘作了不少修改。因为容丽章的形象与凌太接近了，对凌的思想改造主题没有多大裨益，修改中先是弱化她，最终删去了这个妻子形象。与此同时，1956年版增加了一位和凌士湘关系亲密到曾谈婚论嫁的老友宋洁方。宋是一位政治积极、个性爽朗的医生，修改之后加强了凌士湘生活工作环境中的进步气氛。另外，1956年版增加了女儿凌木兰和学生何昌荃的戏份，增强了年青一代医生立场鲜明、追求进步的描绘。这些修改，使剧本的风格更为清新明朗，但并未改变上述影响凌士湘人物形象塑造的两个根本问题。

（二）陈洪友家庭的删改：关于戴鹤飞等人的逸笔

如前所述，曹禺在剧本构思伊始就确定以凌士湘为主要人物，以陈洪友和江道宗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对比。陈洪友是介于凌、江之间的人物，“陈洪友在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上基本上和凌士湘一样，但性格上比较随和、世故和圆滑”15。也就是说，陈洪友在大节上没有问题，只不过在个人品行上不像凌士湘那样耿介正直，他看重家庭，是个不无自私念头的平庸学者。为了烘托陈洪友的狭隘庸碌，1954年原刊本花了相当多笔墨描绘他的家庭和亲友。他的妻子戴美贞是一位家庭主妇，一双儿女是新中国的少先队员，其岳父戴鹤飞是个老光棍般的投机商人，一个滑稽可笑的花花公子，而他的妻弟CC戴则在解放前就投靠了中美合作所之流的机构。

在1954年原刊中，曹禺对陈洪友家庭的描绘是生动的，不过剧本没有设计和呈现陈洪友的思想改造过程，而是将戴鹤飞和CC戴的相关情节都尽力和主人公凌士湘联系起来。戴鹤飞是凌士湘留美时的旧相识，CC戴则利用凌士湘帮助美国人运送用于细菌实验的田鼠。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不免显得有些刻意，甚至牵强。可以看到，焦菊隐带领北京人艺的演员排演《明朗的天》的过程中，在不断接受各方面的观摩和建议之后， 1954年底的公演中删去了CC戴的角色，而戴鹤飞改成了戴美贞的舅父夏鹤飞。到了1956年全国话剧观摩大会的公演，不仅夏鹤飞的戏份完全删去，连戴美贞和一双儿女也都删去了，陈洪友变成了“孤家寡人”。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反面人物江道宗的相关戏份而删减的，另一方面戴鹤飞（夏鹤飞）等人的相关情节固然生动，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显然缺乏有效的推动作用，曹禺只能割爱了。

说“割爱”，不仅因为在第一次公演中还保留了夏鹤飞这一人物，也因为原刊对戴鹤飞的描绘确实有神来之笔，极具舞台效果。比如原刊第二幕第二场，一个个亲友同事都在轮番与凌士湘辩论，“逼迫”他赶紧在政治认识上“进步”，凌士湘却固执己见，不相信贾克逊会害人，不相信细菌战的存在。这一场戏对于很多读者和观众来说显得不无沉闷，在这一场的结尾，戴鹤飞出现了，气氛顿时一变。

戴鹤飞 （高声插进）有没有细菌战？（哗啷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当然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细菌！（大家愕然，全望着他，戴鹤飞立刻得意起来）你们主张有细菌，我主张没有。你们以为病是由细菌来的，我认为病是由于阴阳不调来的。

陈洪友 （想拦住他）爹！

戴鹤飞 （已拦不住，滔滔地）我就能治病。我跟你们不同，我用的，（很机密地）是一种太乙的真气。（探头对凌士湘）你要不要试一试？对心脏有特殊的功用。（忽然手一伸）你看这是什么？

……

戴鹤飞 （拦住凌士湘）等等！（把头冷不丁地一摇）你看我头上有什么？（没人理他）这又有气，纯阳正气。你看我摇头，（翻着白眼，周身乱抖）看见了吧？亮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指着凌士湘，十分高兴）你看见了！

……

戴鹤飞 （对其子）红日啊，就是太阳！（对凌士湘逼过去）五彩的，热极了，你看我把太阳过到你头上。（把头一颠）

凌士湘 （烦躁地）你下去！

戴鹤飞 你就热，热，这对你就补，从头到脚都补。一直热，热到谷道，谷道就是屁股眼儿！16

不能不说，曹禺对这个老花花公子的刻画很传神，很有喜剧色彩，戴鹤飞那种滑稽突梯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捧腹。

（三）江道宗塑造的难题：“桥”的反讽与反思

作为凌士湘的另外一个对比人物，江道宗的塑造也存在难题。在最初的构思中，江道宗极端崇拜美国，几乎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明明知道贾克逊的所作所为，却不以为意，摆出一副清高姿态，文过饰非，装作和凌士湘一样是个纯粹的学者，只关心业务问题，实际上对革命和进步力量非常仇视。不过，1954年原刊江道宗的戏份不太多，他的形象设定是温文有礼又阴气森森，绰号“阴间秀才”。但是剧本中他除了道貌岸然、心机不露之外，似乎缺少更明确、更不可饶恕的反动行径。

在1956年版中，江道宗多了一位妻子徐慕美，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徐和江一样崇拜美国，甚至徐慕美和贾克逊不无暧昧关系。而护士袁仁辉修改成了江家的养女，何昌荃则改为江道宗的外甥。修改之后，江道宗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了，而在这些关系的描绘上，突出了江道宗的自私、虚伪、阴险甚至狠毒。不仅袁仁辉和少年时代的何昌荃饱受江家的压迫和冷遇，就连徐慕美也骂江道宗对自己不尊重，没有把女人当人看。

当然，以上修改更多涉及江道宗的私德问题，要将他作为反面教材来刻画，真正能起到警示作用，还需要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分析，更需要呈现他所从事的反动活动。于是，曹禺在1956年版将江道宗改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后仍然一直和贾克逊有密切联系，并且安排刘玛丽作为他和贾克逊之间的传信人。解放前，江道宗诱导凌士湘将细菌研究成果发表到美国杂志；解放后，他又阻止孙荣向书记董观山报告贾克逊拿病人做试验的疑点和线索。最恶劣的是，贾克逊自己没有机会将软骨病人的骨头标本带离中国，他所害死的赵树德之妻赵王氏的骨头，三年来恰恰就是由江道宗一直保管的。

显然，曹禺在江道宗的刻画上有些犹疑。在1954年原刊中，董观山这样给他定性：“特务他倒不是的，不过他的反动思想很严重。”17甚至到了1956年版，董观山依然给了他改造的机会：“江道宗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可他也是美帝文化侵略最典型的结果。美帝国主义毒害他，可是人民还要教育他，我们要给他一个改造的机会。”18

曹禺不想把江道宗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彻头彻尾的坏人，想让他也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为他留下一条出路，然而，时代氛围和批评舆论又让曹禺不得不加大力度批判江道宗，挖掘他身上的丑恶，更挖掘他内心隐秘的资产阶级思想。曹禺甚至将自己的思想改造也融入到戏剧创作中来。他在多次修改中，始终保留了江道宗“永远把自己当作一座桥，叫旧的通过我变成新的；叫那愚蠢自私的通过我，变成智慧公正的”的辩白。如前所述，这段“桥”的譬喻，曾经是曹禺在1940年代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而现在出自江道宗之口，既有反讽江道宗自欺、虚伪的意蕴，更有曹禺对自己以前的知识分子观的检讨吧。而在多年之后，曹禺又将再次检讨自己的这次检讨。

1980年代，曹禺重新拾起《桥》的旧稿，多方搜集资料，想要继续完成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补完他酝酿多年、始终萦绕于心的作为“桥”的知识分子之画像。遗憾的是，《桥》最终还是没有完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诗学正义’的牵引：曹禺创作史研究”（项目编号：23FZWB0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④蔚明：《从〈雷雨〉到〈明朗的天〉——访剧作家曹禺》，《文汇报》1955年1月11日。

②徐则浩：《曹禺给我们作报告》，《江淮文史》1993年第2期。

③⑧⑨⑩14 15《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⑤11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379页。

⑥18曹禺：《明朗的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100页。

⑦袁方：《我们的土改工作组》，《新建设》1950年4月9日第2卷第4期。

12张光年：《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评话剧〈明朗的天〉》，《剧本》1955年3月。

13吕荧：《评曹禺新作〈明朗的天〉》，《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

16曹禺：《明朗的天》，《剧本》1954年第9期。

17曹禺：《明朗的天》（续），《剧本》1954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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