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次底层”叙事传统与贾平凹小说的价值拓新
内容提要：汉语传统文学一直非常注重底层叙事，而从鲁迅开辟的新文学传统中，“次底层叙事”焕发出时代的思想光泽和审美光芒。新时期莫言、路遥都从次底层叙事中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始终坚持在 “次底层叙事”中作小说艺术价值拓新的还是贾平凹。贾平凹的代表性作品如《秦腔》《高兴》《极花》等较多地体现着次底层叙事的非凡成就。次底层叙事无论在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都极大地拓宽了汉语新文学的表现视域。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 次底层叙事 文学传统 贾平凹
所谓“次底层叙事”，是指在底层叙事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并非完全聚焦社会中最底层、最贫穷的人生状况，而是选择高一个或两个层次的底层生活作为关注点，在离开最底层的较高层面展开叙述。这种写作策略并不是忽视底层群体，而是为从更高的层面通向对最底层的追溯和描写，将目光投向一个能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复杂性的底层层面。
鲁迅显然习惯于这种次底层叙事的构思。他的作品关注的是底层人物，但通过人物的层级关系，暗示社会中尚有更为贫困的群体。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中，他描绘了一位车夫的艰难生活，尽管车夫属于底层阶级，但相较于车夫，故事中还有一个更加底层的形象——在风雨中为生计奔波、体力不支倒在车子前面的老妇人。在鲁迅的笔下，老妇人也并非最底层的代表还有更为底层的祥林嫂，祥林嫂不仅失去生活的自主性，更彻底地沦为社会和家庭的负罪者。“次底层”叙事是鲁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也可以阐释为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的伟大贡献。这一创作思路在主流文艺创作和左翼文艺创作中都有明显的承续，形成了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传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继承并发展了新文学的这一重要传统，他的文学的拓新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极为清晰。
一、次底层叙事与贾平凹文学格局
在新时期涌现的底层叙事文学中，往往有“次底层”书写方面建树颇高者。莫言是稔熟于次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家，他的《红高粱》系列是典型的次底层叙事；在新时期和新时代的次底层叙事中，又以贾平凹的次底层叙事作品最为密集，成就也最显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小说显示出次底层叙事的非凡气势。
从这一意义上说，贾平凹认定次底层人生，锁定次底层人物的定力显然更大。他的《秦腔》是勾连社会底层与高远省城的小说，但省城文艺界发生的一切都通向偏远的乡村，在乡野底层引生们的人生与城乡之间白雪们的人生之间，构筑了一个悬置的人生平台，实际上就是次底层人生的演绎空间。
贾平凹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大地之子。他的《极花》目光不止于妇女的被害与解救，而是更广阔地观照因罪恶所导致的大地伤痕累累的现实。这些罪恶虽然发生在底层，却并非完全由底层本身造成。对于弥补罪恶的努力和结果，贾平凹常感到深切的痛心，因为这些“补救”往往将沉重的代价强加于底层社会。
次底层叙事也是多底层叙事。《极花》既要关注被害妇女的处境，也要看到罪恶本身——如人口买卖现象的发生及其背后的成因，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些罪恶在被惩治和被害者在被救助的过程中，对农村底层生态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最终，这些伤害仍需要这片承载罪恶的大地和底层社会来承担。
贾平凹对这片土地及其因罪恶导致的千疮百孔深感忧虑，并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极花》正是在对多层次底层叙事的深刻审视中诞生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揭示了底层社会的复杂性，更展现了作者对底层生活中伦理困境与人性挣扎的深切关怀。《极花》是贾平凹作品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围绕它的争议甚至超过了《废都》。通过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作品中的底层叙事内涵，特别是“次底层叙事”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这些都在贾平凹的写作中呈现出来。现实主义小说强调塑造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而这样的形象需要尽可能摆脱扁平化的处理，避免单薄与概念化，具备丰富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立体感。可知贾平凹的次底层叙事，给我们观察底层生活，提供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可能性，还为文学形象的塑造与观察提供了全息化的可能性，以一种全息化的观察，要求我们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多个维度进行审视，从而更深入地介入到作品形象的塑造与认知之中。
贾平凹的小说，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可以从多个生活层面、多个叙事角度、多个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审视。这种全息式的观察方法，也是次底层叙事的本质：就是多层次叙事。它展现的不是单一的平面底层，而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底层生活。这种叙事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理解与认知文学形象的可能性。
次底层叙事提供了一种多底层观察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以全息化的方式来理解人物形象。它不仅丰富了文学人物的典型性，也为我们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可能性。通过次底层叙事，可以对作品的内涵进行对应性的开掘，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知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
贾平凹的《极花》其思想内容，可以用鲁迅笔下的“幽愤深广”四个字来形容。在当代小说中，能够真正当得起这四个字的作品并不多，而贾平凹的《极花》无疑能够担当得起。贾平凹的《极花》不仅在于揭示拐卖人口这一罪恶本身及其对女性的伤害，也不仅在于描述被拐卖女性在买卖婚姻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由此可见，贾平凹思想的深刻与开阔、体现在对拐卖罪恶现象的愤怒，也包含对不幸女性的深切同情，但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将他的关注点拓展至促成这一罪恶现象的底层生活。对底层生活，他既有谴责，又有同情；既有关怀，又有怜悯；既怀有批判，又满怀忧虑。他以一种“大地之子”的胸怀，深刻反思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这些罪恶现象，一方面来源于那些丧心病狂的人贩子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却也源于某些地方由于畸形贫困而产生的多层次社会效应。这种“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与伦理层面的贫困。在某些地区，虽然经济上可能暂时能拿出钱购买“媳妇”，但背后却是人的情感和良知的贫弱，导致了家庭生活的极度匮乏与失衡。这种情感与伦理的贫困，直接导致了罪恶的妇女买卖现象的形成。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人性的贫乏、情感的冷漠。正如《极花》所展现的，这些贫困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平衡”。产生妇女买卖的市场，本身是罪恶，如果是经济上的贫困，尚能予以补偿克服，而这种人情的贫困，无法加以解决和克服。文明手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经济上的贫困，但却无法真正改变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情感冷漠与伦理缺失。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化的脚步，反而可能加剧这些地方的人性、情感、婚姻与家庭的更深层次贫困。这才是这样底层生活受伤最深的部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贾平凹的深刻性显现出来了。他并不仅仅谴责罪恶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底层社会最隐秘的伤痛之中，揭示了经济、伦理和情感多重贫困的纠缠。这样的土地、这样多层次的底层生活，承受着深刻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无法单凭经济发展或文明手段解决。这也是《极花》这部作品思想内涵深刻之处所在。
二、贾平凹对次底层叙事的文学拓新
在汉语新文学世界，贾平凹作品在次底层叙事方面尤为突出。他的次底层叙事堪称是一次再出发的尝试，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秦腔》《高兴》和《极花》的创作追求上。《秦腔》聚焦的是清风街居民的日常生活琐事，通过这些琐碎的生活场景展现了次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次底层农村所面临的冲击和变化，以及底层文化的衰落。秦腔象征着次底层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秦腔逐渐被流行歌曲和商业物欲所挤压，县秦腔剧团沦落为走街串巷的丧礼乐队，这反映了次底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在当代命运的反思。《极花》描写了被拐卖的妇女及其周边社会的底层人生，《高兴》则聚焦离乡背井的农民工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毫无疑问表现了属于底层叙事的文化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贾平凹的创作中，他尽可能将底层叙事放在“次底层”，他从不将笔下人物的人生进行最底层的处理。无论是《秦腔》《高兴》还是《极花》，其聚焦的人物都不是最惨的、最贫穷的或最不幸的。《秦腔》采用疯子引生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引生作为清风街的边缘人物、次底层代表，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认知和体验。他的痴傻使他能够以一种更为单纯、直接的方式去观察和记录清风街的人和事，不受世俗观念和道德标准的束缚，从而展现出次底层人物眼中的真实世界。《高兴》中比刘高兴还更悲惨的人物有五富、孟夷纯、黄八、种猪、杏胡等。五富和刘高兴一起进城拾破烂，没日没夜地劳累，最终命丧黄泉。《极花》除了蝴蝶这一悲剧女主人公，訾米在小说中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她的故事与胡蝶和麻子婶相似，都是以血泪控诉开始，最终以男女情爱结束。她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困境和挣扎。贾平凹正是通过主人公的第一叙事视角，提醒读者“还有更不幸的人们”，使其描写的作品呈现出厚度和深度。贾平凹的这种叙述方式与鲁迅的次底层叙事比较类似。两位作家都是从所写生活的某一个侧面，以此推测出生活的多层次性。作家通过次底层叙事，聚焦并展现底层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小说表达更加深刻。因此说，次底层叙事是一个文学家追求底层叙事表现的深度的构思方式的体现，让文学作品在表现底层时具备多重层次感，同时赋予作品更大的表现空间和深度。贾平凹曾说：“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谈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和和温暖。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1如何避免情节和人物的简单？那就关注这些因素的更复杂层次。
左翼作家柔石曾写出《为奴隶的母亲》这一名作，刻画了一个农村女性舍弃自己的孩子被“出典”到富裕人家做生育机器，“期满”后回到原家，怀抱着原来的孩子却揪心地惦念着后一个被迫离弃的孩子。《极花》实际上也讲述了类似的伦理难题。表面上看，小说的主人公被解救出来，脱离了人口拐卖的罪恶现场，然而，因长期身处那样的环境，她的生活早已被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并非简单的仇恨或堕落，而是源于她在那种家庭关系中产生的复杂依恋。一开始，这种情感可能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复杂情愫逐渐在她心中生根。尤其当她离开了那个环境后，这种情感的负担反而愈加沉重，最终这份加剧的情感逼迫她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被拐卖的妇女的灵魂，强制性的情感迫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时也是她必须承受的复杂的情感程式。贾平凹通过深刻而细腻的笔调，描绘了底层生活中人伦危机，这种危机包含着深深的困惑与痛苦。当《极花》主人公返回原来的地方后，她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就如同现实中网络上对她的种种批评一样，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正如鲁迅所说的“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2，正是贾平凹创作《极花》过程中的心理写照，他最难的是如何处理被拐女性对乡村的“认同”问题，不仅关乎于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复杂纠缠与疏离，而且关乎个体精神选择的两难困境。
在底层叙事的框架下，《极花》不仅描写了令人憎恶的人贩子和买家，也描绘了发生人口买卖的贫困乡村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本身便是底层的代表，但次底层的叙事中，谁才是真正的“最底层”？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妇女、买家，还是生活在穷困中的乡村社会人——都是底层，却都没有完全沉沦到“最底层”。贾平凹感叹这是中国最后的农村: “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3他关心的是刘高兴、蝴蝶等来自农村的“底层人能说话吗？”4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吗？他们在尴尬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的准备，也没有给予他们适度的生存空间。但是刘高兴、蝴蝶都迷恋城市，因为金钱和资本的力量“赋魅”于现代化都市空间，农村人以非理性的向往企图解构城市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他们有着和阿Q相似的精神胜利法作为自我解脱的妙计，他们都认为进了城就是城里人，刘高兴给自己改名，与乡村断绝关系，不愿农忙时回家，试图做一个合法的“西安人”。蝴蝶也来自农村，她渴望成为城里人，迷恋城里女孩的高跟鞋，也渴望爱情，走上被拐卖的悲惨命运也是因为想尽快获得合法的城里人身份，然而他们只能在反复中寻求超越身份鸿沟的途径。
这种复杂的社会分层，每一个个人都不在最底层。在这个社会中，作家通过对多层次底层社会的剖析，展现了他深沉的忧虑，这种忧虑如大地般厚重。关注到那些不幸被拐卖的妇女，被解救后，她们离开了曾经的生活环境。那个承载了拐卖罪恶的社会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虽然这些家庭是以强制的方式形成的，一旦被解构，又形成了新的破碎。在这样的农村，一旦靠买卖人口的方式来维持心理平衡与基本的人际关系，维持最低层次的“人间烟火”，那么，当“解救运动”将被拐卖的妇女从这种罪恶中释放时，尽管这一行为充满正义，却无可避免地对这种低层次的农村生态造成了某种破坏。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实在贾平凹小说中得以呈现，而且是在次底层层面加以呈现。
三、贾平凹次底层叙事的基本方略
那么，贾平凹如何把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处理成在汉语新文学世界特别有光泽的次底层叙事的？
首先，贾平凹通过发掘底层生活的人们身上较高品质和人格，使他们即便身处底层，也不至于堕落到最底层。在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 以刘高兴作为第一人称简单而本色地叙述了城市捡垃圾这一类人的人生际遇——卖肾、被迫卖身、惨死，似乎都是一部部人间悲剧，然而表面物质上的极度贫乏通过精神上的充实给予补给，使得小说人物就没有那么可悲、可叹、可怜。刘高兴这个有文化、有理想、有自尊的进城农民，面对自己的“底层”身份和处境，他不抱怨、不憎恨，而是“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这个人物与阿 Q 根本的不同在于，他有一种寻求自我改变和自我支配的意愿：小说中刘高兴原名“刘哈娃”，刘哈娃进城后主动更名为刘高兴，这是他追求改变的开始；刘高兴在城市捡破烂，但他时刻想融入城市，为此他不仅注重自己的仪表谈吐，还刻意模仿城里人的生活习性——穿西服、读报纸、逛公园、休周末。对同伴五富对城市的仇视，他劝导他“不要怨恨”，“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在生存环境难于改变的情况下，极力为自己营造了一种积极乐观（“高兴”）的精神环境。放眼新世纪乡村底层叙事，刘高兴确是一个“另类”，他不是在体制和成规下浑浑噩噩地活着的农民，而是富有一定主体自觉的“新农民”，在他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理解‘城里的农民’的一种新的态度5。刘高兴在面对不公与苦难时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采取了理智的方式解决，以笑去化解诸多苦难，是真正具有理想和精神的农民工。在《高兴》中，就是这么一群贫穷、困苦的打工者，在艰难的生活中展现出极为高尚的品质。当一个叫五富的兄弟在打工过程中不幸去世，其他人不顾一切困难，坚持要将他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完成这件事，即便在不幸和痛苦面前，仍然保持了做人的尊严和乐观的心态，体现了底层挣扎的高贵的人生情怀。尤其是小说第62章的情节，描写了五富的遗体被运回家乡的路上，兄弟们途经一个城市的街头，看到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时，他们甚至希望让五富的遗体也“看一看”这座城市的风景。人物此时的心境真实体现了他们高贵的人性和情感。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种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境界，阻止他们堕入最底层的绝望境地。这种方式也使得叙事得以聚焦，使人物的生命状态和情感深度得到了升华。正是贾平凹以次底层的视角和叙事，将刘高兴等这一派人物的形象挺立了起来。
当然，如果仅仅把刘高兴当作一个生活中人来看待，那么他的追求便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况且“底层”本身就有多样性。但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刘高兴，我们却不能不对其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小说中的他显然不是被当作一个纯粹的生命个体被塑造的， 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极力向我们宣扬和说明着什么。贾平凹在“后记”中说，《高兴》写作时曾数易其稿，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内心深处“严重的农民意识”使他在作品中替笔下人物“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后来全靠刘书祯（刘高兴原型） 的一句话——“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才使他坚定了心意：“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 享受着快乐。”6
在小说的具体情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刘高兴这一人物形象具有的鲜明特征。刘哈娃进城后主动改名为 “刘高兴”，这一行为绝非简单的更名之举，而是象征着他对一种全新生活态度与价值追求的主动选择。他不仅在身份称谓上进行了转变，还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向五富等同伴宣扬 “高兴” 的生活理念。当五富对城市表达出不满与抱怨时，刘高兴以 “你把城里钱挣了，你骂城里？” 进行反驳，这种反驳体现了他对城市与自身关系的独特认知，以及对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与认同。当五富因他放弃捡破烂而去逛城而提出疑问时，刘高兴以 “你有了这些破烂，我却有了一座城哩” 予以回应，并在内心深处对五富 “生活贫贱，精神也贫贱” 的状态表示不屑。这些情节不仅展现了刘高兴独特的价值观念，也反映出他在精神层面上试图超越物质贫困的努力与追求。
此外，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有意将刘高兴塑造为“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这一形象比喻凸显了刘高兴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依然保持着高尚的精神品质与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人物形象，小说特意设置了 “英雄救美” 的恋爱情节，刘高兴与风尘女子孟夷纯之间展开了一段精神恋爱。然而，这段恋爱关系中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矛盾与冲突。从经济层面来看，刘高兴为了维持这段感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平日里还需不断拿出自己微薄的积蓄。考虑到他作为一个无亲可奉、无家可养的乡村闲汉的身份，这种付出显得尤为沉重与不易。从情感层面来看，孟夷纯作为妓女的特殊身份，以及她身世的神秘性，使得这段感情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刘高兴在与孟夷纯的交往中始终毫不犹豫地付出，从不追问金钱的去向，但小说中通过 “锁骨菩萨” 化身的暗示，为这段感情赋予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宗教与神话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对孟夷纯真实动机的质疑。然而，偶然与侥幸终究无法构成生活的本质逻辑，刘高兴最终未能实现救美的英雄梦想，只能背负着同伴的尸体，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失落落魄回乡。这一结局不仅是对刘高兴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书写，也引发了读者对底层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奈的深刻反思。
其次，将底层生活和都市社会形成勾连，营造出“次底层”空间。例如《秦腔》中采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故事背景渲染，将底层生活与更高层次的文明生活连接起来，偏远贫穷乡村的底层生活与文明社会的高层文化建立关联，这种联系就像一座斜拉桥的钢索，将桥面与高耸的桥塔相连，无论桥面承载多大的重量，都不会沉入水底。小说中的底层人物，比如，偏远山区贫穷的老汉，也唱起几句秦腔，瞬间打破了地理和社会的隔阂，使他的生活与城市的文明生活产生某种联系。在这样的叙事中，底层叙事的“钢索”让底层人物的生活始终保有一定的文化层次、经济层次和社会层次，使之不会下坠到最底层。而小说中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老农民夏天义的去世，有力地说明了当下中国底层人民乡村世界的衰颓与凋蔽状况。综上而言，乡村世界的凋蔽过程，也正是如秦腔一般根植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日渐衰败的过程，二者互为因果、同步进行7。
《高兴》中的刘高兴为了盖房子娶媳妇，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然而为时已晚，媳妇早已嫁给了他人，与此同时，他认为他的另一个肾是卖给了城里的大老板，因此拥有另一半肾的自己也就理所应当是城市人，这种可笑的推理听起来是荒诞的，但其背后却是刘高兴单纯、美好的愿望，即使城市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完美，但他在城市遭遇到的一切都有助于实现这个朴实的愿望。刘高兴对理想的执着展现着新世纪的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不再是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城市里的过客，他们要成为城市里的主人。这样的目标和理想使得他们悬置于社会的次层次底层，而没有技能、没有足够知识文化的刘高兴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
由此可知，作家在书写底层生活时，即使表现得再底层也不会将叙事沉沦到“最底”，所以“次底层叙事”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小说《秦腔》，描写了极度贫穷的清风街，始终有人在唱秦腔、制作秦腔的面具，或者从事与秦腔艺术相关的活动，这些超出了基本温饱需求的行为，正呈现出中国底层社会生活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出一种超越温饱的生命状态。贾平凹能够如此表现底层社会生活，体现了他对所描写的人生深切的眷恋和情感。他以深情的笔触祝福这种虽贫困却充满文化意味的生活方式，这是他次底层叙事的一个鲜明特征。
最后，贾平凹的次底层叙事是让底层不幸的人们自己挣扎，从最底层挣出，开辟次底层的人生。小说《极花》表现了令人痛心的底层生活。文中贩卖妇女的现象，是当代社会极其丑陋的阴暗面之一。这种现象不仅揭露了底层生活的困惑与尴尬，更暴露出一种野蛮的生活状态。这种“野蛮”不仅仅属于贫穷，更是属于堕落。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人们能想象到的地方，甚至会超于想象，在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时有发生。这种丑陋的现象，显示出野蛮的人生像是现代社会的一颗毒瘤，以残忍的方式侵蚀着原本应当健康的社会机体。作家需要极大的胆量、勇气和才情，才能以小说的笔法关注并描写这种生活。贾平凹便以他的过人胆识与不凡才情，生动刻画了这种底层生活的挣扎，以及向次底层生活擢升的努力。
《极花》也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议。部分学者指责贾平凹以“助纣为虐”的方式描述了被拐卖的妇女——她们在被救出底层生活后，却无法适应，甚至自愿回归底层。这一情节引起了部分读者的不满和批评。这些批评者往往没有读懂《极花》或贾平凹的意图。而从“次底层叙事”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解读这点。贾平凹的叙事表达了对底层生活中挣扎者，尤其是被拐卖妇女的深切同情与尊重，并且“回来了”，而这种“回归”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伦理和人性困境。这些困境是难以克服的，也是批评者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人性与伦理未曾遭遇过如此深重的矛盾，因而难以感同身受的理解作家的用意。《极花》中的蝴蝶并非像祥林嫂那样在舆论的牵引下混沌度日，蝴蝶宁愿选择回到圪梁村也不愿倒在舆论的枪口下，这是时代所赋予次底层人物的新的觉醒和尊严。《极花》中蝴蝶被解救回来的时候，城市晚报上刊登了长篇的拐卖妇女的报道，一批一批的人拿着照相机要采访她，她一次又一次地被问到在圪梁村的辛酸血泪史，一遍一遍地说着同样的感谢人民警察的话。蝴蝶反感他们的提问，她觉得仿佛有人把她的衣服扒了个精光去肆意羞辱， “我再不接受任何采访了，凡有记者来，我就躲在出租屋不出来，他们用照相机从窗格往里拍照……后来采访是没人来采访了，出租屋大院仍是不断地有闲人进来”8。她没有了找到工作的可能，不敢跟母亲去捡破烂，与弟弟大吵了一架，老家的人从电视报道上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将蝴蝶的经历作为吃瓜群众的饭后谈资和训斥小孩的真实事例。在漫天舆论的阴影下，可怜的蝴蝶宁愿主动回到圪梁村穷山恶水的黑窑洞，也不愿成为无聊社会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城市流言蜚语之下苟且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蝴蝶的“回归”是避开了坠入故乡最底层的命，体现了对自己进入次底层人生的一种努力。
余 论
次底层叙事往往最贴近生活，贴近底层生活的真实，其真实性更容易信赖。最底层书写往往距离真实的生活有一定距离，而次底层叙事由于更贴近作家观察到的现实，因此更容易表现出生活的多维度与真实性。这种叙事策略在美学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
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由于次底层叙事的思维有利于帮助作家顺畅地进行主人公的人物设定，诸多人物形象更生动丰富，这是因为作家可以对这些人物进行多层面的观察。比如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主人公形象时，如果将他设置为全村最不堪、最贫穷、最坠落的一个人，这样的极端设定反而会限制人物形象的塑造空间，使作家不得不采取一种平面化的方式进行叙述。而在次底层叙事的框架下，人物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得以展现，更容易呈现出丰满而典型的形象。
除了表现社会关系之美，小说的次底层叙事还展现了“艺术空间之美”。例如贾平凹的《秦腔》以浓厚的秦腔文化氛围笼罩了清风街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使得乡村生活充斥着秦腔的声调，增添了次底层人生艺术的美感。这种艺术氛围使得乡村生活超越了底层叙事本身的悲情，而展现出次底层人生独特的魅力。在这里，次底层叙事脱离了其本身的哀切与悲伤，呈现出他的艺术空间之美。贾平凹表现的这种次底层叙事原则，使得作品中的底层生活呈现出别样的风貌。次底层人物虽然面临着生活的重重困难，但他们并没有陷入完全绝望、无助的状态。贾平凹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在作品中拉伸了艺术空间，赋予了底层生活一定的美学意义和人性的温暖。
在《秦腔》里，秦腔文化的存在，为乡村生活注入了一股活力，让它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在这里，次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再仅仅是苦难的堆砌，而是有着自己的精神寄托与文化追求。他们在秦腔的世界里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口，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与希望。次底层叙事也因此脱离了其本身单纯的哀切与悲伤，呈现出了它的艺术空间之美。
次底层叙事正是通过这些独特的特点，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底层生活更贴近真实，因为它没有刻意去美化或丑化底层人民的生活，而是以一种客观而又细腻的方式去呈现。同时，它又通过对艺术空间的拓展和对人性温暖的挖掘，让底层生活更具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也让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底层的生活，为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平凡、最底层的生活，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美与价值。
注释：
1 6 贾平凹：《我和刘高兴·后记一》，《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2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3 8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197页。
4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5 王光东：《“刘高兴”的精神与尊严——评贾平凹的〈高兴〉》，《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
7 李云雷：《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作者单位：深圳理工大学]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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