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与改革开放文学之“革命重述”
内容提要：《白鹿原》所叙中国革命及革命者在陕西历史上多有可考原型，但《白鹿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中解构革命最为有力的作品。这主要因为作者在选择历史素材时有意识地封存了那些可以支撑革命情境、革命正义与革命信仰的大量史实，导致革命沦为无根之木。所以如此，与当年急欲改变自身文学处境的陈忠实对“告别革命”认识装置的契合与迎合有关。如此“革命重述”既是复活历史，更是制作历史，客观上也持久地介入了当代中国的现实。
关键词：《白鹿原》 陈忠实 革命 叙述
《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作用之一，在于它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新叙述。当然，“革命重述”是改革开放时期重要文学现象，深可探究。对此，张旭东指出：“社会主义现代性在社会、概念和想象总体性上的破裂，已经造成整个民族现实的或想象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话语的普遍瓦解。”1从《古船》到《故乡天下黄花》到《白鹿原》，皆可谓此种话语瓦解的现场见证，但《白鹿原》无疑是其中解构最彻底且最“兵不血刃”者。不过，论及个人态度，生性板正、真诚的陈忠实对革命却又充满崇敬之情。他多次肯定、赞誉革命为“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感天撼地的英雄壮举”2，对白鹿原地区的革命者尤为感动，“他们是先驱，他们对信仰的坚贞不渝，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是这道古原的骄傲”3。倘仅以此为根据，几可将《白鹿原》预判为“新《红旗谱》”，然而文本却史无前例地解构了革命。如今，《白鹿原》经典地位早已确立，这就给学术讨论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陈忠实真诚情感与《白鹿原》“革命重述”之间存在深深的裂缝，此种裂缝如何呈现在文本之中，它又与改革开放时代认识装置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种问题，涉及真实与虚构、时代与自我、文学与历史之间无时不在的纠葛与互动。
一、革命者与革命的原型
在诸多创作自述里，陈忠实对《白鹿原》依据的革命者及革命原型都仅简略提及，让人感到陈忠实对当年关中革命并不那么熟悉，至少不如对《蓝田县志》《吕氏乡约》及关学名儒牛兆濂那样下过细致功夫。但近年当地文史工作者的考订工作（如卞寿堂著《〈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令人大出意料：《白鹿原》有关革命的艺术刻画几乎都可找到具体原型。甚至可以说，《白鹿原》的出版是陕西革命“迟到的记录”，意义堪称珍贵。
（一）主要革命者原型。《白鹿原》主线是白鹿两家兴衰成败与“农村宗族式生活的斑斓画卷”4，副线之一则为原上乃至关中地区的革命运动。如果说“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5，那么《白鹿原》所记录的却又多为“几乎无人知晓，遗忘得太快”6的“成功者”甚至牺牲者。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者主要是白灵、鹿兆鹏以及韩裁缝、习旅长、廖军长等，还有如葛利高里（《静静的顿河》）一样在红军、土匪、白军之间不断反复的黑娃。对这些革命者原型所自，陈忠实都较少提及，但张景文（白灵原型）例外。据陈忠实回忆，在做资料准备期间，他某天“忽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遗憾”，机缘巧合，他偶然读到张景文事迹7，顿时陷入“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
（她）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写的，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两三天时间里，才得知张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8
《白鹿原》采用张景文事主要有二：一，在南梁根据地因错误“极左”路线被活埋；二，在西安向训导学生“用心读书勿问抗日”的国民党要员陶部长扔砖头事。后者亦系实事：“1932年4月，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奉蒋旨意，来西安地区兜售‘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演讲中“学生纷纷递条子提出质问，戴季陶支吾搪塞的反动解答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慨，在一片高呼‘打倒顽固派，打倒戴季陶’的口号中，张景文首先喊一声‘打’，早已准备好的石头、砖块、瓦片直向戴季陶打去。”9其中“抛砖头的细节”《革命英烈》也有记载，它让陈忠实“把握住了一位白鹿原女性的独秉气质与个性”10。其他如白灵读书、抗婚、与鹿兆鹏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诸事，都主要是作家据此展开的艺术虚构（卞寿堂在《白鹿原》出版以后考订出来的张景文诸多本事陈忠实在创作时并不深知），至于以白灵喻“白鹿”（白灵牺牲前托梦给白嘉轩，“（我）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11），就更是作家神来之笔，无须以原型为依据。
《白鹿原》中具有明确原型的革命者还有红三十六军军长廖军长、姜政委、习旅长等。廖军长系以红二十六军创始人刘志丹为原型。“廖”“刘”音近，小说还称廖军长“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军队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那支红三十六军又葬送在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了”12，这几乎是刘志丹经历的实录。姜政委、习旅长原型也来自红二六十军。小说中姜政委一意孤行，强令红三十六军（此“军”仅九百多人）离开根据地进攻西安，自己却在危难之际脱离部队、叛变投敌，致使全军覆没。这段经历完全是当年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实录，此人叛变后“还在六万字的‘自白书’中，详细供出了各地党组织及党员活动情况，亲自带领敌人到三原和渭北地区逮捕了数百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13，其危害甚至超过1948年重庆“《挺进报》案”。至于习旅长，则直接取材于率部参加渭华起义的国民二军旅长许权中。
以上原型指认还有更切实证据，即坚持认为三人皆为《白鹿原》直接原型且做了细致考订的《〈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一书初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书名即由陈忠实题写，封底还印有陈忠实题语：“这本书把我写《白鹿原》时的箱子底全都抖出来了！”这代表了陈忠实对作者考订工作的认可。
比较起来，鹿兆鹏原型就不那么落实，呈现更多艺术虚构。当然，亦非无迹可循，“（他）集许多革命者的史实于一身”，“原型有侯德普、赵伯平、汪锋等几位优秀蓝地田下党的领导人，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六师联络科长胡田勋的部分活动经历”14。其中，侯德普（白鹿原安村镇新华村人，1902—1934）、赵伯平（白鹿原孟村镇康和村人，1902—1993）生平事迹确实较多出现在鹿兆鹏身上，如“侯德普与他的同乡同学、革命青年，赵伯平发动一批热血青年捣毁了镇嵩军设在白鹿原西部狄寨镇的粮台”15，即小说中鹿兆鹏带领黑娃所为之事，而“赵伯平以教师为掩护、在白鹿原巩村小学从事革命活动，利用‘鸡毛传帖’动员农民聚会和土豪劣绅斗争；领导和创建蓝田农民协会，发动轰轰烈烈的蓝田农民运动；去许庙三王村利用当地已有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卫队，给党抓武装等”16，也都是鹿兆鹏的行动轨迹。不过，这与其说是鹿兆鹏存在原型，不如说是鹿兆鹏之行事有历史依据。
（二）重要革命历史事件原型。从资料看，陈忠实对小说所涉及历史事件，做过细致考察工作。譬如，对于小说中红三十六军及相关故事的叙述，即来自陈忠实细读过的刘志丹史料：
当我获知他在上世纪20年代国共分裂时发动并领导“渭华起义”的重大事件时，我和刘志丹的地理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陕北闹革命并建立根据地的先驱，与我生活的关中有某种地理上的距离。尤其刘志丹被叛徒诱骗，把队伍从根据地照金拉出来陷入敌军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军覆没，覆没的地点在离白鹿原东端不远的进入秦岭山区的第一个驿站张家坪。17
而杜衡不顾省委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导致惨败张家坪这一历史事件在《白鹿原》中也得到如实再现。对此，小说写道，红军在姜政委激越言辞的鼓动下，整个地“陷入一种战前的狂热中”，“队伍拉出山沟进入坦荡如砥的关中平原了”，“这九百多人的队伍就不再显示出浩浩荡荡的气势，反而觉得过于细瘦了一点。他们沿途所经过的许多千户大村，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村社门族自立的保安队的偷袭和骚扰，根本不曾发生一呼百应的情况”18。这完全是当年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实写，“《白鹿原》中的红三十六军章坪镇战斗失利的描写基本上是依照红二十六军在张家坪溃散的史实情况而写的，后来也曾得到陈忠实先生认可”19。其他重要事件也多有历史原型，如鹿兆鹏在大王镇组织召开的省委非常代表大会，即以1930年赵伯平组织的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为原型。此会从1930年7月1日开到9日，会议改组临时陕西省委为正式省委，讨论了整顿党的组织与全省武装斗争问题，在陕西党史上意义重大，故《白鹿原》称“这件事办成功了，白鹿原将载入史册”20。
比较如实再现的还有“交农”“旷世未闻的风搅雪”等重要事件。应该说，在立志关注现实、创作《接班以后》《初夏》等作品的漫长时间里，陈忠实对白鹿原革命史实的确不太熟悉。及至做资料准备时，其观感发生巨大改变：“（我）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与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响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21此处所言“许多史料”，应包括厚达708页的《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该史料集收录大量白鹿原所属蓝田、长安等县农民运动史料，如《白鹿原》有鹿兆鹏烧粮台事，此史料集则收有赵伯平本人关于“捣毁了狄寨粮台”“把抄收的粮、物、款分给了当地的农民群众”22之事的回忆。小说中有鹿兆鹏动员黑娃到“农讲所”受训情节，史料集则收录许多相关通知、回忆，其中一份《长安县农协筹备处通告各仓廒》（1927）称，“我们农人遭刘镇华之蹂躏，贪官污吏之压迫，最近受无纪律军队之剥削。由此看来，散沙一盘的农人是不能安居的，必须组织农民协会，想法奋斗，才能渐渐免去一切痛苦”，故“办农民运动讲习班，造成很忠实很勇敢的、很可靠的、能吃苦耐劳的领袖，率大家共同组织农民协会”23。而对于办理讲习班的具体办法也有完整说明：
（1）学生由各仓廒选送，只限三名。有区农民协会直接由区农民协会选送。（2）经费由各仓廒担任。每名学生十五元，须开学前交清。（3）期限两月毕业。（4）资格。不要官僚、恶绅、土棍子弟，伊等不能给大家谋利益。要纯粹农民子弟，要耐劳的、耐苦的、强壮的、忠诚的分子。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小学教师最宜。（5）年龄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24
该史料集还收有蓝田农民运动资料9篇、长安农民运动资料34篇，其他如渭南、临潼、华县、户县等县农运资料多达224篇。这些资料内容庞杂，涉及农民代表大会、农协与地主豪绅的斗争、农民夜校、揭发驻军罪恶、要求清理县府财政、押拘恶绅等。从中颇可见陈忠实“震惊”其来有自，如1927年3月5日长安县农民协会在西安莲花地空场召开成立大会，声势盛大，据称“各乡农民即纷纷来场，扬旗负戈，非常威武。计到会者共五区四百六十余村，三万余武装农民”25，如此声势，甚至令百年以后的读者难以想象。比较起来，《白鹿原》中黑娃等“十兄弟”掀起的风暴大不及此。
不难想象，对《白鹿原》中革命与革命者原型，陈忠实做了细致考察。对长安、蓝田等县及陕西全省党史的熟稔，使他成竹在胸，小说诸多描写都可予以史实还原。然而，艺术形象的诞生，所依据的不仅是原型资料，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构造、想象与“生活化”的能力。陈忠实在此方面积累深厚，为将原型转换为饱满、生动之艺术人物，他堪称沉潜玩味、涵咏久之。譬如，在得知白鹿原上第一个党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创立时，他不禁联想：“这个富有家庭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而当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26。这一想象，即是鹿兆鹏形象诞生的过程。以此，鹿兆鹏、白灵等革命者较之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有了更多人间血肉、更多变幻不测与更为诡谲的历史冲刷。
既如此，为何仍说《白鹿原》是对革命最彻底的“兵不血刃”的解构呢？所谓“兵不血刃”，是指鹿兆鹏、白灵等革命者“没有一丁点缺点”、天然带有“切近感和亲近感”27，所谓“彻底”系指陈忠实在原型改写过程中“遗漏”了不该遗漏的事物，导致革命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这既是《白鹿原》在茅奖评审过程中遭到部分评论家抵制的原因，亦是身在海外的范曾“感极悲生，不能自已”28的原因。随着时间流逝，《白鹿原》成了彻底的胜利者，有关它的不同声音日益被目为“身与名俱灭”的“尔曹”。但如果研究者愿意细究《白鹿原》之内与外，可发现其叙事生产更深的秘密。
二、那些被封存的事物
鹿兆鹏、白灵乃至黑娃等革命者的确来自让陈忠实深受感动的“吾乡吾土”之革命史实，也与1950—1970年代文学“人在历史中成长”之叙述机制有所仿佛，但细致对读本事与故事，仍可发现“历史只同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而并非同全部事实有关”29的问题在《白鹿原》中也隐蔽地存在着。即，在其“如实再现”中，仍有诸多不可或缺的史实被封存了，未能成其为“历史事实”。
（一）革命情境的缺席。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巨大的事件，其酝酿、发生或有偶然契机，但必然有普遍的问题情境。对此如何认识、如何选材，很能考验作家的思想能力。其实，早在1939年费孝通即有如此判断：“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30那么，在《白鹿原》时代，驱使陕西农民走向革命的历史情境是什么呢？据史料看，陕西农民运动纷涌，与难以忍受的数端“痛苦”情形有关。（1）苦于苛捐杂税。（2）苦于地租，“租率问题，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被地主剥削而夺去的，至少也有半数。佃农劳苦一年，连大布衫，粗米淡饭，都不能得到”31；曾与陈忠实等合作撰写村史《灞河怒潮》（1975）的郑征也表示，“关中地主收租很重的，留三成算是很给你面子了，收100斤麦子给你留30斤。你嫌我收的高，那我不给你租地了，你看谁家给你多，你就到谁家去，你可以去嘛，非在我这弄不成。我这儿就是这。你不来种，可是有别人来种，但你不租地，你就没法过了。那时候农民没什么活路”32。（3）苦于高利借贷，“少数资本家、富豪，拥有多量资本，遇农民饥寒交迫青黄不接之际，恣意抬高物价，作本出放，并用点头例盘剥”33，此外则是兵匪肆虐。而这一切，莫不与官绅“这剥削统治人的阶级”有关：
过去政府机关及所属的机关，就是专门保护老爷绅士们的特殊利益的机关，于是政府人员便借着这个机关，尽量庇护自己同一阶级的人。于是乡村中之土豪恶绅，便作了贪官污吏宰杀农民的刽子手。例如年来驻军盘踞之地方，搜刮民财，官吏绅豪为狐媚上司，维持自己的官职禄位计，常结合起来作怪，肥摊过派，私刑拷打，受贿卖官，诬赖良民，此种恶劣，屈指难数。34
当然，关中土地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大地主少，故农民受地租之苦就相对较轻（秦晖甚至持“关中无租佃”之说），但政府力量（含驻军）也因此更能下沉，“土豪恶绅”“作了贪官污吏宰杀农民的刽子手”的情形则更突出。不过，《白鹿原》既意在“民族的秘史”，目光所及，未必完全以关中为限。在国内其他政府力量相对薄弱、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地主力量就强大得多。其间租佃关系就不止于市场行为，还往往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譬如，在拥地数千亩至数万亩的大地主较为多见的淮北地区，农民所受其苦痛就比关中为深，常有令人发指的“家常便事”。据1946年《淮海报》报道，拥地2600多亩的淮阴孙圩地主孙大琨“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姑娘，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着后面，一步三晃，三步九摇，到了陈兆臻的家里，是话未讲，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35其浩大淫威，连黄世仁都望尘莫及。
可见，正是农民身受的这些物质与精神的苦痛，构成了革命基本情境。当然，习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可能会问：以上材料难道不是意识形态虚构的结果？这很尖锐。然而，捐税、地租、高利贷、性剥削等并非因左翼-马克思主义关注才存在。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它们即已在中国乡村存在很久，只是长期被儒家话语所封存，难以被广泛“看见”。而且，它们皆非个别、偶然情形。倘若只是可通过慈善或个人努力即可解决的个别现象，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者就没有必要聚众造反，亦无必要引入马克思主义。那么，对此情境陈忠实是否了解吗？答案是肯定的。实则在1970年代他即写过《灞河怒潮》《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断》等作品，已涉及经实地调查、采访而来的高利贷、以假文书逼债夺田等真实案例，而在查阅陕西农民运动史料与地方党史资料，对类似材料也必大量过目。就创作而言，这些情境史料都有可构成《白鹿原》本事依据，但陈忠实显然对部分史实做了“不可叙述”的设定与“恰当”的区分、筛选与重组处理。
主要有两层处理。（1）有限呈现农村痛苦，限定在政府苛捐杂税所致范围，与地主有关者（如地租、高利盘剥、官绅勾结等）则多被剥离出去。小说从未述及地租、高利贷之类问题，其间农民也很少对生活不满，农民与地主皆自认为“庄稼人”“民人”，他们之间未因租率剥削、借贷或性占有等事发生矛盾。鹿三一类农民还为“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而“自尊自信”36，叙述者也屡次将此雇佣关系叙述为充满“道义经济”色彩的“主仆关系”。当然，小说并未说农民生活皆如鹿三，但由于小说只重点写了这么一个农民，其生存感受就很易被体会为所有农民的生存状况。而农民如果都如鹿三这般，革命即无任何必要。（2）剥离贫穷的结构性困境，将之回收到“个人奋斗”故事之中。《白鹿原》其实仍有两处提及贫穷，一是“村里多半人吃食接不上新麦”，原因是“去年秋里遭了旱”37，二是有两家女人“一个引着娃娃回娘家去了，一个引着娃娃沿街乞讨去了”38，但原因是男人赌博、吸鸦片。其实，农民贫穷固然与个人道德、自然灾害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阶层固化与制度设计，《白鹿原》坚决排斥后一类史实。如此处理，贫穷就不再是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在既有秩序中即有适宜解决之道——勤劳。小说讲了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白家祖上靠给人打土坯和节俭，三年“就买回来一亩一分二厘水地”，又两年“在祖传的留给他的那一半庄基地上盖起了两间厦屋。又一年，他给自己娶回来一房媳妇”39，二是黑娃靠打土坯和做麦客，一年就“已经积攒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铜子和麻钱”，“一下就置买来九分六厘山坡上的人字号缓坡地”。40而类似《康家小院》中康田生历经十四五年“在小河两岸和南塬北岭的所在村庄里都承揽过打土坯的活计”却仍只有“两三亩薄沙地”的故事与史实，在《白鹿原》中皆被封存、埋葬。当然，其间其实也存在破绽：若仅靠“受苦”就可打开阶层上升通道，那何以鹿三终其一生仍只是长工？如果说《康家小院》比较写实，那么《白鹿原》就是转入诗意想象了。
如此限制、封存处理，必然导致革命情境的消失。不过，棘手问题也由此而至。即，鹿兆鹏、白灵等革命者“没有一丁点缺点”，但却有致命的逻辑缺损：他们为何参加革命？小说中，鹿兆鹏、白灵何以参加革命原因不明，黑娃则略有根据，如对小娥不被允许进祠堂的不满，来自童年的对财东娃可以日日吃冰糖的嫉恨，但究其根本仍不足为据，因为革命高死亡率且会累及家人，非有强烈动机而势必难为。革命者缺乏可信动机，乡村自洽而美好，自然导致《白鹿原》中的革命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全无基础，甚至是对“仁义白鹿村”的不必要的干扰与破坏。如此“重述”，可谓对革命釜底抽薪式的解构，甚至是为“新神”登场清扫道路，所谓“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41，非常贴合《白鹿原》之于革命情境的“封存”处理。
（二）革命正义的缺席。此亦抽除革命情境的必然结果：革命是为铲除人间不平而生，但《白鹿原》既无剥削与不平等——恰如鹿三所言“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42——革命正义也就难以自立。当然，小说亦可正面阐释革命正义，《白鹿原》恰好有此类机会，此即引人注目的“农民讲习班”。然而，小说中长达三月的“讲习班”究竟讲了什么，叙述者一字未提。黑娃等回到原上以后“把在‘农讲所’听下的革命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人家”43，然而到底是怎样的“革命道理”呢，小说直至终篇都未曾提起。由此，革命正义成为小说中极为突兀的缺席者。
这是因为陈忠实不了解相关史实吗？当然不是，实则陕西农运史料提供“革命道理”甚多，如“一般农民，因久受封建社会宗法思想的流毒与旧礼教的束缚，不明白了解，而甘愿过奴隶牛马生活”，“现在还听到农协会员，或非会员说：‘我们的苦楚，是前世造就的！时也，命也！有什么办法？’或者说：‘真龙天子，何日出世？孙文完全是捣乱家……’等鬼语梦话，这都是我们农会前途的障碍物，我们要铲除这些障碍物”44。而怎么铲除，即“农民讲习班”之目的。但遗憾的是，《白鹿原》对“农民讲习班”具体内容做了坚决封存处理，但据当年长安县农协负责人回忆，讲习班课程比较丰富：
学员只收农民子弟，所有仓廒各选派人到讲习班学习。学习期限为两个月，课程有农民运动须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有关革命的文章和歌曲。讲课的有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张会辉等同志。45
其中教员刘伯坚（1895—1935）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曾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魏野畴（1898—1928）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受陈独秀、李大钊影响入党，在长安县开办讲习班时正在撰写《中国近世史》。不难想象，黑娃等受训所听，必含深刻、系统的“革命道理”。亦因此故，长安“农运讲习班”对各仓廒选送学员有“高小毕业”之文化程度要求。但《白鹿原》不但一字不提讲习班之“革命道理”，所选学员也尽是乡人眼中“那些龟王贼六的货”46，与长安县农协通告要求完全不合。而且，小说还称这些学员回村以后发动工作非常困难，“（黑娃）仅仅只发动起来两个人，一个是开配种场的白兴儿，一个是他的女人田小娥”47，史实恰恰相反，仅白鹿原所在长安县农协会员就“达两万多人”，农民运动“在县农协的领导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东至汤峪、鲸鱼沟，南至终南山麓，西至沣河两岸，北至渭河，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起来”48。对这些史料，陈忠实不但熟悉，而且还为白鹿原地区“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忍不住心跳”49，但撰写小说时却将它们悉数删除。如此处理，导致革命在《白鹿原》中丧失正义位置，沦为无意义的无关于民众命运的“闹腾”，并被鹿泰恒目为“羞了先人”“把先人羞得在阴司龇牙哩！”50。不知当年散尽家财、发展农运的澎湃若见此等言语，会对后世不肖子弟发出怎样的一声叹息。
（三）革命信仰的缺席。但凡革命，都不止于权力更替，“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不但意味着以暴力改变现状”，“它是一个使人类更接近于完成其使命的过程”51。而革命使命正在于创造新的相对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并为民众提供对公正社会与美好生活的承诺。从史料看，陕西农运也非常重视革命的未来承诺，如五楼廒农运讲习班“主要是徐汉儒、龚自强、张俊卿（张凡）等负责并讲课”“讲的内容，是苏联人的路；社会主义远景，抗粮抗款，打倒土豪劣绅等”52。其中“社会主义远景”即涉及未来构想，即“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3，但小说未给任何一位革命者以袒露自己信仰的机会。于是，在小说中，农民运动就主要表现为杀人与乱杀人，而非特定信仰引领下的革命行为。同样，因为小说未阐明共同富裕、平等主义等革命信仰，小说人物常将国共两党混为一谈，如朱先生认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54。当然，也简单提及两次。一是第16章鹿兆海与白灵发生争论，白灵提及“共产党就要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但鹿兆海强烈反对，“列宁就是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消灭富人，结果是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55。二是第24章朱先生质疑鹿兆鹏：“你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话听来是很中听的，可有的人甘愿叫人压迫、叫人剥削咋办？”56不过两次皆是质疑者抓住革命“软肋”革命者却拙于回应。其实，两种批评皆不难回应。在鹿兆海批评苏联“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时，苏联“五年计划”即将启动，并在此后五十年内创造了工业化崛起的人类奇迹，也解决了“穷人仍然受穷”的问题。至于后来解体，只能说任何制度如果缺乏自我革命能力终究会被取代。鹿兆海的批评并不切题。至于朱先生所言“有人甘愿受压迫”，则未必因为压迫合理，而可能是缺乏生存空间，即如孙圩地主孙大琨强奸佃户姑娘而佃户不敢反抗，与“甘愿”有何关系？但面对如此质疑，小说让白灵、鹿兆鹏词穷理屈，进一步“抹除”了革命信仰。《白鹿原》还多次借朱先生解构革命，如“鳌子说”，如“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之墓砖谶言。前者完全虚构，后者略有痕迹，据说“文革”之初，原型牛兆濂所在生产队想用其墓砖砌井，但打开以后“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传闻）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57。不过，挖墓之事与墓砖谶言皆系虚构。如此虚构，目的在于继续强化解构力度。
由此，所谓“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58的情形在《白鹿原》中再度发生，革命信仰、革命正义、革命情境在其中依次缺席。于是，《白鹿原》呈现出奇特景观：尽管白灵、鹿兆鹏“没有一丁点缺点”，革命却在其中丧失其与中国乡村现实的深刻关系，轰然倒塌，沦为乡村并不需要的“折腾”，甚至是破坏其美好秩序的外来因素。小说中人也多对革命不以为然，白嘉轩说“农协”“跟咱屁不相干嘛！”59认为革命只是“乱”而已，“哪怕世事乱得翻了八个过儿，吃饭穿衣过日子还得靠这个”60，朱先生亦表示“我不沾这党那党”61。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给予革命的最致命一击。
三、作为认识装置的“改革开放”
不过，《白鹿原》对革命的解构与《古船》《旧址》《花腔》《生死疲劳》等存在明显差异。其最明显者，是小说内外存在作者自己也能意识到的裂缝。在小说之内，陈忠实无声地、系统地解构革命，革命情境、革命正义、革命信仰悉被封存，但在小说之外，他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并不失朴素的情感。这缘于他的少年经历。1956年，正上初一的陈忠实因家贫失学，但碰巧让乡政府书记了解到，“书记立即发了火：新社会怎能让贫农的孩子失学？一定得上学。书记后来跟学校联系，让这个少年复学，学校每个月给他六元钱的助学金”62。对此，陈忠实后来表示：“我是依靠着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63这构成了陈忠实与张炜、李锐等望族/豪族出身的作家的深刻区别。陈忠实也很认可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1966年2月，他在被接收入党时，“心情激动难捺”“他几乎流下泪来”64。而在晚年，他仍明确表示“十分热爱共产党”65，自称“是个‘老布尔什维克’”66，并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当年“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是为家乡溺河修筑数华里“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30多年来再未发生过浦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二将800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而这些“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67。这一裂缝的存在引人思考：既然陈忠实对革命持有如此朴素的感情，为什么《白鹿原》还会如此系统、彻底地解构革命呢？细究起来，当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认识装置有关。
（一）作为“大势”的认识装置。改革开放时代有怎样的思想面向呢？它表现为“革命世纪的终结”之后“一个持续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过程”68，“（这）是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动乱年代的记忆让人们对‘革命’这个词疑虑重重。‘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渐进改良代替了阶级斗争，在学院知识和公众舆论的拱卫中成为顺昌逆亡的历史大势”69。所谓“顺昌逆亡”并非夸张之语，实则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革命为内容的“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已然“溃败”70，而在海外学者提出相关命题之前，新自由主义之“告别革命”思想其实已构成知识界基本的“政治正确”。其时作家言不及革命或无妨，但若继续明确坚持革命，则必然令万人侧目、“举世而非之”，甚至目为可耻的背叛。最典型者莫若丁玲。丁玲成就卓著、受难累累，但就因一篇记述真人真事、逆“势”而为的《杜晚香》而陷入是非旋涡，甚至被指责为“认贼作父、认贼作娘”71。声誉鼎盛如丁玲者尚且“触礁沉没”，撰写《白鹿原》时尚不太知名的“地方作家”陈忠实又怎能不谨慎行事？
当然，陈忠实对此领悟是比较晚的。198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仍处于左翼-社会主义文艺延长线上，很自然地称赞新社会“把妇女往高看”“政府爱护老实庄稼人”“村村盖房的人多了”72，1984年发表的《初夏》的主人公实为“八十年代的梁生宝”，所思所虑仍是“共同富裕”问题。这些写作与时代“大势”完全不能吻合，尽管也曾获奖（《康家小院》获《小说界》第一届文学奖），但都未能产生全国性影响。等到1988年正式撰写《白鹿原》时，改弦易辙、顺“势”而为，就成了陈忠实审慎、成熟的选择。《白鹿原》可以说是“内”与“外”相互作用、个人对“大势”斟酌考量的结果。
（二）陈忠实之于“大势”的契合。在“告别革命”认识装置中，“只有革命者”“掌握着历史性的未来（l’avenir historique）的超验性与意义”73的说法不再被承认，20世纪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被认为所成无几，代价巨大。陈忠实历史认识与此的确有契合处。可以他体会最深的农村变迁为例。此前，他受李凖、柳青小说及毛泽东批示的影响，以为“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选择”74，但到1982年他却亲自负责“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我看着那些刚刚分得或宽或窄或大或小一绺一块土地的农民，当即动手在地头栽上界石，再用铁耙刨成隔梁”75。此番情景，令他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历史断裂感：
我在渭河边的村子里，接触那些自合作化伊始就当干部而依旧是挣工分的农民身份的男人和女人，不由得想到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生活原型王家斌，他们无非是没有遇到某个作家才默默无闻，他们和我熟悉后，总是随口发出慨叹，30年前咱动员人家把牛合槽饲养，30年后咱又把牛分给人家给拉回家去，你说咱30年倒是干了一场啥事嘛！76
当然，陈忠实是理解并支持改革的，因为1970年代农村仍然普遍贫困，“即如我工作的公社里的条件甚好的一些村子，也发生农民口粮欠缺吃不到新麦上场的穷困地步”77。而分田到户次年“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粮”78的事实，也让陈忠实相信前30年“干了一场啥事嘛”，以之为“折腾”之意呼之欲出。鹿兆海对苏联“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的批评，似乎更多是对中国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而发。
不过，其间也折射出陈忠实的某种局限，即，思想能力的不足。这样说广受尊敬的陈忠实，并非有意“轻薄为文”，而是陈忠实对事关集体化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确缺乏考量：（1）农业集体化并非令人丧气的“干了一场啥事”，“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性原始积累’”79。没有农业剩余提供的天量资金，我国今天引以为傲的完整工业体系、世界最大工业国根本无从谈起，而“农民口粮欠缺”问题也与国家“勒紧裤腰带”、不得不过度提取农业剩余的工业化战略有关；（2）联产承包责任制（单干）的确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其改革效应数年内即释放殆尽，人均仅1—2亩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很快暴露无遗，“三农”问题长期困扰国家决策部门，而近年学界提倡以“村庄的新集体化”“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80，证明“集体”并不宜于轻率告别；（3）1982年后农村集体所有制也未如陈忠实所以为的“彻底瓦解”81，瓦解的是其集体经营方式，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则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改革开放时代发挥了吸纳“回乡劳动力”“纾解了城市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82的重要功能；（4）包含集体化/工业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未在《白鹿原》创作之时戛然而止，其实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83，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一直在曲折前行，“共同富裕”也于新时代重新成为国家战略方向。
以上种种，陈忠实皆缺乏深入思考。譬如，他“后半生的一个愿望，就是为杨伟名写一本书”，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并“为杨伟名的事情来过户县十几次”，杨伟名是户县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上书省市以至中央，引起了强烈反响”84，其主要思想即是提出单干。可见，直到新世纪，陈忠实都未能认识到单干并非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长远之策，也未对“三农”等问题有深入思考。而在创作《白鹿原》时，他更无力辨识自己所置身时代的认识装置的急躁。于是，《白鹿原》为朱先生墓内添加了墓砖刻文“折腾到何日为止”85（牛兆濂墓无刻文）。这已不止于对红卫兵的讽刺，也隐含着作家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盖棺论定”。亦因此，《白鹿原》遮蔽革命与民众之关联，封存革命情境、革命信仰与革命正义。实则陈忠实对刘志丹作为共产主义信徒与“现代侠盗罗宾汉”“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86等信息比较了解，但《白鹿原》不让读者“看见”廖军长等的信仰。而且，陈忠实曾在车丈沟实地调查民国乡村史实（撰成村史《灞河怒潮》），对白鹿原地区民众遭受“地租的剥削”“高利盘剥”“超经济的掠夺”乃至农家女性“有的且被迫陪着地主睡觉”等87不堪生存真相也有所了解，但《白鹿原》亦拒绝了这些真相呈现。可以说，所谓“过去的事实”“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88的现象，在《白鹿原》中相当突出。于是，《白鹿原》中的革命看起来形迹丰富，实则缺乏根基与“灵魂”。
（三）陈忠实与“大势”的迎合。何出此言？因为“告别革命”之认识装置有一误区，即认为左翼-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民众苦难乃话语虚构之物，故在与“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作别时，往往也将“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真相一并抛弃。但出身底层的陈忠实必然深知二者区别：的确，左翼-社会主义文艺召唤了农民身受的物质的与精神的苦痛，但在此种话语诞生之前，“铁炉王”“河东王”“河西王”“五霸七雄”一类土豪劣绅已在白鹿原地区普遍存在，二者究其根本实为两事。如果陈忠实与“告别革命”认识装置仅是契合的话，那他大可选择告别前者，但对于后者（民众所经受的痛苦）仍可如实叙来。在这方面当代文学多有成功案例，如《一九四二》记述1942—1943年河南饥荒，近年“新东北作家”讲述九十年代东北下岗，皆未援用左翼-社会主义之压迫/反抗机制，但都深入民众的真实生存，显示了文学动人的思想品质。《白鹿原》看似与它们相似，即“从多重角度探索他们丰富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89，但其实大异其趣，在“避免”“老路”的同时连民众生存现实也“避免”掉了：在白鹿村中“看不到剥削压迫”，而有着“像白氏族长白嘉轩那样奉行仁义和秉承族规，对待长工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农，有像鹿三那样对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长工”90。当然，这类仁义佳话在广袤乡村不难找出若干实例，但它无疑不符合白鹿原地区大概率的生存真相。陈忠实如此选择，明显是在迎合“告别革命”论，因为仅如《一九四二》《平原上的摩西》那样呈现民众生存真实，是无法有力解构革命的，甚至可能让人对逝去的革命生成某种共情，然而隐藏民众大概率的生存苦难，构制“仁义白鹿村”，则可从根底上抽掉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的情境根基，使之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坊间对《白鹿原》“挖祖坟”之评议，即大略基于此。以此而论，在《白鹿原》选择“可以叙述之事”的考量中，历史上白鹿原地区农民（亦即陈忠实之父祖乡邻）的真实生存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造成“顺昌逆亡的历史大势”的“告别革命”之认识装置。
当然，或有人质疑，陈忠实如此杰出，怎会有意识地迎合某种认识装置？其实不然。陈忠实之被认为“杰出”，是《白鹿原》出版以后。而在此前，他虽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但并非“全国性作家”，在与路遥、贾平凹等后起同辈人的竞争中也相形见绌。“没世无闻，古人惟耻”，古代士人的这种执拗，在他身上体现得无以复加。倾尽心力的《白鹿原》其实是创作黄金期即将逝去的陈忠实的最后“决战”（弄不成就养鸡）。所谓“决战”，不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必须一炮打响、撼动文坛。这意味着，欲获当下承认的《白鹿原》绝不可以挑战评论界与读书人的“共识”，哪怕这种“共识”违反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此亦时势力压个人的必然结果。据友人回忆，“忠实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他的‘合拍论’的创作模式。忠实所谓的‘合拍论’，指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主题思想，情节内容，都要同时代、社会合拍”，“没有任何文艺作品，能够超越出时代的轨道”91。《白鹿原》令人震动的性描写即出于“合拍”“有次我问忠实，你在《白鹿原》里写那么多性行为做啥？忠实说，‘性’这个东西很讨嫌，但没有外国人就不看”92。别人可能“不看”，其实是悬在陈忠实头上的一把利剑。因此，即便明知“告别革命”论存在误区，他也不敢违逆。试想，如果《白鹿原》以同样的语言、细节如实讲述地租、高利贷、摊粮、派款，它还能迎来潮水般的赞誉吗？答案不言而喻。在此意义上，所谓“（文本）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93的说法，实在是通透之见。于是，作家与时势由此呈现双赢状态：“告别革命”论在此收获了最好的文学佐证，《白鹿原》也通过迎合读书界的“去革命”共识而迅速被接受并完成自身经典化。当然，质朴的陈忠实在隐蔽地抽空革命的同时，却并未如《古船》《从两个蛋开始》《银城故事》《老生》等小说一样将革命彻底归为粗鄙欲望。《白鹿原》仍给了革命形式上的尊敬：鹿兆鹏、白灵皆无道德缺点，朱先生也称“天下注定是朱毛的”“毛的书我看过，书是写得好，人也有才。”94
由以上改革开放之认识装置的介入及其对《白鹿原》中“可以叙述之事”与须被封存之事的选择，可见“革命重述”话语实践牵涉颇广。（1）“革命重述”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特定话语实践，系由作家体验、历史事实与时代认识装置等多种力量互动生成。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知识界的支配性话语，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革命重述”所呈现的革命，与革命的过去存在巨大裂隙，所谓“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95，在此得到活生生的例证。《白鹿原》建构了自己完整的艺术世界，但却不可以直接目为“民族的秘史”。（3）“革命重述”之重述历史，其目的与其说是复活历史，不如说是通过复活历史、制作历史以参与当下现实的思想斗争，即所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96。于今观之，新自由主义设想的未来是“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97，对此陈忠实未必意料得到，也未必赞成，但《白鹿原》却在利用“告别革命”之认识装置的同时为新自由主义所用。由此，其巨大文学声誉也成为后者“去革命”斗争中的一柄利刃，并将持久地介入当代中国的现实，形塑众多年轻读者的历史认知与现实选择。这也是文学与历史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40年小说本事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1AZW02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 3 6 8 10 17 26 27 74 75 76 77 78 81 89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84、184、180、185、181、178、184、145、143、151、147、153、143、171页。
4 陈忠实：《内容说明》，《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5 88[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30、91页。
7 据卞寿堂考证，张景文实为“张静雯”，其人物背景事迹是《白鹿原》中白嘉轩接到革命烈士碑【注：是‘革命烈士’牌子】后才知道女儿白灵下落的一段史实原貌”。参见卞寿堂《〈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6页。
9 13 14 15 16 19卞寿堂：《〈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4、180、161、161、163、77页。
11 12 18 20 36 37 38 39 40 42 43 46 47 50 54 55 56 59 60 61 85 94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542、390、446、79、99、111、355—356、170、79、210、200、210、239、329、285、433、202、203、559、642、626页。
21 49 57 65陈忠实：《陈忠实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148、148、144、11页。
22赵伯平：《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一点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23 24《长安县农协筹备处通告各仓廒》，《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25《长安农民协会成立到会者五区四百余村共三万余武装农民》，《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28 62 64邢小利：《陈忠实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19、52页。
2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3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7页。
31《田赋租税决议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322024年7月21日笔者采访郑征先生记录。
33《高利借债决议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
34《惩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35洪崖：《孙二太爷的后代》，《淮海报》1946年7月15日。
41[美]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44《农村教育决议案》，《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页。
45 48郗晓峰：《大革命时期的长安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308—309页。
51[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68页。
52杨敬之：《五楼廒农协活动情况回忆》，《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第320页。
53严海蓉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58 96[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2页。
63陈忠实：《父亲的树》，《吟诵关中》，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66 92陈鑫玉：《陈忠实是“咋就把个事弄成”的》，《乡党陈忠实》（续），《灞桥文史资料》2020年第25辑，第173、167页。
67陈忠实、冯希哲、张琼编选《陈忠实访谈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
68 83 97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6、111页。
69张之扬：《告别革命与继续革命——〈让子弹飞〉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想象》，《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70南帆：《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71袁良骏：《丁玲和女权主义漫议》，《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72陈忠实：《康家小院》，《小说界》1983年第2期。
73[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79 82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1页。
80严海蓉、高明、丁玲：《乡村纪事》，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第37页。
84赵丰：《灞桥的那个老汉》，《乡党陈忠实》（续），《灞桥文史资料》2019年第24辑，第107页。
86[美国]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2页。
87刘不同：《我在土地改革中的几点收获和几点体会》，《陕西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第1集），陕西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1951年，第292页。
90梁胜明：《“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义——论陈忠实〈白鹿原〉兼及雷达、陈晓明等同志的评论》，《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3期。
91张君祥：《我和忠实五十年》，《乡党陈忠实》，《灞桥文史资料》2019年第24辑，第18页。
93[美]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9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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