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观
内容提要：城市文学研究的变化始终伴随着城市史观与文学史观的变化。1990年代以来，由于近代史观的多元性，以及对于现当代文学史观复杂状态的影响与形塑的新的认知，城市文学研究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研究视角上，近代史观与文学史观的双向互动，引发了城市文学研究视角的变化，主要呈现为革命叙事、启蒙叙事和城市日常性叙事三种视角。从研究对象上，晚清文学既改变了1990年代城市文学的基础观念，也构成其研究对象。在研究范式方面，1990年代开始逐渐从“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
关键词：城市文学 文学中的城市 范式转变 晚清
19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消费时代来临，经济关系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主导关系，宏大话语日渐失落。1980年代那种颇为浓厚的精英意识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开始逐渐消散，也难以再有一种权威性的思想话语可以统一大众的意识，1980年代文学居于社会话题中心的情况不再。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个体化时代，文坛开始回归个体日常逻辑。同时，文学史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职业化特征。1990年代初《学人》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和讨论，也使文学史叙述与研究趋于多元化发展。
正是在这个年代，城市文学创作开始脱离宏大叙事，呈现出生活日常性逻辑。城市文学研究开始超越1980年代以左翼、启蒙、乡土为主的主导叙述，占据显要位置，同时更加关注城市日常性，并产生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晚清文学作为城市文学的研究对象，挖掘其在物质消费、大众传媒、民族国家三个方面 “被压抑的现代性”， 成为19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最后，19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发生了从“题材论”向“话语论”的转向，即由1980年代以来对城市题材的关注转向1990年代以后对城市意识的关注，“文学中的城市”这一研究范式得到强调。
一、城市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观的互动
19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变化，其背景，来自于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乡土、启蒙与城市日常性三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其导致的文学史观的改变。
总体而言，城市文学研究主要沿着几种文学史观的变化而演进，而这又与1990年代以来近代史观的多元化趋向相同。首先是革命叙事，在革命逻辑中，城市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城市文学研究也被文学史研究所排除。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革命视角发现城市文学的另一种现代性——基于公共性和集体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城市文学研究，如张鸿声（《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次是启蒙叙事，其研究路径是基于启蒙视角重新发现评价晚清城市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对海派文学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评价。后者主要见于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对海派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再次，关于城市日常性的研究。这方面更能体现出新史观的影响——尤其是以年鉴派为代表的西方新的史学观念在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诸如，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论述了晚清一些上海私园的开放使很多大型公共活动得以出现，是上海城市发展和市民社会生活的前提；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1902年到1905年是上海市民政治热情的高涨阶段，是上海市民在争取独立自由，获得“公共领域”的时候；罗威廉的《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晚清各种风格的茶馆、酒楼同早期现代欧洲的咖啡屋具有一样的催化功能，孕育了大众对公共问题的批评和论争。而一些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自愿组织——19世纪汉口的商业行会和慈善组织——在改变大众流行思想上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也有人认识到了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运用到中国时的困境，因为早期上海的公共空间有着强烈的中国语境，它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独立在外的。虽然如此，毕竟近代城市的公共性由近代城市生活的变化而衍发，构成了近代城市日常性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城市文学的基础。
以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文学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范式，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三种叙述范式：革命叙述范式、启蒙叙述范式和城市日常性叙述范式。首先是革命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基于1949年后的修史需求以及大学课程体系调整的产物。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强烈的民族革命、阶级革命色彩。资产阶级革命尚在起步阶段之时，无产阶级革命就已经酝酿、发展，并随着历史推进掌握权力话语。可以说，作为新兴意识形态的方向，毛泽东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现代文学史书写规定了性质，划定了范围，提供了方向，并由此衍发了文学史研究的“革命叙述”模式。其次是启蒙叙述范式。伴随着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落幕，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的“不横加干涉”“不发号施令”以及《人民日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倡导，开启了全面的思想解冻，文学研究也开始了启蒙立场的回归，学术界开始从知识分子立场而非政治意义去评估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现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研究影响最深的当数文学史观。亦即什么样的研究范式，便有着什么样的文学史观，而文学史观的变化相应地也会影响着城市文学的研究。“史观”对“城市文学”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革命史观对城市文学研究的影响。韦勒克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出对价值的判断。”1在这方面，城市文学研究同文学史研究一样，总是存在“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权力博弈，并在这种权力博弈中定位自身。城市文学研究体现了这一权力话语运作于学科生产的一个表现。
五四时期的叙述大致可以概括为启蒙叙述，“知识分子与大众”是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叙述视角。随着国共斗争日益白热化，抗日战争危及民族存亡，这条个人主义的发展道路随之被群体秩序与群体力量的建设所斩断。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开始生成，它不再来自精英阶层以西方为模板所设计的资产阶级道路，而是以乡村开展的农民革命为想象依据，在这种想象中，并没有个性和自由的位置（这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为这一转换指明了方向，即“向工农兵学习”。由此，启蒙者变成被启蒙的对象，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想象转换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想象，公共性和集体性得到空前的凸显。
革命叙述对城市文学的影响，常使人们将1949—1979年这一时期的城市题材创作，视为城市文学的异端。然而，现代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的政党，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他们广泛活跃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同样，要实现革命的目标——推动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形态向现代性过渡——夺取城市也是其必然手段。于是呈现在城市文学，在中共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更重视生产性的工业大城市而非消费性的、商业逻辑的都市。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性、组织社会与大工业逻辑等城市的左翼政治特性得到凸显。该时期的工业、厂矿、车间诸类题材的小说创作，日常经验生活被简化抽走，成为从“左翼”角度观照城市的重要文本。此时期的城市文学，往往因城市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而受到忽视，它们大多被当作“工业文学”处理。在常见的当代城市文学研究专著中，对该阶段的城市题材文学，多见其略而不谈。城市文学被分裂为新中国成立前和1980年代以后，由革命叙述范式支配的城市文学将“工业”作为根本，而有关“城市”的创作被完全排除。直到1990年代，西方的梅斯纳、德里克，中国的汪晖、刘小枫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论断，肯定了革命年代城市的另一种特殊的现代性，才形成新的“接续”。因此对文学而言，也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主义现代性城市叙述。这样，挖掘社会主义属性的城市文学现代性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并得以深入。如张鸿声的著作《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
其次，启蒙叙述范式对城市文学研究影响。1980年代以前，按照革命叙事的评价标准，城市文学并未受到重视。1980年代到199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文学研究整体观”和“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文学史研究开始不满足于政治框架内的叙述模式，对五四初期文学、鲁迅小说与散文、乡土文学、民主主义文学、“1980年代文学”的研究成为重点，文学史观研究发生了从“革命叙述”到“启蒙叙述”的转变，知识分子视角的文学史阐释一度成为主流。然而，这一时期城市文学研究成果依旧稀缺。城市与乡土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对立物。1990年代以后，基于启蒙视角重新发现评价晚清城市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海派文学历史地位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诸如范伯群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他在1989年出版的《礼拜六的蝴蝶梦》，以及随后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晚清通俗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纠正了过往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海派文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见于吴福辉、许道明、李今、李欧梵、杨剑龙等人的著作。
由于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观开始向城市日常性转换，一方面造成了城市文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另一方面，城市文学被看作与乡土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其阐释力度被空前强化。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也开始改变文学史的叙述格局。
陈平原在其《想象都市》一书中，提出了要借助“文学的都市和都市的文学”这一有待彰显的面相来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2这一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去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史，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总是过多地关注乡村，乡村总是被赋予一种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意涵，是一种信仰般的审美理想。与之相对的是，对都市的沉迷留恋总是被视为腐朽的、堕落的表现。因此，扬乡村而抑都市成为一种书写惯性。然而，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和城市发展紧密相关。城市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体验完全不同于乡村。在这方面，城市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社会另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况，城市文学研究也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找寻到了新的阐释空间。
最后，不同于革命叙述和启蒙立场的城市文学研究，199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开始凸显城市现代性角度的观察，呈现出注重城市日常性的特征。这种情况的出现，来自对近代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观的变化推动了对城市文学的理解，由此也使得文学史观发生了变化。从现实层面来看，1990年代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以及其所导致的城市社会现象使得城市地位越发重要。而在理论上，1990年代后引入国内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民族国家等概念，也将城市化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动因。基于公共领域理论，特别是基于其半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而建立的认知成为城市文化研究中的新路径。
1990年代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与各种城市现代性事物的出现，都与近现代时期的城市现象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包括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如新写实小说等，也都源于现代城市的日常性基础。鉴于此，城市日常性成为1990年代建立现代史观、重新认识文学史的一个向度。随着城市文学及其研究的兴起，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启蒙文学、工农兵文学、乡土文学为主要形态的文学史格局，逐渐转变为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城市文学鼎足而立的局面”3。此外，西方新的史学观念，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对民间社会形态、“公共领域”、行会、商会、社团等的重视，使得我们在进行城市文学研究时有了新的参照，开始把目光投向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公共社会领域，并由此就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进行讨论。
二、晚清文学作为城市文学的研究对象
在1990年代后的城市文学研究中，晚清文学既构成了城市文学研究的渊源与基础，同时也是研究的对象。晚清以前的中国城市大都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城墙建筑起了城市的意识形态性和防御功能。近代上海打破了传统的城市形态，它听从于商业的、欲望的、时尚的消费意识形态，是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城市。晚清上海的城市自治、商业发展是其出现公共领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现代性的国家、社会与文化想象。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如王韬、冯桂芬等开始出现，社团、报刊等媒介在上海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具备社会活动需要或政治观念表达的公共性空间也在上海出现。近代城市的公共性由近代城市生活的兴起变化而衍发，构成了近代城市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城市文学的基础。
晚清文学作为城市文学的研究对象，对其研究主要突出在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从物质消费层面研究晚清城市文学现代性。一方面，兴起的城市消费性，特别是关于报刊文学创作、阅读、发行的平台，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新兴的消费性生活也构成了文学的叙述对象。晚清时期的上海构成了一个耀眼的流动都市空间。在这里，文本和城市相互作用，城市既为文学提供新的素材，也是文学想象性的产物。其中，新的城市空间造成了新的人群的组成和流动，造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兴起和市民审美的变化，同时视觉文化对文本的冲击、对女性身体的观看等方面，造就了晚清上海书写的摩登气质。1990年代后，对都市（主要是上海）消费生活进行研究的著述成为晚清文学研究的重要一面。如熊月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姜进主编《上海：都市想象与日常生活的更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版）也都揭示了上海这个新兴移民城市最初的城市生活状态。
其次，对晚清城市文学与大众传播关系之间的研究。晚清时期出现的新兴传播媒介是城市的新生事物。新兴媒体的出现造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传播。安德森曾提出报纸和小说作为技术媒介为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同样，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也指出了英、法的期刊和沙龙与其公共领域形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理论激发了1990年代以后从媒介角度来研究晚清文学现代转型的兴趣。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版）讨论了晚清传播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下的文人身份的转变、市民读者群的形成和通俗小说兴起。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与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判的关系及其影响。海外学者如美国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分析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在西方市场性因素影响下的现代化技术变革，以及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文化和观念的推动。
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能够有效传递信息的社会机制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产生“共同体”，而信息传播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共同体”的范围。传播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实现一种信息的共享，信息必须要被它的受众接受才能达到普及和连接的效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传播就没有现代文学审美或审美的现代性”4。而晚清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报刊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在传播领域的改革中，印刷技术的提高（如使用机制白纸印刷、煤气印刷机等技巧）使得改良派利用小说启发民众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上海租界的印刷行业尤其繁荣。上海因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经济条件，促成了作家的聚集，也为作家们提供了工作职位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题材。晚清小说大部分都在上海出版，这些小说以报刊为载体，表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下小说内容和形式的现代转型（主要是向通俗化的转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身份也在发生转型，李仁渊在其《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最后一部分以江南为中心，论证了新式传播媒体在知识分子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知识分子为报刊注入的政治功能以及官方对新传媒由封禁转为对抗和规范。与之相伴的是，具有政治、社会和思想基础的士人，开始了趋近西方的、现代的知识系统的身份转变。
最后，由于晚清以来文学的民族国家使命，中国城市也被赋予了与此相应的形象，上海成为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典范。作为中国的首座城市，对上海的理解被附着了一层国家逻辑。这表现在“一是上海体现出的在殖民体系中的边缘、破产、畸形、堕落以及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解放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上海体现出的国家现代化中心地位与大工业、物质繁荣乃至全球化图景”5。
在近代以来对上海的城市书写中，多表现出对上海城市道德的厌恶。这源于作家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的冲击，那些所谓“奇事”往往不合乎东方人的认知和审美，他们对传统道德的摧毁感到一种深刻的恐惧。上海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一块中国的“飞地”，弥漫着崇洋、奢靡、浅薄之风。这些对上海腐败和堕落的种种指摘，为上海增添了非中国性的、殖民化的色彩，从而与内地乡土中国形成了分离。
然而，也正是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民族国家意义上主权的丧失与恢复、对世界主义全球化的思考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追求等诸多问题在这里的集中呈现。而从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挖掘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在1990年代以后的晚清研究中蔚为大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梳理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颜健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就晚清的世界想象、空间观念、民族建构以及革命思想等方面，分析晚清士人如何看待世界和定位自身。
综上，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经济史观注重对长时段的考察，关注物质生活，包括中层领域中的集市、商业的经济活动以及文化游娱场所，引发了对于晚清社会出现的行会、商会、绅商、社团、舆论场的关注。对晚清文学的研究，也渐渐切近对城市的关注，并走向多元。如李欧梵所言，我们应该把对20世纪的追悼融入21世纪，而不是近代和现代一分为二地去理解6。整个晚清，充斥着复杂的中西新旧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在主题、形式、文学审美和接受等多层面都产生了区别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异质性。
三、“城市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的范式转变
就研究范式而言，19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带有从“题材论”到“话语论”的鲜明的转变特征。1990年代初，这种范式的变化端倪，在于对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城市意识”的强调。而在新世纪之后，“文学中的城市”范式越来越得到响应。
城市文学的书写受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此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尚未出现，城市文学创作也并不繁荣，城市文学研究也相对薄弱。而1990年代，伴随着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研究呈现出强劲态势。比如，19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城市文学作品集的编选，如徐剑艺主编的《新都市小说选》、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城市小说精选》等。新世纪以后，有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编选、何锐主编的《感觉城市：中国城市小说年选》等，都带有扩大研究视野的展拓性质，说明了学术界已经将城市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史认知的一个重要参照。
与此同时，城市文学研究究竟遵从何种范式，也作为研究现象开始出现。1983年在北戴河召开了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参会者将城市文学定义为“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7。这表明了将“题材”作为衡量作品是否属于城市文学时的标准。与之对应，此时的城市文学的研究多采用“反映论”的研究范式。即以题材为限定，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认为城市文学作品来自城市经验，是客观的城市生活的再现，强调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而到了1990年代初，对于1980年代以“城市题材”来限定城市文学的概念有了反思，城市文学研究中的“城市意识”概念被提出。有学者对是否存在完全符合“题材论”要求的城市文学研究提出疑问，比如王干在1990年代认为如同当代文学研究存在命名的困难一样，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新的文学形态，城市文学存在其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定义是有局限的。8正如汪民安在其编选的《城市文化读本》前言中所说“没有哪个领域像城市研究这样没有统一的见解了”，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同，立场不同，时代不同，注定了他感知城市的方式不同，他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偏僻一隅。就此而言，城市，只是构成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它既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成见”9。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有一批理论家对定义城市文学时的题材决定论倾向提出批评。如徐剑艺提出城市文学不仅应该是题材上的城市生活，也应“以城市意识来艺术地观照城市、表现城市”。这一说法在1990年代得到了陈辽等一些学者的回应。10李洁非、葛红兵认为，中国到了1990年代之后才有真正的城市文学。11因此，研究中的“城市意识”而非“城市题材”，成为学术界进行研究的共识。城市瞬息万变，城市所呈现的面貌也因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想象方式、身份地位、性别年龄、文化水准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城市文学研究亦是如此。
1990年代城市文学由现代城市物质与消费角度，即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对于城市的理解，就是1980年代缺失的。城市乃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1990年代提到的“城市意识”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物质性也是城市社会的重要内容。都市的物质消费与欲望是卡林内斯库所言的“世俗现代性”的一部分内容。人和物的现实联结以及人对物的追求以至人最终被物化，是现代城市生活冲击乡土式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典型表现。在西美尔看来，这最终会导致人在都市中“暗含厌恶情绪的自我隐退”。西美尔认为大都市是厌世态度的真正场所。“它使得金钱变成了平等化的中介，经由这一中介，多层面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等的维度，它使人们分辨力钝化，知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不同价值。”12这种对物的崇拜表现在城市文学中，在于出现了新的城市意象、城市生活经验和时空体验。李洁非认为研究城市不得不引入物和商品的概念，“现代城市，却地地道道乃是资本的产儿，自由经济的空间，商品符号的载体，物之力量的渊薮”13。我们对城市的解读，不能无视消费与物质的城市基础，否则便会失去讨论城市文学的意义。
除了研究城市人与物的关系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1990年代以后的城市文学研究还有多种观察城市现代性的角度与对象。比如，有从城与人的关系着手的城市研究，如曹丙燕的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人”与“城”——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吉林大学，2018年）以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为对象，以“人性”这一视角出发解读城市文学，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城市人的“在”与“如何在”问题。张鸿声《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认为，在“十七年”城市题材的文学中并不缺乏现代性表达，而是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种现代性，即排除了消费性和日常性的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公共性的表现。也有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文学，如巫晓燕的《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现代审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当代都市小说的现代审美的兴起与形成，并将当代都市小说的现代审美形态概括为“反实验与欲望化叙事”“反都市叙事”“都市女性叙事”“青春书写与网络叙事”，等等。
“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其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提出，该书在1990年代后被译介到国内学界。之后，陈平原先生在“北京：都市记忆与文化想象”国际会议上作了倡导，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海外学者张英进等的一些研究中，也显示了“文学中的城市”范式的实践意义（《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联合文学》1997年5月号）。赵锡方的《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对于香港文学“英国叙述”“大陆叙述”“本地叙述”的分析也使人耳目一新。这种研究大体遵从“文学如何想象和虚构城市”这一视角出发，并从“赋予城市什么意义”“为什么赋予这些意义”“是怎么赋予城市意义的”三个逻辑展开。
由此，198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模式被打破。比如，198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惯常使用的“地域”视角，容易忽略城市之间的差异，将城市看作一体性的存在。即使存有差异，也往往是地域性的。1990年代，由于“文学中的城市”范式的出现，这种“地域”研究开始被“如何叙述城市”的范式取代，并具体表现为文学对于特定城市的叙述观察之中。施战军在《论中国式城市的生成》提出城市文学研究要“置身中国式的当代境遇，萃取中国文学的认知传统，以更新的艺术手法整合生成今日中国式的城市文学之大观”14。吴福辉也认为“都市文化的丰富多样、都市文化的个性，第一位可以分析的，便是这个都市的地域意识，它的或长或短的乡土文化记忆”15。每个城市的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有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超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新城市和老城市、历史名城和现代化大都市之别。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现代化程度等的不同，更造成了作家感受的不同，进而导致对于城市的文学叙述的差异。
观察文学中的“北京写作”“上海写作”“深圳写作”，城市文学研究也呈现出特定的“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特征。在城市的地域性分析中，对于文学中的上海、北京、香港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关于上海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汪晖等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鸿声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关于香港城市文学研究成果有何慧的《香港当代小说概述》（广东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也斯的《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版）、李欧梵的《寻回香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关于北京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邹仲之《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刘勇、许江《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等。另外，还有从比较学视野出发进行“双城记”甚至“三城记”的比较研究，有陈晓兰的《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吕超的《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章妮的《三城文学都市乡土的空间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种比较性的研究，更加可以看出作家观念与叙述需要的不同。
中国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文学呈现，展现了百年以来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审美变迁。随着1990年代以来学界方法论的多元化，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也趋于多元。在研究视角上，革命叙事、启蒙叙事、城市日常性叙事三种视角显示了近代史观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并因此对城市文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在研究对象上，有晚清文学加入并丰富19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李欧梵、王德威将“现代性”引入晚清文学的研究中，其论述表明中国国家现代性建立与发展的种种情况，在晚清的城市文学中已经有所体现。晚清城市文学中中国现代性的建立主要见于物质消费景观、大众传媒发展与民族国家观念三方面，并产生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上，1990年代更加关注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城市意识”，转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这一研究注重发现“文学如何想象和虚构城市”，如文学如何表现城市世俗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以及文学对于特定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等——的叙述观察如何进行，除此之外，还有基于比较视野的城市文学研究出现……
总括来说，由于近现代史观的变化、“文学中的城市”范式的出现，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研究出现了较大的改观。鉴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史学理论方面的进展，特别是中国在21世纪之后的崛起，对于中国城市“东方性”的考量，城市文学研究可能会不断创新。城市文学研究范式，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从“城市文学”到“文学中的城市”，这种转变仍在持续之中。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新时代中国文艺形态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LLWXB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 陈平原：《想象都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页。
3 张鸿声:《城市文学研究走向新范式》，《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5版。
4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5 张鸿声:《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6 参见张春田《“晚清文学”研究读本》中李欧梵、陈建华代导言《帝制·共和·复古——晚清文学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7 幽渊：《城市文学理论笔谈会在北戴河举行》，《光明日报》1983年9月15日。
8 王干：《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学的四种叙述形态》，《广州文艺》1998年第9期。
9 汪民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0 参见徐剑艺《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当代城市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文艺评论》1987年第5期；陈辽《城市文学的可能与选择》，《唯实》1994年第8期。
11如葛红兵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的，有的只是反城市文学和拟城市文学。”参见葛红兵《建构都市精神与发展城市文学》，《文艺报》2001年8月14日。李洁非认为真正的城市文学要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城市文学要在商品交换的法则下表现社会关系。参见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12[德]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读本》，汪民安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13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14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15吴福辉：《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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