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战后香港的南来作家通过课堂教学、编辑刊物、文学创作等方式，主动承担起延续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使命，在帮助香港大众团结精神、走出殖民主义陷阱和破除奴隶意识、挽救人文精神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徐速、徐訏、刘以鬯等南来作家一方面创办各种文艺刊物，引导青年学生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认真“求学做人”，强调德性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内化；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发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命精神，并寻求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表达他们对有关历史、现实和人性的多重思考，也力图塑造出既根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健全人格，为青年学生提供一套稳固的价值体系与日常生活的行为导向准则，来抵抗现代都市环境的浮躁与虚无。

关键词：香港当代文学 南来作家 中华文化传统 文化融合

1960年代初，唐君毅在香港发表《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等文章，感叹中华文化传统面临“全面断裂”的危机，飘零海外的华夏子孙罔顾传统，迷于逐西，坠入“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于他人的悲哀”。他认为，保留和传播中华文化种子实乃第一要务，需要“自拔于奴隶意识”“各有其由自觉反省而自信自守之处”，才可以“自植灵根”，乃至“再造中华”，“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于当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1。唐君毅对海外华夏子孙提出警醒与瞩望，这首先基于其对彼时香港文化和人文精神危机的深刻洞察。战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社会一方面处于冷战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下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又在商业经济的挤压中逐渐迷失了自身的精神根脉，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大环境下难以获得健全发展。

所以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战后南来文人以“重振中国文化”“在海外保存中华文化之根”为终身志业，1950年代初创办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等学研机构，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意识，著述成果令香港实际上“在战后二十多年中取代了中国内地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2。不容忽视的是，徐訏、曹聚仁、刘以鬯、司马长风等战后南来作家在文学方面同样贡献颇丰，他们不仅与上述文人来往密切，共同创办人文刊物，坚守着强烈的文化“族群意识”，自勉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镇。而且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利用古典资源，警醒大众反思香港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处境，从而能突破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刚健有为的生命态度和审美化的人生观念来提升内在境界，在多方文化争战、消费主义横行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得以安顿身心，不断创作出既有本地美学风格、又彰显民族美学精神的丰富作品。

一、报章杂志与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

战后“南来文人”或“南来作家”这两个概念，特指1945年至1950年代前期，因政治格局变动和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等因素，南迁香港寻求新的生活与创作空间的内地知识分子群体，后者更为强调其文学创作方面的显著贡献。但两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均承担“学术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等多重角色，为彼时香港商业环境和较为落后的文化景况带来一针强心剂，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深刻影响了香港当代文学的文化品味和审美趋势，有助于香港文学“主体性”的确立。3

南来文人以其多元的文化角色和热忱的文化理想，逐渐在声色犬马的商业社会开辟出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通过报章杂志的编辑和创作延续其未竟的人生志业。正如香港学者卢玮銮所描述的：

五六十年代南来的知识分子，无分左右，尽管文艺观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但不约而同对这个文化异常浅陋的南方小岛，十分不满，而他们又普遍对文艺有着不可转移的执着信念。面对“这文艺荒芜时代”“声色犬马笼罩下的社会环境”，他们责无旁贷地要向商品消闲的庸俗风气宣战。他们在谋生之余，努力争取空间和机会，写严肃作品、办杂志、编报章副刊。4

她在文中举出力匡编《人人文学》、夏果编《文艺世纪》、徐速编《当代文艺》、刘以鬯编《香港时报·浅水湾》《中国学生周报》《青年乐园》等一系列青年文艺刊物，称赞南来文人的文艺热诚和良苦用心，终也成就了一番“开荒破土”的伟大事业。5但常被忽视的是，王道主编的《人生》半月刊（1951—1971）作为一本较早诞生的综合性人文杂志，同样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青年学生的文化滋养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生》以维护和延续儒家文化传统为己任，引导青年学生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认真“求学做人”，与钱穆、唐君毅等新亚书院学者关系密切。余英时在回顾这本刊物时便谈到，“钱、唐两先生的文章几乎每期都出现在《人生》上，所以在我心中，《人生》等于是新亚书院的一个院刊”6。

王道（1909—1971），福建永春人，抗战时期在重庆主编《国声》月刊，1950年代初定居香港并筹办《人生》半月刊。《人生》于1951年1月推出创刊号，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版四百余期，吸纳作者逾千，并整理出版了《人生丛书》六十余种，远销日本、东南亚乃至欧美，“只要有汉字流行的区域，有能读汉文的人之存在……几乎随处总可以找得到《人生》”7。历经风雨蹉跎，《人生》作为一本没有经济后台、私人扶持的文化刊物，在人声鼎沸的商业文化环境中默默坚守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办刊原则，把发扬儒家文化传统、鼓励青年学生“持久有恒地来为仁求智，以勇行仁”8作为目标，把“真善美圣”作为选文标准，表现出珍贵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承担：“以历史文化与哲学为经，以时代思潮为纬，以人生问题为内容，通过文学艺术等不同方式，发扬基于人性、人道等一切仁爱思想、情志，求有以端正人心，匡扶世运，共尽自救救人的庄严职责。”9

在编排方面，杂志前半部分以学者论道为主，钱穆、唐君毅、程兆熊、余英时等新亚学人常在此谈论人生与学问，将其视为潜心求学、传承文脉的重要园地。唐君毅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学之精神》《人文世界之概念》、钱穆的《艺术与人生》《论语新解》、徐复观的《为生民立命》、余英时的《论进步》《论自觉》等名篇大都首发于此，多有融贯中西、以儒经世和嘉惠后学的拳拳之心。正如唐君毅在《青年与学问》的自序中对青年学生的勉励，要求他们能够继天德以成人德，磨砺自身读书听讲的学问功夫，“一面在成就自己，一面即在谋中国文化之发展。故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应念念不忘一些中国文化之长处”10。《青年与学问》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曾刊载在《人生》或新亚书院学生所主办的刊物上，这也彰显出《人生》培植香港青年学生中华文化意识的良苦用心，将中华文化与人生修养、民族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他们能够以“一个像样子的中国人”的姿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加强人生修养，“自尽己心”，以此来完成民族复兴、天下太平的历史宏愿。11

杂志后半部分的艺文性更强，包含文学创作与翻译、西方艺术介绍、世界各地通讯、名人日记书简等丰富内容，还设有“青年论坛”发表普通学子的习作。在这其中，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南来作家，如南宫搏、黄思骋、路易士、赵滋蕃、力匡、易君左、齐桓等常有小说和诗文刊登，或抒发故土之思，或描绘当下所见所闻，但均以“真善美圣”为创作原则，鼓励青年学生将人生选择与民族命运相结合。比如在1953年的最初几期中，王道策划了一次“怀乡”的同题写作，唐君毅《怀乡记》、张丕介《童年与故乡》、牟宗三《说〈怀乡〉》、路易士《夜泊秦淮》、东方微白《乡梦话姑苏》、鲁林《关外的冬天》等都以饱含思念的笔触来描写故土的四时美景、缱绻温情以及绵长文脉，怀念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和谐精神和敦厚风气，更多地以一种近乎悲怆的调子感喟“故乡”已渐成一个空洞的概念，离散各处的游子过着“失根”的生活，“试想在这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人类真是没有命了。这如何能不须要‘为生民立命’呢？”12所以这些南来的游子们要么寄意于圣贤之道，以期“再植灵根”，要么专情于诗文互和，在苦闷难言的时代里寻一片灵魂的净土。他们都选择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抚慰内心难以平息的故土之思，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慎终追远”，也教育青年学生作为“无根”的一代要能够自觉接续民族文脉，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打破时代的荒谬与虚无，完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南来文人的振臂高呼下，发扬民族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已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众多人文报刊杂志尤其是青年文艺刊物的基本共识，来抵御殖民奴化思想和商业文化的侵袭，避免青年学生在英文、精英教育和殖民教化中成为数典忘祖的“番薯仔”。同属三大书院之一的崇基学院所编辑的学生刊物《华国》，也有感于彼时香港士林“舍己媚人”“进退失据”“自卑自弃”的严峻现状，提出要发扬“美富久远”的中华文化：“数万万的中国人，如果真的失却了他们故有优良文化的陶冶，而变了质的话，那对世界和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13在众多南来文人编辑的报章杂志中，持续二十二年的《中国学生周报》见证了香港文学由荒芜走向繁盛、由意识形态尖锐对峙走向深入挖掘本土资源的复杂进程，对香港青年学生的成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导航”作用。香港学者许定铭就曾直言：“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的文学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水准比一般的青年刊物要高，……那时的《中国学生周报》实在不应称为《学生周报》，而应该称为《文艺报》，因为它对于香港的文艺界实在影响太大了。”14《中国学生周报》成立之初就将“发扬中华文化，阐释民族大义”15作为编辑方针之一，将“使海外华侨在精神上团结起来”作为重要使命，通过使华侨的血缘关系得到族群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消除彼此之间的思想障碍，正如编辑胡菊人在庆祝创刊九周年纪念《像树木一样的生长》这篇文章中指出：“在这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中国文化临于绝续存亡关头的今天，《中国学生周报》不遗余力的宣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唤起海外华侨青年的爱国心，呼吁青年对中国的优秀文化要抱有热爱，对中华民族要抱持深厚的感情。要像树木的生长一样，永不离弃其乡土。”16

作为一本每周出版、综合性的学生刊物，《中国学生周报》通过设置专栏、征文比赛、交流信箱等方式，将中华文化浸润到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编辑部在1952年第8期中刊载了第一次举办“奖学金征文”的消息，并于第17期发表了大学组第一名的获奖文章，即唐端正的《中国学生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任务》，作者主要从文化角度和世界视野认为中国学生一向持有的是“一个仁以为己任的道德实践精神，亦即士的精神，孔子的精神”，时代的任务就是要“竖起人文主义旗帜”，应当将“我们文化的长处”发扬光大，“让处身于水深火热的世界人类多一些选择与参考”17。唐端正作为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首届毕业生，师承唐君毅和钱穆，与余英时、列航飞等人兼职《中国学生周报》的业余编辑，为后者成为香港青年思想文化交流园地立下汗马功劳。更为重要的是，唐君毅、钱穆等南来文人所殷殷期待的文脉传承，通过学院教育、报章杂志等方式终于在这一代青年学生中得以延续下去，逐渐成为香港当代文化文学基因中的核心部分，令其得以密切参与世界风潮的同时又不至于随波摆荡，始终坚守自身的民族根性，以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进行思想文化交流。

二、小说改编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发扬

对于南来作家而言，流寓异乡的创伤已足够让人昼夜难安，香港彼时混乱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更令他们的内心充满犹疑与焦虑，传统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在这个陌生而又嘈杂的地方仿佛全然失效，所有的一切都是“金钱至上”和“政治至上”，“真善美”成为一句遥远的虚言，“活下去”才是他们“卖文为生”最实际的生存目标，正如贝娜苔（杨际光）所描述的切身感受：

等到长大，已经被投入一个十分混乱的世界，一切都与我所习惯的感受那么隔膜，互不相容，过去战争留下的重叠疤痕，未来冲突的渐近的爆发，带来生活的动荡，精神的紧张，也造成了传统与秩序的崩败，我局处于外来和内在因素的夹击中，无法获得解救。18

“传统与秩序的崩败”成为这些南来作家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这一方面指整个社会体系的礼崩乐坏，粗暴的商品文化宰制了市民日常生活，导致“这里不容易找到真正的‘人’，如同漆黑的晚上没有阳光”19。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内心也“崩败”为一片荒芜的废墟，处于时代和生活的夹缝中茫然四顾，难以获得渴盼的安定。基于此种被“抛掷”的历史命运，有一些作家，如贝娜苔，企图在创作中打造一个“只容我精神藏匿”的“小小的堡垒”：“我要辟出一个纯境，捕取一些不知名的美丽得令我震颤，炽热得灼心的东西，可将现世的世界紧闭门外，完全隔绝。”20诗人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多用幽邃的象征和暗示来搭建一个纯粹的诗境，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实现他对现实世界的控诉。而另一些作家，如徐訏、徐速、刘以鬯等，还是选择勇敢地向这个混乱的时代环境“宣战”，试图同唐君毅、钱穆等南来学人一道重建香港文化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他们所依仗的便是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不仅继续编辑文艺刊物来普及相关文化知识，而且在小说创作中也将传统的伦理道德融入其中，通过塑造一些理想人物来引导青年群体的人生道路选择，而这些小说又陆续被影片公司改编为电影，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

徐速1950年初南来香港，与余英时、刘威创办高原出版社，先后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星星之火》、力匡的《高原的牧铃》等文艺作品，也包含赵刚的《红楼梦考证拾遗》、野火的《中国传统文化论战集》、艾群的《文明论衡》等文化、哲学、经济方面的书籍。高原出版社另有支持出版青年文艺刊物《海澜》，主编力匡在发刊词中将杂志定位为“中国的”“文学的”和“生活的”，感慨目前香港社会“洋味儿”太重，导致“中国文化快要没落了，甚至我们快要忘记自己的来源了”，指出虽然“五四”的车轮不可倒转，但我们可以“多用些国货材料普通路轨”“站在中国文化本位上来沟通西方的文化精神”去做些“愚公移山式的点滴工作”21。所以《海澜》每期都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评介，其中包括徐速的“古典文学名著研究”专栏，主要发表对《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的阅读感受或学术研究，展现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徐速在文章中强调，现代中国人仍然有一部分生活在古代的文化传统里，“旧骸骨不灭的精神中，确实还有我们没体念到的智慧”，所以重新对文学遗产进行吸收与整理，并非是简单的发古之幽情，而是文艺工作者理应承担的时代责任。22

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徐速详细回忆了《星星·月亮·太阳》的创作缘由：“香港的文学当时所流行的是所谓流行小说，不外乎利用爱情的形式，贩卖黄色、色情。我们从大陆上出来，总感到个人的情操，应该有理想，与香港文学所表达的东西，有点格格不入，这也许可以说是文学上的一个反动，我个人想做一个试验，用高尚点的情操来表达爱的方式，是否可以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找得到出路呢？”23《星星·月亮·太阳》以抗日战争前后为背景，讲述了优柔寡断的青年知识分子徐坚白与三个美丽女子之间纠葛的爱情故事：一位含蓄幽怨宛若孤星（阿兰），一位清丽明朗犹如月亮（秋明），一位刚烈坚毅好似太阳（亚南），她们性格各异，恋爱方式也截然不同，却都拥有高洁庄严的人格，被作者分别塑造为真、善、美的化身，以期“将人类崇高无邪的爱情，从三个不同性格的女性中表达出来，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没有鄙俗”24。所以整部小说看似讲述了一个“乱世爱情故事”，但其实在呼唤一种“思无邪”式的理想人格，即在动荡年代下坚守崇高的爱国理想、勇敢追寻爱情与自由的生命精神。作者将传统道德伦理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匡救时弊的良方，为处于虚浮境遇中的香港青年群体提供了一套稳定的心性框架和生活指南。

《星星·月亮·太阳》在出版后的四十年里印行二十余版，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和广播剧。1961年，由宋淇制片、易文执导的同名电影在香港上映，同为南来文人的易文本就善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再加上女编剧秦羽的细腻描刻，以及当红明星尤敏（饰演朱兰）、葛兰（饰演马秋明）、叶枫（饰演苏亚南）的联袂演出，令影片中所呈现的三位女主角性格愈发丰满迷人，情感表达更是真挚缠绵。影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方面都有所改编，尤其加强了三位女主角的个性风格，颠覆了原著的男性凝视，“删减原著空洞口号及女性附属，……赋予三位女主角血脉，前台演出的始终是悲欢离合下的人性因果”25。一方面迎合了香港在1960年代初兴起的女性主义风潮，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一场有关爱国和人格的教育。这样一种以文艺电影来教育大众、改造大众的想法，在1920年代末的上海已见诸时人撰写的电影理论，一直影响着易文、秦羽这一批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在战后香港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电影创编方式。26

徐訏同样在1950年“流落”至港，所创作的小说和诗文充满了对混乱都市环境的厌弃，正如他在《原野的理想》中所描述的：“茶座上是庸俗的笑语，/市上传闻着涨落的黄金/戏院里都是低级的影片，/街头拥挤着廉价的爱情。”27对他来讲，“原野”不仅是内地生活的象征，更指向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观念，而在这个虚浮的商业都会之中，投机式的“炒金”带来的是穷困潦倒和人性堕落，昔日“原野”中质朴自然的道德准则在金钱的腐蚀下荡然无存。《凶讯》中的杨大原本是“烟也不抽，酒也不喝”“但是到香港来了以后，被朋友带带，不知怎么，竟忘不了赌跑马”28。《一九四〇级》中“我”在香港重遇此前在哲学研究所的学生江上云，发现原本“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须常常不刮”、只愿埋头做学问的他已然变成一名绅士，和自号“江底秋云”的命相家。29不同背景、不同阶级的人们在都市商业环境和生活压力的挤占之下均成为庸俗的盲众，遭到作者不同程度的批评，甚至被给予了可悲的结局，这隐隐反映出徐訏对于传统道德标准和理想信念的坚守，即使他自己的生活也频频面临困局。

短篇小说《传统》鲜明体现了这一点：徐訏表面上在讲述一个江湖黑帮的恩仇情义故事，但其内核指向的是兄弟情谊、江湖义气、一诺千金等传统的侠义精神，来对治香港社会五伦尽失、物欲横流的混乱现状。前任帮主“金面洪九”的儿子“青痣洪全”受到了来自城市、爱慕虚荣的女子曹三小姐的诱惑和挑唆，背弃“禁开赌窟、女人议事、出卖兄弟”的帮规，最终被新任帮主、洪九义子“刀疤项成”剿杀。项成在小说中被塑造为“传统”的理想化身，他有勇有谋，受到帮内兄弟的一致尊崇，为了坚守上一代的“传统”而拼尽所有，到洪全和曹三的赌窟中亲手将其杀死，完成血债血偿的任务。尽管项成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困惑和犹豫，但“尊敬传统”四个字一直是他为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来约束自己和身边的人，“人说生活是斗争，这在刀疤项成尤显得真实，在许多事情堆在周围必须应付的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而一切应付都离不开传统”30。在项成的整个经历中，每一次对“传统”的回望与遵循，都是对当下困境的有效回应，展现了“传统”在现代社会冲突与挑战中的不可替代性。

《传统》在1955年被改编为电影上映，这是徐訏唯二亲自操刀改编的电影作品（另一部是《盲恋》），并且为片中歌曲《小奴奴》《小小的船儿》填词。首先，电影将整个故事背景置于抗日战争期间，洪九和项成所坚守的“传统”与保家卫国结合起来，出卖兄弟的人由洪全变成了曹三和日伪张督察，由此强化了整个故事的民族主义情绪，迎合市场主流。其次，电影的开篇部分便向观众交代了故事主题：“本片以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为主题，此种精神可存在于任何社会阶层；际兹奸诈诡谲罔顾信义，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之世，值得予以提倡。”并且在结尾处再次标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此司马迁推重之游侠精神也。”31如此设置，令不同阶层的观众都能迅速领会故事意旨，在因黑帮打斗场面大呼过瘾的同时，不忘思考何为“传统”和“侠义”，达到教化效果。其三，电影对于项成的塑造更显丰富和饱满，对他的犹疑与坚持描刻得更能令观众共情，“刀疤项成”由此成为香港当代黑帮片的经典形象。不仅如此，《传统》被视为香港最早的黑帮片，结合了中国武侠传统与美国的黑帮故事，为香港建立了自己的黑帮片戏剧模式：“帮派的义气传统在这个象征着现代都市金钱物欲的冲击下急速坠落，最后坚持这个义气传统的主角以个人暴力清洗这种对义气的侵害。”32总而言之，“义气”成为了香港黑帮题材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武侠题材作品所着重表现的中华文化精神，对于香港当代青年的人格塑造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三、人物塑造与中西文化传统的交融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综合态势，很多作家都试图在全人类的广阔视野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汇通性思考，探求历史脉动、生命意义和宇宙哲学等更为深层次的内容，“将中西方文化根性中具有永恒性价值的人文文化相融合，打通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的壁垒成为20世纪四十年代文化界思想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33。相当一部分的南来作家便成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世纪之交的历史巨变又带给他们切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冲击，令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这片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土地上主动承担起文化桥梁的角色，继续探索汉语表达的多元可能。

刘以鬯1962年10月开始在《星岛晚报·星晚》连载长篇小说《酒徒》，他在序言中用一句话概括了作品主旨：“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智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求取继续生存。”34故事中的“我”是一个爱好文艺、热衷创作的知识分子，但困于生计问题只能靠写作武侠小说和色情小说勉强糊口，并因此不断受到内心谴责，常常借酒浇愁，批判当时的文学生产乱象，包括报刊武侠和色情、四毫子小说的流行，代理商勾结盗版商盗印文人作品等等。《酒徒》一定程度上是刘以鬯的自传性写作，呈现了这一代南来作家独立办刊、坚持纯文学理想的良苦用心，引起很多同代读者的共鸣，比如吕寿琨便谈到：“我之欢喜《酒徒》，因它揭示了众生真实，肆无忌惮的胡乱写成（乱了一切章规），读完后，深觉得酒徒还没有完，这感觉似乎不限定是来自书中，而是更为真确的来自现实，现实得连自己也像包括在内。”35在行文之中，刘以鬯也假借《前卫文学》的发刊词，表达了自身对香港文学生态的期待：

首先，必须指出表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应该用新技巧；其次，有系统地译介近代域外优秀作品，使有心从事文艺工作者得以洞晓世界文学的趋势；第三，主张作家探求内在真实，并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第四，鼓励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摒弃传统文体的、打破传统规则的新锐作品出现；第五，吸收传统的精髓，然后跳出传统；第六，在“取人之长”的原则下，接受并消化域外文学的果实，然后建立合乎现代要求而能保持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新文学。36

小说中的“我”被寄寓了刘以鬯的文化理想和写作观念，成为香港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形象。当然，令读者印象深刻的首先是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意识流”和“内心独白”：作为“酒徒”的主人公常以半醉半醒的状态诉说内心的绝望与痛苦，现实中四处碰壁、找不到生存意义的“我”，仿佛只能借醉意才能找回本真的自己——一个向浮华社会宣战的勇士，一个拥有深邃生命哲思的学人。但酒精只能带来片刻的逃避和麻醉，它在本质上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生命能量，所以在与现实的不断拉锯之中，“我”的内心浩瀚渐趋枯竭，对于人生和意义的追索最终也走向末路：“人生的‘最后目的’究竟是什么？答案可能是：人生根本没有目的。”37基于以上特点，《酒徒》常被与西方经典现代主义小说和存在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一方面，刘以鬯以汉语圆融地转化了乔伊斯、福克纳的意识流技巧，以及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剪拼技术（cut-ups），而且通过“多种文体（情节化的小说叙事、诗化的抒情、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戏剧性对话等）有机交融，多层面隐喻世界的呈现，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时代性”38。另一方面，“我”所遭遇的精神和创作困境也与乔伊斯等人相似，并且常从后者的经历中得到勉励，正如麦荷门在给“我”的信中讲述的：“你不必要求别人的认知，也不必理会别人的曲解与咒骂。乔也斯死去仅二十一年，他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巨人’，但是又有谁知道当时侮辱乔也斯的冬烘们是些什么东西？朋友，你应该有勇气接受现实，同时以绝大的决心去追求理想。”39

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联系刘以鬯同期所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会发现“酒徒”的身上也饱含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理想与生命精神。比如1959年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的《捉月》是一篇“故事新编”，用现代的笔法重述了李白因仕途困厄而常借酒浇愁，最终醉后落水“捉月”而死的故事，脆弱的济世理想犹如一触便碎的水中之月，只能给李白留下苦闷与怅惘，而他的诗文却超越了短暂的悲欢，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永恒的太阳。401969年的《除夕》同样描写了穷困潦倒和经历丧子之痛的晚年曹雪芹，在寒冷沉寂的除夕之夜乘醉赶路，紧闭双眼，于半梦半醒之间仿佛回到青春年少时的美好，“在亭台楼阁间咀嚼繁华；享受热闹，将人世当作游乐场，在一群美丽的女人中肆无忌惮地笑”。而当他睁眼醒来，到家之后是残败的茅屋与患病的妻子，“这个可怜的女人早已懂得怎样接受命运的安排；从不埋怨”。如此境遇令曹雪芹猛然惊醒：“不能有这样的结局！”于是坐起将完稿的《石头记》投入火盆之内，倔强地提笔作画，“将抑郁宣泄在白纸上，每一笔代表一个新希望”。画作完成，曹雪芹也离开人世，“他的妻子从后边走出来，以为他睡着了。望望画纸，原来画的是一块石头，没有题诗，未盖图章，左侧下端署着三个字：曹雪芹”41。这块孑然、孤傲的石头便成为《石头记》的最终结局，和曹雪芹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永恒地昭示他纯粹的审美理想和不屈的生命精神、人格魅力。

总体而言，《捉月》《酒徒》《除夕》共同构成了刘以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创作的“酒徒”式人物序列，《酒徒》中的“我”也曾频繁谈到曹雪芹和《石头记》，不仅直言“曹雪芹也是一个酒徒”42，而且发现曹雪芹与乔伊斯的遭遇有“颇多相似之处”：“乔也斯在瑞士时穷得必须接受别人的施舍，曹雪芹也度着‘举家食粥酒长赊’的日子。乔也斯的《优力栖斯》曾遭受街道之士的毁谤，曹雪芹的《石头记》也被乾隆皇上的堂弟目为怨谤之作。”43由此可见，刘以鬯实乃在“我”的身上寄寓了一种融合乔伊斯和曹雪芹的文化期待和人文精神，突破都市现代性的忧郁和精神危机之外，也能够凭借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气质，在对历史命运与生存悖论的感悟中，不断追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产生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品，依旧坚持文学的纯粹与高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以鬯的人物塑造理念在南来作家的创作中并不少见，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方法技巧，另一方面也将经典人物的性格特质容纳进来，形成各种融合文化观念、超越文化壁垒的作品视野和情感表达。比如在“新派武侠小说”中，《七剑下天山》便随处可见西方经典《牛虻》的直接影响，梁羽生在1956年谈到：“《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44通过对《牛虻》的阅读，梁羽生不仅从主人公亚瑟的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侠气”和英雄风范，而且将其所遭遇的一系列爱情、伦理与信仰的冲突移植到《七剑下天山》中凌未风和易兰珠的人物塑造之中，借用这样一种经典式的西方悲剧模式来产生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焕发新颜，集中彰显了梁羽生后来所总结的“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特质：“一、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二、对旧文学的继承和拓展；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进而东西文化融合；四、侠的提升；五、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45

金庸的小说同样有诸多类似的融合，比如《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的原型便出自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无比敌》（《白鲸》），其中亚哈船长疯狂追杀白鲸的故事，正如谢逊对成昆的复仇，都是典型的悲剧英雄角色，通过一种“极度愤慨与拼命以赴的精神”46，给予了整个故事磅礴的生命力。亚哈船长对抗的并非只是白鲸，而是自然和命运本身，谢逊同样如此，他反叛的不只是残害他全家的师父、僵死的伦常道德和高高在上的“圣贤”，还有冷漠无情、任由悲剧发生的“贼老天”。而在故事的最后，谢逊对成昆所说的“从此你和我无恩无怨”代表了复仇行为的终止，佛家的宽恕精神令他彻底从“愤慨”中解脱出来，这样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无比敌》的超越，重新回到东方哲学智慧的怀抱之中，留有深长的余味。由此可见，融会中西文化精神传统，寻求生命意义的彰显和超越，构成了诸多南来文人创作的基本母题，特别呈现在他们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也折射出他们有关历史、现实和人性的多重思考，希望能够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中，树立一种健全的人格精神，抵抗现代都市环境的浮躁与虚无，完成人类生存困境与存在悖论的超越。

结 语

在南来作家的各种努力下，“民族性”和“中华性”成为了香港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在与“现代性”和“都市性”的相融共生中展现出丰富样态和多元魅力，并于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特别的文化功能：在战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抵御外族文化压迫、唤醒民族认同的坚实堡垒，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又担当起抗衡异化的都市生态、挽救人文精神危机的重任，令大众重新获得安顿身心的精神能量和文化自信。香港当代文学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吸收，始终伴随着现代转换与创新的深入思考，既包括与西方现代思潮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也涉及在现代都市文化环境中的适应与新生。所以以此为视点会发现，无论是战后初期的徐速、徐訏、刘以鬯等南来作家，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西西、梁秉钧、金庸，又或是新世纪以来的董启章、葛亮、周洁茹等文坛新锐，都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中华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精神如何在这个多元文化空间里碰撞交融的复杂情形，试图在现代语境中重撷失落的传统精神和古典美学，在哲思意蕴、叙事形式等层面上将“复古”与“新变”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汉语文学的表达边界。

[本文系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香港当代文学的古典美学传统研究”（项目编号：24YJA75102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 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7页。

3 郑树森、卢玮鑾、黄继持：《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现象三人谈——导读〈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九年）〉》，《中外文学》2000年第10期。

4 卢玮銮：《“南来作家”浅说》，《追迹香港文学》，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牛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

5 参见王艳丽《试论战后香港文学转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年文学刊物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

6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32页。

7 钱穆：《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人生》1961年第21卷第3期。

8 王道：《〈人生〉杂志创刊辞》，《人生之向往》，人生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

9 参见曾昭旭《孔子和他的追随者》，汉光文化事业1993年版，第257页。

10 唐君毅：《〈青年与学问〉自序》，《人生》1960年第20卷第1期。

11钱穆：《谈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人生》1967年第32卷第2期。

12牟宗三：《说〈怀乡〉》，《人生》1953年第4卷第8期。

13凌道杨：《我之中国文化观》，《华国》1958年总第2期。

14许定铭：《一个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专辑》，《明报》1980年8月23日。

15《负起时代责任！（创刊词）》，《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总第1期。

16胡菊人：《像树木一样的生长》，《中国学生周报》1961年总第470期。

17唐端正：《中国学生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任务》，《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总第17期。

18 20贝娜苔：《前记》，《雨天集》，华英出版社1968年版，第1页。

19力匡：《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星岛晚报》1952年2月29日。

21《写在篇首（代发刊词）》，《海澜》1955年第1期。

22徐速：《儒林外史的文学价值——兼论文学遗产的吸收与整理》，1956年总第7期。

23杜渐：《徐速先生畅谈创作和文学批评》，《开卷月刊》1980年总第24期。

24徐速：《自序》，《星星·月亮·太阳》，当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5苏伟贞：《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港电影交流的分与合》，《文学评论》2012年总第21期。

26谭以诺：《〈星星·月亮·太阳〉的情感结构》，《明报月刊》2015年第4期。

27徐訏：《原野的理想》，《徐訏文集·诗歌》（第1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1页。

28徐訏：《凶讯》，《徐訏文集·小说》（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2页。

29徐訏：《一九四〇级》，《徐訏文集·小说》（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60页。

30徐訏：《传统》，《徐訏文集·小说》（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7页。原书中标题有误。

31参见沈海燕《社会·作家·文本 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中华书局（香港）2020年版，第170页。

32蒲锋：《无恶不作——香港黑帮片的发展轨迹》，《江湖路冷——香港黑帮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4年版，第11页。

33孔范今：《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

34 36 37 39 42 43刘以鬯：《酒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50、52、103、12、231页。

35舒奈（吕寿琨）：《读〈酒徒〉后》，《香港时报·快活谷》1963年4月13日。

38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40刘以鬯：《捉月》，《中学生杂志》1959年第2期。

41刘以鬯：《除夕》，《寺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8页。

44梁羽生：《凌未风·易兰珠·牛虻》，《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5梁羽生：《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文学研究》（香港）2006年第3期。

46金庸：《〈无比敌〉有什么意义？》，《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作者单位：王艳丽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扎 亚 蒙古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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