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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历海与赵德发的文学波澜 ——评长篇小说《大海风》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4期 | 邵部  2025年07月25日15:04

内容提要:《大海风》交织于赵德发个人创作转向与当代文学开拓海洋叙事空间的交汇点上,是一部节点性的作品。赵德发的文学根据地经历了从沂蒙山区到黄海之滨的战略性位移,这重转变表面上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实则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基于文学地理的叙事自觉,《大海风》将鲁东南的黄海文化圈纳入当代文学版图,并通过对渔业生产的细描,拓展了“劳动”的美学。小说采用了可以名之为“杠网式”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典范、守正的美学风格。对于沉淀于集体记忆中的国族痛史,赵德发将解释历史的冲动融入到塑造文学人物、讲述文学故事的写作实践中,将家国叙事熔铸到见微知著的精微结构中,平衡着地方性知识与国族叙事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关键词:赵德发 《大海风》 文学地理 海洋文学

随着《经山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黄海传》(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以及新作《大海风》(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的相继问世,“海洋”在赵德发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愈发明晰和重要,也让读者意识到,他的文学地理正经历着从沂蒙山区到黄海之滨的战略性位移。

赵德发早期代表作《通腿儿》在苦难与温情的辩证中开掘出普遍性的人性深度,浸透着沂蒙地区特有的文化肌理。继之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则通过土地制度变迁、道德伦理嬗变的维度,史诗性地描绘了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道德伦理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些作品扎根于沂蒙山区这块带有鲁西南文化印记和赵德发生命体验的土地上。两者的结合,让这片土地成为带有作家个人风格的文学根据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有许多著名的“文学根据地”,诸如赵树理的晋东南、柳青的皇甫村、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徐则臣的花街等,这里不仅生长出了作家的代表作,也贡献了当代文学中的佳作。当我们审视这些地理坐标的时候,不难发现其共同的精神图谱:文学的原乡即是作家的故乡。作家通过对特定地域的深耕细作,将现实地理转化为文学地理,最终完成文化原乡的符号化建构。由此,地域的历史文化和作家的那颗文心浑然一体。赵德发早期的沂蒙叙事正暗合此道。但当他把目光面向大海,在个人创作的整体脉络中愈发呈现出由乡土文学转向海洋文学的诸多端倪之后,这种支撑起文学根据地的惯性路径就被打破了。虽然他在1990年代以来便生活在海滨城市日照,曾经在日照市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参与过渔业劳动,并有意识地进行深入生活式的走访与调研。但这些终归属于后天习得的经验。作家还要面临如何让自己的创作沉淀到区域文化深处的问题,否则便有可能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环境和故事是海洋的,但人物却是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因此,从乡土文学到海洋文学的转变,表面上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实则是一个文明的问题。这一转变远非题材选择的技术性调整这样简单,其间还要面临文化基因的重组挑战:齐鲁文化内部的“山”与“海”的因子,既对应着农耕伦理与海洋精神的差异,更牵涉宗法社会与商贸文明、陆地思维与海洋意识的多重嬗变,同样存在一个文化分区的问题。这种转型不仅需要作家重构审美经验,更需要作家洞悉在不同的历史、地理时空中孕育出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世道人心。对于作家而言,只有将自己的写作落在这样一座层累结构之上,才能在历史纵深处把握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这两种文明形态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讲好一个全新的文学故事。这对作家来说其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力有不逮便会流入观念性写作的窠臼。从这个角度来讲,《大海风》就刚好交织于作家个人创作转向与当代文学开拓海洋叙事空间的交汇点上,是一部节点性的作品。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既有可能直抵作家创作的内部,也有可能触及到历史写作、海洋文学的诸多症候性问题。

文学地理的叙事自觉

《大海风》文学世界的建构起始于文学地理的叙事自觉。经由邢昭衍遭遇海难引起的人生变故,作者将这个在青岛礼贤书院过着象牙塔生活的渔家子弟送回家乡马蹄所,让他作为读者的带路人,借助他的行踪,全面呈现了黄海海滨的渔业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从邢昭衍白手起家到他拥有第一艘风船可以视为第一个情节单元。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这部分不仅为后续叙事铺垫了所需要的基本元素,重要人物和主要矛盾冲突大多在此埋下伏笔,同时因为对于区域性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彰显出了浓厚的文化小说的意味。在这里,作家采取的是一种具有文化人类学意味的深描写作——其叙事方式既类似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耐心地用重墨表现“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又暗合贾平凹《商州初录》将地理志转化为精神图谱的创作自觉。通过对马蹄所建制沿革、功能嬗变的钩沉,以及对地方性知识的细致描绘,一个虚构的区域得到了立体化的赋形,并成为具有辐射性的地标原点,牵连出青岛、上海、东北,直至被赋予了讲述现代中国民族寓言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赵德发详细描写了带有地域色彩和历史气息的器物、知识以及风俗,有意识地用行业知识呈现海洋生活业态,如同记录员一般全景式地呈现了火轮进入黄海海滨前夕的区域经济模式,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的社会史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讲,《大海风》也发挥着“小说存史”的功能。

比如对造船情景的描写:

西江边的蓬蓬草又冒出新芽时,长九丈、宽一丈半的大船接近建成。木匠正在竖立五根桅杆,铁匠正往船上装一千多斤重的大铁锚,艌匠正在艌船。艌船这道工序最为壮观:二十多个匠人站在大船一侧,排成一行,往同一道船缝里塞入用桐油浸染的麻丝。他们左手持凿,右持斧头,让麻丝塞紧船板缝儿。这活由一个工头带领,他敲两下:“咚、咚!”众人敲三下:“咚咚!咚!”反复不止,整齐响亮。声音传出好远,就连西江岸也站了一些人遥望观赏。1

以及对于海洋作业的描写:

走了半天,望天晌让一个伙计量水。水砣子抛下去再提上来,他得知水深,再尝尝海泥,说冷家沙到了。他用竹竿听听水里,吩咐下网。那网是接起来的,每一条八丈长,七十条接起来就是五六百丈,水面上只看见一长溜做浮子的梧桐木块。邢昭衍知道,这网放完,就在海里边成为一道高两丈半、长三四里的网墙,拦在了海流上。黄花鱼撞到网上,便被卡住。2

这里出现的对风船形制、艌船工艺、渔网规格以及劳动场景等细节的精确描绘,再现了已经消逝的风帆时代生活,让鲁东南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落实到具体可感的文学叙事中。我们不妨把近年来的海洋文学热视为一次“海洋地理大发现”,通过一部部作品,这场具有文化寻根意味的文学运动不断通过地方性的发掘,架构出迥异于大陆书写的海洋叙事。以此观之,《大海风》一方面以其文化地理特色,成功地将鲁东南的黄海文化圈纳入当代文学版图,让以日照为中心的黄海海滨成为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地理坐标。尤其是在与林森、林棹、陈春成等代表“新南方写作”做以比较时,相对于后者展现出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审美气息,赵德发的海洋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守成特质,愈发显示出其独特性。

同时,从整体性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来看,海洋文学作为走向蓝海的现代文明的载体,突破了传统农耕文明架构下的土地叙事传统,构建起了以海洋为核心的空间诗学。《大海风》的海洋叙事在地方性特色之外,又带有这种总体性的特征,共同汇聚到了这一文学潮流中。小说用大量的篇幅细描近代时期山东沿海地区的渔业生产流程:“上杠”(船家和船工的祭海仪式)、分“行地”(洋流交汇而形成的捕鱼区域)、纺缆(通过压草和纺坯制作缆绳)、杠网(将网片组合到网纲上制作渔网)、血网(用猪血染网)……

渔汛的时令性不仅规范着渔民的劳动内容、生活节奏,更是渗透到文本内部,成为结构和组织叙事的隐形的手。由此,“海洋”不再是作为叙事背景,而真正地成为孕育文学故事的温床。这种建立在自然节律之上的劳动诗学,以海洋特有的流动性解构了农耕文明的固态时间观,但在其内里却又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典劳动伦理,以及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乡土生活节奏的内在律动相调谐,共同反映了前现代时期的民族生活。

这些可以称为“渔事”的场景,彰显着诗意的劳动美学。当代文学对于“劳动”的书写,成绩最突出的地方莫过于“农事”。在乡土文学作品中,引农事入小说并非个案。尤其是1950年代以后的合作化题材小说,播种、耕种、沤肥、灌溉、打场……农事活动变成了一道道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够克服的难关,以此被嫁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中。诸如《创业史》《暴风骤雨》《艳阳天》等作品,均不乏以如何安排农事作为叙事节点的设计。“农事”附丽于乡土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之上,是让小说提供出生活实感的重要因素,也是乡土作家构建文学世界的重要手段。与“土地”相对应,面向“海洋”的渔业劳动因为在民族经济生活中的非中心位置,文学中也鲜有能够与农事书写媲美的段落。

随着海洋发展战略在国家话语中的确立,文学中的这种失衡现象想来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以此观之,赵德发对于篷帆时代的“渔事”的复原,为读者认识和理解劳动背后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入口,可以保存和传承一代人的生活细节和历史记忆。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学“劳动”美学的拓展,即便放在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脉络中也自有其价值。学者张志忠从地理学分布考察入手,以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为界,对新时代以来的海洋文学做以整体性考察,绘制了一幅基于地理的海洋文学拼图。3在这样一个文学视野中,《大海风》无疑是这幅版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杠网式”的小说结构

在这个情节单元之后,邢昭衍的大风船乘风破浪,从马蹄所航行到青岛、大连、上海,他的商贸轨迹绘就叙事经纬,与山东地区的闯关东史诗、青岛开埠的现代性阵痛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命运形成多重对话,让小说呈现出了广阔的历史纵深。在五十五万字的长篇篇幅中,数十位形象鲜明的人物粉墨登场,拓展着叙事的维度。然而,虽然是高信息量的史诗性小说,《大海风》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却显得十分流畅,并没有想象中的阻滞感和挑战性。这与作家对小说结构的设计不无关系。

借用小说中出现的渔业术语来讲,《大海风》的结构可以名之为“杠网式”。杠网,即编织渔网,是小说中作过描绘过的一个渔业生产环节。不同的网片系到一张网纲上,组成一张大网,网片一一系好,纲举目张,便成为一张圆锥大网。邢昭衍航运事业的沉浮就是这样一条连贯小说主干的网纲,在买船——沉船的大线索中,夹杂许多人生起伏的段落,通过纲举目张的结构设计,将离散的历史片段凝聚成富有张力的意义网络。从始至终,小说都紧紧盯住邢昭衍这一个灵魂人物,瞄准大海风这一个核心意象。因而,小说看似波澜万千,但线索却清晰流畅,很少有跳脱出主线的故事和人物。张炜认为,“现在的杰作已经不太可能出现19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恣意、多头并进的写法了。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变成了一个‘窄门’”。好比一座府邸建筑,门不是大敞的,城府却很深。这种小说“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力求单纯”4。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海风》也可以称为是一部“窄门”式的作品。

在这样一种结构中,邢昭衍事实上成为所有线索的交叉点,不仅如带路人般主有情节的推进,而且重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也都立足于由他构成的关系网络中。比如邢泰稔、邢为海形象的塑造就源于与邢昭衍构成的父子关系。对于葆有耕渔发家理念的邢泰稔而言,读过洋学堂,一心要造大船、买轮船的邢昭衍是一个新式的儿子;对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邢为海而言,已经成为民族资本家的邢昭衍则是一个旧式的父亲。但是不同于历史小说、家族小说、成长小说中常见的借助父子对立设置矛盾冲突的方式,《大海风》讲述的却是父子和解的故事。从美学上来讲,邢泰稔是复杂和立体的,混融着个人发家的理想以及朴素的民族情感,类似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他在出场时的形象并不讨喜。面对将求生机会留给自己儿子的船老大,邢泰稔不仅将海难归罪于他,甚至不愿置办一个像样的棺材,给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他在排第一条船时,为了节约成本苛待船匠,每天以煎饼和菠菜汤作为伙食。按照当地民俗,渔船的命名权归属于造船的工匠。邢家的这条船因此被讥笑式地取名为“菠菜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理解了儿子发展航运业是为了与日本人进行竞争之后,毅然变卖了所有他曾视为立身之本的家产,倾囊相助。他的去世也充满了悲壮和隐喻气息,是向一个旧时代的悲情告别。同时,作为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与侵略者的商业竞争是邢昭衍投身航运事业的心理动力,他身上“民族”的一面始终压过了“资本家”的一面。因此,对于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儿子邢为海,“父亲”不仅没有成为儿子的阻力,甚至在最后成为儿子的同路人。由此,封建家庭内部常见的代际隔膜被消弭掉,转而形成了父子和解的模式,父子之间、家国之间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对于其他重要人物而言,篣子、梭子、翟蕙等女性形象依托于同邢昭衍的情感关系,宿氏兄弟、曲大仓等恶霸形象构成敌对关系,卫礼贤、张謇构成“师生”关系。主要人物处于绝对的中心,次要人物不失其光辉,这让小说既是“星罗密布”,同时又是“众星拱月”。

作为小说的灵魂,邢昭衍能够成为撑起整部小说的网纲,在于他的身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精神气场,读者能够感知到有一种力量在对他的行为进行潜在的制约。邢昭衍是一个“君子”式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是没有世俗欲望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完人、圣人,而是说他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性,能够压抑不符合伦理秩序的心理冲动,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君子”心性。日据青岛后,鲁东和辽东半岛兴起了一桩新生意:从乡下收集铜钱运往青岛,卖给日本人。当了解到这些铜钱会被熔为铜块运往日本造炮弹壳、子弹壳时,邢昭衍心情沉重,决心不碰这个路子。这是“义”对于“利”的规约。对于篣子的示爱,他并非没有情感波动,却能始终克制。对于精神契合的翟蕙,邢昭衍因越界的关系由衷地生发出罪恶感。这是“礼”对于“情”的制约。作家对于人物情感心理的书写,既非古典才子佳人的程式化复现,亦非现代欲望叙事的野蛮生长,而是把人物放在对立性的冲突中,在本心与秩序的波动中捕捉闪光点。

邢昭衍的这种精神气质是与小说整体的精神气质相通的,也带有赵德发一以贯之的伦理追求。学者贺绍俊以“伦理现实主义”评价赵德发的创作,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的一种普遍态度和立场在现代小说中的自然延伸。这种关注现实的普遍态度和立场就是一种重视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伦秩序并进行鲜明的扬善惩恶的宣谕”5。《大海风》也内蕴着这种伦理之正的气息。在处理小说人物或事件时,《大海风》并不回避道德判断,而是着力于去区分善恶、是非、黑白、对错,并以此安放一个适当的结局。相对于“随心所欲”的现代小说,《大海风》呈现出的是一种典范、守正的美学风格。

“大海风”与小说的历史感

这种美学风格又与内蕴于作品中的历史情感相一致。

赵德发似乎特别钟情于一则历史逸事:“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大海风》中,当德国在与日本争夺青岛的战争中败下阵来时,一队乘船逃亡的德国士兵搁浅在马蹄所浅滩,涉水上岸。这一幕勾连起岸边观者“十七年前的经历”:当时,正是苦力小嫩肩(邢昭衍岳父),第一个将为处理一桩教案而来的德国士兵背上了马蹄所的海岸。这件事成为当地人说笑的谈资——历史大事件以近乎荒诞的方式锚定在了集体记忆之中。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赵德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引入这段逸事。《经山海》中也有一段相似的叙述,吴小蒿在《安澜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就读到了这则德国进入隅城的史料:德胶澳总督派一百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乘船来到海陬,计划进驻隅城,然而海浪激荡,无法靠岸,引来许多拖长辫的人围观。随行教士用中国话向他们大声招呼,希望他们帮忙并可以得到报酬。于是,围观的中国人便挽挽裤腿下水将德国士兵背到了岸上。

如果说德国士兵登陆山东半岛是历史事实,那么这则被偏爱的逸事不仅有传达历史知识的功能,同时也寄寓了作家的历史感觉。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在虚实相生的历史细节中生发出来的历史感要比历史知识更可贵。

对于无法回避的殖民历史问题,《大海风》流露出复杂的情感态度,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复调结构。小说对德国人的描写整体上偏于正面,往往富有文化和教养。传教士卫礼贤来华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致力于中国经籍的译介工作,走上了不同于时代潮流的“东学西渐”的路子。即便是作为入侵者形象出现的德国士兵,逃亡中也显得彬彬有礼。作为青岛城市建设的见证者,邢昭衍对于这座殖民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感慨:“青岛被德国人占领之后,确确实实有了飞速变化,已经称为东方大港、繁华城市。拿我做生意来说,真是更加便利,容易赢利。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能说得清楚?”6与之对应,日本殖民者的形象维度则单一化,完全是破坏者、掠夺者的负面形象。这种历史情感的形成与传达,实则暗含对殖民历史与中国现代性进程双重面相的深刻思考。这也让《大海风》成为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历史认知问题的文学范本。

虚实相生的结构历史的方式还存在于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卫礼贤、王献唐、庄陔兰、张謇父子等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大海风》将他们嵌入虚构性的文学叙事中,既为要讲述的故事搭建真实性的历史框架,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构成精妙的历史隐喻性,延展小说的纵深感。庄陔兰、王献唐均曾担任过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在动荡的年代为保存文化付出心血。他们隐喻了近现代历史转折中的文化维度。晚清状元张謇被邢昭衍视为偶像。邢昭衍信奉他的实业救国的主张,并就如何才能救中国的问题与亲近革命的儿子邢为海发生辩论。由此,文化改良主义、实业救国论与革命激进主义在邢昭衍身边交汇,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历史磁场。邢昭衍的个人选择也就具有了隐喻近代以来中国道路选择的功能。

正是这些历史维度的建立,让小说的核心意象“大海风”具有了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大海风”既是用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道具,又是承载着作家历史感觉的载体。邢昭衍的人生轨迹因遭遇现实中的大海风而被改变,这是实指,发挥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或是卫礼贤的“东学西渐”被描述为大海风,这是虚指,传达着作家对于历史的理性理解。在这两层意义指向之外,“大海风”更具统摄性的意义在于,它与人物和国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凝聚出了苍茫、厚重的历史情感。作品尾声,邢昭衍在亲手埋葬自己的航运事业后重回到马蹄所。小说写他听到已经成为渔家女的女儿哼唱《渔光曲》主题曲,“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来了大海风”。此时,他眼中所见,狂涛滚滚,一望无际。不禁“转身面向大海,感受着海风,泪雨滂沱……”这个场景不免令人联想到《老残游记》中对老残家国忧思的描写。看过奔腾澎湃的黄河凌汛后,老残晚间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到国家正当多事之秋,而当权者无所作为,不觉滴下泪来。一面走着,觉得脸上有样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原来是流的泪立刻被冻住了。邢昭衍的泪雨仿佛是老残泪冰的悠远的回声,二者在情感结构上文意相通,构成了跨世纪的对话。《老残游记》的序言中论哭,称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邢昭衍的泪雨不是一己之哀而是家国之哭,感情不可谓不深沉,哭泣不可谓不痛切,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造影。“大海风”在文学波澜中凝聚出的这种历史感觉,无疑接续到了夏志清所说的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中。

结 语

从拥有第一艘大风船,到形成初具规模的火轮船船队,再到沉船于青岛港口,邢昭衍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牵连出抗战之前现代中国的渔业史、航运史、社会史和政治史。对于这段沉淀于集体记忆中的国族痛史,赵德发将解释历史的冲动融入到塑造文学人物、讲述文学故事的写作实践中,将家国叙事熔铸到见微知著的精微结构中,平衡着地方性知识与国族叙事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如是,赵德发《大海风》的文学创作在经山历海之后,在新开拓的文学根据地上孕育出了万象更新的勃勃生机,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深蓝”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色经典文学’生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CZW0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6 赵德发:《大海风》,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10—111、122、153页。

3 张志忠:《四海之内: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学拼图》,《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

4 张炜:《总序》,《赵德发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5 贺绍俊:《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