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从“百花文学”到“重放的鲜花”，从“政治小说”到“官场小说”，从“成长小说”到“青春写作”，常读常新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顽强地留驻于当代思想史与批评史的视域，成为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时一再回首、一再光顾的坐标。本文将这部发表于1956年的中国小说视为引发德里达与福山激辩的全球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的中国版本，它对1956年这一“历史转捩点”的时代症候的揭示与呈现，尤其是在“政治无意识”中与“马克思的幽灵”的相遇与对话，不仅再现了“现代中国”与“短二十世纪”的关联，更有力地展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精彩互文。

关键词：1956年 王蒙 “历史的终结”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989年和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后发表文章《历史终结了吗？》与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直指1989年前后发生的东欧巨变，尤其是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四百年来一直朝着民主方向发展的世界史的落幕。福山指出，在视民主为唯一合法制度的现代社会，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种与之根本不同且更优越的制度。这意味着在席卷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中，资本主义——福山称之为“自由民主观念”或“理性”获得了最终胜利，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一统天下。简言之，“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甚或“左翼思想的终结”。福山抽刀断水，以这些听起来有些粗暴简单——或许更准确地说有些naive的方式为纷纭复杂的“短二十世纪”作结，名动四方，相关论著进入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球出版，福山本人也三次入选《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历史的终结”无疑是福山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福山将黑格尔视为此概念的创造者。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人类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最终会达到“绝对精神”——“理性”与“自由”的完全实现，甚至指认他在耶拿大学任教时亲历的1806年的耶拿战役——黑格尔在战役期间目睹了拿破仑亲率法军进入耶拿城——是历史发展的终点。他将拿破仑视为“世界精神骑在马背上”的象征，显然，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一个哲学概念，指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完成，并不是现实中的历史停止。福山以这一舶来的历史哲学概念定义1989年的冷战落幕，更多是因为有“黑格尔二世”之称的科耶夫的影响。科耶夫以极具时代特色与个人风格的方式对黑格尔进行激情重构，在著名的《黑格尔导读》中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彻底世俗化，指称“历史的终结”不是哲学上的“绝对精神”的实现，而是人类通过阶级斗争与劳动，建立起一个“普遍同质的国家”，即所有人在相互承认中实现平等。通过这种方式，科耶夫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转化为关于人类行动、斗争和自由的实践哲学，使黑格尔成为理解现代性、历史和政治的重要工具。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黑格尔诠释者之一，科耶夫深刻影响了包括乔治·巴塔耶、梅洛·庞蒂、雷蒙·阿隆、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以及列奥·斯特劳斯、阿兰·布鲁姆和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被视为“后现代政治”的开创者。

尽管福山认为自己讨论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哲学”，他根本无意于做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分析中，福山视生活在“后历史”的“最后之人”——“末人”为自由民主的致命内伤，认为这一制度解决了认可问题，但无法让人有价值地生活，甚至预言人们对庸常生活的厌倦终将再次启动历史。由此可见，福山并不是在为“历史终结”唱颂歌。但身处“政治正确”的时代，福山不得不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历史的终结”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一举成名，也易于成为箭垛。福山在专业领域遭遇的置疑远远多于赞扬。在此起彼伏的批评声浪中，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与新国际》一书格外引人注目。德里达表达出的对福山历史观的不满与不屑与左翼批评者如出一辙：“难道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不是一本新的福音书，一部关于作为历史之终结的马克思主义的灭亡这一主题最喧闹、最中立、最‘成功的’著作吗？”1德里达调侃道：“资本主义社会总是能够长嘘一口气对自己说：共产主义将由于极权主义在20世纪的崩溃而被终结，不仅终结，而且它根本未曾发生，它仅仅只是一个鬼魂。资本主义所能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2在德里达看来，尽管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死亡”，但马克思从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因为马克思被幽灵化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都是马克思的幽灵，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德里达提醒福山及其读者：“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属于‘福山的读者消费群’的类型或者说属于‘福山’本人的类型）可能再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最后一个人的终结’等等这样一些末世学的论题，在50年代，也就是说在4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熟知了。”3

德里达对福山的批评之所以出人意表，是这位以“解构三部曲”——《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一举成为西方当代思想界耀眼的学术明星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一生以解构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本质主义为志业，视一切本体论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竟然会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末期向马克思主义这种承诺彻底解放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表达敬意，乃至为马克思招魂！德里达让人不可思议的“转向”——虽然德里达自己并不认可将其称为“转向”，很快便成为晦暗的“后历史”天空中一道引人注目的奇诡而绚丽的思想彩虹。

德里达念兹在兹的发生在四十年前的“历史终结”，指的是发生在1956年的震惊西方左翼知识界的两件大事。1953年斯大林逝世，三年后的1956年2月，在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了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名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个人专权、个人崇拜以及在处理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关系问题上的霸权行为，并将其根源归因于斯大林的个人品格。此报告引发轩然大波，对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以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与10月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动荡，相继引发了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萨特在《法国观察家》的抗议书上签名，又在第二天的《快报》上宣布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声称：“匈牙利人民用鲜血告诉我们，作为苏联的舶来品，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了。”4萨特的反应看似极端，却是这一代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幻灭感的真实记录。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没有‘革命的穿针引线’，历史学家再也无法讲述本世纪的故事了”5。本文的目标，是将中国作家王蒙创作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6引入上述思想论争，将其视为引发德里达与福山激辩的全球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的中国版本，再思“现代中国”与“短二十世纪”的互文。两个1956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如假包换的“现代性的两副面孔”。王蒙小说对作为1956年这一“历史转捩点”的时代症候的揭示与呈现，尤其是在“政治无意识”中与“马克思的幽灵”的相遇与对话，使这一作品具备了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难以抵达的深度和广度。从“百花文学”到“重放的鲜花”，从“政治小说”到“官场小说”，从“成长小说”到“青春写作”，常读常新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顽强地留驻于当代思想史与批评史的视域，成为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时一再回首、一再光顾的坐标。

一

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22岁，不仅与小说的主人公林震同岁，两人的经历与职业也极为近似。在同时代作家中，王蒙之所以得以独享“少共作家”的称号，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1934年出生于北平（北京）的王蒙，14岁读初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并亲历了北京城的解放与新生。1953年，19岁的王蒙中学毕业，成为共青团北京市工委干部，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用“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编织首都北京一群女中学生在解放初期的幸福生活。创作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直接受到了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尼古拉耶娃是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苏联著名作家，《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首刊于1954年9月号的苏联重要文学刊物《旗帜》，讲述在一家偏远的拖拉机站工作的充满青春热血的大学毕业生娜斯嘉与官僚主义斗争的故事。娜斯嘉外表朴素文静，内心勇敢坚强，她的对立面，包括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代理总工程师阿尔卡琪、负责党的领导工作的费嘉等。由于多次顶撞领导，娜斯嘉先后受到了一次警告和一次记过处分。但她不畏强权，始终没有停止抗争，多次帮助拖拉机站避免了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拖拉机站因为粮食生产的大丰收，成为名扬全国的先进典型。让人愤愤不平的是，代表拖拉机站去莫斯科参加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不是娜斯嘉，而是三个处处刁难她的领导，但娜斯嘉根本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仍然一如既往地一门心思为拖拉机站的发展奔忙……

斯大林去世后，爱伦堡的《解冻》掀起的“解冻文学”浪潮在苏联兴起，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歌功颂德，讽刺“无冲突论”，强调“写真实”，暴露“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汇入这一文学潮流，成为“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中译本在《译文》1955年8—10月号发表后，中国作家协会联系中国文坛的创作现状对这部小说进行讨论，并由此提出中国作家大胆“干预生活”的要求。1955年11月22日，团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推荐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通知》，要求各地共青团向高中以上学生和具有相当水平的机关青年干部、青年职工推荐这部小说。拥有作家与专职团干双重身份的王蒙响应号召，迅即创作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国文坛与中国青年贡献了林震这样一位兼具纯真、热情与理想主义的中国版娜斯嘉，算得上是一个极为成功的职务发明。小说发表后迅即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率先开辟讨论专栏，发表大量读者来信，《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最重要的中国官媒相继加入这篇小说的讨论。批评者包括因参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而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家李希凡，以及同一时期极为活跃的“部队文艺工作者”马寒冰等，更不可思议的是，小说及其争论竟然引发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关注。据崔建飞文章《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7提供的资料，在1957年前后，毛泽东先后至少五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谈到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尽管发表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指引现代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最高纲领”，但作为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毛泽东一生很少直接对文艺作品——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言，《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很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一部出自22岁的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一定是因为这部作品无意中踩中了时代的痛点，或者触发了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或“政治无意识”。就像对福山的认知必须回到1989年的历史语境，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解读也必须回到195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1956年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这一年9月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的这次会议是已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其重要性甚至不在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之下。如果说“七大”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8，那么，“八大”的意义则在于宣告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宣布，从此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恐怕只有熟悉中国现代史的读者，才能真切感知毛泽东提到的这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在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论述中，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指的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规划的中国革命的路线图中，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中国，第二步则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八大”的宣示，对1919年以来一直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意味着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的终结”。

对历史终结于何年，“历史终结论”的两位发明人黑格尔和科耶夫看法不同。黑格尔将爆发于1806年10月的普法耶拿之战视为“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另一位发明人科耶夫则一度将这一历史的终点安放在斯大林时期，即1928年开始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苏联。在一次著名的访谈中，科耶夫这样描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的终结”：

这一切都是关于历史的终结。这很有趣。黑格尔这样说过。我解释说，黑格尔说过，历史已经终结，但没人愿意承认，没有人能接受这一点。……黑格尔算错了150年。终结历史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而我将是宣布这一终结的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将没有机会看到斯大林骑着马从我家窗户下面经过。9

科耶夫所称的黑格尔的“算错了150年”，指的是黑格尔过早宣布了“历史的终结”。或者在科耶夫眼中，无论就战争的规模还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遍同质国家”的完成而言，黑格尔经历的耶拿之战根本无法与“十月革命”引爆的20世纪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肩，因此，那是一次错认的“历史终结”。有“斯大林主义者”之称（尽管学界对这一称号不无争议）的科耶夫将“历史的终结”推迟到20世纪，试图使这一理论能够容纳无产阶级革命、全球化与技术发展等“未完成的辩证环节”，对身处这一历史潮流之中的科耶夫而言并非难以理解。但难以解释的是科耶夫使用的“150年”这一数字的惊人准确性——将黑格尔定义的“历史终结”的1806年往后推150年，恰恰就是本文聚焦的1956年！这一年，斯大林正在被赫鲁晓夫逐出历史；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制度的完成；这一年，记录这一“历史终结”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中国发表并引发轩然大波！到底科耶夫是在德里达的意义上理解1956年的政治意义，还是因为他也“看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呢？

作为“历史终结”的后果，“社会主义”的建成带来的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仍然存在矛盾，这个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一直回避的问题，成为“八大”前后毛泽东集中思考的命题。继1955年提出要分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再到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著名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明确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定义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解决方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旧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

福山——科耶夫总结的“历史终结”与此极为相似。福山指出，当一种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终于取代了对不平等的认可，主人和奴隶的道德合而为一，社会进入到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状态，历史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这是普通性和特殊性根本的和解。福山并不否认处于“后历史”的现代社会仍然会出现包括不平等在内的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现代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无须诉诸制度更替本身，即无须通过天翻地覆的“革命”来达成。在历史的终点，人无保留地互相指认他人，并且不再战斗。“从政治的角度讲，历史终结于一个普通和同质的国家——普遍意味着它涉及全球，同质意味着它是无阶级的社会，或者没有阶级结构，没有主人或奴隶的社会——在其中，人的‘生命展望’（life prospect）（约翰·罗尔斯的用语）并非由他们的阶级所决定。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基于冲突的观念和无法较量高下的目的为基础的战争，让位于一个联合所有人的普遍社会的一致、和谐和同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会消亡。相反，若要完成这些政治目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1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无疑是这种“后历史”的产物。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同时，提出了文化思想领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名的“双百方针”，直接催生了包括《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内的“百花文学”的兴起。

二

在人物设置、人物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等多个层面，《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林震并非对娜斯嘉的拙劣模仿。“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如果生活里一边是娜斯嘉，正确的同时坚信自己的正确的娜斯嘉，一边是阿尔卡琪，显然可鄙的阿尔卡琪，新与旧的斗争就会简单和顺利得多。”11两部小说最大的不同，是王蒙并没有照搬苏联小说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在王蒙的小说中，发生在两位主要人物林震与刘世吾之间的冲突，乃至整个“组织部”的政治生态，已经十分接近于毛泽东同时期论述的“人民内部矛盾”。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作品能不能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我想是可以的。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表现这种矛盾的一个尝试”12。正是通过王蒙塑造的文学形象，“人民内部”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从一种抽象的理念，得以“道成肉身”。

以小说中最接近“反面人物”的王清泉为例，这位麻袋厂厂长兼支部书记，一直处于林震的对立面。扳倒王清泉，一直是推进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王清泉最终被组织处理，小说也就进入了落幕阶段。但如果读者放弃在敌我矛盾中形成的阅读习惯，仔细阅读小说，就不难发现作为基层干部的王清泉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恶行，无非是工作有些吊儿郎当，上班时间下棋打牌，在大会上批评工人等等，最多只能算是工作作风不够细腻，或是工作方式有些粗暴。这也就是面对林震不懈的投诉，刘世吾一直认为王清泉没有达到组织处理的程度的原因。林震一直对王清泉看不惯，觉得王清泉不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甚至因为自己的看法得不到回应而对整个组织部产生了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林震的愤世嫉俗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青年人的偏执或矫情，或被理解为一种年轻人步入成人社会的不适。采用1950年代的政治语汇，就是林震一直坚持以“敌我矛盾”处理王清泉，反对刘世吾等人将其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小说最后选择林震主张的方式，对王清泉进行了组织处理，但林震并没有赢得真正的胜利，反而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局。将王清泉这种层级的基层干部冠以“官僚主义”的名号，多少显得牵强。陷入无物之阵的林震，反而更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的症候。

与王清泉含混的政治身份相比，组织部秘书赵慧文的形象更为暧昧不明。作为林震的同事与前辈，赵慧文对林震的政治热情充满同情，并因此成为林震精神上的战友和同志。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美丽多情的已婚女性，赵慧文身上交织着的对工作的不满、对婚姻生活的倦怠以及对林震的关爱，在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编织出一层扑朔迷离的情愫。她那间弥漫着音乐与美食的私人居室，逐渐变成了青年林震危机四伏的成人生涯中唯一的温馨港湾。怎样安置和定义这种感情，年轻的林震与王蒙一样举棋不定。尽管1950年代的批评家能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养成的“政治直觉”出发，毫不迟疑地批评王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在1956年的语境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批评者自己也不一定真正清楚。

如同王蒙自己指出的，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中，“刘世吾是主要人物”13，毛泽东多次表扬王蒙“会写反面人物”14，应该也主要指的是小说对刘世吾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中曾借赵慧文之口对“刘世吾现象”进行了总结：“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懂得‘是’与‘非’，也知道‘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在林震与赵慧文眼中，刘世吾固然很有工作能力，却太冷漠了，无论对群众还是对工作，都保持适当的距离。但王蒙并无意将刘世吾写成“反面人物”。林震不能接受刘世吾的冷漠，同时又对刘世吾的工作能力，以及干练和敏锐叹为观止。除了是一位称职的官员，刘世吾同时还是一个可以一星期读完四大本《静静的顿河》的标准的“文学中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林震近乎幼稚的理想主义，对林震的天真、莽撞与偏执，尤其是林震对自己的顶撞、质疑与僭越，刘世吾不但没有施以打压，反而发自内心地表现出体恤，甚至欣赏和认同。刘世吾与林震，如此相像，难怪有研究者将二人视为互为镜像的同一类人，林震被视为青年刘世吾，刘世吾则是中年林震。

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中，王蒙记录和分享了刘世吾给林震带来的困惑：

至于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我一点也不“憎恶”他。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林震是不可能了解和分析清楚刘世吾的，林震对刘世吾初而尊敬，继而惶惑，后来就要笼统反对了，反对当中却又没有把握，常常陷于思想混乱之中。像前面提到的，作者既然在某种意义上作了林震的尾巴，作品对于刘世吾的批判既然主要是通过林、赵的嘴巴，这种批判就不能不是有些含混的、说服力不够的。15

王蒙没有意识到的是，刘世吾带来的“思想混乱”，敌我界限的模糊，恰恰是对生成于1957年前后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生动再现。在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多次评论中，除了对“反官僚主义”这一主题的认定，毛泽东还多次谈及小说的人物塑造，认为王蒙的长处是“会写反面人物”，缺点是“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和“有小资产阶级倾向”16。面对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众多批评者的批评，王蒙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坦承自己的确没有能力“写出一个有血有肉而又完美无缺的人物”，面对生活与文学的互文，王蒙感叹：“多么复杂的生活！多么复杂的各不相同的观点、思想与‘情绪波流’！作者没有努力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光辉照亮自己的航路，却在这观点、思想、情绪波流组成的大海中淹没了。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作者曾经感到头绪多么纷乱，多么难以驾驭呀！甚至，他无法给自己的小说安排一个结尾呢……”17

林震的形象经常被用来与娜斯嘉作比较。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不论在生活里还是作品里，支持娜斯嘉是较少危险的，林震却相当使人伤脑筋，这不仅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有力，也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正确。”18显然，林震不是中国版娜斯嘉。同样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与娜斯嘉的勇敢坚定相比，林震的惶惑乃至自我怀疑让人印象深刻。林震不仅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林震在这场所谓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不仅焦头烂额，更不知道出路何在！显而易见，对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王蒙没有答案。

以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或与同时期的《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结尾，定格于林震在区委书记的办公室门口敲门的一刹那。所有读者的视线，都从林震身上收回，一齐跟随林震的视线，转向了办公室的门。这个有着“高大侧影”的区委书记，真能够像林震期待的那样“英明和强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吗？对林震发现的问题，区委书记是否真正知晓，或者，更进一步，这位小说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否提出彻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方案呢？尽管王蒙相信“他（指林震，引者注）的敲叩领导同志的房门，也标志着孤军作战阶段的结束”19。但王蒙并非信心十足：“当娜斯嘉与阿尔卡琪一同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又有尼古拉耶娃同志引见他们，那么大多数人是会支持娜斯嘉的。当林震敲响了我们的门的时候，怎么办呢？”20

在“革命政治”的照妖镜中，林震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昭然若揭。只是为什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青春之歌》中就不会受到批评，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呢？因为在《青春之歌》这样的“主人公成长小说”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主人公成长的起点，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将战胜和克服所有与生俱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直到小说的终点，林震仍然是一位等待救援的个体，——林震始终没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始终未能完成“此岸”向“彼岸”的跨越。

“此岸”与“彼岸”，“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这些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所有现代性的主体认同都是依靠这种完全是人为的两分法，即通过建构一个本质化的“他者”来完成本质化的主体的自我认同。德里达倡导的方法就是以“解构”来拆解这种人为的对立。“所谓辩证的对立在于，事物恰恰是被其对立面、被不同于它本身的他者赋予生机与活力。”21如“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现代”与“传统”、“外部”与“内部”、“主人”与“奴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等，莫不如此。按照德里达的理解，“解构”就是通过阐明看似不共戴天的“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塑造，相互依存来瓦解“主体”的这种自足性。如“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存在的前提，一旦“资产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残酷博弈，历史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刘世吾之所以让王蒙进退失据，就因为刘世吾无法“成长”为“反面人物”，与此相应，林震也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正面人物”。由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再现的与其说是“正面人物”的困境，不如说是“反面人物”的危机。主人公在小说中对“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22的不懈追寻，演绎的其实是一个“主体”寻找“他者”的故事。主人公通过顽强地寻找“他者”而确认“自我”，其实是一次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换言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给读者和批评家带来的陌生感，是因为这部小说为我们记录了一场因为“他者之死”导致的主体认同危机。小说对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时刻的铭写，让我们见识了“文学”的功能。在这一历史的瞬间，“时间”与“历史”都处于“时间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停滞状态。“我只考虑到反映生活，没有更多地想到评价生活。”23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王蒙继续指出：“作者根本没有想一想写出积极因素的问题，他觉得小说篇幅有限，各有分工，这一篇就专写缺点吧，写令作者感到头痛的纠葛吧！”24

三

在许多年后出版的《王蒙自传》中，王蒙曾这样描述当年他曾在小说中借林震表达的不满和愤怒：“区里有许多做行政事务工作的同事，管伙食、管财务、管物资、管文印、管房产等工作的人员，我为他们感到极大的悲哀，身在革命队伍，不能也不必天天分析斗争形势，不直接关系到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学说，不面向群众也未必面向阶级敌人，不讲话不鼓动不批判错误也不鼓吹正确……这能叫什么革命、这能有什么伟大与豪迈？能有什么发展？”25

王蒙再现的组织部诸众，就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描写的与“历史的终结”并列的另一个关键词——last man(中译为“最后之人”或“末人”)。福山将“末人”视为“历史终结”的直接后果。福山认为，当人类的思想探索定于一尊，活在“历史终结”之后的废墟之上的现代人，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气等一切可贵的美德，只剩下欲望和理性，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巨大能量只能被导向日常活动，辅之以体育比赛、茶道、插花之类琐碎的释放形式，不再有更高目标或理想去为之奋斗牺牲。福山认为这就是现代人的致命创伤。现代人变成了“不完整的人”“超人”沦为“末人”——既没有追求也没有理想的“最后之人”。

福山的“末人”及其与之相对的“他者”——“超人”来自哲学家尼采。“超人的对立面是末人：我在创造了前者的同时也创造了后者。”26尼采以这一对概念来描述不同的生命状态。“超人”具有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敢于不断超越自己本性中的恐惧，兼具生命力与智慧。他们以高昂的激情、坚强的意志和绝对的自主性、无穷的创造性朝向最高的希望进发，冲破一切传统道德的束缚，逾越一切、重估一切。如扎拉图斯特拉所称：“（他是）为未来辩护并救赎逝者的人：因为他决意为今人而毁灭。”27“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是道德和真理的裁判，是“伟大的钦慕者”。28在尼采眼中，“超人”并非一个理想化的既定形象，而是专指主动的生命和生生不息的“权力意志”的实践过程。与之相对的“末人”，虽然“走过了由蠕虫变人的道路”，其本质仍同蠕虫一般，其“自我保存”的意识根深蒂固。他们没有梦想、希望或渴求，不求自我毁灭、自我否定，不敢牺牲冒险，不去克服规则约束，更不敢去创造，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扎拉图斯特拉曾这样向听众展示“末人”的形象：“大地在他的眼里变小了，最后的人使一切都变小了，他在大地上蹦蹦跳跳。……他们视疾病和不信任为罪过：人们小心翼翼地行走。被石头和人绊得跌跌撞撞，真是个傻子！间或吃一点毒药，这制造了安逸的梦。但毒药过多又造成安逸的死。”29在尼采看来，“末人”是西方世界衰落的象征。尼采不相信“末人”是最终的话语。扎拉图斯特拉重新出山，就是要把世界从“末人”中拯救出来，并且以“超人”取而代之。

在某种意义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场发生在“超人”与“末人”之间的对抗。——如果说“末人”是组织部诸众，与之相对的林震，则是这个世界唯一的“超人”，或是未能放弃“超人”理想的“末人”。

林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青春激情。对什么都看不惯，对什么都不满，还总是夸大自己的生活感受。在“去政治”的当代，“激情”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超历史”的概念，被当成一种“青春病”，通常被视为力比多的产物。因此，林震对刘世吾的拒绝，很容易被解读为青年人对成人世界的不适，准确地说是对老气横秋的油腻中年的本能抗拒。

这一看法并不被福山认可。按照福山的理解，类似林震这样的人物的“激情”作为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与“自我”观念的兴起相关，是现代性的产物。福山指出：“激情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方面，亘古有之，但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该被尊重的内在自我，认为周围社会不承认人的内在自我可能是错的，这是更晚近的现象。所以说，身份概念虽然植根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现代，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30

福山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现代的激情体验，常常与“革命”相关，甚至直接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著名的福柯传记《福柯的生死爱欲》中，詹姆斯·米勒曾记录了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相遇：1966年12月，正在突尼斯大学担任外籍教师的福柯遭遇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大示威。一开始，福柯对学生言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以及反犹观念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在近距离反复观察了“突尼斯学潮”之后，福柯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变化：

他（指福柯，引者注）越看越觉得，突尼斯学运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体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存在行为”。因为他终于看出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情况下产生某种神话的作用。这个“神话”是乔治·索雷尔意义上的，指的是这一群意象，它们能激发“一种道义的力量”，激起“狂暴的行为、强烈的情绪和非同寻常的激情”，使学生能够承担起“可怕的风险，去发表和散发宣言，去号召罢课，哪怕会因此而坐牢。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

“这个经历对我影响甚大。”福柯后来回忆说。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们：政治，像艺术和性活动一样，也可以引起一种“极限体验”。31

打动福柯与林震乃至王蒙的，其实是同一种“激情”，甚至连场景都极为近似。王蒙曾以不同的方式回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1949年1月，解放北京城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他接到通知去参加位于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的北平市地下党员大会。王蒙以其兼具庄严与反讽的“王氏”语言风格，再现了一位中学生党员首次参加党的会议的乌托邦——狂欢节场景：

会场上响彻着《国际歌》的嘹亮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让人热血沸腾的镰刀斧头红旗。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赵振声（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职）等一个又一个登上主席台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把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32

其实早在197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布礼》中，王蒙就曾以主人公钟亦成的视角讲述过这个故事。同样是豪迈激越的《国际歌》歌声，鲜红巨大的党旗，领导人清楚明白、热情澎湃又科学精明的讲话，党员会餐共享“像战士一样匆忙、粗犷，像儿童一样赤诚、纯真，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亲相爱”的场景。置身于这个温暖而幸福的集体中的主人公情不自禁地畅想未来：“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能实现的。”33

与第一人称的回忆录不同，小说《布礼》不仅再现了大历史的恢宏与壮阔，更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呈现了主人公与大时代的互动。17岁的少年钟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学礼堂参加全市的党员大会的日子，是解放P城的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严寒的天气，钟亦成上身穿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岁时母亲给他缝的棉袄，已经太小了……他的形象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穷孩子们强多少。但是我们的主人公脸上洋溢着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他的动作匆忙而又自信：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和全中国的主人。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走在顺城街上，看到沿街颓败的断垣和旧屋，他想：我们要把这一切翻个个儿。他还看到一辆又一辆的军车在抢运垃圾。战斗一停止，军车就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投入了这场清除垃圾的战斗，眼看就要把秽物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是我们把它消灭的，钟亦成想。他又看见了几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瑟地发抖。别忙，我们会使你们成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才……

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这个时候的王蒙都像极了在同一时空中高呼《时间开始了》的胡风。20世纪的革命者，其实都是同一代人！

林震在组织部的际遇，亦可视为钟亦成故事的续编。林震内心的那种不息与不屈的激情，是一次“布礼”——向布尔什维克的致敬礼。让青年林震坐卧不宁的，其实就是“马克思的幽灵”，——那个同时纠缠着德里达、福柯乃至整个20世纪的“马克思的幽灵”。可惜林震是一个迟到者。当他满怀激情投身“伟大与豪迈”之时，“革命”却已经偃旗息鼓。林震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在北大四院遭遇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与其说是一场开幕礼，不如说是一场闭幕式。他以为遇见了“时间的开始”，没想到遇见的其实是“历史的黄昏”。相比前辈们极其充实的生活，林震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意义，而且枯燥。在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没有什么需要为之战斗或努力和没有什么人值得去爱的世界，林震——王蒙的失落不难想见。“历史”意味着方向，方向承诺了意义。历史的矛盾能够激发人的权力意志，成长为“超人”，而“历史的终结”则只能在前人创造的机器中，做一颗规规矩矩的螺丝钉，成为福山所称的“布尔乔亚式”的“末人”。 “他们拥有的是一个完全祛魅化的世界—— 一个被剥夺了一切辉煌和崇高的世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祈祷，也没有什么需要他们为之战斗和赶赴死亡。他们的世界既没有神也没有战斗。”34

雷蒙·阿隆就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具有革命性，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正是通过拒绝让自己被异化，无产阶级才成其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完全取决于它与社会上的其他阶级的关系，简而言之，完全取决于它的斗争。”35林震面对的，正是这种“无产阶级统一性”的分崩离析。这种过剩的政治激情使他本能地抗拒官僚体制的收编。但林震并不是组织部唯一的“零余者”。换言之，林震并不是“历史终结”的唯一受害者。事实上，在组织部工作的所有的人，此刻都在面对同一种时代症候的困扰。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别处”，无法在现实中立命安身。

开完处理王清泉的大会后，林震与刘世吾去一家公私合营的小店吃馄饨，刘世吾动情地向林震讲起了自己的过往。摘下了“官僚主义”假面的革命者刘世吾让林震怦然心动：

刘世吾忽然问：“今天是几号？”

“五月二十。”林震告诉他。

“五月二十，对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军二〇八师打坏了我的腿。”

“打坏了腿？”林震对刘世吾的过去历史还不了解。

……

“一九四七年，我在北大作自治会主席。参加五·二〇游行的时候，二〇八师的流氓打坏了我的腿。”他挽起袖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来，“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点？”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爱戴的眼光看着他。

喝了几口酒，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青啊！我真恨不得……”

林震的战友，与林震同样不满现实的赵慧文，同样有着“过去的好时光”。赵慧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其感召力不在刘世吾之下：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

“在文工团？”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憋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革命过往，连被林震视为“敌人”的王清泉竟然也不例外。面对林震对王清泉的指控，刘世吾讲述了王清泉的历史，为其辩解：

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不太简单。抗日胜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九四七年以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

为什么这些过去的革命者都失去了热情？甚至蜕变成“官僚主义者”，甚至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反面人物”呢？刘世吾为什么看不出或不愿看出王清泉身上的问题？是否因为他在潜意识中从这个昔日的“革命卧底”变成“何以解忧，唯有下棋”的混混身上看到了自己呢？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福山曾谈到：“历史终结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的前途问题。”36刘瑜据此认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37刘世吾这一代人，比林震幸运，因为出生于20世纪初期，恰巧赶上了这趟名为“现代中国”的列车，以“革命”为志业，改天换地，救国救民。这一代中国人都很难摆脱历史的进程，——与其说是这一代人自觉地转向历史，不如说是历史之手抓住了他们。他们是在一个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完成对政治的最初认知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阶层被吸引走向共产主义，革命拉开了摄人心魂的“现代”的帷幕，让人如痴如醉，脱胎换骨，让人相信一种深入而持久的吸引力。——革命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而且是一种具有无限潜能的情感与想象力的乌托邦。不幸的是，这场革命之梦过于短暂，随着革命的胜利，时代很快变了。从1949年开始，不到十年的时间，被革命点燃的中国火山逐渐熄灭，战争的熔岩也在次第冷却，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仅失去了革命精神，同时失去了对现实的敏感。在阿伦特看来，“理解现代革命最难以捉摸而又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方面，那就是革命精神”38。现代革命与传统革命最大的不同，是能够让参与者产生一种“创造历史”的激情，这种抽象的情感激发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成为一个创造者、一个英雄、一座“历史的丰碑”——这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因为“革命精神，是一种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找到与之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除了记忆和缅怀，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失败或阻止其走向终结”39。作为这种“革命后的思想对革命精神的失忆”40的直接后果，人们不得不返回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多愁善感中去，返回到得过且过的趣味乃至“颓废”中去——刘世吾选择了文学，王清泉选择了下棋，赵慧文选择了音乐，组织部诸众都在选择逃避现实的方式。

批评家经常以丹尼尔·贝尔的“革命的第二天”来解释这种“后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革命的设想依然使某些人为之迷醉，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41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让人过目不忘，但仍比不上雷蒙·阿隆的直截了当：“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被人摈弃，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失败，而是由于它们的成功。”42

与“青春”及“成长”类似，以“革命的第二天”这种“社会心理学”解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有效，但却不够。无论哪个年代，刚刚走进社会的青年人都会产生一种类似“断奶”的不适，每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都会经历激情的衰落导致的感伤，但王蒙笔下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却是1956年这一特殊年份的精神症候与历史记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同一时期发表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通常被视为“百花文学”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百花文学”指的是1956年至1957年兴起的一大批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通常被视为苏联“解冻文学”的中国版，其苏联血统被反复提及，比如王蒙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刘宾雁与奥维奇金的“特写”等等。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通常以“人道主义”定义“百花文学”的精神旨归，强调其对“启蒙”的回归与对“革命”的置疑，并进而将其视为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先声。但像所有“倒放历史”的文学史概念一样，作为总体性范畴的“百花文学”同样经不起推敲。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们仍然很难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概括这部作品。王蒙显然无意“告别革命”，相反，在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王蒙通过对革命岁月的深情缅怀，倡导“继续革命”，渴求政治，相信只有政治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这种创造历史的英雄情结，或许真能终结“历史的终结”，使其“从头再来”？！

“后革命”年代发明了一个专属名词——political junkies来形容林震——王蒙这一类“对政治上瘾的人”，他们从来不将政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将政治视为目的本身。与王蒙同龄的林震，无疑是王蒙的化身。——其思想与行为，无不彰显出王蒙坚不可摧的“少共”立场及其已成为其“政治无意识”的“马克思的幽灵”。在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意义上，“人道主义”框架肯定装不下王蒙，——至少装不下1950年代的王蒙，甚至装不下写《布礼》时的王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政治视域中的延安文艺研究”（项目编号：18AZW02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3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与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41、22—23页。

4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5 38 39 40[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34、262、217页。

6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小说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原稿由主持《人民文学》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作了多处修改，篇名也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文革”后出版的王蒙选集与文集中，小说均恢复原稿及原篇名。

7 14 16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8 张启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9 Alexandre Kojève, Entretien avec Gilles Lapouge, Les philosophes ne m’intéressent pas, je cherche des sages,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 53, 1-15 juillet, 1968, p.19.

10 34[加]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4、138页。

11 18 19 20王蒙：《林震及其他》，《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4页。

12 23王蒙：《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北京日报》1957年4月16日。

13 15 17 24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21 22[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页。

25 32王蒙：《王蒙自传》（第1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8页。

Friedrich Nietzsche. Unpublished Fragments from the Period of Thus Spoke Zarathustra (Summer 1882 - Winter 1883/84), trans. by Paul. S Loeb and David F. Tins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42.

27 28 29[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娄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8、43页。

30[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页。

31[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33王蒙：《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

35 42[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3页。

36[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37刘瑜：《历史漫长的终结——重读福山（上）》，《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4年7月16日，转引自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66。

4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