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元小说” ——论格非小说《登春台》的新探索
内容提要：纵观格非三十余年风雨兼程的文学创作征程，无论其形式探索何等激越或简朴，内容是晦涩还是澄明，其一以贯之的是对精神世界之复杂幽微的持续叩问。继“江南三部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演进图谱的细致铺衍之后，《登春台》再次以深广稠密的神经官能症式的人物，缥缈迷离的梦架构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与梦的解析的文学大厦，在仿若精神病人梦呓般的自我陈述的话语宣泄与疏导观疗的文本呈示中，表现出浓重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况味。于几世几劫永恒轮回的存在迷思中重返时间的河流，以非连续性重建新的联系与因果逻辑秩序，返璞归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求诸己的内向超越的。格非为当今愈发普遍且隐秘的精神病症提示了个人自我救赎之路。
关键词：格非 《登春台》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继“江南三部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演进图谱进行细致的铺衍之后，格非再续心力创作的又一长篇新作《登春台》悄然登场。这本跨越四十多年时间间隙、以芸芸众生中四个微如尘芥的小人物登临春台的命运流转历程演绎而成的小说，一如既往地裹挟着格非理性深邃的哲学思辨气息，又隐隐流淌着一股超然绝尘的崭新气质。虽然在此前格非一众作品中，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耕细作早已屡见不鲜，稠密的思想含量更是题中见惯不怪的应有之义。然而，此番《登春台》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深谙精神分析学的学者型作家所能开掘的无边领地。对于格非小说对人的无意识世界的深入勘探与淋漓表现所呈现出的精神分析学倾向，此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并做过精致的阐释。例如张清华2012年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就从格非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泛哈姆莱特性”、梦境叙事的深层构造以及疗救的日常病理学方法等层面，详细分析了格非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精神史向度。2018年张清华再度在《当代文坛》发表《当代小说：从精神病理学的方向看——由格非〈傻瓜的诗篇〉说开去》以《傻瓜的诗篇》对精神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手段的弗洛伊德式的文学呈现，鞭辟入里地指出了格非对精神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勘探的深度。时至今日，格非早已不满足于《傻瓜的诗篇》的叙事策略，通过对医生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角色对调游戏来实现对精神病理学的简单模拟与分析的表达，而是试图从更为幽微的深渊景致去探寻隐秘的精神世界的玄妙。由此《登春台》横空出世。
在现有的研究文章中，基于文体结构、叙事技巧、哲学蕴涵、诗性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为《登春台》的研究提示研究视角、标明研究向度的同时，也为更为沉潜的精神、心理空间的开掘预留了巨大的空间。
一、“私人剧场”：辐辏云集的精神病患展览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以其强劲、滚烫的“力比多”裹挟着“性学”与“性解放”的强势威力轰然炸响了当代作家禁锢已久的心灵世界。它不仅以强烈的生物学进向撕开了为庸俗社会学与狭隘伦理主义所框定的文学、文化疆域，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固化已久的文化意识、文学观念，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方法，对19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一众先锋作家影响尤甚。尤其是对曾经任教、生活于上海的格非来说，不仅从与精神分析学渊源甚深的“新感觉派”的文学遗产中拾得吉光片羽，而且在大学学院生活的内向化的精神取向中获得任意驰骋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再加上格非作为知识分子型作家的担当与忧患意识，这些因素共同构筑了格非对精神世界内在奥秘情有独钟的美学趣味。事实上，格非也确乎对精神分析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与热望。从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中“像个女人”的乌攸先生到《迷舟》中犹疑不决的萧，从《褐色鸟群》中记忆错乱的“我”到《风琴》中静静窥视自己妻子被欺侮的冯金山，从《敌人》中惶惶不可终日的赵少忠到《傻瓜的诗篇》中的精神病医生兼患者的杜预，从《欲望的旗帜》中自杀的哲学泰斗贾兰坡到“江南三部曲”中怀揣乌托邦幻梦的陆侃、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普遍的神经官能症式的人物，表现出共同的难以自持的自毁倾向，构成了格非小说漫长人物谱系的鲜明特质。以格非对人物精神气质的高度敏感与书写热情，重新审视《登春台》后不难发现，《登春台》赫然归属此类。只不过相较于《傻瓜的诗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浅尝辄止的简单印证，《登春台》在精神分析领域所做出的探索更为精深，由此而呈现出的文体更具有鲜明的“精神分析的元小说”特性。所谓“精神分析”主要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即建构在弗洛伊德早年若干精神病的临床治疗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借助于谈话、催眠、药物等方式，使患者在压力的缓释中，讲出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隐秘，使潜意识中积蓄的超量“能量”得以释放，从而恢复到正常状态。关于“元小说”在古往今来诸多的文学呈现与研究表述中，都将其看作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以小说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探索的产物，强调其叙述形式的“反身指涉”和“自我意识”。对于《登春台》小说结构的机巧，格非曾在一次专访中毫不避讳地提及其对以往故事讲述程式的厌倦，以及有意将一个故事拆解为四个独立的故事单元的先在意图。
之所以说《登春台》呈现为鲜明的精神分析的元小说特性，不仅显现为格非对叙述与虚构痕迹有意无意的暴露，还更为深刻地指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其分离交错的元小说结构。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个主要人物各自成章、渐次出场，然而每个人物故事最后都隐匿着下一个人物的故事契机，提请下一个人物的粉墨登场。四个人物环环相扣，故事情节也在互相嵌套的逻辑链条中形成一个首尾衔接的完整闭环。其次，是对话语观疗的戏仿。格非将早前对发病与治疗之间奥秘的破解与记录的兴趣转向为从神经症患者的述说开始。这一点可能受拉康的潜在影响。在拉康看来，相较于从梦的内容处着手，心理分析更应该始于被分析者向分析者诉说梦的语言开始。由此，《登春台》从此前津津乐道的破译密码的工作转向人物滔滔不绝的自我诉说的语言之流。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每一部分都恰似他们各自在治疗师的循循诱导下的自我陈述，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是自我意识中那些深入肺腑的切肤之痛。《登春台》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自我呈现，带有说书人说书体例的某些特征，然而其对梦境化的语体风格、非道德化的叙事立场与说书对跌宕起伏的故事的倚重以及潜在的道德说教等伦理道德成分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与说书区分开来。由于每个人物内里不同的精神创伤与症候，使得他们的述说或潜意识的流动潜藏着不易察觉的外在治疗师不同谈话方式的介入与诱导。而这在作者巧立名目的运作下使得《登春台》的文体与说书体式呈现出较大的差距，而更倾向于精神分析的层面。例如，开篇周振遐昏迷之前由痉挛而蔓延开来的钝痛以及昏倒之前出现的幻视、幻听都在暗示这不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者纯然的身体疾病的发作。在心脑血管等疾病之外，有更为深层的精神疾病诱发的痕迹，使平静如常的身体在恍惚的沉思中精力超量，而只能开启神经系统的部分闸门开闸泄水，以来势汹汹的痉挛、抽搐加以释放，外在表现便是疾病的骤然发作。这与弗洛伊德关于癔病的发生机制的表述不谋而合。而后面周振遐孤苦无依的一生、对存在持续不断的追问以及生死的忧患似乎印证了这种精神创伤与压抑的来源。以此观之，周振遐昏迷之际耳边响起的遥远而庄重的有如临终审判的询问之音，莫不是心理催眠师的身份替代的表征？后面沈辛夷的心理治疗师直接现身似乎印证了这种猜想。而对于杀人抛尸又心惊胆战躲避追捕的窦宝庆，犀利的语言直指其内在本我的凶猛乖戾，“你的身上有个凶猛的活物。它是盘踞在你体内的一条虺。它没法驱除，也难以驯服。你用自己的血肉饲养它，光是它身上那凌厉的黑色斑纹，就足以叫人望而生畏”1。此后每一章都氤氲着景物、经历、感觉的复杂构成，它们牢固地框定在个人经验的范畴而鲜少触及他人的经验心理。这一点南帆在论述《登春台》时提及，“考究的遣词造句无形设定的语言位置仿佛是局外的、游离的、事后的、高悬的，带有一定的回忆或者反省成分”2。这些都在格非的梦笔生花下，呈现为沉静状态下自我意识画卷的徐徐展开。沈辛夷幼年的被侵犯以及强势的母亲所造成的童年创伤构成了幼儿情结中难以磨灭的阴影；陈克明长久不得志与一朝得势所无法弥合的内心分裂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内心；窦宝庆那无法遏制的无意识冲动冥冥之中透示出向死的本能；周振遐对泯然于众人的完整自主的自我的过分追求，显示出逃离他者审视与建构的渴求。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指向内在世界的无边旷野。最后，“精神分析的元小说”特性还表现在每一章节无所不在的梦境叙事。作为精神世界的深度构造，“梦”在文中不是可有可无的描写性组织，而是人物自我述说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无意识的自我袒露，是参透人物情感与精神心理、挖掘潜在病因的重要符码。除此之外，《登春台》里充斥着种类繁多的神经疾患的人物：时常癫痫发作的沈文鸿，偏执成性的沈母，疑病症的室友，抑郁自杀的桑钦，重度抑郁的静熹，患有人格与情感障碍的周南，周振遐患癔病的邻居等，连同沈辛夷那有心理问题的心理治疗师一起构成了神经病丰富的案例库。格非运用具象化的细腻笔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式精神疾病的症状表征、梦程序心理等一序列精神分析学的基本问题。所有这些带有“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与“梦的解析”倾向的分析与阐释都共同地透示出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理论探求的“元小说”诉求。本文无意像保罗·德曼窥视卢梭那般去窥视格非的精神隐秘，也无意对文中各式神经症患者作何种精神疾病的诊断，只试图从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维度去探寻已然耳顺的格非愈发深广的生命愁思，去揭秘蕴藉在“来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熙熙攘攘向北京春台路67号辐辏的众生群像中的存在迷思。
《登春台》作为格非沉入无意识世界开掘的产物，在体例上以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四人的“私人剧场”式的个人自传式展出方式，再现了每个人精神的疯狂与挣扎。格非如此热衷于对人物精神、心理的描摹与勾画，除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显在影响，内里还隐隐闪动着福柯的身影。众所周知，在对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方面的探索意趣上，福柯表现出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等人一致的倾向性。福柯在将对此兴趣指向语言分析的过程中，深刻地指向了话语无可媲比的特权地位，以及话语方式、语言规则对一众现代人文科学的囚禁。除此之外，福柯还以《疯癫与文明》展现了西方16至19世纪末疯癫与疯癫者治疗的历史，揭示了西方人普遍的病态与精神焦虑。福柯直言“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3。“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而是从内心体验到的持续不变的永恒的生存方式。”4福柯这种从文明角度、哲学角度理解的疯狂，百年前鲁迅曾以他那患有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发出过令人警醒的呐喊，百年后的格非面对当下中国的新现实似乎深有同感而遥相呼应。《登春台》不仅以飘忽的感觉型话语展现了当代中国人从1980年代社会发展至今神经症的普遍性与隐蔽性，而且以癔病与梦境的心理呈现，力图从精神病患者自身的经验之内去揭示疯癫的本质，以及“疯癫与文明”之复杂关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心理疗法正是从主动聆听的意愿性维度既打通了精神病患者与健全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又打通了“表面‘调整正常的人格’的‘疯狂’与‘健全’”5的通道。
二、沈辛夷：永远无法磨灭的童年创伤记忆
弗洛伊德若干临床诊断结果毫无犹疑地将致病因指向精神压抑。弗洛伊德说：“压抑是使得无意识冲动和动力受到禁止而无法接近意识生活的机制。”6“压制的基础只能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就是说，受到压抑的单独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支配地位的大量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性。然而，被压抑的观念却采取了自己的报复措施，它引发疾病。而这个单独的念头一旦被无意识释放，被带到意识的强光里，观念性的东西便会像损害机体、血液的病毒和感染一样，立刻被有效地消除。”7在弗洛伊德的著述中，癔病的发作是由于受到压制的记忆的重复出现，这种记忆“必须是由某一件造成最初精神创伤的事件经过在意识中深埋之后，被重新想起的那种记忆”8。具体发生机制为“如果一位癔病患者有意去忘掉某次经历或是强行驱除、禁止乃至压制某种意向或者是某种观念，其结果便是上述所有心理活动自行进入意识的第二状态；然后从那里施展起永久性作用，一旦有关这些事件的记忆重新回归，便会以癔病发作的形式出现”9。格非深谙记忆之于精神疾病与文学叙事中难以言明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前的历史叙事中，格非总是将其与“叙事”一同置于不可靠的地位，甚至任由“叙事”与无意识动机按照利己性原则随意篡改、破坏着记忆本身的样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至为晦涩玄奥的《褐色鸟群》正是这种玄思的形象化表达。到《登春台》，格非似乎不再纠结于记忆与历史的可靠性与否，而是放任记忆的自在流动，并在暂时性的可靠性之中拼凑起精神世界的全部内容。抑制内心的批判力，使无数意念想法能够自由浮现于意识层并和盘托出，这本是精神分析法成功与否的关键。《登春台》在试图唤起创伤记忆之时也遵循这一原理，为被分析者营造舒缓、安逸的环境。提起母亲便情绪无法自控的沈辛夷，内心积蓄着超量的精神能量。她与母亲之间点点滴滴的回忆的展开便是在傍晚时分，灯光幽暗的宁波菜馆里。飒飒的雨声与晦暗的环境营造了类似入睡前的轻松安全的环境，使沈辛夷日常的批判力稍稍松懈，而为往日所压抑、废弃的意念纷纷涌上心头。回忆的路线由意识层的木箱开始向前弯越，阿宝、布娃娃与美少女战士卡通贴纸、雪菜肉丝面……引出的是幼时母亲偏心的记忆。直到将她打入深渊的那张病弱苍白的脸庞以及耳边黏腻的絮聒的出现，被猥亵的记忆、大雨的环境音，作为引发抑郁的深层压抑，从不愿被提及的意念层面涌现出来，使身体破败的沈辛夷深陷失眠的煎熬再也摆脱不了各式各样的声音摧残。随着“自我观察”的深层推进，未被意识到的意念也逐渐浮现水面。在寂照寺、金檫树、提婆达多的牵引下，父亲隐瞒许久的“先天性心室间隔缺损”的隐疾终于大白天下，而粉红色草莓奶油蛋糕似的宾馆也将母亲与贾金强的不正当关系精准地捕捉到。第三人称“她”的叙事视角的行文内里暗含着心理分析师的潜在身份。格非致力于揭示沈辛夷童年记忆中的遮蔽性记忆和被遮蔽的记忆，并且一开始就以经过作者身份伪饰的心理分析师的口吻评论或记录道，“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沈辛夷才会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关于木箱的温馨的画面，或许不是她最早的记忆。这个世界给她留下的初始印象，比这要严酷得多，也糟糕得多。但她暂时还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里沉睡，等待苏醒”10。对于琐碎的遮蔽性记忆及其与心理经验之间发生的“逆向性”或“退行性”的转移作用，弗洛伊德在《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一文中有相应的案例论述。格非以沈辛夷的个人生活简史探寻了童年记忆可以回溯多远，遮蔽性记忆如何在以后的生活中潜意识地发生作用。
三、陈克明：性本能与无意识自毁动机
与沈辛夷以故乡记忆展开回忆和行文方式一致，陈克明人生记忆的展开也是从对出生地小羊坊村的历史沿革与日常点滴讲起。显著的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串联起的是外部世界生存压力与生活暴力，内里则是无意识与命运无常的玄机流转。格非将心理分析师的职能加诸于周振遐身上，以他对陈克明记忆中细枝末节的提请，帮助陈克明厘清混沌不明的混乱思维。“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又让我再仔细回忆一下，到了那年4月底，我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期完工，将十三层至二十四层的作业转给别人时，究竟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是我，还是我的岳父？”11在陈克明茫然不知所以时，周振遐简明扼要地提醒，“这么说吧，现在让你重新回忆一下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项目失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12在陈克明顾左右而言他时，周振遐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的岳父吗？”13在陈克明幡然醒悟，即将沉入人心不古的悲哀与凄凉之时，周振遐又适时跳出来给予及时的抚慰“事情既然已经结束了，一切也就过去了。我们可以做任何事，唯一不该做的，就是怨天尤人……”14在深夜狭小密闭的车厢，两人在简短的对话之间完成的是一次有如在诊疗室里展开的“谈话法”的诊治。事后陈克明回忆起当时醍醐灌顶之感，“正如你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待久了，有人捅破了窗户纸，让外面的光透进来了一样”15。光透进黑屋，这本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表达，然而联系到弗洛伊德“冰山”理论，那沉潜在水平面及之下的巨大的前意识、无意识以及向意识转化的过程，那透示的光正是从水下跃出水面后的光芒乍现。此前，陈克明并非没有对岳父做局的怀疑，只是被有意识地压制了。而周振遐的一番话无疑将这些念头从无意识中释放出来，重新带到意识的强光里，陈克明由此对招致自己跌落谷底的坎坷命运慢慢释怀，并能安然投入到神州科技公司的新工作中。将压抑到无意识的意念带到意识层面，从而达到疗愈的目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核心。陈克明的一生看似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蹇的捉弄，实则是自毁的无意识动机的推动。在接到装修工程之后，妻子言犹在耳的反复提醒依然阻挡不了陈克明内心的自毁冲动，“我一时心下得意，便压低了声音，将刚刚接到的新业务，对岳父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16。在与静熹的婚姻上，陈克明仅凭“静熹”的名字，就将其想象成温柔贤淑的人并与之成婚。在婚姻情感方面，质检员朱云倩的轻佻之举看似没有使陈克明做出出轨的举动。但朱云倩的热情开朗、白白净净，说话老往跟前凑的身体动作以及一口整齐白净的牙齿，却使陈克明有瞬间的晃神，那些为道德所不容的欲念悄然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以至于在听鹂馆遇到神似朱云倩的莎莎，这些潜藏的欲念被瞬间唤醒，“她那摄人心魄的笑容，让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暗中发生。正是在那一刹那，我猛然记起来，她的眉眼，与顺义服装厂的质检员朱云倩有几分神似。我甚至还能真切地回想起，朱云倩将我按在墙上时，她脖子里那令人窒息的微微汗味”17。性本能的冲动诱使着陈克明放下“超我”的高度自律性，遵循“本我”的快乐原则与莎莎在湖边路灯下疯狂拥吻。此刻在陈克明意识中，“只有在黑暗中发生的事，才是那么地激动人心”18。即便遵循道德训诫的“自我”跳将出来使陈克明一度左右摇摆、深感自责，但仍没压抑住内心深处对“本我”欲望的满足的冲动与渴求。
与对沈辛夷童年创伤的揭示不同，格非在对陈克明的部分叙写中，对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进行了新的勘探。陈克明那可通过数字联想与贾元春出生时辰对接的“正月初一”的奇特巧合，在陈克明母亲“正月初一子时降生、双旋儿，必有贵人扶持”的反复宣扬下笼罩着一种“迷信”的神秘气息。这一看似与陈克明实际遭遇毫无关联的细节所内含的命运暗示，在陈克明决策失利与接连出轨的一次次偶发行为和倒错行为中，越来越内在地指向自毁的无意识动机。弗洛伊德在《决定论、偶然与迷信之信仰——一些观点》中对数字联想的“无意识情结”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迷信“源于被压抑的不友善的残忍的冲动”19。迷信的人“他对偶发行为和倒错行为的动机一无所知，相信这仅是心理上的偶发事件；另一方面，他倾向于将真实事件中很简单明了的意义归结为外在偶然的发生，并把这种偶然发生看做是他所不知的外部世界某种天机的表达途径”20。在弗洛伊德看来，“总是把别人琐碎细微的动作看成巨大意义”21的妄想病患者对动机的移置与迷信者并无太大差异。在生怕被别人看轻的陈克明身上奇异地交织着对偶然行为的忽略与别人琐碎动作的特别在意的双重矛盾。“我无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22。正如迷信者无从解释偶然，并把它看作某种天机的表达一样，在陈克明的感觉世界中，充斥着“预示”“预感”“预兆”之类的宿命色彩的命运暗示与知觉表述：“说实话，我在飞往金边的飞机上与昆吾悠闲地喝着香槟时，那缕光似是不祥之兆，仍然会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23，“唐纪礼或许没有想到，他在饭桌上随口说出的这番话，却在无意中为我今后的人生道路，指出了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24，“我当时就预感到大事不妙”25。陈克明无法抑制潜在的精神力量的悄然流动，“想着想着，一种陌生的、完全不同的恐惧和伤痛，渐渐地在我心底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26，“要是昨晚的事根本没有发生，那该多好啊！”27陈克明内心深处不知缘由、无法解释的“暗恐”指向的“压抑的复现”，不仅是无意识的证明，而且表征了无意识的始终活跃。“我身上还有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躲在暗处，在处心积虑地破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28，“人有时真的会故意跟自己过不去”29。如此异常活跃的精神活动，格非似乎有意放纵陈克明内在喷薄欲出的那些受潜抑的精神力量与心理历程。尤其是在展现倒错行为的精神活动时表现出与弗洛伊德对过失发生机制的高度一致性，“在人心深处，有一股隐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见到了它惊人的势力”30。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与非正常人，偶发行为、错失行为与神经症之间的界限并非纯然分明，“疯狂”的发作频率、强度也不尽然，然而其共同点都可追溯到“可厌的被潜抑了的精神素材，这些精神素材虽远离意识，却永远在伺机而动，寻找一切可以表现出来的机会”31。
无意识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对象，无论是拓扑学、动力学还是经济学观点的表述，都旗帜鲜明地标示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矢志不移的迷恋和倚重。格非对陈克明的叙写隐隐呼应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奥秘探索的执着。无论人格、欲望、本能抑或偶发行为、错失行为……格非都以持续的被压抑向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核心——个人无意识挺进。弗洛伊德毕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之源，尝试包括按摩、电疗、催眠等在内的诸多治疗方法，试图找到在无意识某一特定区域的病因，然而其单纯局限于医学实践的无意识研究妨碍了对无意识本质的深入探求。格非不仅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观点引入形象的演绎，也有意通过对不同人物的设置和差异性链接将理论学派求索的过程纳入其中，显示出一个学者型作家的深厚美学底蕴。
四、窦宝庆：被他者建构的自我与死本能
第三个叙述主体窦宝庆的故事以陈克明从记者小罗对窦宝庆两次采访写就的文章的阅读起始。在叙事手法上，格非再次转换叙事视角，以偏为罕见的第二人称“你”展开叙述。“你”表面上以第二人称规避了第一人称“我”的直接当下性，使窦宝庆的一切行踪无处遁形，内里实则是对同一、自主的自我的深刻怀疑与颠覆。如果说陈克明自我的冲突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基础上的唯乐冲动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那么在窦宝庆的故事上，格非则是在死本能的基础上沿着主体的颠覆——自我的他者性维度及语言学的进向将精神分析学从经典精神分析学引向了拉康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超我为内容的第二个自我拓扑结构试图完善第一个心理拓扑结构的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的界限模糊问题。即便如此，两个结构的三个层次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一个不协调的见解：就是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与意识相一致，而被压抑的材料也不完全与潜意识同范围。”32“自我及超我的本身也许就是潜意识的。”33
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奠定了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但仍未能真正揭示无意识的本质；自我、本我、超我三者虽互相渗透，然而毕竟仍旧统属于“我”的同一性；而无意识也在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那里本质化为一种自主的自我。拉康在镜子阶段理论的研究中自觉摒弃了弗洛伊德建构于生物学进化上的自我的完满、自主，拆穿了自我的同一性和自主性，以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新的三层构造张扬自我本质上的内在分裂，即自我是他者的，因而也是被建构的。他突出了外在世界对自我存在、影响的优先性，在自我的建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精神发展逻辑：“理解力、知觉和记忆首先是从外部世界构成然后再回到人们以资谈论自己的生活的言词（象征）之中，再回到人们认同的形象（想象）之中，再回到将现实建构成一种创伤秩序的失落（loss）的效果之中，而这种失落是永远不可弥补的。”34形象、言辞、力比多之间奇异的排列组合，最终既使自我始终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也更为突出地指向了自我统一体的虚假性与分裂性。从生物学到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联姻，作为一种语言结构、秩序的无意识不再是无法捉摸的神话，而成为可通过隐喻、换喻机制加以把握的能指链。由此，自我的他者属性在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话语的本质中显现。“主体最终只得承认，他的存在绝非别的什么，而只是他自己在想象中的构造（oeuvre）；而且这个虚构削弱了他所有的确定性，因为在为另一个人（for another）而重建其存在的工作中，他再次遭遇了根本性的异化，这异化使他像另一个人（like another）那样建造其存在，而且这异化总是注定了其存在要被另一个人（by another）夺走。”
窦宝庆原本只是甘肃云峰镇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每日崖畔放羊，在鼓噪的风声与云峰小学上午九点半的高音喇叭的喧嚷中重复日复一日的生活。然而自他的姐姐被侵犯而上吊自杀后，他内里自主自足的自我就被迫卷入他者的异化构造中，接连不断地为另一个人所夺走。窦宝庆深陷一系列不完整的他者之中，欲望他者所欲望的，其命运也在这一个个他者的欲望构成的欲望转喻链条中弥足深陷。正如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所描述的那样，自我是“被抛弃的客体投注的猝成”。回溯替姐姐报仇的亲缘起点，窦宝庆曾“忍不住这样想，一个人要是没有父母该多好！要是那样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你都能坦然接受。你想活就活着，想死就去死。你在世上活着，无非是对自身的损耗或挥霍，等到哪一天，身体里的能量被挥霍光了，随便在路边一歪就完事”36。窦宝庆幻想以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以“不拥有”作为对自我的拥有的条件，以不在作为在场的卑微渴求，虽然建构起的是一个欠缺的主体，然而，他者的欠缺仍旧毫不留情地将这个欠缺的主体引向了更为匮乏的欠缺。窦宝庆由杀人的动机而至最后锒铛入狱的整个过程，外在客体世界的引诱是致命的导火索，刺激着内在的死的本能蠢蠢欲动。在个人始终依赖他人以形成自我确认方面，格非从拉康所谓言语是他人的话语这一层面出发，在窦宝庆的自我讲述以及无意识口误中牵引出他无处可逃的命运。在此之前的窦宝庆一直是缄默不语的。初到拉面馆时，以无声的咧嘴笑阻拒老板娘的引诱，预防了语言、言语在陈述主体和说话主体上的分裂可能造成的泄密。直至抑郁症患者郑元春的出现，其歇斯底里的疯狂劲儿使窦宝庆习惯性紧绷的缄默撕开一道裂隙。“你吃惊地发现，你嘴里的俏皮话，根本不受控制，一句接着一句地往外冒”37。从讲述沈辛夷被侵犯的故事起，过往受压抑的记忆重新回到言辞之中，无意识便在病态的他者的话语引诱下，一步步趋近隐秘。格非清晰地认识到了自我话语的他者性，“你把这个故事跟郑元春讲了七八遍之后，吃惊地发现，尽管你没怎么花心思去瞎编，但每讲一遍，故事的内容都会自然而然地有所不同，郑元春也从未感到厌倦”38。“把这个故事在心里默想无数遍是一回事，而要将它从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39。与此同时，语言对主体的分裂也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你抱歉似的对郑元春笑了笑，说出了一句让自己魂飞魄散的话：‘讲得有点乱。因为事情是真实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姐’”40。在弗洛伊德那里还仅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现象的口误，发展到拉康这里已然成为人类一切话语的本质。至此，窦宝庆终于在他者的异化建构中完成了主体成长进程中的两次异化：镜子阶段将他者认作自己的异化及俄狄浦斯阶段对父法、秩序的象征界的认同与让渡。面对审讯，窦宝庆重归傻笑、含笑不语的自我表达最终抵挡不住一支烟的诱惑。在与罗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再次开启了说话的欲望。窦宝庆的故事似乎完美呈现了拉康关于实在、象征、想象的精神秩序，在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失与分裂暴露之时，也将拉康精神分析学对语言的极端重视展露无遗。
五、周振遐：对自我的完整性渴求与强迫性焦虑
周振遐的故事以叙述人“他”的视角展开。作为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周振遐的“私人剧场”摒弃了对戎马一生的丰功伟绩的细致描写，转而以晚年退休后的生活细节与精神情态为重点表述对象。表面上周振遐的世界被物联网的各种关系高度关联在一起。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或主动或被动地切断与外在、他人可能的联系。个性之中与世间一切隔膜，也许是自幼年为改嫁的母亲所遗弃起，在从温润舒适的江南小村姜堰沦落到干燥的北方天津城，在冷淡的夫妻关系中一点点自我封闭。在精力过于旺盛的师兄兼好友蒋承泽的带领下，周振遐也曾踏足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消遣中。然而，快乐原则并没有使本我在主动的追求中因欲望得到满足而发挥弥合内在分裂的作用。在周振遐清冷孤僻的背后潜藏的是对完满、自足的自我占有的渴望。格非以周振遐为人生晚郁期的代表，以毫不留情的笔墨披露了生命的荒诞本性，即经历一生挣扎的自我最终仍不无悲催地沦为外在世界、本我与超我的仆从。周振遐这样一个坐拥春台路67号庞大物联网公司的上位者，有着看透一切的超然，却依然无法抵挡脆弱神经的内在折磨以及英雄暮年与死亡的隐隐威胁，昭示了生命个体无处可藏的可怜可悲。沉默寡言、独居西山云锦的退休生活是每日重复不变的刻板日常：上午莳花弄草——中午宁波菜馆就餐、午睡——下午书房消闲——烹调晚餐——睡前散步——凌晨苏醒。看似闲云野鹤般闲适，却消受不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声音”侵扰；看似世事洞明般放达，却轻易就为人波动心弦。周振遐开解了陈克明，给窦宝庆以未来的希冀，然而却唯独解救不了自己。婚后第二天便与妻子分房睡，天生的性冷淡招致妻子离婚时恶毒的诅咒。再加上观念之中的对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推崇招致的性的剥夺，使其力比多长期得不到满足，只能另寻他路和对象予以替代性满足。这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自我内部的剥夺正是构成神经病的起源。周振遐倾注大量心力用以花木培育与病虫害防治，整个退休生活细致得有如欧洲月季的养护大全。除二十种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映射的是内心诸种欲望的芜杂与左奔右突。周振遐试图以机械、重复的忙碌确认自己的在场，这种无处安放的焦虑似乎印证了弗洛伊德对强迫性神经症的描述，“病人内心充满着实在没有趣味的思想……然而无论如何病人总不免以这些观念为损耗精神的强迫思想的起点，他虽极不愿意，却也无法抵制。他好像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劳心苦思，不能自已。他真正干的都是些绝对无害的琐事——即我们所称的强迫性动作——都是日常动作的重复和加工的排演，致使那些普通必要的动作——如上床、漱洗、穿衣、散步等——都变为异常艰难繁重的工作了”41。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通常拥有超常的智力和精力，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行为意愿，然而对自身发出的强迫性动作却总是情不自禁。周振遐便是如此，他只能以交换替代的方式缓和背后那股不可违抗的非常态的精神力量的吸附。莳花弄草也仅是周振遐性满足的替代物。然而，幼时辗转流落的成长经历中造成软弱无助的意识，成年后性的节制和焦虑，晚年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所有一切交织成密不透风的压抑之网。诚如周振遐自己所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囚徒”42。周振遐内在的生命热力似乎永远被囚禁在幼时那个雨天于废窑之中所做的幻梦里无法挣脱。
周振遐的一生既是其探索个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探求之旅，也是以格非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隐喻。从沉潜西方哲学，在主客体分离下的精神疯狂到回归中国传统、在天人合一中的雍容平和，被各种身体的、精神的病痛折磨的周振遐最终打开了自我的孤绝，主动与邻居攀谈，以融于周围天地间的姿态走出了个人的孤岛。就像周振遐种遍欧洲月季最后还是不可自抑地喜欢上了中国月季；就像窦宝庆在父亲的期盼中等待出狱的日子；就像陈克明终于放下对静熹的执念，平静地走出静熹的院门；亦像沈辛夷从个体生命的立场上与妨碍她一生的母亲做出的和解。从个体心灵深入历史深处，在时间的谜语中重新咀嚼、领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微言大义，以反求诸己的存心养性方式浇筑自我的内在根基，也许正是格非在精神普遍病态化的时代隐痛下，留给未来的无限希望的密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对传统道德化叙事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4BZW1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6 37 38 39 40 42格非：《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239、28、148、148、149、150、150、135、168、169、170、129、132、136、172、174、172、173、212、238—239、249、252、253、331页。
2南帆：《共时展示：交汇、错杂与震荡——读格非长篇小说〈登春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3 4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8页、“封底”。
5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26—127、130页。
6 张清华：《当代小说：从精神病理学的方向看——由格非〈傻瓜的诗篇〉说开去》，《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7 8 9 [美]欧文·斯通：《弗洛伊德传》，刘白岚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493、493页。
19 20 21 30 3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李想、王威威、李红侠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50、248、245、266、267页。
32 3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4页。
34 35马元龙：《主体的颠覆：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04—205页。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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