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的老藤，不仅在主题创作上以精品力作实现了创新性开掘，还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以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艺术想象，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转向和文明价值创新。在《草木志》的艺术世界建构中，老藤艺术地审美地建构了人与植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中华文化原初的“天人合一”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国式现代化诉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相联结，从而把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推到了历史新阶段，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生态文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呼应，形构了有别于西方生态文学的中国生态文学道路。《草木志》以艺术的方式弘扬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守正创新中走在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途中。

关键词：老藤 《草木志》 山乡巨变 《北爱》 《北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艺术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是新时代文艺肩负的文化使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正在召唤着中国生态文学的艺术想象。就此而言，中国生态文学既有世界生态文学伊始对人类现代化片面发展弊端的批判反思，以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高度关注，更有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审美表达与正向度的艺术同构，从而呈现出一种迥异的文学形态。老藤的《草木志》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推进作品，聚焦了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创造性地打通人与植物的内在关联，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以文学的方式联结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以丰富动人的生态内蕴与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高扬了新时代生态文学的价值追求。作为一部深扎生活的优秀作品，《草木志》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的经典化提供了典范案例，值得认真解读和重点评述。

一、打通人与植物的内在关联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创作新时代生态文学，艺术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时代之变与不变的张力，是对作家洞察力、创作力与审美想象力的考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草木志》作为新时代生态文学的一部精品力作，可圈可点。《草木志》以一座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古村——墟里村为叙事场域，通过一位驻村干部“我”的第一视角，创新性地建构了人物与植物的内在关联，围绕如何振兴古村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叙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历史地艺术地审美地关联起来。

正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所描述的那样，墟里村是一座风景优美、平静祥和的小山村，《草木志》的整体叙述是质朴、自然的。不同于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着力描写生态破坏问题，笔力刚硬、直指沉疴，《草木志》的叙述充满温情，宛若和风细雨，正如老藤其名，像一株柔韧的藤蔓，串联起了人与事、人与草木、人与自然，将矛盾困境化为艺术感知，无疑有着新时代之新的价值意味，也有着新时代生态文学的鲜明特点。小说开篇，主人公“我”行至望江台上远眺墟里村，“五色炊烟”在夕阳下送来麦香，人在其中，有如入画；文至中篇，一纸“封灶、禁火”文件加之办事人员的层层加码、大搞形式主义，差点永久性地毁灭了这一美景。尽管作者行笔舒缓如水，但读来也颇为胆战心惊。在这场“告别炊烟”运动中，“鬼蜡烛”谢志远粉墨登场，在其开展的强制性入户拆灶行动中，施工队打伤了守村人“鼠李”齐老三的爱犬，干部与村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为了保护环境而决定封灶或许是正确的，但二者并非毫无余地的对立，更不是二者只能选其一的矛盾。正如镇长老毕所言：“烧柈子取暖做饭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这个弯拐得太陡，胳膊肘子弯最容易翻车。”3《草木志》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相勾连，提醒人们要以生态整体主义看待生态保护问题，生态保护不是不让人发展。“事实上，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4生态整体主义直面人的能动性，承认人的破坏性，因为生态是被人破坏的，也只有人能承担起重建生态平衡的重任，这种承认包含了批判性和希望性的双重视角。

在老藤看来，“生态文学应该塑造自然之子的形象长廊，成为文学区块链的一部分”5，他认为自然不仅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实践场域，更应是与人类共命运的共同体。“新世纪以来生态写作的中心是检讨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主义”6，《草木志》艺术地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此前，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滑入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误区，转而为动植物谱写赞歌，这种思想和立场是对数千百年来人类主体性的反拨，却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的正向引导，从而难以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有着生态学思想的根荄，“生”是基础，有了生命体才有所谓“生态”，人类作为地球上体量庞大的生命体自然不能远离生命基础。在当下创作生态文学，既不能鼓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应导向“无人的生态文学”，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在自然生命间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各个物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生态写作应当关注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与共感，只有达到这种“共感”才能通向“共生”，最终做到海德格尔所言“诗意地栖居”。

生态整体主义是对整体生态去中心化的理解，旨在强调生态环境内部联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整体主义带有人的色彩、人的愿望、人的价值倾向，受到了人类最基本的普适价值的制约，或者说它绝对反对突破维护人的生存权这一价值底线。生态整体主义的最终理想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稳定和持久存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人类这个物种的长久、安全、健康、物质生活有限度地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地存在。”7在《草木志》的文学书写之前，人们并未很好地将人与植物内在地关联起来，普遍认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将植物看作没有意识、不能自主活动的客观存在物，以至于忽视了内在联系的普遍性。《草木志》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式，“当你留心某一植物时，一定能与认识的某个人找到关联点，这绝非牵强附会，人与物的精神特质是相似的”8。老藤所言不虚。在《草木志》中，不仅存在着诸如拉拉秧、打碗花、杨铁叶子等几十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东北特色植物，也能透过这些植物追寻到与其特点相近的人物。这种打通人与植物联系的生态写作手法很好地完成了新时代文学守正创新的要求，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小说人物塑造、完善了作家自身独特的写作风格，更为新时代生态文学提供了迈向经典化的新范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根本。《草木志》中，“一金三老”四人是墟里村话语权最高的人物，其中又以齐大牙最为神秘和高深，他的身上仍旧保留着古老萨满教文化的残影。齐大牙虽然年事已高，却思路清晰，能掐会算，语含玄机，寥寥几句就能为来者答疑解惑。“我”初来乍到，向齐大牙求教如何发展墟里村的经济，齐大牙给出的对策是“先正名”与“胜灾妖”，认为墟里村向外应当重建驿路、向内需要尽早解决方、石两家矛盾，又用“鹿乳奉亲”的典故表达村干部应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浅显生动的表达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赓续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标识。尽管已步入新时代，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在墟里村这样的小山村，传统文化仍旧拥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在守正创新中为其赋予新的新使命。

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9可以说，“天人合一”作为价值元素，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基因，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文化对“天人合一”思想有着高度的关注和论述。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与天地精神的统一；《周易》认为“生生”是“天地”内在的创生力量，天道、地道、人道既是一个不断重复创生的系统，也是一个各类物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从自然规律出发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可靠性。“天人合一”强调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万物是共生共存的，从而将人类的生存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这种朴素的生态思想是《草木志》中着重叙述的。墟里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情贯穿始终，他们对各种生物的特点有着精准的把握，还会利用神话传说告诫后人保护它们。如山林中的“泡子”（池塘）周边盛开着兴安雪绒、大花杓兰等珍贵花卉，“我”担心会有人破坏这些植物，随行的石大奎却讲述了方子玉与白英二人凄美的爱情传说，认为“泡子”边的白花是在暴风雪中牺牲的白英的魂魄所变，为了表达敬意，墟里人并不会随意采摘它们；甚至对“打碗花”这种路边随处可见、被认为代表霉运的野生植物，墟里人都能找到相应的传说故事，为其寻找灵魂栖居之所；在人与人的沟通中，多利用耳熟能详的生物特点而对人进行规劝、建议，如“哨花吹”为了安抚想要报复方世坤的石锁，用石锁养的老头鱼举例，说老头鱼最擅长的是忍耐，劝说石锁冷静下来，为解决方、石两家矛盾取得了珍贵的先机。对于墟里人而言，自然生物的命运与村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善待生物就是善待自己。在《草木志》的生态写作中，“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现，有利于“引导公众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同时这种书写也让读者认识到在山乡内部，神话传说等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活跃在大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日常践履中寻求发展新路径、新方法。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截然不同，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共生的思考上，“天人合一”思想倡导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命运相连的存在，从而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从矛盾对立中解放出来，形成命运与共的关联，为构建中国生态文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参考。同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还明确了人作为拥有极强能动性的物种对于世间万物的责任和义务，认为人类应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主动自觉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不过分攫取自然资源，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寻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古代历来有敬天、崇天的信仰。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生命观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源于此，老藤在《草木志》中开创性地将“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相结合，把个性迥异的人物与植物相连，从而使得读者对新时代生态文学有了深刻印象。“拉拉秧”浑身长满倒刺，不留神就会给人身上划出血痕，牵绊着人的前进，与之相连的是会计石小东，不多言语，但很有主意，若是他认为一件事不妥当，那必定想尽办法使其寸步难行；“狼毒草”无形中掠夺其他植物的水分，常常导致生态环境中“我活你死，绝不共生”的现象，相应的，方世坤性格冷淡，利益至上，在与石锁的矛盾中不动声色地步步紧逼，差点酿成大祸。然而，老藤时刻以“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为旨归，始终保留着有节制的温情叙事，从不将善恶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矛盾转为联系，从而共同指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方世坤虽然心机颇深，但为了村子的发展可以放下芥蒂、出钱出力，与石锁最终一笑泯恩仇，一起成为带领村子走向小康的领头人。老藤认为，“这些人物都像他们所对应的草木一样，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有自己的命运轨迹，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各自不同的存在，构成了驿路都柿滩的风景”11。《草木志》的生态写作不以人的喜恶为中心，而是尊重每个物种的存在和消亡，书中的“我”就像驿路上的一棵牛筋草，以匍匐的姿态看着墟里发生的一切，以“见证者”的身份践行自己的任务，“我”的存在就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老藤将人物与植物的命运紧密相连，重申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实践做出了示范，彰显了“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新时代价值。

同时，《草木志》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对老藤“东北三部曲”系列作品生态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尤其在思考方式上有了更深刻的创新。如《北地》以退休干部回忆录的形式指出东北经济建设中产生的严重生态问题，《草木志》则以在职青年干部的自述思考如何能既保证都柿滩的自然生态又确保墟里村的经济发展；《北障》突出人与动物、捕猎者与禁猎者之间从冲突到和解，《草木志》则深入关注人与万物的内在相似与精神共振；《北爱》描绘东北城市前沿新发展，《草木志》则聚焦东北乡村新建设。梳理老藤的写作脉络，不难看出，他对东北乡村生态环境的喜爱与关怀贯穿始终，并且逐渐形成了对新时代东北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思考。长久以来，如何协调经济建设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的难题，历经坎坷和曲折，我们深知环境对于生存其中的人类的重要性，《草木志》中墟里村最终的成功为走出“发展——保护”困境提供了路径启示。书中，“我”、寒寒、郑高等人经过商议，决定在重建驿路的同时开展“驿路·遇见”项目，将驿路和都柿滩大桥作为项目重点，利用自然景观，发展旅游产业。同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还向组织申请建立小龙山红松天然林自然保护区，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功化解了墟里村即将被邻村吞并的危机，最终两村一起走上了小康之路。《草木志》以优美的笔触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描绘了美丽中国新画卷，充分挖掘和弘扬中华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内涵，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的经典化提供了启示。

法国学者加塔利曾经指出：“我们最终只能通过以下表述来规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新兴的主体性；不断变异的社会场域；处于再造进程中的自然环境。”12他认为时代生态危机是一种“机缘”，我们应该合理利用这种危机，直面现代全新的、复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已经成为绝唱，如今的乡村依靠科技力量的发展，呈现出了全新面貌，也出现了全新问题，亟待重新审视已有的生态观，用新的生态意识指导新实践。生态保护不是纸上谈兵，它要求我们放下书本，走近田野，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寻求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二、以内外合力迈进乡村振兴新阶段

2022年3月，中国作协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号召作家扎根山乡，以文学力量为新时代山乡铸魂。“‘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晶莹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13这一计划为新时代作家关注乡村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以清晰的创作目标指明新时代文艺发展方向：到人民中去，下得去、蹲得住、“打深井”，创作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品力作。基于此，以《草木志》为代表的新时代生态文学主要从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两个维度展开生态写作，同时以生态视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外推力和内驱力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提出了新思路。

一方面，自然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要直面的问题。步入工业化时代，乡村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乡村不再是男耕女织、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乡民逐渐流向城市，成为一座座“空心村”。当作家回望自己的家乡，一边追忆过往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环境，一边清晰地看到当下千疮百孔的土地，“乡愁”自然生发出来。在接受《青年报》采访时，老藤说：“故乡是一个人的根系所在，无论你走多远的路，登多高的山，儿时的记忆永远是无法改变的底色。”14老藤在乡村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因此对他来说，关注乡村正是一种近乎“乡愁”的心理活动，在他的作品中，东北乡村是永恒的主题。在“东北三部曲”中，老藤已经展现出独特的地域生态视角：《北地》关注东北经济建设中的生态问题，《北障》关注东北大地上人与动物的互生关系，《北爱》关注东北新青年与未来的东北建设方向，以多种叙述视角围绕东北的人、生态、经济建设进行思考，试图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在这种考量中，《草木志》诞生了。书中的墟里村因方、石两家矛盾导致经济停滞，迟迟不能发展，而不远处的新生村依靠油脂厂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有吞并墟里村的态势。然而“我”经过实地调研，发现新生村地处山谷，一旦遇到洪涝灾害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村子整体经济体系不完善，污染严重，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村外人盗伐黄波椤事件也给村民敲响了警钟，如果不主动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那么当自然家园被破坏殆尽，人类将再无安居之地。如果对自然生态危机不加关注，仍旧放任人类无休止地攫取自然资源，当人类赖以维生的地球家园遭到毁灭时，人类也必然走向自我毁灭。

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在揭示现实生态危机现状，探寻生态危机解决方法时，无疑会受到越发严重的现代性问题影响，必然也蕴含着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思考。人类精神危机也自然成为生态文学关注的重点，“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15。人与自然的关系映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中，人又与自然产生联系，所以，要解决自然生态危机，必须关注人类精神危机。在长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占据中心地位的社会实践中，人类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追逐金钱和权力，却往往陷入精神空虚中。《草木志》中，县建筑质监站站长马桑“吃拿卡要”，擅自给新建的仓库贴封条，试图攫取非法钱财，这是为财；“鬼蜡烛”谢志远本身只是县局的一个秘书科长，平时唯唯诺诺，却在成为封灶督查组组长之后变得颐指气使，派遣施工队强制进入村民家中封灶，打伤了守村人齐老三的爱犬，差点闹出人命，最后哨花吹机智化解了层层加码的封灶难题，谢志远也被诫勉，躲在家里不敢向墟里村村民诚心道歉，这是为权；方世坤、石锁两人间的新仇旧怨使得双方想尽办法阻碍对方正常生活，间接导致了两家人彼此精神隔绝、整个村子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石锁甚至对一只白鹅怀恨在心，残忍地结束了它的生命，只因白鹅对他的仇家方世坤表现出了亲近，这是被仇恨蒙蔽双眼，宁愿自己蒙受损失也要压对方一头。《草木志》通过种种书写指出人类精神危机对自身发展的严重负作用，但老藤并非希冀社会现实向原始状态复归。诚然，生态危机的发生与现代价值观念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至上观念、实用主义、工业化和科技化等现代性价值密切相关，但历史的车轮只能向前，现代性是无法全然拒斥的，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保护与发展的平衡问题。新时代提倡一种“生态现代性”观念，建设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立足于国内历史现实语境，对西方诸多现代性话语与生态话语进行有选择地吸收而非全盘接受，寻找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平衡点。16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生态文学为如何建构本土生态话语提供了新思路。

在关注生态文学本身思考维度的同时，《草木志》以双线结构突出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与展望。书中以“我”和哨花吹为代表，分出两条故事发展脉络，“我”作为外来者，向墟里村提供先进发展思想与宏观层面的指导，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群众、总结经验的方式为村子制定了一套量身打造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此为明线；同时，哨花吹作为村民，对内部事务更为熟悉，他以农民的机智幽默化解了村民之间一个又一个琐细繁杂的矛盾，春风化雨般慢慢融化坚冰，他的付出与“我”相比或许并不亮眼，但哨花吹的功劳正如他所说“想做事，先遣蛇”17，他于暗处发力，努力化解村民心中的怨愤和不安，最终“人心齐，泰山移”，为“我”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群众基础。这种双线的复式叙事结构清晰地说明了故事发展逻辑，在叙述双重生态危机中自然圆融地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了写作范畴。

在当今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而乡村则越来越变成一座座“空心村”，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乡村衰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和治理难题。没有人口就没有劳动力，也就阻止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正如《草木志》中齐大牙所说：“墟里还有一个难题是聚拢人气，去数数村里有多少大门上锁就知道了，人都走光了，墟里还怎么发展？”18仅仅依靠外部资源的注入，注定无法盘活一潭死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关注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调动包括农民、村集体等多层级的主体力量，激活发展的自主性。“乡村的生机不在外部，而在于内心不死，就像其貌不扬的洋葱头，明明已经烂了几层，只要接触了湿土，仍然会长出绿色的葱叶来。”19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有主体性意识的人。对于许多贫困地区来说，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是地区发展最严重的问题。《草木志》中知青金子的女儿寒寒是从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事业也始终不忘家乡发展问题，与“我”合作建立了特色旅游项目，同时四处奔走，联系村里成功人士，为项目吸引资金和社会关注，最终成功修复驿路，将墟里村与塔溪镇再度相连，保证了村里的经济发展。相较于外部输送的人才，乡村内部培养起来的人才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建设家乡的激情，并且接受了较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对于农村发展有更加全面和具体可行的思考，是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

作为一名干部，虽然“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有过一定乡村生活经验，但成年后久居城市，长期与农村脱离使得“我”缺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认识，入村以后带着干部老雷“多做无形之事”的告诫，只是想满足自己对“天然植物王国”的好奇心。但在进一步摸清村里情况后，“我”意识到墟里村正在面对存亡危机：如果无法达到发展要求，墟里村将被吞并，连带着古驿路的悠久历史一并被尘土埋没。为了挽救墟里村这座百年古村，“我”及时调整心态、虚心学习，借助“哨花吹”“一金三老”等人的帮助，合理利用自身的干部权力，最终解决了墟里村发展的两难问题：驿路的重建难题，方、石两家世仇的历史性难题，使墟里村重新焕发活力。在到墟里村之前，老雷给“我”的建议是多做“无形之事”，言下之意就是少做事、少犯错，履历好看就行。但面对墟里村的存亡危机，“我”却挑起重担，做了许多“有形之事”。作为驻村干部的“我”不仅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有赖村主任“哨花吹”的奔走忙碌，以及“一金三老”的经验指导，“我”做成了不少“有形之事”，但“我”并没有将这些成就当作自己一个人的成绩，而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正确认识到当下的村民早已不是被牵着走的跟随者，而是有能力、有愿望决定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践行者，想要村里真正得到发展，最终还得依靠村民自己从内发力，劲往一处使。墟里村因为方、石两家的世仇久久得不到解决，所以两股力拧不成一股绳，无法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的“外推力”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像“哨花吹”解释“遣蛇”与“赶蛇”的区别：“自己处理就是遣，交给派出所就是赶。赶，又会多系一个死结。”20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行不通，只有狠挖问题根源所在，激发主体内驱力，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在解决墟里村面临的问题时，“我”与“哨花吹”兵分两路，哨花吹作为村民去处理村子内部矛盾，尽心尽力，以自己的机智聪明解决了各种微小却缠人的问题，甚至为了遵守一个承诺东奔西跑，四处求教，最终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成功解决了方、石两家前两代人的矛盾。从此，墟里人很快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发展墟里村经济的实践中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主动配合“我”的工作，各主体齐心合力，最终引领村子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同时也注意到，内驱力离不开外推力，强调内生发展，不能一味拒绝外部资源的介入。乡村振兴最大的特点是乡村自身不经历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而是在整个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后期，由于外部市场的拉动和技术的加持，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实现本地优势资源与城市知识、资本、技术要素的结合，实现一种全新的产业“跃升”，从而带动乡村全面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旨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草木志》中，“我”作为村外人，并没有因自己无法参与到村民内部事件而灰心丧气或者疑虑重重，而是积极主动利用自身技术、想法优势，沟通各路能人巧匠，推动村里鼓乐队和驿路重建项目落地以及红松保护区的建立，多管齐下拉动了墟里村的经济发展。墟里村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真心想要为村民做实事的驻村干部，“哨花吹”也不会从自由自在的喇叭匠成为束手束脚的村干部，知青金子无处吐露自己对驿路的深厚感情，也就无法引出女儿寒寒这一有想法、有激情、有执行力的发展带头人，更无法化解方、石两家的世仇，墟里村最终无法实现发展，只能被新生村吞并，村民会失去自己的故乡。即使村民们能自行解决矛盾，走上同样的发展之路，那么，在缺少“我”这样一位拥有生态保护意识的干部的情况下，也许生态保护又要为经济建设让位，山上的天然红松林可能会被用作建筑材料大肆砍伐，《北地》中玉带般的伊林密河被污染成了泥浆河的悲剧又将重演。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城市输送的资源转化为能真正让农民受益的能量，“外源内生”的人才战略是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的外源机制的有机融合21，既能规避外部人才“留不住”的困境，又能减少内部人才培训的长线投入，高效对接外部资源和内部经验，建成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良性发展格局。因此，内驱力与外推力两股力量分别指导不同的实践，内生动力与外来助力相得益彰，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最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结局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草木志》以其明白晓畅的东北乡村方言、思路清晰的写作逻辑及明确的现实主义关怀，塑造了一批鲜明可爱的新时代小说典型人物。同时，其双线并行的文本结构也向读者展开了一幅乡村振兴战略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景式画卷。

时代在发展，人的思想也应及时跟进，尤其是党员干部更要主动更新自己的认知，投身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去，时刻重塑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能够正确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干部。《草木志》中的老雷是一位高瞻远瞩、工作水平很高的老干部，他能最高效利用各种材料向上级提交文采斐然、逻辑清晰的总结报告，在单位里威望很高，然而他对乡村的看法还停留在农民“喜欢跟着走”的时代，认为干部能直接替村民做决定，为他们指导发展方向，却没想过村里接上互联网后，普通的老农也能对国际大事侃侃而谈。这种认知的错位使得他多次劝阻“我”少做“有形之事”，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官帽。但随着“我”对村里情况逐渐有了深刻认识，老雷也充分发挥了自己吸收知识的优点，让自己的“笔杆子”溅上“泥点子”，主动为都柿桥旁新立的纪念石碑撰写碑文，帮“我”落实了不少“有形之事”。乡村振兴是一项大工程，如老雷拟碑文上所写“功在当代，泽被后人”，只有激发村民主体性、关注生态保护与精神危机问题、合理运用外部资源、提醒干部及时自省，才能走出一条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乡村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可为的，乡村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22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能让村民从物质上脱贫，还能更好地解决乡村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问题，助推村民树立积极奋斗的目标及追求幸福的意志，将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浓彩重墨的一笔。正因如此，《草木志》通过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群像刻画，尤其是对哨花吹、齐大牙、知青金子等村民精神生活领头人的形象设置，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精神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思想体系与新时代思想体系的碰撞。此外，《草木志》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乡村本身自然生态资源发展绿色农业、吸引资本、促进消费、刺激乡村经济发展。老藤创造性地将生态文学与乡村振兴战略链接起来，不仅为乡村振兴构建了新思路，还把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推到了历史新阶段，全景式地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对生态文学的新要求、生态文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回应，从而形构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学的中国生态文学发展道路。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审美话语建构提供了经验。

三、以艺术卓越性追求行进在当代文学经典化途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经典是不同时代文学的标高。文学经典不是单一机制自动生成的，而是在文学普遍规则和现实语境等多方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经典”这一概念充满了开放性、复杂性和历史性，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向度，也有主观性、相对性的维度。事实上，确定一部作品是否成为经典的标准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所遵循的依据。基于此，书写当代社会问题的当代创作要强化经典化意识，鼓励当代文学艺术诉求经典化。

“中国当代小说既承载着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前世遗韵，又具有新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属性，还兼备并未终结的新时代文学史发展的延展性。”23关涉“历时性”和“共时性”二重维度，当代文学成为了解当下中国现实的一条捷径。在生态危机严重、国内外生态批评蔚为大观的今天，生态文学要诉求经典化，既要在思想内容上着力表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法，更要在艺术卓越性追求上有所创新和贡献新的审美经验。在1980年代文学“向内转”的背景下，文学作品越来越注重个体日常生活感受，缺乏与社会现实的交涉。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现代性问题更加突出，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危机越发严重，只关注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文学渐渐遭到批评家的诟病与质疑。同一时期，生态文学作为一股直面“现代性”的潮流，重视社会问题、关注现实生态，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

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日益深入，生态问题逐渐凸显，生态文学以独特的“现实性”成为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它的出现及成长是传统乡土题材小说的新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题材范畴和理论场域，以一种全新的生态视角重新审视21世纪以来的哲学、美学、文学等视域，呼唤乡土文学的复归，以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文学的叙事理论，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中诉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启示。生态文学甫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关注社会现实和发展，蕴含巨大的社会能量。因此，关注生态文学创作、积极推进生态文学经典化是时代使然。

所谓“经典化”是指向着心目中文学艺术经典的目标努力，而经典则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至善程度和哲学高度的标识。具体而言，文艺经典通常是指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在人类文明史上获得公认地位，以其独创性、社会历史意义和思想启示而凝结为一种文明尺度，从而葆有长久生命力和超越时空的典范作品。经典固然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一种哲学历史高度，但也并不神秘和高不可攀。可以说，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有其经典之作，并因着对时代声音的倾听和回应而有着对经典的价值祈向。“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24新时代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倡导以“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书写乡村振兴的当代生态文学，要在肩负新的文化使命中自觉追求文艺经典化，为新时代贡献新的人物形象、典型环境和经典情节，要展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图景，既要展形象又要育新人。只有创作出经典形象，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也才能向着时代艺术高峰攀登。对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而言，这既需要艺术勇气，更需要文化自信，同时也要增强艺术表达能力及其对艺术卓越性的追求。就文学艺术本体而言，“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25。新时代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中，涌现出一系列有着中国特色的经典案例和实践经验，这些都会对形成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生态书写提供丰富的文化支撑，为建构中国生态文学经典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新时代文艺创作既要在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中，为人民大众提供多样化的精神食粮，更要以其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26可以说，新时代以来的生态文学创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审美经验，已经向着时代的高度前倾，亟须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创造中国生态文学的经典，并有勇气和实力与西方生态文学展开对话和交流，在文明互鉴中不断提升中国生态文学的话语权。中国生态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既要强化中国价值和精神的独立自主，特别是中国生态文学的话语体系建构，更要增强世界眼光和文明互鉴意识，诉求在生态领域的一种普遍性文明共识，在价值共享中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有力支撑。

近年来，随着文化“两创”实践的深入展开，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健全，中华文明底蕴的和合文化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正在与时代文化条件相结合，不断丰富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文化资源形态转化为思想价值，甚至被提升到国家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唯此，一些对时代敏感的作家艺术家，正在以其文学艺术的经典化诉求为时代定格，实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无疑，老藤的《草木志》、邹瑾的《地坤》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这些诉求经典化的文艺创作，都蕴含着哲思的内核、美的韵味和艺术表达方式的创新，究其根本，这些精品时代力作把中国生态文学推到了历史新高度，使其荡漾着美的价值。具体言之，《草木志》以植根乡村社会现实，开创性地联结人与植物，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中弘扬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必然有其地位。

究其意味，“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7。中国生态文学要立足新时代，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文学的如椽之笔描绘时代巨变，塑造出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建构有时代特点的中国生态审美话语贡献经验。在此意义上，《草木志》的出版是中国生态文学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以“天人合一”思想浸润文本，以乡村振兴夯实创作地基以新的文学经验、生态文明理念、新人形象和典型环境塑造，行进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途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作家的笔大有用武之地，这支笔是鼠标，是犁铧，是号角，是刀剑，更是棱镜，作家对时代现场的缺席，将是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作家对善恶美丑的麻木，将是整个艺术界的半身不遂。”2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学艺术强大的托举力量，需要文学艺术美的价值的引导，需要以文艺经典化筑牢文化自信的价值根基，尤其需要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浩然正气的担当和美的价值的融入。“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2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5ZD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9—50页。

3 17 18 20老藤：《草木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79、18、68、99页。

4 7 王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5 滕贞甫：《生态文学的责任维度》，《绿叶》2022年第6期。

6 马兵：《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8 11何晶、老藤：《老藤：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文学报》2024年4月4日。

9 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10 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文艺报》2023年5月31日。

Fe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47.转引自张惠青：《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卷第39期。

13杨雅莲：《“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年3月24日。

14 28老藤、陈仓、李清川：《老藤：传统底色》，《青年报》2023年7月2日。

15[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16李雪：《现代性反思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生态小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19老藤：《草木有道亦有情——〈草木志〉创作谈》，《文艺报》2024年4月10日。

21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人民论坛》2023年第17期。

22范玉刚：《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群像刻画与文学叙事——王松〈热雪〉读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23吴义勤：《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光明日报》2015年2月12日。

24 25 26 29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2、18、10页。

2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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