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学的问题与方法
内容提要：“当代”的“行进性”与“在场性”使得当代文学史的编纂除涉及文学与史学，纠缠于当代不同时期的各种思想文化潮流外，其“历史化”的进程也受到一定的掣肘。从“问题与方法”角度，当代文学史编纂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不仅与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念及思想立场相关，同时还与当代文学学科自身的际遇、时代潮流乃至整体学术话语的嬗变密不可分。对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及其历史的梳理均为具有高度认识性的“当代事件”。本文讨论的若干问题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及其历史梳理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是一种探索或尝试。相比较于中国古代文学，当代文学史编纂的“现实关怀”意识更加鲜明。当代文学史编写已走过了七十多年，反思其“经验与问题”，是学科建设的迫切诉求。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 文学史编纂 问题与方法
当代文学史应该有一部“编写史”，以助于把握这个学科的整体状况。笔者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的设想是，力求系统、全面地梳理七十年（1949—2019）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编纂实践，将文学、史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理论融合在一起，将“文学史”本身作为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实质上是不同文学史观念的对话，并与该学科建构同步。当代史的复杂性对当代文学史书写构成了无形的压力与挑战。对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梳理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在某种意义上已不仅仅是文学与史学的问题。它一方面必须考量整个中国当代上层建筑因素，以最大可能地还原七十年来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具体语境，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限度意识，即由于“当代”的“行进性”与“在场性”导致的当代历史品格的不确定性，时间距离的模混等原因，即便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中去”，也难免挂一漏万。基于此，本文从“问题与方法”角度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及其历史提出一些思考与困惑：编写史与学科史的关系，文学史叙述源流，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的相互作用，“代表性”文学史著作内涵，客观描述与主观阐释的“度”。
一、“编写史”抑或“学科史”
根据教育部1978年重新调整的高校学科体系，中国当代文学隶属于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共和国七十年当代文学史“编写史”的梳理，同时也是对七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史的清理。
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1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七十年当代文学史编纂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当代文学”的观念及其历史叙述的建构（1949—1978），“回归五四”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史编写（1979—1989），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学科意识与多元格局的确立（1990—2010），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史料整理研究（2010—2019）。其中前三个阶段与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用“建构—解构—重构”描述七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的情形大致相仿，其中的演化也容易理解。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如何理解既有文学史编写功能，又兼有学科话语建构性质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洪子诚认为：在1950年代，是“当代文学”创造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在级别上是要次于当代文学的，因为“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许多“缺陷”，只有到1940年代延安文艺整风之后才得到修正。2 但作为一个学科，现代文学的史料整理工作无疑要早于当代文学，且在1980年代即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当代文学史料的全面、系统搜集、整理，则集中体现在最近十年（2010—2019）。笔者用“新状态”来描述这一当代文学史编写的转型。史料是奠定一个学科的基石，是作为史学学科的“基础层次”3 。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之所以“姗姗来迟”，除与该学科的“现在进行时”有关，更主要还是与当下研究界对该学科强烈的历史化诉求，寻找当代文学的历史品格有着深层关系。最近十多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处于沉缓状态，而有关这个学科的史料整理却持续走高。洪子诚指出史料的整理具有“文学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性质”，是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方式。4 而从学科建构的角度，笔者以为，“当代文学史编写的‘缓’与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沉’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至少隐含了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喻示了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正在走向成熟，意识到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性建设的学术基础之上’。二是告诉我们作为当代史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史，反映‘历史真相’的艰难与复杂”5 。“随着史料的整理与甄释的不断步入‘深水区’以及由此展现的另一种‘当代’图景，给‘当代’文学一个学科意义上的‘说法’已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说法’，也就是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应当告别在无限延展的‘当代’的潜在诉求。”6 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以为，仅看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文学史叙述的关系，是不够的，而不应该忽略其中蕴含的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7 ，以及程光炜的《问题的提出——当代文学四题》8 均有比较充分和针对性的展开。总体而言，最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有关史料整理与研究的转型，是对19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历史化”这一未竟话题的拓展与延伸，涉及文学史编写、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问题。对于七十年当代文学编写史的梳理，亦即是对这一学科历史的整理。这是我们进入当代文学史编纂学视域的基本前提。
二、文学史叙述起点析疑
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起点始于何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叙述起点”，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文学历史叙述的起点和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对这两个问题的沿溯，不仅与文学史家们的立场相关联，同时还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先来看看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当代文学”始于何时？周扬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直接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对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9 。《讲话》对后来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深远影响。洪子诚认为在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初，在谈到建立怎样的当代文学规范时，左翼文艺界和权威作家都离不开两个时间（事件），即已经被寓言化的“五四”和正在寓言化的延安文艺整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 《中国当代文学史》在第一章“文学的转折”中即对1940年代特别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的文艺文学形势进行历史分析，指出第一次文代会后来被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把延安文艺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11的历史必然性。与洪子诚侧重于理论溯源不同，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侧重从创作实践来描述一种迥异于“五四”文学的“新小说”/“新文学”的诞生。他以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为例指出：1940年以后，“新小说”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模式”。钱理群从文学的“外部”（文学性质、作家身份以及文艺的生产与传播等）与“内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运用等）角度分析了这种“新小说”/“新文学”的特征，认为作为“延安文学”的实践，文学创作应该以“党的政策”去提炼生活素材，文学研究应该成为“党的事业”主要组成。12近年来一些学者如斯炎伟、王秀涛等关于当代文学会议、1950年代初期国家大文艺政策的制订实施等，角度不同，其实都在思考当代文学“从何说起”。把“当代文学”叙述的历史缘起（有些学者把它称为“前史”）追溯到1942年的《讲话》，在近二十年来的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其中考量的已不仅仅是“时间”与“文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历史的连贯性与整体性等问题。“重新在文学史内部来清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起源、重合、断裂与转折，可以敞开两者关联的历史语境，使更多的论题涌现出来”13。
但文学史叙述的起点和作为文学史叙述形态即编写始于何时并非完全同一回事。同时，“资源”（“传统”）比“起点”（“起源”）范畴要大得多，它贯穿于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始终，直至今天我们的主流文化仍在强调。关于“资源”的政治文化学层面的内涵，目前学界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叙述。从编纂史角度，可看出1950—1960年代和1980—1990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编写“资源”与“起点”的争辩尤其突出，但其中原因不尽相同。1950年代作为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滥觞期，文学史家们偏重于观念的建构，寻找这个学科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洪子诚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周扬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鲁艺的《新文学史运动讲义提纲》虽然至1980年代才发表，对1950—197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未产生影响，却是“最早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新文学史论述基准的尝试”14。在1990年代，关于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已不再是问题。文学史家考虑比较多的，是“当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元素。这些历史“碎片”，都应该是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史编写形态的必要背景。
作为文学史编写的形态，笔者考虑更多的还是作为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5。1949年之后，文学纳入体制管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简称《史稿》）出版后，虽然被认为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贯彻仍不够“彻底”，在作家作品的选取与评价上也有许多矛盾，但笔者认为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的观念及其历史叙述的建构时，仍不妨把它作为代表性个案予以考察。这主要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作为完整的文学史叙述机制。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王瑶的《史稿》后来尽管有争议甚至受到批判，但它的写作规制，对后来的文学史编写具有导向性。“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诞生，还是作为事件的当代文学史编写的缘起，对它们的考察都离不开1950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状况。”16作为1949年以后最早的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史稿》的“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内容结构、文学史叙述方式等等，不仅对以后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与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对随之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具有‘以此为镜’的重要意义”17。翻开1950—1960年代的编写、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其中叙述成规的“《史稿》痕迹”。二是关于《史稿》的“附录”。1953年初版时《史稿》下册“附录”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但1982年《史稿》重版时，王瑶删去了这“附录”，“以保持它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18。其实无论是“附录”还是“删除”，均体现出了王瑶时隔三十年，对1949年以后一种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中国新文艺”的关注。这种“中国新文艺”后来被命名为“当代文学”，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目前学界一般认为，1959年是“当代文学”命名的重要契机，1960年代初才出版的几部较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包括中国科学院集体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其撰写时间，均始于这一年。19可以说，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王瑶的《史稿》对中国新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均具有重要意义。《史稿》对三年新中国文学的叙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虽然是“附录”，却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初文学史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起点的思考与处理，既是“问题”，同时也是“方法”。
三、关于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
当代文学的“当代”与“当下”性，导致其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显得暧昧。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方法”“策略”，文学史编写容易滑向文学批评。“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尚未成熟。”20
这当然不是要割裂文学史编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实际上，不少文学史家都注意到了在“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编写介入的不可避免。这应该也是当代文学史编纂的一个基本共识。韦勒克借用N﹒福斯特的话强调“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21。陈晓明的态度更为干脆：“文学批评全部化解到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它们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22世纪之交编纂的当代文学史，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等，都明显地烙印着1980—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痕迹，表现出文学史家们试图“重构”历史的强烈愿景。回溯70年的编纂历史，可见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与文学批评一直处于不离不弃的状态：在1950—1960年代当代文学的观念及其历史叙述的建构时期，笔者用“影子文学史”形容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关系：文学批评有时直接承担了文学史书写的功能。在“回归‘五四’”“当代”被理解为“当下”的1980年代，陈思和、王晓明倡导的“重写文学史”及其相关的系列评论，已成为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史写作在消化1980年代文学批评成果、重建当代文学史叙述话语方式的同时，“学院批评”逐渐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靠拢，并参与到学科史料的整理与建设、学科史的初步研究工作中来，并“与文学史写作形成一种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关系”23。当然，这与1950—1970年代文学批评因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文学史写作功能的情形已有本质性的不同。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妨梳理一下1980年代华中师院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24关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生成和应用的期许的演绎。首先要说明的是，最近十多年，随着“重返八十年代”、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史料整理研究的不断推进，无论是从学术史还是学科史，有关“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均已大量的成果。现在回头看，《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生成和应用的梳理是非常初步的。史著三卷完整地出版于1989年。从文学史角度，作为一个时期概念，“新时期文学”从提出到应用，都不免显得有些匆忙，或者史著说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没有过多地予以追究。比如关于时间的界定，史著设定在“1976—1986”，这与后来的多种设定（1979—1989）、“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提出等，都显得有些“粗线条”。史著对新时期文学的姿态，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即参编者很可能就是这一段历史的当事人。在1980年代，对新时期文学的当下批评与历史叙述两者之间的界线很难截然剥离。从现有资料看，史著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显然受当时的文学批评启引。其中征用的最直接资源，应该是1986年文艺界有关“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成果及相关批评文本。当然，“新时期文学”历史叙述的建构，特别是一些新时期文学作品、现象等“迅速被经典化”，并对后来“新时期文学”历史叙述达成基本共识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如前所说，并不仅仅来自那些相关的研讨会，同时也来自这一时期新锐、新潮的评论、研究文本，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新时期文艺论文选集》，作家出版社的《当代作家论》（第一辑），特别是当时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报》《文学报》《当代文艺思潮》《评论选刊》等一些重要文学批评刊物上的文章。可以说，史著关于“新时期文学”文学史概念的建构，从理论层面的阐释到创作现象的评述，都充分表现出对同时期文学批评资源的内化和征用。这也是当代文学史作为历史书写的特殊性，即与当下的文学批评有潜在的关系。不过也正由于缺乏对这一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所使用概念进行“历史”与“文学”的处理（其实也不可能），最终导致了史著对“新时期文学”一些文学现象叙述的“不尽如人意”。而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时间”问题，史著对这十年文学历史的叙述，未能够全面深入地消化、吸收1980年代的一些前沿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成果，而给人“滞后感”25，正如史著顾问冯牧在1982年7月的审稿会上谈到对已编内容的存在问题时所说：“没有很好地把史和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作家作品的讨论与相关的“某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关系”26解释不够。当然，更显仓促的，还是史著对“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内涵的阐释与叙述。其中，最被关注的是1950年代后期构建的当代文学叙范式面对一些“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失效。但史著仍将这些文学现象纳入1950年代后期构建起来的文学史叙述范式，坚持用社会主义文学/“新的人民文学”来概括、描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同时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朦胧诗”的争议、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借鉴等问题归拢于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在新时期变革的范畴，把文学创作中的探索性作品、“寻根文学”、通俗文学的勃兴看作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表现，认为内地文学界与港澳台文学界的交流及其对后者的研究与引介，是新时期“文学界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史著认为：“当代文学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新的人民文学’道路，‘千回百转，万水归一，文学的河道最终还是通向了人民生活的海洋’。”27所有这些，都暴露出史著对“新时期文学”历史叙述“无能为力”的一面。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是最近十年来“呼声”较高的一个关键词。在时间向度上，“历史化”指向过去，这与面向“当下”的文学批评可谓是“南辕北辙”。如何把握好“度”，是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的问题。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高难度”，即在于将这看似不相容的两者完美地缝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表达自己的叙述立场与价值判断。目前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注释”的关注等，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文学评论”的问题。当然论家们阐述的问题范畴要广泛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当代文学的“前史”、1950—1970年代文学在如何处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方面极具典范性，富有历史感，也给了当代文学史编写丰富的启示。
四、“代表性”文学史著述内涵
对代表性文学史著的评介是编纂学的主体内容。当代文学史编写七十年，仅通史即近210部。面面俱到地评述不可能，也没必要。只能评介一些代表性的著述。28笔者这里所谓的“代表性”，并不仅仅考虑著撰质量等因素，同时还考虑其问题意识，即是否能与书中的其他史著形成“问题链”：选择一些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史，以结串七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史脉络，即从五六十年代单一的政治化编写模式，过渡到1980年代编写者既有文学史观念在启蒙思想文化潮流与艺术审美取向语境的合力作用下的矛盾与裂变；进入1990年代以后编写者逐渐形成比较成熟而又不失个性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并开展多元化写作实践的过程，直至近十年来试图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甄释达到推进文学史编写的目的。如1950—1960年代中科院文学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是我们从学理角度提出并初步梳理当代教科书的“集体编写”现象的重要个案。史著预示着“文学教育”不再是纯粹的知识传授，同时还被纳入塑造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形象的系统工程，承担着培养新中国接班人的历史使命。集体编写过程中的讨论目的不是推进研究，而是“最大程度地达成共识以规范教学”29。陈平原认为在20世纪，“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与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密切关联，因此，要了解这一百年中国的“文学史”建设，便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文学观念”与“知识体系”来描述，而应该作为一种“教育体制”予以把握。30“这种集体行动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我们’与‘时代’的声音，承担着与其他国家机器共同建构新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形象，塑造受教育者集体记忆的重任。可以不夸张地说，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之前，文学史写作仍在很大程度上受1950年代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与党性，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写者关注的是‘文学史’（历史的文学）而不是‘文学史’（文学的历史），文学运动与文艺论争的内容在文学史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31又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这是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史“持续修订”现象的过渡性文本。从195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到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新世纪初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让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史编写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思潮、文学环境、学科自身因素等的复杂关系。再如，世纪之交的四部当代文学通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文学史编写是如何对“重写文学史”进行“再重写”的。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学科意识与多元格局具体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史编写的平面化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实际的复杂情形。同是“再重写”，但文学史家的姿态与立场却不尽相同：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北大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批判性地吸取了1990年代学界对“1980年代”的反思成果，包括对1980年代新启蒙观念与方式的质疑和调整，标榜“文学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等；对文学史观念的制度层面阐释；拓展“新的历史叙述”空间以赋予“当代”历史品格，乃至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等方面，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基于此，有学者称“当代文学终于有了一部堪称‘史书’的著作了”32。复旦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则将主编自己当年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落实到文学史编写中，但在借助包括“潜在写作”等在内的“民间”理论体系打开当代文学叙述空间、追求“片面的深刻”的同时，却又关闭了“当代”的另一扇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的编写与出版虽然已经进入新世纪，但主编却依然停留在198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启蒙主义立场，对“1980年代”缺乏应有的省思。四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的除外），基本上是在演绎198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主编对当代文学（1949—1979）的处理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种五四新文学视角，同时也表现出现代文学学科优势的“压迫感”与“挤逼感”：与“现代文学”比较，编者对“当代文学”持有一种不言自明的等级差序。
另外，笔者这里所谓的“代表性”，同时还指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互文关系，即书稿内容的内在关联性和逻辑性。具体包含如下两个层面：一是大陆七十年不同时期之间的，二是七十年来大陆与海外之间的。对于第一个层面，笔者认为重点关注两点，一是“重写文学史”倡导与实践，二是近十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甄释。“重写文学史”的潜在对话对象是1950—1970年代，“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并以此来代替或排斥艺术审美评论的史论观”；“它绝非仅仅是单纯编年式的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面上的对文学作品的阐发批评”33。最近十年的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甄释，其潜在的对话对象，无论内涵还是范畴上都要大得多，即它面对的是整个当代文学学科。这里且不论洪子诚先生所说的史料整理本身便具有“文学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性质”，仅就其学理意义，对“当代”的告别诉求，不论是作为“时间”还是作为一个“学科”，最近十年的史料整理与甄释，都是必然。已经延续了七十多年（1949—）的“当代”，已远超了只有三十年的“现代”（1919—1949）。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借此“挽留”一个概念，完成“当代”的“历史化”进程，是其进入“现代”乃至更辽远的学科行列的必要前提。“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34并非简单的“旧事重提”。“含藏的其实是孕育于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一种思考，即应沉潜于时间深处，用事实与材料去支撑，而不是简单地用某种‘主义’观念理论去演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以改变既有的当代文学史面貌与格局，赋予其一种历史品格。”35第二个层面，即关于七十年来大陆与海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笔者认为是梳理当代文学史编写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又一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似乎更关注“海外”对大陆的影响。其实所谓的“对话”应该是双向的。比如夏志清、司马长风，笔者以为值得考量的主要还是“海外”的文学史的编纂如何回应当时大陆的文学史编写。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被遮蔽了。王德威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36前言中把海外近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看作是一种“重写”，或者说是对1980年代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回应。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就文学史写作实践而言，这一滞后内地“重写”实践十多年的时间差，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延滞的十多年，恰恰是内地当代文学史写作进入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时期。二是如何看待《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的文学史知识谱系及其可能对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产生的影响。海外现代中国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导向”，即基于另一种罩着偏见的意识形态动机与立场，试图通过文学史的编写认识了解“现代中国”。实际上，无论是“冷战”还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海外汉学界的文学史编写都是在回应大陆，“修复”他们认为应该如此的文学史编写理念：对五四时期“学院传统”的继承，对文学/审美性文学史研究/叙述传统的接续。洪子诚认为，“由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学术背景的不同，与国内的论著相比，它们会有视野、观点、路数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能够成了有益的参照”37。而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中，是这些海外的“重写”，淡化文艺运动、文艺思潮、文艺论争，试图走出作家作品评价的政治意识形态模式，重申文学/审美性评价标准，并强调作家作品的“世界性”。也正因此，笔者这里所谓的“‘代表性’文学史”，更接近通常所说的“问题文学史”。
五、客观描述与主观阐释的“度”
这一问题属于文学史编纂学的语言表述范畴。不过对标题中所言“度”的把握，却很难超越所处时代之“势”的裹挟。
从方法论角度，黄修己把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分为描述型和阐释型两种：前者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对史实评论较少，以实证为主；后者关注作者对史实的“评判、解释、分析、论断”，其价值标准主要是看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新观。38以1949年为界，中国新文学史编纂方法从描述型逐渐向阐释型转变。这种史学上的转变，黄修己认为“与西方文学上现实主义的衰落和现代主义的流行似乎具有同步性”，同时也与其时借修史以证明新政权建立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已发表多年、史学研究的“以论带史”等情形有关。39“现代文学史面目的改变大多并非由于新史实的发现，而是缘于人们用于阐释历史的观念的改变”，如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等。40在缺乏史料时常借助逻辑推理，史学主体被夸大，“甚至成为对人们政治立场的一种检验”41。作为当代文学史编写形态“资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黄修己认为还是带有些“描述型著作的客观性”，但随即便被作为“客观主义”受到批判。42
这是1949年后坚持描述型史学——哪怕是一点点——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当代文学史编纂草创时期的大环境。20世纪中叶史学界阐释型史学的转型，“当代”常常被理解为“同时代”/“当下”，作为时间的“当代”下界的无限，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编写的强势介入，——所有这些，都使得当代文学史编写“客观描述”品格的确立困难重重。当代相当一个时期里的中国文学史编写，诚如R. S.克兰所言：“没有什么文学史，只有人们的写作史。”43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本质是“将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化”44。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不确定性和史家们追求文学史编写范式的渴望可见一斑。但由于诸多原因，这种“渴望”的落地并不容易。即便是在学科意识走向自觉、当代文学史编写繁荣的世纪之交，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大多数史著都难免烙上“主观阐释”的痕迹。
但“客观描述”并非不可能。有学者这样评述北大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文学史论述的最大特点，便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以几乎不可能抵达的语言，尽可能逼近‘历史’中的‘情境’。……史家的诉求和价值评析自然不可避免，但个人观点和处理方式的彰显却通向了个人价值尺度的隐藏，个人的叙述出现了非个人化的历史图景。个中牵涉的理论问题自然是千头万绪，但洪子诚将个人的时代诉求向内收敛，转化为学术研究求是求真的动力，却也指示了几条帮助抵达的道路：一是与‘潮流’保持适当距离的学术姿态；二是在‘意识’与‘事实’的互动中生成具体历史见解的追求；三是‘矛盾性’历史叙述的尝试。”45日本学者坂田洋史认为洪著文学史叙述的最大特征在于“详细的注释”46。其实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早在1998年的《1956：百花时代》中，洪子诚即有过表达：“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稍稍接近‘历史’。”47作为一个文学史编写者，“不是将作品和文学问题从特定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作出臧否，而是首先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48。这种后来被一些学者认为兼有韦伯“价值中立”的立场和福柯“知识学”的叙述方法，对当代文学史编纂“客观描述”史学品格的确立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黄修己在谈到文学史的史学品格时强调：“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史实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所以，翔实是评价历史著作的第一条标准”。否则，“尽管有新观点、新见解”，但要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史并不现实。49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在如何处理好客观描述与主观阐释的关系方面，洪子诚也认为“最主要还是‘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再归纳一些重要问题。……如各种文学史的写作背景与时代思潮的关系，编纂的组织方式、过程，书的结构、叙述方式等”，洪子诚强调“理论要从‘事实’中提出、生发”，但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作者仍应该有自己“内在理路和评价”50。但从效果上看，现有的当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著述，风格上基本仍以阐释为主，包括笔者新近出版的著述。可见，编纂史如何把握好客观描述与主观阐释的“度”，是个值得省思的问题。在此，笔者相信黄修己先生三十年前的两段文字，仍有“提醒”作用。
现在又有一种误解，以为只有在新文学史著中加强理论分析，才是创新之途，才能提高其学术品位。于是某些新出的书，多带史论的色彩。各章节的名称，越来越像论文的题目，为的是便于把作者的观点，像极明亮的大红灯笼一般，高高地挂在门口，引人注目。51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说，至今仍有参考的意义。“三长”指才、学、识，是一切治学者所必须具备的；狭义的，则专指史学家的素质，亦可称为史才、史学、史识。这三方面都有具体内容，如史才指治史的能力；史学指关于历史的知识、学问；史识指对历史的见识、见解，从理论上解析、概括历史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三方面的总和，代表着一个史学家的学术水平。因为新文学史研究既是一门专史，但又与文学及其他学科有关，所以用广义的“三长”来衡量、要求研究家们，可能更好些。52
其实，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并非无缘于历史的真相。叙述立场的设定，详尽的材料，“详细的注释”，包括对面向“当下”但相对客观的文学批评成果的检阅、征引，借此遏制主观的判断与评价，均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管控文学史叙述与文学批评模糊不清的途径。
1990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走过七十多个年头之际，《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横空出世。历史进入1949年之后，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算起，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迄今亦已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从“问题与方法”角度，七十多年当代文学史的编写需要面对和涉及的问题，当然远不止以上这些。一些问题，如如何使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同时期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编写构成有机关联；地域/区域（特别是台港澳）、文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时期（“十七年”、1980年代）的文学史编纂情况如何在资料和评述上得到适当反映，等等，作为完整的当代文学史编纂学，无疑应该涵纳。与此同时，笔者对以上问题及其解决的可能性的思考，仍在探询之中。但本文试图表达的思想却是清晰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已走过了七十多年，是反思其“经验与问题”的时候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史编撰研究”（项目编号：23AZW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黄修己在一篇文章中从学科的内部结构和成果水平两方面考察中国新文学学科的话语体系，指出合理、均衡的学科内部结构是促使学科向前发展的推动力；成果水平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包括史料建设；各类、传、论及学科理论。黄修己：《告别史前史，走出卅二年》，《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44页。
2 这种“倒置”描述，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第一讲）、《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等著述中均有提及。
3 黄修己：《导言》，《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洪子诚、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5 6 16 17 23 31 35 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23年版，第256、257、28、28、152、59、256—257页。
7 这两种书均由吴秀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于2016年、2021年出版。
8 程光炜：《问题的提出——当代文学四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5期。
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
10 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1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2 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曾令存：《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页。
13 陈晓明：《绪论》，《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3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14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15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53年8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完整的上下两册《史稿》1954年3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8 王瑶：《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山西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9 可参见这几部史著的“前言”或“后记”：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华中师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说明”（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20 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页。
21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页。
22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24 《中国当代文学》（三卷）先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3年、1984年、1989年。
25 其中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文学理论批评领域“‘1985’现象”在“新时期文学”叙述中的缺席。有论者用“文学史观的搏斗”来形容这一年（1985）的文学史观念的交锋。可以说，对后来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观念理论都在这一年提出，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当代文学宜不宜写史的问题，还包括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等。但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这些观念理论的影响。
26 冯牧：《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问题》，转引自孟繁华《当代文学史研究评述（1985—1988）》，《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7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598页。
28 洪子诚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对“代表性”的考虑，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学术水准，显示某一时期的文学史观念，类型、样式的多样性，包括作者的身份等。洪子诚：《经验与问题——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29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孟繁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30 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2 赵祖谟：《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33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34 张均在《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随着当代文学史料整理耙梳的深入等原因，无论是作为时间的“当代文学”（“当代”包不包括“目前这个时代”？），还是观念的“当代文学”（是“启蒙文学”还是“人民文学”？），或者“经典”的“当代文学”，都再次成为制约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因素，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当代文学史”才能编写好。
36 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37 洪子诚、曾令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的通信》，《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15日。李静延伸了对洪子诚这一问题的思考：至关重要的是能够讲述出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经验，并找到合适的自己的语言，亦即建立表述自身经验的主体性。”参见李静《内部反思与世界之网——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主体性问题》，《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38 39 黄修己：《回归与拓展——对新文学史研究历史的思考》，《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40 黄修己：《学人自传》，《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41 42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43 [美]R.S.克兰：《大学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对批评》，《文学理论》，〔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3页。
44 孟繁华：《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45 王光明：《文学史：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46 [日]坂田洋史：《将“同时代”加以历史化的叙述策略》，《东方》第403号。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史》（精装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页。关于这些“注释”的作用，洪子诚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仅仅是注明引文出处，还承担了其他功能，比如提供背景知识，提供研究的扩展性线索，也参与对问题讨论，如提供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包括的范围太大，任务太繁重”。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回顾》，《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47 洪子诚：《后记：续“简短的前言”》，《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48 洪子诚：《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精装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49 黄修己：《文学史的史学品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50 洪子诚、曾令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的通信》，《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15日。
51 52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538—539页。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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