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深处，西海固的千沟万壑不仅是地理印记，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这片曾经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奇迹般孕育出蓬勃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化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学沃土。

如今，西海固的文学故事已广为人知——那些深夜里的思与梦、田埂上的歌与诗，那些文字与生活交织的景象，被一次次发掘和传播，收获了无数关注。但我们总觉得，在那些被讲述的片段之外，还有更深更沉的分量。那些写在字里行间的心事，那些支撑着文字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力量，或许尚未被完全道破。为什么是文学？它是如何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为什么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带着这些追问，我们踏上前往西海固的行程，想跟生活在这里的写作者们面对面聊一聊，从那些最真切的讲述里，找到更贴近土地的答案。

文学刻在他们的生命里

西吉县永清湖公园的连廊里，经常有一个坐着轮椅的青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的名字叫马骏。不远的湖面上，有几只水鸟在戏水、觅食。经过询问，马骏得知，这是一种名叫“凤头䴙䴘”的鸟。凤头䴙䴘非常挑地方，只有环境足够好，它才会到来。马骏沉浸于自己的书中，偶尔也会逗一逗朝他看来的凤头䴙䴘。

1995年马骏出生，患有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父亲推着他、抱着他去上学。高考结束后，鉴于身体、经济等各种原因，马骏不得不放弃继续读大学的想法。那段时间里，马骏的心里一团乱麻。机缘巧合，马骏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家伙怎么这么像我！”在阅读过程中，马骏被史铁生的勇敢和达观深深感染，心灵也得到了很多慰藉，开始尝试写作。他想到：“倘若以后有一个与我一样想不开的小孩，他从生下来就坐在轮椅上，他的童年也会被那种无助和孤独所缠绕。要是有个人，也写下这样的童年，他读了会不会心中好受一点？”

马骏经常坐着轮椅去西吉县图书馆和永清湖公园，他要去书本里、去大自然里“独自上自己的大学”。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也是马骏不断调适自己心态的过程。他最初的几篇作品，充满了对命运不公的“质问”。有一次，马骏的电动轮椅陷在公园的泥泞里，一位环卫工人看到了，热情地帮他脱困。在家里，父母亲的细心呵护，让他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在文学之路上，王雪怡、马金莲、单永珍、樊文举、石彦伟等师友的鼓励和帮助，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手中的有字之书、生活的无字之书，共同抚慰了马骏，他决定不能让苦水淹没自己的脖颈，于是笔下的文字便有了更多的光。2024年，马骏以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感到惊喜、感恩，又有点惶恐。在接受了不知多少次的媒体采访之后，马骏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进行第二部散文集的写作。他的创作视野正在变宽，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写小城中的各种逸闻轶事。马骏说，文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提升了他的生命能量。

王秀玲是彭阳县人。1995年，王秀玲结婚成家，那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就萌生了写日记的念头”。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对身边人事的一些观察，都被她写进日记里。2006年，王秀玲的小说处女作《葱绿裹着的棒子》在《六盘山》上发表，尽管这篇小说才一千多字，却为只有初中学历的她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让她看到了黄土之外另一方可供耕耘的天地。

对王秀玲而言，写作路上最重要的一篇作品，莫过于2008年在《黄河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收狗的女人》。小说的灵感来源于邻村一个走街串巷贩卖山货的女人，她高大、健壮、乐观，让当时精神困顿的王秀玲深受触动。“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乐观，孩子去看病，连抓药的钱都没有。收狗女人的出现，像一股春风吹醒了我。看着她风风火火地来了又去，我就开始思考：同样是女人，是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人家能给家里挣钱，能养活好孩子，我却不能？怀着这种心情，我写下了小说的初稿。”

2007年，王秀玲举家前往银川打工，也是这一年，她把自己的手稿带到了《黄河文学》编辑部。编辑部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她，当场审看了她的稿件，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她能增加一些篇幅，进一步展开故事，同时发送一份电子版过来。“我当时在饭馆里面洗碗，也从来没有碰过电脑，这咋弄成电子版呢？我想了想，干脆就把洗碗的工作给辞了，在网吧找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在网吧里学电脑、学打字。但毕竟是刚开始学，打字肯定还不快，我就拜托前台的收银员小姑娘帮我把手稿打出来，然后投到了指定的邮箱里面。”谈起这段往事，王秀玲记忆犹新。

小说发表以后，王秀玲很受鼓舞，从此开始不间断地创作小说，写自己过去在村里的所见所闻，写自己对身边事物的所思所想。在她看来，写作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是一种习惯，不能偷懒。“就跟我们割麦子一样，同样的两列麦子，割的时候中间不停下的人，一趟不换气就出去了，但是中间老要缓一缓的那个人，就会越割越慢。”两个孩子受王秀玲影响，发奋学习，都考取了大专，而她自己也自学考取了汉语言文学的成人大专，户口本上“学历”那一栏不再是初中生。

“90后”的胡静在红寺堡的一家社区工作，白天处理街道事务，晚上抽空写作。她的父亲在煤矿工作，是一个“书痴”，发工资后会专门拿出一笔钱去买书、买杂志。受父亲影响，胡静从小就对阅读和写作感兴趣。尽管那时她还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但强烈的写作冲动却自然生发出来，“想把每天经历的事情记下来，写成日记，写成作文，并慢慢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比别人有优势”。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胡静每天的必修课，读到好的句子时，她会摘抄下来，反复学习和揣摩。这样的生活习惯也影响了她对文学的理解。

胡静家里的卧室早已被她当成了书房，床上摆放的不是枕头与被褥，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在胡静这里，“枕书而眠”已经成为一个稍显保守的形容，用“以书为床”来描述她似乎也不为过。“阅读给了我继续写作的滋养。”胡静表示，文学作品首先要让人读懂，“要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扎根乡土和大地，写好身边的人和事，才能让读者有所悟、有所得”。文学让她的生活变得幸福，改变了她的价值观，也让她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写作之余，胡静还是一名乡村阅读推广人。在她的眼中，与西海固的物质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步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富足，“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吃完五谷想六谷’，第六谷就是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和追求之下，西海固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写作氛围，这也是西海固文学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胡静格外重视培养女儿的阅读兴趣，家里的书都摆放在显眼位置，女儿想读什么，随时可以拿起来翻阅。在她的家里，文学就是日常生活，文学与人的精神很近。

在西海固，这样的文学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文学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这些扎根大地的写作者，也用他们散发着麦香、接“地气”的朴素文字滋养着文学，用他们最本真的生命体验反哺着文学。文学在这里完成了最动人的循环：它照亮了生活，温暖了人心，又反过来被生活所哺育。

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

西海固，这片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土地，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蓬勃的文学生命力？当我们往更纵深处去，会发现这份力量绝非凭空而来。西海固文学有深厚的文脉传承，有老一辈作家对新一代作家的无私帮扶，更有广大写作者们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从语言、观念、风格等方面对文学的丰富与拓展。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让文学在西海固绽放出绚丽光彩。

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屈文焜、火仲舫、李银泮、王漫西等作家，到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包括石舒清、郭文斌、火会亮、了一容等在内的本土作家群，再到今天不断涌现的新的写作者，西海固文学文脉悠长，代代相传，生机不绝。

1998年，“西海固文学”被正式提出，西海固作家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彭阳五中教师井文军坚持创作30余年，1993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在《六盘山》上发表了文章。那时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还在《六盘山》当编辑，不辞辛苦专程跑到学校找他，鼓励他要继续坚持文学创作。毕业后，井文军前往比较偏远的地区任教，一度中断了与作协组织的联系。2009年回到县城后，他再次拾起笔。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书写今天西海固人的精神面貌，让更多人看到如今西海固的蓬勃发展。

在井文军看来，文学和教育的意义相近，都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也是出于这种想法，他鼓励自己的学生们多写日记，并且在每篇日记后都会认真写下评语，让孩子们体会到写作的乐趣：“文学就是一代一代地传承，如果下一代没有兴趣的话，文学就断根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西吉作家单小花喜欢袁枚的这句诗，所以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取名为《苔花如米》。单小花清晰地记得，2012年底，她的病情突然发作，感觉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就写了几句话，让主治大夫转交给孩子。好在最后身体康复了。医生说她写的东西很感人，鼓励她投稿。于是，单小花拿着手写稿，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西吉县文联办公室的门。郭宁、李春燕等文联的老师热情接待了她，之后帮她把文章发表了。

“曾经有位文学前辈说过，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有了爱才有一切，爱正是文学的精神。”文学之路上，有太多人对单小花伸出了援手，出于感谢之情，她和马文菊及南方的两位文友一起办了一个网络写作群，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能帮他们走出精神上的困顿。2023年，单小花的第二部散文集《樱桃树下的思念》出版。单小花觉得，只要内心住着一盏灯，再大的风也吹不灭，再大的雨也淋不灭。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与自然和贫困的顽强抗争中，西海固人民形成了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不断推动着西海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西海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不竭的动力。

2004年出生的隆德县作家咸存福，刚出生6天时就发了一场高烧，神经系统受到损伤，留下脑瘫的后遗症。在长期的康复训练中，为吸引咸存福的注意力，不让他觉得训练枯燥，父亲咸顺利想尽办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安抚他。父亲讲《西游记》，孙悟空和咸存福成了好兄弟，咸存福也可以上天入地、腾云驾雾；讲《三国演义》，黄巾军化身三只大灰狼，咸存福是他们的克星；讲《鲁滨逊漂流记》，一遍遍反复用手指着拼音读，通过这种方式让咸存福认字。咸存福上初中以后，咸顺利给儿子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为鼓励儿子写作，父子俩开始比赛，父亲写一篇，儿子写一行，父亲写四五百字，儿子写一句话。后来咸顺利因为工作太忙，无暇再顾及比赛，咸存福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每天上午，咸存福起床后先外出锻炼，然后回来写作。他喜欢看古代经典，《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战国策》……他如饥似渴地读，从中汲取养分。他的写作也是从历史故事开始，后来拓展到武侠、悬疑、刑侦题材。虽然逻辑不够缜密，文笔也稍显稚嫩，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写作，几年下来已经累计创作了90万字。咸存福的努力很快被更多人看到，他先后加入了隆德县作协、固原市作协，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越来越有自信，原本在陌生人面前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现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为找到更多创作灵感，咸存福开始转换思路，他不再局限于书斋，而是走出家门，主动去交谈、去采访，去寻找身边值得书写的故事。有人甚至主动邀请他写自己的故事，咸存福的回答则是：“还有好多人在排队哩！”

2001年，杨彩虹迁居到红寺堡，作为“最年轻一代拓荒者”在此扎根。如今她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对生活却依然有一份精神上的追求，写作正是她寄托内心情感的途径。她通过文字记录着新家园的建设，体悟着新生活的馈赠，无论欢喜或悲伤、艰辛或收获，都被她诉诸笔端。她深知读书与知识对人的改变，因而特别看重教育，有3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2024年，杨彩虹自费出版了诗集《一袭红》，印刷出来赠送给亲友乡邻。“比起买金银首饰，我宁愿花钱出书，这是我为自己留下的生命印记。”

“勇敢的人支配环境，懦弱的人受环境支配。”在丁燕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她有很多个日记本，有硬壳的、塑料皮的、用稿纸钉在一起的，甚至还有直接写在煤矿货物发运单上的，蓝色的钢笔墨水洇透了纸张。以前家里只有煤油灯，丁燕把想说的话都写在记账单背面，那是她最早的文学痕迹。这样积攒了一麻袋，却被母亲当作废品一把火烧掉了。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但她觉得，“有啥关系呢，反正还会一直写的”。

2002年，丁燕迁居至红寺堡，生活好了起来。她却依旧闲不住，下地干农活，上房搞土建，外出务工还操持着家里家外。她乐于观察，喜欢和不同年纪的人聊天，从日常闲谈中挖掘文学素材。2024年1月，丁燕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研修班，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前都是平铺直叙，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结构、塑造人物，如何将生活提炼成艺术。”她关注乡村女性生存，关注留守儿童，也关注时代发展下的社会变化，她把西海固的乡土人情都装进文学作品中，一直为农民的身份而倍感骄傲。

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彭阳县诗人魏金柱出生于1991年，病痛让他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苦难。2017年，他和家人因为多方面原因，选择走进彭阳县福利中心这个“避难所”。在师友的帮助下，魏金柱不断读诗、写诗。他逐渐醒悟：真正的诗是虔诚的聆听，给人精神上的关爱，让人们懂得热爱生活，呵护生命，回馈生命。于是，他写下了诗作《光明花》，其中有一句：“今时我认定/诗歌是我最美丽的倾诉/是生长在我心里的光明花”。魏金柱说，是诗歌让他走出自己的天地，看到更为辽阔的世界。

西吉县的王对平患有小儿麻痹症，日常行动颇为不便。她的文学梦想起源于初中，那时她作文写得不错，总被老师表扬，心里悄悄埋下了一个作家梦。2014年，王对平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她无意中发现有不少人在QQ空间里写东西，于是也学着写，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2016年，她在QQ空间看到另一位农民作家康鹏飞发表作品的消息，在丈夫的鼓励下，她添加了康鹏飞的QQ，并通过他结识了樊文举、单小花等其他作家。2017年，王对平开始学着写小说，家里没有富裕的纸张，她就在孩子用完的旧本子背面写，手稿在床头垒起两大摞。

王对平热衷于从生活中寻找灵感与素材，在她看来，农村的天地广阔，素材也取之不尽，“一点点素材就可以被放大，素材很多，看你怎么运用”。文学让她学会笑对生活：“身体是父母给的，生活是自己过的，把苦难看得太重，苦难就被放大了。读的书多了，写的字多了，对苦难也就释怀了。”

“80后”薛玉玉对小说这一文体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在学校的阅读经验让她爱上了小说，也萌生了创作的念头。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薛玉玉忙于生计，在西安的一家企业工作了十多年，生活还算有声有色，“但当我把这些东西像任务一样完成以后，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快乐”。经过慎重的思考，她决定辞掉工作，回到老家专心写作，这段日子也成为她“最快乐的日子”。2021年，薛玉玉加入固原市作协，参加了作协组织的一次培训，那次有一些名刊名社的编辑前来讲课，薛玉玉感到自己脑子“轰”的一下：“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来得太迟了。”后来她又参加了一期由宁夏文学艺术院举办的青年创作培训班，石舒清担任她的导师。石舒清教会了她读书和写作的方法，也经常给她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以写短篇小说为主，是薛玉玉给自己选定的方向，“我喜欢那种很简洁、很干净的感觉，会让自己觉得舒服。我也不着急，慢慢写，这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足够流传后世的作品，我就算没有白来”。

平头，肤色黝黑，肩膀宽厚，侯鹏飞略带羞涩地坐在摄像机面前，指甲缝还留有泥土的痕迹。他曾以种植为主业，兼营小卖部，几次高考失利后，他开始记录生活琐事——种番茄、抓麻雀，慢慢写出了感觉，便开始进行系统性的文学创作。侯鹏飞不善言辞，交谈中也总显局促，只有通过手机中十几个文件夹的散文和诗歌，方能感知到这个农家汉子细腻而汹涌的感情。对他来说，文学有着照亮生活的光芒，“我始终愿意写下美好的事物，来对抗现实的不顺或者压力”。对待作品，侯鹏飞不急不躁，经常反复调整结构和内容，小说《雀跃》甚至是在初稿写完后十余年才润色完成。如今侯鹏飞开始关注新时代农村政策的新变化，为文学创作积累素材，文学已成为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

……

坚韧地生活，执着地写作，这是西海固作家们的普遍精神风貌。西海固的写作群体之庞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多的写作技巧，不懂艰深的文学理论，但那些农事的疲惫、打工的艰辛、家庭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都被他们精准地捕捉，真切地加以描摹。生活经验与他们写作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而写作又让他们的精神变得丰盈而通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像一束光，照亮了更多人心中的文学种子，激励更多的人拿起笔，加入到写作的行列中来。

铺满大地的文学经脉

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壮大，既源于黄土高原深处涌动的创作激情，更倚仗着这片文学绿洲的精心培育。从《朔方》到《六盘山》，从乡村书屋到研究机构，每一方文学园地都如旱塬上的蓄水池，滋养着破土而出的文字新芽。正因为有无数默默支撑文学梦想的刊物和组织，有无数份对文字近乎执拗的热爱与坚守，西海固的作家们才能笔耕不辍，让文学的光芒穿透尘埃，照亮一方天地。

宁夏公开发行的3本文学期刊《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与西海固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些刊物的编辑大多来自西海固，这就使得刊物对西海固作家群体有着天然的关注，常通过专刊或作品小辑为他们提供展示文学才华的平台。同时，这些刊物也是西海固作家迈向更广阔文学世界的重要阶梯。《六盘山》编辑部主任李敏记得很多来编辑部投稿的作者，他们甚至直接和编辑展开交流。编辑与作者面对面探讨稿件，给予他们鼓励，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正是通过这些桥梁，一批批西海固作家逐渐被更多读者熟知。

西海固保持常态化出刊的文学内刊有十余种，覆盖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区县。培养本地作者，但又不局限于当地作家作品，这是西海固地区文学内刊的普遍特点。《葫芦河》执行主编樊文举介绍说，《葫芦河》每期所刊发的作品，本土稿件和外来稿件的比例约为七比三。《葫芦河》编辑部还积极与外地区县联合举办创作交流会，相互刊发地域性文学作品小辑。通过这些举措，实现了县域文学发展“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贯通，让本土作者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创作理念。

基层文学阵地是西海固写作者踏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基石，当看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时，写作者收获的是莫大的鼓励和巨大的信心。因此，编辑们对基层作家始终保持着热忱与耐心。《中卫日报》副刊原编辑孙艳蓉在编辑工作中遇到过的难题是，稿子改得太花，“版面满纸飘红，美编很不乐意改”。她就对美编说：“作者写一篇文章不容易。我们改好发了，往小了说，他们看自己文章发表会高兴；往大了说，也许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在《固原日报》副刊部编辑封聪看来，报纸副刊的作用就是当好西海固写作者的摇篮，像一块磁铁一样把这些文学新人和新生力量组织在一起，对他们进行培育和托举。他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就像山坡上的芨芨草一样，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他们就能铺满大地。

西海固各家刊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看到好的作者，编辑之间经常相互推荐。彭阳县作协主席刘天文编辑《彭阳文学》15年了，他的一个鲜明感受是，文章总可以改好，“只要文章里有一句话打动我，就不想放弃”。遇到佳作，他就积极向《朔方》《黄河文学》《固原日报》等报刊推荐。由此，文学内刊和公开发行报刊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系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西海固的专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外，大多在作协组织担任一定职务，或承担着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为他们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例如，郭文斌看到同村青年康鹏飞写的一些文字很不错，就建议他将之改为诗歌，后来顺利在《六盘山》上发表。固原市作协主席李兴民和李成山、李成东都是西吉县燕麦沟人。他看到这一对兄弟的诗稿后，帮忙推荐发表，并撰写评论。如今，李成山、李成东被当地媒体称为“燕麦沟诗歌兄弟”。

在西海固，“文学阵地”不仅代表着作品发表的平台，还包括凝聚写作者的各种场所与机制。这一概念通过书院、作家之家、文学工作室等独具特色的文学生活场域和文化空间得以生动展现。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文学社团、工作室和创作基地如同细密的网络，串联起西海固大地的文学脉络，将散落的创作星火汇聚成燎原之势。在固原市原州区，郭军锋组织起萧关文学社，社员最多时有300多人。西吉县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以西吉文学馆为中心，辐射带动西吉“文学之家”、郭文斌工作室、木兰书院、“苍天一滴泪”文创基地等文学创作阵地的建设。其中，史静波创办的木兰书院较为活跃，每月举办一次文学公益讲座，每半年召开一次农民作家改稿会，每年为西海固作家公益承办10次作品研讨会。每年的寒暑假，周边乡村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涌来，参加作家见面会暨青少年成长讲堂；端午和中秋，农民作家们踊跃地登台分享、朗诵，成为端午诗会和农民作家诵读会的主角。作家马金莲提到，自己每次到木兰书院，几乎都能遇见当地农民作家。在固原市文联的带动下，多位农民作家的文学工作室在各地相继成立。依托工作室，作家们将周边的农民写作者组织起来，并在假期带领村里的孩子们进行阅读与写作。这些都成为西海固浓郁文学氛围的生动缩影。

中国作协和宁夏各级文联、作协长期支持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2011年10月，西吉县被中华文学基金会命名为中国第一个“文学之乡”；2016年5月，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选择在西吉县启动；2017年7月，鲁迅文学院举办西海固作家研修班；2024年8月，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在西吉授牌；2025年5月底，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在京举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会”。宁夏作协在会员发展、作家培训、作品扶持、作品发表和研讨等方面，也积极扶持着西海固作家的成长。固原市文联启动了“百名西海固作家进农家联百户、百名西海固作家进校园牵手百名文学少年”的新时代西海固文学“双百工程”，不断培育西海固文学新人。在各级单位的协同下，西海固文学工作的基础更加牢靠，形成了阵地稳固、工作活跃、直通基层的良好体系。

从“文学之乡”的命名到各类研修班、研讨会的举办，再到一系列扶持项目和政策的出台，中国作协和宁夏各级文联、作协的支持，江苏省作协、福建省文联多年来给予宁夏文学的热情帮助，为西海固文学发展注入了养分，让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之花开得更加绚烂。这张细密的“文学之网”，让文学的根系越扎越深，文学的枝叶越来越繁茂。

文化强国建设的浩荡动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很难想象，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文学有着何其独特的精神力量，连接起大地的厚重与天空的辽远，照亮西海固的过去与未来。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妨深入追问，从更广阔的维度去观测西海固文学的“变”与“不变”。

西海固文学最大的“变”，是在新大众文艺浪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海固人，从文学的接受者变为文学的创造者。

西海固的脱贫攻坚战规模空前，惠及人口众多，堪称“中国减贫奇迹”。昔日的六盘山，贫困的根须在龟裂的土地下，悄悄缠绕成解不开的结。如今，这片土地摆脱了贫困的帽子，迈向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多样的农作物、丰富的新产业，夯实了人民生活的底气。在这一历史巨变中，每一个西海固人都是参与者、经历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真切的情感。当农民在田间地头写下第一行诗，当打工者在劳动中构思小说情节，西海固文学便具有了最质朴的蕴涵——它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自我独白，而是深深扎根于泥土的生存智慧。这片大地充满故事，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潜在的“讲故事的人”。

在教育全面普及和网络日益发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文学表达的能力。有一些写作者，即使受教育水平不高，也积极通过报刊、图书、网络不断学习“充电”。西吉县作家杨秀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008年，为勉励孩子考上高中，杨秀琴和孩子约定，如果孩子能考上高中，她就努力发表自己的小说。她只有小学学历，为了能够自如地写作，就加倍努力地去阅读和学习。她的大姐夫是邮递员，每次只要有杂志、报纸，但凡她能拿到手，就会全部读完，哪怕是广告。为了多认些字，她把两本字典都翻烂了，还通过写对联来提高用字造词能力，最终得偿所愿。

在西海固，写作者们借助便利的学习条件迅速地成长起来，真正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造者。这种变化，得益于新媒介的赋能。今天的西海固文学早已突破了纸笔的边界，多媒介的创作实践让文字拥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泾源县黑眼湾移民到红寺堡区玉池村的马慧娟，用手机记录生活随感，摁坏了多部手机，创作出近100万字的作品，成为远近闻名的“拇指作家”。很多作家都办起了微信公众号，比如“西吉万象”“六盘山诗文”“茹河诗潮”等。一些写作者通过微信视频号朗读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的故事。这些自媒体平台成为许多西海固写作者的梦想起步之地。他们的故事顺着网络的藤蔓四处生长，那些田间地头的随感、工作之余的思索，通过手指的敲击变成铅字，再经过社交媒体传遍四方。从原始的书写载体到数字化的传播渠道，媒介的变迁从未改变文字的温度，反而让文学的根系更深地扎进生活的土壤。

西海固文学也有其“不变”之处，那就是作家始终关注现实，文学与时代、生活始终紧密相连。

西海固文学的生命力，源于作家们对现实的执着凝视、对时代的深度描绘。西海固作家始终扎根大地，在写作中回应时代的关键议题。很多作家的书写主题和风格有了变化，比如从回忆过往到记录现实，从描写生活苦难到书写时代巨变，从低沉悲壮到充满乐观的表达，但这些变化中都蕴含着“文学写作始终关注时代”的特质。如今，作家们走进移民新村、产业基地，记录“挪穷窝”“建新业”的过程，展现出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下的新变。

退耕还林、封草禁牧、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飞播造林，让西海固山头的绿意越来越浓。这是西海固山乡巨变的重要表征。这样的题材，在西海固作家笔下也得到了生动的记录。泾源县的白莹是一位在一线工作了30年的林业工人，主要的工作就是育苗、种树、护林。她和同事两个人一组，每人背着400棵树上山，然后一起挖800个坑，种800棵树。工作很辛苦，但白莹慢慢地体会到一些乐趣，比如偶遇美丽的花，碰见奇特的动物，看到亲手种下的树逐渐葱茏。她用笔记下这真切的苦与乐，书写伴着这草木葱茏而来的无限希望。2024年，她的长篇生态散文《苍山印记》入选宁夏重大文学题材创作扶持项目。退休后的她，有时还会继续扛着锅灶和食物与护林员们一起上山，深入发掘写作的素材。

西海固作家对故土的深情从未改变。这种“不变”，是对土地的忠诚、对人民的关切、对时代的回应。它再一次证明，真正有力量的文学，永远不会悬浮于现实之上，而是与脚下的土地同呼吸，与身边的人群共命运。这种扎根现实、紧跟时代的特质，让西海固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当然，西海固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和赤诚也从未改变。在他们的房间里，总是堆满一摞摞书；在文学活动的现场，那些清澈而热烈的眼神让人难忘。当忙完日常的工作后，他们会迅速地拿起笔、打开手机，记录下那一闪而过的灵感。

这些“变”与“不变”，恰恰是文学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动体现。它既扎根于地域的文化基因，又随时代的脚步不断生长，最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在西海固，文学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越来越多的人把文学当作生命在热爱，文学成为他们最纯粹、最朴素的需要。不少写作者都谈到，写作的初衷并非追逐名利，而是为了点亮自己或他人的心灵。文学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刚需”，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创作动力，这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灵感火花，恰是“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动人的文化自觉。

西海固作家通过写作，激发了自我的内在动力，也激活了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可能。在西吉，木兰书院设置了“残疾人作家帮扶计划”和“农耕文学奖”，对作家们给予一定的奖励。在此基础上，鼓励作家们用笔记录家乡的发展新变，并在微信专栏上推出，同时请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写作为周边村庄的孩子们作公益讲座。书院创办人史静波表示，在乡村，写作的人总体上是读书多的人，比一般村民有文化。应该设置一定的机制，让他们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建设的推动者。

在西海固，文学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文学。它接通地脉，连通着大地上的广阔人群，涌动着生生不息的时代潮汐。它生动地见证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这里，文学深刻改变了每个写作者的精神生活，让他们找到了精神生长的根基和力量，让他们在文字中建立起了个体与脚下的土地、与时代、与社会、与无穷的远方的隐秘而有力的连接。而这正是文学内在的跨越时空的磅礴之力。在这里，贫困可以被改变，命运可以被书写，新的集体共识被重新确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非历史的旁观者，而是自身故事的主角。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因为文学获得了被凝视和仰望的尊严。西海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意味着一方文化的繁荣兴盛，更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具有在地性的鲜活样本。

无论是清溪村文学村庄的建设，还是东莞素人写作群的涌现，抑或是西海固作家群的发展壮大，都呈现出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机，展示着新时代文学的生动图景。它们是中国大地上文学价值、文学意义的托举者，蕴藏着深厚宽阔的文化创造能量。生活的大幕正在徐徐展开，精彩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新的故事、新的辞章正在不断酝酿。一个个扎根大地的书写者，一段段饱含真情的文字，正凝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浩荡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