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端午节，在县里待的时间最长，前后两个多月。过去回来，长也不过十天八天。去年父亲走后，母亲一人生活在老屋里，让她去养老院，死活不去，说自己在这儿住惯了，都已经八九十的人了，还能活几年，就在老屋过过算了。

这样她一个人住，就不太放心，只好经常回来陪她住住。

母亲说是八九十，其实今年已经九十多了。她就是腿不太好，其他能吃能喝，饭量大嗓门大耳朵灵。

时间住长了也就有矛盾，不像过去回来只住几天，香喷喷的。首先是生活上的差异，她吃得早睡得早，而我要迟吃迟睡。也不是我不讲理，而是她太早了。她每天中午十一点就要吃中饭，晚上五点吃晚饭，九点就睡觉了。刚开始我不适应，八点多才吃完早饭（她是五点多就已经吃了），十一点就叫吃中饭，肚子还胀得很。可是她令着我吃，说菜冷了不好烧。我只有随着她，胡乱吃点了事。

吃完就是午睡，用我妈的话说，“饭后瘟”。她就歪在客厅的躺椅上，睡睡，扇子摇摇。我则在西头屋里，也就是眯上个十来分钟，人就精神了。起来在窗下看书（窗外正对一丛鸡冠花），有时客厅的钟声才打十二点。

我看了半天，忽然钟声又响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安静真是出奇，可以说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安静对读书有好处。我读的是《金瓶梅》，已读到第二十七回，有一节写道：“过了两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无过未申，大寒无过丑寅。天气十分炎热。”

而此刻也正是农历六月初五日，和书中描述的季节恰好一致。窗外烈日炎炎。有时一天一场暴雨，雨后立马放晴。仍是烈日当空。

我看一会儿书，有时就与母亲闲聊几句，母亲总是唠叨一个人太冷清了：“上午还好过些。金香在这儿烧饭，还能说说话。下午就像个痨子（呆子），坐在那儿，不得一个人说话，难挨哪。”

她是说父亲走后，她一个人孤独。过去即使父亲出门，她还有个盼头：“老头子到点就要回来吃饭了。”她老是这句话，我就有点烦。好好的人，无病无灾的，金香每天把饭烧得好好的，外甥女每天都来，有什么难熬的。跟母亲住了一阵，我自己也发现难熬。饭吃得早，下午时间就长，她就坐在那儿（她不看书，因为不认字，平日就喜欢闲谈，张家长李家短的），等钟敲：“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

一直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五点敲过，母亲才爬起来做晚饭，也就是熬点粥，或者泡个麦片什么的，之后就是洗洗，到房间看一会儿电视，睡觉。

她每天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

（母亲正躺在客厅躺椅上，从隔壁屋里传来轻微的鼾声……后院的鸡忽然叫了起来：啯啯蛋——啯啯蛋——啯啯蛋……）

《金瓶梅》是从六月初回来时开始读的，那时天还不甚热。我每天读两回。年轻时对《红楼梦》比较熟，《金瓶梅》一直没有读，认为有些“黄”，怕吃不消。现在年岁大了，无所谓了。其实真读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倒是里面的世俗生活写得无比之好。唉，要是早几十年读，对写小说该有多大的帮助呀。这样读下来，忽忽近一个月，天也越来越热，真是酷暑难当。不过也正如书中所说的，大暑不过未申，大寒不过丑寅——热不过农历六七月，冷不过农历十一十二月吧。

现在正是人坐着也是一身汗的时候。我坐那儿读不了多久，汗衫湿透。就脱下洗洗，挂在外面院子里，不一会儿，就干巴巴的了。

上卷快读完的一天，午休醒来，头脑闷闷的，就斜靠在床头发呆，但脑子并没有停下，忽然想起几句，便记在了纸上——

初夏小院阒无声，纱帐轻笼风扇鸣。后窗母鸡偶咕咕，午起《金瓶》又一回。

这“诗”完全是纪实，可能韵律不合，但意思明了，也管不了许多。

母亲每天上午就是给后院的三只鸡剁点青菜叶子，拌上碎米喂鸡。

她早上五点就起来，之后骑着老年代步车去菜市场，半买半捡，拎回一塑料袋子半黄的菜叶，回来在院子里晒干。晒干了就坐在客厅，放在一个大砧板上细细地切碎，倒在一个大盆里，同泡好的碎米用手拌匀了，就往后院关鸡的地方喂鸡去了。

后院的三只鸡，从鸡的角度看，它们应该算是幸福的，比起养鸡场的鸡，它们不知道幸福到哪样了。后院虽不大，但也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每天是小米拌菜，荤的是各种鸡鸭鱼的骨头，剩粥剩饭更是不在话下，于是它们也是每天一个蛋，从不间断，算是给了回报。

这三只鸡，可有来历了。

去年寒里我回来，二表姐来看我，带了三只鸡，说是给我带到城里，走时鸡已经开始下蛋，所以我们就没带。鸡们很是争气，从春天一直下到夏天，靠自己的努力，把小命保了下来。

二表姐每年都会给一点土产，不是土鸡蛋就是土鸡。我和二表姐关系好，小的时候，她长得好看，经常悄没声走进我家小院，笑笑的。我妈问：“吃了吗？”她还是笑笑的，慢慢说：“没呢。”

我高中毕业到一个叫小街的镇中学代课。二表姐那时初中毕业，也在小街镇北头的一个石油队做些杂活。舅舅家五个小孩，三个姑娘都像一朵花似的，可舅妈是农村户口，所以孩子们户口都是农村的。那时没有户口就不能待业，进不了城。不是有一句话嘛：“姑娘不丑，就是农村户口。”二表姐下工，经常到我那儿玩，一次镇医院的麻醉师覃标在我那儿玩，他们遇上了。我买了卤鸭子和卤猪心，请他们吃饭喝啤酒，喝得挺高兴，之后他们两人就谈起了恋爱，结婚成家。因此二表姐就对我好，每年都给我送土鸡。

“今天没有蛋了，盆里下得都是水。”母亲说。昨天大雨，把母亲专门给鸡下蛋的一个盆下了满满一盆的水。母亲拄着棍子走到后面：“咦，日鬼呢，盆里半盆水，它蹲里面呢。”

过一会儿，母亲从后面出来，手里攥着一个热蛋。我说：“蛋到时就要下，憋也憋不住，有水，也要下。赵本山的小品不是演过嘛。”

下午四点多，不远处即传来一个娇嫩的女声：

“卖米糕——卖笼糕！”

此时我便会出门寻吃的。这个妇女卖米糕、笼糕，是一个流动的摊点。她骑着一辆旧三轮，沿着西门老街叫卖，因为这些没改造的老城住的多为老市民。每天黄昏，老人们都自带马扎，沿着路边一溜地坐着。她们并不聊天，就这么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因为她们每天都坐着，所以也没有多少话说，但就这么集体坐着，就是一种交流。

“卖米糕——卖笼糕！”那个年轻的妇女，扎着一个乌黑的辫子骑车而过，轻声叫道。

一个清瘦的老头，妇女们坐着，他常会来转一转，说几句闲话。一天雨后，妇女们还没出来，他哼着个小调，勾着腰（勾得很深，但精神很好），见妇女们一个没有，就自言自语说：“咦！老奶奶都到哪儿去了？被猫衔去了？”

说完，他又自哼小调，沿着小巷往深处去了。

黄昏我从巷口走过，见四个妇人都出来坐着，问她们：“怎么没见那个人？”

这些妇女都很高寿，她们中间岁数小的也至少八十了。其中一个脸黑黑的笑着对我说：“是高个子？……老吴啊，他是扬剧团的，过去拉二胡的。”

我说：“你们不在，他都会说给猫叼去了。”一个银发穿红格子的老太说：“他瞎嚼，就好嚼个蛆！”几个妇女一起笑了起来。

这条巷子叫礼堂巷。为什么叫礼堂巷？不得而知。不过巷子是十分的古老了。它从越塘往南，曲曲拐拐，是相当长的，拐过一家山墙（这家一墙的凌霄花，开满了花），笔直向南，就到了西门老街了。

这条巷子我走过几十年了。二十多岁时喜爱文学，西门砖井巷住有一位文友，叫玉亮，我们经常聚在他家聊天，一聊有时就是半夜。去玉亮家必经礼堂巷。有许多个深夜，我一人“跫跫”地走在这个深巷中——我是因为无数个深夜，穿过这条仅一人宽的深巷，而记住“跫然”这个词的。

记得有一年冬天聊到深夜，一推门，嗬！一场大雪（门口一只破皮鞋，已经被雪埋了）。我走出砖井巷，迎着寒风，踏着咯吱咯吱的新雪往回走。

此时的西门老街空无一人。大雪没了脚面子，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冷极了，可因为一晚上的交谈，仿佛被很多有智慧的人照亮心底，人并不感觉到冷，是在一种亢奋中往回走着。

走到礼堂巷（巷口有一块立石），整个巷子被白雪覆盖，只我一个人，走出了一串孤独而温暖的脚印。

这一片居民少说也有几百户，街巷也有几十条，几十年来除改造了一些路面外，其余还是老样子。我家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搬来的，那时我还在上初中。来这儿之前，我家在堂子巷已住了十年，那儿曾是县广播站播音间的三间小房子，地上铺地板，可是太小了。搬来的时候是一排五间，一个大院子，西南边有一个偌大的厨房，可分配时我父亲资历不够，就割了两间给隔壁一户姓于的人家。

当年的邻居们都是中年的样子，几十年下来，岁月沧桑，一代人凋敝了。活着的也同我母亲一样八九十了。也有走得早的，隔壁的全叔叔不到七十就走了。

这是被岁月遗忘的一片地区。它的居民几乎没有流动，子女们都搬走了。这些房子也不会有人来买，西边因为建公园，拆了好大一片，老西门我姐姐家早已被拆了。有一阵子，这一片的人家墙上也已经刷上了“拆”字。那时父亲在世，我每次回来，他都给我讲拆迁的事，能拆多少钱，拆了之后临时搬到哪里住。可一阵风过后，就没有了声音，老居民们还是一样地平静生活着。

邻居们也是各行各业的，更老一点的，卖体力的多些。做瓦匠的就有两家，朱家和邢家，也有拉板车的，更苦，在搬运站，那时这也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立的，专门集中了个体的小驴车队，运送建筑材料，水泥板呀，木材呀，砖瓦呀。我母亲在轮窑厂，是专门烧砖烧瓦的地方。我在那儿打过工，上机轧过砖瓦，还削过砖坯，都是累死人的活。砖瓦厂是个小驴车集中的地方，一到出砖的日子，几百辆小驴车都等着上砖，相当壮观。上了砖之后，这些赶驴车的把手中鞭子一挥，“驾！”就把砖头送往四乡八镇去了。我家斜北面的郝家，一家子父子都赶驴车，他家的特点是一年四季都喝酒，一家都喝。一个鸭头、一点小鱼杂，能喝上个把小时。他家的二儿子，媳妇是我娘介绍的，是我代课的那个小街乡下的女子，长得人高马大，是个使体力的妇人，结婚后又给生了一儿一女，大的叫小虫，小的叫小蛇。可是这个老兄好打老婆，每每酒后打得更凶。我娘多次调解，媳妇最终还是跑了。老婆跑了，酒照常要喝，一日三顿，早酒就咸菜也要弄一盅。结果五十岁上就把眼睛喝得发红，眼角烂得流水，没有几年，得个恶疾，死了。

邻居们除体力人之外，稍后搬来的，也有机关单位的，死去的全叔叔家就是。

全叔叔家在我家隔壁，和我家搭山，我家东墙即是他家西墙。他们也是三间，红砖斗子墙，一个小院子，后来在院子里又搭了一间，是平顶的，一个简易楼梯上去，就是一个平台。那个时候，能在屋顶平台上看出去，就已经算是“心旷神怡”了。他家的三儿子就经常手叉腰，站在平台上指指点点。

全叔叔是从部队转业的，他在部队应该是营级以上，因为他转回来就担任了税务局局长。全叔叔家四个孩子，三个儿子，老四是个丫头，长得极美，可任性也是可以的。

全叔叔的父亲是个乡下老郎中，因此懂一点药理，在我们孩子看来却是奇门异术。有时夏天日长，晚饭后无事，他就拽住我们小孩扯淡。他讲的多数我都忘了，一个捉蟋蟀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我们小孩子都捉蟋蟀。他说凡蟋蟀公的在洞里叫，母的听到声音，就过来交配，而动物交配时，都有点弱智。这时蛇会过来（土谷蛇），蜈蚣会过来，癞猴子（癞蛤蟆）也会过来，它们都是过来吃蟋蟀的。蜈蚣虽毒，可癞猴子并不怕它，癞猴子身上的白浆，是天然的凝固剂。

他说蚯蚓又叫“旱地龙”，是一味极好的中药，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是女人美容佳品。可好的蚯蚓必须是空腹的干子。大旱的天气，蚯蚓口干，要去找水喝，有时要爬过田埂去找水，爬到半途，腹中吃的土耗尽了，太阳暴烈，这时便晒死在路心，这种蚯蚓干子是最上等的，可以说是极品。

还说过一个最玄的，是水蛭。水蛭就是蚂蟥。这个东西我太有印象了。一年夏天，我在白塔河下的一个塘里挖藕，我那时也才十一二岁，个子小，半个身子歪在水里，一只脚一纵一纵地往泥里去，忽然感到屁股有点痒，伸手去一抓，嗬！一只大蚂蟥正往我屁股里钻，已经钻了一半，生生让我给拔了出来。妈呀！吓死我了，这个家伙若钻进我的肚子，我还不被它给搞死！全叔叔说：“既然晓得蚂蟥，你晓得这东西的血是多么重要吗？”他说，将蚂蟥吸在牛身上，让它吸牛血。吸饱之后，再将蚂蟥血挤在玻璃上（别的东西收不住），俟血干透，变成血皮子，再用当归等拌成粉，用芦苇膜子包起，用温水服下。这一方专门治疑难杂症的，得了什么怪病，服此味极灵验。

当然，这都是我少年的事。少年的事总是难忘的。如今隔壁全叔叔家的房子还在，可全叔叔已经死了许多年了。他的子女们都搬走了，老房子也空了多年，窗子上的玻璃早就全烂了。

母亲又叫吃中饭。今天中饭的菜不错，一个青椒炒鸡蛋，极香。可能是蛋好，后院的鸡又下了新蛋。炒藕，极嫩的六月花下藕。我觉得有个时令菜，菜名可叫“素炒花下藕”，多美的一个菜名。还有就是瓠子汤，汤里放几片咸肉，汤咸淡淡的，真是爽口。咦！“咸淡淡的”，又是一个不错的词。既咸又淡，那究竟是咸还是淡呢？凡中国人应该都是听得懂的。中饭后也才十一点多点，又要睡午觉了。

【苏北，安徽天长人，著名作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散文》《十月》《大家》《文汇报》等发表作品一百五十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城市的气味》《呼吸的墨迹》，回忆性著述《汪曾祺闲话》《忆·读汪曾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