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5年第5期|侯维玲:沙河风吟
秧歌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鼓槌落下去,鼓面在震荡。
双手合起来,黄铜钹发出“哐哐哐”节奏均匀的脆响。
长着几根胡髭的嘴撮起来,唢呐声加进来。
小鼓、锣也响了起来。
真想把耳朵捂起来,太吵了。可是,心却随着锣鼓声莫名兴奋起来。都在扯着嗓子和熟人打招呼。眼睛忙不过来了,那个是西街的嫂子,那个是村东的大姑,那个是二喜的爹,那个是长成小伙儿的侄儿……正午的阳光明晃晃的,摊在村委大院里。
敲大鼓的大伯放轻了鼓槌,敲着鼓沿儿,钹和唢呐来了精神,高昂欢快起来。大院儿变成了一块洼地,人们三五成群,提着凳子牵着孩子,围合过来,光亮便爬上了人的脸和头顶。
“咱侯家的秧歌就是排面!”
“年前这秧歌就排练了一个多月了,成天哐哐的……”
“大沙河嘛,动静不得大些!”
“亲戚们都来了?”
“都来了!正月初三全都来了,吃了大鱼,看秧歌!”
都在扯着嗓子喊,都在人群里嚷嚷,瘪嘴的老太太笑得没了眼,描眉画眼的小媳妇随鼓点颠着胸,小孩子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拱得一脸汗。
撑着水葱绿绸布船围子的小媳妇滑进了人群中,划船的粗黑男子用桨开着路,逼着人们开始后退,后退。围着的圆圈在扩大,扩大。
船头挑起,流苏飞起,红绸系的大红花颤了起来。又一架船儿跟了上来。穿着黑色软底布鞋的双脚轻盈得如同踩着微风拂过的清波,黑莹莹的眼睛在红红绿绿的流苏后面宛转流丽。船行几圈,便辟出了一个白亮亮的如湖一般的场地,开阔、圆整,闪着光。
四架小船儿在水里滑行、穿梭、飞旋。划桨的船夫变成了一条金灿灿的鲤鱼,在小船间扭头摆尾地穿来穿去。一时间,翠绿、金黄、艳红、乌黑、碧蓝、水白搅在了一起,缠在了一起,不由得人不眯起眼睛来。
懂行的大爷喊一声:“这开场漂亮!”领起一片喝彩此起彼伏。
两只七彩壳身、有宽幅桃红色绸缎褶皱边儿的大蚌游进了这片水域。壳下两只小黑脚,踏着鼓点,撵着圆场步追赶着小船儿。啊,竟然要去夹船尾!船儿一侧,壳儿合了起来,桃红的绸缎边儿忽忽悠悠。壳儿张开,里面是穿着红裤子红袄,上绣着大牡丹花的邻家婶子,脸上的胭脂比红袄还红。
锣鼓的家伙点儿密了促了,飓风来了。船儿、船夫、彩贝的速度都加快了。水面在膨胀,在鼓荡。船儿在打旋,船夫的桨划得颠倒错乱了,彩贝的壳儿一直张着了,婶子的脸更红了。围观的人一起后退,鼓掌,睁大了眼睛和嘴巴。
锵锵锵锵锵锵——锵!
四架小船儿停成一溜儿。四个红裤子红袄腰肢婀娜的女子一起鞠躬致谢。然后再次弯腰钻进船身,架起小船儿漂出了人群。静静心神,刚才的一切如同一场绚烂的神话呢。
人啊,蚌啊,风啊,浪啊,这番争斗怎的如此鼓舞和浪漫!这是留存在定居于白沙河两岸的老百姓脑中集体的远古记忆呢。
鼓声响起来了。锣响起来了。钹响起来了。唢呐也响起来了。
两队甩着粉红大扇子的队伍扭进了场地。
一水儿的红衣服,胸前都绣着粉丹丹的牡丹花。呼啦啦,扇子在身侧挽出一朵花。
呼啦啦,扇子在头顶挽出一朵花。扇边上缀的绿色、金色的流苏划开了空气,划出了光,化成一个个媚眼,勾引着无数清的浊的眼睛随着它转,随着它走。
笑声起来。有人笑得前仰后合,一边指指点点。
矮胖的四叔,黧黑的脸上抹了大红团的胭脂,戴着仙女头套,身着湖蓝的长裙扭捏着走来;平子描了两道粗黑的八字眉,嘴边贴了一颗巨大的黑痣,扛了一杆大烟袋,晃着耳边的红辣椒在跟人群中的熟人打招呼;强他娘装扮成小媳妇,骑着驴,旁边是扎着蓝头巾、挥着小鞭子的相公爷,举着叉子、背着小篓子的拾粪人跟在驴屁股后;凯凯的爷爷拄着木头棍子,斜举着大葫芦,不时地喝上一口,一瘸一拐扮成铁拐李;三老姑一身的金黄,用脚后跟前后捯着上场,左手挎着篮子,右手挥舞着一个大棒槌……他们是焦点了。
小媳妇的毛驴尥了蹶子,相公去拉缰绳,小媳妇一脸惊慌,拾粪人连连惊跳。仙女甩了甩手里葱绿的大手帕,扭扭腰走了。媒婆用烟杆子指指画画,大约在指责相公没照顾好自己的小娘子。铁拐李只顾着喝自己的酒。小毛驴上了犟劲儿了,趴在地上不起来。赶驴的、拾粪的一起拽着驴尾巴往上抬。小毛驴一跃而起,晃着脑袋、翘着尾巴继续赶路,不时撅一撅屁股,拾粪的就赶紧弯腰用小叉子作势接一下。
戴着大墨镜的摩登老板和仙女碰上了。俩人打起了招呼,嬉皮笑脸。仙女的葱绿大手帕甩到了老板的肩上,回眸一笑便又去和铁拐李对饮了。
拿棒槌的老姑和扛烟袋锅的媒婆相互点头示意,围着对方转圈,鼓点一重,各自把腰一扭,一个迎上戴着黑呢帽的土地主抖起了肩,一个去和鬓边插了几朵绢花的婶子面对面拧起了腰。
鼓点发生了变化。软底黑鞋落到地上的节奏在加快。大红色的裤脚带起了风。扇子花在手上转了起来。细的、粗的、扁的、圆的腰摆了起来。场地中间的各色人物脚底下都加了劲儿,小毛驴跑起来了,铁拐李顾不上瘸了,仙女的裙子鼓蓬蓬了,媒婆耳边的辣椒上蹿下跳了,胳膊肘上架着的烟袋锅像鸡啄米了。
唢呐停下了,鼓点继续加快。脚尖点地,腰肢挺紧,胳膊加紧,小步快挪,扇花变小,两支队伍面对面,合龙。
咚不隆咚、锵、锵,咚不隆咚、锵、锵……前胸一挺,后腰一挫,面对面的两个人擦身而过。也就是那么眨巴了几下眼,仙女老板们被围在了两个圈里,他们继续打闹、卖俏、嘻嘻哈哈,和围观的人挤眉弄眼,噘嘴耸肩。透亮的阳光下,白的黑的红的黄的脸,老的少的俊的丑的脸,都带着笑意,开心的笑意。
群舞的跑“大场”和双人、三人对舞的演“小场”,“文场”和“武场”一并上场,一并如癫如狂了。
“这是二龙吐须……”
“快看快看龙摆尾,龙摆尾!”“
众星捧月啦……”
没上场的,急了,抻着脖子喊,大展着手臂指画评点。
年年如此,红袄绿裤平日里没法穿上身,怎的从正月初三扭到正月十五都穿不够。老老小小的,一场一场地跟着看,怎就都这么看不够!
要的就是这热闹,扭的就是这喜庆,舞的就是这日子有盼头咧。
打鼓的已经换上第三个了,正是壮年,只穿了衬衣,抡圆了胳膊,随着身边头发花白的大伯的手势狠劲地砸着牛皮鼓面。起先坐在最高台阶上的村书记此时打起了小鼓,手里的鼓槌上下翻飞,眼睛却紧盯着大鼓鼓槌的起落。吹唢呐的叔侄目不转睛地看着场地里旋转扭动的人,一高一矮两支唢呐呆立在地上,有些落落寡合。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鼓槌落下去,鼓面在震荡。
双手合起来,黄铜钹发出“哐哐哐”节奏均匀的声音。
长着几根胡髭的嘴又撮起来,唢呐声加了进来。
小鼓、锣也响了起来。
汗流出来,阳光一照,亮汪汪的,一片。衣摆掀起来了,裤脚扬起来了,脖子上的纱巾松了,要飞走了……大红、桃红、粉红、胭脂红、葱绿、碧绿、金黄、明黄、瓦蓝、湖蓝、绒黑、乌黑……
继续!继续——
这醉了般的舞步,这醉了般的眼神,这醉了般的色彩,这醉了般的沙河大秧歌啊。
场院
每年的农历五月是麦收的季节。麦子黄梢的时候,地头就会被清理出来。烈日下,石头碌碡不停歇地转着圈,直到把地头碾得溜平,坚硬如石。割下来的小麦就在这个场院里码垛,然后用铡刀铡下麦头,翻晒,用脱粒机脱粒后,黄灿灿的麦粒就在这个麦场上晒到嘎嘣干。它的使命就完成了,用水泡透,重新翻起,种上玉米。
这种劳动方式是合作社解散后,每家单干时的程序。
1984年之前是合作社、生产队,没单干。大家都归大队长管理,一起劳动,按出勤和劳动业绩挣工分。我记得天还黑乎乎的,大队长就在大街上喊着各家出人去修海潮坝挣工分。我爹穿上大棉袄,腰里用草绳子一扎,扛上铁锨就走了。收获粮食后和年底时会根据挣的工分分粮食和大白菜,好的大队还分钱。我二舅当过生产队大队长。我爹当过小队长,大约等同于现在的小组长。
我家隶属侯家村的四大队,四大队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场院。有一点很奇怪,那时我家还点着小油灯住着大土炕,而生产队的场院竟然打着水泥地面。当然,那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水泥,只知道那块地方干净、平滑,是个跳绳、跳皮筋、翻跟头、下“马虎吃小人”的好地方。这个大大的干净平整的场院是我们可以不屑其他大队孩子的资本。
进了五月,场院里堆满了带着麦穗的麦秸垛,这时候的麦秸垛不好玩儿,因为扎人,但藏个猫猫还凑合。不知哪天晚上,爹妈说,今儿晚上打麦子,多穿点儿衣裳,又得个通宵。我高兴极了,连忙去找出自己的厚衣裳,嚷着快走。
场院里已经支起了好几盏瓦斯灯,高高的,照着满院子的人、麦垛。一架巨大的脱粒机停在人群和麦垛中间,孩子们快乐地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推攘拉扯。大胆的还有试图爬上脱粒机的,大人一声大喝,他就溜溜地滑下来,重又投入刚才的追赶中。大人们换上以前的旧脏衣裤并吆喝自家的孩子到远处玩儿去,孩子们打闹着跑开,机器的轰鸣声开始了。
远远的,大人们黑黑的身影在机器声里忙而不乱地劳作,许多人用三股叉挑着麦秸,劈头盖脸般地将其扔到转动的传输带上——边上的大板凳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一刻不停用手把麦秸铺排匀和的人。麦秸落到他的身上、头上,他通常用衣服包着头,只露着两只眼睛。我见过拿掉衣服后的那张脸,打完场,只有眼睛一转还能看见点儿白色,其余全是黑的,他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我不恶心,只有敬佩和一点儿悲悯。
收麦子的大人站在机器旁边的出麦口用麻袋接着流出来的麦粒,快满时,拎起,立马再上一个撑好了麻袋口的人,接着接,如此循环,很快他们身后的麻袋就站了一大片,当然也有专人负责把它们运走。还有大人在机头前面把脱完了麦粒的麦秸快速挑开,他后面还有人在把麦秸往后挑,后面还有,一直到灯光昏暗的地方,好几个大人在码垛。
这些麦垛才是孩子们的乐园。抽出草,做地道,是男孩子最大的本事,甚至有个男孩子一直抽到了草垛中间,并且做了一个较大的房间,我们被邀请进去坐一坐,于是,大家头顶着腚、腚接着头地爬了进去,不知进去了几个,后面的还在摸索着往里爬,“主人”传出话来要驱逐,便又识相地倒着退出去。
不与这个能干但小气的人计较,我们都有自己的“窝”。这些“窝”都建在草垛顶上,站起来风凉,视野开阔,能在一大群劳动者的身影里搜寻到自己爹妈;坐下,暖和、安全,如果有孩子胆敢往上爬,迎接他的除了笑声,还有从天而降的麦秸草。想顺着草垛滑下去也行,反正下面还有老厚老厚的麦秸接着。
不知道爬了多少别人的“山头”,不知自己的“山头”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了几番,也不知钻了多少“地道”“山洞”,更不知道老大老大的白月亮挂了多久,只知道远处的灯光、人影恍惚了起来,玩伴的笑声、哭声、尖叫声越来越稀少微弱,麦秸草的香气香得让人睁不开眼,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在炕上,周周整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再到场院里,麦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趁着大人还不急着晾晒,孩子们赶紧擦几个滑梯,灌满两鞋窠麦子,拖着走,脚底下痒痒的,不定哪个干脆从麦子山上躺着滚下来。没等抖搂净身上的麦粒,一见大人撵了过来,就像泥鳅哧溜一下跑得远远的了。男人们摊开麦子就蹲到树荫下抽烟、扇帽子。女人们上场了。
她们大都戴着草帽,一溜儿排开,木锨的把头顶在肚子上,木锨头就像犁一样随着她们的前进把麦子均匀地向两边推开,木锨所过之处留下薄薄一层麦粒。她们的动作整齐有力,步伐几乎是一致的。隔段时间,她们再把推出的麦垄推开。整个场院布满了麦子,像穿了一件黄条海魂衫。
大毒太阳照上三天,木锨推麦粒的声音从沉闷发涩变成了轻快的“哗哗”声,此时抄起一把麦粒让它们从指缝间流下去,能听到细微的“唰唰”声,忍不住就抓把放到嘴里嚼一通,白汁咽下去,一些皮儿吐出来,不停地嚼,就可以得到一块“面筋”,很黏很黏,男孩子往往偷着把它粘到女孩子的头发上、衣襟上,要不粘到哪个大人的马扎上,惹得女孩子嘟嘴,大人喊骂。
场院是生产队开大会、分配劳动任务和集体劳动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要分个你强我弱、我胜你败,明着叫板,暗着使劲儿,比力气,比技巧。
扬场比的是力气,更是技巧。
男人站在小山般的麦子堆跟前,往手心里啐几口唾沫,一搓,抄起木锨,铲起麦粒,胳膊用力,左手下压,右手上扬,一锨麦子洒向天空。麦子在空中形成一个扇面,麦芒和微尘被风吹走,麦粒落到地面,蹦跳着,四散跑开。一锨,一锨,在有节奏、有韵律的弯腰直腰中,麦子就像金色的太阳雨,落下,落下,不断地落下,最终聚成了一座有着温柔干净弧线的小山。女人戴着大草帽、抱着大扫帚,趁着男人弯腰的空当儿,用扫帚掠扫麦粒,将一些麦芒和秕子扫到一旁。
场扬得好的,麦子不用再过筛子就可以直接装袋,扬得不好的,得返二遍工,那可是会被笑话好多年的。据说,我爹走丈母娘家赶上收麦子,场院里的人就塞给他一把木锨让他扬场,结果他赢得了极佳的美名,传了很多年。
单干后,水泥的场院没了,亮得耀眼的瓦斯灯没了,无数的大草垛没了,自然,“窝”也没了。但那些关于生产队、挣工分,跳房、翻筋斗,女人比赛梳麦秸、男人比赛扬场的记忆永留心间。
他们
莱州,1988年4月前,叫“掖县”。我家属于掖南片的沙河镇。因与青岛多镇为邻,又与潍坊等地相近,地理上属于交通要地,再加土地平整肥沃、农业生产颇多丰收和人口稠密,故沙河很早就开埠起集,商业活动发达。1984年生产队解散后,善于经商的沙河人陆续开始了建厂子回收废旧塑料、铸压扇贝盘、造塑料颗粒、造挖掘机翻斗车等商业活动,并且在短短几年间这些工厂遍地开花,形成了规模化产业。于是,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沙河镇,干活儿,挣钱。
在以处理废旧塑料为主产业的侯家村,菏泽曹县人居多。他们聚集在柳荫里,操着我听不太懂的话叽里呱啦地说着,不时爆发出开心的笑声。他们工头儿的老婆——丽,站起来,使劲跺了跺脚,把坐着时挽起的裤脚抖搂下去,对着那些年纪不一、浑身脏兮兮的男人们喊了几句。有男人喊,回家拿西瓜去——丽甩着手,嬉笑着走了。男人们又爆发了一阵笑声。
一会儿,丽托着半个已经切开的西瓜从租住的房子里走出来。径直朝我走过来,掰下一块西瓜递给我,我看着那硕大到无法下嘴的西瓜连连摇头。丽便把西瓜伸向了他们。只是几口,他们手中的西瓜便见了白瓤。
丽坐回我身旁,跟我说,等会儿他们要去干活儿了。我问去干什么,话音还没有落地,摩托车开始发出巨大的噪声,自行车被推到了背阴的地方,有的人钻进了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里,有的人一骗腿儿坐上了摩托车的后座,街面上扬起了尘土,他们一溜烟地消失在大街的拐角处。丽说,他们都到赵家村去干瓦匠活儿了。
柳荫里恢复了安静。我问丽,我们本村的那几个人也在跟着她老公干吗?丽说,是,他们是大工,一天一百哩。我心里暗忖:我们本地人开始给外地人打工喽。丽的丈夫懒洋洋地拖拉着身子走过来,一看就是没有睡醒的样子,一坐下,把两腿一伸,挽着裤腿儿,对丽说:“回家给我拿西瓜去!”丽朝我挤挤眼,起身回去了。我看不过眼,对着这个大了丽九岁的男人说:“你怎么这样爱指使人?”丽的老公两眼一翻,很是不以为意地说:“她不挣钱,我养着她,叫她割块西瓜她不得快点儿?闲着她干什么?”我更是不满:“她给你照顾小孩儿,做饭洗衣,照料你这一帮子工匠,怎么是闲着了?”他还要说什么,丽把一块大西瓜塞到了他嘴里。啃完后,他又趿拉拖鞋,打着哈欠回家了。丽说,没睡够,又去睡了。并且自顾自地在那儿说,他干的活儿是用脑子的,很上火,她不能惹他生气……
我看着这个和我年纪一样大却早已有了两个儿子的女人,忽地替她悲哀起来——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十八岁就出嫁,三十五岁的她,大儿子已经十七,小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大。再看丽正在搓着的手,骨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的悲凉更上了一层。
我心里叹着气,却又听到丽在高声地招呼谁,一个汗涔涔的中年妇女快步走过来,一边和丽说着自己去浇地的事儿,一边跟我要冰镇饮料。我到店里拿了饮料出来,女人拧开瓶盖,咕嘟咕嘟地灌了好几口,拉着马扎在柳荫里坐下来。柳荫外面是白花花的日头,五月的炽热滚滚如浪,她自己说连午饭都没有吃,一直在麦子地里浇地。女人眼眸明亮,跟丽说着麦子的长势、现在的工钱、孩子的学费,很是骄傲自己的收入可以应对这么多的支出。丽撇着嘴说,自家都花去一万多了,自己已有四十多天没有出去干活儿了。我心想,你老公是包工头呢,你可不是不用出去干活儿。
午睡的母亲出来,坐下,和她们有说有笑,很是熟稔亲切。说话空儿里,母亲对我说:“他们都可能干了,一干一个通宵,第二天还能接着浇地、收拾庄稼。能吃苦耐劳,日子都过得挺好的。”女人接了母亲的话头,说:“不干咋行,姑娘在潍坊读书,还得往老家寄钱,不能光累俺老头儿……”她说着,丽霍地站起来,掏出手机一阵儿高声交谈,坐下后,略带兴奋地跟我们说:“我让我弟送钱,给俺娘捎钱,好割麦子!”
一会儿的工夫,一个五短身材、肌肉突出的男子骑着摩托车在我们跟前停下,丽起身迎了过去,男子掏出崭新的五百元递给丽,然后绝尘而去。他有着丽的儿子一样的眼神,五指粗短,手掌肥厚。丽坐下后,我问她弟弟干什么,丽说干装卸活儿。我能想象出他像摆弄玩具一般摆弄那些百十斤重的麻袋包的样子。丽对于弟弟迅速把钱送过来的表现很满意、很骄傲,重复了好几遍跟弟弟打电话的情形,表示自己要再添五百元,给老娘寄一千元回去。
浇地的女人招呼一个带着小孩子的女人过来。小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一步三摇,虽然拖着一点儿鼻涕,但眼睛大而圆,很是可爱。母亲拉过板凳示意那个女人坐下,并让我去店里拿点儿零食给孩子。女人执意不要,见推辞不过就开始翻找零钱。浇地的女人站起来,两手往裤兜处一擦,把零食塞到孩子怀里,摁女人坐下,又跟母亲说了几句,大意是说把账记她那儿,后边她一起结账。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地打工者大量涌进,为我们本地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很多人都成了“老板”。当初,他们涌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用不屑的语气谈论他们的着装和生活习惯。而今,“老板”们能否留住工人又成了我们评价其是否成功的一个条件。像丽一家,已经在我们这儿生活了十年之久,从原先替别人打工,逐步成为为自己打工的“老板”。她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了。
我们坐下来,继续聊天。话题转到了房子上,丽说,她老公已经在村子里看了几处房子,想买下来,在我们村子住下来,不回曹县了。若能如愿,他们一家四口会在我们村里开枝散叶,世代繁衍下去。
小孩子拉着母亲的手往远处指画咿呀,浇地的女人也起身,说是回家喝瓶啤酒就睡觉,晚上好干活儿。她们一起走了,丽也起身回了她租住的房子。母亲跟我讲,他们能吃苦,能花钱,能惯孩子,能打架,同时也对她和父亲照顾有加。我父亲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就是丽和她的丈夫在身旁并及时送往医院的。母亲絮絮地说,丽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送过来一些,就是一只虱子掉到了锅里也会送条大腿。我默然,我这个女儿没有做到的,一个外来的打工女子却做到了。
再回来的丽变了一个模样,上身一件墨绿色的小衫,下身一条米黄色的裤子,高高挽起的头发湿漉漉的,浑身香喷喷的。她说她洗了澡,要到镇上的邮局给老娘寄钱。父亲立即让我跟着一起去。丽不识字,帮她寄钱后我就可以搭公交返城。
坐在丽的摩托车后面,我有些紧张,她骑得实在有些猛,还不住地和我说话。转过一个街角的时候,她竟然回过头答应一个小孩子的呼唤,高扬着声音说要到镇上去。然后她跟我讲,那是她的侄儿。她的小叔子在河套买下了一块土地二十年的使用权,盖了房子,做空心砖。路过一座水泥桥的时候,她又指给我看小叔子的家以及码成垛的空心砖。我很感慨,说丽的老公兄弟三个都有本事,做出了我们本地人都做不出的业绩。丽也很骄傲,说她老公聪明,上过九年学,两个小叔子也不笨。
邮局的办事窗口挤了不少人,仔细听口音,大都是外地人,也大多是来给老家寄钱的。我第一次办理汇款业务,仔细地询问了工作人员,帮着丽把事情办妥。我很高兴为她做了一点儿事情。
出了邮局的门,我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丽在路边向我挥手,笑容真诚灿烂。我笑着挥手道别,心里满是对他们的祝福。
如今,为了环保,我们村的塑料行业均已转型,镇上的邮局成了农资公司,早就不再有寄信、寄钱的业务。我和丽成了微信好友。丽的大儿子在烟台生活,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孕婴用品,过年还会专程回来给我爸妈拜年。丽的小儿子在烟台念大学。丽专职带孙子,把小孙子养得白白净净,很有礼貌。
他们过得越来越好了。
老天爷真是从不曾亏欠认真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