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盛夏的阳光热烈奔放，怀着崇敬的心情，见到期颐之年的著名作家徐光耀，老人精神矍铄，目光中透着睿智与和蔼。徐光耀13岁参军，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锤炼的战士作家。《小兵张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问世以来，影响了几代读者，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兵张嘎之父”。

从100岁的老人身上汲取到的力量，令人感到沉甸甸的。徐老对文学的热爱、对历史的敬畏、对后辈的期许，无不令人动容，更让人感受到一位老作家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80年后的今天，请徐老带我们回溯那段峥嵘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永恒魅力。

13岁的“红小鬼” 在强敌眼皮下突围再突围

1938年，河北雄县少年徐光耀目睹八路军途经村里,他们走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军歌，不打也不骂，反而进了院子抓笤帚扫地，拿扁担挑水，见了老头就叫“大伯”。这些人出来进去，尽仰着头唱歌，住了好几天，也看不出哪个是“官儿”来。他心想，这支军队真新鲜呀！一点也不像之前所见的“兵如匪贼”。见识广的人悄悄说，“八路军就是红军，是共产党，他们多年跟老蒋不和，抓住就杀头的……”大人们说得那么奇奥，更加逗起这个小小少年的好奇心。徐光耀便整天跟着这支军队去瞧稀罕，看他们演操、上课，跟他们一起学歌。

有一次，一连的人围个大圈，徐光耀看他们做“丢手绢“游戏。玩着玩着，有个挺清秀的战士被抓住了，就罚他站到当中去唱歌，他红着脸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唱到最后一句，右手往帽檐上一举，给大家敬个“罗圈礼”，敬得又谦虚又质朴，再加上害羞的笑，姿态十分生动。这一幕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回到家，徐光耀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地把这个见闻表演给姐姐，没想到姐姐也大为感动，说，“这真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主儿”，笑着让他再做一遍，他就很得意地又做了一遍。

巧得很，过不几天，八路军一个班住到他的家里来，那个被罚唱歌的战士也在里面。小光耀高兴得不得了，故友重逢似地缠着他。原来，那个小战士叫王发启，安平县南郝村人，还真是个“庄稼主儿”。那时徐光耀家里喂着一头小毛驴，王发启便在操前课后牵着小毛驴去吃草，徐光耀跟着又玩又跳，形影不离。这样七八天，两人感情越来越亲密，就学着“桃园三结义”，郑重地“结拜”为好兄弟。结义那天，父亲还一发狠心，给他们包了顿饺子吃。

1938年7月，徐光耀一心要参加八路军，可是父亲百般不舍这个老儿子。他连哭了7天7夜，最后在姐姐的劝说下，父亲最终还是答应了。那一年，13岁的徐光耀追至驻扎在雄县昝岗的120师359旅特务营，成为与“嘎子”同龄的“红小鬼”。入伍当夜，他怀抱步枪难掩兴奋：“闭着眼瞎碰，碰上的却是正正规规的老红军！”

1939年深秋，徐光耀从特务营进入警备旅，在锄奸科当文书。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尤其喜欢和信任这个能文能武的“小鬼”。1942年，日军5万兵力对冀中发动“铁壁合围”。反“扫荡”初期，徐光耀每天随队伍在日寇的铁丝网里钻来钻去，几乎是九死一生。

冀中的抗日形势到了最险恶的时候，为了保存力量，有一些干部需要外转。就是这次外转，徐光耀又差点送了命。当时30名外转干部没有带枪，全都是便衣，一人隐蔽在一家。那天一觉醒来，村子被包围了。徐光耀随着人群被赶到村里的广场上。日本军官命令在人群中挑出10个男人，徐光耀被挑中了。乡亲们心里明白这个半大小伙子就是八路，但没人指认。这些人三个一拨儿地被押进一个有梢门洞的大院子，随即传来一阵阵棍棒声，伴随着凄厉惨叫。徐光耀心想：自己这次是插翅难飞了。就在他眼睁睁看着老乡被打得奄奄一息，心里痛断肝肠、准备承认自己是被打散的八路军战士时，敌人接到传令，停止了对他们的审讯。

外转不成，徐光耀被分配到了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他在那里战斗了三年，“清剿”与反“清剿”，突围再突围，在强敌眼皮下穿梭，和死神一次次擦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目睹了“麦田被坦克轧烂，村庄在火中崩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这段炼狱经历成为他日后写作《平原烈火》的素材。

生死战场激发文学冲动 活下来的人有责任传扬他们

1939年，冀中遍地汪洋，淹了庄稼，也困住了鬼子，战争里难得有这么一个间隙。

徐光耀所在的锄奸科住在子牙河边一户人家，房东姓康，老两口有一个女儿叫缨子，和他年龄相仿。康老汉夫妻都很喜欢徐光耀，徐光耀对他们一家人也有好感。一天，徐光耀跟康大伯一家撑船去收玉米秸秆，康大伯问他有没有定亲，缨子也变得活泼起来。几天后洪水落下，鬼子又打过来，徐光耀和锄奸科离开了康家。

多年以后，徐光耀想起这段经历，才感觉到康大伯的问话是“听者无心，说者有意”。这段经历后来在创作《小兵张嘎》时，成了嘎子和英子一家那段情节。小说出版时，编辑认为这样的情愫在战争年代不可能发生，要求删改。徐光耀知道这是真实的生活，坚决主张保留。

残酷的战场更加催生他的创作冲动，徐光耀开始拿笔战斗了：“战士用鲜血创造的事迹太壮烈，活下来的人有责任传扬他们！”

于是，他怀揣四角号码字典行军，在战斗间隙、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总想方设法找一些书来读。在硝烟中，他读了《聊斋》《西游记》等经典名著，也接触了鲁迅、郭沫若、冰心、丁玲、叶圣陶等新文学，他的知识和素养在自学中不断提高。很快，他就能借着油灯写战地通讯，写家信，甚至还能给墙报投稿了。

1944年调任军事报道参谋后，徐光耀开始以笔名“越风”在《冀中导报》发表作品。1947年1月，徐光耀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学习，虽然仅有8个月的学习时间，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陈企霞、萧殷等。徐光耀由一个只会写通讯报道的文艺战士，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写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他充满热情完成的小说《周玉章》发表在《冀中导报》上，副刊主编萧殷还特意加了按语，给这位文学新人很高评价。这篇小说的发表，让他在军中小有名气。在联大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人们对他的称赞，还有的同学干脆拿着作品请他指导。这给了他极大的激励，静下心来，认真创作。

1949年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那天，徐光耀请了假，开始专心写作《平原烈火》。提起笔来，日寇的凶残、战争的惨烈、战友的英勇和英雄的牺牲都一一涌上心头。徐光耀后来回忆，这部小说的很多情节当时都是流着泪写出来的。初稿改完后，陈企霞把徐光耀叫到北京，当面改稿。把其中一部分内容抽出来冠名《周铁汉》先发表在了《人民文学》上，同时刊发了介绍和评论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就被推介到苏联，这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耀。

为了书的名字，陈企霞又拉来厂民、秦兆阳等人一起讨论，起了30多个名字，但都不中意。还是秦兆阳接连说了好几个，最后确定为《平原烈火》。1950年6月，《平原烈火》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同年5月开始出书，第一本就是徐光耀的《平原烈火》。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带来很高声誉。徐光耀成为令人羡慕的青年作家，许多大学、中学邀请他去作报告。

从战火中走来的文艺兵 要用笔继续为新中国战斗

1950年深秋，25岁的徐光耀挎着行囊走出前门火车站，恢弘的城门楼在秋阳下闪耀。这位刚以小说《平原烈火》轰动文坛的年轻作家，被选入新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中央文学研究所被誉为新中国培养作家的“黄埔军校”，是鲁迅文学院前身。在开学典礼上，徐光耀作为学员代表，站在郭沫若、茅盾、周扬、艾青、丁玲、张天翼等文坛巨擘前发言：“从战火中走来的文艺兵，要用笔继续为新中国战斗！”

别看在文研所待的时间不长，但徐光耀记忆深刻，他曾在日记里十分憧憬地写道：1951年9月的一个黄昏，与陈登科出游，遛在什刹海沿上，提起年龄问题，忽而一种感慨倏然而至：我入文学研究所11个月中，我竟是学得了这多东西，又是这般有意义。这11个月的日子竟是抵得过去生活的几年。啊！我真的可以说在这11个月中，长了好几岁。这样想着的时候，对如今的生活我是充满了这样的幸福感。

同年10月，徐光耀被选入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不久，徐光耀即奔赴朝鲜战场，在三八线的壕沟里待了8个多月进行采访。他到营里、连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一直在战斗的最前线，连鼻子都冻伤了。其实，从入朝那天起，徐光耀就抱着为国牺牲的决心，他在日记里写道：到朝鲜来就好好干吧！就是牺牲了也不冤了，也不枉此生了！这样，我可以少计较个人得失，不必畏死，我能够更勇敢些！

1955年6月，徐光耀调到总政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年轻的少校，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转过年的9月，北京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迎来三位特殊的住户。徐光耀与在总政文化部共事的胡可、杜烽三家搬进了这个四合院，胡可住北房，徐光耀住东厢房，杜烽住南厢房。历经多年辗转，31岁的徐光耀终于在北京拥有了安定的创作空间。在这个小院里，他文思泉涌，不仅完成了19万字《奔流的大清河》初稿，还开始了以旷伏兆将军为原型的《将军向我们走来》和《地道战》的创作，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而未能面世。

那时的徐光耀不会想到，一场山雨欲来的风暴把让他推上人生的悬崖，继而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耀眼的红色经典。1957年，徐光耀遭受厄运，陷入困苦的境遇。就在他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大画家黄胄伸手使劲拉了他一把。一次会后，黄胄强拉他到琉璃厂看画、赏画。一家一家画店转悠，黄胄不厌其烦地讲解，还撺掇徐光耀买一幅，并打趣说：“别留着稿费下崽，买一幅陶冶陶冶情操。”盛情之下，徐光耀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回到家里，看着一群活泼自在的小生命，徐光耀突然有种豁然开朗之感，心灵有了慰藉，心神也变得安宁了。

为了不使自己崩溃，徐光耀转移注意力，把所有精神都转到写作上。这方法很奏效，在《平原烈火》里没有展开的“瞪眼虎”、宁晋县抗日大队的两个小英雄，还有许多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个都在他脑海里鲜活起来，“嘎子”的形象越来越呼之欲出。

1958年1月，徐光耀开始动笔写《小兵张嘎》，起初名叫《刘故得儿》，后改为《张故得儿》，最后定名《小兵张嘎》。故得儿，是河北雄县方言，就是“调皮捣蛋”的意思。他铺开纸，大嘎子、小嘎子、老嘎子、新嘎子，伴着硝烟战火奔涌而来。当一个个真实的战地轶事被写成故事，一个“嘎眉嘎眼”的孩子站在眼前，他忍不住流泪了。

他用笔让嘎子活了 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

徐光耀后来回忆，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身处逆境，倒成了一种“机会”，他将自己的理想融入了创作：“我眼中的嘎子活泼调皮，但在战场上又有出奇英勇的表现。”仅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兵张嘎》小说和电影剧本，当时不能发表，于是他把创作手稿存放了起来。

一年多以后，徐光耀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编辑张庆田到保定组稿，问徐光耀可不可以写点儿稿子。徐光耀于是问道，我有稿子您敢发吗？张庆田说，我敢向你约稿，我就敢发！小说稿《小兵张嘎》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小兵张嘎》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第6-7期合刊上，接着迅速引爆全国，非常受读者欢迎。

《小兵张嘎》是徐光耀寓居北京期间，在曲折、彷徨中诞生的，同时也是徐光耀心有不甘，对命运的一种抗争。铁凝曾说，“他（徐光耀）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互相成全了彼此。”

导演欧阳红樱看到小说《小兵张嘎》，被深深打动，觉得如果拍出来一定会大受欢迎，于是开始联系改编电影。这时，导演崔嵬也意识到拍这部电影的重要性，最终电影厂决定由二人合拍。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白洋淀开拍，当年年底上映，好评如潮。“嘎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小兵张嘎》成为难以超越的红色经典。

电影上映时，“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在影院暗处泪流满面——看到银幕上那个咬人堵烟囱的嘎小子，好像看到了当年青纱帐里那些“宁折不弯的小八路魂灵”。1964年秋天，徐光耀陪来保定的孙犁游抱阳山，孙犁告诉徐光耀：“光耀，你的《小兵张嘎》我读过了，写得很不错。”在当时，这样的肯定和评价给了徐光耀莫大的鼓励和安慰。徐光耀是铁凝的文学启蒙老师，铁凝曾经表示：“奠定了作为作家的徐光耀的作品，则是一代代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火了，徐光耀却很快沉淀下来，又全情投入到创作之中。1977年，他的《望日莲》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徐光耀的写作激情喷薄而出，他似乎在用一篇篇作品宣告自己的回归。

他就像白洋淀的芦苇 叶碧根深且生命力顽强

回首往昔，无论是在保定市文联还是在河北省文联，徐光耀坚守着一方文学阵地，和文学后辈的交往透着关心、提携。他一直关心着下一代，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令人感受到薪火相传的欣慰。

进入新世纪，徐光耀把自己闭关在太行山脚下一处废弃的小院。他自己挑水、生火、做饭，几乎与世隔绝，静静地回忆，深刻地思考，伏案疾书，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昨夜西风凋碧树》。时隔两年，他又写了《滚在刀尖上的日子》，回忆了抗战时期自己和战友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徐光耀的两个长篇纪实散文，字字落地有声，回答了他内心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让人读出历史沉疴和人生况味。

2001年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九十高龄之际，《徐光耀日记》陆续出版，那些原生态的生命记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片段，也让人再次看到徐老直抒胸臆，耿直无私的人品和文品。

徐光耀爱白洋淀，写白洋淀，多次到白洋淀。2018年盛夏，93岁高龄的他来到白洋淀参观徐光耀文学馆，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和勤劳淳朴的父老乡亲，游子之情令他感慨万千，挥笔写下“白洋淀风光好，英雄多，到处都有嘎子哥。”真正闲下来以后，徐光耀有了更多时间思考，闲暇时他还练书法、画画，陶冶情操。

99岁获金鸡奖终身成就奖时，他通过视频告白：“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这声谢意穿越80年烽烟：从雄县哭求参军的孩子，到琉璃厂看齐白石《群虾》悟生机的中青年，再到病房里对后辈说“干文学要不顾一切去迷恋”的世纪老人，不禁令人感叹——战士的脊梁从未弯曲，作家的笔锋始终滚烫。

喜欢徐光耀的读者都说，他文章的语言，他讲的故事，他刻画的人物，无不来源于他所经历的生活。有青年问长寿秘诀，他挥动右手掷地有声：“钻文学！我当兵钻文化，就为将来钻文学。钻着钻着，竟钻过了一整个世纪。”

徐光耀文运坎坷，但他扎得下根，经得起风浪。他就像白洋淀的芦苇一样，叶碧根深，生命力顽强。看似柔软，却有坚韧的品格，即便被风雨打压也挺拔不折，秋冬时芦花纷飞，以飘逸之姿融入自然，低调而生动。

如今，百岁高龄的徐光耀坐在房间里，阳光洒在案头。当被问及创作秘诀时，老人目光炯炯：“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说这话时，眼前似又浮现出那个“嘎子”，书本合上，银幕上的形象和眼前的老人融合在一起，是那么的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