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巴隆拉的爱
雪，是巴隆拉哨所的常客。每一场雪都下得不甘寂寞，纷纷扬扬，落在海拔五千米的哨所房顶，落在界碑“中国”两个鲜红的刻字凹槽里，落在哨兵的步枪刺刀寒光上。冒着这样的大雪，我是除夕前一天赶到哨所的，原本任务是采访一个老班长，不承想被另一个老兵的故事吸引了。
那是一个很多年前的老兵，大家都喊他老杨。老杨有一个藏族妻子，名叫更藏卓玛。老班长说，哨所下方三公里处有个地窝子，老兵老杨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里。巡逻归来的战士也说，只要顺着巡逻线走，就可能会看见两个“雪人”一样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孩子们的脸蛋是紫色的，遗传了妈妈，但上面糊着鼻涕和冰碴。老班长让我做好去老杨家的心理准备：更藏卓玛的脸被疤痕分割成不规则的地块，右眼永远半阖着，当她用仅剩的左眼凝视你时，那目光会比巴隆拉山口的太阳还要灼热。
战友们的描述让我愈发好奇。见老杨之前，我想得到更多关于那些故事的细节。于是，在给养库房里，在昏暗的摇曳灯光下，老班长往炉膛里添着牛粪饼，我们继续聊了起来。
巴隆拉哨所算得上西部边境最高的哨所了。在巴隆拉哨所当兵的人，只有退伍那天才能下山。那时候，军民共同护边，哨所的生活保障大多依靠山下牧村的囤积点。部队把物资囤积在牧村里，牧村的民兵们会一点点把这些补给送上去，同时把哨所里的信件捎下去。巴隆拉哨所不仅高，而且难行。即便是天气好的时候，从哨所到牧村，也要走上整整一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杨就是巴隆拉哨所的一个兵。
当兵前，老杨已经有了心上人。据老杨说，踏上军列时，他和女友就约好了，此后的日子，两人每周都写一封信。入伍后，老杨即便再忙，也会想着和心上人的约定，坚持每周给她写信。奇怪的是，一周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三年过去了，老杨再也没收到过那女孩的信。三年服役期满，因为边境形势需要，老杨便超期服役了一年。即便这一年，他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写信，一周都不曾耽搁过。四年之后，老杨退伍了。退伍当天，老杨就急不可待地要下山。山下的小村庄，每天上午十点有一辆班车可以开往县城，他要赶到县城再坐车去车站。如果他是早晨下山，只能晚上到达山脚，要在山脚下住一晚。他等不及这一晚，连夜出发，赶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到了山下的村子。
班车还有一个小时，百无聊赖的老杨开始观察路边草场上的一群羊。在哨所驻守的这些年里，他的视野中除了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再没见过其他活物。那些温驯的羊群让他看得出了神，不知不觉便蹲下身来，最后索性整个人趴在草地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羊群咀嚼草叶。老杨完全沉浸在这难得的生机之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他恍惚抬头，看见几个牧民正冲他善意地笑着，这才猛然惊觉。牧民告诉他，班车早就走了，得等到下一个上午十点了。于是，他只能在村子里过上一晚。
他心急如焚，悔恨自己耽误了时辰。他一夜没怎么睡好，断断续续的梦里，总是出现心上人和别人结婚的场景。他早早到了站点等着，总算挨到班车过来。上了车，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
一路辗转到家，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竟然和牧村那晚的梦境一样，心上人真的和别人结了婚。他一下子像掉进了深渊。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敢出门，整日泪流满面。好几次，他想冲出大门去当面质问心上人，为何要背信弃义，为何这些年杳无音信。可每当手搭上门把手，那些在漫长等待中积攒的自卑感就如潮水般涌来，让他终究没能推开那扇门。
突然一天，门铃响了，他开门一看，是她。他们抱头痛哭，她这才告诉他，这几年来，她也一直坚持每周写信，却从未收到过他的信。三年之后，她没等来他的退伍信息。家人和亲戚都劝她，说他一定是在外找了人，不要再等了。于是，她赌气地，怀着对他的恨，和别人结了婚。直到几天前，她突然收到邮局转来的一麻袋的信，她打开一看，全是他写给她的。她这才知道，一定是邮局出了什么问题。
她已无法回头，只能就这样了。他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在山脚下的那个牧村，是哨所和外面唯一沟通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邮寄所，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邮递箱。每个月末，牧村里唯一的那个投递员都会把箱子里的信送到县城去，再从县城发往四面八方。如果心上人坚持每个月也给他写了信，那么这些信，一定现在到了哨所。他决定去找这个邮递员问个究竟，他一定要找到这些信。
他又一路辗转回到牧村。他找到那个投递所，投递箱还在。村民告诉他，几年前，投递员失踪了，最开始大家并没在意，以为他是有事长期外出。直到几个月前，牧村附近修建边防公路，需要清理一段淤积多年的积雪时，这才发现投递员已死于当年的这场雪崩。这些信，是半个月前才分散送出去的。
他疯了一样跑回哨所。在哨所的给养库里，他见到了心上人这些年写来的信，也是整整一麻袋。战友说，那么多的信，都是一个女孩写的，真不容易。他愣成一尊雕塑，对着那个发霉的军用帆布袋，看着褪色的“人民邮政”字样旁，墨汁写的收件人姓名已经洇成了蓝色的泪痕。他触摸着那些因潮湿粘连的信纸，禁不住哭了。哭完了，读累了，他决定留在这里。
那时正值军民联防护边的紧要关头，急需人手，他便留了下来，成为一名护边民兵。在哨所附近，他自己动手挖了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与他一同守护边境的，还有世代扎根于此的牧民达瓦一家。达瓦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名叫更藏卓玛，一笑起来就像高原上的花朵。老杨偶尔会和更藏卓玛聊上几句家常，更藏卓玛也会热情地给他送来新挤的羊奶和刚打的酥油。只是那时的老杨心如死灰，对这位卓玛的善意浑然不觉，更不曾有过半分非分之想。
“知道为啥老杨的左手小指少一截吗？”老班长突然反问道，“那年暴风雪，他徒手在雪堆里刨了六小时，最后找到更藏卓玛，但他的指头冻掉了，自己都不知道。”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场数十年未遇的暴风雪突然席卷了整个高原。狂风像发怒的野兽般嘶吼着，将达瓦家的帐篷连同地基一起掀翻。达瓦夫妇在风雪中拼命挣扎，终究没能抵过自然的伟力，被狂风卷起来撞到山崖上死了。更藏卓玛被裹挟在帐篷里，像片枯叶般坠入幽深的山谷。当老杨在谷底积雪中挖出她时，更藏卓玛已奄奄一息了。
老班长清晰记得更藏卓玛出事那天的气象记录。当天的风速是三十二米每秒，气温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那天清晨，卷着更藏卓玛的帐篷连续飞越三道山脊，接着又在碎石地面上翻滚了三百多米。更藏卓玛伤势严重，面部皮肤缺损过半，右眼球摘除，左耳郭缺失。
老班长说，奄奄一息的更藏卓玛苏醒后第一句话是要见老杨。当组织安排她去成都疗养时，她用藏刀抵住自己的咽喉，坚决不离开这片她世代生活的高原。老班长说：“有些玫瑰，偏要在雪线以上绽放。”后来，更藏卓玛就成了老杨的妻子，而老杨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高原。
第二天，是除夕。在哨所熬过整整一个白天后，我终于有了机会随老班长去给老杨家送饺子。掀开牦牛毛毡门帘，正看见一个牧民打扮的汉子——老杨俨然就是个标准的藏人了。地窝子的泥墙上，整整齐齐地贴着两百多张信纸的残片，像一群栖息的白蝴蝶。不难猜测，那是曾经的心上人寄来的信笺。
火塘边，两个卷发的小男孩正在用炭笔在白羊皮上临摹汉字，他们穿着崭新的羊皮袄，流着老长的鼻涕。
“吃饺子喽！”更藏卓玛摆好了桌子，一边招呼大家，脸上的疤痕在火光中泛着瓷器般的光泽，那空洞的右眼，盛开着比篝火更暖的笑意。我们正要坐下来，老杨却拉了我一把：“看这，开花了。”
那是一株株不同品种的花丛，在地窝子里的适宜气候中，舒展着花瓣。老杨说，这些花的种子，是曾经心上人随信寄来的。他试着做了培育，没想到这些陈旧的种子竟开出了花朵。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地窝子里的这家人，这些花，这些迟到的情书，和更藏卓玛用伤痕拼凑起来的容颜，他们的其乐融融，平淡与知足，以及老杨永远停留在巴隆拉哨所的爱，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吗？我用指尖触了触那娇贵的花蕊，禁不住心里一热。
总有些东西，风雪再大也要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