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风里的身影 刘大爷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认识了一位说相声的大爷——刘树江，他住在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原来叫小哑巴胡同，宣统年间雅化为现名。记得他家在路北，跨过一道小门，里面有座转不开身的小院。别看院子小，怎么也得有七八间房，房门紧挨又紧闭——谁家的房门大开，都会把院子给挤没了。
刘大爷住的是北房，也就七八平方米，屋子很矮、很黑。靠北墙是一张床，床边摆着几寸的电视；靠西墙是一个书柜，放了一层半的书；靠着书柜，塞了一个火炉，烟筒直通屋顶；火炉旁是一个门帘，颜色和墙差不多。原来门帘后边还藏着一间屋，想来也非常逼仄，丝毫不见光。
我总去找刘大爷学相声，但他一提到当时的相声，就骂“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这是相当尖锐的批评了。刘大爷的脾气差，在生活中不苟言笑，平日里还经常犯肝气，但他长得实在是太有喜感，无论什么时候，不管生气不生气，胖乎乎的他总是嘴角上扬；小薄片嘴抿起来，小眼一眯，饱含笑意。尽管他看起来很各色，但给人的感觉并非很难相处。
刘大爷的生活特别清苦。我从王文林那儿得知，刘大爷年轻时是工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追曲艺三团的相声大会，后来拜罗荣寿先生为师，又加入了青年曲艺队，比王文林还早几年从艺。六十年代初，他在合肥的安徽省曲艺团工作了好几年，给有“安徽侯宝林”之誉的高笑临先生捧哏，火过一阵儿。几年后，他返回北京，没有合适的工作，就去了房管局。
提到房管局，师母孙燕华曾对我说：“那会儿房管局下辖的每个房管所，都有一个对应的‘站’，用来收留没工作的各路‘爷’，像画画的、唱戏的，什么人都有。这些人也说不上是临时工还是长期工，没什么技术，就当小工，负责和泥、搬砖等粗活、累活。得有地方让他们领粮票，让他们活着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大爷还在北京市文联对面的某个单位烧过锅炉。至于有没有退休金，我就不知道了。
他家的门上挂着小纸条和铅笔头，去他家时如果他不在，我就留个言。有时我会在小院外面等一会儿，因为他出门也没什么事，要不就是上厕所，要不就是买菜。一天，等了没多久，刘大爷果然回来了，他提着一个袋子，里边装着烂肉模样的东西，大概是某种动物的内脏；他在火炉边随便剁剁，就下锅炒了，又拿出半碗凉米饭，说：“我不让你了。”我问：“您就吃这个呀？”他说：“这不也叫肉吗？”
我闻到一股浓浓的异味，就算是内脏，肯定也不新鲜了。
还有几次碰到他，他都是刚撂完地回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大爷能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郊区“撂地”，这也是很奇特的事。他在郊区找个临近路口的空地，“圆上粘儿”，就是招揽一些观众，说一段单口相声。给观众说乐了，要下点钱来，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圆上点粘儿”，再说一段单口相声，如此循环往复……如果有人管了，就换个地方；如果没人管，就多说两段。他是北京人，又这么大年纪，没人难为他。
舟车劳顿好几个小时，瘫坐在床上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教不了你，你看，我的腿都肿了，揉腿能揉半宿，根本睡不着觉。”第二句话就是：“我现在想哭啊！哭谁呢？哭我师父。这么好的艺术，竟然换不来钱！”他嘴上说想哭，语气里却满是牢骚。
刘大爷确实是有能耐，嘴快，嘴干净，嗓子也好，身上脸上全有传授；虽然他长了一副“上人见喜”的模样，却是冷面滑稽，包袱非常准，而且非常懂幽默——让你乐，你准得乐。我跟他学《大保镖》“掉河里了”这个“底”，每次他给我使，我都乐得不行。一个“撂下撂下”，一个掉河里的“相儿”，我一使，怎么都不对，他一生气，就不给我说了。
尽管有能耐，他也不吹牛。我问他：“您会多少传统活？”他数了数，说：“二十多段吧，我们那会儿净说新活了。”一次，我看他在月坛公园的“游园会”演《黄鹤楼》，没有舞台，就平地围一圈儿观众；他成了捧哏，因为跟他合作的那位“宝”字辈先生只能逗哏。现场效果非常出彩，把观众乐得肚子疼，尤其刘备出场那里，原本是没包袱儿的地方，他的一举一动，正冠、透袖，非常精准，非常严肃，非常认真，但又特别可乐！那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场《黄鹤楼》。
就是这样的演出效果，旁边还有观众预言：“这二位一场（合作）长不了。”演出结束回家，刘大爷就批评起逗哏：“他还是郭启儒的徒弟呢，一句都不会！”我已看得如痴如醉，反问道：“这么好还叫不会啊？”他说：“你一个小孩，哪儿看得出来！”果然，他们合作了几场，之后就散伙了。
我跟刘大爷来往了几年，学的东西不算多，因为他不怎么教，又特别严谨。举个例子，他给我讲其他节目时，出于教学需要，随口说了两句《结巴令》。我一听，非常好，尺寸、气口、铺陈都比别人好，还有几个桥段是我没听过的。我说：“您把整段教给我吧，我拿录音机录一下，等我学会了，您再给我说。”他拒绝了：“这就是举例，让你知道这种包袱儿怎么使。”随我怎么磨，他就是不教给我。我为此去了好几次，到最后他跟我说：“就是不能教，因为这个是讽刺挖苦别人的。”
还有一天晚上，他给我念叨“活”，聊到快九点，我刚要走，忽听旁边那个挂门帘的小屋里有人咳嗽了一声。他问：“你怎么着啊？”屋里传来一个苍老女性的声音：“没事儿。”那屋连灯都没开，原来里面还有人，吓我这一大跳，我赶忙告辞了。再后来，我跟他聊起家事，问：“您的老伴呢？”他说：“她跟了我一年多就去世了。”看来生活对他真是一环套一环地打击、下绊儿。
我一直对刘大爷那一层半的藏书感兴趣，但不好意思拿下来看。一次，我正看那些书的书脊，他跟我说：“你去帮我问问，看谁想要这些书，我准备出手。”我很惊讶，问：“您不要啦？”他说：“我不要了。我还有几件大褂儿，也准备出手，你去问问谁要。”我说：“您给我看看这些书吧。”我把书拿下来，一本本翻看；我不知道他要卖多少钱，所以精挑细选了七八本，摞在桌子上。我问：“这些书多少钱啊？”他没想到我当时就要，反复念叨着：“卖多少钱呢？”毕竟我是一个学生，他不好意思多要。真是咬了半天牙、盘算了半天，他吐了句：“你给十五块钱吧。”当时，书已经涨价了，一本新书通常要三四块钱。
我说：“那我再挑点儿得了。”我又选了七八本：“我一共给您三十块钱吧。”他有些暗喜地点着头。
我挺感慨：“您对我太好了，真是太便宜了。”他顺着我说：“这就是半卖半送，你一个学生，我能要多少钱。”其实我看得出来，在暗喜之余，他对把书卖给我这件事，还是觉得有些惭愧。我说：“我没带钱，下回再给您钱。”他赶忙答道：“没问题，没问题，你先把书拿走。我还有几件大褂儿，你帮着问问谁要。”我心里话说：就您那个体型，谁也穿不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大褂儿还能改，所以也没帮他问，不知那几件大褂儿最后卖没卖出去。
一年冬天，我在他家门口转悠——那个小院实在太小，待不住人，还全是街坊。忽然想上厕所，我就往西走，远远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在大北风里，从胡同口走过来。起初，我没认出他，因为到冬天他穿得更厚，简直就像一个球。我进了公共厕所，蹲在那儿，不一会儿，他也进来了。他就蹲在离我不远处，如同肉山一般堆在那里，腿太细，要用双手撑住膝盖。说实话，我都怕他站不起来……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刘大爷。
刘大爷的眼神也不好（或许是有严重糖尿病的缘故），在相隔两个蹲位远的地方，我们各自上了一回厕所，他根本没认出我来。最后，还是我先出去的，到小院外面等他，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我也没再提这件事。
如今每每想起那寒冷的公共厕所，那穿着破衣服蹲坑的刘大爷，我就心酸，进而心痛。他的艺术水平那么高，生活本不该这样。
到元宵节了，我去看他，特地买了十几个元宵——我真怕他元宵节吃不上元宵。他很惭愧，或许他觉得我不该给他送礼，或许他觉得不该收我这个小孩送的礼，想瞪眼又瞪不起来，便故作姿态说道：“下回不许这样。”
上高中以后，我就没怎么找过刘大爷。到后来，大雅宝胡同变成金宝街，那条小雅宝胡同究竟怎样了，我也不得而知，连同刘大爷的讯息，一同吹散在旧日的大北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