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痴”余晓兰
山西省右玉县有许多山沟，如同被锋利的冷兵器划出的伤痕。许多村庄缺少植被，南崔家窑村却与众不同，只要立得住树的地方，都植满了树。那山、那坡、那沟，宛如画家不慎打翻的调色盘，在四季里变幻着不同的色彩。
南崔家窑村的山地，多为地理学上的不毛之地——土层瘠薄，甚至仅有岩石裸露，并不适宜植物生长，想要种活一棵树，在三十多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最终改变这一状况的，是一个叫余晓兰的外来女人。也正因为此，平凡的农家女余晓兰，成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以及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全国林业模范、全国十佳杰出青年农民、山西省申纪兰式的模范农民。
穷则思变
村里有个老汉听到猪娃的叫声，过来看稀罕，说，你们家穷得连人都养不活，还喂猪哩？
初见余晓兰，是在秋日的右玉干部学院。一件粉色带桃形图案的T恤，搭配乳白色的直筒裤，是这个季节余晓兰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好的衣服。操一口流利右玉方言的余晓兰，其实是个柔弱的云南妹子，1989年中秋节，年轻的余晓兰跟随退伍军人善功从云南开远踏上回家的旅程。云南到山西，两张无座的火车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两个年轻人苦熬了整整六天六夜。第一次出远门的余晓兰，就这样自作主张嫁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那一年，善功25岁，余晓兰23岁。
第一脚踏上南崔家窑村的土地时，余晓兰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汇——光秃秃。河滩是光秃秃的，山梁是光秃秃的，就连趴在半坡上的十几户人家的房子都是光秃秃的——其实那压根儿不像是房子，就是一个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土堆。土房子，土院子，土窑洞，还有土里土气的山里人……哪儿哪儿都不对余晓兰的胃口。
风在河谷里使劲吹，黄沙像是要活埋人的样子，遮天蔽日的，还打着凄厉的唿哨。
善功家很穷，没有院墙的院里，仅有三间小土房。村里人都说，善功命好，白捡回个好媳妇儿。善功家没给余晓兰一分钱彩礼，没给余晓兰添置一件新衣服，唯一的付出就是给了小两口两床旧被子。晚上睡觉时，余晓兰闻到一股刺鼻的脚汗味儿。善功家负担不起婚宴的开销，简简单单拜完堂，就到了中午。午饭既不是饺子，也不是面条，而是一顿油糕。后来，余晓兰才知道那顿油糕也不是婆家自己的，而是二嫂从邻家借了几碗糕面，临时下油锅炸的……
善功家有一句名言：穷人的孩子早分家。因为穷，善功的父亲老善在儿子儿媳蜜月期间就提议分家另过。善功从父母那里分到70块钱、4个大花盘、一个洗脸盆和50斤大米。余晓兰一下子觉得阔绰起来了，她问善功，你们家哪儿来的钱和大米？善功摇头。其实善功心里明镜似的，哪来的？借的呗，不是问亲戚，就是问熟人。
那个寒冷的冬天，在余晓兰的印象里，似乎天天刮着大风。风从高家窑村西的沟口刮来，带着毛乌素沙漠的坚硬苍凉的味道，掠过南崔家窑村，一路汹涌澎湃地朝刘贵窑村的村东刮去。村里的老汉蹲在背风的土窑前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余晓兰心想，为什么村里人不在河滩种树呢？谁都知道，树是可以挡风的。
春天到了，余晓兰把门前一块空地收拾出来，去右卫镇买回蔬菜秧，茄子、豆角、西红柿……街坊们却在背后笑话她，这女人脑子有毛病吧？山药蛋都嫌吃得不香，还要种时鲜菜哩。闲话入耳，余晓兰只是淡然一笑。两个月后，蔬菜成熟，她摘下新鲜的西红柿和豆角，分给街坊们尝鲜。先前说风凉话的邻居，一个劲儿夸余晓兰手巧。
有些时候，就连余晓兰自己都觉得尴尬，她发现这个小村落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慵懒气息，尤其是善功的父母。他们的生活节奏慢得惊人，除了春种秋收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别的人家每亩地可以收获200斤粮食，而她的婆家却只能勉强收获50斤，而且粮食里还夹带着许多草籽；别人家一般都养十几只或二十只羊，善功家只养了三只。当别人家吃着香喷喷的羊肉臊子浇莜面鱼鱼时，善功家连温饱都成了奢望。余晓兰想给老善家改变一下门风，她一边学着种田，一边尝试着饲养家畜。她从镇上买回三只小猪娃，猪娃在猪圈里吱吱叫着乞食。村里有个老汉听到猪娃的叫声，过来看稀罕，说，你们家穷得连人都养不活，还喂猪哩？余晓兰羞得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右卫镇是距离南崔家窑村最近的乡镇，镇子大，人也多，沿街都是商店，附近的村民常在这里置办生活用品。余晓兰觉得住在山沟沟里没出息，就磨缠着善功非要搬去镇上不可。她倒不是去享福，而是想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小两口在这一年的夏天，在右卫镇租了一个空置的小院。余晓兰给善功布置了一项任务——杀猪卖肉。
余晓兰是这么想的：开个肉铺，门槛低，本钱少，回报快。
善功是这么想的：不管赚不赚钱，起码能让晓兰吃一点荤菜，养养身体——没来右玉之前，余晓兰的体重是100斤，来了之后，就瘦成80斤了。
他们没钱购买生猪，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养殖户赊欠，说好卖完肉，立刻还钱。善功虽身强体壮，却从未杀过猪，仅凭几次旁观便在猪的哀嚎声中完成了首杀。过程虽有些手忙脚乱，但毕竟是首战告捷。褪去猪毛，分离出猪杂碎，善功用自行车驮着两扇猪肉沿街去叫卖。卖了一个上午，剩下一块猪脖子肉，没人要，他就收摊了。余晓兰把善功带回来的沾满油渍的整钱和零钱堆在一块，一张一张捋，除去成本，净赚八十多块。善功搓着两手，脸上的笑，一直挂到日落西山。
接下来，善功的生意就算步入正轨了。每日清晨，善功负责宰杀，余晓兰处理内脏。善功带着猪肉出摊后，余晓兰便将猪杂清理干净，切碎，搭配上土豆、包菜、豆角和粉条，炖成一锅大杂烩。等中午善功收摊回来，再把烩菜盛在铁桶里，让善功挑到右卫中学门口出售给师生们。5毛一勺，颇为抢手，可以日入数十块。杀猪生意虽辛苦，但善功手头渐宽。更令他欣喜的是，晓兰怀孕了。于是，善功杀猪更勤，回到家，几乎把家务都大包独揽了。
到了年底，房东找上门儿，借故卫生原因，不再把宅院租赁给善功了。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点。
咱们学着种食用菌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妻子抱着还没满月的娃娃给男人鼓劲打气……
多年以后，余晓兰仍对最初的那段创业经历念念不忘。她清楚记得陪善功杀猪时的紧张和忙乱，记得她和善功在租来的四个大库房里培育食用菌时的安逸和温馨，甚至记得她独自背着小女儿，扛着30斤蘑菇去杀虎口出售时的无助和艰难……只是一切均成了过眼云烟。
苹果树的诱惑
南崔家窑村的村民，只要俯瞰一下河滩，就会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影不停地忙碌，或蹲或起或挑或走，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余晓兰想回南崔家窑村种果树。善功怎么也看不透南方女人的小心思，他郑重其事地警告余晓兰，不要闹了，见过买苹果吃的，没见过自己种树的，何况咱们又不是买不起。
现在的善功早不像原来那样穷得啃手指头了，他不仅出售蘑菇，还出售自酿的酱油，捎带着贩卖一些香烟、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另外还去运城卖过狗，他已经可以把南崔家窑村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余晓兰却想重返“故里”——她看上了村南那块光秃秃的河滩地。
善功的父亲是村支书，从支书的视角看这块河滩地，面积倒不小，足足有30亩，但利用价值不大。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镶嵌在河沙里，撒一袋种子进去，都未必能够长出一株庄稼苗来，何况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栽种过的苹果树呢！
不单公公反对，婆婆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向余晓兰提出忠告，晓兰啊，不是我说你，有好好的买卖不做，偏要种哪门子树啊。听说过种庄稼养活人的，没听说种果树能发财的。
余晓兰说，娘，苹果树是摇钱树。做买卖还有个赔赚，种果树可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老皇历可翻不得。
那是1992年的暮春，乍暖还寒的日子，余晓兰向村委会打了承包河滩的报告。
30亩河滩地，静静地平摊在善功脚下，善功却没有一丝的成就感，他心事重重地看着遍地大大小小圆圆扁扁的鹅卵石。那么多石头如何能够清理出去？石头搬走，还得回填适合种树的土壤，如此庞大的工程，想一想都让人头大。
善功在那里挠头皮，余晓兰已经挽起袖子往箩筐里捡石头了。万事开头难，再难也得从第一块石头捡起。春天的阳光真好，春天的河风也不错，正是适宜体力劳动的好季节，善功看到余晓兰挑着满筐的碎石头踉踉跄跄朝河边走，就不好意思再站那儿发愁了。
这是一条无名的河道，千年万年淤积的泥沙被坚硬如铁的鹅卵石厚厚包裹着。人类的搬运作用对河滩的改变而言，毕竟只是皮毛，何况只有两个人，两双手的绵薄之力呢。南崔家窑村的村民，在那个安静的春天里，只要俯瞰一下河滩，就会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影不停地忙碌，或蹲或起或挑或走，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村民们脸上露出暧昧的笑，他们像河曲智叟那样把怜惜的目光一次次投向那两个叩石垦壤，箕畚运于山脚河边的人影。在他们眼中，善功和余晓兰就是愚公夫妇。
白天忙得像头犁田的牛，到了晚上，在白炽灯昏黄的光线里，余晓兰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读报纸。余晓兰喜欢阅读，她从村委会找来一堆没人要的新旧报纸，一张一张看，一字一字读，就连报纸的中缝都不放过。余晓兰就是从某份报纸的中缝里捕捉到一条出售运城果树苗的信息。时间不等人，在余晓兰的一再催促下，善功去了一趟运城，买回五百多株新红五星、秦冠等品种的果树苗。
头茬果树苗齐刷刷栽了一河滩。余晓兰端详着她和善功的杰作，恍然觉得眼前已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了，想象那些小树苗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四处散发着诱人的果香……
老善去县里开会，遇见一个熟人——右玉县的副县长刘义。刘义的父亲和老善是老相识，老善想让县长帮帮儿子和儿媳，仅凭两个人想栽活一片果园，谈何容易？刘义听了，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不知该对老善说些什么。
那年农历四月初八，是刘贵窑村的传统庙会，刘义领着水利局、林业局、扶贫办的几位负责人先在刘贵窑村看了一会儿戏，随后又往沟里多走了3里路。南崔家窑村的河滩上有片果树园，果树园西侧是片苗圃，余晓兰正在苗圃里育苗。余晓兰并不认识刘义，也不清楚刘义的身份。听刘义问她是怎么摆弄活那些果树苗的，又是如何培育出这么一大片杨树苗的，她就一五一十讲给副县长听。
刘义对身旁站着的那几个机关干部说，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家庭妇女，没花政府一分钱，在乱石滩上育出这么多树苗，栽活那么多果树。而我们林场、果树站的那些大学生呢，一年仅研究经费就有十几万，也没见培育出几棵新品种树苗来，这就是区别嘛。
后来，四月初八这个日子深深刻在了余晓兰心上，因为那一天，这个素昧平生的刘副县长帮她解决了一个难题。刘义问余晓兰，改良河滩是件很辛苦的事儿，你有什么需求？余晓兰一时语塞，她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需求，只是经刘义这么一问，忽然想到给果树苗挑水的事儿。鱼鳞坑虽经改造过，但回填土层太薄，很难存住水分，她和善功每天要从小河沟里挑60担水，如果有一台大功率的潜水泵就好了。余晓兰把她的想法说给刘义时，心里还在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好笑，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让余晓兰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几天，县水利局真就派人送来一台小型水泵和100米的六分塑料水管。
好事情一桩接着一桩，又一位县里的干部也慕名而来。那人看过余晓兰初具规模的果园后激动地说，晓兰同志，你给全县人民带了一个好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乡里提，乡里解决不了的，就直接去县里找我，我叫师发。
时至今日，余晓兰仍然记得县委书记师发叮嘱她的话，只是一贯腼腆的余晓兰最终没有去找过师发，一次都没有。即使到了三年头上，因右玉县无霜期太短，余晓兰栽种的苹果树以失败而告终，她也未想过去求助政府，而是对照书本上的嫁接方法，把右玉当地一种叫“山定子”的果树与她的苹果树进行了嫁接，培育出了适宜在右玉生长的新型果树。
征服将军沟
1500亩的片麻岩山地，镢头下去，一刨一个小白印，震得双臂发麻。
1994年，余晓兰又做了一件令善功瞠目结舌的大事。她事先没跟善功商量，自己去了趟县城，回来后，兴冲冲地对善功说，她把将军沟给承包下来了。善功半晌无语。以前，他经常听村里人说余晓兰脑子有毛病，尽干些正常人不干的事情。现在他也看出来了，他的女人果真是脑子不好使。那条将军沟啊，不要说种树种庄稼了，就连一只野兔都不肯进去溜达，除了灰蒙蒙的山石，啥也没有，偏偏就被余晓兰当宝贝一样看上了。善功愁得额头上的褶子都能夹住钢镚儿了，他想把余晓兰从半道儿上截回来：你用点脑子好不好？你一股劲种树做啥呢？能吃还是能喝？右玉的树又不值钱，你就是砸锅卖铁种下满沟满山坡的树，到头来怕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余晓兰不听善功的劝。那年春天，她像中了树“毒”一样满脑袋都是种树的念头。她先是从城里买来油松籽、樟子松籽，在自家的承包地里育苗；等秋风乍起，就开始上山挖鱼鳞坑（有一定蓄水容量、交错排列的半圆形或月牙形土坑）了。1500亩的片麻岩山地，镢头下去，一刨一个小白印，震得双臂发麻。就在这叮叮当当的金属与石头的磕碰声里，余晓兰笨拙地描绘起她梦想中的宏伟蓝图。
从这一年开始，余晓兰不再午休，不是她不想睡，而是没时间睡。为节省时间，余晓兰午饭都在山上吃，啃一口冷馒头，喝一口山泉水，有种风餐露宿的味道，余晓兰却乐在其中。她相信，终有一天，眼前空旷的大山会被浓郁的绿树塞得满满当当。余晓兰觉得身子不得劲儿，起初以为是累的，天天早出晚归，吃饭也不规律，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的。等熬过这一阵儿，把该挖的树坑挖好，整整一个冬天还怕歇不够？想是这么想，身体却很诚实，她只觉得浑身连一点劲儿都没有，尤其到了晚上，难受，喘不过气。余晓兰使劲捶打胸脯也不解决问题，倒是喝一碗红糖水，还能略微好受一点，她不知道自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低血糖症，一直以为是心脏病的先兆。善功劝她好好休息几天，缓缓劲儿。余晓兰不敢歇，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不只是上山挖坑，还要趁草枯之前打一些越冬的猪草，还要喂羊（最多的时候她养了70只羊），还要养鸡……她想尽快把苦日子熬到头。
早春第一行大雁飞过右玉的天空，余晓兰开始在将军沟栽树苗了。她原本想用自己育的树苗，但因树苗太小，担心栽不活，只好买了现成的。一棵两年生的幼苗要花五毛钱，缺钱的余晓兰心疼得不行。
沟深坡陡，山上又缺水，余晓兰只能把树苗在沟底的泥水里浸湿，用塑料袋包起带有泥浆的根系，一捆一捆往山上运。每扛一次树苗，都要顺带一只塑料桶。塑料桶沉甸甸的，盛满了水。
一棵树苗一个坑，不停地栽，栽下去却不一定能够成活。过些天，发现没出叶子，就赶紧补栽一棵，反反复复，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而一棵树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确定是否存活下来，能够保证五成的成活率就算谢天谢地了。最让余晓兰痛苦的是，有一年，整整一面山坡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
时间的沙漏缓缓流逝，直到将军沟漫山遍野都被绿植覆盖后的某一天，余晓兰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将军沟撇在一边，她把目光又投向了南崔家窑村另外几道沟、几座山。
十足的“树痴”
刘贵窑村的那些黑黢黢的老房子像缺了眼珠子的空眼眶。唯有南崔家窑村所有的平地、坡地和山脊，几乎都被余晓兰栽上了树，变成了树的海洋。
右玉县从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移民并村”战略，乡政府有意把同样属于“移民并村”范围的南崔家窑村1.4万亩荒山荒坡一起打包拍卖给余晓兰，总金额为16000元。余晓兰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在善功看来，余晓兰做了一笔赔本买卖，简直是花钱买罪受，一条将军沟已经把他们两口子折腾得够呛，还想把剩余的几座山都栽满树？余晓兰不听善功那一套，驴脾气又上来了。这山，我买定了，你劝也白劝，有劝我这工夫，哪如上山多栽两棵树呢？
可是余晓兰的经济出了问题，她已经把5万元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后来把父亲和姐姐寄给她的2万元也投了进去，她一直在不停地啃老本，可还是不够。在她束手无策时，一个叫孙宏原的外地企业家给她带来5万元赞助，就像久旱逢甘霖，余晓兰又看到了希望。后来，几位市、县领导也相继给她捐了一万多元善款，而她又一分不剩，把全部捐款都投进了南崔家窑村的大山上。为此，她还专门立了一通碑以示纪念，碑的正面镌刻：情系塞上绿洲，共建和谐家园；碑的后面镌刻：寸草有心，知报春晖，晓兰自一九八九年秋，离开云南，落居右玉，承包荒山，植树造林，承蒙众乡亲拥戴，各级领导关怀，光荣当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且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特勒铭致谢，以表寸心。刻碑时间是2008年。
余晓兰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买树苗要钱，拉运树苗也要钱，人手不够，雇人也需要钱……起初，她不愿雇人，工人的工钱不是个小数目，只是那么多山沟需要她赶时间绿化，她纵然有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问题。余晓兰咬咬牙，还是去右卫镇和铁山堡几个大一点的村镇招了三十多个季节工。工钱月结，每个劳力从最初每天10块钱，逐步增加到后来的几十块、上百块钱。
善功对余晓兰无限度的投入颇有微词，有几次都撕破脸地吵，但余晓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许多人都说，善功媳妇是个十足的“树痴”。
新种的树苗一个夏天只长了一尺高，杆儿也细，到了霜降前后，都要多加一道工序——埋苗，取土掩埋树苗，防止树苗冻伤；来年清明前后，再把埋在土里的树苗起出来。这样的工序既累人又繁琐，还不能不做。此外，还要给满山的树浇水、喷药，还要不断地扩大种植规模……
多年以后，三个村子的村民都陆续搬走了，刘贵窑村的那些黑黢黢的老房子像缺了眼珠子的空眼眶。唯有南崔家窑村所有的平地、坡地和山脊，几乎都被余晓兰栽上了树，变成了树的海洋。山沟里的风明显小了很多，三万多株参天的北京杨给这道不知名的深沟筑起一道绿色挡风墙；而分布在村南山坡上的树木大多是油松和樟子松，约有六十多万株；分布在沟底和半坡上的树木多为杨树和果树；柠条则分布在北面向阳的山坡上，那一面山梁几乎都是岩石层，虽千难万难栽活了部分松树，但太费事，余晓兰只好种了柠条……
如今树木已成林，已不需要余晓兰天天去打理，她把家安在三十多里外的县城。时间似乎没有给余晓兰带来肉眼可见的财富，如今年近六旬的余晓兰依然很清贫，没有多少积蓄，只有一大堆泼天的荣誉和七座山头的绿树。但她活得很充实，因为她几乎凭一己之力，把一个曾经荒芜的村子都种满了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