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序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与“再教育”的部队农场告别，从盘锦来到北京，加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行列。
种了两年多水稻，满脑子都是插秧、除草、施肥、收割，冷不丁调进外事单位，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又陌生。如何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成为当务之急，但没有人手把手教，只能多观察、勤摸索、常体验。我发现中日两国许多敏感、微妙的现实问题，必须沉潜到史书中，才能厘清来龙去脉，所以在搜集与日本有关的资料的同时，对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苦于资料相对有限，没有系统研究日本的专著，只能在报刊的犄角旮旯里找一些零敲碎打的内容，剪贴抄录，备查备用。我特地准备了一个剪报本，按当年的风尚，在扉页上用日文抄录了一段毛主席1962年的讲话：“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为了便于查阅，我还仿照《时事手册》等书的体例，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归类，再细分为宪法、国会、政党、政治家、文艺、著名作家、友好团体等，一目了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没过几年，这个粗糙、简陋的剪报本，居然成为“实用日本常识手册”，不仅我自己时常翻看，还供访日的作家们“临时抱佛脚”。
1981年春，我与两位作家到北海道采访，归国前在东京小住。日本友人古川万太郎将他的新著《日中战后关系史》送给我，该书以政治、经济为主线，兼顾外交、文化、科技、体育等，描绘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立论公正。
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当时就想把它翻译出来，如此既能为从事中日交流工作的新人解燃眉之急，也能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提供一家之言。但原著厚如砖头，洋洋六十余万言，我就算搭上全部业余时间，少说也得一两年才能完成。再者，纯学术著作出版艰难，即便用九牛二虎之力译成中文，不能成书，也无意义。
古川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所敬重的为日中友好事业不辞辛劳、四处奔波的社会活动家。1958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专业毕业后，他进入朝日新闻社政治部当记者，受自民党政治家古井喜实（1903-1995，曾任茨城县、鸟取县知事，池田内阁厚生相，大平内阁法务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等，主张日中友好）的影响，重视日中关系，积极报道相关内容。尤其是调到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工作后，他先后出版了《你好的国家》《寒凝大地之歌——人民解放军中的日本士兵》《日中战后关系史》《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等著作。古川先生关注现实、研究历史，目的是让人们以史为鉴，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
他不仅著书立说，仗义执言，而且身体力行，出任东京都日中友协的副理事长兼事务局局长、全国本部的副理事长，积极开展友好工作。在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实践中，他痛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于是苦心钻研多年，写出《日中战后关系史》：“我写书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仅收集资料、采访的费用，就不知高出稿酬多少倍。我只是想用史实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忘记或歪曲历史，都是可悲的、危险的。”
古川先生的良知和勇气、毅力和勤奋，使我既钦佩，又感动，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日中战后关系史》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只有我一个日文翻译，与日本的交流又相当频繁，日常工作就忙得天昏地暗，下班回家后如果太累，我便休息一会儿，再挑灯夜战，到节假日更是通宵达旦，连出差时也背着稿纸和词典，“见缝插针”。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终于译出初稿，经朋友热心推荐，辽宁人民出版社认为有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先行展开征订，再根据订数决定能否出版。结果，该书因订数太少暂时搁浅，后来由日中文化发展基金会代表理事岩佐敦史资助得以出版。古川先生在《致中国读者》中一针见血地说：“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日本战败到与中国恢复邦交，竟相隔二十七年，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竟相隔三十三年！为什么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呢？虽然有国际障碍等各种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感到极为遗憾的，就是日本的领导人，对于两国间不幸的历史事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缺乏正确的认识。”
1992年初将译稿寄给出版社时，责编李凡先生建议加一篇序，我马上想到了古川先生的老朋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有先生。1971年，德有先生在日本担任常驻记者，就和古川先生相识，《日中战后关系史》在日本刚一出版，他就收到了赠书；况且，他们俩都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好恶。德有先生为作序的不二人选。
我本想当面求序，但打电话时得知德有先生不在，便写了一封信，送到孑民堂（蔡元培纪念堂）的办公室。当我走出红漆大门，有点惶悚不安：事先没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强人所难吗？
在日语翻译界，刘德有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晓。他有真才实学，堪当重任，多次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连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于国内接见日本客人或去日本访问时，都让他来当翻译，称他的翻译准确流畅、声音洪亮……
我认识德有先生，是他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以后。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与文化部同在沙滩北街2号办公，而且中国作家协会的外事工作由文化部代管，来访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德有先生的老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孑民堂见他。他的办公室不大，有一张办公桌、几个沙发。我一进去，他马上摘掉老花镜，放下批阅的公文，起身过来握手、端茶倒水，没有架子，不打官腔，态度随和。假如此时有陌生人进来，肯定搞不清谁是部长，谁是访客。
德有先生没有怪罪我的唐突，很快就将序写好。他在序中说：“在我长期同古川先生的接触与交往中，无论是在日本期间还是回国后，我都深感他一直在认真地思考着日中关系的前途。纵观他近年来的著作，不难看出都是围绕着日中友好和日中关系这一主题的。他以一个政治记者的敏锐，以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来研究现实、研究历史，目的是让人们重视历史的经验，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发好下去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和期待……从古川万太郎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中，我看到了一位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朋友火热、真诚的心。由此我也想到了千千万万为日中友好运动而奔波的日本朋友们，正是他们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到日中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留下了许许多多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业绩……”
从那以后，我和德有先生熟络起来，经常互通电话、书信、短信。他很勤奋，公务之余，笔耕不辍，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给我。他的《现代日语趣谈》和《战后日语新探》，是探索语言的书，影响很大。战后，伴随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日语中涌现了大量新词、流行语、风俗语、外来语，表达方式也出现了显著不同。许多词汇在辞书中找不到，一些语言现象，连日本的语言学家也莫名其妙。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发展变化的，学习语言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很难准确理解日本人表达的意思。德有先生在考察语言现象的同时，联系日本社会现实，探究语言背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对我国的日语学习、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能推动日本人加强自我认识。而像《随郭沫若战后访日》《风雨几星霜——战后中日关系亲历记》《日本文化人写真——聚焦中日文化交流》《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等著作，其中不仅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有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是我不时翻阅的枕边书。
有时候遇到疑难问题，我就打电话向德有先生请教，他不仅耐心解答，还帮我查找资料。前几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1979年，井上靖先生竟然为去敦煌而下跪。我与井上靖先生较熟，多次应邀到府上做客，也写过几篇评论文章，知道他性情刚烈，属于那种宁折不弯的铮铮铁汉，跪求绝对不符合他的性格。经多方询问，证明此说为子虚乌有。
为准确起见，我向德有先生求证，他断然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太离谱了！不过有一件事，如今想来，仍觉得遗憾。”尽管井上靖先生写过一部小说《楼兰》，但他从未去过楼兰，所以他说《楼兰》并未完成；他认为必须在小说的末尾加上一笔：我从直升机下来，站在这里，脚下就是古楼兰的土地……这样才算最后完成。“1987年井上靖先生来访时，提出访问楼兰，但有关方面认为，去楼兰要乘坐直升机，那一带是沙漠，不时有沙尘暴，如果飞机不能降落或降落后飞不起来，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虽然我想促成此事，但一直未果”。
还有一次，报社的编辑夜间来电，让我确认一下文中提及的某位领导的头衔。十万火急，我却查不到，只好给德有先生打电话，他帮我查到了，确证无误。事后，老伴责怪我：“这么晚了，还打扰耄耋老人，太不应该！”我一直为此深感不安，赶忙致歉，德有先生却说：“我能为您做一点事，甚感高兴。”
德有先生年过九秩，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辛勤笔耕，不断有汉俳、漫谈、游记、回忆录等新作问世。他谦逊好学，总说自己不是专家学者，谈语言的那两本书，只是把日常工作中碰到的日语现象及粗浅的体会加以整理、记录，算不上学术著作。但我以为，他对一些日语词汇来龙去脉的考证，是以随笔形式写就的精彩的学术论文，而《从文化视点观察日本景气》《我观日本的文化战略》《中日文化比较方法论之我见》《从〈我是猫〉谈翻译作品的神韵》等文章，都视角新颖，别具一格，发人深省。
鉴于德有先生为中日两国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2018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说他是“学者中的学者”“专家中的专家”，当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