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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半岛迎来老红军 三支挫败赵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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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一直在等待延安来的红军干部，但来人却没有到达黄县，而是先抵达掖县的沙河镇。特委与三军总部很快就能迎接到王文与高锦纯等人。此时，他们还在商量迎接七、八支队的具体方案。

早在4月，特委于牟平南部山区活动时就接到重要情报：活动在寿光、昌邑、潍县一带的八路军鲁东游击七、八支队，经过昌邑柳疃战役，部队急需休整补充。省委指示该部队开往胶东，立足山地与胶东武装共创抗日根据地。

部队已经东进，先在新河镇暂住，然后再至掖县沙河镇。

省委要求胶东特委、三军总部和掖县三支队派人前往联系。

还在更早之前的3月底，梁辑卿来掖县中学三支队政治处找张加洛，说他是受胶东特委之托来掖县。

张加洛一见来人是中学同学，又是特委派来的，自然高兴。梁辑卿家在莱西，辛亥革命次年生人。在掖县省立九中（掖县中学）读书时，于1933年秘密加入党组织，同年冬天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在莱阳，任东南乡区委书记。张加洛则小他7岁，出生在东北，11岁时回到掖县，于1934年在掖县中学读书时加入党组织，曾任学生会主席。

接着，张加洛问起雷神庙战斗情况，梁辑卿说他没有参加，很多情况都是后来听说的。

梁辑卿把来意说了，张加洛即把掖县武装发展情况全部告知，并请特委指示。梁辑卿特别高兴，也把天福山起义与随后的威海、荣成、牟平、海阳、莱阳等地起义情况做了介绍。张加洛说他知道蓬莱与黄县起义，都是三军序列的。这样，东面的文登天福山及各县的起义，与西面掖县的玉皇顶起义，正好遥相呼应，虽然起义队伍序列不同。

梁辑卿说，胶东起义队伍，在特委统一领导下，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张加洛点头称是。队伍发展壮大后，肯定要统一整编，部队正规化，才有战斗力。他在东北军张学良的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认识就深刻全面些。

送走梁辑卿没几天，张加洛在政治处楼上研究开办干部培训班事项，忽然又有人找。

他下楼一看，来人三十六七岁，大眼睛，厚嘴唇，手扶自行车把，见到张加洛就自我介绍，说是特委的，来三支队看看情况。张加洛把他领到支队部，高兴地大声喊：“特委来人啦！”

郑耀南一出来就大惊：“啊，石匠！”

来人也几乎同时在喊：“啊，老曾！”郑耀南在烟台胶东工委任宣传委员时的化名姓曾。

张加洛惊讶，原来两人早就认识。郑耀南说来人叫邹恒禄，代号“石匠俞”，大家有时喊他“石匠”，理琪驻烟台主持胶东工委时，邹恒禄与郑耀南都是工委委员。

两人多年未见面，说起话来很是亲热。谈到理琪牺牲，都感慨惋惜，很是悲伤。理琪是优秀的领导，可惜攻破牟平城后，驻足雷神庙，被日寇侦察发现并疯狂报复。

说到掖县三支队的发展时，邹恒禄就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说郑耀南当上大官了，家当不少，搞得不错呀！他问郑耀南怎么一下子搞出这么个大局面。

郑耀南想了想，很认真地说：“抗战嘛，人人有责，何况是共产党员带头干！”

虽然三支队与特委已经取得联系，但还有很多事情相互不是很了解。

郑耀南急着问特委情况，邹恒禄就一口气把理琪出狱回胶东、重组特委、发动天福山起义与威海起义、攻打牟平城与血战雷神庙的情况说了。郑耀南黯然神伤，说理琪是难得的好领导人，他的牺牲对我们损失太大了。接着，他又问特委现在的情况，邹恒禄就说有吕志恒、林一山、曹漫之和宋澄等人。

晚上，邹恒禄在政治处楼上住宿。他盘腿坐在床上，与张加洛细谈起来。他一边听汇报一边说，掖县三支队方向明确，执行《华北决议》指示很坚定，做得非常好。

张加洛就说，他从济南带回《华北决议》费了不少心思。

去年10月，在济南，省委的张霖之部长传达了《华北决议》文件内容，分析了日寇步步推进与国内抗战形势，指示要按照中央决议，开展游击战。省委没能跟胶东特委取得联系，派出“林同志”后还没有消息。张霖之要张加洛回去通过于眉找“林同志”，他写好介绍信，又给了一本刊物《齐鲁文化》，上面有完整的《华北决议》。说着，张加洛把这份刊物拿出来给邹恒禄看。邹恒禄没有见过《华北决议》全文，只是在特委会议上听到决议的要点。现在他才知道决议的全名是《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还是5年前做出的。

尽管“党禁”开放，但按照秘密工作习惯，张加洛乘车时仍然十分小心地把《齐鲁文化》绑在右臂腋下，安全带回掖县，并以此作为发展抗日武装的指南。

当说到统一战线时，邹恒禄问国民党的赵森堂与王文峰态度如何。张加洛说开始时他们是不问党派的。邹恒禄微微一笑，带着怀疑问：“他们真的会不问党派吗？”

张加洛说他们的本质已经露出来了，到处拉人、安插势力。邹恒禄又问怎么打算，张加洛就说：“只要他们抗日，不捣鬼，统一战线就可以搞下去；要是捣鬼也不怕，他们翻不了天！”

邹恒禄点点头，表示赞同。说起发薪饷和部队成分问题，邹恒禄说，三支队要认真考虑，相比较来看，三军成分就比较纯洁，入伍需要经过审查。

张加洛表示，三支队成分不纯，以后要加以清理；发薪饷每月15元，对扩大部队有作用。部队正规化后，就按照新规定取消薪饷制，实行补贴制。

两人谈了很多，邹恒禄提出不能将政治处跟八大处并列，要建与司令部并列的政治部，张加洛兼任政治部主任。张加洛希望特委能帮助党的骨干们，多加指示。

张加洛安排邹恒禄洗澡换衣服，邹恒禄在掖城逗留几天后，带着三支队给的盘缠回特委汇报。

掖县三支队政治处有修理好的旧收音机，能收听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就常把重大新闻记录并赶印出来，次日发到支队部、各大队与政府部门同志手中。他们收到鲁南会战的消息：国军将士4.6万人参战，以伤亡7500余人的代价歼敌万余人。

有天，张加洛到支队部，恰好遇到警卫大队送来查扣人员。郑耀南一见被扣的是吕志恒，大为惊讶，吩咐赶快放人。他们一起在胶东工委工作过，两人很熟。

见张加洛正好过来，郑耀南就介绍吕志恒（老吕）为特委副书记。

张加洛打量来人：30岁上下，黑马裤，像是学生打扮，跟邹恒禄一样。说起话来很是和颜悦色，并说他是骑自行车从特委来掖县的。

郑耀南又指着张加洛对吕志恒介绍：“三支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吕志恒就跟张加洛握手，称赞三支队很有成就，并说从林一山和于眉那里多次闻知张主任大名。然后说，想不到在掖县叱咤风云的两位外表竟如此斯文儒雅。

郑耀南看看张加洛，笑着说：“大家都一样，我们不是绿林好汉，本是读书人。”

他们一边走一边交谈，吕志恒也笑着说：“老郑，你们的警戒太松了，从朱桥镇随随便便就进城里来了，没有人查问。”

“那你怎么被扣了？”郑耀南也笑着问。

吕志恒说：“进到城里，才被扣下。”

郑耀南解释说：“还是警戒的人不认识谁是吕志恒，不认识当然就得扣留盘查。城里警戒还是很严的，形迹可疑的人不会漏网。”

“老郑，你看我像坏人吗？”吕志恒笑着问。

晚上，郑耀南与张加洛商量决定，找来王仁斋、吕志恒，四个人秘密开会，谈三军在东面发动起义后西进计划，谈抗日根据地建设问题，也谈三支队建设问题。

吕志恒问，三支队有多少人？郑耀南说，有4000多。吕志恒就说，队伍搞得不小，人多，枪多，钱也多，要好好管理这支部队，但现在部队缺少政治骨干，特委可以派人来。他还说，要防止赵森堂他们往坏的方向走，不能麻痹大意。

郑耀南、张家洛与王仁斋都表示同意，说三支队确实需要加强政治领导。

吕志恒建议改组三支队党的领导机构，将党委改为特别支部。特别支部领导三支队与掖县党的工作，张加洛任特支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三支队党的领导形式正式确定。

张加洛告知，省委指示要去新河镇接应鲁东八路军七、八支队，吕志恒说他也为此事而来。

三支队即安排交际处长徐志皓和张加洛一起，随同吕志恒从掖城赶往新河镇。他们骑车一边赶路一边说话，心情舒畅。快到新河时，遇到两个身穿黑棉袍的骑车人主动打招呼，问朝掖城方向走对不对。张加洛一听是昌潍口音，就警觉地问是不是鲁东游击队七、八支队的。

还真是！双方互相介绍一番，一个叫张文通，一个叫王文轩，即跟随他们一道去新河镇。路上自然少不了互相问询队伍发展情况和目前处境。

到了新河镇，他们这才见识了这支鲁东游击队的面貌：没有统一的军装，都身穿老百姓的衣服，到了换春装的季节，但他们依旧着冬装，大都是或青或黑的棉衣或棉袍，穿戴也算整齐。女同志都留短发，跟男同志一样跑操训练，巾帼不让须眉。所用武器也是长枪、短枪、套锏、抬杆加土炮，没有枪的就背大刀。虽然体力上稍显疲惫，在响亮的口号声之下，仍展现出旺盛顽强的精神状态。

吕志恒等人被引进指挥部，见到指挥马保三，他是一个干练稳重的老头儿，蓄有小胡子。指挥部里还有副指挥韩明柱、参谋长以及七支队和八支队的干部。张文通逐一介绍，大家寒暄后，就相互交谈起来。

韩明柱跟张加洛谈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谈思想斗争、政治教育与部队编制。这时参谋送来信稿请他审阅，信稿是写给寿光张景月的，劝他放弃反共摩擦，联合抗日。

次日，指挥部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欢迎会。马老头儿致欢迎辞并说明东去的任务与意义，吕志恒介绍胶东两支最大武装三军与三支队情况，并欢迎七、八支队来胶东，扩大抗日防区并共同开创根据地。张加洛具体介绍三支队发展过程及目前状况，表示要学习七、八支队好作风，也希望三军多帮助三支队。

那天，张加洛到政治部参观，想学习部队管理经验。见到政治部主任王翼之，此人中等身材，戴深度近视眼镜，30多岁。于是，就和他闲聊起部队的人称他“王妈妈”或“王菩萨”的事情来。王翼之很坦然，说也没有什么，大家开玩笑惯了。政治部的干事说，王主任平易近人，做工作苦口婆心，诲人不倦。这使得张加洛格外钦佩。参观结束时，他特意跟王翼之索要一些文件材料，要带回去参考学习。

王翼之是文登人，跟吕志恒在潍县相识。两人这次见面说话格外多。说起于烺来，吕志恒告诉他，于烺在文登老家大水泊那边，准备来西县，特委同意他的想法，准备任命他当军法处处长。王翼之说，于校长思想开放，心胸开阔，但个性太强，有时难免固执己见。吕志恒点点头，说刚柔不能相济，很容易吃亏。吕志恒知道了于烺是在当小学校长时，被当时还是小学老师的王翼之发展入党的。

2

吕志恒回胶东特委报告情况。

张文通随张加洛、徐志皓一起回掖城等待胶东特委与三军接应七、八支队东进消息。他身上服装实在窘迫，满身污垢，长时间和衣而卧，又得不到换洗，虱子满身爬，须发好长时间未理，人显得很邋遢。张加洛实在不忍看此窘态，就领他去买了一套衣服鞋袜，洗澡后再换上新装。张文通高兴地说：“这下子，身上可干净了。”

张加洛跟郑耀南商量，动员赵森堂去七、八支队参观一趟，或许能受些好影响。赵森堂也很想去看看，他去后受到热情欢迎，有点儿“受宠若惊”，回来就夸是好队伍，能打仗，也能宣传，就是穷。然后说，过境掖县，支援他们一下才好。

郑耀南就问：“每人发一套军装，再给他们几千块钱，怎么样？”

“好好，应该帮助。”赵森堂连声说。

赵森堂其实心里很矛盾，表面上像是很欢迎七、八支队来胶东，不欢迎肯定说不过去，暗地里，他却对心腹说，要提防他们跟三支队的共产党打成一片。心腹王文峰与杨辅庭就说，不能和他们搅和在一起，要走自己的路。

七、八支队此时暂时进驻沙河镇，等待继续东进。

几天后，吕志恒代表特委与三军，张加洛代表三支队，与张文通一起到沙河镇参加会议。张文通主持会议，研究部队东进的诸多问题，作出先拿下黄县的决定，这样既能扩大抗日防区，又能使三军与三支队联系起来。但此时，他们获知情报，七、八支队与三支队都面临巨大危险。

这危险，还得从张金铭说起。张金铭，山东定陶人，曾任平度县立中学校长。之前有军旅经历，官至北伐革命军少校参谋。后被保送上大学，毕业后回山东任省教育厅督学、中学校长。日军大举进攻山东时，平度县长携家眷细软逃跑，张金铭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取得联系，受命出任第五战区第16支队中将司令，随后去沂水县谒见国民党省政府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后兼任平度县长。1938年初返回平度，在东面山区祝沟村设立第16支队司令部和平度县政府。

张金铭竖起抗日大旗，他的部队迅速发展，拥有十几个纵队，还有八个直属支队——这让后世疑惑不解。他被委任为第16支队中将司令，也不过是旅级或者师级，其何以能委任军级的“纵队”若干，还有平级的“支队”？特殊年代，军衔杂乱而虚高！

张金铭兼任第1纵队司令，莱阳的刘东阳、招远的辛诚一、黄县的王景宋、掖县的杜广乾、蓬莱的周雍鹤等人，都是先后被其揽在麾下的纵队司令。所部活动在招远、莱阳、掖县、即墨、平度等地。1938年2月1日，日军占领平度城后，张金铭曾联合乔天华夜袭平度城。两个月后，日军撤离平度，退向高密、胶县等地，张金铭率部进驻平度城。

全民抗战初期，从拉队伍的速度和广度看，不论是东北大地，还是山东半岛，中华民族抗日激情何其高涨！可惜，这些激情往往被居心叵测、投机攀爬且热衷于党派之争的顽固派和野心家利用。胶东半岛的张金铭，亦属此类典型。

张金铭想，最好先找郑耀南谈谈。他知道郑耀南的根底。几年前郑耀南就拉队伍跟政府对抗，成立武装特务队任队长，有二三十支枪。还把几名国民党党员拉进共产党做内线，并安排郝香斋等人在城里设谍报处搜集情报。后来他外出躲避搜捕，卢沟桥事变后，突然回到掖县，与张加洛等人拉起队伍。年底又在“励新书店”成立“民动”组织，几乎把全县所有乡校武装都拢到“民动”里。大年初二，日本人占领掖城，刘子容当上汉奸县长，成立伪政府，结果才一个多月就被郑耀南攻破。之后，郑耀南成立三支队，声名大振。

此时，张金铭身为平度县长兼第五战区第16支队司令，对掖县三支队首先想到的是“招抚”。

有三支队在，张金铭就坐立不安。他要像刘珍年那样做胶东王，就决不能坐等郑耀南越闹腾越大。他反复琢磨，既然是国共合作，与其把郑耀南的三支队灭掉，不如收到麾下更好。

于是，张金铭就派副官到掖县三支队司令部当说客。副官见郑耀南一介书生模样，流露出轻视的态度，不待询问，他就自报家门，说有要事前来拜见。但此事要和郑耀南单独谈。

郑耀南听说要单独谈话，当即拒绝：“有话请当面讲，单独来谈，没必要！”

副官见状，就拿出委任状，直截了当地说：“抗战保国土，还是国军力量强大，武器装备也好，郑司令要想建立功业，还是先看看这个委任状吧。”

郑耀南接过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别说叫我当你们16支队的什么纵队司令，就是他张金铭的位置让给我，再用八抬大轿来抬，我郑耀南也不去！”

见不能收服郑耀南，张金铭决定武力解决。他一方面电话告知王景宋在黄县境内截击已经继续东进到胶东腹地的鲁东七、八支队。另一方面又纠合莱阳的刘东阳部、栖霞的秦毓堂部、招远的焦盛卿部，共3000余人，分四路进攻掖县郑耀南的第三支队。

情况异常危急，却也恰巧被黄县地下党的同志监听张金铭的电话而获知。情报很快被转送至三军第三大队，即黄县二支队陈迈千与仲曦东那里。

仲曦东当即写信汇报，派交通员送到特委和三军总部。之后，就跟陈迈千带着王基正和张慕汉等人西去沙河镇联系七、八支队，却发生意外，他们一到沙河镇就被岗哨抓起来。

仲曦东怎么解释也没用，要见七、八支队的领导，无人理睬。关押他们的人根本不听他那一套，随行的手枪排长张慕汉等人也被缴械，另外拘禁。

仲曦东被关押在王翼之住处旁的房屋，被王翼之看见，这才解除误会。原来有人向七、八支队报告，诬称仲曦东他们是“土匪武装”。

仲曦东跟王翼之早就认识。他在济南高中读书，省城将沦陷时，随学校党组织赴泰安准备武装起义。不久他又去潍县，在当地搞武装，就那时结识了王翼之。他知道王翼之家是文登的，跟于烺关系很不一般，曾经留学苏联，是潍县“民先”的大队长。但仲曦东不知道王翼之就在沙河镇，还是鲁东游击队七、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

仲曦东之后出席沙河镇联席会议，会上把电话获悉的情报做了汇报。

张加洛说，三支队也获知张金铭要进攻的情报，称他不是个善茬儿，就怕他的地盘被抢。

马保三说，张金铭打着抗战名号，可谓人多马壮，想称霸一方，野心不小。他得到沈鸿烈的青睐，接受反共思想熏陶，越发想青云直上，做“胶东王”。他既然敢进攻抗日部队，那就狠狠教训他。

吕志恒表示，要尽快向特委和三军总部报告，组织力量反击张金铭。

会议决定七、八支队马上开赴黄县，先跟王景宋谈判，力争“文取”，他要是反抗就“武取”。指挥部就派赵修德跟随仲曦东去黄县，先行谈判进驻事宜。

仲曦东先到二支队汇报并研究对策，然后带领赵修德来见王景宋。在县长办公室里，他先指着赵修德对王景宋介绍：“八路军潍县方面来的代表，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赵政委。”然后又介绍王景宋，虚言夸饰说他是黄县抗日的“顶梁柱”，现任第五战区第16支队第9纵队司令。受张金铭委任，谁也不知道这司令究竟官大官小。

赵修德说七、八支队要来黄县开展游击战争，暂时借贵县休整一下，希望王县长大力支持，也希望能与贵军结成友好联盟。

“应该，应该的。”听到夸奖，王景宋本来美滋滋的，可听说队伍要进驻黄城，就推辞说，“只是敝县地盘太小，容不下多少队伍，城里已经驻防两个支队。”

赵修德故意装作满不在乎，笑嘻嘻地说不要紧，王县长也不必太为难，我们只驻后方机关，大部队在山区和城外乡村驻。

王景宋满腹狐疑，他本来想袭击七、八支队，就因为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家底，才没敢贸然行事。现在都找上门来了，只得无奈地答应。二人就部队进驻问题又进行了具体交谈。

赵修德当天返回部队，马保三与韩明柱立即做出部署，部队马上行动。部队经过掖县县城，三支队司政机关人员与驻守城区部队在城西列队欢迎。部队着草绿色军装，队列齐整。前面是军乐队，见七、八支队过来即奏乐，两边队列也喊起欢迎的口号。

马保三身着黑棉袍，头戴褐色毡帽，手持拐杖，神采奕奕。他与张文通、韩明柱等人挎着盒子炮走在队伍中间，他们要先在掖城歇脚。三支队在礼堂召开欢迎会，并在鼓楼设宴招待大队以上干部。大家欢聚一堂，畅谈抗战形势与前景，王翼之还特意到民众代表席跟他们交谈。

郑耀南与张家洛等人商定，送给七、八支队5000块钱和每人一套军装。他们清楚，赵森堂虚情假意地说欢迎部队过境，心里却在忌恨郑耀南与张加洛对七、八支队过分亲近，考虑到这个情况，三支队就不便送给他们更多物资。

马保三与张文通等人大为感激，代表部队指挥员对三支队的深情厚谊表示万分感谢。当晚，军装即分发下去，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七、八支队离开掖城，兵分三路：一路赵修德、刘光汉负责，由七支队两个大队组成，去黄县配合二支队解决王景宋；一路韩明柱负责，由八支队两个大队组成，伺机进驻招远城；李福泽带领剩余的大队组成一路，在掖县平里店留守，与掖县三支队一同驻防。

郑耀南得知黄县王景宋的部队就要被武装整编，心里欣慰，但此时三支队赵森堂等人的谋反行动亟待解决，刻不容缓。

1938年5月6日，张金铭兵分四路，向三支队防区进攻。

3

七、八支队到达黄县后，指挥部驻西南招黄边界靠海的黄山馆镇，仲曦东前来迎接。

王景宋也派交际处长前来，见仲曦东带领部队迅速进城，就对七、八支队的人说：“我们是友军，要联合抗战，请你们不要进城，以免发生误会。我看，你们还是驻城外的寺庙吧。”

赵修德一听，当即驳斥道：“我和你们司令达成协议，我军后方机关进驻城里。事隔一天，你们就背信食言，破坏团结，一切后果由你承担。”他随即命令，将王景宋的人扣留，部队跑步前进，开赴县城。

王景宋没有忘记张金铭对他说的话，他虽然没敢动手，却也不肯将黄县拱手相让，于是下令死守城门。

仲曦东的二支队为防止发生意外，也荷枪实弹加强西门的防卫。见仲曦东带着队伍赶来，就打开西门，迎接部队进城。

王景宋见城门已开，城已无固可守，就把队伍收缩到县政府大院，派人分别把守各处要害，等待援军。

进城的七支队迅速将县政府包围起来，多次催促王景宋出来谈判，均遭拒绝。

王景宋急得团团转，打电话向栖霞国民党游击司令求援。电话局负责监听的同志立即掐断线路。王景宋气急败坏地扔下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

此时，韩明柱所带领的欲攻占招远的另路部队，因为城里已有防备，便星夜赶回黄县，正好遇到七支队与王景宋部队对峙的局面。

韩明柱挑选优秀射击手，隐蔽在几个制高点上，射杀王景宋部下20余人。其部队当即骚乱，包围政府大院的队伍迅速冲进去，俘虏王景宋，所有部属都被缴械。

这场战斗，共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汽车、摩托车10余辆，战马几十匹，以及大批弹药、钱财和其他军需物资。

战斗结束，韩明柱立即派人去黄山馆报告指挥部，迎接马保三率指挥机关进城。

王景宋被关押后，指挥部对其教育警告，指出他的严重问题：不顾大局，克扣二支队的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调离二支队干部，进行分裂活动。

王景宋连连称是，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王景宋是黄县城关人，曾经担任县图书馆馆长，致力于文化普及工作，政绩斐然，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表彰。今年2月被推举为县长，不久又被张金铭任命为战区9纵队司令。下旬，与三军黄县第三大队达成协议，联合抗日。纵队下设两个支队，三军三大队编为第二支队，因此三军的黄县第三大队又称“二支队”。

王景宋感觉自己被张金铭裹挟上了贼船，好在他没有大罪恶，于是就请求仲曦东替他讲情。指挥部基于对他的了解，将其释放。1942年他又投身革命，任胶东图书馆馆长，后青岛解放还参加接管工作，此为题外后话。

武装解决王景宋后，二支队也恢复原来的第三大队番号，按照三军统一序列，把莱阳第九大队、整编后的王景宋所属部队以及黄县各地起义小股部队，在姜家店正式合编为“三军第四路”。李希孔任指挥，宋兆炼任副指挥兼大队长，陈迈千任政委，宋竹庭任参谋长，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另外军需处处长、组织股长以及交通联络与宣传等负责人都有具体安排。四路下设三个大队，400多人。

为展示部队风貌与战斗力，扩大政治影响，七、八支队指挥部要求所有部队整顿军容风纪，列队进入黄县县城。入城后，指挥部驻县政府，重组军政委员会，并合编两个支队，统一番号为鲁东游击第八支队。此前，两个支队在潍县曾整编过，但个别人存在严重的宗派思想，不愿合并，因此保留两个番号。

整编后的三军四路和八支队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仲曦东和马保三分别发言，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

三军总部和胶东特委决定由西南面的文基姜家移驻黄城。

曹漫之打前站，先至黄县县城。曹漫之对林一山说，等找仲曦东领着逛逛黄城，看看富甲一方的“丁百万”的庄园，也顺便给特委选择驻地。林一山就说：“那特委就驻在那里吧，你们过去看行不行。”

远在明代初年，丁家始祖从日照一带逃荒而来，途中丈夫病死，生计所迫，母亲卖掉大儿子，带着小儿子一路讨饭，经掖县到黄县后落脚。后来，女人就学做小本生意，卖烧饼和稀饭。靠勤俭持家，代代传承，累积渐富，家产百万，富甲一方。后来，子孙读书多有金榜题名者，做官的亦有很多。

丁家渐渐成了黄县的豪门望族，远近闻名的“丁百万”。

他们最先来到丁家“西悦来”，庄园有好几百间房子。仲曦东说，丁家大院从前很大，有“东悦来”“西悦来”等很多支派。一般都有倒厅、正厅、花厅、书房、寝室、账房等。院落几进几出，大小房子都是青砖青瓦，硬山坡顶的木架结构，气派得很。“西悦来”分几个大院，分别叫“爱福堂”“履素堂”“保素堂”“崇俭堂”等。整个建筑群形成一个“丁”字，可见用心深远。

大院的门面，都很讲究装饰。门楣为镂雕喜鹊登梅图，门簪为福寿图案，熠熠生辉；一对麒麟送子图案抱鼓石雕，十分精美。大门有一丈四五尺高，七八尺宽，对扇大门，可以进出车轿。门内长年高悬堂号灯，院内地面用菱形白色大理石铺砌，庄重华贵。甬道院中迎门是影壁和垂花门楼，用龟背纹砖雕垒砌，门楼花厅为卷棚顶建筑；花园甬道用鹅卵石铺成漂亮的图案。院落多见雕梁画栋，大字漆金，客厅中多有名家题写的字画。

林一山看着丁家大院豪华的院落，说跟文登高村梁家大地主与栖霞的牟氏家族一样，都是极尽豪华。他回头问仲曦东看过《红楼梦》没有，官宦人家，富户豪门，都讲门面排场，奢侈荣华。

仲曦东说：“看过，那边还有一个大花园，几乎赶上大观园了吧。”

林一山突然想起几年前林村镇比武那天有人散发的刊物，里面有刘巨川写的几句诗，他不禁随口吟诵出来：“大地谁为主，家贫无土屋。童年做牧子，父嘱勿悲哭……”

曹漫之也随着说出几句顺口溜来：“晒盐的喝淡汤，编席的睡光炕，种地的吃不饱，织布的破衣裳。”

他们看见前面有座花园，门楼高悬“漱芳园”横匾。仲曦东说，这就是丁家花园，在胶东半岛也是屈指可数的园子，着实不小，占地有一二十亩。

进园里可见白墙青瓦，雕栏玉砌，甬道蜿蜒盘曲，环境幽雅宁静。路旁植国槐、紫荆、翠竹、垂柳，还有石榴树、痒痒树等；楼台亭阁，桥廊水山，既有间隔又有关联。花圃里是各种观赏花卉，有芍药、牡丹、丁香、合欢，也有月季、玉兰，姹紫嫣红又千姿百态，尽见富贵荣华之气。水池中有假山，小桥连着长廊，各色姿态的金鱼、鲤鱼自在地游来游去。站在松月亭间，恣意览胜，游目骋怀，其“爱吾庐”“梯云楼”“渐入佳境”等各种牌匾与石刻尽收眼底。画梁雕壁斗彩，奇花异草争艳。拱桥荷池外，能够荡秋千；书房阁楼中，可以览古今。真是一派江南园林好景色！

仲曦东笑着问曹漫之和林一山，听没听过这几句歌谣：“黄县房，栖霞粮，蓬莱净出好姑娘。”

两人都摇摇头，仲曦东解释说，“黄县房”就是指丁家大院。他一边介绍，一边指着那边风格别致的梯云楼说，辛亥年黄县的革命党为躲避清兵追捕，曾居住于此；冯玉祥到胶东时，也曾经住在梯云楼。那边有一副长联：“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这是丁家的族规家训。

见此，曹漫之不免感慨一番，突然想起一句俗言，笑着问林一山：“听说过一句话没有？”

林一山疑惑地问：“什么话呀？”

曹漫之说：“‘别看你有钱，就是丁百万，俺也不稀罕。’这是胶东东边人愿说的一句话，谈情说爱时有人也喜欢说。”

林一山笑了笑，身边的几个人也都跟着笑起来，说他们那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仲曦东说，丁家最繁盛时，外地十几个省市都有当铺、钱庄和客栈，据说资产折合几千万两白银，抵得上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林一山也不免感叹起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的兴衰更替是这样，家族也是这样。

确实如此。当权力和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到了极限，就必然走向反面。水满则溢，月圆则亏。就说丁氏家族吧，巨额财富靠原始积累，也靠勤俭持家，到后来就很难说了。丁氏家境殷实富裕后，据说就把“以学入仕，以仕保商，以商养学”当作家训，把官、商、儒结合起来，累积巨额财富。

其实“以仕保商”就带有典型的权力金钱化特征。从古到今，权力金钱化都是最不阳光、最昧良心的敛财之道。从这种意义上说，“五世而斩”就理所应当了。

曹漫之说，社会要公平，就不能容许那种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现象存在。几个跟随的人都说，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好，有田大家种，有饭众人吃。

4

林一山又想起东海地区的事。

汤丁光任三军三路指挥后，文荣威边区工委也随之撤销，成立文登中心县委，刘巨川担任县委书记，于瓯江任组织部部长，宋惠任宣传部部长，委员有刘力生、陈健伦、曲承华等人，中心县委接管原边区工委的工作。他们在文登创办抗日社团，组织小学教师学习班和妇女学习班等等，发展“民先”队员，培养许多干部。之前参加天福山起义的一些留在本地的党员干部也不少。

想到这里，他就对曹漫之说，东边的干部，可以调一批到这里来。

曹漫之点头表示同意，说他也这么想。还有于烺，在理琪追悼会那天，他到崔家口，悲恸欲绝，就想把自己的枪给理琪陪葬，得亏于得水说了他几句，枪才保留下来。后来于烺托人捎来申请书，说要跟随部队到西边来，组织考虑到他自身情况有点儿复杂，事儿就撂下了。申请书几个人都看了，还压在政治部，等拿给曹漫之看看。

林一山说他也听吕志恒说过于烺，现在要巩固扩大根据地，需要他这样有魄力的人，就叫他过来，先到军法处吧。曹漫之表示同意，说等会议上再商量表决一下。

张金铭兴师动众进攻掖县三支队，情势危急。

5月12日，八支队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商量增援掖县三支队问题。会议代表来自三方面：胶东特委与三军总部代表有曹漫之、林一山、吕志恒、宋澄等，掖县三支队代表张加洛，鲁东游击八支队代表有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赵修德等。黄县四路的代表仲曦东等人列席会议。

张加洛见面前的林一山竟然是早见过面的“林同志”，很是惊讶。

他回胶东时，省委张霖之部长告诉说，可以去蓬莱通过于眉找“林同志”。他去蓬莱找于眉，却只见到他二哥于仲淑。于仲淑告诉他“林同志”去烟台了，能不能找到很难说。张加洛就根据北京弘达二院高中同学陈放兄弟俩提供的关系，到烟台再通过孙德运找到烟台市组织负责人李丙令。他把省委的介绍信给李丙令看，李丙令解除怀疑并告诉特委在威海，过几天会来。“林同志”应该去威海胶东特委那里了。张加洛就把省委两个地址告诉李丙令，并要他转告胶东特委，尽快与省委联系。

张加洛没有与胶东特委取得直接联系，他急于回掖县发动起义。

此后，省城济南被战争阴云笼罩，11月中旬省委转移至泰安，各地方党组织一时很难联系省委。但他们却正在按照省委指示加紧发动武装起义。胶东半岛东面的特委是这样，西面的掖县县委也是这样。

想不到，他要找的“林同志”就是三军总指挥林一山。

张加洛说两人见过面，林一山大惑不解。林一山回胶东急于找张加洛却没能找到，哪有机会见面？张加洛就把那次在昌邑所见说了。林一山说，回胶东前先去鲁北找马耀南拉队伍，后来在昌邑坐上了回烟台的车。

当时，林一山穿蓝色旧西装，戴灰色呢子帽，近视镜后面一双眼睛显露着聪明与智慧，上车就快活地唱起歌来，这才引起张加洛的注意。

林一山不无遗憾地说：“可惜那次没能相识。要不然胶东武装起义会发展得更快更好，理琪书记也许不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了。”

联席会议决定：三部分队伍组成胶东抗日联军，总指挥马保三，政委林一山，政治部主任宋澄，参谋长赵修德。会议还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指挥韩明柱，副指挥郑耀南，政委张加洛。

联军指挥部决定，立即派刘光汉、赵修德率八支队三个大队与三军两个中队疾速增援掖县三支队。

黄县王景宋被武力解决后，在八支队协助下，胶东特委领导成立黄县行政委员会筹备组。

5月17日，在菜园泊学校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由七人组成的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推选主席、副主席。民主政府设行政、财政、教育、司法和民运五部，各设正、副部长一人。全县各区同时成立抗日政府的区公所，区长经民主推举，由县政府任命。不久，民主政府主席改称县长，各部改称相应的科。

民主政府成立后，三军和八支队有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就在各自的驻地进行军政训练，并继续发动群众抗日，扩人扩枪。

三军还着手扩建兵工厂，各路部队的修械所都并入圈杨家兵工厂，设烘炉、翻砂、木工、车工与子弹等多个车间，兵工300多人。生产能力快速提高，月产步枪50多支，还能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有时还赶制军用锅、锨镐及刺刀等物资装备。

那天联席会议后，张加洛回到掖县三支队司令部。很多人关切地问，联席会议都议论什么了？有哪些规定？当知道成立联军指挥部没有三支队代表时，有人就说闲话：“什么联席会议呀，这不是欺负咱掖县吗？”

“就是嘛，明摆着小看咱三支队！”

郑耀南一直没有说话，他知道联军指挥部想把参谋长职务给赵森堂，心想不给也好，免得他滋事更多。见不解内情的人瞎议论，就面带愠色大吼一声：“都不要说啦！”别看他戴一副眼镜，显得文静儒雅，却外柔内刚，深藏不露，在原则问题上，不可侵犯。

现在首要任务是反击张金铭的联合进攻，打压他的嚣张气焰，不是当什么指挥或参谋长的问题。

掖县三支队人多枪多，还建立了掖县政府，发展很快，张金铭心急眼红。特别是他三番五次要乔天华加入16支队，可乔天华就是不肯，竟然跑到掖县加入三支队，还当上了大队长。张金铭想到这些就不舒服，发誓要出这口气。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郑耀南拉起队伍跟他对着干。郑耀南更不能等着张金铭发兵来逞能示威。

说到潘浚等人叛变，张加洛说也不可怕，关键是三支队打法要改变。他说韩明柱讲了，不能像先前那种打法，哪里进攻就到哪里阻击。四面八方都用兵，平分兵力到处打，解决不了问题。要选择一路弱敌集中打歼灭战，要打痛他们，其他几路就怕了。他还说，要有预备队，还要打突击战，出其不意，不要打阵地战。

韩明柱所讲的是红军的战斗经验，也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精华。张加洛把这些又说给郑耀南听，他也茅塞顿开，说那就研究一下，集中兵力拣一路敌人打，不要怕丢失防区。

韩明柱等率援军抵达掖县。

前敌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1400多人，全部压在夏邱堡战场，采用正面进攻与两侧夹击打法，将张金铭部击溃，对方组织兵力偷袭，被再次打退。张金铭所部纵队司令李德元为保存实力消极应付，两人发生矛盾，在阵地叫骂。李德元气急撤退，张金铭溃败，其他几路也不战自退。

打败张金铭后，郑耀南和张加洛又为三支队一触即发的沙河镇叛乱阴谋绷紧神经。

张加洛对郑耀南说：“解决赵森堂，宁早毋迟！”

夜色朦胧，两人睡不着觉，就在支队司令部门外散步，商量解决赵森堂的万全之策。

“关键是要抓住更多的把柄，不能打草惊蛇。要派人盯紧点儿，看他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张加洛又说。

郑耀南不无忧虑地说：“得提高警惕，告诉我们的那几个大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被他们火并。”

他俩走了不长时间，又折回司令部。两人商量，要想干净利索解决叛乱，做到万无一失，最好还要跟八支队和三军总部打招呼，请求他们协助。

5

王文和高锦纯等人在沙河镇落脚，也是有惊无险，再到掖城三支队，辗转已是5月末。在掖县三支队短暂停留后，他们被护送继续东行。

6月里的一天，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终于迎来省委派来的红军干部。

在黄城丁家花园，特委与三军总部的办公室里，林一山和曹漫之等人跟风尘仆仆的红军干部相互握手。大家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一边欢迎，一边自报家门。

林一山心情激动，非常坦诚地说：“欢迎欢迎！我叫林一山，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额也早就盼着呢，胶东是好地方，好山好水，比额的老家美。”王文也非常高兴，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说。

曹漫之也跟高锦纯紧紧握手，表示欢迎，他问：“晌午都逮饭了没有？”

话中夹杂着胶东方言，让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高锦纯听不大懂。高锦纯的陕北话，曹漫之要借助语境连猜带想，听出个大概。他不像林一山在北平见多识广，南腔北调都懂些。

见高锦纯有点儿发蒙，林一山就解释说，刚才他问你们中午都吃饭没有。高锦纯这才哈哈笑起来，说还以为是什么话呢，然后说中午都吃过饭了。

林一山对高锦纯说：“能听出来你也是陕北人。”

高锦纯就带着方言介绍：“额是米脂镇子湾人，王文是绥德耿家山人。”

晚上，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在丁家花园设宴招待省委派来的红军干部。

早先到山东的韩明柱跟王文和高锦纯在延安见过面，这次又相见，自然非常高兴。王文来山东时听省委黎玉介绍胶东有延安来的干部，没想到又见到熟人。

韩明柱是河南人，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大学学习时跟王文和高锦纯相识。王文那时是米脂县委书记，高锦纯是骑兵团政委，他们参与了陕甘苏区的创建。

林一山和曹漫之都大感意外，但他们谁也不能明说：老红军，原来都这么年轻！

在交谈中他们已经相互了解，王文和林一山同岁，都是辛亥年生人，高锦纯小一岁，曹漫之小两岁。

这时，仲曦东来特委找曹漫之，说有个青年想参军，情况比较特殊，想来请示一下。

林一山问是什么特殊情况，仲曦东介绍说他家是地主，是“丁百万”的后代。长兄早就参加队伍了。这次他也回到黄县，硬要参军，家里不同意。连名字都改了，原来叫丁尔，现在改名丁钊，就想报名参军。曹漫之说还是叫他先参加地方的活动好。

丁钊就在地方参加活动，之后才入伍转为军人，很有指挥才能。这是后话。

他们又谈起八支队收编龙口公安局的事情，仲曦东说，没想到非常顺利。

原来，6月2日，陈迈千和赵修德二人赶到国民党当局的龙口市公安局，一见面发现，李梅生局长竟然是赵修德的同乡同学，他先前准备拜访赵修德，只是没抽出工夫来。双方叙一番旧情后，赵修德就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上来。

李梅生说他是中国人，当然赞成抗日救国，但其部下多是外地人，不敢贸然行事。

赵修德觉得他还是在推脱，就向他说明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介绍八支队来到黄县的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李梅生听后当即表示愿意率部接受改编。

赵修德非常高兴，紧握李梅生的手说：“好好，非常欢迎！老同学为抗战做了件大好事！”

接着，李梅生介绍龙口海关国民党水警部队有两个中队，全是英式装备，还有两挺轻机枪；大队长纪永芳，为人性情耿直，民族观念强，有统战希望。事后，李梅生就备酒筵，以过端午节为由，请来大队长夫妇。经过说服开导，第二天，这支部队就一同宣布起义，加入八支队行列。

曹漫之很高兴，也有些羡慕。

林一山也说：“我们先去做工作就好了。”

仲曦东说：“那是个巧合，要是我们去不一定顺利。”林一山表示赞同。

王文就插话说：“都是八路军的队伍，不管哪支队伍强大，都是大好事。”大家都说确实如此。

这天，特委突然接到三支队紧急求助的情报，称赵森堂等人图谋叛乱，郑耀南与张加洛请求支援。林一山即跟曹漫之等人商量如何应对，吕志恒建议先派一批政工干部过去，王文和高锦纯表示同意。林月樵、张寰旭、杨德之与车学藻等10余人，随即动身前往三支队。

此时，胶东特委首先要做的是按省委指示改组，以加强领导力量。

新的胶东特委，王文任书记，吕志恒任组织部部长，林一山任宣传部部长，曹漫之任政府工作部部长，高锦纯任军事部部长，柳运光任统战部部长，于克恭任民运部部长，林乎加任青年部部长，李紫辉任妇女部部长，宋澄、高嵩、张修己等任委员。高锦纯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指挥。

改组后的特委召开会议，研究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在蓬莱、黄县、掖县一带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决定把东海地区的三军三路部队调到根据地，统一整编为胶东主力部队。

特委要求在合适的时间组织妇女召开代表大会，具体工作由李紫辉负责；还要把在军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成立相关协会，具体工作由宣传部部长林一山负责。在时机成熟时创办胶东特委的机关报，目前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会后，政治部宣传科的同志给大家照了相，队伍站成前后两排。除了柳运光穿长衫、于克恭穿对襟盘扣儿中式长袖衫，其他人都身着军装。李紫辉扎武装带，手枪斜肩佩挂，戴着眼镜，英姿飒爽。她身边是吕志恒，英俊潇洒，一表人才。

王文知道这两人关系不一般，就调侃李紫辉说：“雷神庙的女英雄，请没请大家吃糖呀？”

李紫辉爽朗地笑笑，说：“那得看吕部长兜里有没有票子。”

吕志恒惬意地笑笑，然后自我调侃说囊中羞涩。大家也不知就里，不便再调侃。

会后，林一山对青年部长林乎加说，到“民先”总队部看看。“民先”总队部就是特委青年部。他俩一进门，见几个人都在忙活刻印和装订宣传材料，林乎加跟大家打招呼，说特委宣传部林部长来看大家，大家就鼓起掌来。交谈中，林一山听出有东海一带口音的青年，就同他们聊起来。

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我叫柳林，是铺集那边的院西村人。”林一山说离他们村不远。

林一山问，刚才进来听大家在议论，要成立“彪子队”，还要推选队长，在搞什么名堂？

林乎加很疑惑，问什么是“彪子队”。

大家一听，都大笑起来。原来他们闲来就谈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东北义勇军的战斗生活写得很感人，有人就问将来把日本鬼子赶走后大家都想干什么。有的说当老师，有的说当记者或编辑，也有的说先回家娶个媳妇再说，“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这日子也不错嘛。后来，有人就说，不管将来干什么，现在就得有个“彪子”劲儿。大家都说对，就得有“彪子”劲儿！于是有人就提出成立一支“彪子队”。

林一山笑了，说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政治部原来就有个“彪子”，大家都叫他“刘彪”。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致，问“刘彪”是谁，是不是叫刘汉。林一山摇摇头，没有告诉大家。后来，大家终于调查出来，“刘彪”，本名刘剑秋，是今乳山白沙滩人，人已经到部队去当基层干部了。

特委改组，林一山没有军事指挥权。他尽管稍有想法，但很快清除杂念。毕竟高锦纯是延安派来的老红军，不是年岁老，是资历老、阅历多。

这段时间，曹漫之心里也多少有想法，代理书记改任部长，感觉自己在原职务上有力不胜任之嫌。但他又想，王文书记毕竟是老红军，其境界与眼光、经验与能力，各方面都远远胜过胶东本土干部，这一点毋庸置疑。

6

7月4日上午，掖城三支队司令部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此间，三军指挥部和八支队司令部同时派出队伍，秘密前往三支队的几个目标大队防区隐蔽待命。

前一天晚上，郑耀南、张加洛和李佐长等紧急磋商，做出秘密计划，决定今天由郑耀南在司令部主持召开会议，伺机动手，张加洛负责掖城四关和城外兵力部署，李佐长负责收缴卫兵枪支。

郑耀南则在司令部等待两个重要人物。他整理思绪，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点点梳理——正当秋收秋种的季节，那天，在三区一所小学，郑耀南主持重组掖县县委并重点研究武装抗日问题的重要会议。会上，新任县委书记张加洛传达省委指示。

之后的几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重新登记党员，各区成立区委；登记枪支，每个区委要建立武装；要积极发展党组织，扩充武装。

经郑耀南提议，印刷张加洛起草的文章《华北抗战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发给每个党员，还把停办的党报复刊，更名为《民声》，号召党员“反流亡”“反妥协”，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

11月，各区都建立区委，并秘密拉起武装。郑耀南等在平里店一带组成“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加洛等在西由村一带组成“抗战前进队”，郝香斋等在驿道、郭家店一带组成“抗日锄奸队”，其他的有“战地服务团”“抗日除奸团”，还有在掖西和平度边界一带组成的“掖平人民抗日救国会”。

各股武装多的六七十人、四五十支枪，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十几支枪。

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员赵森堂等人也成立“掖县民众抗战前进队”，原掖县政训处人员拉起几十人的武装，还有一些曾在东北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回到家乡，在三区组织武装。

张加洛和郑耀南先后派人与各党派抗日武装联系，要结成统一战线。

在国民党县长刘国斌逃走后，县委又召开会议，决定把各区武装统一起来，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还决定吸收赵森堂等武装参加“民动”，以各股武装人枪的多少，派出代表，组成“民动”领导机构。

12月28日，各股抗日武装代表在赵森堂的励新书店举行谈判。

此时，距文登天福山起义竖起三军抗日大旗已经过去几天。大队长于得水与政委宋澄带领队伍，正在昆嵛山东北部进行武装宣传。他们计划用10天时间，以昆嵛山为活动中心，从文登天福山出发，走昆嵛山以北至牟平西南，转文登南部至荣成再转威海卫地区，活动一圈，扩人、扩枪、扩大宣传。

因相距太远，缺少联系，掖县这边，还不知东面三军相关消息。

励新书店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民动”机构设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外交等委员，由各股武装派代表担任。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则自领外交委员。五人中除了赵森堂一人为国民党人士，其他四人均为中共党员。“民动”成为县委半公开的组织形式。

大年初二，日军突然侵占掖县县城，扶持刘子容当上伪县长兼维持会会长。此人是大地主，又是永春堂药店的经理。之后，日军撤走。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召开区长会议，想控制地方武装与政权。

刘子容是掖城附近大刘家人，早就跟日本人搭上关系，朝思暮想地想当县长。他暗地准备“太阳旗”，和当小学校长的女婿到处散布亡国谬论，说日本是只蚕，中国是桑叶，它吃掉东北就吃华北，很快就能吃了全中国。又说太阳从东方出来，日本旗是“太阳旗”，“太阳旗”肯定能插遍全国。他还说中国人不行，日本又文明又先进，就叫日本人来领导咱，多好呢！

张加洛知道，要消灭刘子容这类大汉奸，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需要等时机，需要跟郑耀南把队伍拉起来才行。张加洛召开几次县委扩大会议，决定要尽快武装起义。

2月13日夜晚，三军在雷神庙与日军激战的消息传到掖县。郑耀南与张加洛等人正在紧张地谋划起义。

“二月二”赶庙会起义攻县城计划失败后，郑耀南与张加洛等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地方武装，很快就动员了二、六、七区队武装和其他区队部分武装人员，接受“民动”领导参加起义。

“民动”组织机构重新部署，成立攻城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赵森堂任参谋长，先在玉皇顶举行起义，然后再攻打掖城。

3月8日，农历二月初七，起义队伍从不同方向赶往城北的玉皇顶。玉皇顶是一座不高的山岭，岭上有玉皇庙，山以庙得名。

沙河镇的王寅东、平度的乔天华与罗竹风等，道路虽远，也都把队伍带来。郑耀南见此就说：“开始吧。”他与张家洛分别作动员讲话，他们讲抗战形势，讲要打倒汉奸伪政权，并部署各路部队攻城任务。他们讲攻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胜利，那就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大力发展武装，控制山地，开展游击战争；一种是受挫，那就把队伍拉到南山发展，再待机攻城，并开展游击战争。

张加洛根据红军游击战争小册子，给部队介绍扩军、筹粮款、情报工作以及依靠地方组织的相关情况。

攻城部队有四五百人，他们穿各样衣服，带着各式兵器，有步枪、土枪与大刀，也有匣子枪、撸子手枪。有的穿便装，是纯粹的农民队伍，有的穿军装，是乡校区队武装。二区王兆麟、三区盛理善与六区周亚泉带来的区队武器好，军装整齐。不管哪支部队都精神饱满，神采奕奕。

郑耀南宣布具体任务：城北武装攻北门和东门，掖西武装攻西门，南面与平度赶来的部队攻南门，北门为主攻方向，其他各门配合。指挥部设在北门外。城里有宿勋臣、王瀛洲做内应。另外，攻城前要切断掖城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各路部队戴统一的袖标，占领四关后，待内应打开城门，一起冲进城内。

天刚放亮。宿勋臣与王瀛洲正在北门撬锁开门，遇到伪保安队巡逻，王瀛洲被捕，宿勋臣逃匿。

事出意外，攻城部队无法攻进城内。四面围城部队就展开政治攻势，站在壕沟外喊话。刘子容跟张延善等人爬上城墙，躲在垛口后窥视城外。刘子容喊话：“诸位父老乡亲，咱都是掖县人，这兵荒马乱的，我也不图名利，就是图个安宁，维持个秩序，谁不知道爱国是本分？”

城外一片呐喊声，大骂狗汉奸，要他赶快开城门。那些性急的旧军人就提着匣子枪在壕沟外晃来晃去。

刘子容不开城门，郑耀南他们也攻不进去。双方僵持不下。

这时，周亚泉突然站出来喊道：“刘子容，我是周亚泉！你赶快开门缴枪吧，别当汉奸啦！”

他这一喊，刘子容和他那秘书女婿张延善从城垛上探出头来。本来刘子容是要委任六区队长周亚泉做他的警备司令的。他装作很无奈的样子，说道：“亚泉兄弟，我也是不得已，这乱世年头，谁愿当这苦差事呀！维持秩序对咱掖县父老乡亲有好处，这破县长，我本来就不想当。”

城下又是一片大喊与叫骂声。城墙上传来拉枪栓声，接着就是枪响。“干脆把他们的家属抓来，看他们开不开城门！”有人对郑耀南说。

郑耀南即安排朱开印等人，去城西北不远的村庄，把刘子容的家人与张延善的父母抓来做人质，用大车拉到北门城下。

刘子容听见喊声，发现他与女婿的家人都被抓来，瘫软在地。

此时在城里任伪保安分队长的张良臣下令打开城门，以示谢罪。起义部队进城，占领伪县政府和公安局，收缴武器，活捉刘子容等伪政权人员，把早已准备好的安民布告张贴出来，颁布六条主张：

（一）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出境；（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完成民选；（四）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五）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补充抗敌经费；（六）动员全域民众参加抗战，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

攻城部队处决了刘子容与张延善，维持会其他人经教育后释放。掖县解放，全城轰动。

“民动”指挥部在掖城召开会议，临时组建政务大队和警卫队以维持秩序。他们还议论部队用什么番号。虽然蓬莱于眉与特委有联系，但此时特委还在牟平南部山区运动，他们来不及报告并申请番号。更重要的是掖县“民动”组织还比较复杂，如果用胶东特委的统一番号，那些国民党区队能接受吗？

潍县、昌邑那边有游击支队，他们商定“民动”就用“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番号，并假托“胶东游击司令于国栋”之名，委任郑耀南为三支队队长，布告民众，以壮声势。

部队番号确定，赵森堂为参谋长，李佐长为机要秘书。同时任命周亚泉为副支队长。参照旧军队师旅机构设置，支队部下设八大处，并任命各处处长。赵森堂兼任参谋处处长，王文峰任秘书处处长，王仁斋任政治处处长，孙会生任军需处处长，还有交际处、军医处、军法处、副官处，稍后又增加盐捐处，各均有任命。各区队统编为十一个大队，支队部另设特务、侦察、通讯、盐警、政务等多个直属大队。区大队及直属大队，共有十七八个。各大队设正、副大队长与政委，并辖有中队。

为加强党的领导，掖县县委改组为三支队党委，张加洛任书记，处于半秘密状态，同时组建新县委，由王鼎臣负责。新县委受三支队党委领导。同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赵森堂心里想当县长，但不能明说。为减少矛盾，三支队没有安排赵森堂出任职务，也不便安排共产党党员，就请来招远的“绅士名流”焦盛卿走马上任，谁承想此人徒有虚名，还是大烟鬼。他手里也有二三百人，见在掖县不受拥戴就灰溜溜地告退了。

郑耀南等又请来张冠五。张冠五家在文登，是大学生，在掖县政训处当干事。国民政府撤走，他在黄山搞武装，被推上县长位子。但赵森堂掌握着县政府总务科，他专权，并不买张冠五的账。

三支队发展很快，有3700多人。财政问题凸显出来。

郑耀南把他的老师孙康厚请来协理财务，并成立财经委员会，同时筹办被服厂与兵工厂。法币在贬值，金融问题突出，三支队决定办银行，出票子。

郑耀南思来想去，长长地舒一口气。他把几年来的经历梳理一番，不免感叹。赵森堂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欺人太甚，而是能够很好地合作抗日，三支队也不至于走到眼前这一步，用此下策。

7

参谋长赵森堂决定到三支队司令部参加会议。

临行前，他秘密会见杨辅庭、王春塘和王文峰等人，他们确定兵变的时间是7月7日。时间很紧，还有3天。

赵森堂脸色阴沉，恶狠狠地说：“成败在此一举。各位同仁弟兄，为了党国，为了抗战，也为了我们的前程，各位必须奋力一搏！”

几个密谋者叮嘱赵森堂：“参谋长多加小心！”

赵森堂非常自信，说没事，张加洛那小子不会知道情况，郑耀南书生气，还蒙在鼓里，他们不会怎么样。他很得意地说，就沿袭旧军队的那一套，郑耀南都言听计从。安排军乐队在司令部门口奏乐，他也没有拒绝。他整天听着军乐，就知道陶醉了，还以为自己真是了不起的司令呢。

赵森堂和王文峰一起赶往三支队司令部。司令部里，郑耀南在耐心等待。他虽然焦虑，却有足够的信心。

对于5月反击张金铭的进攻，他心里还隐隐作痛。虽然在八支队与三军支援下打败了张金铭，但张良臣与潘浚等先后叛变很叫人恼火。那个潘浚是赵森堂看重的，他跟张金铭的纵队司令杜广乾原本是张宗昌部下军官，两人又是亲戚关系，潘浚暗地里投靠了抢占沙河镇的杜广乾，受此人指使，他们趁张金铭进攻之机，扣押政工人员率部反叛。

还有那个王东郊，因为做前敌指挥不力，要他卸任就心生不满。如果不是赵森堂挑拨，他也不会借酒劲大发野性，还提着匣子枪找到支队部要算账。

此时，负责部署兵力的张加洛在尽力周密安排。一定不能出纰漏，他想。但他感觉还没有十分的把握稳操胜券，任何一点儿麻痹大意都可能前功尽弃，一旦兵戈相向，就会付出血的代价。此时他在思考赵森堂会不会发觉什么，以柔克刚的道理他懂，因此才竭力掩饰自己，压抑心中的愤怒，不让对方产生一点儿怀疑。他相信这种“示弱”的计谋一定有效，必定能成功实施计划。

张加洛想起方菊珍与杨维华曾经反映的情况。方菊珍说，有人议论三支队究竟算哪一部分，没头没脑的。张加洛听出话中有话，问：“谁说的？”

两人就说，是王春塘和杨辅庭两个大队长的家属在议论：“人家都有个正头香主，我们算哪一炉香？”她们都在卫生处工作，说张金铭敢来进攻，就是因为三支队没有一个“正头香主”。

张加洛明白了意思，要方菊珍与杨维华千万要注意，这关系到保卫党、保卫三支队、保卫掖县抗日阵地，一定要提高警惕，要保密，不要暴露党员身份。

几天后，方菊珍她们又获得重要情报，赵森堂已经从鲁南顽固派秦启荣那里获得番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第四纵队第7梯队”。

张加洛神色凝重。正在这时，通讯队长朱开印找来，说杨辅庭要他一起去莱阳，请示要不要去。

张加洛说当然要去。又过去几天，朱开印带回消息，说杨辅庭去莱阳，把关防、印信、委任状都弄好了，只等时机。

朱开印与方菊珍、杨维华都是杨辅庭的学生，但杨辅庭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赵森堂真是急不可耐了。

张加洛又想起5月张金铭进攻掖县三支队期间，他去黄县时的情形。张金铭列举三支队“十大罪状”，纠合几路人马，从南面到东面，多点进攻三支队防区。

三支队紧急动员，并发布《告全体官兵及掖县父老书》。交战头几天，夏邱堡战斗最为激烈，军械股长徐铭三胸部重伤，在梅铁医院牺牲。

三支队急调城北部队支援前方。支队部明确告知部队，正义在三支队，而且有三军与七、八支队做后盾，要拿出勇气打掉敌人的气焰！但初战全凭一种气概，一种精神。敌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挡。双方打成一种“拉锯战”。

受支队部委托，张加洛骑车去黄县，经过朱桥镇五大队防区，见他们用麻袋装土筑起工事，战士们或趴在堤坝后，或趴在掩体里。河对面是焦盛卿部驻守的村庄。河是干涸的，他们也不肯轻易过河。孙象九说双方交手几次，枪声一紧，他们就退回去。

张加洛说：“焦盛卿是扛大烟枪的，就那么二三百人，不用怕，你硬他就得熊！”

姜兢一走过来汇报情况，说焦盛卿带人冲进朱桥镇，咋咋呼呼的，一打就退出去了。张加洛提醒要防止焦盛卿偷袭，就骑车离去了。他巧妙越过焦盛卿的防区警戒线，沿着烟潍公路奔向黄山馆。

韩明柱说他明天去黄县，要张加洛先行。

黄昏时张加洛抵达黄县。七、八支队东进后缴获丰厚，部队都换上了好枪。他们一仗打败刘万岭，又收编海关与水警武装，还有了机枪。张加洛在黄城见到马保三，马老头儿听说张金铭很猖狂，就很气愤，说对破坏抗战的民族败类要坚决惩罚！他告诉张加洛，三军总部这两天就进驻黄县城，三军四路与七、八支队准备一起迎接。

晚上，张加洛到三军四路指挥部找先行到达的曹漫之，汇报了张金铭进攻掖县的情况。在这里还见到陈仁其、陈迈千与仲曦东等人。

第二天，恰巧逢上欢迎周雍鹤，满街是标语。周雍鹤鼻梁架着一副眼镜，带着好多警卫，都挎大肚匣子，威风凛凛。他是三军二路指挥，防区在蓬莱，被请来黄县，是想要他见识一下三军四路与七、八支队，以期待他收回游离之心。周雍鹤最初在蓬莱大辛店见过三军阵容，发现多是些学生兵，人枪不如蓬莱二路，以为三军成不了气候，就有了另起炉灶的想法。

黄县城里为迎接三军总部到来，又贴满欢迎三军、欢迎林主席莅临指导的标语。八支队与四路领导及曹漫之、周雍鹤、张加洛等人都在车站迎接。

车进站，下来大约20名官兵，一律身着军装，或长枪或短枪，身背子弹袋，腰挂匣子枪。最显眼的是右手小臂用绷带吊在胸前的那个人，张加洛大惊：噢，原来“林同志”是他！他就是三军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主席，被称为“林主席”的林一山。

张加洛上前握手，说我俩见过，去年冬天在汽车上。林一山想起来，就点点头说是有些眼熟。张加洛说他是掖县三支队的，林一山心里明白，马上说：“你就是张加洛同志！”吕志恒又介绍其他几个人，有宋澄、柳运光、贺致平与孙端夫等人。

当天晚上，张加洛参加三方联席会议，林一山分析胶东当前的形势，提出要七、八支队东进的想法，但马老头儿与韩明柱等人提出立足未稳，不宜东进。张文通就把张金铭进攻掖县的情况说出来，张加洛概括介绍了交战情况以及三支队目前的处境。

宋澄说，张金铭进犯掖县，不单纯是掖县的问题。对于顽军有计划的大规模进攻，就应彻底反击。

大家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一次摩擦，必须把顽军的气焰压下去。会议决定成立联军，推举马保三为指挥，林一山为政委。又组成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为指挥，郑耀南为副指挥，张加洛为政委。联席会议议论三支队内部情况，张加洛说拉队伍时，他们不问党派，七、八支队东进后，斗争一天天尖锐化。

鉴于联合抗日需要，为团结赵森堂，联席会议决定把联军参谋长位置让给他，并请他到黄县来。张加洛说：“恐怕不行，这人很狡猾，只怕他不肯离开掖县。”

会议间，掖县方面李佐长打来电话报告潘浚叛变，形势紧张。张加洛告诉他，已经成立联军指挥部与前敌指挥部，援军很快就到。潘浚在后来的收复沙河镇战斗中被击毙，也是其该有的报应。

张加洛收回思路，他看时间到了8点，就回到三支队司令部。该来的几个人已经来了，就是不见赵森堂和王文峰。是不是他们已经发觉？早晨张加洛路过城南门，发现城门紧闭，城外是八支队的人，城里是盐防大队，双方剑拔弩张。八支队本来应该在城外一二百米秘密布防，怎么能靠上来呢？

张加洛跟郑耀南打招呼，说再到西关看看，那里也有八支队的人在。

西关的情况也非常紧张，双方形成对峙。张加洛询问后知道，八支队是在盐防大队紧急关城门时才靠前的，于是，就急中生智对守城的盐防大队说，八支队要举行控防演习，捕捉汉奸，来不及通知三支队，不要关闭城门。回头又悄声对八支队的人说：“继续扣押行人，严防进出，我去找人来识别。”

张加洛正要再回司令部，遇到二大队几位政工干部。张少虹气冲冲地说，他们被大队长赶了回来，大队长说他要到支队司令部打官司告张少虹这些人。张加洛一听，心里高兴起来，说：“不请自到，他要来，那正好！”

张加洛简要说明情况后，把几个人分别派到各城门，协助八支队识别行人。看来他们还没有发觉什么。张加洛把一切安排妥当，重新回到支队司令部。

穿过长廊，经过礼堂，他来到设在小四合院里的司令部。

踏上台阶，人还没有进屋，就听见有人在叫骂：“八支队在穷作，要造反呀！为什么靠近城门？竟敢扣押我们的人，他们想找死呀！”

说话的是赵森堂，他的声音除了愤怒还夹带着颤音。张加洛心想，这下可好了，你终于来了。他走进门故意大声嚷着：“就是嘛，八支队怎么搞的，净干这种事！捉汉奸就捉吧，为什么还要靠近城门？竟然还把特务大队政委郝香斋也给扣了，瞎胡闹！”

他一边责备，一边很信任地对赵森堂说：“参谋长，赶快写个通知，叫支队部的人和县政府的人一概不准出入，回头再找八支队算账！”赵森堂额头青筋暴起，渗出汗珠，手不自主地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公告。

郑耀南此时正在想，应该下手了，就跟张加洛交换了一下眼色。张加洛会意地说：“稍等就正式开会，我先去方便一下。”转身闪出来，朝等候在门外的卫队长焦伟堂挥手示意，要他们快进去。

郑耀南也随他出来，对卫队低声说：“快进去！”

这时，还在准备开会的赵森堂和王文峰也在互相递眼色，军法处长等几个人都在等待开会。卫队突然冲进室内，几支枪同时指着赵森堂和王文峰两人，大声喊道：“不准动！”

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得赵森堂一下子脸色蜡黄，手脚痉挛，他哪里还敢掏枪。

王文峰想掏枪，手早被卫兵卡住，乖乖地缴枪。他一脸无奈，自言自语：“糟了，全完了！”

卫队把两人押出来，门口站着张加洛和郑耀南。两人脸色虽冷峻严肃，内心却全然轻松了。

赵森堂见郑耀南就在门口，装模作样地哀求：“有话好说嘛，你这是弄什么呀？德卿，你看这……”

两人被戴上手铐脚镣，关押起来。赵森堂和王文峰的警卫也早被缴械。郑耀南回到屋内，舒一口气，对众人说：“没有你们的事，大家先回去吧。”

其他几处在三军与八支队协助下，也行动顺利。五大队政委姜兢一特意宴请大队长杨辅庭，协助卫队副队长潘占熙带人行动，在宴席期间将杨辅庭抓获。王侯山带人在盐防大队部抓获大队长张显庭。朱开印带通讯队在励新书店抓获王春塘，同时抓获乡长陶仁基，并查抄出各种叛乱证据，有“第7梯队”委任状，还有暴乱计划、关防布置以及准备启用的印信等。真是铁证如山！

其他相关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张子敬逃跑外，全部落网。

这是掖县有名的“7·4事件”。如何处置赵森堂所属的几个大队，如何处理阴谋叛乱的几个主要分子，张加洛与郑耀南等人不得不慎重考虑。

第十八章 二路清除周雍鹤 胶东诞生八路军

1

赵森堂等人被抓捕，在掖县引起巨大的震动。

为了让民众清楚事情的真相，郑耀南亲自参加军法处对赵森堂等人的审判，审讯室外派重兵保卫。

最先被带到审讯室的是赵森堂。他扫视一下在座众人，见郑耀南板着脸一言不发，内心一阵绝望。

赵森堂还清楚记得五年前的情景——1933年，除夕夜，西障郑家被包围起来，时任县党部常委第七区小学督导专员的赵森堂心里很得意。一个小小的郑耀南，就想把掖县搞得遍地赤色。又是办《红星》报，又是秘密集会。他在家里舒心地过着除夕夜，郑耀南却跑了。他跟王文峰等人一再催促县党部书记长尽快派兵抓人，可书记长一拖再拖，还故意透露风声，使共产党得到消息。他们恨那个沾染赤色的书记长，就派人在办公室把他干掉。之后，赵森堂自己当上国民党掖县的书记长。

郑耀南当然清楚这段历史。1908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3岁被过继给寡居的三婶。婶母将他视如己出，节衣缩食供其读书。17岁时，他考入掖县省立九中，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因为带领学生反对封建文化教育，被校长给予降级处分。郑耀南拒不接受，愤然离校。

离校后，他在村里自办小学，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走访群众。1928年6月，由掖县第一位共产党员王鼎臣介绍入党。次年冬天，在村里办起农民协会小组，后又相继成立乡、区农民协会，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30年秋，在村里郑耀南家南屋，成立掖县县委，郑耀南任书记，王鼎臣等人任委员。

创办《红星》报，郑耀南任主笔兼刻写与油印。韩复榘与刘珍年在掖县交战，抓壮丁，横征暴敛，郑耀南即以“韵笙”为笔名，撰文揭露军阀混战的罪恶。1932年春，县委成立特务队，他动员婶母卖地两亩，购买枪支弹药。特务队很快发展到30多人。

后因叛徒出卖，郑耀南只得离家出走，特务队停止活动，队员分散隐蔽。郑耀南辗转至龙口、北平、延吉、抚顺等地，其间当过军人、秘书、商人、教师、矿工等，不管在哪里，他都没有忘记党的宣传发动工作。1936年，郑耀南来到烟台，在理琪领导的工委，即胶东特委任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试想，有这样的经历，他怎么能接受张金铭的委任呢？

现在，野心勃勃的赵森堂竟秘密接受秦启荣的委任，郑耀南能饶恕他吗？

如果不是国共合作，两人不会走到一起；如果不是赵森堂居心叵测，郑耀南也不会出此下策。表面看好似两人的恩怨，实际却是政见不一、方向不同的党派间的生死较量。

郑耀南收回思绪，冷峻地坐在审判席上。被告座位上，赵森堂忐忑不安。

审讯员照例先问姓名、年龄、籍贯等一些问题，赵森堂直愣愣瞪着眼，一言不发。

郑耀南站起来，走到戴镣铐坐在凳子上的赵森堂面前：“赵参谋长，怎么不说话，你还委屈吗？”

赵森堂还是一言不发，嘴凸起，小眼微闭，似乎在窥探这现实突变的秘密。

郑耀南要他先说是怎么残害李翔九的，赵森堂就是只字不吐。

李翔九原来是东北抗联成员，后来参加三支队。在攻打掖城捉拿伪县长刘子容后，他被攻城临时参谋长赵森堂视为眼中钉，扣上汉奸的帽子，暗地里严加审讯。人被吊在房梁上，用整扎的香火烧灼下身，其状惨不忍睹。在百般折磨后，李翔九被秘密枪杀。

这一切都有预谋，因为赵森堂知道李翔九在争三支队参谋长的位子，他急红了眼就下狠招，搬掉挡他路的绊脚石。

郑耀南有耐心，等待赵森堂开口说话。审讯室一片沉默。

张加洛也知道，赵森堂一开始就居心叵测，不然他不会故意安排那么多党羽。王文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跟赵森堂原本就穿一条裤子。

起先，在抓获伪县长刘子容并成立三支队时，赵森堂把王文峰推荐给张加洛，赞誉说此人名不虚传，才华出众。掖县方圆百里，无出其右者。出口成章，文不加点，只要有题目，一挥而就，立马就成。真是一座高耸的山峰！

张加洛从郑耀南那里得到信息，知道王文峰是县党部成员，与赵森堂关系很铁。但考虑建立统一战线需要，就同意他的举荐，让王文峰做司令部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

还有第二大队的王春塘、第五大队的杨辅庭。据就读过莱阳乡师的张少虹等人介绍，杨辅庭为莱阳乡师童子军的教官，王春塘为莱阳中学童子军的教官。两人均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接受过蒋介石的训示。赵森堂当然知道其底细，就全力举荐两人做大队长。但两人都甚为嚣张，王春塘就曾扬言威胁张少虹：“不是看他年龄小，早就把他毙了！”他忌恨曲维善与张少虹在二大队发展党员建支部。

5月，反击张金铭部进攻期间，王春塘就按照赵森堂的口径，对其亲信说：“打什么呀打？打来打去，还不是国民党打国民党！咱得多长点心眼儿。”他甚至还在二大队公开宣传，“张金铭打三支队，就是打三支队的政治处，政治处是一窝子共产党！”

赵森堂跟他的几个亲信里应外合。在争夺夏邱堡战斗中，三支队有五个大队八九百人被杀回马枪的张金铭部包围在镇上，仗一直打到午夜，不见分晓。

张加洛与驻守在掖城的赵森堂在电话中商量派两个大队来增援，他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见援军踪影。等再打电话，竟然不通，其用心极为险恶！

最可怕的是，赵森堂还借联军参谋长名义，营私舞弊，趁张金铭进攻之际，成立40多人的卫队为己所用，他们个个佩戴匣子枪，威风凛凛。此次化解危机，如果不是有很多老同志在卫队，且支队部有充分的应对措施，要解决这支卫队也是个难题。好在卫队最终没有助纣为虐。

那次夏邱堡的战斗，直到天快亮才因为张金铭部下李德元怕吃苦消极应战，张金铭大骂李德元，李德元斗气，私自撤退。整个形势突来转机，张金铭部才全线败退。

此时，赵森堂知道难逃此劫，干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闭嘴不说话。

郑耀南叫人把委任状和印信等各种罪证亮出来，绝望的赵森堂这才说：“你赢了，我输了。要怎么弄随便，你们看着办！”

王文峰被押上来，他确实伶牙俐齿，不待审问就大声叫嚷：“你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名义上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排除异己！还借助八支队力量，破坏抗战，蛊惑人心，你们口是心非！蒋委员长、省主席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决不会坐视不管！掖县的民众也不会信服你们！”

王文峰知道，八支队已经接到省里命令，要迅速赶往鲁南。如果没有三军与八支队在撑腰，郑耀南与张加洛等人也不敢对他们下手。

郑耀南见王文峰大声叫嚷，哼哼一笑。

张加洛则说：“王秘书长，接着说下去。”

这时特务大队长把提在手里的匣子枪对准王文峰，手指勾着扳机，嘴里叭的一声做了个击发的假动作，把王文峰吓了一跳。他对王文峰说：“一家子，你就别卖弄了，装什么蒜？赶快说实话吧！”

王文峰软了下来，交代了杨辅庭到莱阳刻制印信，派人找秦启荣要委任状的经过。

郑耀南严厉喝问：“‘一个槽上拴不下俩叫驴’，这话谁说的？”

王文峰胆怯地回答：“我说的。”

张加洛追问：“秦启荣给赵森堂什么官职？”

王文峰看了看张加洛，弄不懂问话的意思，不都看见委任状了吗，为什么还问？他不说话，停了会儿才说是别动第7梯队司令。秦启荣是邹县人，鲁中第十二区保安司令，彻头彻尾的反共摩擦专家，宣扬什么“宁伪化，不赤化”“日可不抗，共军不可不打”，气焰嚣张至极。赵森堂到他那索要委任状，用心可想而知。

王文峰还交代了7月7日发动兵变的详细计划，要逮捕所有共产党员，并处死郑耀南和张加洛等人，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7梯队，并宣布梯队司令部任命。

真是一场生死较量！

所有拘押人员审判结束。谋反叛乱的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2

郑耀南和张加洛跟特委和八支队商量，决定在掖城召开公判大会，并贴出布告。

公判大会后，赵森堂、王文峰等六人被处以死刑。

张加洛和郑耀南等人组织政工干部稳妥处理善后事宜，到赵森堂等人原来把持的几个大队做部属的思想工作，并把罪证公示出来，将三军派来的政工干部充实到各大队。经过整训，三支队官兵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三军总部和特委接到蓬莱三军二路的报告，要总部派人协助处理周雍鹤的问题。高锦纯问大家怎么处理，林一山早就清楚蓬莱的情形，不假思索地说：“武力整编！”

此前，他们西进至蓬莱大辛店时，就发现周雍鹤心怀异志，神情很难捉摸。他几番打探三军总部与特委去向，用种种理由拒绝部队进驻蓬莱城。

后来周雍鹤多有独断专行之举，并欲撤销政工干部，以削弱党在二路的领导地位。还故意制造内讧，以排挤思想进步的大队干部，拉拢亲信跟于仲淑兄弟等对抗。

曹漫之曾主持特委专门会议，研究解决二路问题的方案。本想尽量挽回分裂局面，派高达三劝说周雍鹤回心转意，但其执迷不悟。特委最终痛下武力整编的决心。

王文说，正好特委和三军总部要召开经济会议，研究根据地税收与发展兵工厂、服装厂等问题。蓬莱二路的人来后再具体研究一下。要先听听于眉兄弟的意见。

他要林一山先介绍一下蓬莱二路的发展过程。

林一山说，于仲淑是蓬莱民主政府的县长。他五弟于眉是县委书记兼二路特派员，也就是政委。后来他们在二路组建工委，又重建县委，于眉辞去县委书记职务，任工委书记。重建的蓬莱县委，归属工委领导。

王文有些不解，林一山说他们这样做是考虑武装斗争的需要。于仲淑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于寄愚，是接替于仲淑的二路的副指挥；一个叫于叔瀛，是副大队长。

王文和高锦纯对于家弟兄很好奇，要林一山具体介绍他们拉队伍的事。

林一山说，他也不是知道很多，就是有些交往。去年9月底，省委要林一山到蓬莱找于眉发动武装起义。于眉此前是8月回来组建县委的，任县委书记。但他们认识的时间更早，是在前年春天。于眉在北京大学读书，他二哥于仲淑写信说要到外地抗日，于眉劝他在家乡坚持抗日。于仲淑是小学校长，又在县里担任过教育会长等职务，接触的人多，后来就成立“民先”组织，于仲淑当大队长，组织发展很快。

有一天，林一山在于仲淑的尊三小学召开“民先”扩大会议。说到统一战线，于仲淑一下子憋不住，没头没脑地跟林一山顶撞起来，弄得会议不欢而散。过了一宿，他想通了，一大早就找林一山道歉，说一宿没睡，看着窗外月光，心里也渐渐亮了。他很诚恳地认错，说还是“林同志”说得对，打鬼子，不能靠少数人，要把各方面的人都动员起来。

大概胶东人都是这样的，直性子，有火就发，有错就改，林一山想。但林一山还不知道，这个于仲淑跟于烺有些相似，都出身于当地有名的富裕家庭，都当过小学校长，性格也都是敢说敢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根本不像一般的富家子弟。而且，他们都是文登大水泊老于家的不同支系。据说，很早的时候，蓬莱刘家沟镇西北面有座安香寺，寺庙东边有个村落，因庙起名安香邹家。后来于氏兄弟俩从文登大水泊迁来，家族慢慢繁衍兴盛，到清朝末年，村名就改成安香于家。

九一八事变后，当上教育会长的于仲淑在蓬莱办小报，公开抵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策略，县里的国民党骂他“粗而野，武断一切”，他跟那些人闹翻了脸，一气之下离开蓬莱去了大连。后来有个在东北经商的蓬莱人痛恨日本占领东北，就变卖资产回乡办起尊三小学，慕名聘请于仲淑为校长。不承想，于仲淑竟然把尊三小学办成蓬莱革命活动中心。

后来，他和于眉等人就拉起抗日队伍，在年关起义。此前，特委派柳运光到蓬莱组建县委，于眉任书记，并传达武装起义指示，确定蓬莱起义的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

于仲淑兄弟姊妹有8人。其父为清朝湖南的盐税官，晚年回乡倡导教育，办学校。其伯父为御医，叔父为京官。读大学时，于仲淑在北京师范大学，于眉在北京大学，于寄寓在唐山交通大学，还有姊妹留学日本。后来，于家兄弟姊妹都在当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于家几乎成了蓬莱社会急剧变化的缩影。

王文和高锦纯听到这些，都连连点头。又要林一山介绍周雍鹤的情况。

林一山说，对周雍鹤不是很了解。原来他也是小学校长，感觉他为人诡谲莫测。

蓬莱起义队伍在不断扩大，后来加入了周雍鹤等人的起义队伍。按照三军总部整编部署，蓬莱三大队改编为二路。

为示合作诚意，于仲淑先前将大队长职务特意让给周雍鹤。二路指挥之位，自然也属于周雍鹤，但他还是欲壑难填。早在初见三军时，他就露出睥睨神色。私下里说三军总部的人也不过是些书生，异心渐起。后来，他想在蓬莱城内伺机举事，暗中约定栖霞刘万岭派兵策应。但突然得到不利消息，黄县八支队的马保三要到蓬莱共商根据地建设。他收敛野心，还扬言：“这不是明摆着要抢蓬莱的地盘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心里在一天天谋划。他决定到大辛店去一趟，成立不久的县政府就在那里，县长于仲淑也在那里。他要在此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请于家兄弟到会，会场设在大辛店镇西的黄酒馆。他还安排二路的警卫大队和二、六、七大队各拉出一个中队做警卫。

在此之前，他就私自带部队进蓬莱城，借防守名义，自作主张成立“前方指挥部”，并安插亲信占据重要职位，还跟国民党顽固派频繁来往，可见蓄谋已久。尤其是他故意搞垮第九大队，性质极其恶劣。就因为九大队队长决心抗战，不赞成他搞的那一套，他就唆使一个中队长逼迫大队长让位，又以内讧为借口派人包围九大队，将其全部缴械。

事后，于眉和于仲淑据理力争，与周雍鹤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政治斗争，迫使他发回收缴的枪支，九大队也重新配备大队长和政委。搞垮九大队事件过去没有多长时间，周雍鹤不肯收敛的野心再度膨胀，几次军事会议上他都大放厥词，说抗战要有统一领导，国家一个主席，政府一个主席，队伍行动要一致，怎么能五花八门、号令旁出呢？

言语所指，非常明白。他是嫌三军二路受共产党领导，特派员的权力太大。

于仲淑猜想，周雍鹤来大辛店别有用心，不可麻痹大意。他命令县政府保卫大队和驻防大辛店的第三大队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同时，他也在想周雍鹤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

周雍鹤原本是蓬莱潮水街镇新民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风起云涌，蓬莱也如此。最先引起周雍鹤注意的人，就是二区尊三小学校长于仲淑。

于仲淑在五弟于眉的谋划下，先是成立了蓬莱“民先”大队，当上大队长，接着在二区搞了一次大型的宣传活动，有一两万人参加，连县政府都派吴秘书长到会，比蓬莱阁的庙会还热闹。宣传大会连续开了三天，发表演说，表演剧目，感动得许多人都掉眼泪。来自东北的吴秘书长，因为有家不能回，触景生情，也是泪流满面。会后，于仲淑的“民先”组织成员在蓬莱遍地开花，还作为代表，到北京“民先”总部开会，介绍经验。于仲淑身边围绕着一大帮人，有教员、学生、买卖人，也有村里的青年和工匠，又成立“抗战服务团”，于仲淑当团长。

于仲淑的活跃，使得周雍鹤又羡慕又嫉妒。周雍鹤想：我周某人不比于仲淑差，他能轰轰烈烈地抗日，我周雍鹤也得闹出个名堂来。于是，他找到潮水街镇自卫队队长，拉队伍抗日，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人。

林一山到尊三小学召开会议后，有天，于仲淑接到周雍鹤的来信，邀请他到潮水街镇开会，共商统一抗战大计。临行前，于眉提醒他：“二哥，一定要小心，警惕那些人搞垮我们拉起的武装。搞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于仲淑到潮水街镇后，见与会人员有镇长、局长和民团队长，多是国民党人，心里就格外警觉。周雍鹤先是寒暄一番：“哎呀，终于等到贵人了！快快请坐。”之后，他就讲了统一组织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几个人也是各抒己见。烟台“三番子”头目曲连舫最先说道：“老于，把你的人带到烟台去，我把700多警察拉出来，归你管，你干参谋长，我干司令，雍鹤干副司令，怎么样？”

于仲淑想，把烟台的警察拉出来，那可是了不起的队伍，可把蓬莱“民先”合进去，参谋长能够指挥队伍吗？想吃掉我们的人，鬼主意倒挺精明，可不能上这个当！于是，他就说：“不行！现在不能去，以后再说吧！”

这时，诡计多端的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党员李会先把话题一转，说：“对，不到烟台，咱们就地干！组成铁血锄奸团怎么样？”

于仲淑一听这名字，火就上来了，上海帮会用这么个名称，我们又不是帮会组织，再说前几年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也用“锄奸”名义，他没好气地说道：“抗战就抗战，弄那些鬼名堂干吗！我们就叫‘抗战服务团’，名称很好，不改！”

这时，一直坐在那里不发话的郭武林心里在打自己的算盘，他是县城国民党驻军的政训处主任，他在想怎样才能把各乡校武装都控制在手中。

于仲淑明确表态，大家都是抗日，各路武装还是自我管理更好，不必强求统一。

周雍鹤见会议没有结果，就说大家还是回去再考虑一下。抗日还是要有统一指挥，要是真的跟鬼子打起来，没有统一部署肯定不行。

道理谁都懂，但各有各的小九九。于仲淑想的是，决不能被他们算计进去。

周雍鹤能当上二路指挥，完全是于仲淑谦让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或许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放弃军队的主要领导权，在当时却足以显示他决心联合抗日的气度与广阔胸怀。

又过几天，天福山起义后，柳运光受特委的指派到蓬莱找于眉兄弟，传达武装起义的指示与部署。此时，蓬莱的国民党驻军20师撤走，县长正计划着带民团大队和乡校武装逃离，于仲淑采取瓦解方法，使得县长只身带家眷狼狈而去。

接着，是权力真空后的角逐。国民党潮水街镇长张季瑞等人，跟日本人暗中勾结，原民团大队的中队长郭丹枫和二区的乡校队长拉起200多人的队伍进城，成立蓬莱伪政府，并布告全县收缴枪支。

于仲淑和于眉决定把“民先”队伍拉到蓬莱西南部与栖霞、黄县交界的艾崮山区。

2月3日，正月初四，几路队伍都汇集到西宋家，正式宣布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大队长于仲淑，政治部主任于眉。

队伍成立后，向山里进发，遭到伪政府派的自行车手枪队追捕，但他们听说起义队伍人多，就没敢靠前。于仲淑把队伍带到蓬莱和栖霞交界的香夼整训。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周雍鹤也带着100多人来到栖霞的车夼，派人联系，要求合编。此举外部原因是：周雍鹤拉起队伍后，还在犹豫徘徊，他势单力薄，不可能独立行动，必须有所归属；先前的那次潮水街会议没有达成协议，原来的潮水街镇长张季瑞已经当上伪县长，何去何从，周雍鹤必须做出决断。他在表兄弟、“民先”队员苏晓风的鼓动下，最终选择于仲淑。

于仲淑非常欢迎，展示出博大胸怀，与五弟于眉商量，决定把大队长职务让给周雍鹤，他改任副大队长。重新整编大队，下属四个中队。又有三区乡校队长郝铭传带着100多人来参加，后来第三大队就改为三军二路，编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原来的队伍组成，大队长赵一萍，政委苏晓风；第二大队由郝铭传带来的队伍组成。

周雍鹤自然就是二路指挥，于仲淑是副指挥。

4

周雍鹤在变，不知不觉走到于仲淑的对立面。

权力欲有时不能诱导，就像不能让鳄鱼闻到血腥味儿，不能让老虎知道什么是肉味儿。作为二路指挥，周雍鹤今天来到大辛店召开军事会议，究竟要耍什么花招？于仲淑兄弟三人不能不万分小心。他们来到会场，于仲淑身披风衣，腰间是两把顶上火的手枪，杀气凛然，不禁叫周雍鹤后背透出凉气。

这是一次很不像会议的会议，指挥部的人和县府的人都不齐。周雍鹤竟然带着四个人来，郭丹枫与郝铭传也在其中。他到底想干什么？

于仲淑想起这个郭丹枫来，就是他曾经带着手枪队追赶起义队伍，如果不是他人手不够，说不定那次就被他打击了。他本来是伪县长的人，什么时候投到周雍鹤手下了？

于仲淑忘不了伪县长张季瑞耍滑头的丑恶行径——首次攻打县城，是3月4日。队伍直逼县城，张季瑞赔着笑脸，打开城门迎接。在县长办公室，他假惺惺拿出两万元，说给部队做军装。还说，他张某人坚决支持抗战，以后队伍要用钱，尽管来人，本县保证如数奉送。可没想到队伍前脚走，他后脚就给烟台的鬼子写信，说县内共产党游击队四下活动，攻打县城还抓了两个皇军，幸亏敝县出面说情，骗游击队说被抓的是商人，还拿出两万元赎人。他在信中表示要效忠皇军，迫切要求日军派兵驻守蓬莱。果然不久后，烟台汉奸警察局长周东华带伪军与警察180多人进驻了蓬莱。

三军二路见张季瑞阳奉阴违，明里说支持抗日，暗中却与日寇勾结，就决定再次攻打县城。此时，队伍已经扩编到五个大队。恰好原伪警察局长3月28日派人送信说要做内应，他因为被周东华取代，降职守南城门而心怀不满。二路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认为送来的信不能完全相信，就扣押送信人，然后组织部队连夜攻城。那个想做内应的伪局长果然没敢开城门，但攻城部队果断组织神枪手点射，击毙多名守城伪军。又采取火烧城门战术，逼迫张季瑞投降。周东华被抓，那个谎称要做内应的原局长也被抓，所有守城伪军、警察被全部缴械，经教育后释放，愿意抗日的就报名参加了队伍。郭丹枫就是在这时成为周雍鹤的亲信。

再次攻下蓬莱城，三军二路军威大振。指挥部在县长办公室召开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成立民主政府，驻守县城，部队继续扩人、扩枪，于仲淑提出大军阀吴佩孚家里有枪，要想法去收缴。三大队政委王子衡则提出要召开公判大会，杀掉汉奸周东华。

没想到二大队长郝铭传跟周东华是熟人，坚决不同意杀他，还辩护道：“他才当了几天局长，又不是罪大恶极，他要愿抗日，就别杀他。”

王子衡坚持，说：“是鬼子派周东华来的，他是大汉奸，就得杀！”

郝铭传力保周东华，瞪着眼争辩说：“不能杀！他投降了，是俘虏，共产党向来不杀俘虏，难道你不知道？”

王子衡站起来指着郝铭传说：“你这是替汉奸说话。不杀俘虏，要看是什么人！”

郝铭传也站起来，手按腰间的枪，大声说道：“你不要满口胡言，小心老子毙了你！”

王子衡当即把枪拿在手里，枪都是顶着火的，厉声斥责：“你嘴巴干净点儿，别以为谁怕你！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大家心里都清楚。不信你就掏枪，看谁出手快！”

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双方争执不下。于仲淑和于眉在怒目注视着双方的争吵，周雍鹤装模作样地严厉制止了双方。

参谋长于寄愚劝王子衡，说要搞统一战线，周东华能真心投降，愿意抗日，就不要杀他。

“严惩汉奸，有什么错！”王子衡心里不服，嘴上嘟囔着，把枪往桌上一扔，离开了会场。周东华最后还是被释放，他后来又当上牟平伪县长，与八路军作对多年。

要扩枪，大家都猜想吴佩孚家里有枪。吴佩孚是蓬莱人，在城里北街有座大院落，是他的府邸，就是蓬莱城有名的“吴府”。不过，吴佩孚本人不在府中居住，只有几个家丁和守护的老管家。各种拉杆子的队伍都知道吴府有枪，可不管什么人来，好说歹说，老管家就一句话：“府里没有枪。”

许多人半信半疑，王子衡却坚信吴府看家护院肯定有枪。一次不行，他再来一次，三顾其门，还是没有结果。他就跟于仲淑商量，说干脆就派人驻在吴府，来个软磨硬泡，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于是，王子衡就带人驻进去，对管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国共合作抗日，讲民族大义，终于说服管家去请示住在北平的吴佩孚。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吴府的武器弹药都捐献了出来。

这下子三军二路可发了大财。步枪与短枪有100多支，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大家心爱的宝贝：一挺镀金的马克沁——被誉为“老黄牛”的重机枪。三军二路上下沸腾，都把腰杆挺得又直又硬，自豪地拍着胸脯：我们有“老黄牛”！

蓬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仲淑任县长，副指挥由于寄愚接任。新政府确定“支援武装，保卫家乡，努力生产，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并多方筹措先后办起抗日中学、报社和兵工厂。

为了能够更好地落实工作方针，创建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于仲淑建议把县政府迁到蓬莱南部的大辛店镇。新政府落脚后，即展开工作，发动群众，改造乡村政权，建立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团及儿童团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还创办《抗战日报》，建兵工厂，设立医院，开办抗日学校。

5

周雍鹤当上二路指挥，驻蓬莱城。于仲淑是民主政府县长，驻大辛店。

按理说，他们应该配合很默契。但周雍鹤不满现在的局面。他始终觉得二路指挥是个虚职，自己真正能控制的只有二路的警卫大队和第二、六、七大队，四个大队仅1300多人，二路的指挥权没有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于仲淑是县长，三弟于寄愚是副指挥，五弟于眉是政委，他们实际控制着政府保卫大队和其他大队，虽然才1200多人，可是有六七个大队，而且人会越来越多。现在西部的八支队又想到蓬莱，欲吃掉蓬莱的队伍，这些都是周雍鹤不能容忍的。什么共建根据地，都是共产党的幌子罢了！

必须先发制人！这就是周雍鹤此次召开会议的目的。他带着警卫大队长郭丹枫与二队队长郝铭传等人赴会。

兄弟三人都坐下，于仲淑把两把手枪掏出，放在面前的桌案上。能够使用双枪的，二路中还不是很多。他的枪法，他的脾气，他的威望，在蓬莱恐怕是无人不晓，就连周雍鹤见他也是胆怯三分。

会议开始，周雍鹤先提出马保三要到蓬莱的事。他说三军总部还在大辛店时，我们就不同意外人带兵进驻蓬莱城，就更别说马保三这些从西面潍县过来的部队了。周雍鹤地盘意识显然很强，他也终于暴露出当初面对三军西进时的真实心理。

一个亲信大队长直着脖子吼起来：“我们又没请马老头儿，他来做什么？是想抢地盘吧，不准他来！”

于寄愚见他如此说话，就指责他：“你不要胡说八道，共产党的队伍是要抗日，抢什么地盘？”

郭丹枫把枪掏出来，指着于寄愚说：“你硬气什么？别看你是副指挥，不就仗着你二哥撑腰吗？我一枪毙了你，看你还是什么副指挥！”

于寄愚腾地从座上站起来，也掏出枪，指着郭丹枫骂道：“你这小人，也太张狂！汉奸县长都倒了，你还狗仗人势！你开枪呀！”他知道郭丹枫是周雍鹤的亲信，两人还是亲戚。

于仲淑始终没有开口说话，于眉也是缄口不语，两人都在密切关注情况的变化。

他们心照不宣，都在想怎样化解这场危机。一旦动起枪来，彼此一样，没有赢家。于仲淑反复考虑怎样说话才能化险为夷：老三好歹快三十了，有家有口；老五才二十几岁，还没有成家。就现在情况看来，周雍鹤今天不是对着没有掌控的几个大队来的，也不是对着马保三来的，他是对着老于家来的。想整掉我们兄弟几个，然后再解决几个大队的问题。想到这些，于仲淑反倒非常沉着冷静，他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

郝铭传跟周雍鹤眉来眼去，像是在传递着什么。

周雍鹤一听于寄愚话里有话，就瞪了郭丹枫一眼，大声吼道：“吵什么？都在闹，我不干了！”他把枪从腰间摘下，推到于仲淑面前。他好像没有忘记指挥的位置是谁让给他的。

于眉想到先前阻止周雍鹤撤掉各大队政委和中队指导员一事，感觉他跟赵森堂一样可怕，是想把三军二路变成他一手掌控的私家队伍。看着周雍鹤在表演，于眉感觉局面不能失控，要尽可能化解眼前的危机，然后想办法清洗队伍，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装作无事的样子，劝说道：“哎呀，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指挥怎么能不干呢？”

于仲淑也顺势说：“都不要吵了，过去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军阀，动不动就说‘保境安民’，我看咱也用得上。把部队都拉到边界，谁来也不行！”他眼睛紧盯着周雍鹤，故意把“谁”字说得很重，并接着强调，“我看，就叫六、七大队到西边，五、八大队到南边，严加防守！”

既然县长说“谁来也不行”，周雍鹤作为指挥，也不好再胡乱纠缠，只好顺坡下驴。

于仲淑这样部署，一旦发生兵变，南边的可以迅速进入艾崮山区，跟其他大队会合，西边的则能依靠三军总部和八支队援军制服叛乱。于眉和于寄愚都明白于仲淑的意思，两人都表示同意。

周雍鹤见事已至此，只好同意于仲淑的主张。他知道大辛店有于仲淑的保卫大队和苏晓风的大队，真要把事情闹大，会对自身不利。既然今天会议无法挟持于家兄弟，就只能暂缓下来，从长计议，等待时机再除掉于家兄弟。

剑拔弩张的大辛店会议结束后，于仲淑和二路的供给处长、县民主政府的财政科长等人，到黄县丁家花园三军总部参加经济会议，研究部队供给等诸多问题。会后高锦纯把于仲淑留下，林一山说把于得水等人也找来，正式传达总部协助整编二路的部署。

于仲淑问林一山：“老五是否知道？”

林一山看高锦纯，高锦纯就笑着问：“于县长，你说呢？”原来特委和三军总部早已跟于眉商量好了。

于仲淑点点头，就把周雍鹤所掌控几个大队的情况跟高锦纯说了。

高锦纯与宋澄挑选精干大队于7月15日夜晚开赴蓬莱，于得水和林乎加奉命率部行动。与此同时，八支队也做出东进蓬莱的态势。

于眉以召开政工会议的名义，把所能控制的几个大队从事政工的共产党员都集中到大辛店，具体部署特委与三军总部协助武装整编二路部队的计划。

此间，周雍鹤在加紧活动，他早已从张金铭那里拿到委任状，俨然是叱咤风云的纵队司令了。但现在他心里还没有底，想要掌控局势，就必须控制于仲淑。只要拿住于仲淑，蓬莱的一切问题都好办，那于眉是个书生，翻不了天。他打电话给于仲淑，要他上午10点到城里开会。

于仲淑如约来到周雍鹤的前方指挥部。但此时的周雍鹤却很紧张，他脸色苍白，眼神慌张，见于仲淑进来，简单地寒暄几句，问：“老于，天太热，你骑马来的，还是搭车？”

于仲淑沉住气，平和地答话后，也问：“老周，什么时候开会？”

周雍鹤心不在焉地说：“哦，其实也没大事，就是想跟你商量在城里办工厂的事儿，总部要我们抓经济，得保障供给，不抓不行。”

于仲淑说：“下午没事儿，不开会，我出去逛逛。”

“你上哪儿？”他很是惊慌不安地问。

“哦，找商会会长，部队给养是大问题，叫他们出点儿血。”听于仲淑这么一说，周雍鹤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6

下午，于仲淑没有去商会，他抓紧时间到“戚家祠堂”找他的一个学生。提到戚家，人们自然会想到戚继光，他可是蓬莱乃至整个胶东的骄傲。想当初抗击倭寇，戚家军可谓军纪严明，百战百胜，令敌人闻风丧胆。

到戚家后，于仲淑的学生又找到先前派来侦察情况的同志汇报说，按照部署，已经把蓬莱城的上水道栅栏门木桩偷偷锯断，三军总部的队伍能从那里进城。

于仲淑高兴地说：“好，那就派两个人去给总部的人带路，今夜悄悄摸进城。”他说完就去商会，在那里吃了晚饭后到钟楼下察看情况。

这时，周雍鹤派通信员急匆匆赶来，着急地说：“于县长，周指挥找你！”

“找我有事？好，那我就去。”于仲淑感觉自己被监视，但他必须打消周雍鹤的顾虑，想再去见见面。

没想到那通信员更加着急，说：“于县长，你千万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于仲淑感到情况有变，就问。那通信员急促地说，周指挥刚打完电话，脸色很难看，就听他说“好，那就赶快动手，看他在哪里”。

“那你就不要回去了。”于仲淑对通信员说。

通信员又说：“于县长，一定不要回去！”于仲淑点点头，说谢谢。

于仲淑感觉身边随时都会有盯梢的眼睛，他不得不改变主意，先到城里西南坊隐蔽起来。

夜深了，三军总部派来支援的队伍还不见动静。于仲淑心里有些焦急，就和几个随行人员从城西南角用裹腿带当绳，缒到城墙外，他想去迎接援军。

此时，按照总部的统一部署，于眉和于寄愚已经让所掌控的部队在各自的防地进入临战状态。

于仲淑几个人没有走出多远，就听见城里响起激烈的枪声。

按照部署，三军总指挥高锦纯带领精干大队，从上水道偷偷摸进城。一部分包围周雍鹤指挥部所在的察院，一部分包围其驻防东城门的队伍。

周雍鹤知道情况突变，急忙调动身边的警卫部队开枪阻击。

于寄愚带领队伍配合总部队伍，也在包围察院。他从大局出发，为减少伤亡，就对周雍鹤喊话：“周指挥，不要抵抗了，快命令停止射击。”

周雍鹤抬手，一枪打中于寄愚。幸好没有伤及要害部位。这时，包围察院的部队一阵猛烈射击，把周雍鹤的人都压了下去。

高锦纯指挥抢占制高点，令神枪手狙击，撂倒几个后，就组织政治喊话：“抗战一条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周指挥不要执迷不悟，不要错上加错！”“放下武器，接受整编是唯一出路！”

天还没有亮，月色正好。此时的周雍鹤却像斗败的公鸡，没有一点儿精神。他坐在前方指挥部里，点上一支烟，心不在焉地吸着，呛了一口烟，很苦很辣。他咳嗽几声，把才吸几口的烟摁灭。

队伍已经打进院子，几个人冲进指挥部，这里有曾经活动在昆嵛山的游击队战士，机智勇敢，他们故意大喊：“于得水来啦，于得水带兵来啦！赶快缴枪投降吧！”他们知道于得水就是当年名扬四方的“红胡子”于作海。

这一喊还真管用，所有人都怕昆嵛山打仗不怕死的“红胡子”，特别是那些在国民党政府当过官员的，更是惶恐得不知所措。

郭丹枫来请示：“周司令缴枪吗？”他心里清楚，张金铭签署的委任状已经变成废纸。周雍鹤对他和郝铭传几个人许诺过团长之类的职务，这些日子他们都叫惯了“司令”。

周雍鹤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骂他贪生怕死，大吼：“缴什么枪！”郭丹枫只得返回警卫队。指挥部四外喊声越来越大，周雍鹤坐立不安。几个战士冲进来大喊：“缴枪不杀，放下枪！”

周雍鹤极不情愿地把枪交出来，被押解着跟随战士们走。

天亮了，于仲淑随部队来到城里，见到被关押的周雍鹤。周雍鹤没有说话，他心里忽然想起周瑜的一句千古喟叹：“既生瑜，何生亮！”他不清楚共产党会不会杀他，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好像也曾真心追随过共产党，可后来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

周雍鹤自己也弄不懂，他是看上国民党执政的权势地位，还是看上了那个纵队司令的头衔呢？他还固执地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暴动的势力能够得天下，连李自成那么有声势的还不是被打败？更别说共产党这几万人，要不是日本人来，蒋委员长的围剿说不准还会有第六次、第七次呢！他老蒋不会叫共产党有喘息的机会。本来小学校长当得好好的，闹什么抗日呀！都是小日本来闹的，搅得十里八乡鸡犬不宁，甚至连乡里乡亲也反目成仇，要是鬼子不来，哪有汉奸？

周雍鹤弄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难道稀里糊涂就这样完了？他后悔没有听表兄弟苏晓风的规劝，他说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有生命力，一定要跟共产党走。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他想得头脑发胀，可他不觉得自己就一定错，国民党是正统的执政党呀。他不愿再费脑筋了，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了，应该不至于像赵森堂那样吃枪子儿吧？

他在想郝铭传的二大队、许子东的七大队，还有六大队的杨世斗，不知道都怎么样了。他被抓，群龙无首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知道警卫大队长郭丹枫带领部分警卫队员已经潜逃出蓬莱城。

7

于得水奉命率部协助二路解决七大队，大队长许子东等人被俘获。

二大队长郝铭传见大局已定，就同意缴械改编部队。但其后郝铭传投靠日本人当上伪军。郭丹枫逃走，跟日军勾结在一起。这些是后话。

六大队副大队长杨世斗率部至大辛店接受改编。

周雍鹤没有被处死，羁押审查后，被解除指挥职务，逐出二路，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堂妹在牺牲前曾提起他来，说是鬼迷心窍，叫张金铭给拉拢坏了，深为惋惜。

三军各路统一改编大队为营建制。一、五、八大队为一营，营长司绍基，政委张玉华；二、九大队为二营，营长于得水，政委李丙令；黄县四路为三营，营长李希孔，政委陈迈千。蓬莱二路整编为两个营。四营长赵一萍，政委孙自平；五营长回东，政委薛峨。二路原周雍鹤所控大队整编中不愿参加三军的，任其回家。

鲁东八支队协助三支队挫败赵森堂后，完成休整扩编任务，按照省委指令，返回潍县再奔赴鲁南。

张金铭进犯三支队遭受挫败回平度，表示不敢再滋事。

三军各路部队集中到蓬莱、黄县一带。

王文对林一山说，到掖县三支队去商量一下部队合编问题，还有去跟张金铭谈判，争取能够联合抗日。

按照特委部署，林一山先到掖城三支队司令部，跟支队部主要领导交谈，透露特委对胶东抗日武装合编的消息。郑耀南与张家洛都表示同意，认为合编是必要的。蓬、黄、掖各县已成立民主政府，根据地已经具备雏形，抗日武装必须统一。林一山说，部队统一后，还要成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一领导各县，以适应蓬、黄、掖根据地建设需要。专署正在筹备中，林一山没有细说。傍晚，他问郑耀南掖城有没有名胜古迹，他要出去散散步。郑耀南说有，也不是很多。

掖县濒临渤海莱州湾，是胶东的大县。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就有“莱”之相关称谓。境内风光绚丽壮美，相传晏子、秦皇汉武都在掖县留下足迹。掖城西北有海神庙，海神庙边有座小庙孙母祠，内有老妈妈塑像，拄着拐杖，身边蹲着只白狗，当地人称之为“打狗孙妈妈”。故事传说孙妈妈与赵匡胤有关。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卑微时，闯荡江湖，是个经常挨饿的流浪汉。有一年，他流落到莱地，夜里蜷缩在城隍庙内，白天掷色子赌牌，赢了就买东西吃，输了就挨饿。后来天大旱，闹饥荒，赵匡胤串街要饭，有时饿得两眼冒金星。那天他到城西北要饭，孤寡老婆子孙妈妈听到狗叫，就到院子用拐杖打狗，把来人领进屋里。她拿出半碗高粱米饭，赵匡胤狼吞虎咽，没几口就吃光了。他咂咂嘴，太好吃了，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美味。

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山珍海味吃腻了。有天，他忽然想起在胶东半岛莱地讨饭时吃过的高粱米饭，就让御厨做，结果都没有当年的米饭好吃。后来又请孙妈妈做，还是没有当年的好吃。老妈妈就说，是感觉不一样。皇帝觉得有道理，饥不择食，饥肠辘辘吃东西就倍觉滋味甘美。

后来孙妈妈去世，在修建东海神庙时，赵匡胤就命另建孙母祠，还在这里办庙会，家家都吃高粱米饭，这传统习俗一直沿袭到现在。

林一山听郑耀南讲完故事，说听起来跟清代周容的《芋老人传》类似。不管传说真假，都很有意思。

两人边走边聊。林一山说，赵匡胤作为开国皇帝，“杯酒释兵权”历史的评价功过参半。诸侯国与地方军政长官不能拥兵自重，国内相对平安，是功之所在。但因此削弱国家军事实力，不能抵御强敌入侵，导致国力衰弱，是过之所在。

郑耀南不像林一山读过很多史书，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他也知道。他明白林一山表达的意思，直言不讳地说：“不管心里想得通想不通，我们都会听特委的。共产党员拉队伍，不是为个人当官发财。拉起的队伍，是党组织的，不是哪个人自家的。”

林一山点点头，他很理解郑耀南的心情。拉队伍很难，三支队发展迅速，规模很大，从财政到服装、报社、医院以及兵工厂都卓有成就。现在两支队伍合编，撤销三支队番号，不管谁处在这种位置上，心里也不会好受。想到这些，他很钦佩郑耀南所表现出的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

两天后，林一山说他要到平度跑一趟，跟张金铭商谈统战问题，又说特委书记王文这两天来掖县，商量两支部队合编具体事项。

王文很快就来到三支队司令部，郑耀南与张加洛即把三支队的军事实力、政治工作与地方财政等多方面情况如实汇报。

连着几天，王文都在跟三支队主要领导交谈部队合编问题。

他还谈延安，谈全国，谈山东以及胶东半岛的抗战形势。郑耀南与张家洛等人同意特委的安排，但谈到具体的合编方案，他们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别扭。

既然是合编，部队就应该采用新的番号，还是叫“三军”，这不免有被收编或改编的意味。想到这些，不少人心里都感到很不顺畅。他们想，三军是特委直接发动的，要改编三支队却又不说“改编”，说是“合编”，这很像是个策略，也是一种安慰，能减少阻力，“合编”仅仅是一种名义而已。

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胶东特委创建的三军，怎么能改用其他番号呢？除非省委有特别的指令。

郑耀南说：“三支队正在筹建银行，刚做了一些起步工作。部队合编后，经费开支很大，根据地必须有自己的银行，发行根据地的钱票。”

王文说：“特委很快就要在蓬、黄、掖建立专员公署，专署建立后要接收三支队银行工作，尽快出票子。”

谈到服装问题，郑耀南说：“三支队有服装厂，也同时移交，部队合编后款式与颜色要统一。”

王文说：“部队合编后，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财政税收与服装厂、医院、兵工厂等部队保障问题。招远那边有金矿，要能够控制金矿，会更好。”

谈到部队合编后职务问题，郑耀南表示要服从特委的决定。他说：“我们不是军阀，军队也不是旧军队。我们所拉武装不是个人的，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不管怎样安排，我郑耀南都会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尽管从道理上说合编的部队不能偏用一方番号，但考虑到共产党在胶东拉起的抗日武装都应该统一在特委领导下，三支队还是同意用三军番号，并改大队为营建制，共编为四个营与几个直属连。

这意味着三支队只是团级编制，级别偏低。不少人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感。

郑耀南思前想后，从拉队伍到反击张金铭，再到挫败赵森堂，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张金铭要他做支队司令兼县长，他嗤之以鼻，因为他有信仰，绝不会为个人去谋取高官厚禄。可现在3000多人编个团，确实有些委屈。如果按旅级编制，大概也不好安排吧。三军的其他几支部队，职务与序列也不好办。不管怎么说，他感觉三支队像被莫名其妙地压制了。

三个营按照特委部署将要编为62团，其余编为55团。

对郑耀南的坦荡豁达，王文非常钦佩，他在三支队司令部当着张加洛和众人的面，非常诚恳地称赞道：“可见，天下共产党员都是一样的，老郑真是个好同志！”

胶东特委印发《告全体党员同志书》，阐述胶东抗战形势与统一武装的必要性，并特别称赞三支队与支队领导的功绩。

合编达成协议后，高锦纯带着三军总部来到掖县，特委机关也从黄县随迁至掖县。

那天晚上，张加洛同郑耀南商量，在鼓楼旁边的瀛海楼预订欢迎宴，并为三军总部与特委的住宿做了安排。他们选定三支队司令部会议室，不是很大，但也够用。但三军总部与特委却直接进驻常平仓小学。之前5月份，三军派来两个中队支援三支队反击张金铭，但他们没有参战，而是留守城里，先住师范学校，后来就搬至常平仓小学。

三支队在瀛海楼预订的宴席菜肴没有派上用场，三支队干部感觉很没有面子。此事是一个极不愉快的开头。历史云烟遮掩了真相，后人无法确知：在怎样的境况下，由谁决定不参加瀛海楼晚宴，并不驻三支队司令部的，为何？

三支队干部觉察到三军总部与特委对他们有所戒备，有人就怀疑三支队不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面对此种境遇，想要三支队上下没有怨言与牢骚是不现实的。

8

郑耀南觉得不管怎样，三支队还是要尽地主之谊。他跟张加洛等人商量，把欢迎宴席设在常平仓小学。

常平仓是个历史词语。掖县是明清两代州府治所，古来就有常平仓，也足见莱地是胶东半岛的富庶之乡。三支队拉队伍，常平仓小学就是活动地点之一。去年11月初，王仁斋就在这里给骨干队员讲述过抗战形势与掖县抗日武装的任务。

欢迎宴席摆满一个大教室。大家频频祝酒，自然是欢迎到来与庆祝合编之类的话题。我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武装能够合编统一，这自然是值得祝贺的大事件。尽管如此，人们在欢快喜悦中还是有些许不快。合编后三支队领导所任职务安排明显偏低，虽然不久就改团的编制，但合编后即使短暂沿用三军番号，也叫三支队，感觉像是被改编。部队编为四个营兼几个直属连，原支队部就成了事实上的团级指挥机关，这也叫人心里别扭憋屈。

李耀文被派往三支队，拟任团政委。8月12日，胶东两支最大抗日武装正式合编。

三支队所属盐捐处与财委会及银行筹办机构，还有兵工厂、被服厂等，以及与此相关人员，陆续移交给胶东特委，三支队的抗战日报社移交给特委创办不久的大众报社，人员也作相应安排调整。于寄寓调任大众报社副社长兼第一任总编。于寄寓在社长贺致平调离后，继任社长。贺致平曾评价于寄寓，不仅写文章好，且为人处世深刻而周到。1939年于寄寓调任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9月任社长与总编，后有《一支不正规的队伍》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人为他由政从文深感惋惜，他提笔写下联语：“能上能下，上下听便；有得有失，得失由之。”胸襟开阔，豁达坦然，何人能及！

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决定成立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署主任曹漫之。专署设若干科，并建立保安、司法、金融等方面组织机构。8月15日，北海专署在黄县城北校场举行成立大会，各界代表有1000多人参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要员杨沛如出席大会，北海专署所辖蓬莱县县长于仲淑、掖县县长张冠五也分别率代表赴会祝贺。

专署成立后，为加强党的领导，重新任命县长。孙端夫任蓬莱县县长，于烺接替张冠五任掖县县长，曹漫之兼任黄县县长，于仲淑为新成立的北海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之后，随着胶东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其负责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最艰苦的反“扫荡”时期，任北海专署纺织局局长。烟台收复后，任工商管理局局长。在阻止美军第七舰队烟台登陆谈判时兼任翻译。后调至青岛工作。

为巩固基层政权，北海根据地各县相继成立区镇乡各级民主政府，委派政训员，并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发展生产。建立税收制度，恢复商贸经济。

北海根据地各县政权格局在急速变化。这变化来得太快，有些突然，令许多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大为惊讶，以致各种风言风语也在发酵扩散，胶东特委内部也产生相关反应，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完全公开化。

王文主持召开特委与专署会议。会议就各县民主政权建设、银行建设、胶东干校、胶东公学以及工厂、医院、妇女儿童工作等诸多问题做出部署，特别强调要办好三军在圈杨家的兵工厂。

会后，蓬、黄、掖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全面铺展。特委妇女部长李紫辉按照特委部署，成立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会。筹备会主任李紫辉，副主任张福芝，曲韶华负责组织工作，宋兹心负责宣传工作。之后，蓬、黄、掖三县相继成立县级妇救会。

林一山就宣传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特别强调，要办好创刊时间不长的《大众报》，他对社长贺致平说，三支队报社并入后，人多力量大，要办成胶东特委的党报，使之成为我们抗战的旗帜，成为我们战斗的号角，指导胶东人民革命斗争。

在讨论北海银行建设问题时，陈文其就掖县前期工作和今后的具体方案作汇报，大家也提出各自的看法。

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二十几天后，按上级指令，胶东抗日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副司令员吴克华，参谋长赵锡纯，政治部主任于眉。吴克华尚未到任，在赶赴胶东途中。

这是胶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步入正规化的起点，标志着胶东半岛从此拥有了土生土长的八路军。

鉴于新编八路军各部队番号繁杂，为使文件与情报传送及命令下达准确便捷，此后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高锦纯公布具体合编方案，已经合编的三军与三支队所属各营，统一编为四个团。61团，团长赵一萍，政委刘中华，副团长阎世印，参谋长刘国柱。辖三个营，约有1500人，枪1000余支。1营还是由三军原来的第一、二、八大队组成；2营由原蓬莱三军二路改编的四营组成；3营由原黄县四路改编的三营组成。62团，团长郑耀南，政委李耀文，参谋长王兆麟，政治处主任张加洛，由三支队改编后的三个营组成。约有1200人，枪1000余支。63团，团长于得水，政委李丙令，参谋长陈子和。由三军第二、九大队改编的二营等部队组成，辖七个连。55团，团长回东，副团长周亚泉，政委常青，政治处主任孙自平。编制暂时不足，1营是蓬莱二路改编后的五营组成，后副团长周亚泉带来2营与3营，由掖县三支队改编。

此外，还有机枪连、骑兵连与通信连等直属部队。部队统一使用“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番号，简称5支队。合编后各部队到新的防区进行紧张的军政训练，并继续扩人、扩枪。

62团要移防黄县，部队上下颇有微词。也不是说该团不能去黄县驻防，而是感觉5支队司令部对原三支队官兵仍带有不信任成分。但郑耀南却能看得开，既然统编为5支队主力团，部署在哪里都有可能，不能因为官兵多是掖县的就不愿离家。不妨再想想，别的主力团也多不在本县驻防，而且胶东特委所属部队，东海那边几个县的兵很多，他们早就离开了本乡本土。

这天，王文对林一山说，省委指示要在适当的时间撤销胶东特委，成立胶东区委。要选好地址安排时间召开全区党代会，选举产生胶东第一届区委。省委还指示，胶东抗日武装要依托大泽山区，在平、掖、招、莱的边区建立根据地。此时，5支队司令部和胶东特委驻掖城，掖县成为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心。

高锦纯说，掖县地理位置好，经济条件优越，三支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众抗日热情也很高。在掖县西南部靠近大泽山选择驻地，进可攻退可守，还可以打通胶东与鲁中、清河的通道。胶东半岛地域狭小，万一站不住脚，就把队伍拉到西部地区，这也是省委的指示。

经过一番讨论研究，决定特委与支队司令部、军校、报社等在合适的时间移驻掖县郭家店一带，并决定在“九一八”纪念日那天举行阅兵式，地点选在沙河镇。

沙河镇，地处掖县西南交通要道，也是一座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商贸集结之地。如果说胶东半岛像一个牛头探向大海，那么沙河镇就如同牛脖子缰绳上的纽结，控制沙河镇，就能牵拉胶东半岛这牛头。

但此时的沙河镇却被杜广乾抢占。

杜广乾，字冠三，掖县人，曾为北洋中将师长。掖县汉奸县长刘子容被处决后，杜广乾在沙河镇网罗旧部，招兵买马。他跟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对，收纳三支队叛军，手中有五六百人，接受张金铭第16支队司令委任。其盘踞沙河镇就像一颗钉子，更像一块绊脚石，给八路军进出胶东带来诸多不便。

6月间，王文与高锦纯带机要人员与电台从鲁南赶来胶东，被沙河守军拦阻。杜广乾见王文与高锦纯持有第五战区通行证，并身着国民革命军制服，佩戴上校军衔，只好放行。但八支队返回昌邑时，受土山镇红枪会袭击，牺牲40多人，杜广乾即事件幕后挑唆者。

高锦纯提出要拔除钉子，搬掉绊脚石。王文等人表示赞同。5支队研究作战方案。杜广乾虽然只有几百人，但其在镇子里，墙高沟深，四周是开阔地。如果强攻，会造成不必要伤亡。杜广乾内部有两大矛盾：一是有大队长对他不满，二是“红枪会”成员对他也不满。

郑耀南建议派人找驻守土山的张良臣做工作。张良臣家是地主，兵痞出身，善于投机钻营。要他看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争取做内应，立功赎罪。张加洛表示这个办法可行。按照部署，高锦纯率部逼近沙河镇。张良臣以增援为名带兵进入沙河镇，并开枪打伤杜广乾。杜广乾被人抬着逃跑，命丧途中。后张良臣的大队被改编为55团3营，张为营长，“红枪会”成员编入县大队。

至此，掖县全境没有了敌顽势力。虽然如此，当年很多掖县人跟张宗昌沾光，当上了师长旅长，还有团长营长连长之类人等，因此掖县的兵痞土匪格外多，5支队在掖县等地遇的麻烦也格外多。

战后，高锦纯约见张良臣。他一进来，高锦纯就哈哈大笑起来，指着他说：“你呀你，张良臣，两次卖主，你可不是良臣呀！”

张良臣摸不透高司令话里的意思，见高锦纯一直在笑，就愣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