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淡巴菰，本名李冰。曾为媒体人、前驻美文化外交官，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作家。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涯》《上海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撰写专栏。作品多次被国内有影响的散文、小说年选收录。出版散文集《下次你路过》，日记体随笔集《那时候，彼埃尔还活着》，非虚构“洛杉矶三部曲”，小说《写给玄奘的情书》、对话集《人间久别不成悲》《听说》等十三部图书。《听说》被译为英文出版。 

1

那是三个阿富汗难民在美国临时的家，可显然离一个真正的家还隔着不只一个大西洋的距离。立在门口，我望了一眼，那空荡荡的房间让我的心也跟着空落落的。靠墙摞着两个窄长的纸箱子，还缠着胶带，是别人捐的没打开的床垫。阳台玻璃门半开着，两辆半新的自行车安静地依偎着，像两个怯生生的孩子。好在加州的阳光从不嫌贫爱富，像一方干净的蓝布，友好地镶在正方形窗框里。

让我忍不住看了又看的，是客厅正中那平铺着的红色团花晴纶毛毯，像七十年代中国人结婚时的喜被，鲜艳俗丽，让这屋子显得更冷清。如果没有下面那薄薄窄窄的床垫，这红艳的毯子几乎就是铺在地上的。

没有椅子，五个人站在屋子当中，都赤脚立在淡棕色的廉价地毯上。低头看到那浅蚕豆般的一排排脚趾，我不禁微笑了起来——在洛杉矶，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所在，看到每个人的脚趾和我的是一种颜色。我心一热，涌起一股他乡见老乡的亲切——虽然，他们的乡音在我听来陌生得像外星语。

那是个炎热的八月的上午，我被一个陌生的阿富汗裔美国女人带去见三位陌生的阿富汗男人。包里是刚放进去的这女人给的胸卡，上面没名没姓，只有一个基金会的名字，也仅一个单词：volunteer（志愿者）。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条新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我从没想到这历史事件会和我产生任何瓜葛。后来又听说有阿富汗难民陆续来到美国，客居在洛杉矶这个山谷小城，我确实好奇地想过：这些难民都在哪儿呢？我隔三差五要去一家伊朗人开的超市买菜，从没想到就有三个来自阿富汗的小伙子不时与我擦肩而过。

这些阿富汗难民的身影却又好像并不遥远。我的老朋友史蒂夫和他的太太退休后一直在为阿富汗难民忙活，四处募集旧笔记本电脑、手机、衣物、家具、餐具。厮混熟络了之后，好心的他们想让阿富汗百姓见识一下美国人的生活，不时邀请难民们到家里去开party（派对），“这个周末来了两家，热闹极了！每家都有六七个孩子。孩子们在游泳池里扑腾，大人们吃烧烤喝啤酒。两家男主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常谦逊，英语也够用。”史蒂夫夫妇也受邀去难民租住的房子里吃过饭，他不时透露些细节和感受给我听。“不过话说回来，当志愿者也得小心，听说在阿富汗难民里还发现了恐怖分子和杀人犯呢！”

史蒂夫的津津乐道一直让我好奇。不久我结识了邻居格兰特家新来投奔的乌克兰表弟，那位难民小伙的友善、迷茫让我对这个群体由好奇变成了同情。当听史蒂夫说起我所住的小城也有许多阿富汗难民时，我便主动问是否有我能帮上的忙。

“我明天刚好要去你那边送一些难民物资，可以介绍你认识维娜莎，她的慈善基金会和阿富汗难民有往来。不过听我太太说这个女人有点怪，要么让你找不着，要么就说个没完，从不shut up（闭嘴）。”在这个别人的国度，我喜欢结识陌生人。他们于我像一株株新奇的植物，走近了打量，总会给我或多或少或好或坏的震惊。可当我和史蒂夫赶到那个庭院颇气派的二层别墅，艳阳下，只看到车库前的两辆汽车：一辆奔驰罩着车罩，有一个瘪了的轮胎；另一辆是宝马，一尘不染地闪着蓝光。

史蒂夫敲门，没人应，打手机，没人接听。我们只好学蚂蚁搬家，把那些沉重的纸箱和零碎从车上搬到轩昂阔气的大理石廊下。“我讨厌这样的做派。有人喜欢在别人面前保持这种神秘——忙得没时间搭理你才显得他们重要。明明昨天约好了的，人不露面，电话也不接。那宝马应该就是她的车！”史蒂夫一边擦着脸上淌下的汗，一边瓮声瓮气地说。他拉着满满一车辛苦募集来的东西，在高速上飞奔一小时赶过来，真不应该被如此冷落。我对那言而无信的女人已经有些反感了。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我是维娜莎。听说你想当志愿者？我这儿有三个绝望的单身汉，困在公寓里好几个月了。你眼下能干的活儿是当司机。你可以去郊外那个教堂领些免费食物给他们送去……”她的声音很清晰，英语听着也没口音，可就像没受过正规教育一样，语法有些怪异。

我说我愿意尽力帮忙，只要对方能说一点英语。“他们中有一位懂英语。你应该下载谷歌翻译软件，他们有的说达里语有的说普什图语，你最好都下载。”维娜莎语气干脆，透着权威，像个对病人发号施令的护士。

我们约好一起去见他们，由维娜莎定好时间告知我。

几天后，正等着去见那三个阿富汗男人，我忽然接到维娜莎的新指令，开车拉一对阿富汗夫妇去公众社会服务部，“他们是个有小孩的三口之家，需要更新EBT卡。你去见他们之前得从我这儿领个志愿者卡，见到这卡他们才会相信你。”

我说好的，并问她何时何地见面领卡，维娜莎却像一条在浑水里游动的鱼，吐了个泡就没影儿了。

“三口之家，听起来安全一些。那三个单身汉，你最好不要单独跟他们在一起。毕竟他们是陌生人，人品咋样没人知道。”房东杰伊听我念叨这些难民，一向乐于助人的他很坦率地给出忠告。

“没错。不要独自上门，也不要单独开车拉着他们去办事。”史蒂夫也毫不迟疑地给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还说如果他没空，他太太去服务时也往往会找另一个志愿者同行。

我查到那EBT全名是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电子救济券，是美国的一项社会福利。加州的这个叫Golden State Advantage（金州福利），凡是月净收入少于1047美元的人，或银行存款不超过3001美元，且家中有六十岁以上老人或残疾人，都可以得到这种救济。实际上它是一种代金券，可以在大多数超市、餐馆刷卡当钱用，每个人所获得的数额因家庭人口不同而相应地不同。

听到维娜莎给我派的都是跑腿儿的活儿，我心里还真有些打鼓。让我干别的似乎都行，做饭、园艺、聊天、教英语……可当司机，我还是真发怵，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方向感有多差。第一次和史蒂夫见面就闹了在朋友间流传的乌龙：说好中午十二点在一家餐馆见面，离我的住地也只不过十分钟路程，可尽管提前出发，我却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那位于商场一层的餐馆。最后我急出一身汗，停在一家银行门口，打电话给史蒂夫问他是否可以接我一下。

怕再闹出这类笑话，但凡去什么地方，我总是笨鸟先飞，即使有导航，也要先在手机地图上查看清楚线路。

我搞清了要带他们去的地方是Department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公众社会服务部），比较近的一家距离约十公里，正好与我和那对夫妇的住地形成正三角形。除在地图上查好了线路，我还勘查好了停车场位置。

2

那天一大早，我刚跑步回来，就接到维娜莎电话，没提那对夫妇，而是通知我马上去看那三兄弟，“你知道我有多忙，只有今天上午有点时间。”她的时间如此金贵让我不敢说不。我们约好十点钟在小城中心商业区的停车场见面，然后步行走到难民租住的公寓。

顾不上吃早饭，我提前十分钟急急忙忙赶到，心中纳闷为何难民要租住在这市中心最贵的地段。发信息给维娜莎说我把车停在了卖日用品的HomeGoods大门口，心中舒了口气，这么大的招牌总不会错过。“你把车开到他们公寓楼下来吧。我看到这儿有车位，刚好停在这儿。”维娜莎变了卦，回复得倒及时。

我在导航上看到那公寓地址距离我不过几百米，没想到导航竟让我开出广场上了大路，然后右转进到一片有铁栅栏的小区，并提示我目的地已到达。“我没看到你。我刚做了皮肤美容手术，不能见太阳，只能在车里等你。你看到那家咖啡馆了吗？顺着开过来。”维娜莎说。

我心说什么叫“顺着开过来”？问她是从咖啡馆往南还是往北开，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她也不知道南北，“我不是说了吗？你就开过来！”阳光亮得刺眼。在她的指挥中我又无头苍蝇般来回转了两圈。“你能不能在HomeGoods门口和我见面？我在这儿等你，总不会错过！”我对维娜莎说不清道不明的遥控失去了耐性。她愣了几秒，答应了，但那口气透着勉强和不悦。

半分钟后，我上了维娜莎的宝马。我们互相戒备地打量了一眼，气氛有些尴尬。她把一张志愿者胸卡连递带丢给了我，我喉咙干干地道了谢。即便我侧过脸，也只能看到她局部的侧面，因为她裹着薄丝长巾，太阳镜顶在头上，还戴着一个鼓鼓的N95口罩。

车似乎才启动就到了那公寓楼下，几排灰突突的三层楼房立在那儿，有着长长的带栏杆的走廊，冷清得像废弃的学生宿舍。我随着维娜莎边往三楼爬，边沿回廊查看着门牌号。双肩包里有带给他们的十磅橙子、一堆坚果，我很快就出汗了。维娜莎包得严实，不动声色地藏起了她的年龄。她染着法式趾甲的脚上是一双带假钻的人字拖鞋，几何图案的修身长裙外罩着米色薄开衫，斜肩挎着一个带金色LV标志的链包，猛一看，她像个来洛杉矶旅游的迪拜富婆。听说她也是第一次来这公寓，我有些吃惊——她不是说他们很绝望，需要帮助吗？他们在这公寓住了四个月了，居然她都从没来探视过？看她满不在乎的神情，我也没多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扭过脸瞥了我一眼。

“写作。”我老实作答。

“作家？你是说靠写作谋生？”她停下脚步，怀疑地望了我一眼。

我知道在美国你说你是个作家或诗人，那是穷人的代名词。美国作家协会主席道格拉斯·普莱斯顿曾告诉我，美国作家纯靠写作的年平均收入只有20300美元，远低于在快餐店打工等就业者人均的39982美元。

我笑着反问她如何谋生，她底气十足地说，“我经营自己的基金会！”基金会的钱怎么来的？我想问，看她高高扬着的下巴，我把这涉嫌隐私的问题吞了回去。

一个个子极瘦小的穿红T恤的黑发男孩开了门，他拘谨地垂着眉眼，手足无措地笑着，连用英语打招呼似乎都很难。

维娜莎扫了男孩一眼，大剌剌地问他另外那俩人呢？不待回答她就昂首走了进去。“这屋里需要家具。我一会儿就去逛街，我最喜欢购物了。”趁男孩进卧室去叫两位同伴，维娜莎双脚从拖鞋里滑了出来，嗲笑着说。我也脱下凉鞋赤脚走了进去，发现她口罩上印着中文的“惠新”二字，便想那多半是有人捐赠的中国物资。她的眼睛很大，双眼皮，可那淡棕色的眼珠却像两个不透明的玻璃球，滚来滚去，让人琢磨不透。她在跟你说话，你却感觉不到她的注视。周围的人在她面前似乎只是机器或低等动物，她根本没有兴趣没有热情。

两个健硕挺拔的年轻人从那唯一的卧室快步走过来，像孪生兄弟，不仅都穿着黑布裤黑T恤，还都有着特别浓密的黑发和胡须。其中一位相貌堂堂，会说带浓重口音的英语，一上来就急急地诉苦，“我们真是很绝望，最难的是没有网络，我的手机费上个月是一百多块，跟家里人视频通话……我俩去考了三次驾照，笔试都没过。我想着拿到驾照就可以去开货车，听说一小时能挣四十美元……”

“喏，我给你们带来了她，志愿者，她可以帮你们做一切……”维娜莎双臂在胸前交叉着，抬下巴指了指我，然后又正色道，“你们别搞错，有人荒唐地拿我当志愿者。我不是！别动不动就给我打电话。我是这慈善机构的CEO。”说罢她打开精致的LV链包，掏出名片发给我们。上面除了她的大名，还有一句口号：同一个星球，同一个家。

“我也是个客居的外国人，对许多事也不熟悉。我也不是什么都能做，只能尽力而为。”在三个男人的打量下，我红着脸辩解。维娜莎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意外又尴尬，我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

似乎我的不顺从冒犯了她，维娜莎停下指示，双臂仍交叉在胸前，把脸扭向我打量着，有几秒钟，她没说话，似乎在思忖对策。三位阿富汗小伙也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直直呆立着望望我又望望她。我心跳加剧，预感到维娜莎马上要展现老板的威风，严厉地说，“你可以走了，我不需要你这样不配合的人。”可不知是她缺人跑腿儿，还是当着难民发作显得有失CEO的身份，脑细胞快速运转的结果是她压住了火儿。

“那你可以给他们解决网络问题吧？带他们去电信公司……不行，得先上一家网站，替他们实名注册，难民每月可以得到四十块钱的折扣。你们不知道吧？”说完她很有成就感地逐一扫视着那哥仨，像个施加恩典的女王。那三位木桩一样整齐地立成一排，不知是否因为听过了太多的许诺而有些麻木，那位会英文的小声又急切地咕哝了一句“No discount is ok（没折扣也行）。”维娜莎显然对这不感恩有些不满，提高嗓门重申了一遍，说没有难民折扣的话光网络费用他们每月就得花五十美元。她侧过脸再次审视着我，好像在说“球踢给你了”，那双淡棕色的“玻璃球”闪着较量的光。

我尽管心里没底，看到那三位殷殷的目光，还是嗫嚅着说我试试，心里想到的却是及时雨杰伊——那在关键时刻总给我当志愿者的好人。

“还有，我们的EBT卡从上月开始就不能用了。”听到同伴小声的提醒，会英语的小伙又急切地说。

“这个容易！让她带你们去更新一下。如果填表问收入状况，你们就少报点，别超过一千块。还有什么问题快说，我还有个校董的会要参加呢。”维娜莎说着开始趿上凉拖。

三个人中会说英文的这个最年长，31岁，红背心最小，只有19岁，另一位29岁。虽然问过他们的名字了，我还是对那发音有些茫然，便暗自以年龄为序把他们排为老大老二老三以便记忆。

一直很安静寡言的老二是个很斯文的男人，细长的眼睛像中国北方人。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轻声地跟老大提了出来。

“他想找个地方去买halal meat（清真肉类）。”看到我一脸困惑，维娜莎接口说，“他们得买特殊的肉食。”

“不能从附近超市买鸡肉、牛肉吗？你们平时都跟哪儿购物？”我问。答案是我常去的那家伊朗人开的超市。

“可他们要吃的肉得是特殊宰杀的，得是祈祷后才杀死的动物。我知道一家批发市场，一整头羊才三百多块。离这儿大概五十公里吧，你要带他们去一趟。”维娜莎仍是语速很快，利索得像在断案。“好了我得走了。”她忽然眉飞色舞起来，把顶在头上的墨镜移到鼻子上，镜腿上有Prada的标识。我才发现，她真像个行走的首饰模特，两腕上套着手镯、手上戴着若干戒指、胸前挂着项链，能戴首饰的地方一样都不少，且看得出都是奢侈品。

3

我邀请三位小伙去楼下喝杯咖啡或吃个冰激淋。我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好让自己忘掉维娜莎，以便有更多的动力给他们跑腿。

“我们有，咖啡，这里，喝？”老二嘴里蹦着英文单词，探询地问。

这一友好邀请让我绷紧的神经终于略微松弛了下来，可想起史蒂夫的提醒，我说：“还是去外面吧。”

四个人相随着踩着楼梯下楼。我再次逐个问他们的名字，像徒然地想从冰面上抓住点什么，大脑皮层仍是一片空白。

唯一能交谈的还是老大，我悄悄在心里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黄金贩子”，因为他说在阿富汗时他的挣钱之道是从迪拜贩黄金到印度、巴基斯坦去卖。“我当时的日子相当富裕。现在啥都没了！”正说着路过一家装修讲究的日本寿司店。“Sushi（寿司）！”他放慢脚步，眼馋地从玻璃窗往里望。我有些意外，心想你总不能指望我这志愿者刚见面就请你们仨去吃日餐吧？我笑笑，继续往前走。他仍站在那儿，期待地望向我，有一瞬，我为自己的小气有点难堪。

咖啡店和冰淇淋店只是一街之隔，顺从“民意”我随他们走到那冰淇淋店门口，趴在玻璃门上往里张望，雪柜里不同口味和色泽的冰淇淋很诱人，可门锁着，人家还没开始营业。

红背心男孩指指隔壁的麦当劳，我们走了进去，至少里面有空调有WIFI。

收银台后负责点餐的是一位面带愁容的小个儿妇人，也是亚裔，肤黑，像斯里兰卡人。显然不谙操作，她不会在电脑上把鸡块从十块改成二十块，也不能把中薯条改成大薯条，只能单独一个个累加。于是黄金贩子为哥仨做主，我负责跟收银员传话。开始他们说要三杯橙汁，陆陆续续，又点了三杯可乐，三包薯条，三十个鸡块。我们身后很快排起了队，有人不耐烦地瞪着我们，有人干脆走开，去旁边的触摸屏上下单。我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刷卡，共五十四美元。

店里散坐着一些常在麦当劳聚齐儿的退休老人，他们抬眼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我取了些纸巾，想用两张纸擦拭一下不洁的桌面。老二手快，接过去，殷勤地把一叠纸巾都摁在桌面上卖力地擦着。

“我们俩都结婚了，这个小家伙当然没有，他才十九岁，连女朋友都没有。不过他已经当了两年兵了。你看这是我侄子，前天刚被炸死……”老大说着把他那到美国才买的苹果手机伸了过来。我看到一个裹在毯子里的儿童，一条腿上满是紫色淤血，“他在地里玩儿，踩到了地雷。”

说罢他飞快地翻找着，“这是我的孩子们和我老婆。我们生了六个孩子。”

我看到一群孩子围在几个成年人周围，个个都很烂漫可爱。

“我也有六个孩子。这是最后一个。”说话间，少言的老二也把手机伸过来，那是个只有几个月的婴儿，他又划了一下手机，“这个，是第一个。”我明白他想说那是最小的这是最大的。努力用有限的单词向陌生人展示着自己的骨肉，听到夸赞，脸上原本只是礼貌的笑容有了温度。有一瞬，我甚至产生了幻觉，似乎我是身在阿富汗，与几个熟识的当地人闲聊，只消再等一会儿，他们好看的妻子就会落落大方地端上热茶，小天使般的孩子们就会欢快奔过来叫爸爸。维娜莎带来的紧张不快彻底消散了。

他们仨都离开家乡一年了，几乎是在美军撤离后就来到了美国。“军机没有座位，我们都一个挨一个地挤着，像一堆土豆。先从喀布尔飞到德国，再从德国飞到华盛顿，在那儿被分到不同的难民营，我去了威斯康辛，他们俩去了新泽西。我们原先都不认识。住了五个月难民营帐篷后，我们被分配到洛杉矶，在这里先住了三个月旅馆，再过渡到租用民房。这公寓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居室，一个月要二千六百美元……”

我吃惊地说太贵了吧，一居室二千六百块！杰伊有个距此不过十五分钟车程的三居室出租屋，每个月月租才不过二千二百块。

“我错了，以为住市中心就能找个可以走着去上班的工作。美国什么都贵。我们来这一年了，每个人只得到过五百美金，当然一开始吃住都不用掏钱。”或许是许久没有人聊天，这位兄弟话很多。他很亲热地与我找共同点，“咱们亚洲人文化和伦理相近，很在意关心别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冷漠。我们都不敢跟人说仨人同居一室，怕会被人当成是gay（同性恋）。”

我这才搞清楚他们仨原来都在打工。两个年长的在一个建材公司仓库当搬运工，夜班，每小时二十美元，十九岁的少年在一个快餐店切洋葱，每小时十五块。“一个月下来扣了税，我们能拿到两千五百块，他能挣一千四五百……我们想留下来，毕竟这里比阿富汗好多了。你来采访？还是留下来吧，这里多好，最发达的国家！”老大的语气不再那么焦虑了，反倒有种时来运转的快慰。

4

忽然想起点我们的餐。我去前台才看到早准备好了，没人认领，放在那儿都凉了。

他们开始吃喝，都特别小心吃相，斯文得像在吃正式晚宴。

我问他们从维娜莎那儿都得到过什么帮助。“说实话这只是我们第二次看到她。第一次是几个月前，我们还住在政府安排的旅馆里，她去发名片。我听说她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不少钱，也接受私人捐款。这里有真正出于善良帮助难民的人吗？听说一些人是拿我们挣钱。这不就是一个讲钱的国家吗？”说完这话，他浓眉下的目光投向四周，有些迟疑，好像希望自己没说错话。

想到正是午休时分，我打电话给杰伊，问他是否愿意赶来吃午餐，也认识一下我将要服务的三位难民朋友。

十分钟后杰伊赶到，先去前台点了可乐和汉堡，然后微笑着大步走过来，腰上还挂着公司出入卡。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真诚地说了句：“欢迎来到美国！”

“在阿富汗你不知道我们多艰难，现在虽然背井离乡，至少没有生命危险。”老大皱着浓眉说罢，又给杰伊放了一遍他手机里的视频。他当年在美国军机上装载物资，证明他是真有理由来美国避难。

杰伊说他可以帮他们开通网络，但从未申请过维娜莎说的有折扣的服务，明天刚好周末，他可以花时间搞清楚。

老大把这话翻译给另外两兄弟，他望着杰伊不忘加上一句：“你是好人。”他主动要求交换手机号码，说他用WhatsApp，打电话和发信息都行，他随时都看的。

把汉堡和可乐送进肚子，擦擦嘴，杰伊又清风一般赶回去上班了。

老大生怕沟通不畅，像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让我再发个信息给他，以确定号码没错。然后我们也起身离开，经过点餐台时，他很礼貌地对我说了两个单词：Some burgers（一些汉堡）？看我困惑，他指指他们的公寓方向，我才明白他要打包回去。我说没问题，帮他点了三个双层巨无霸外加三大杯奶昔、炸薯条。拎着纸袋往外走，红背心嘴里不住地说“Love it（我爱它）”。我问他们是否喜欢吃中国水饺。“哦，当然！”老大说。我打算下次给他们包些送过去。身在异乡为异客，那种凄楚谁没体会过？

下班后，杰伊直接开车去了电信公司，问询为难民开通网络的政策。同时，我接到了维娜莎的信息，“你如果带他们去购物，恐怕得赞助，因为他们的EBT卡上没钱。”后面是她说的那个超市的地址链接。我回复说没问题。

“你不要上来就为他们贴钱。他们都在打工，三个人加起来六七千块呢，你在这里又没任何收入。”史蒂夫闻听后火速提醒我。

还没容我回答，维娜莎的另一条信息到了。“网络今天去开通了吗？”

“明天就可以为他们开通，但需要他们中有一位拿身份证和我一同去。”半小时后，杰伊回来兴冲冲地说。

我告知维娜莎，也给老大发了信息，请他第二天下午两点仍在那麦当劳见面，我和杰伊开车去接他。

可那消息如石沉大海。“打电话！也许他在加班。”史蒂夫支招。

打了，仍是没人接没人回。杰伊摇摇头苦笑，说了句，“Desperate people do desperate thing（绝望之人行绝望之事）。”

“这事儿不适合你参与。我见识了太多的黑暗面儿——从难民角度来说就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些还相当可怕。我亲自经历过的案子：两个同居一室的难民，一个杀了另一个，为啥？为女人。还有一个古巴难民，被查出来是在逃杀人犯。现在的难民，已被发现有三百多人的指纹和记录在案的犯罪分子一致，可他们一到美国就消失了，下落不明，无处可查！同情和帮助难民没错，可人性太复杂，尤其是身处动荡中时，有太多不可测。你自己也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得格外小心提防。”七十多岁的约翰给一家慈善机构董事会做免费咨询多年，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困惑，他冷静地分析，“而所谓的慈善机构更是良莠不齐，缺乏监管，太多打着救助难民旗号的基金会以赢利为目的。没看新闻吗？有些甚至全家一起上，把慈善当成产业开发，把善款的大头自己挥霍掉，剩下一点当幌子，象征性地施舍给难民或其他弱势群体。我有个朋友曾捐了一百万美元给一个救助基金，后来发现是个骗局，他发誓再也不轻信了……”

杰伊听罢，仍坚持要把安装网络的事做完。我硬着头皮再联系维娜莎，信息不回，电话不接，她亦如消失在了另一个宇宙。

过了两周，史蒂夫来取杰伊清空的电脑和笔记本，他原想送给阿富汗那哥仨的。“听说维娜莎被税务局盯上了，怀疑她的账目有问题。据说她年轻时两次被控欺诈——先后申报汽车自燃和郊外的农场着火，但她请了个特别能言善辩的律师，最终得到了一大笔保险金。美国政府信赖这样的人，What a shame（真丢人）！”

我那志愿者的梦才刚开始，就那么怅然若失地醒了。去买凉鞋，试穿时，看到我的脚趾，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三位年轻人的脸——相信他们已经和亲友隔空相聚了。去那伊朗超市买菜，与我擦肩而过的黑发黑眼的年轻男子，总让我下意识地多打量一眼。多年以后，待他们儿孙满堂，回忆当年初到美国的一幕幕，也许他们会记得一起坐在麦当劳里的中国女人。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那孤独无助的身影被人用陌生的文字用心定格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