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重探1950年代初围绕《我们夫妇之间》展开的批评以及萧也牧的自我批评，可以发现萧也牧创作此篇时的“试探”意味以及革命文艺的另一种路径。正如陈涌、丁玲等人所指认的那样，《我们夫妇之间》的症结在于“写法”，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关系的具体描摹。无论是在男女启蒙/改造关系上，还是在难以令人移情的男性主人公叙述者以及“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讽刺”“认同”皆存的状态上，此篇小说与《伤逝》都存在可比性。而萧也牧此一叙事的难题最终呈现为暧昧与反噬：李克所显露的结构性伪善与进城后的优越感，无法得到小说结尾部分“和解”桥段的解决，而男女、工农、城乡“之间”的相互改造依旧是悬而未决的叙事难题。萧也牧复杂的叙事立场也由此得到澄清。

关键词：《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批评 叙事难题

一

“萧也牧小说的批判，是19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之一。”1虽然据考证，关于此部小说的评论早在1950年4月1日便出现在天津文协机关刊物之上2，但关键的“批评”之声无疑肇端于陈涌发表于1951年6月10日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紧随其后，《文艺报》4卷5期刊出李定中（冯雪峰执笔，陈企霞约稿）措辞极为严厉的批判。叶秀夫、丁玲等人的批评亦陆续发表于这一“国刊”之上。同时，共青团中央主持的《中国青年》也组织了座谈会对萧也牧作品进行批判性检视。3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研究追踪到了“萧也牧批判”背后革命文艺势力间的矛盾，即源于延安解放区主流文艺界与“晋察冀文人群体”（萧也牧、秦兆阳、孙犁等皆在内）之间的抵牾，亦暗示后者尝试过有别于“主流”的文学追求与形式探索。4同时，亦有学者提示，《文艺报》的“批判”面目强化的起源，远早于“萧也牧批判”，其实与丁玲受胡乔木鼓励而批评“周扬的人”的“阵地”相关。5这些探究无疑松动了既有革命文艺铁板一块的印象，亦引入了另一种解读社会主义文艺的可能性。虽说此种探究取向存在某种还原论的危险（使批判文字还原为宗派之争），但却有助于辨识社会主义文艺机制内部的差异性与潜在的另类性。不过，此种“后设”的研究或许还需要一种必要的增补来校正，即迫使“我们的问题”（此刻的关切）与“他们的问题”（历史现场中的批评之声所呈现的关切乃至焦虑）相互遭遇。这也是承认：就算凝结着宗派意识，其批评语言本身依旧在传达着一种“普遍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特别提及《新华月报》1951年关于“萧也牧作品的批评”综述，从此文对于已有“批评”的复述中，观测其时的核心问题意识。非常有趣，此篇综述重点引用的是叶秀夫与丁玲的文章——虽就篇幅来说，叶、丁文章较之李文要长，但陈涌的文章同样不短。6

概括而言，叶的文章重点凸显了这样一些观点：萧也牧或许有着批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李克的意图，但实际却通过“拼凑”出李克与其妻子之间“无原则的矛盾”（批评家普遍不满于无原则的“日常琐事”描写），呈现出工农头脑简单、不能正确思想，需要知识分子帮助的特征。因此作品“所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便是一种不以无产阶级科学思想为依据的、简单的结合方式”7。叶认为，这不仅是歪曲了工农群众的形象，也是描写党员干部上的失误。丁玲则触及了更大的“倾向”与“趋势”。根据袁洪权的考证，丁玲所谓萧也牧的作品“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这一部分人甚至包括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茅盾与《光明日报》文学副刊《文学评论》负责人王淑明。8因此她从萧也牧之受欢迎而想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尤其是再次点出毛的“讲话”），以及“进城”后同既有小市民趣味、资产阶级文化争夺“思想领导”9，便不让人特别意外了。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关切”：第一，歪曲工农兵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极为热烈10）。第二，歪曲的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改造”的不彻底性（“讲话”关于“小资”的论述由此反复得到强调）。第三，“进城”或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后，面临着非无产阶级文化对于中共干部思想意识的挑战、渗透（比如萧也牧的许多描写就被视为迎合小市民趣味）。“思想领导”问题变得急迫而危险（当代研究者开始不断聚焦于这一“进城”与“文化领导权”问题11）。第四，作为知识分子出身干部的“他者”，工农出身的干部之美学呈现理应克服旧文化与旧趣味的渗透，生成一种新形象（“讲话”之“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12的美学对应物）。同时，在党员干部这点上，还关乎“退坡”焦虑（秦兆阳在读到萧也牧稿子时，直接想到的是“批判忘本‘思想’”13），以及如何在一系列实际工作中站稳领导地位。

让人好奇的是，萧也牧在创作时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或“无意”遗忘了这些问题呢？14《文艺报》5卷1期（1951年）刊出作者的自我批评《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此文自然可以认为是萧也牧的“表态”之举，但从字里行间却也能辨析出颇多关键信息。首先，《我们夫妇之间》写成于1949年秋，然而却酝酿了一、二年，不是单纯应景的草率之作。其次，李克与“张同志”是有“模特儿”的，特别是“李克那个人物身上，倒是可以看出我某些方面的暗影”15。萧也牧说两人间的故事是“捏造”的，其实不尽然，他与妻子李威之间的结合同小说人物颇有一些相似性（1943年萧作为记者下基层采访结识了劳模李威），两人的一些经历恰恰也进入了小说文本当中（如关心李克的胃病）。16再次，萧也牧的写作的确考虑到了争取城市读者，有意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新人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写得过于琐碎恰恰是萧也牧刻意为之。他也明确说明，小说主要是写张同志，李克则是某种意义上的“陪衬”——在我看来，这不仅指主题上，而且也是叙事上的。如透过李克来写的效果，萧也牧一定是认真构思过的，包括以李的回忆带出张曾经的形象，但这种“陪衬”却产生了暧昧的效果。萧也牧或许并不是完全迟钝于严苛批评的可能到场，他自知是在进行某种“试探”：“但总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因为在我的同伴中，还没有像我这样干过的，所以这两篇小说发表以后，总还是怀着试探的心情。”17这说明萧也牧认为他的写作无法在既有的革命文学套路中找到，所要面对、呈现的问题恐怕也是“新”的。这个新问题或许就体现为小说第一部分“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在后续叙事中遭遇挑战：“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18即原来的工农结合好榜样，进城以后却立即产生裂痕。但很难说萧也牧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双方进行了平均分配。然而小说改编为电影，郑君里则更加明确地将主题提炼为：“原意是在提示革命干部：进城后，不论是工农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都应该不断克服自身局限，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特点，由外行转为内行，以利城市建设。”19这种“双向”改造并不全然符合萧也牧重点凸显张同志的意图。但是，这也可能道出了他隐藏得更深乃至“压抑”了的一些想法。这篇自我批评一个惹眼的特征即反复征引丁玲的批评以表示认同，乃至忽略了其他绝大部分的评论。这一大段对于自我“暗影”的征引加自省值得注意：

结果正如丁玲同志说的：“……你所描写的人物，在表现上你是替他们打扮了一下的，但这种打扮不过为的是出乖卖丑。因此说你是不喜欢这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的，并不过分。……当然，你可以因而批评她们某些缺点，只要你是严肃的，真真从心里尊敬这些人。或者你的确看见过像你所描写的这种无修养的工农分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感情是虚伪的，而且是明知故犯的。20

丁玲的措辞无非还是在具体语境里强调“讲话”所谓“感情起了变化”之挫败。萧也牧此处的反省与其说是浮于表面的表态，毋宁说是承认了情感活动中的某种分裂、虚伪的状态。——即他的小说虽然有着赞扬、肯定并树立张同志为主体的一面，但在叙事的具体展开与人物的描摹中，却流露出一种主观上并不真心喜爱这一对象的分裂感。萧也牧似乎在自我批评中完全承认了这一点。当然，这种“暗影”却可能联通着更大的现实问题——不仅关系到萧对于“接管城市”方式的看法，而且暗示大城市的秩序、礼仪、所谓既有的“文明”举止、习惯（未必体现为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旧文化”），恰恰位于一眼可以看穿的城市消费文化、休闲生活乃至残留的“剥削阶级生活”的基底。两者的完全剥离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萧也牧的写作与反省也无法完全穿透这个层次。

二

但是，批评机制实际上并没有给与萧也牧进一步“试探”乃至从“内部”推进自己写作的机会。批评者不仅指出了作者在观念、立场上的失误，而且恰恰通过深入小说的写法而在叙事上进一步规约了潜在的表达。在我看来，相对温和的陈涌的批评恰恰启动了这一程序。陈文的几个核心意见颇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过程必须由更“典型”的事件来表达，日常生活的琐事在此是无力的。第二，李克作为中共干部在沙发、爵士乐面前动摇是缺乏典型性的。就算揭示这些落后现象有意义，也同时需要在叙事上正确表现李克之所以如此的条件，将之“特殊化”，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认”——即以之为普遍情状。第三，张同志既然是模范，是经过长时间锻炼的干部，被描写为常常为琐事而争吵是不可取的。第四，就算萧也牧可以声明，由李克这一“知识分子的丈夫的眼光”来表达，其实源于“作者”对于这一视点的批判，但实际上，两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力量远超过这一“隐含作者”的表达。因此陈涌也否定了以李克为叙述者的写法。21

此外，从老朋友康濯对于萧也牧的批评与“帮助”中也可以看出，萧也牧的写法受到另一种形式的挑战与潜在否定。康濯如是谈到：

一九四三年，正是抗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年月，也即是曾被延安《解放日报》叫作“黎明前的黑暗”的日子。晋察冀的敌人疯狂到了极点，加上连年严重的旱灾，老百姓痛苦的不能说。当时我和也牧同志在边区群众团体工作，同坐一个办公室。同吃树叶，每天紧张地不让一个老百姓饿死、为组织老百姓生产渡灾和打击敌人封锁，共同作着事情。并且，我们还同时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今天三百字，过几天再两百字，一人写了一篇小说。我的小说叫《灾难的明天》（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收入短篇集《我的两家房东》），也牧同志的叫《第一课》（没有发表）。我的小说写了灾难引起的社会混乱，但着重的，是经过锻炼的农民，如何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从自身的斗争当中，渡过了灾难，改变了社会面貌，走上了幸福的明天。……《第一课》也写了渡过灾荒的事，但人感到的，是灾难无法克服，抗日可能没有前途。22

同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康濯与萧也牧，面对“黎明前的黑暗”，面对同一场灾害，却几乎展示了两种类型的“革命文学”。《灾难的明天》的核心故事聚焦于本准备逃荒的祥保一家，且笔墨着重放在两位女性身上——祥保的母亲（丈夫比她小，家庭生活极不幸福）和祥保的妻子春妮子（丈夫比她大，共产党来之前的生活亦受丈夫、婆婆欺压）。但康濯对他们的“前史”不做过多展示，而是呈现了一家人在基层干部的鼓励下如何凭借劳动渡过灾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人物都有了成长。与之相比，《我们夫妇之间》的写法问题似乎早在《第一课》中流露了出来：关于劳动人民受苦时候的细节描写过了度，“阴暗”的印象占据了主要部分。此种对于细节肥大症的批评并不新鲜，“自然主义”一直以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力图清理掉的内部“他者”之一。有趣之处在于，萧也牧式的描写与叙述“趣味”却始终如同无法根本革除的“增补”，扰乱着整个文艺创作机制。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历次纷争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种奇妙的换位。譬如说，康濯式对于生活世界中积极面向与“新人新事”的捕捉与典型化，可以说挑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塑造劳动者的“公式”，然而这一写作方式若过度考量“政治正确”乃至受到强势批评话语的影响，一定会造成“新人物”本身的“公式化”；在此情境中，萧也牧偏向于“见证”的描写又会成为被征用的资源。在这里，创作者与文学形式都会发生“分化”，由此导致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复杂张力。首先，创作者本身会因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以及政治意识的差别产生出多种类型：从最为真诚而又能扎根生活的革命者一直到依附性的投机者。其次，那一时代文学形式所提供的选项其实并不很多：内化政教机制的叙事（因此始终处在“正确”的位置），个体观察与见证的经验描摹（赋予个人一种书写上的正直性），以及传递既定“文化”观念的表达方式（往往关乎所谓“艺术性”标准），构成了这一复杂光谱中的关键几项。就此而言，作家的“行动”与“写作”之间远非是符合关系。“讲话”的要义即在于通过创作主体的根本改造而带来一种写作上的新可能，而且实现行动与写作的真正统一。但显然这一实践始终充满着挑战。

三

在此种文学与批评的历史光谱当中，《我们夫妇之间》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定位。萧也牧所谓“在我的同伴中，还没有像我这样干过的”，这些“同伴”在原则上应该包含康濯。他等于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不稳定”的风险中。这种“风险”首先体现为选择第一人称的叙述来表现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文学表达的脉络中，小说令人吃惊地呼应了《伤逝》，李克的叙述呈现出了涓生的特征。第一节“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里，“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讨论土地政策”23，对应着涓生最初“启蒙”子君的环节（当然《我》凸显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双向启蒙”）。第二节“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里，李克进城后为城市消费文化所吸引，逐渐不满于妻子的“土豹子”作风与姿态，对应着涓生与子君的同居生活渐生裂隙；第三节“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里，李克因“感情、爱好、趣味”的差别而怀疑婚姻是否可以维持，又因为其妻调动工作而客观造成两人“分开”，则对应着涓生因看不惯子君而一度不回家以及最终向子君说出来不爱的真相。最后，第四节“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24，李克因妻子的改变而开始反省并有了一定程度的悔意，对应着涓生因子君的离开而醒悟到“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进而触发一系列“遗忘”与“前行”的言说。

当然，这种“对应性”并不存在于具体的内容与细节，甚至也不是宽泛的“主题”沿用，而是一种叙事进程上的形式相似性。两篇小说不仅都创造了难以令人移情的男性主人公叙述者，而且都呈现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距离的不稳定状态——一种“讽刺”与“认同”皆存的状态。如果说鲁迅讲述了一个启蒙的寓言，那么，萧也牧则“试探性”地讲述了一个“改造”的寓言。在鲁迅那里，启蒙对于自立主体的要求并不真正包含对于伦理之爱的考虑，对真相的偏执最终被证明不是真正的勇气之体现，求新生者需要在更高的环节上承担说谎的重负，但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依旧悬而未决。在萧也牧笔下，缺乏城市原生经验的工农革命者拥有更直接、更强烈的阶级情感，这种情感也容易转化为全面介入生活改造的热情，拥有城市原生经验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则会因阶级趣味与习惯的“复活”而更易妥协于旧的生活方式。但萧也牧显然认为，介入生活的热情却会携带着粗糙性与直接性。注意，这一直接性并不等于无效——张同志干预舞台管事的胖子揍扔石头的男孩就达到了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直接性与城市既有的运作方式难以协调。因此某种程度上，乡村经验变得无法被直接征用了。“学习”或者说“妥协”势必也要发生在乡村革命者身上。萧也牧“成问题”的写法正在于此种“切断”与“妥协”的提示。

换言之，萧也牧对于改造的介入是双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最后借由李克的嘴巴明确说出“知识分子与工农”需“取长补短”，的确提示出全篇的意旨。但是我们需要将“取长补短”的具体面向揭示出来：即一方面转化工农干部的自发性，使积极的自发性嵌入规则与秩序，另一方面希望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克服消费文化的诱惑，在对方的“狭隘、保守、固执”中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力量与阶级认同，用于反省自身。然而，萧也牧的叙事存在着某种未加挑明的困境。即“热情”与“规则”之间远未达到有机的统一，乃至不得不产生矛盾，不得不产生“偏移”——虽然萧也牧没有刺透这层。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也依旧是悬而未决。

因此，正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城”后的“人”（干部）的变化问题，“社会史”倾向的解读提供了某种可加参考的洞见：与其抽象地谈论“谁改造谁”，不如关注“工农兵为主体的共产党干部如何建设城市的现实思虑”25。鉴于干部总是在历史的现实的位置上行动，因此小说中李克与妻子的社会分工就显示出了重要性：“李克承担‘接管敌人遗产’或‘建立人民政府秩序’的工作，张同志似乎承担着‘宣传教育群众’的职能。……机关内部以文字（文件）的方式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建构着城市的基本规则，李克在劳资关系上费心费力，在日常生活看不到的政治空间里为接管北京和城市重建做出自己的贡献；大街小巷则需要张同志这样的人，她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先锋，在文化上以工农兵的革命思维驱除‘摩登’之魅影。”26如此来看，李克与张同志的矛盾，就成为了“从制度反思社会问题”与“从个人保持革命先锋性层面解决社会问题”之间的冲突。然而这一解读还是后撤得稍微迅速了一些，以至于几乎抹除了“他们的问题”中的相互“改造”议题。事实上，小说并没有呈现一种可以匹配于“制度反思”与“先锋介入”的平衡比例，而是更多地表征出李克机关工作的科层化倾向——事不关己、少管闲事，以及清晰划分出工作之外休闲空间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叶秀夫最初的批评抓得颇为准确，即拎出了李克“政治上的极端冷漠”。两人最初的隔膜即滋生于面对城市生活时全然不同的感受，李克沉浸在这一生活当中，不觉得异样。然而张同志却感到极不习惯，那句“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钱？”27虽然天真却透彻，透露出一种朴素的劳动意识。然而，李克的回应却是：“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当她看到瘦猴般的年幼三轮车夫为一个大胖子服务而后者还得意洋洋时，发出了要将这胖子“好好儿改造一下子”的呼声。李克随即道出了关乎全篇要旨的一句：“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28问题的复杂在于，李克的科层倾向会掩盖在此种“慢慢来”的措辞背后，这是远比那些扎人眼球的“习惯”与“趣味”的暴露更加重要的维度。萧也牧笔下的李克处在一个不稳定的位置之上，当然作者对之有所揭露与批评，但是他的内心活动却传递出一些不那么容易克服的“抵抗”。比如，当张同志看见李克抽纸烟而指责他“真会享受”，进而试图用两人真实的经历来说动（其实也是一种“改造”）他时，李克的第一反应是：“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也就是说，李克认定了乡村革命经验在空间上的疏异性，从而使“忆苦思甜”丧失了普遍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正确”本身在李克那里发生了分裂：即承认妻子所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无论是平等诉求还是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作风），但实际上又以为她的做法是不对的，城市应有另一套搞法。这样一来，妻子其实是始终如一，而李克却变得伪善。李克被城市改变，不仅在于他投入了爵士乐、冰激淋的温柔乡，更是栖身在科层当中而安于一种伪善，用“环境”措辞来掩护自身的被动性。就此而言，李克不是简单捡回了自己曾经的城市记忆，而是安身于一种革命后的城市科层机制之中，其曾经的革命意志与求新冲动因“常态化”而逐渐消弭。小说第三节有一场对话鲜明地呈现了两人的态度差异：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我有什么说的！那样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凭你一个人就管清了？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去鸡巴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连忙说：“对对对！正确！”同时也觉得有点好笑，我真想说：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你知道么？瞎用新名辞儿！可是，我知道这句话是说不得的！29

张同志之所以要“管”，当然出于朴素的阶级意识，但却有一种主人翁的姿态，想要在此刻的城市生活中引入平等政治。张同志式积极干预的个性，在后来亦得到反复书写——不管是百花时代出现的林震，还是“大跃进”时期涌现的李双双。而在此刻，李克的伪善又显现了，甚至暗笑妻子“瞎用新名辞儿”——知识上的优越感清晰可见。更关键的是，此刻的叙述彰显了李克最低限度的“反思性”——即察觉到自己作出此种带有鄙视性的判断触犯了新中国平等政治的底线。然而虽知“说不得”，却实际上在心里已经下了评判。要说萧也牧此处是下意识地流露出鄙夷农村出身的干部的态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更有可能的是，萧也牧在此刻意暴露了李克顽强的等级意识与优越感——虽然他并不以为这种意识可以轻易得到改造。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不对，但这真实。有些无可奈何，有待解决，自己却未必有办法。

不难发现，《我们夫妇之间》的人物叙事的有机感是较为缺乏的，当然这一方面可能和第一人称叙述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源于作者对塑造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本身似乎并不在意。李克的整个形象颇有轻佻之感，让人觉得有表演性。但是第三节末尾，小说却又想让李克承担正面叙述张同志早年经历的功能，由此便有了这一段颇显生硬与突然的反省：“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呵！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为什么那样的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30第三节的末尾不但回溯了妻子的出身与革命经历，而且还回忆了两人最初相爱的那一刻：“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31也就是说，李克爱上张同志，与他整理其革命经历大有关系，虽然这些经历都来自张的行动，但李克最初的爱意也起自一种叙事。这不仅让人想到涓生最初对子君的爱起自后者对妇女解放观念的“亲口说出”。就此而言，萧也牧的确偏离了康濯式塑造人物的写法，“李克”既承担叙述可能，又是反思对象，这种“拉扯”使小说的形式也处在某种不稳定状态。

第四节一开始，在想通了妻子为何如此“倔强”之后（因为其早年经历），李克的态度却依旧是：“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迁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也就是说，对相爱瞬间的唤出，对妻子早年革命经历的回溯，没有对李克产生根本的冲击与改造。萧也牧那句以李克为陪衬越来越让人觉得另有所指——是否是以李克内心的暴露来痛苦地宣告知识分子的伪善、顽固与难以克服的优越感？还是说，李克的内心生活可以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批评”与“认同”共存的矛盾状态中窥见自身的“成问题”位置（阿Q形象的效果正是如此32）？

但是，小说发生了一次急转。正是这一叙事设置仿佛“坐实”了后续批评根本性的质疑。张同志开始变了。她在换了新的工作——从事妇女工作——之后，言谈举止、服装上都发生了变化。一句话，张同志出李克所料地适应了城市仪容的基本要求，摆脱了“乡土气”。不过李克的心里想法却是：“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呵！”可张同志的表态明明是和国家干部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张的境界要高得多，甚至可以说，张讲究妆容本身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事业而装扮。这里显然存在两人的认识落差。然而，在李克刚要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思考夫妇感情的真正基础之时，张同志却直接来向李克倾诉“自己犯了错误”。萧也牧的此种叙事取径呈现了本篇小说诡异的摇摆状态。问题回到了李克始终念兹在兹的“急躁”，这一次妻子在区里的检讨会上被批评为“包办代替”，不讲究工作方式方法。其实李克在妻子的改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介入，但是妻子的示弱以及要求提高的迫切心情却给与了李克“演讲”的信心。小说最后李克的言谈在情节上接续着他自己的“反思”，在叙述态度上则显示了作者的严肃性：

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说：文化上——初中毕业；革命历史——和你一样；工作职位——我是个资料科科长；每天所接触的是工作材料、总结报告；脑子里成天转着的是——党的政策。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的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如你！——你不要笑！这是真话。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份！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旧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是不自觉的——你有这个感觉吗？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33

李克其自身的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那种结构性的伪善与进城后的优越感。或者说，李克的变化程度远远小于他的妻子。小说的结尾极富症候意味。李克的“演讲”终究没有被打断反而得到了鼓励，然后男性主人公因为妻子的此种“肯定”而突然萌发出了强烈的爱欲，然而又经过了一段“风景”描写的“迂回”或者说“抑制”：“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34眼看马上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格式的时候，叙事来了一个打断，刺破了李克演讲——得到肯定——激发爱欲的圆环。可以说，小说在最后，才真正给予了他一种“失望”。

四

不难想见，丁玲会极度厌恶《我们夫妇之间》这种写法。从小说结尾来看，怀着改造热情并积极介入生活的女性主人公却要向那一呈现出伪善的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帮助”的要求，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拥有了话语权，农民出身的女性变成了聆听者。李克的言说仿佛成功地把自身栖身在科层当中的被动性抹去了，“取长补短”式的二元性只是在他的叙述中被建构了起来。然而，不禁要问，这真的是萧也牧的叙事立场吗？小说最后的“和解”难道解决了两人“之间”的“张力”吗？一方面可以说，丁玲等人的批评确实抓住了小说叙事自身的摇摆、暧昧与并不妥当的和解方式。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像1950年代的批评者那样迅速地将之归因于资产阶级意识的自发流露，那么萧也牧的叙事立场就是更为复杂或者说蕴含着更多层次的矛盾。那种对于李克既暴露又不过于严厉的态度，不仅指向城市习惯与观念，而且也指向着进城后诸多革命干部的真实样态。萧也牧既批评又保护的姿态难免造成叙事上的分裂、拉扯与摇摆。问题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指认这一矛盾本身，而是追问他为何无法摆脱这种写法上的矛盾。在此我想尝试性地提出，萧也牧或许刻意勾勒了李克的内心活动来对接城市读者的意识，从而通过暴露李克的局限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张的“不合时宜”性，来达到争取更大多数城市群众的意图——虽然这一做法反而恶化了最初的预设。无论如何，《我们夫妇之间》真的成为了一种试探，而“之间”的“写法”难题进一步留给了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7ZDA27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 4 8 19 袁洪权：《〈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纪念萧也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3 参见《中国青年》编辑部《本刊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河论萧也牧作品中的几个问题》，《中国青年》1951年总73期，8月25日出版。

5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92—93页。

6 参见《新华月报》编辑部《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新华月报》1951年1—6期合刊。

7 叶秀夫：《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文艺报》1951年4卷7期。

9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1951年4卷8期。

10 参见蔡若虹《美好的生活和健康的形象》，《人民日报》1950年4月16日第5版。侯金镜《严肃准确地创造战士形象》，《人民日报》1951年2月25日第5版。酒泉《反对轻佻和庸俗的感情》，《人民日报》1951年5月13日第5版。冯征《应该正确地塑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评影片〈关连长〉》，《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第5版。马少波《清除戏曲舞台上的病态和丑恶形象》，《人民日报》1951年9月27日第3版。

11 参见王亚平、徐刚：《“进城”的冲突与“改造”的焦虑 ———〈我们夫妇之间〉及其批判的再阐释》，《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13 秦兆阳：《忆萧也牧》，《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5卷），宋应离等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14 这里或许简单回顾一下萧也牧的生平经历不算离题：特别是如今被《我们夫妇之间》批判所遮蔽掉的，萧也牧所积极从事的革命宣传教育工作，以及在中青社任职时创办、编辑《红旗飘飘》所花费的心血，特别是因《红岩》以及罗广斌的遭遇而卷入《红岩战报》事件。参见邵部：《萧也牧之死探考》，《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15 17 20 萧也牧：《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1951年5卷1期。

16 25 26 李屹：《从北平到北京：〈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城市接管史与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18 23 24 27 28 29 30 31 33 34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1卷3期。

21 参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22 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艺报》1951年5卷1期。

32 鲁迅：“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参见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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