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作为有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在其持续性的生态文学创作中完成了族群身份、社会身份、中国身份，乃至世界身份的交融。以现代品格注入“风物志”式的叙事传统，圆融而辩证的处理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以动物美学作为叙事策略，在时间序列中践行其共同体视野；以“生态人”之形象切入，向世界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复调式”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李传峰 《山巅之村》 中华民族共同体 生态文学 复调式现代性

长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深层价值因种种原因之层累，往往囿限于特定民族身份、民族特色、文化习俗等“地方性知识”的既定话语缠绕中：“即往往会集中于族群历史本身而忽略更广范围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在幽微的层面，这实际上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即搁置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建构历史，而重新回缩到一种族群共同体的首尾连贯的叙事神话之中。”1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实关注较多，但对其审美层面呈现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美学追求，所给予的关注和研究显然深度、力度、强度均不足。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文学观照优势。他们偏居相对而言的边地之境，但也正因如此，其文学创作可能更在地，也更接近本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态势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生态文学创作，在为其特定民族代言的同时，也正是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讲述注入丰富而生动的多样活力，更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文学的深层经验进行着对话，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声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与文化艺术间的融通做出了有益尝试。“‘新时代中国’处于持续的推进和革命性的主体建构中，作为‘想象新时代中国’的方法的新时代文学，如同它所置身所‘反映’和所‘反应’的新时代中国一样，经历着一场立足传统经验同时又向‘现实’敞开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2

自1980年代以来，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文学创作实践，持续性地关注他生长的血地——武陵山区，其中篇小说《山巅之村》即为他生态书写的最新思考——不是以族群身份或文化“差异性”为旨归，也不以所谓陌生化的民族风貌的建构为意趣，而是在历史记忆纵深处和时代精神高地的融汇中，展现以中华民族为整一单元的国家层面的“共同体文化”。《山巅之村》从民族到地域，从叙事策略到文学形象建构，从古典文学资源到现代叙事品格，均呈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本文拟以李传锋的小说《山巅之村》为考察中心，将其生态文学创作内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的整体性阐释框架中，在个案细读与宏观探讨中，展现《山巅之村》的启示性意义。

一

在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中，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程度的传统“风物”叙事，那不是风情画式的展示，也不仅涉及外化的生态环境书写，而大多是在“万物有灵”的特定生存哲学框架内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经验、经历相勾连，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叙事氛围。李传锋生长并深情书写的武陵山区，位于华中腹地，千山万岭、层峦叠嶂，是多民族互混杂聚区，且各民族南来北往的频繁之地。“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有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们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local relationship）。”3山地风物与生长于斯的多民族人类便构成了这样的“地方亲属关系”，共同型构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空间。“风物”在《山巅之村》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成为展示的对象，承担多重功能，从而使得共同体不再是纯然的想象。也就是说，“风物”承担了一种意义再生产的功能，小说通过“风物”完成秩序的重建。这样的重建既针对特定民族内部，能形塑族群的新时代认同；另一方面，针对特定族群之外（多民族共同体之内）的人而言，又能因之被看见，进而产生被理解的可能，从而完成整一性意义层面的多民族共同体意义型塑。

在《山巅之村》中，位于武陵山中的香獐隘本是土家族人世代祖居的特定区域，为了改变相对贫困的面貌，响应国家易地搬迁的号召，绝大部分村民都搬到了山下的新村，只有灯笼爷带着孙女儿和一条狗固执的坚守。“我知道，这都是党和政府为我们好。可是，我不比年轻人，他们要进工厂，要进城市，要赚钱养家，而我隔天远离土近，做不动了，我不要这些。他们丢下香獐隘，我就来守，我来守住这个村子，他们谁要是想回来，也有个地方讨口水喝”4。对于特定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亦即在《山巅之村》中，对于世代居住于群山之中的土家族族人而言，灯笼爷守着的香獐隘不只是一个特定族群的生存空间，此一空间也是这一特定族群的一个意义再生体。“祖地不只是民族大剧的舞台，而且是这部剧的主角。对它的人民来说，这块土地的自然属性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湖泊、山脉、河流和山谷都能转化为大众美德的象征符号和‘本真的’民族经历。”5祖地空间内部的风物，便因此承担了意义再生产的重要功能，通过展示来获得意义的强化。土家族人如此这般的生态观通过风物展示出来，以便重构被模糊化了的族群认同，唤醒尘封的族群记忆。这些自然风物取自于自然，但被族群高度社会化了，对于召唤土家族人对族群文化的认知，具有更直观的价值重构意义。例如香獐隘上祖传的一种蓝花土烟，“比烤烟的叶片油性大，比白肋烟的叶片肥厚，晒干，搓索，喷点香油，劲头大得很”6。灯笼爷习惯了抽这种土烟叶，没有经过现代深加工工艺的制造，纯粹是天然烟叶晒干后的初级成品。再有“用阳坡上生长的栗树做柱头，用鸭掌楸解穿枋，用杉木做板壁和檩子，用松木做椽搁条”而建起来的土家族吊脚楼。与现代建筑技术相比，这样的造楼工艺显然是“落后”，显得较为“笨拙”。还有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关于灯笼爷所做饭食的叙述，其中的野葱炒鸡蛋、鼎罐煨腊肉坨坨等等，就地取材且自然风干，遵循食物原本的风味，不做过多的干预和调味，显得朴拙但又似乎蕴藏着某种后现代式的高级。这些风物贯穿这一户“山巅人家”的衣食住行，皆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关于历史传统的记忆。但在李传锋的叙述中，并未将其塑造成被现代文明遗留角落的碎屑，不是原始而未开化，不是断壁残垣，亦非茹毛饮血。香獐隘是族群记忆的策源地，其中的风物展示，即展示“那些族群成员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景观，那些熟悉的闭上眼睛即可辨识的空间，那些被他者纷纷踏入并被奇异化的景观，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并非是价值判断），这是和族群成员最为切近的那道风景，他们可以随时触摸、遭遇到的世界”7。这些作为符码的风物，其重要意义显然不在于形态如何，也就是说，关键性秘钥不是风物是什么样子的，而在于特定族群内外的人在了解到这些被展示出来的符码后，他们的解码行为。族群内部的人因为风物所自带的族群文化基因，成为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实感的重要修辞，从而使风物具有了类化效应，成为他们召唤族群身份、重建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修辞，乃至宇宙秩序重构的隐喻。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但非某一特定族群的人或者读者而言，风物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话进而理解的修辞论目的。这样的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关系得以发生的过程，既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也是解释者与展示物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动态过程。“在与构成社会集体的那些个体的存在的关系上说，社会集体存在的本身往往被看成是（与此同时也被感觉成是）一种互渗，一种联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若干互渗与联系。”8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推进，少数民族的文化往往被打上了特定的标签，这样的互渗与联系并未得到深度展开，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被冠以“他者”的名义，推行某种消费主义的目的论。而《山巅之村》中的风物叙事，在唤起特定少数民族内部族人的文化记忆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其他成员能够从中获取对于他们的认识和再认识，以便能获得相当程度的重新肯定和认同。比如小说中出现的“水笕”，原本是武陵山区一种常见的植物，但灯笼爷却用这种植物来代替水管的运输功能，其结果就是常常会被野猪拱坏，从而破坏山上的吃水系统。作为尖刀班成员的“我”，主动请缨说买胶管来换上。但灯笼爷不同意，他说：“你把水笕换成了管子，沿途那些鸟雀，那些野牲口去哪里找水喝哇？让它们都渴死？”9所以，在灯笼爷看来大自然是应该泽被万物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山中的鸟兽虫鱼们和人是一样的，是平等的。类似的风物还有“崖蜜”，灯笼爷拒绝了“我”将其私有化进而货币化的提议，认为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提法，山中的生灵应共享此一馈赠，“整个冬天，很多长嘴的得靠这东西度命哩”，不应占为己有。特定族群之外的读者在李传锋对风物的观照中，渐次理解其价值观念与信仰、情感与诉求、道路与选择等，风物便成为一种极具主体构造意味的动词。

人占据中心地位是现代性语境下长期以来视为理所应当的价值原点，而《山巅之村》中一切关于风物的叙述既成为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族群身份的唤醒，更成为族群外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观念“互渗”的重要契机，风物的意义就在这种不断对话式的展演中得以增值。进一步，李传锋对于风物的叙述不是为了创造某种族群圣像，以获得族群外部之人对所谓“陌生化”的青眼，而是将风物型构成一种交织着现代与传统、历史与现实、权力与表征等多重复杂关系的共同体“寓言”。以此给“想象的共同体”赋形，使之不独为“想象的”，而是已然的实构。风物背后所蕴藏的崇信的力量，也由此从族群文化的层级，播散至中华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知识再生产视域。

在《山巅之村》中“风物”不再是有灵世界的重复性叙述，不再是“风物志”式的物象陈列与博物馆式展示，而是深入到了作品“所指”的精神境界和生命体验。如此看来，这样的表达就不仅仅只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精魂的觉醒，而真正抵达了带有智性思考的现代叙事的审美境界，李传锋的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由是便被置于国家认同的总体性认知之下。

二

李传锋的动物系列小说在1980年代就已臻成熟，毫不讳言，动物叙事构成了李传锋早期生态文学创作的轴心。正是凭借着独特的动物小说而使得李传锋能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尤其生态书写中独树一帜。事实上，我们在李传锋的大部分小说中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发现动物叙事，到了新时代，当作家的创作底蕴与新的时代精神、环境迎头相撞，加之多民族深层文化资源的继承、转化，和长时间的思考、沉潜，就不单单是业已有所成的叙事炫技，也非拘囿于特定民族范围的歌吟，而真正做到了共同体性叙事审美层面的智性、灵性的诗学建构。如果说在《山巅之村》中，风物在小说叙事中完成了空间意义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的话，那么动物叙事就在时间序列圆融了共同体的意义。中国的少数民族多生长于地理位置相对边缘，生态环境相对原生态的地区。又因之普遍存在的诗性思维、万物有灵等观念，使他们面对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往往更易生发出敬畏和尊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自然中除人类之外“物”的这种“慈悲”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人、动物、自然环境构成了多组相互缠绕的关系链，“这些关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10。在《山巅之村》中，李传锋所作的尝试正是在叙事策略层面尝试将其自身少数民族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感觉结构融入小说的动物叙事之中，结合当下的现实思考，以动物叙事为轴完成了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合流，此一过程即在时间的河流中，激荡起了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视域内的“互渗式”时间叙事。

《山巅之村》中动物叙事完成的“互渗”时间修辞，即将历史与当下连接，建构起共同体层面的共享性时间意义，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因为特定族群历史的差异性而带来的共同体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隔膜感。如在《山巅之村》中，依旧生活在香獐隘的灯笼爷一家，除了他和孙女栀子，还有他们家的黄狗。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中华田园犬，而是红军狗的后代。灯笼爷的岳父当年在香獐隘上养过一只老黄狗，是现今这只大金毛的祖奶奶。祖奶奶黄毛狗白天跟着主人采药，能像香獐一样在悬崖绝壁上攀爬，在悬崖绝壁上找到出路，然后将采好的药材即时送回到红军洞。到了晚上，黄毛狗就会兼任放哨的任务，“它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十分敏锐的嗅觉，能从雨声中发现异响，能从山风中捕捉异样的气味，再加上它从远古祖先身上继承下来的对主人的那种忠诚，俨然成了红军医院的一员干将”11。也正是因为有狗的存在，敌人几次偷袭都以失败而告终。狗王带领着狗群们，形成了动物别动队，俨然成为香獐隘上红军医院最得力的保卫者和服务员。由是，黄毛狗的参与叙事，已经不止是“万物有灵”或者特定民族的文化习俗问题，这样的历史隐秘也不再是对特定民族相对陌生化历史的猎奇性揭秘，而是打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的历史现场，在时间序列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红色革命历史叙述，这是共同体内部成员都共享且共同经历过的。更进一步，民族责任感在时间序列得以继承和彰显，无论是灯笼爷之于采药人，还是大金毛之于祖奶奶黄毛狗，历史的硝烟愈加飘散，但生生不息的精神史得以延续，并将一直代际相传，且生生不息。

动物叙事除了在时间序列的表层叙事方面，因为串联起革命历史而形成了共同体的融通，与产生的此种辅助性叙事作用不同，动物叙事甚至构成了叙事推进的动力，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延展，或转向或奔突，或暂停或加速，乃至延宕等等。小说开篇即描述了上到香獐隘沿途的自然美景，但作为尖刀班成员的“我”此行是受命上山劝灯笼爷搬下山来的，“此行并无诗意”。正是远方的一声枪响，将“我”从“欣赏”这山间美景的轻松氛围中惊醒。一会儿过后，从后面窜出的一只死命奔跑且带着血腥味儿的大黄狗，使得此时故事内的气氛急转直下，危险的信号传递出来。接着我追寻着大黄狗留下的血迹往前走，因着突如其来的黄狗遇袭事件，不仅给“我”的此次上山之行笼罩一层阴云，也使“我”联想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一连串的痛苦遭遇。但叙事没有停留在此种情感基调中，尽管大黄狗遇袭受伤事件的突然闯入，霎时改变了叙事的走向，但“我”并没停留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过久，人物的情绪与故事的基调又一次因为大黄狗出现逆转。就在“我”在垭口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中竟然有一只狗，起先的惊诧、害怕、怀疑，在与狗眼对视了一阵后，“竟然被它的哀伤和信任打动，我不再犹豫，毅然把黄狗背在肩上。奇怪的是，两条生命一合体，我的胆量居然大了起来”12。这段描写很动人，借“我”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将最纯粹的人性美好唤醒。原本沉浸在不安、怀疑情绪中的“我”，被大黄狗唤醒和治愈。也正因为这一救狗的举动，接下来我偶遇栀子，和后续见到灯笼爷，才能迅速和他们拉近心理距离。直至故事的最后，灯笼爷故去，栀子下山，黄狗大金毛带领着被遗弃在山上的其他土狗们像保镖似的驻守在灯笼爷的墓边。它们好像知道是乡长主导了小康新村里的打狗工作似的，眼露凶光，极不信任的逼视着“我”和乡长。但当“我”呼唤“大金毛！大金毛！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后，狗王嗅了嗅，搜索着记忆，认出了“我”。“我”也才得以和乡长一起破解了山上所谓“闹鬼”的秘密。黄狗大金毛与“我”的互动所占篇幅并不多，但似乎都在要紧处，每一处转折，乃至结尾处的意义延宕，带有精神寻访意味。被现代性席卷而陷入精神萎靡的状态 ，需要怀念且重新召唤出被遗忘在时间缝隙中的艰难却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精气神。

当然，黄狗大金毛是小说中绝对的动物主角，除此之外，其它支线的动物叙事，虽然并不构成叙事的主干，但也并非外在的叙事闲笔或背景，而是作为不可或缺的补充性叙事力量存在。显然，这种类型的动物叙事在表达方面，注重的也是时间上的情节延续。即注重的不是空间里物象的平列展示，而是加强了线条性的叙述。比如小说中对于老岩鹰与大金毛几轮较量的描写，作者不厌其烦的细腻描写“空中杀手”和“地上狗王”的几轮拼死搏杀，甚至有跳离主线，专注斜出旁支之嫌。其实不然，这段看似繁复的书写，恰是狗王精神传承的最好注解，也是山中生灵从古至今葆有，并未随时间而褪色的精神力量的呈现。还有来自城里的宠物狗萨摩雪，总跟不上巡山的大金毛，两种不同类型的狗，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存场域和生活方式，尽管会有不协调处，但两狗渐渐颇有相依为命的架势。还有为了适应山下小康新村的生活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猫，“只要接触到湿湿的土地，短则两个时辰，长则半天，它就会死而复生。”无不展现着动物超越时间的意义，与土地、自然的紧密连接。这种连接不仅指向过去的革命岁月，也连接着当下的现代生活，更指向着未来克服所谓“现代文明病”可能性的路径。

《山巅之村》通过不同动物叙事的参与，达成了注重时间结构的效果，显示了作者试图走出特定族群的历史藩篱，而展开怀抱去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相拥的艺术诉求。也是作者跳脱特定族群身份的单一设定，在时间序列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表达。

三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面铺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因为种种原因，原本有些多民族地区演进着不同的历史记忆、时间逻辑、社会秩序，也被不同程度地卷入进标准化的现代化巨轮。原本一体中多元的演进，循着西方的现代性脚步，被纳入了单向度的轨道。因而，多民族地区这种快进式的现代性演进往往被窄化、被压缩了，就可能会显出促狭、暧昧的意味。于是，如何以一种非西方的、在地性的，符合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模式来调试西方资本主义唯经济论的垄断性叙事，以打破人们惯性思维模式下，对“发展”“速度”等极具压倒性优势的魅惑性叙事的偏爱，成为亟待破解的生活与情感难题。“与西方民族的形成多源于漫长而惨痛的殖民或流放记忆不同，作为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国民族几乎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各民族交错互嵌的居住格局、兼收并蓄的文化交融、取长补短的经济汇通、亲如手足的情感相依、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各民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动实践，使得爱国主义精神已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基因融入全体国人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学始终不绝如缕之主题”13。新时代以降，民族地区在完成脱贫攻坚伟大任务后也迅速进入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经济繁荣，各种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各民族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少数民族作家们带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风俗传统、地域的文学书写参与着“复调式”现代化的发展。这种“复调式”的现代化是属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传统爱国主义主题的“新时代版”。即，与多民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社会现实变革彼此呼应，并依据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的具体调整而不断调适自身的话语表述状态。具体到《山巅之村》，作家的这种“复调式”现代化模式的思考，就集中呈现在“生态人”形象的塑造上。“生态文学塑造的这种‘后现代人’的新人物形象，在其他客体面前 （如自然），不再是主体性的姿态，主宰者的脸孔，而是一种俯就、尊崇自然、淡漠物质生活、主张人与万物共同在家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性，不妨名之为‘生态人’。这种‘生态人’的塑造呈现，无疑是对当代文学的人性表达与人物塑造的一种超越与更新。”14

少数民族地区因受多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层层累加，很难甚至说不可能完全套用同一种模式在同一速度下朝着全面现代化行进。少数民族作家也在历史中领悟到西方现代性叙事话语完全接纳的不可行性，那么，尝试重新规划出适合于多民族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境况的“复调式”现代性线路图，便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灯笼爷这一人物形象就寄予了作者某种“后退式前进”的尝试，以完成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差异性或对抗性叙事。灯笼爷一家不愿从香獐隘搬到山下的小康新村，似乎是整个小说故事的逻辑原点，也是整个叙事矛盾的核心。从故事叙事的表层来看，灯笼爷似乎是拒斥现代化的便捷生活，而更愿意停留在对那些经久不变的原生态的“风物”“动物”的凝视上，从而悬置了与未来的线性联系。但其实灯笼爷这一人物，并非是固执地持守传统生活模式不懂变通的卫道士形象，“他内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这电灯的确是个好东西，这商店是个好东西，这汽车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很多，如果都能弄到香獐隘去多好哇。”15所以，灯笼爷排斥的不是现代生活，而是釜底抽薪式的完全斩断与过去、与传统、与土地相决绝的生活方式。采药人当年在临终前交代灯笼爷，要亲爱土地，不要忘记给逝去的红军们，“但是，多数人忘记了，食言了。他们把房子抛弃了，把土地抛弃了，把生活习俗也抛弃了，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都带入现代社会？一心只想着赚大钱，住新房子，过好日子，有谁还记得这衣胞之地，记得清明节要给亡人烧一张纸送一炷香呢？！”16如此看来，灯笼爷持守的也不是特定民族的风俗或者信仰，而是由乡土文明生发的中华文明，也是多民族共同体内的同袍之情，是被西方现代性演进逻辑遮蔽的其他可能性。“生态人”的出现，或许是一个契机，得以重新审视被纵向时间观所遮蔽的叙事逻辑，恢复对空间的多样阐释，和对时间的多元认知。由是观之，策略性的“退后”或许能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拯救当下的“前进”方式。在“退后”中把握生活、思考世界、塑造认同。或许，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尝试着使中国文学从“五四”以来及被现代性裹挟的时间神话中解救出来，为“复调式”的现代性进程，即中国式现代性提供了另类叙述的可能性。

当然，“复调式”现代性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解构既定进化论逻辑中的西方现代性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或者说提供关于文学的对话性的“复调式”现代性模式的洞察。如果说灯笼爷这一“生态人”的形象完成了对话语地拆解的话，即“只简单地想着怎样把泥塘里一条活鱼捉到客厅的鱼缸里去生活。”17那么栀子这一“生态人”形象则呈现出一种指向未来的生发性意义。寄寓着作者进一步的思考：“幸福生活到底是些什么？肯定不只是吃饱穿暖，还有社会服务，还有精神文化生活，包括如何满足个别人的意愿。”18栀子不愿意下山，更多的是情感层面的考量，她离不开爷爷和大金毛，离不开香獐隘上的草木虫鱼和山川树木。但她也想下山读书，想改变香獐隘的贫苦面貌，使得大家既能不远离土地，又能幸福生活。这是栀子的难题，也是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考题。故事的最后，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要从香獐隘经过，设计院的专家已经来看过地形。栀子也下山读书、考大学，还报考的是农林牧方向，毕业后带着知识重返香獐隘，搞生态开发。这既是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策略，也是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的融通，更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性图景的生动注解。对于风物和动物的叙述，使得《山巅之村》在叙事层面完成了作为本文的故事对于中华民族在共同体的形塑。而其中“生态人”形象的塑造向世界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复调式”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角度和高度并联系文学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来看待一些现象，来思考一些问题，一些氤氲不明的现象便会清晰起来，一些不够彰显的会凸显出来，一些游移不定的会确定下来，从而使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提高认识，坚定理念。”19

《山巅之村》的故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与历史演进的对象化呈现，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以武陵山区的“这一个”写出了中国故事，写出了多民族中国的共同体意义。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是独属于香獐隘的，但被现代性的滚滚车轮所碾碎的又岂止是世代居住在此的土家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呢？自然也有汉族的，更准确的说，是多民族的，是传统乡土中国的。也是在这个意义层面我们发现，李传锋对武陵山区的书写，既是他对民族地区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更作为一种可行且有必要的视角和方法，助力他观照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诸种问题。而这样的诗学意义又延展为作者强烈的国族意识。

李传锋似是用生命在写作，以“亲历”与“在场”的方式，观察着大自然春去冬来的变化，感受着大自然山川湖海呼吸的节奏，聆听着大自然寒来暑往的歌吟和叹息，他把生机盎然的鲜活大自然，和遭受了危机而焦虑的大自然，以及人类深沉的思考都真切地传达给了读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力量在向世界诉说着“复调性”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之缘何、为何的同时，也是不是因之多元自然伦理，新式乡土伦理的展开，有缓解现代性焦虑的某种可能。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不是在强行脱离既定的现代性轨道，而是试图在危机重重的西方现代性神话中发出多民族中国的声音：期待族群在现代与传统并置的世界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发展，有你也有我，我们彼此对话，而非彼此对抗。也正因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书写并非后现代意义的解构，而是多元文化的建构者、跨族群对话的推动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力。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310201301005）、湖北省作家协会一般项目“新时代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的‘山乡巨变’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大先：《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2 王金胜：《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论关仁山〈白洋淀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3 10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4、69页。

4 6 9 11 12 15 16 17 18 李传锋：《山巅之村》，《民族文学》2023年第9期，第32、16、14、10、6、26、32—33、42、36页。

5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2页。

7 Ann Bermingham,Landscape and Ideology:The English Rustic Tradition 1740-186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52-154.

8 Baldwin Spencer and Francis James Gillen,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02-4.

13 李长中：《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14 雷鸣：《论生态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及意义》，《文艺论坛》2021年第4期。

19 白烨：《新时代中国文学总体性探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