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龄”题材小说创作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以往的家庭养老体系被迫解体，其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和人文伦理道德危机引起了文艺创作者的关注。近年来，“老龄”题材小说从单纯的“衰老诗学”“暮年叙事”走向了更为灵活广阔的创作天地，不仅暴露了家庭伦理的崩溃，寻找老龄社会道德冷漠问题的源头和走向，还通过艺术叙事策略生动表达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深刻体味老年人群体的情感和心理。但终极来说，“老龄”题材创作亟需一场从历史出发、为当下谋判、从未来着眼、为长远把脉的文化共振，观照理想老龄社会的文化容积和伦理温度，获得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图景的“正思维”理解判断方式。
关键词：老龄题材小说 “时间贫困” 偏执症候 伦理失范 科学老年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确认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趋势短时期内不可逆转。步入老龄化社会是一国总体向上发展的自然且必然的阶段，在中国之前，美国、日本、英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有相关的经验积累，但中国因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老龄化进程速度疾快、安置老年人的城乡地区不平衡、经济因素作用倾向明显等特殊因素，老龄问题显得更加复杂。长久以来，大众对老龄问题的认知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公共管理、人口学、统计学、经济学、现代医学和护理学等领域，而事实上，从人文艺术领域、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等层面切入老龄研究的全新视角，可以拓展更为感性的人文思考场域，寻找老龄社会道德冷漠问题的源头和走向，深刻体味老年人群体孤独、寂寞、回忆等抽象情感，获得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图景的“正思维”理解判断方式，合理憧憬理想老龄社会的容积和温度。
老龄，一边联结着死亡，一边联结着生育，它作为有“延长线”性质的文艺创作主题。而养老问题从家庭内部移至家庭外部，家庭亲人责任扩大衍变为社会责任，这是老龄问题社会化的内核冲突。因此可以说，“老龄”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关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问题，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存已成为当下社会重大危机之一，人们可通过这个典型又特殊的群体洞悉现代社会中人的压力和痛苦，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衍变。创作者们通过叙写衰老与疾病、老年人的心理变化、社会服务机制和赡养老人的家庭成员反应等主题，在微观之处显现诸多真实的细节和细腻的情感，直指社会伦理学和人文关怀。
一、“老龄”题材创作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作家对“老人”“暮年”“长者”的书写，早在鲁迅的《死》、林语堂的《老年的来临》、施蛰存的《论老年》、师陀的《落日光》《寻金者》等现代作品中便有涉及，发展至当代有小说如李锐的《残耱》、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蒙的《奇葩奇葩处处哀》、鲁敏的《离歌》、计文君的《水流向下》、迟子建的《黄鸡白酒》、张翎的《空巢》、戴来的《突然》、黄咏梅的《蜻蜓点水》、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李凤群的《大望》、谌容的《人到老年》、曹德全的《香香女的老人国》等；散文如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等；报告文学有《生命的惊叹号》《养老院里的故事》《安乐死》等。“老龄”文学作品既彰显了中国老龄文艺创作的发展趋向，又呼应了世界范围内的老龄社会问题，从单纯的“衰老诗学”“暮年叙事”走向了更为灵活广阔的创作天地。
“年龄”不仅是简单的生理层面的数字界定，还有年代、心理、文化及统计方面的定义，包括“生理年龄”“社会年龄”“心理年龄”和“精神年龄”等多个层面的理解，因此，“老龄”主题具有突出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创作者对老龄化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阐释，既剖析了其敏感的社会问题性，也凸显了透视人性的深刻力道。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来，中国长久以来建构的家庭养老体系正被迫解体，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伦理和价值道德面临重大转换，对于这样剧烈的社会关系变动，“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是一个令人惊恐又焦灼的问题。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向就是谋求实现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历史统一。但如何统一，如何通过明确的历史意识表达对老龄社会全面到来的关注，如何从不同维度认识到自身变迁的内在逻辑，进而解决“失衡”，当代文艺表达还需要通过质和量的发展形成创作的深层自觉。
“衰老与死亡”即洞悉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镜子，尤其影射了青年人和中年人冷漠、利己、逃避、精神空洞等无法伪装的人性本质。一方面，在经济关系赤裸的现代社会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追逐利益增长的过程中只注重人们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而对无法再创造有效价值的老年人产生了怠慢、漠然、厌嫌甚至是歧视的情绪，即是说，信仰淡化、道德缺失、心灵沙化、精神空虚等工具理性人格占据了现代人思维和情绪的统治地位，家庭养老的全面崩溃和社会养老的不健全更激发了人性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中青年的精神虚弱而不自知，暴露了人类面对“衰老与死亡”时的精神贫弱和伦理虚亏，而非身体孱弱。老龄群体面临的是“时间贫困”这一共性心理焦虑，沿着这一路径深入剖析思考可发现：围绕着“时间贫困”，更大范围的现代人同时面临了“经济贫困”“情感贫困”“社会公共资源贫困”“医药贫困”“服务贫困”“关怀贫困”等现实问题。即使说，深度的老龄化社会将原本复杂、多层级的人际关系变得简单、赤裸、毫无遮挡，暴露了人文社会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对于后现代文艺、超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来说无疑有巨大吸引力。所以，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呈现并引导积极科学的老年观和人生观，如何通过艺术叙事策略生动地表达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如何找寻合适、合理的批判话语视角体现艺术主旨的刺激性、现实性、理想性、虚构性等等问题，是当下“老龄”题材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书写偏执症候，揭示“锐”与“钝”的内在矛盾
在传统社会，老年人凭借其知识、经验和智慧而获得社会权威，社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都有了审视和评价的惯性，尤其在道德伦理社会化判断方面，对老人形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社会压力。这种伦理僵化现象辐射了多方面的错位，以及造成了老人与亲人等之间的人际矛盾，甚至造成了足以击溃老年人价值观的精神负担。因此，面对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宏观人文环境，富与穷、懂爱与不懂爱、感恩与冷漠、逃避与责任，物质与精神等错位冲突在老年群体的社会家庭生活中不断升级。在这样的错位中，老年人无法真正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以及应该找寻的人文依靠，因而成为所谓的“负担”或“躯壳”。
周大新在小说《天黑得很慢》中，对老年人不服老的行为偏执有一段真实到荒诞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萧成杉为了寻找新的延寿方法，经常去书店买那些关于细胞学、分子学、DNA分析、基因技术、精神学等方面的书；他通过做长寿健身操、练习龟龄功、吃千岁膏、加大抗糖尿病药量等方法抗衰老，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寿到117岁。老年人希望自己长寿是维护自尊心的一种表现，只为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未衰老的、没退化的人。曾经，老年人由于其知识、经验和智慧而获得社会权威，往往比年轻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及话语权，他们在各种仪式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权威不容置疑，如今在现代社会反而失语了，年龄带给老年人的并不是荣誉和地位，而是知识技能落后、反应感知迟钝、身体活动能力弱化、人生经验遭到质疑等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老年人不愿意面对的。理解了这一点，便会切身理解老年人对长寿有行为偏执的内在原因，也是理解老年人精神障碍的有效方式。
而谈及观念偏执，在中国，城乡养老对峙是最能彰显老年人观念偏执的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养老机制中，城乡对立思维十分严重，赡养者认为城市能够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物质条件，例如高档的养老院、专业的护工、完备的医疗服务体系等等；但老人往往更愿意选择在乡镇养老，因为这里是故土和一切习惯养成的地方，家族中已经老去的人也就在不远处安眠。所以在子女和老人的赡养和被赡养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对峙，即“老人真实需要的”与“亲人认为老人需要的”之间的巨大矛盾。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完整地记叙了奶奶从养老到去世的过程：最初，奶奶为了能在乡村养老，还通过手段作祟将“我”留在了乡村；随着“我”的父母离世，奶奶老有所依也只能搬去县城住。她在县城里两个哥哥家交替住。她不喜欢“被轮着住”，认为“哪儿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亲戚”，“这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是儿女们为了均等自己的责任而作做出的最自私最恶劣的事”1。这样的养老生活并不如意，不仅生活习惯、价值观全都不同，老人家还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乔叶在叙写奶奶县城的养老生活时有意识地频繁用“被”字，如“被轮着住”“被掺和”“被安排”等等，凸显了老年人在城镇养老生活的被动性。而后，奶奶脑瘤复发，医生诊断无法再次开颅，奶奶平静地决定回杨庄。在杨庄，奶奶回忆起了年轻时的美好与歉意，重新摸到了稻谷麦穗的成熟，释怀了人生的疼痛和绝望。李锐的小说《残耱》也讲述了老人对安土重迁、合家相守的向往，“原有的代际互动和情感连接随着儿孙们的离去已在一丝丝地断裂”2。老年人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看似是一种偏执，但是也体现了城乡内在矛盾的广泛影响。但在乔叶的叙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家作为亲人却无法真正体悟老年人的身心而弥散的失落和无奈，客观来讲，老龄人口之外的人群很难完全拥有老年人那种类似于“文化持有者的内在眼界”，只能尽可能地主动感知和贴近彼处情境。因此，作家需要在了解的基础上，在懂得特定人群对其生活的“种种非规范化注解”的前提下，给出一种恰当的诠释。
“70后”女作家黄咏梅的“暮年叙事”始终贯穿着“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这一思想主题，“社会在快速转型，城市在不断变迁，然而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却渐渐脱离正常的现实轨道，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不适，犹疑，惶惑，间或在困顿中艰难地挣扎几下。这种惶惑与困顿，几乎成为她笔下暮年形象共有的精神特质”3。她的《档案》塑造了管山老农们在面对冷峻强悍的现代都市伦理时极度不适与惶惑的心绪。在乡村中霸气有威严的农民，在面对黑色粤A轿车的笨拙和不知所措就是都市语境这一放大镜对传统人伦规则的重大颠覆。市场经济规则，以一种绝对性的优势，压倒了小农意识形态中的家庭伦理，令这些乡村中的老人们戚戚然不知所措。在黄咏梅的笔下，以往传统伦理社会中通达睿智、威严庄重的长辈形象不复存在，只有一群身心不断被搓揉和挤压的鲐背苍翥的老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和日渐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惶惑、无奈、颓唐、无力抗争。
一个健全成熟的大城市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每一个城市环节都如同一套机械系统中的适配件，总体形成一套工业化生产线，城市人在钢筋水泥的环境中也养成了独善其身的冷漠，“外来者”若想进入这套既成的城市生活体系，只能“削足适履”。这也是许多老年人从内心抵触城市养老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农村的群居性生活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动感和互动感。由城乡养老对峙的矛盾又延伸出“空巢老人”的概念——年轻人在外打拼、读书，老年人独守家中，随着超多子女外出务工，家庭养老功能就被弱化，空巢老人这个命题已经触碰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的伦理传统。由此，这个看似人类进步需要共同面对的“普世”命题，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便显得尤为沉重。
综上不难看出，文艺创作者对老年人“偏执”症候的理解和表现，并不在于原汁原味地、用纯正的现实主义还原呈现老年人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了解了老年人群生活中“种种非规范化注解”的前提下，对他们作出一种深刻且有动因的阐释，进而通过“深描”给出一个立体的新视野，仅仅用类似“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不够的，在移情和共情之余，还要对情境有独特的理解和判断，才有可能完成深描。
三、暴露“长寿噩梦”引发的伦理失范
每个人都将走向暮年，面对容颜渐老、身体孱弱甚至情感失落的生存状态，绝大多数老人充满了恐惧，且对养老问题亦只能被动接受任何一种处置方式。“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本己的心理状态。我们害怕的不仅仅是死亡本身、死亡的过程，更害怕因死亡而孤立于社会之外，割断与社会的联系。”4例如：担心只靠养老金生活不下去；独居老人对情感和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活着就是给家人增加负担，不断产生对生命价值的怀疑等。许多文艺作品都谈及了“长寿噩梦”的现实性，正印证了格尔兹的那句“追踪社会话语流的取向，赋予它一个可以检验的形式”5——报告文学《安乐死》中就写到了老人自身想主动结束这场噩梦的伤痛与无奈；薛忆沩的小说《空巢》讲述了快80岁的空巢老人遭遇了一场“电信诈骗”，其遭受的羞辱摧毁了老人一生为傲的明智与自尊心；同时，“长寿”对于年轻的家庭成员来说也是一场噩梦，他们本就承载着不轻松的谋生压力，在照顾老人的问题上更显得力不从心。老年人从最初被当成亲人照顾、当成老人赡养，再到被当成孩子安抚、当成病人照料，甚至极端情况下当成动物冷待——在这个煎熬痛苦的过程中，“长寿”对于很多家庭和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值得自豪和称道的事情，反而成为了自身和他者共同经历的“噩梦”。因此，老龄社会仿佛是一只扯去人性遮羞布的“上帝之手”。老龄危机症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衰老”和“养老”本身，它揭示和暴露的是真切的身体感受和心理反应。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个段落，同时也是真实了解人性的最后一个机会，相应地，老人周遭的人际环境、人情冷暖、需求和情谊等，都成为家庭伦理和道德人性的考验项目。事实上，长寿的真正噩梦来自于在赡养和扶病过程中人们暴露的本性，以及人际关系矛盾对老人的刺激和打击，所以，“长寿噩梦”既涉及现实社会问题，又关涉重要的生命哲学命题。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日本如同跑在中国前方的镜子，提前暴露和映射了诸多老龄化社会现实问题。再加上中日都是亚洲国家，在家庭结构、社会伦理、生活观念等方面都极为相似，所以，日本的老龄文艺作品对中国受众也有极大的启示作用。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197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恍惚的人》是日本首部直面老龄化的文学作品。小说以立花信利遭受阿尔茨海默症折磨的过程作为叙事线索，言说了日本现代家庭护理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难题，更暴露了现代社会中亲情的淡漠。作者一方面描写了为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茂造，昭子所承受的压力和困苦，另一方面也不惜笔墨着重展现了处于中年阶段的人面对即将来临的老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惧，以及面对赡养责任的逃避和自私。这个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极其有限，儿女、孙辈都没有赡养意识，面对“长寿的噩梦”，儿子信利自私地说：“看到老头子那副样子，就想不如不等到那样子就死掉算了。命长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我一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大家都不死，只是一味地老下去，就不禁感到全身发冷。”6他戏谑冷漠地将老人形容为一篇枯萎却又不肯脱落的枯树叶，而他的亲妹妹、茂造的女儿京子甚至说“父亲像个傻瓜一样”，孙子敏在父亲的影响下，家庭意识亦十分淡薄。昭子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一个与茂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成为唯一能照顾公公的人，甚至包括解手、哄睡安眠、更换尿不湿、清洗身体等高强度护理工作。当茂造最终死在了家里，昭子发现他的儿子和孙子竟然都没有为他落泪，这不得不令读者慨叹：亲情，源于血缘，但又不囿于血缘。有“亲”未必有“情”，现实的考验会佐证亲情的浓淡与真假，血缘亲情在衰老、疾病和养护面前变得脆弱不堪，因而，养老问题揭露了亲情掩盖之下的人性困局。这部小说直击日本老龄社会家庭关系的痛点，对生死、欲望、伦理等生命属性进行了积极思考。
当前，关于老龄事业和相关矛盾的方向性问题无不围绕着个人道德和家庭养老这条线索，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所隐藏的老人生存之痛。鉴于此，笔者将视角拉回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再加上“核家庭”数量激增（“核家庭”是指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单位家庭。主要特征是只有两辈人、对亲属的依赖性较小、但同时也缺少亲属的照顾、离婚率较高、择偶较自由、居住环境较独立简单，保护生活隐私的观念较强）导致护理劳动力不足、医疗服务不足、社会福利保障无法覆盖、退休金支持缺口大等严重现实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内老龄抚养呈现“四二一结构”以及空巢化现象，这直接导致了家庭养老的事实性破灭。家庭养老被迫转化为社会养老，一方面正面彰显了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家庭关系和亲情抚慰的失效。与其说是老年人群体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抛弃，不如说是老年人群体被正在缺失的现代人文关怀所遗弃。
四、建构真实的生命观
在老龄叙事文艺作品中，死亡几乎是绕不过的一个叙事部分。以“人生”为单位孵化“真实”，死亡也是真实人生中的一个步骤和环节，它不仅可以表达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态度，还能建构和限构某种非常规的家庭关系。真实地呈现人物面对死亡的表现和心理活动，本身就是正视老龄社会问题的一种积极行为，摆脱焦灼和痛苦的消极情绪，除此之外，温情地接受死亡，也说明创作者对叙事本身已经做好了客观分析的准备，这要比大悲大喜的情绪输出更具有真实感。“对于多数人来说，‘真实’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感受。如果时间与空间构成意识内部不可或缺的坐标，那么，‘真实’则是维持生活经验稳定及连续的基本保证……‘真实’是一种如此强大的需求，以至多数人不再对“真实”包含的各种层面或者各种类型进行精细地辨析。”7总之，无论是真实还是寓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宏观人文环境中都能找到社会文明精神症候和发展危机的投射点。
“老人是人”，而“人”具有物质、精神以及生理等全方位的需求，积极地应对老龄社会的全面到来，主动在精神和心灵层面接纳衰老，就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潜在需求，尤其是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生理需求，这是对“真实”的另一个诠释角度。英国作家巴恩斯在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中对老人对爱、食物和性的渴望表现得真实又精致。在性的发生场景的细节里又自然生发出更多意义，集合了个体生存的微观史、社会发展的宏观史、日常生活的风俗史，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在集体意识相对浓厚、伦理道德观念十分稳固的东亚地区，作家们对老年人性表达的主观遮蔽省略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对“性”持假意态度，受困于文化伦理积淀，无法坦诚地面对自身的情感需求。巴恩斯在一次采访时说这本小说的潜在标题是“反对平静”——老年人的生活不应该是大部人所认为的那样平静，没有激情，他们也都渴望着生活的波澜，而对生活和爱的挣扎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最后表达。 建立亲密关系，不但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也是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对于抚慰精神、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和自尊感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创作对这一问题的忽略淡漠，或者主动塑造一群假装“无性”的中国老年人，不仅不人道，甚至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群集体“缺爱”而不自知的巨大人文困境。
深入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宏观人文环境即可发现，富与穷、懂爱与不懂爱、感恩与冷漠、逃避与责任，物质与精神等错位冲突在老年群体的社会家庭生活中不断升级，这是中国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播等领域共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它亟需一场从历史出发、为当下谋判、从未来着眼、为长远把脉的文化共振，以寻找一种人类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发展渠道，观照理想老龄社会的文化容积和伦理温度，重构理想文明发展模式，而大前提是建构科学的、具有发展性和现代性的老年观。老年观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关系老龄社会的未来问题。“科学的老年观不简单是如何看待老年人的问题，而是要在科学的年龄观的基础上，建构科学的少年观、青年观和老年观……科学的年龄观的核心就是年龄平等观念，在此前提下，科学的老年观就是在生命历程的视野下，正确对待老年人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性……”8社会和文化因素，抑或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不需要将注意力全部放置在区分辨别老与少的边界上，而应该从“老人是人”的角度观照，在保留属于老年人体面的同时，揭示重要的社会问题。毕竟，每个人独有的记忆、情感、身体的悸动和精神的波澜，都满载了一个人宝贵的人生。
[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2023年文科建设专项自由探索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2 万秀凤：《乡村“留守老人”精神困境的书写——读李锐的短篇小说〈残耱〉》，《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
3 鲁雪莉：《论黄咏梅小说的“暮年叙事”》，《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4 陈民：《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江苏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5 [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6 [日]有吉佐和子：《恍惚的人》，秀丰、渭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7 南帆：《非虚构写作：话语规则与效果》，《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8 党俊武：《老龄社会的革命——人类的风险和前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