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心灵的回乡路 ——东西小说中的“家”元素
内容提要：东西小说中的“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书写，在他的笔下，两个问题成为他的关注重点，一是，当代人对于自己生命归属的感情体验，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无意识：以“我”重新认识自我的“来处”，在现代转型的迷失中重新认识自我。二是，当代社会中个体对待家庭事件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模式，他将那些荒诞不经又现实残酷的情节放置在家庭关系中，以这种特殊方式去观照国人心灵状态。因而，对东西的小说中“家”元素进行提纯，挖掘其重要的独特性和影响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词：东西 “家” 荒诞 出走 回归
20世纪对中国文学而言是个转型时期，在这整个过程中，对家族和家庭的书写从未停止，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不但看到一个战火纷飞中的“国”，还体验着极速变化和解体的“家”。从对“家”的书写中，可以看到比历史学家更细致更隐秘的内容。家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家族主义或家庭本位是最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中国社会可谓以家族组织为最基本单位的社会，相应的，中国的文化也以家族主义为其最基本的价值内容”1。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中国人》中，林语堂特意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具有稳定性，“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2。中国文化能够承传五千年，创人类文明史奇迹，是与这样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分不开的。
在东西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关注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和人心人性，体察人的精神状态和语言思维。他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一直在追踪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完成对国人心灵状态的切片分析。他的荒诞书写有一种精神美学意义上的“奇力”和“纠缠”。将中国人感受系统中现实、历史的真实状态，独特地转化为独属于他的荒诞方式。东西小说中的“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书写，在他的笔下，两个问题成为他的关注重点，一是在当代，“我”是谁？即人对于自己生命归属的感情体验，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以“寻父”为主题的一系列小说中，如《耳光响亮》《慢慢成长》等，小说以“我”重新认识自我的“来处”，在现代转型的迷失中重新定位自我。二是，他关注当代社会中个体对待家庭事件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模式。在他的《祖先》《原始坑洞》《城外》等篇目中，他将那些荒诞不经又现实残酷的情节放置在家庭关系中，以这种奇绝的特殊方式去观照国人心灵状态，产生极大的震撼力。这两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纠缠，构成了东西独特的“家”叙事。
东西的“根”与“根性书写”
东西的目光常常聚焦在中国人的心灵状态上，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根性”气质。他自1992年发表《祖先》和《相貌》两篇小说，进入文坛以来，“根性”和“乡土”就一直是东西创作的一个名片。梳理东西的创作历程，他带着乡土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小说的大门，又带着这种对乡土的理解进入城市，“我写作的最早冲动是想写乡土的美、善良以及一些根性的东西”3。“我是带着乡土写作的简单模式进人城市的，当简单遇到复杂，稳定遇到流动，传统遇到荒诞，系统遇到碎片，其冲击力相当大。……我不想把所有问题都装进乡土这个筐里，这不是一个流动人口或者一直在路上的作家的真实写照，明明是城市的问题，却故意搬到乡土里去说，那样做是对乡土的亵读。我想让乡土的归乡土，城市的归城市，城乡交织的归城乡交织。”4
对于东西而言，对于家乡的情感是复杂的，在一次与《南宁晚报》记者李宗文的访谈中，东西这样谈道：“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这就是我对家乡的感情。从写作的角度来说，童年时的不幸也许是件好事，它让你早熟，让你看懂人性，知道人情冷暖；它让你敏感，让你观察，甚至可能培养你的毅力。但前提是，你必须能活下来，并接受教育。当你离开故乡，当你成熟之后，你会发现人性本来如此。乡村里的那点吵闹和你后来见识到的险恶，根本不值一提。沈从文曾经逃离过故乡，鲁迅也曾不愿回乡，莫言当兵离家时也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但是，他们都从故乡汲取了创作营养，最终对故乡一往情深。我想这是乡村作家的宿命。”5之所以整段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东西讲述的这种普遍存在与创作者对故乡的心态在东西的作写中比比皆是。他带着这样又爱又恨，想逃离又知道无法逃离的矛盾心态审视故乡内外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这种明确而深厚的故土意识是东西审视这个世界的重要基石。他自身的故乡经验和“根性”体验潜藏在他的创作中，如母亲、故乡、心灵和语言，并且始终是他创作风格的一部分。
东西笔下的“家”，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他从不说过多的背景信息，而是将家庭或者家庭关系提纯成为一种纯粹的体验性质的叙事。尤其，在他近几年的创作中，从2021年的长篇小说《回响》，到这两年陆续刊出的中篇小说《城外》，短篇《飞来飞去》《天空划过一道白线》，这几部小说都触及了一个问题：“家”与“回家”，以家作为圆心展开故事，不论是《回响》中的两性关系，还是《城外》中的原生家庭与宿命，再到《飞来飞去》中的海外游子与国内年迈母亲的故事，还有《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中一家人不停地互相找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东西对于当下国人家庭情感关系的关切程度。东西写作的荒诞等一系列特征都与他的根性书写特质密不可分，将东西的小说中“家”元素进行提纯，可以得到国人心灵状态的一个“切片”。
破碎的家与相生的人性之“弱”
东西鲜明的写作个性，极大程度上源于他将先锋写作的寓言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指向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戏谑、荒诞与反讽。他笔下的家是破碎而荒诞的，家中的人是弱质的。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即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固化，既催化了人的被伤害感、被剥夺感、挫败感和无能为力感，也发酵了羡慕、郁闷、嫉妒、愤懑和怨恨等社会性情绪氛围。这种社会巨变下的家庭书写也变得耐人寻味。这些时代的情感全面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家庭的影响下，人性中“弱”质一面对人生的全面影响。他对家的书写一开始就基于一种来自于社会的，先天性的“破碎”感。他的叙事极具痛感，充满反讽、追求真实，“我不喜欢沉溺于假想的乡村和风景，用童话来自我安慰，那是旅游文学，不是真的现实”6。因而，他笔下人物的家乡永远不是乌托邦式的美好，他创作的“乡村”和他自己的桂西北乡村可以说天差地别，他的书写更加关注恶的原始家庭关系对于人的影响，《祖先》中一颗枫的乡村世界是典型的万恶之源：当冬草护送丈夫的遗体回乡，得知丈夫另有妻儿，对世界充满绝望，因而在丈夫前妻竹芝的安排下在家里招引嫖客。作为竹芝的儿子见远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耳濡目染的一切都告诉他生存和欲望是最重要的，而人的良善是不值得珍视的东西。《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中杜八的老婆刘丽洲失踪多年，留下儿子杜远方，杜八每日借酒浇愁，杜远方跟着父亲在重重压抑下生活，天空中疑似是飞机飞过留下的一道白线成为父子俩的希望，杜八觉得白线给了他力量，于是开始了寻找刘丽洲的过程。杜远方在家里孤独地等待，最终由于对父母的思念出发去寻找母亲，杜远方“走着走着，他感到前方的吸力渐渐变弱，身后的吸力却越来越大，忍不住一回头。全村人都在朝他挥手，他们的手像风里翻飞的树叶。而他的家孤独地站在村头，被狂风呼呼地吹着，仿佛快要被吹哭了”7。不料，母亲这时突然回来，发现父子都不在家，在等待了两年之后又出发去寻找父子俩。三口人从此开始了一个回来一个离开，就为了寻找对方。小说昭示了现代家庭的精神常态，即流动性代替了稳定性。
创作于1995年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王老炳、王家宽和蔡玉珍组成的破碎的家庭在经历了是是非非之后，搬离了原来的家，搬到了河对岸，本来想着这个可怜的家庭能远离是非，获得安宁的新生活。但是孙子王胜利到了上学的年龄仍要回到河那边去，去接受村民对他们家的侮辱。他们极力建立起的家庭是如此地不堪一击。1996年创作的《慢慢成长》中主人公马雄是个从小自卑的瘸子，他的成长史是小说的主线。因为自身的缺陷和幼年时周围人对自己的否定，马雄从小就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于是，凭借对火车的喜爱，马雄央求火车站长候宝德给自己找一份工作。而候宝德则借此来羞辱马雄，父亲马家军了解后，为了给儿子出气， 则让马雄跟踪候宝德，并成功捉到了侯宝德嫖娼的证据。候宝德认栽后，终于答应给马雄找个工作。第二年洪水来了。神经质的马雄喊叫中发现地面塌陷路基裂开，于是举着小红旗喊叫着朝着火车跑过去。他成功地拦截下了火车，乘客们纷纷向他表示感谢。马雄又成了英雄，并认识了谢新民做爹。谢新民吃不上肉，马雄以此为素材写成材料，由此，马雄成了县委办公室通讯员，而替患了肝炎的陈县长喝酒让马雄走向了人生的最高峰。马雄不仅衣食无忧，受人尊敬，还随身携带“证明身份”的镀金拐杖。最终他连自己的本名也不大记得了。马雄一辈子都在找寻从家中应该获得的认可和支持，但是一直都是徒劳，在一切人生的啼笑皆非中，东西不断表明“家”的缺失感最终无法补偿。
《耳光响亮》中的家在一开始就随着毛主席去世，和父亲牛国正失踪而散了，母亲何碧雪也不能支撑一个家。三个孩子在没有任何管教的环境中长大，“家”从此不再是爱的港湾，而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姐姐牛红梅被同学欺辱，自己的家人要么选择漠视要么充当帮凶，母亲则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向。孩子们没有人生指导和心灵关怀，因而，当牛红梅知道强奸自己的宁门牙被判处死刑时竟然感到悲伤，这种荒诞的悲伤也是原生家庭关爱缺失的悲哀。一直缺位的父亲在小说中象征了所有人对原来家的情感，找到父亲就是一种“回家”，但是东西用小说告诉我们，由于时代的错误造成的实际情况是“无家可回”。小说中姑姑牛慧找到的父亲的居所竟然是一个厕所。牛青松虽然找对了父亲生活的地方，但却沉尸北仑河。
以“家”为圆心：诉诸感官的情感体验
东西自1992年开始的创作一直围绕着时代对中国人的心灵的巨大形塑力量展开。他深知对人类精神的盘诘，早已经不在传统表现方式能力范围之内，如何利用新的文学资源和文学方法讲述中国人的新的精神状态是当代作家的共同课题。东西小说所触及的当代人的精神问题，是他小说独特性所在。当我们回顾东西三十多年的创作，我们发现东西一直在有针对性地写中国人的心灵成长。他以独特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以荒诞之笔描摹人间百态，将人的心灵状态予以多样化的呈现，除了书写触目惊心的个人心灵史，还写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家庭作为显微镜观察中国人的人心和人性一直是东西的特色。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到《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还有他创作的一系列精彩的中短篇小说，如《救命》《目光俞拉俞长》等，让人的心灵状态如同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切片一样清晰完整。而近作《回响》可以说是窥探现代人心理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回响》并不是他第一部朝着人物内心开掘的长篇小说。东西自己在《后记》中说的那样：“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我想我做得更彻底。认识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小说中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么？……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8他在《后悔录》的《序》中写道，我们“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样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9。“但是，相比于《后悔录》，《回响》将目光聚焦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上。
尽管评论界对《回响》褒贬不一。主要集中在东西小说过度的戏剧化和小说涉及到太多现实伦理，而失掉了文学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说东西之前的小说都是聚焦在传统家庭模式在现代语境下的冲击，那么《回响》则是关注家在当下社会中的空间性和生存性。东西在朋友圈转发《回响》节选的时候附言“关于爱情”，显然，这部小说在作家心中，爱情或者婚姻关系比重还是很大的，尽管这不是小说的全部。小说也是一个“家庭”命题，冉咚咚对于维护“家”的偏执让小说悬念迭起，是小说情节的内驱力。尤其主人公冉咚咚在案情和亲情间的左右徘徊，忧虑猜测，是典型的中国人心态的刻画。“案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10相比于《后悔录》的荒诞不经，《回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心灵速写”，《回响》的荒诞主要体现在家庭人物关系的巧合和对现实的映射上。比如冉咚咚的丈夫慕达夫到底有没有出轨？小说一直没有从正面表明。但是，贝贞对慕达夫来说却是他的一面镜子，他在贝贞这里感受到自己真实的情感。还有小说中对道貌岸然的大学文学教授的讽刺，都是荒诞手法的新尝试。《回响》极其贴近现代人的心灵，小说用一次次荒诞的反转，揭示出现代人深陷情感泥潭而不自知的现状，在自以为光鲜体面的外表下潜伏着各种丑陋和危机。心灵的真实书写给小说带来了极为真实的阅读体验。小说对性的探索不再是《后悔录》中软弱的曾广贤荒唐可笑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究是当代真实的人的心灵，对两性心理进行细致地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完成了从身体欲望对心灵的压抑到灵魂深度的探幽的转变过程。小说中，慕达夫一直在分担冉咚咚的心理负担，冉咚咚一次次的困难都在衬托慕达夫的关怀体贴。小说的主要线索是一个案件的破获过程。案件很简单，一个明显为他杀的女性尸体出现在河中。于是案件的调查开始了，死者名叫夏冰清，跟她的死相关的人有她的情人徐山川，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同时还有为夏冰清和徐海涛做“策划”的文化公司老总吴文超。以吴文超为起点，牵涉出同为案件相关者——徐青、易春阳，在一番侦查后，终于确定了凶手为易春阳。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也是更重要的一条线索，是冉咚咚在办“大坑案”时，发现自己的丈夫慕达夫竟然背着自己在宾馆开房。冉咚咚因此开始怀疑慕达夫出轨，这种怀疑成为她生活中的一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她的脖子。不论在她的生活中，还是在她的调查中，都成为时时困扰她的心魔。这条线索主要由冉咚咚的内心状态展开，她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拷问成为她的“婚姻思考”的全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冉咚咚的独角戏，她像研究嫌疑人一样研究自己的丈夫，又像心理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研究自己，将丈夫的“微动作”，微表情，甚至行为模式一一不落地加以研究。她以职业的自信，坚信丈夫背叛了自己，而且坚信丈夫的情人就是女作家贝贞。她不想原谅，不想让自己纯洁的爱情受到玷污，也不想和自己深恶痛绝的出轨者共度一生。于是冉咚咚提出了离婚。
小说以荒诞的方式讲述人物之间复杂而交织的人物关系，折射出我们时代的两性关系的复杂性。小说的前半部分“大坑”“缠绕”“策划”“试探”“借口”都在按部就班地讲述一个警察破案的故事，是一个侦探小说的发展模式，与之伴随的是冉咚咚的私人情感生活；但是在小说的后四个部分“暗示”“生意”“疚爱”“信任”，东西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荒诞表演。随着徐青和卜之兰浮出水面，卜之兰交代出自己和一名穆教授师生恋，冉咚咚一口咬定这个教授就是慕达夫。最后她的同事进来劝解，说文学教授都有相同的文学观点，甚至都姓同音的姓。这种荒诞让人忍俊不禁，冉咚咚的焦虑心态像一面镜子将当代人的多疑多虑展现无疑。小说中出现的乌托邦社会，卜之兰和徐青隐居的埃里村，本是一个桃花源一样社会，但是也因冉咚咚的到来后，暴露出“集体无意识”，在猜忌中对卜之兰和徐青开始排除和远离。这也昭示当代人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已经不能靠避世来解决。经过一番调查，一个无辜的女孩被多方联手残忍地杀害，凶手却因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以免于刑罚。凶手竟然因为爱着一个幻想出来的情人而杀害了夏冰清并砍去了她的手。冉咚咚让夏冰清的父母来看夏冰清，夏冰清的录音被冉咚咚放入棺材里，并解释为夏冰清对死亡的黑色幽默。“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她，而之前他们却自信地认为他们是最了解她的人。真是一场误会，就像她误会地来到人世，误会地成为他们的女儿。”11小说结尾的女儿唤雨拷问妈妈，冉咚咚将书房设置成审讯室的样子……这种家庭悲剧引人深思。
小说中的人物是活在一种本能里的，活在精神的世界中。这也是东西小说以荒诞书写家庭生活的精髓。冉咚咚是一个自信而有经验的警察，自以为对人的心理把握到位，将婚姻中两性的情感变化分析得鞭辟入里。然而，冉咚咚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人，也有作为人的弱点。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冉咚咚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征兆，她割腕，甚至出现幻觉，觉得自己看见了凶手，幻想自己大学时侯跟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谈恋爱。她在办案的时候像一只机警的猎豹，但是在情感方面却又执拗像一头小牛，她在见证这些荒诞的悲剧的同时，却连自己感情生活的另一面都不能察觉东西的荒诞化书写建立在真实性与寓言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小说的荒诞感大多来自于技巧上的重复叙事和极端化的叙事，而且带有大量的巧合和强烈的戏剧性。
东西的“家”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小说中“家”书写，一直追寻鲁迅的传统，鲁迅笔下的“回乡”已经成为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书写范本。游子与故乡，这个概念的文化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成了很多作家创作的重点。梳理当代文学史中“家”书写的相关文本，如《狂人日记》（鲁迅）、“激流三部曲”（巴金）、《四世同堂》（老舍）、《风声鹤唳》（林语堂）、《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金锁记》（张爱玲）、《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红高粱》（莫言）、《家族》（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玫瑰门》（铁凝）、《旧址》（李锐）等，我们发现百年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的存在的焦虑和失去家国的担忧。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的问题。对“家”的书写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初的那种“摆脱家庭，解决问题”，以西方思路解决中国问题的创作模式到第二个阶段，即当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新的家族凝聚力；再到第三个阶段，即自1980年代始的文学，重新对之前两个阶段的反思总结。从激进到保守，家族书写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变化起伏。从“家”书写中，我们更能理解詹姆逊所说的对个人经验和民族命运的“艰难叙述”。
东西对于家庭的独特思考首先在于他以戏谑的态度解构了实现自我与振兴家族的内在矛盾。《篡改的命》是一个彻底的悲剧文本，其悲剧性大多来自于根深蒂固的“振兴家族”的集体无意识和当代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当汪长尺决定将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他的心态不仅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而是从根本上对自己的家族失去了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一种“血脉更新”，实际上是“换根”的过程。而他自己只是这个过程的牺牲品而已。
其次，东西小说本质上在“家的缺失”这一问题上，以“出走”为核心情节，实现了与革命话语的对话作用。《耳光响亮》可以看作一个典型的革命话语文本，毛主席逝世和父亲出走成为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活动的心理背景。与之形成对比的文本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两个故事的根本模式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两个文本都是“革命话语”下“父”的缺位条件下的家庭，二是女性在缺父状态下的家庭作用。上官家的女儿各个貌美，精力充沛，但都似乎被诅咒，都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但莫言没有讲清楚这些女性的来龙去脉，她们的出现和消失，出走或者归来，不具备现代文学史上的“思想”意义，如四姐上官想弟是因为性病而死，七姐上官求弟因为暴食撑死。而东西笔下的牛红梅则在“后革命”话语下，承担了母亲、姐姐、独立女性等多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女性与家庭关系的多样性。现代文学史上，在讲述个体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时候，总是不能脱离“出走”。从娜拉的出走开始，现代作家就开始了对家庭制度的反思。整个现代文学史本质是就一个个人与家庭的结构过程。像《四世同堂》中高老太爷希望的是：“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像这样兴盛、发达下去，再过一两代他们高家不知道会变成一个怎样繁盛的大家庭……12这种世世代代不断繁衍，家族壮大的梦在一次次现代的战火中惊醒破碎，年轻一代与家乡的疏离成为现实的代价。在当代作品《红旗谱》中运涛因为与春兰的恋爱受阻而出走，再有音信便是参军，借此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到了1980年代新历史主义下的书写，以《白鹿原》我为典型的代表，年轻一代都是在革命话语体系下的“出走者”。这些出走者怀抱着同样的目的却走进了不同的话语阵营。
虽然东西讲述“家”的方式极为荒诞，但他的独特性在于，不颠覆中国人对“家”的逻辑基础，是极具东方色彩的家文化的现代体验，因而产生出一种奇绝的对撞的震撼效果。东西小说呈现出一种将历史、时代和个人生活三者结合的荒诞书写的魄力，他在日常中发现了当代中国不同阶段中呈现的“正常”社会生活的“无常”与“变异”。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将可怕滑稽的客观世界用荒诞之笔写出来；当我们阅读东西“家”的时候，常常在荒诞的笑中感受到无法摆脱的沉重。家作为最小的伦理单位、共享团体，具有生存的空间性和时代传承的时间性。对于家庭的感受和认识是探究现代中国的一条路径和方法。东西的家庭书写是他创作的底色，也是其风格形成的基石，他用荒诞之笔写出中国的“家”现实，对我们观察和体味现实及自身的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注释：
1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3 4 5 东西等：《回答：东西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6、67、121页。
6 东西、侯虹斌：《最厉害的写作是写出宽广的内心》，《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8日。
7 东西：《划过一道白线：东西短篇小说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
8 10 11东西：《后记》，《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1、345、337页。
9 东西：《后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2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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