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经典生成机制初探
内容提要：文学经典的构建通常是内在品质与外在认证共同作用的结果，《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其经典化历程具有典型性。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和美学魅力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文学出版的支持及民间文化形态的滋养等共同推动了其外在经典认证。同时，跨媒介传播的创新尝试为《铁道游击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经典化历程揭示了文学经典构建的多维度和复杂性。
关键词：刘知侠 《铁道游击队》 经典化 生成机制
2024年是刘知侠《铁道游击队》出版70周年。《铁道游击队》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曲、地方曲艺、连环画等艺术形式，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入选“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翻译成英、俄、德、日、法、越等十余种语言。甚至，“《铁道游击队》”作为一固定词条，收录进了2009年版《辞海》，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真正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小说。
《铁道游击队》以抗战时期鲁南铁道游击队为原型，创作灵感源自刘知侠的童年经历。与1950年代初流行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同，《铁道游击队》将革命、抗战与浪漫传奇交织融合，既洋溢着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侠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互渗融合，“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传统红色经典的文化视域，丰富了红色经典的文化内涵，探究其 “经典化”过程，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这部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的构建路径和生成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学经典的构建，通常是内在品质与外在认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流动不居的动态性，但这不意味着“经典化”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作品自身的美学品质是“经典化”的逻辑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对于《铁道游击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社会功能、政治主题等方面，相对忽视了其美学属性。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能脱离美学逻辑而存在，即便是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诞生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是政治和时代的产物。《铁道游击队》不仅以其鲜明的政治主题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著称，更在艺术层面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这正是这部小说能够跨越时代，成为经典的内在原因。
布迪厄的“文学场”概念，深入阐释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机制及其与权力场和社会场的关联。他认为，“文学场和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1，这意味着文学策略往往受到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在这种框架下，作者的每一次“选择”都呈现出双重性质：既体现了美学追求，又隐含了政治考量；既反映了内部创作动机，也回应了外部环境需求。由此可见，置身于“文学场”的所有文学作品，包括“红色经典”，都内在地具备美学特质。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通常在内容的广泛性、形式的创新性以及读者的接受度等方面表现出色，《铁道游击队》在这些维度上同样展现出其独特的经典品质。在1950年代初特定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语境下，《铁道游击队》“写什么”和“写给谁”都具有相对确定性，但在“怎么写”方面仍保留了一定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度。将革命主题融入民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中，既是《铁道游击队》的核心任务，也是其塑造独特美学风格的重要途径。
陈思和在阐释当代文学时，提出了“民间隐形结构”的概念，“隐形结构”不但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也实际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这种自民间文化而生出的隐形结构……在1950年代以来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另一套话语体系”2。《铁道游击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同样得益于民间文化的“隐形结构”，特别是对民间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也就是说，决定《铁道游击队》这类带有通俗传奇性质的文学作品艺术魅力的深层力量，还是源于民间文化“隐形结构”。《铁道游击队》成功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复仇与英雄成长模式，这实际上暗接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即“原型”，这是一种深层而持久的力量，“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3。小说主人公刘洪、彭亮等，他们勇敢、机智、坚定的性格特质，不仅符合革命英雄的形象要求，也暗合了民间文化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期待与想象。特别是作品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的宏大叙事中，对传统的复仇模式进行了现代性的转化，“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4。值得注意的是，《铁道游击队》并非简单复制古典文学叙事模式，而是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实现了对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例如：主人公的成长与复仇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孤立展现，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他们的成长则寓意着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历练与重生，这也体现了其作为“红色经典”深刻的历史涵盖能力。
不必讳言，《铁道游击队》确实存在人物形象的机械化和程式化问题，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红色经典”在塑造人物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倾向，即将人物简单地刻画为政治或阶级属性的符号，而非具有丰富内心世界和复杂性格的个体。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种所谓“失真”的“革命人格”，就会发现其实赋予了人物一种鲜明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并非指单一或刻板，而是指人物在某一方面的特质被放大和突出，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印象和共鸣。在《铁道游击队》中，这种典型性体现在每一个人物上，这些特质正是通过一系列紧张、生动的情节展现出来的。与性格复杂的圆形人物相比，这种性格鲜明、稳定的典型形象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因此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红色经典”中这种备受争议的人物塑造模式，为其构建了广泛的受众基础。人们对“超级英雄”或“神话人物”的热爱和崇拜，可以很容易地投射到“红色经典”中那些革命者形象上。《铁道游击队》中，刘洪、彭亮等人物塑造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但其塑造的典型形象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吸引力。综上所述，《铁道游击队》拥有丰富的文本层次，它不仅是政治文学的经典，也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其大众化特性使得其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保持持久的吸引力，这也是《铁道游击队》作为红色经典的重要品质。由此可见，经典本身的艺术魅力与思想价值决定了其会在很长时间内被读者所喜爱、被批评界所认可，具有恒久而稳定的经典属性。
二
文学经典是建构的结果。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从来不只是作品自身所能自足决定的，需要文学接受端给予作品“外在经典认证”，“文学经典绝不会自我显示，当它尚未遭遇使其显示的机缘时，它仿佛是一个沉睡的生命，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声音来唤醒，这唤醒者就是与它相遇的读者，在读者的参与下文学经典才有可能开始它的真正演出”5。“经典化”是一个伴随着作品不断被阐述、被发掘的建构过程。因此，“红色经典”的“经典化”历程，既要作品本身具备内在品质，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推波助澜”。
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深受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正如斯蒂文·托托西所言：“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 、政治因素等等。”6接下来，本文将通过细致考察《铁道游击队》在创作、出版、评价及传播等环节中如何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的双重塑造，进而揭示其经典化路径的多维度特性。
应当看到，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逸出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布迪厄认为没有能彻底脱离美学的文学，事实上也没有能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学。“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促成的，但另一方面，经典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7相较于其他经典的生产模式，红色经典生产的核心特征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自始至终扮演着主导角色。在这一生产流程中，无论是创作、出版，还是评价，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都渗透并贯穿始终。明确的文艺政策，如“写工农兵”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接引导了《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向。刘知侠基于真人真事，生动展现了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融合现实主义与传奇色彩，赋予作品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价值。“三审制”等制度规约了出版社行为，对作品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时出版机构的宣传使小说迅速成为畅销书，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运用文艺批评对作品进行评判与引导，《铁道游击队》获得肯定与赞扬，被誉为红色经典之作。在《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过程中，“政治无意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刘知侠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创作理念与价值取向。这种“政治无意识”不仅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情节安排等方面，还渗透到作品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细微之处。正是这种深层的、不易被察觉的影响，使得《铁道游击队》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等方面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成为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经典小说。
文学“经典化”的路径显示，作品的广泛传播为“经典化”提供了重要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8从这一角度透视红色经典的生产，《铁道游击队》具有典范性意义。刘知侠在1953年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其重要章节《票车上的战斗》在《解放军文艺》1953年第7期发表后，迅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小说出版后，仅1954年就至少印刷了7次，高达12.509万册，其高频率的印刷和庞大发行量，证明了它在文化市场的强大影响力。同时，新文艺出版社也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出版形式进行了调整，从最初的繁体竖排版到后来的繁体横排普及本，再到更加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简体版，这些变化不仅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门槛，也提高了小说的普及度和影响力。可以说，文学出版的这些举措在《铁道游击队》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的重新解读和评价。《铁道游击队》在其传播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随着政治风向和读者阅读需求的转变，小说经过了多次修改，以更加贴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读者的阅读习惯。1957年，《铁道游击队》入选“建国十周年优秀选拔本”，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之后，“作者对小说进行了多达356处的修改”9，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重新出版，这一版本被视为《铁道游击队》的经典版本，也标志着它正式跻身经典小说行列。1964年4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推出了新版本，该版本更注重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匹配，对涉及爱情等情节进行了删改、简化。
《铁道游击队》自出版以来，经历了七次重大修改和多次再版，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六十余次，印量高达262万册。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铁道游击队》被多个出版社同时以多种版本推出，总印量突破300万册。同年，入选“共和国经典丛书”。进入21世纪，《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2004年入选“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了新版《铁道游击队》。此外，《铁道游击队》还衍生出大量其他艺术类型。例如，丁斌曾、韩和平创作的《铁道游击队》连环画重印47次，创造了我国连环画发行史上的奇迹，更在收藏市场上备受追捧，进一步彰显了这部作品的经典魅力。
在探讨《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历程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民间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外在经典认证的角度来看，该作品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民间文化形态的支持与滋养。在抗战时期，民间文化形态因战争的推动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它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更成为连接知识分子、国家权力与农民大众的重要桥梁。这种文化形态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以抗战时期鲁南铁道游击队为原型的作品，其题材本身就蕴含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与生俱来的民间属性，使得该作品在出版、评价等环节更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民众对于游击队员英勇抗敌的事迹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共鸣，这种情感共鸣为《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进而言之，“民间文化形态往往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边缘区域形成，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生命力”10。这种独立性使得民间文化形态能够以一种更为灵活和多元的方式存在，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铁道游击队》在多次修改与再版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民间文化的紧密联系，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还是语言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沃土之中。这种与民间文化的紧密联系，为《铁道游击队》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获得关注与认可提供了重要保障。即使在该作品遭受错误批判的时期，民间文化的韧性和生命力也为其保留了重生的火种。当政治风向转变，社会重新评价该作品时，民间文化形态所赋予的广泛群众基础和深厚情感共鸣，使得《铁道游击队》能够迅速恢复其经典地位，并继续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文化价值。
综上所述，从外在经典认证的角度来看，《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不仅得益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和文学出版的支持，更离不开民间文化形态所提供的丰富滋养和坚实基础。这种多元的经典化路径，使得《铁道游击队》成为一部跨越时代、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之作。
三
接受美学家姚斯曾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并为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都提供同一视域的客体。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揭示它的永恒本质的纪念碑。它倒非常像一部管弦乐，总是在它的读者中间引出新的反响，……使之成为当代的存在。” 11“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从 20 世纪下半叶延续至今，映射出各种社会力量和历史观念、集体和个人的怀旧记忆以及审美趣味等诸多思想和精神的碰撞。首先，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经典化更新”隐藏着话语权力的争夺，“是经典遴选家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积极介入，参与特定时期文化建构的成果”12。这种更新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基于自身立场对经典进行“再命名”与“重构”。其次，从“本事迁移”的角度来看，经典化更新涉及“经典文本的原始故事如何被改编、改写或戏仿”13。不难看出，经典化更新无论是作为经典化的过程还是本事迁移的体现，都是文化建构的重要成果。丰富了红色经典的内涵和外延，使红色经典作品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作品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共鸣。同时，这种更新也反映了社会力量的动态博弈和话语权的争夺，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
布迪厄认为：“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14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作品再次重现并市场化，是“文学场”“政治场”“经济场”相互作用和关联的一种体现。“红色经典”作品本身的史诗性叙述、传奇式情节和反映日常生活的通俗性等文学特征对读者的吸引，也是其得以跨媒介新生与传播的决定因素。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利用“红色经典”中的这些文学特征，以全新的市场运行模式包装和打造，也深刻重塑了传统的经典生产机制。这一转变的背后，源于市场导向的多元评价与信息化时代知识获取的便捷性，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经典的固化地位，深刻塑造了当下文学的多元化写作格局，悄然改写着社会生活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乃至红色经典化的全新路径。在多元化文学生活背景下，经典作品往往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与非经典文化现象一同滋养并塑造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换言之，在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艺术语境不断演变的新时代，“红色经典”的经典价值仍在持续被建构，这正是其历史价值的延伸与传承。不过，其作用的方式已有所转变，其表现形式亦随之变化。红色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局限于原始形态，而是通过改编，借助媒介，以异质化的方式重新呈现。
《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红色经典”，其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本身，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象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铁道游击队》迎来了跨媒介的新生。这部作品的影视化重构与传播，不仅仅是对原作的再现，更是一种历史记忆与现实思考的深度交融。这种转换不仅要求制作团队对原作有深入的理解，更需要在艺术表达上进行创新和突破。通过对原著的精心改编和创作，影像化的《铁道游击队》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和审美观念，使得作品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电影媒介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现手法，成功地对“文学经典”原著进行了再现和重建，“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艺术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重新界定，某种意义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15。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铁道游击队》改编为电影，凭借其曲折惊险、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在导演赵明的巧妙处理下，电影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同时，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和引人入胜，特别是爱情元素成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重要突破。1990年代，“红色经典”再度风靡，“对红色历史的再书写，其自身，便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多种社会力量彼此冲突与共谋的场域”16。红色经典成为“在一个渐趋多元的、中心离散的时代，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觉悟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17。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王冀邢决定重拍《铁道游击队》：“重拍片不重复过去，老人物要有新故事，重拍片应该更重刻划人物情感，力求离人近。”18对传统进行大胆的质疑和解构，影片打破了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宏大叙事风格，以更加商业化、视觉化的方式呈现故事，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同时，《飞虎队》也保留了主旋律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新的传奇，流行于1990年代中国的影坛。
“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当代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回应。1985年，《铁道游击队》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了银屏，这应该是至今为止能见到的“电视剧改编红色经典的创作滥觞”19。这一版本在电影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随着启蒙文艺思潮的兴起，“人性”这一核心要素，在经历了多年在革命话语秩序中的边缘化之后，终于得以重新回归并融入文艺的话语体系之中。在此背景下，电视剧《铁道游击队》应运而生。1985年版电视剧在对原著改编过程中，并未止步于简单的复刻，而是在忠实于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再加工与创造性拓展，从而塑造出一个情节更为曲折生动、情感更为丰富的“新铁道游击队”故事。相较于原著，这一改编文本在“人性”维度的展现上显得更为深刻与鲜明，赢得了广泛好评，成为了《铁道游击队》谱系中的经典之作。进入21世纪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铁道游击队》再次被改编为电视剧，在保留原著经典元素的同时，根据历史史实挖掘了新的故事情节，并通过添加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元素，使故事更加丰富和饱满。此外，该剧还成功地将武打动作元素融入其中，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2005版《铁道游击队》作为当时题材规划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剧目，其改编方式自然能对以后的改编作品起到借鉴和学习作用，可以说是一本“红色经典”改编的精品之作。从1956年的电影版到2005年的电视剧版，《铁道游击队》成为了不同时代观众心中的红色经典。
在“新媒体”时代，“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随着媒介的变化没有被遗忘，而是一直被理解、传播和接受着。从纸质书籍到数字阅读，从传统媒体到融媒体，《铁道游击队》的传播媒介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价值和影响力不减反增。这表明，真正的内容经典能够跨越媒介形式，利用新技术拓宽传播渠道，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2004年上海岩浆数码精心制作了《铁道游击队》主题游戏，以黑白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让人们在游戏中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此外，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被制作成flash动画，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同时，以铁道游击队故事为素材的网络原创抗日歌曲也层出不穷。其中，刘江涛创作的《新铁道游击队之山东RAP》独具匠心，将山东快书与RAP巧妙结合，融入改良的山东腔和山东评书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传播若超越传统的印刷媒介形态，往往会遭到经典主义者的排斥与批评，他们认为此举非但不能扩大经典的影响力，反而有“自掘坟墓”之虞。然而，尽管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但为了保持其生命力，不得不借助这些新兴媒介。文学的价值源自其跨越时代的持久性，这一价值得以维系，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建构世界的精神延续性”20的使命。不难发现，媒介借助创新的视觉呈现技巧，对《铁道游击队》的原著进行了一次多业态、多形式、多功能的演绎和重塑，极大地推动了红色经典的传播范围，还通过视觉、听觉等多感官体验增强了代入感，使受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红色经典”的文化魅力。《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红色经典”，其被影像化改编不仅验证了其“经典价值”的现实意义，也反映出革命文学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与深厚文学价值的“红色经典”，其经典化历程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文学经典生成机制多维度、复杂性的生动体现，其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之作，既得益于其内在的经典品质，也离不开外在经典认证的广泛推动，同时，跨媒介传播的实践，更是为《铁道游击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能保持广泛的影响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再版和改编，每一次的变动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转变。然而，正是这些变动，使得《铁道游击队》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找到与读者共鸣的契合点，从而实现了经典价值的持续建构与传承。因此，《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化历程映射了文学经典与时代变迁的辩证关系，即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源于与时代精神持续对话，为后世文学创作与经典重塑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蒙阅读谱系与创作资源研究”（项目编号：24BZW13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2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
3 [瑞士]荣格：《心理学和文学》，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4 知侠：《〈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5 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6 [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杨继舜、关曾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 页。
7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45页。
8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 192页。
9 龚奎林：《“故事”的多重讲述与大众化文艺》，河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10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艺》1994年第1期。
11 [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伍晓明译，胡经之、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12 吴子林：《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以明清之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为个案》，《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13 杨春忠：《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14 [法]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5 [美]保罗·施拉德：《排行榜经典标准的来源》，李二仕译，《世界电影》2008年第1期。
16 戴锦华：《重写红色经典》，《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 507 页。
17 戴锦华：《救赎与消费》，《媒介哲学》，王岳川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69 页。
18 黎平：《一个电影导演的艺术道路—记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冀邢》，《电影作品》1995年第3期。
19 於曼：《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0 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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