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写作的改弦：新时期文学中的李准
内容提要：李准是新中国培养的具有典范性作家，多部作品因兼具人民性和艺术性被跨媒介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新时期初的李准却面临着时代转型的写作困境，以《大河奔流》的失利为转折点。文章通过考察新时期的李准创作，其作为文艺老兵的经验分享及失效，以及如何从生活中找阶梯，通过新艺术观的实践呈现人民性写作的转向，编剧《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创作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等，实现人的艺术与人民艺术的再度融合。并尝试将作家研究与文学现象考察结合，进而发现人民性写作的个体转向与时代印迹。
关键词：人民性写作 李准 新时期文学 火的艺术 《牧马人》
李准作为新中国的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作家，被认为是人民性创作的典范。其作品重在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新生活，塑造出战长河、李双双等经典形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成为“十七年”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关于新时期的李准，更多聚焦于《大河奔流》所代表的英雄化叙事的失败。作为重返文坛最早的一批作家，李准最初是以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老兵”出场的。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文介绍文学创作经验及写作电影剧本的体会，谈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作为编剧，虽有《大河奔流》的失利，但其改编的《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不仅收获了金鸡、百花最佳编剧奖，也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黄河东流去》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回顾新时期文学场的李准，通过其创作道路与心路历程，可以呈现和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与新时期的碰撞与调适，人民性写作进入新时期的另一种路径，以及文艺老兵的历史烙印与时代回响。
一、老兵的经验及失效
新时期初，李准是作为“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出场的。早在1973年9月，李准就得以离开被下放的农村，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剧工作。他的任务是改编电影《李自成》，同时创作电影剧本《大河奔流》。随着老作家的陆续解放，他们也被要求重振旗鼓，挥笔上阵，不仅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
作为文艺老兵，李准密集发表文章，成为创作经验的分享者。1977年11月1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人物塑造及其他》，提出人物个性问题。他还在该年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论文《短篇小说人物塑造及其他》，提出要扩大题材、重视写出人物的个性深度，重视细节描写的生动准确问题。1978年3月21日，李准在《人民日报》发表《号角》，呼唤春天来了。创作谈《写电影剧本的一些体会——〈电影剧本选〉》发表在《北京文艺》第5期、《从生活出发》发表在6月17日的《光明日报》。
文艺的人民性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美学的基石，创作者通过进步的思想立场和先进的艺术思想观察生活、反映生活、评价生活，并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文学艺术要表现工农兵群众中先进分子的思想和感情，“要歌颂他们的坚韧的斗争意志、忘我的劳动热情，表扬他们对集体、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心，借以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和新的道德，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1。李准是新中国文艺方向的重要践行者，他通过文艺作品为时代放歌。其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是最早触及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直接影响了合作化小说的走向。《老兵新传》所塑造的战长河“与天斗、与地斗、与落后的脑袋斗”，以及将北大荒变粮仓的英雄事迹，《李双双》所代表的民间女性走出家门、参与集体劳动的新人形象，人物性格的生动、幽默风趣的生活语言，使得这些先进人物格外富有光彩。
人物和生活作为李准最主要的创作经验，他强调从生活中找素材，重视写出人物的个性深度。李准还格外重视语言，提出语言的标准是准确、鲜明、生动。他还多次讲述自己创作《不能走那条路》《龙马精神》《大河奔流》等经验，强调生活的积累越丰富，获得主题的机会越多。深化主题不是靠“浪漫的外衣、辞藻的炫耀、虚伪的深奥和拜占庭式的夸张”“主题能否深刻反映生活，决定在作家对所描写生活的深刻和广泛的观察和理解”2。他提倡观察生活，站位要高，要和国家、人民息息相关。1979年《文汇报》对李准的专访，标题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访作家李准同志》。
与之同时，李准的旧作也密集出版。1978年底，他的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作为“文学小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电影文学剧本《李双双》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李准电影剧本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收有《老兵新传》《李双双》《龙马精神》，及新作《大河奔流》《壮歌行》（即《吉鸿昌传》）。特写《扁担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然而，作为主流作家出场的李准却因电影《大河奔流》的失利备受打击。因前期的过度宣传，创作阵容的豪华，与民间接受的质疑，批评意见使得李准备受压力。客观来说，《大河奔流》制作精良，但因其突出的“英雄观”与新时期到来对于“公式化”的不满而备受冷落。李准也开始了自我反思和检讨之路，甚至出现了对自己既有作品的全面否定。他提出《运动电影不能再搞了》，指出《文艺的社会作用》，应该是帮助人们认识、审美和娱乐。他还多次强调作家要独立思考，“再也不要只是当政策的传声筒了”3。最为严厉的是《“文艺社会功能”五人谈》4中，李准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全面检讨，并声称“我是一个不成材的作家”。
作为伴随着“新的人民的文艺”成长起来的作家，从《不能走那条路》以来，李准的作品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李双双》被改编为十多种地方戏曲5，以及广播剧、连环画等，在全国掀起“李双双”热，甚至推动了社会性别观念的调整。电影《李双双》在日本、苏联、越南等都掀起热潮，日本女作家松冈洋子还专程来郑州寻访李准。李准“文革”期间得以提前“解放”，也得益于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成员时，愤慨《李双双》电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批判？李准很快被启用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剧。甚至1979年的平反材料上写的也是“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之，当《大河奔流》所引发的李准的观众“消失”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像战场上被抬下的伤员。
这一时期，老作家的复出多带着历史的余音。很多作家经历了时代的“伤痕”，多重在表现“怀旧忆人”和“自我”书写。如王西彦决心为文艺界战友写回忆录，还忙着“整理旧作”6。孙犁的创作经验谈更多关注文学艺术性提高的问题，“过去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家如果没有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真实，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7。
相较而言，李准思考的仍是文艺的功能和作品的接受问题。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作用应该是“灵魂工程师”的作用，也就是“改造美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情操，陶冶人的感情，启迪人的智慧，使我们整个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8。在《李准谈创作》中，他强调“文学艺术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是复杂的，细致的，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文学作品是依靠它塑造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感染人，启迪人而达到它的教育的目的”9。
二、从生活中找阶梯
李准并未沉溺于自己的“落伍”，他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角中很快将目光投向新人、新事物。与之同时，伴随着时代语境变化所带来的“深入生活”论争等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化。随着文艺形势的发展，“深入生活，倾听意见”10，文学应该和生活一起前进，逐渐成为新的时代号召。
1980年春节过后，李准回到家乡，走访了河南洛阳地区的伊川、嵩县、栾川、临汝四个县的十几个生产队。在伊川县他为了考察农民是否拥护责任制，随便找了五十位农民，让他们投票。每人发一张红纸一张白纸，拥护的投红票，反对的投白票。屋里放一个铝锅，票就投在锅里，投完进去一看，锅里全是红票。李准回来之后写了文章《初春农话》（《人民日报》1980年4月22日），惊叹农村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及“民意测验”的经过。后他又到曾下放的河南西华县屈庄和前高村，了解生产责任制的结果，看到乡亲们的变化，写出《一个精灵的出现——河南省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人民日报》1981年3月21日），指出是合作化以来最成功的政策。李准说他这是撒传单，为责任制摇旗呐喊，写了一辈子文章，可能这几篇对老百姓才真有点好处。
写作伊始，李准就是“深入生活”的典范。而《讲话》所确立的深入生活要求“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不能走那条路》成名后，他被迅速安排到河南登封的模范村落户待了两年。此后的写作生涯，也多作为通讯员、文艺特派员的身份四处书写“先进”人物和事迹，《老兵新传》《李双双》等都是如此。周恩来在谈及深入生活时候，强调艺术作品必须有戏剧性，有典型人物，这就要求作家到生活实践中去，对生活中的素材作一番典型化的工作。《李双双》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来，就因为李准同志长期在农村生活。
当新时期陷入经验困境时，李准主动回到家乡，在长子等的陪同下，来到群众中寻找生活真实。他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报告文学是较早摇旗呐喊的。“写自己熟悉的生活”11使得更为广阔的生活成为文学书写的范围，李准也开始把情节的船只放入自己最熟悉的河流中去。此后，他更是视真实为艺术的生命，还在家中贴幅自己写的对联：丹阁碧楼皆时事，唯有江山古到今。他开始摆脱运动文学、电影的束缚，按照生活应有的样子写作。
新时期初李准发表的首部短篇小说《芒果》写迎接芒果的仪式，它虽然是个蜡做的水果，然而潘大婶离了二尺远却闻到了香蕉味、柿子味和鸭梨味，范厂长也闻到了桔子味。潘朝恩夜里睡不着觉，抽着烟在思考，烟斗虽只有萤火虫似的光亮，它毕竟还是一点真正的火！
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通过七户农民的命运，写出了底层人民在苦难面前坚持着“生”和“活”的信念和毅力。曾经的宏大叙事悄然退场了，李准开始关注个体的命运。“李麦，电影里那种叱咤风云、故意拔高的痕迹不见了，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有哭有笑，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的活生生的人。”12他写出了底层农民的生活和遭际，徐秋斋作为农村中的知识分子，他见义勇为，具有助弱除强的道德观念，代表着中国人民传统道德的光彩。以及海长松、海老清等朴实、热爱土地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但是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在陈美兰看来，这部小说“不仅是李准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相当水准的佳作。它集中体现了李准在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风暴后正在冲破过去创作的一些陈旧框框，在认识生活与反映生活上所出现的新特点”13。
李准“文革”落难时有为底层群众写家史的经历，李麦的原型就来自他的家史系列《十八亩地》。他也感慨《大河奔流》没有受到群众的欢迎，引起了自己的思考，对于自己创作生命力的延续，帮助很大，逆境反而帮助了一个人前进。“我这个人，原来是青年作家，经过十年的遭遇之后，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变成了老作家。”14写了这么多年，才有个感受，就是用最普通的话，表达最普通的感情。创作《黄河东流去》时，他摒弃了之前写作观只能写事件、过程，不能写人物的家庭、身世、遭遇、悲欢的艺术教条，着力于人物家庭的纠葛和悲欢。他根据自己祖父的形象塑造了徐秋斋，复杂、立体、充满个性色彩。作为旧式知识分子，教过几年蒙学，后来兴学堂，他转成卜课算卦，但仍是个心灵极善、是非观念清楚的老先生。他也有毛病，但在逃难时，沿街摆摊算卦，只从有钱人身上挣钱糊口。他教育梁晴做人的道德，告诉她要人穷义不穷。
李准还很得意于改编电影《牧马人》中，李秀芝的一句话。秀芝的邻居见到她后说：“秀芝呀，你们家养鸭子也成，养鸡子也成，养什么成什么！你们家小清清也吃得那么胖。”秀芝就说：“我的奶好啊！”这本来是一句家常话，使得导演谢晋连续三天笑着重复这句话：“‘我的奶好呀！’这句话太有意思了。”15小说中李秀芝的能干得益于外号“海陆空司令”，电影改编本则以生活场景加以诗意还原。
秀芝端着一个饲料框，向地下撒着饲料，她已变成一个丰腴红润的少妇，更显得妩媚健康。她叫着：“咕、咕、咕、咕！”
一群大母鸡跑过来抢着吃饲料。
她又叫着：“鸭、鸭、鸭、鸭！”
一大群花鸭子从门外跑回来吃着饲料。
她又叫着：“吠噜、吠噜、吠噜！”
屋檐下鸽窝里，几只鸽子怯怯地飞下来啄食着地下的粮食。16
情感、伦理、家庭成为李准钩织故事的寄托，他改编《牧马人》，也是基于劳动人民的伟大的同情心。在他看来，恻隐之心是中国人民传统的道德。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准还专门写了一章寡居的李麦与表弟的恋爱故事，而且对这一章颇为欣赏。妻子董双并不赞成，认为这是多余的一笔，反而损害李麦的形象。最后，他不得不忍痛割爱。李准开始注重地域风情和民族性格的刻画，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基本上是属于“茶叶”“丝绸”这样一类的中国风格的产品。构成他的风格的因素，是民歌、民间故事、中国戏曲、“乐府诗选”、古文及古典诗词，还有鲁迅、茅盾和其他一些老作家的作品。中国的音乐和绘画对他也有影响，特别是石刻、写意画，唢呐和筝的音调旋律，民间排鼓和饶拔的明快节奏，这些在《黄河东流去》中得以集中呈现。
三、新艺术观的实践
新时期，李准得以再度绽放光彩的是电影《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和轰动效应。《牧马人》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伤痕”经历，《高山下的花环》书写战斗英雄，被认为是军事题材的新收获。两部作品都是书写当代英雄的故事，一篇是惨痛的“右派”经历却坚持爱国的精神，一篇是南越战场与战斗英雄。李准的改编却充满生活气息、诗意和人情美。生活化处理和朴素的情感也使得两部电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牧马人》观影人次达1.3亿人次，获得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等。《高山下的花环》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胡乔木撰文《希望人人都看〈花环〉》。
作为编剧的成功也说明李准摆脱了“政策文学”“运动文学”的束缚，践行了新时期文学要倾听时代的召唤，回应人民的问题，做人民的代言人。“人民需要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而切切实实为人民做一些好事的作家。人民也需要愉悦心灵，调剂生活，给人民以美的享受的作家艺术家。”17李准以其对农村题材和对生活美学的熟悉，创作出具有真实、美学意义的文艺作品，也使得其作品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接受。
小说《灵与肉》作为伤痕文学，从作品的题目及“唯有其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18的思辨即可看出。虽然作品重在表现生活的美、劳动的美，但仍更为观照哲理性思考。
小说中的李秀芝更多是许灵均的记忆映照的，李准却将这个人物丰满立体。她虽然识字不多，却有着生活哲学，她说劳动一辈子有什么不好，“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我买辣子，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赚来的。我给你小书，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19。李秀芝的金钱观、“从劳动中创造高尚淳美的幸福生活”观得到《人民日报》的称赞，认为“这可爱的两夫妇，用他们共同的生活实践提出了关于人生意义的美学问题，形象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严格划清了同剥削阶级‘拜金主义’的界限”20。此外，李秀芝以民间的素朴道理理清了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关于是否出国，她的“中国那么大住不了，还要去外国”寻到了答案。以至于丁玲感慨电影比小说更能吸引人，有些地方是提高了，“特别是秀芝写得好，比原作提高了。小说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在影片里她的性格突现出来了，极有光彩。像打坯、垒墙……把一个虽然贫寒，但心灵淳朴、刚强的劳动妇女的美抒写得淋漓尽致”21。李秀芝给人向上的力量，给人美的感受。钟惦斐也评价她“带着农村姑娘的纯朴心灵，真实而动人地进入中国电影新人形象的画廊。她的出现，使豪华失色，骄奢黯然”22，可以嗅出的泥土的芳香。李秀芝也成为李准继李双双之后，创造的又一成功女性形象。在《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十个最喜爱的银幕青年形象”评选活动中，李秀芝的形象名列前茅。与李准之前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李秀芝有别于泼辣、大胆、敢说敢干的李双双，带有英雄气质、半人半神的李麦，她更为淳朴、天真、温柔，外貌看着柔弱，却朴素中有着坚韧的力量。
此外，电影改编以生活化场景冲淡了历史的悲伤。开篇父子见面，小说中只是父亲冷冰冰地大手一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剧本中，父子俩初见面时的亲情场景得以重现，他们交换了陌生而兴奋的目光。父亲感慨儿子都有了白发，抱住他老泪纵横。老牧工董宽教他骑马，说：马通人性，你要先温和一点，像哄小孩一样。李秀芝和许灵均两人一起吃饭。许灵均说，就这一个碗，顺手折了一根麻秆作为筷子。婚礼场景，虽在小土屋里，又是“老右”的婚礼，却格外温馨热闹。大家凑来了礼钱、布票、粮票，还按照国务院规定，给许灵均放了三天假。
李准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进行创作，电影的不说教也得到观众的认可。虽然没有回避历史的波折，但“也没有感伤地抚摸着伤疤呻吟，更没有发什么‘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的牢骚，错误地要和祖国算账，而是使人看到了祖国和她的人民的无穷的力量”23。影片以周围劳动人民的乐观笑声冲淡了小说中较阴郁的部分。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技术上把大量内心刻画变作对白语言。故事片《牧马人》虽是一点不曲折的故事，但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细腻而动人。“ 《牧马人》的最大优点是不说教也不夸张，虽然它有着点政治意味！”24
1983年，电影文学剧本《高山下的花环》被认为是新的艺术生命的再创造。同名小说发表之后就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军事题材的新突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25。但小说多描写战斗场面，后半部分梁三喜的母亲、妻子探亲也是升华人民的情感。丁玲读了之后感慨小说写得美，不仅揭露了不正之风，而且赞美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像梁三喜、靳开来、“北京”战士、赵蒙生、雷军长、梁大娘、韩玉秀等，但小说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把该写的地方都写出来，没有写够”，“要写好雷军长这个人嘛！那个母亲也还很可以写下去，后面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使得她的形象模模糊糊”26。
电影改编本则展现了李准塑造人物的功力，他将人物性格得以鲜明、立体地呈现，如雷军长在战场上雷霆万钧，在烈士墓地，却无力地坐在儿子的墓碑前，他用胳膊揽着墓碑，像搂着自己的孩子。梁大娘看他伤心，还劝他“想开一点”“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这样死，值得！”也为梁大娘得知真相后释然找到了合理性。影片还用不同场景切换形成“连续的画”27，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接到农家柴门竹篱，一双白蝴蝶在杏花丛中飞舞，它们是那么依恋，那么悠然，那么亲切。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好像睡了。这是从古典诗歌和绘画中汲取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本身就是动静结合的和谐美。
影片的英雄形象同样塑造得很真实，“正确处理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缩短了英雄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很潇洒地描写了英雄的感情世界、心理活动和心灵深处的矛盾，这在以前几乎是禁区”28。梁三喜的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梁三喜一家，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伦理。梁大娘“人民母亲”形象，在影片中也以和雷军长在烈士陵园的偶然见面，意识到首长能这样，中国能兴旺，悲痛也得以缓解。胡乔木在《大众电影》撰文《希望人人看〈花环〉》，认为《高山下的花环》教育青年人思考做人的准则、思考人生的价值，“值得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29。谈到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在国内的观影热潮时，导演谢晋还引用了巴金的话：“文学作品的最后审判者是人民。”30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提出人民文学的概念。苏联学者顾尔希坦著、戈宝权译的《文学的人民性》在新中国前后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关注。他所强调的人民性的最大特色是富于时代的战斗性，始终作为一种精神在文学中成长着。黄药眠也提醒，“文学中的人民性是历史的范畴，因此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随着社会形势发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1。新的人民文艺口号的提出，达成了文学人民性的初步共识。新时期之后，人民性内涵被重新发现阐释为注重挖掘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强调更为普泛意义的人民。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题材、情节、语言、诗意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发奋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2
综观李准的创作，写作伊始，他一直是在人民性的话语要求中进行创作，作品所描绘的时代风貌、先进人物、热点事件，都是对于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的发现和歌颂。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既有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多重宣发，又有着民间的普遍接受，成为人民性写作最为典型的案例。1962年，经10万观众热情投票，《李双双》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李准获得最佳编剧奖。“百花奖”自创立之初就是中国第一个群众性的电影评奖，直接回应的是新侨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李双双》热映后，《大众电影》杂志社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说这是一部“越看越爱、百看不厌”33的好影片。当然，李准的写作也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的调适，如《芦花放白的时候》等越界小说险些划为另册，《龙马精神》在1966年铺天盖地地批判等。但李准以其对时势和政策的理解，以作家的敏感，善于捕捉风气之先，又以其对于生活、人物、语言的才华塑造出诸多颇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他也不免随着时代的风潮越发激进，以李麦的“半人半神”惨遭失败。新时期之后，李准迅速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他意识到真实、自由对于人民和自己的重要性，开始以生活应有的样子寻找素材、进行创作，对于《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的生活化处理，情感伦理的素朴表达，获得政府和民间的多重认可。《牧马人》获第六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高山下的花环》被一百多万电影观众投票评选为第八届百花奖最佳影片首位。影片对于人物的细腻塑造，如许灵均的知识分子气质、李秀芝的善良坚韧，梁三喜一家的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伦理，当代英雄寻回人性的塑造方式，使得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得以交融，李准再次寻回他的人民大众。人民也再次作为文艺作品权威的评定者，在群众性接受的基础上传递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的李准写作转变也代表了人民性写作的新走向，文艺以真情实感、人情人性书写及人世间美好品质的发现再次贴近人民。
注释：
1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2 李准：《从生活出发》，《光明日报》1978年6月17日。
3 陈荒媒等：《电影要上去 基础要打好》，《电影创作》1979年第8期。
4 李准、梁信、白桦、叶楠、张天民：《“文艺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
5 武新军：《论〈李双双〉的跨媒介传播》，《文艺研究》2023年第1期。
6 华水：《冲刺的人们——上海几位老作家创作生活掠影》，《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7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文艺报》1980年第7期。
8 李准：《谈文艺的社会作用》，《电影艺术》1979年第5期。
9 李准：《从“怕触‘电’”所想到的》，《李准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4页。
10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下》（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3页。
11 李准：《探索者的甘苦》，《首都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学科版）1982年第3期。
12 吴光华：《简谈〈黄河东流去〉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人民日报》1980年4月9日。
13 陈美兰：《值得重新审视的“辙印”——李准创作成败得失漫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14 李准：《文学语言及其他》，《李准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50页。
15 李准：《大有可取，大有可为——谈谈电视剧的民族化问题》，《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16 19 李准：《牧马人》，《电影新作》1981年第5期。
17 王蒙：《我们的责任》，《文艺报》1979年11—12期。
18 张贤亮：《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
20 孙士杰：《李秀芝的“金钱观”》，《人民日报》1982年5月4日。
21 丁玲：《漫谈〈牧马人〉》，《文艺报》1982年第5期。
22 钟惦斐：《电影〈牧马人〉笔记》，《光明日报》1982年4月24日。
23 张骏祥：《赞〈牧马人〉》，《电影画报》1982年第3期。
24 《香港〈中报〉说〈牧马人〉写情细腻动人 该片最大优点是不说教也不夸张》，《参考消息》1982年10月18日。
25 刘白羽：《谈〈高山下的花环〉》，《文艺报》1983年第2期。
26 丁玲：《我读〈高山下的花环〉》，《红旗》1983年第3期。
27 李准：《关于“诗意”的复信——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改编体会》，《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4期。
28 李彤、童逊：《真切悲壮 催人奋起——文化部电业局和本报联合召开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座谈会》，《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29 《没有人情的作品是不会感动人的——胡乔木撰文祝贺〈高山下的花环〉成功》，《人民日报》1985年2月1日。
30 李正清：《崇高壮丽的抒情悲剧——谢晋谈〈高山下的花环〉》，《电影评介》1984年第12期。
31 黄药眠：《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文史哲》1953年第6期。
3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33 《广大观众喜欢〈李双双〉〈大众电影〉杂志社在“百花奖”评奖活动中收到许多来信 热情赞扬这部好影片》，《人民日报》1963年5月30日。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