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平历史小说创作的诗化特色
内容提要：高平作为诗人，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创作了多部（篇）长中短篇历史小说，如《仓央嘉措》堪称其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诗化特征，表现在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气质、诗人思维和诗人特质灌注于其整个历史小说创作过程当中；其多年历练和养成的出神入化的诗艺、技巧渗透于其历史小说文本当中；浓烈的家国情怀平添了其历史小说的诗化色彩。
关键词：高平 历史小说 诗性思维 诗化小说
高平（1932—2023），山东济南人，当代著名诗人。1949年8月全国解放前夕参加解放军，先后在第一野战军、西南军区、西藏军区担任创作员，甘肃省歌剧团编剧，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1990-2000年担任甘肃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等，曾获“甘肃省文艺终身成就奖”等。他的诗作被写入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为1950年代的代表性诗人，他的朋友圈有冯牧、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徐怀中、孔孚等。除了诗歌创作，高平兼涉歌剧、影视剧、散文、杂文、纪实文学、古典诗词研究、诗论诗学等。新世纪以来，高平基于对西部特别是西藏和故乡历史的长期关注和研究，出版、发表了多部（篇）带有历史小说性质的作品，显示出一个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西藏诗人、西部诗人、归来的诗人、新边塞诗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杰出成就。本文仅就高平历史小说创作的诗化色彩、诗性特征做一分析。
一、诗人气质与历史小说创作
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诗化小说”逐渐成为文学研究和评论界的一个小小的热点。从“五四”到1940年代，从鲁迅、郁达夫到沈从文、李健吾、废名、汪曾祺等京派，再到萧红、孙犁；从茹志鹃到早期铁凝、王安忆，到张炜、何立伟、迟子建、刘亮程等，都被称为“诗化小说家”。诗化小说作为小说大家族中的重要一派，而且和思想解放、个性自由息息相关。“随着新时期人性解放与人道主义复苏，注重个体感受性的感性思维在诗化小说中重新得到发掘与认可。”1而诗人小说家的小说灌注着浓郁的诗人情怀，正是他把诗人的个体性体验和感受通过小说形式呈现出来的情感特征。沈从文、汪曾祺等小说家身上有一种中国人的“温良”，这正如汪曾祺自称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平也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高平小说首要的艺术特点，就是作者的诗人身份、诗人气质和诗人情怀渗透于其中；而其诗人气质和情怀同“抒情的人道主义”的结合，形成了高平小说强烈的诗化特征。
高平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当代诗人。1950年代，高平是毫无保留的新中国、新生活、新西藏的热烈歌颂者。1958年7月他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复出后，他逐渐恢复了创作元气，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作，出版了多部长篇叙事诗、抒情诗集。高平还是诗学家、诗评家。他潜心研究写西藏的清诗，有《清人咏藏诗词选注》；对中国古代诗学有精深的研究，并结合诗歌形式，将学术探讨和诗歌创作结合。同时将古代经典进行新的阐释，著有《易经诗解》《译道》等。
但直到新世纪之初，高平才得以发表和出版小说作品。除了少量描写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他的大部分小说可归为历史小说。代表作长篇历史小说《雪域诗佛——六世达赖喇嘛传奇》创作完成于1983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后改名《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至2016年的13年内，至少出版了6个版本，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小说之一，被《作家文摘报》评为“2010年最具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他还有描写着西藏和藏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其他历史小说，如中短篇小说集《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包括短篇小说《朝阳》《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和中篇小说《虎头冠》等），长篇小说《文成公主外传》，以及表现现代佛教信仰和陇地名胜古迹的中篇小说《现代供养人》，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故乡山东济阳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济水村》等。
仓央嘉措生活于清康熙时期，是一个集情人、诗人和达赖喇嘛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以此作为原型，并充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西藏历史和人物关系的传记体小说作品，需有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政治、军事、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才华和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看，为仓央嘉措作传，非高平莫属。他1951年19岁时第一次随解放军徒步进藏开始，直到1958年7月他被补打为“右派”而离开西藏，在西藏八年时间，后来三次赴藏，又在西藏住了好几个月，高平的精神世界中有一种强烈的“西藏情结”。七十余年来，他创作了大量表现西藏的诗作。
《仓央嘉措》是高平的诗人情怀、史诗笔触、诗性情感和诗意语言的完美融合的杰作。高平5岁到13岁，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故乡山东济阳家乡上小学，母亲教给他很多唐诗宋词，讲了很多民谣民歌、传说故事。高平数十年诗歌创作实践更是他能深刻理解并出色表现仓央嘉措短暂而悲剧一生的重要主体因素。小说所描写和刻画的主人公六世达赖喇嘛，还是多情的恋人宕桑汪波，更是情诗作者仓央嘉措。这个历史人物可谓是中国宗教信仰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三位一体”。
小说中的阿旺加措六岁时父亲去世。美丽、善良、聪慧的阿妈给他唱了无数的民歌，明快的语言、贴切的比喻、铿锵的节奏，朴实、真诚、深厚的情思，都使他着迷、感动。阿旺九岁时被迫离开家乡，离开了阿妈。在寺庙学习的四年，阿旺四次申请回家乡探望母亲，可是却四次被断然拒绝。这期间，阿妈凄然离世。这是阿旺嘉措对佛经、佛教和经师们产生深刻的迷惑、怨恨乃至反感的重要原因，哪怕他后来成了六世达赖。
小说的诗意或诗化自然是被叙述者或作者所赋予的，但它也要和所描写的对象和氛围相契合。高平是杰出的诗人，他还懂戏曲、戏剧，会唱京戏、拉京胡，还是歌剧编剧。所以，高平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其叙述语言就有诗语的那种简约而丰盈的意蕴；其人物塑造或故事情节往往用优美的沉思或内心独白呈现，亦充满盎然的意趣。他还把文学的近邻如戏曲戏剧、音乐、绘画，拉来帮衬小说的表达。阿旺嘉措所在寺庙的小镇乞丐次旦堆古伴着琴声，唱起苍老浑厚的歌：“山桃花开得很美丽，/成群的鹦鹉压弯了树枝，/姑娘你是否愿意跟我去？/那里是春光明媚的净地。”无论是幸福、富足，还是不幸、乞讨，只要跟诗和音乐联系起来，就化为永恒。“诗，一旦和音乐结合，它的韵味，是纸上的文字和口中的朗读都比不过的。”这是叙述者由衷的感慨，是平凡生活的升华，也是生命真谛的揭示。如果作者没有对艺术的深切理解，断不能发出如此精彩的议论的。
高平还善于调动他的军旅生涯的积淀和潜质，力图在描写六世达赖喇嘛个性化的情感生活的同时，写出西藏的政治、军事、权力斗争的历史画卷。第巴桑结甲措不但领导了布达拉宫的扩建，由白宫扩至红宫，他还试图把清朝的蒙古部落、西域部落和西藏结成一体，以从中获取无限的利益和声名。他修建五世达赖的灵塔殿，安排绘制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的巨幅画像，可谓风光无两。但就在他巡视宫殿竣工的现场，发生了不和谐的一幕。辉煌的壁画中绘有一个被砸死的农奴筑工。农工的母亲千里迢迢地来到布达拉宫，嚎啕着扑向儿子的画像，并向第巴诉说这悲剧。第巴吩咐人送老妇银子，但她却只想索要一碗佛前的圣水。可她喝了几天后就到天堂会见儿子去了。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浸染了多少农奴工的生命和鲜血！在它附近就是后来“制作鼓面的人皮，制作法号的处女腿骨，制作酥油灯碗的人的头骨”的场所。在浪漫、诗意、虔信的外表下，埋藏着无数的罪恶、盘剥和丑陋。富贵与贫贱、虔诚与亵渎、天堂与地狱……强烈的对比可以说也是小说浪漫诗化的一个方面。
《朝阳》是高平写于1981年、发表于1990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由于小说写作的年代和主旨，可视为一篇伤痕—反思文学作品，但它不是靠写实的情节和细节，而是以第一人称角度，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叙述方式，讲述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革”中及其后的表现和遭际，特别是两个人的情感纠葛。在新时期那个回荡着人道主义和主体哲学回声的年代，小说凸显了两个年轻人曲折、卑微、复杂的人生轨迹，以富有激情的语言表达了个人独立、婚恋自由的时代精神。卡车司机的“我”（藏名“尕藏”，县长的儿子，在文革开始时改为汉名“向东”），在拉萨的书店看到自己家乡的报纸，上载有自己失踪了的女友朝阳（藏名“卓玛”，县委书记的女儿）的父亲被平反的消息，而在返程的路上他竟巧遇朝阳。此时有一段描写：“她抬起头来，对着蜡烛的光晕闪动着眼睛，那正是像珍珠一样穿在我的肋骨间的、像松耳石一样镶在我的心坎里的、像仙人掌一样刺在我的血管上的、像闪电一样射在我的灵魂中的他的眼睛啊！”最后，朝阳和向东，有情人终成眷属。
《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似与高平长篇叙事诗《大雪纷飞》及《紫丁香》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只不过它们采用了不同的文学形式而已。《大雪纷飞》作为高平的诗歌代表作，表现的是罪恶农奴制度下藏族姑娘央瑾和小伙江卡的爱情悲剧，以及央瑾为农奴主冒雪寻找失踪羊群的故事。《紫丁香》写的是居住在怒江两岸的青年男女藏布与巴珍相爱的故事。在幻梦中他们克服了怒江的阻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踏着紫丁香花铺成的道路，甜蜜地相会在一起。可严酷的现实是，当他俩各自走向对方，却被无情的怒江水吞噬了。《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可以说把上述两个诗篇结合在一起，以小说的形式把一对藏族农奴的恋情及其悲剧结局娓娓道来。格朗雪吉是索巴老爷庄园的男奴，益喜拉姆和妈妈则属于达娃太太的庄园，两个庄园毗邻。格朗和益喜自小相亲，长大相爱。待到格朗向索巴言明要和益喜结婚，要索巴恩准。可是，歹毒狠心的索巴提出了条件，让他享有初夜权，或者让达娃太太出一匹马、两头牦牛、三只羊，外加格朗吃了十多年的糌粑和盐茶钱。格朗自然满足不了。两个热恋的青年男女在寒冷的冬天里，在山坡上的龙须柳下的月夜，铺上益喜的小袍子，盖上格朗的大袍子，昏天暗地又兴奋癫狂地结合在一起。翌日，龙须柳下多出了一座小小的雪堆，“像是缩小了多少万倍的珠穆拉玛峰”。大地一片苍茫。
诗人小说家高平要为改变农奴的悲惨命运而发声、写作。此时，他的诗人情怀和才华倾注于笔端，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愤激，时而温馨，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叙述还是对话，都带有老诗人的那份真挚的情怀。像写格朗和益喜拥抱在一起的对话：“我不给他们生小奴隶！”“对，他们就是允许，也不给老狼生小羊。”“谁稀罕他们的允许？”“就是！月亮升上来，要谁允许呀？”“对，我们自己允许！”“太阳落下去，要谁允许呀？”“溪水流到河里，要谁允许呀？”“小鸟落到树上，要谁允许呀？”“你的心钻进我的心，只要我允许。”“我的身贴着你的身，只要你允许。”热恋着的赤裸的益喜拉姆身上，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味。作者把这两个藏族青年农奴爱情的高峰体验，写得惊心动魄、酣畅淋漓、一波三折、奇幻无比。但爱的极致竟然就是两人的死亡。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情节，带有藏汉民歌的语言特色，造就了小说特有的诗化之美。
总之，作为创作主体的高平的诗人情怀和艺术家气质，全面、深刻、立体地渗入其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为这些作品打上了独特而浓郁的诗化色彩和诗性特征。
二、诗性思维与历史小说创作
诗歌本身及诗艺、诗性语言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平小说创作诗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除了很多带有诗性色彩的民谣、民谚，山东吕剧、河北梆子、京戏、信天游、花儿等，还有很多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直接采用了诗歌形式。从《仓央嘉措》这部直接描写作为诗人、情圣的六世达赖喇嘛开始，高平便直接在小说文本中自然熨帖地大量运用诗歌，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营构小说。仓央嘉措的幸福和痛苦都来源于他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以及这种追求同他的身份、所处时代和被卷入的政治等外力所导致的矛盾分不开。
对主人公仓央嘉措同四个情人的四段爱情生活的描写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小说对这位达赖喇嘛的情爱史的描写是从人性、人道和爱情美学的角度，表现了主人公爱情世界的甜蜜、痛苦、率真与繁复之美。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诗歌运用和诗化呈现。仓央嘉措与四个情人的关系，激发出了他潜藏的诗歌才华，促使他成了一个杰出的诗人。
初恋时，阿旺嘉措还不晓得自己是转世灵童，即未来的六世达赖喇嘛。但黄教僧生的身份，让他不能自由地恋爱。在巴桑寺所在小镇，他认识了小杂货店主的侄女仁增旺姆。她父母早逝，她流落至姨母处。他与她的相遇，像火石电光般，在各自的内心激起了海浪般的强烈爱情。“在美好的初恋阶段，/我还是第一次尝到甘甜。/恋人呀，我请求你，/千万别把我的爱情折断。”这是远处传来的骑马赶路青年人的悠扬情歌。他的初恋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绞尽脑汁，最终将藏族民歌的“谐体”和汉文诗的“三台词”结合，写出了他的诗歌处女作——
心中爱慕的人儿，
若能百年偕老，
就像大海深处，
捞来奇珍异宝。
白天的奇遇，甜蜜的细节，让他难以安睡，他借着月光又作诗一首：“从那东方的山岗，/升起了皎洁的月亮，/含母爱的姑娘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情动情爱情深，激发激荡激情，情人诗人僧人合一，就像灵魂与精神难分。他为她写了大量的直抒胸臆或率真热烈的情诗。甚至连情人间的对话也充满了诗意，阿旺对旺姆说：“诗不是文字写成的，是情意点燃的；你点燃了我，我就会作诗了。”“凛凛草上落霜，/飕飕寒风刮起；鲜花和蜜蜂儿啊，/怎么能不分离？”身处深宫的仓央嘉措，突然被迫中断了他的美好初恋。“那开满桃花的深谷，少女含羞的娇颜，湖水般的蓝天，哈达似的白云……”时时浮现在眼前。可他在这金顶的宫中，却似囚牢一般，心底是温柔又痛苦的。很久之后他才知晓，仁增旺姆早已被迫嫁人。感情和理性，就好似草原和雪山，相辅相成。他痛定思痛，把自己追求爱情和爱众生看作是鸟之两翼，他要协调好。况且发生在这座高贵的宫殿里就有松赞干布娶了多位公主，有第三任第巴包养一个美丽女人并且为了她而辞职隐居的先例。
第二个情人是叫白珍的破落藏族贵族的小姐。在拉萨城里，仓央嘉措从一个佛爷，重新成了一只可以自由飞翔的鸟儿，一条游进大海的鱼儿，一匹奔跑在草原的马儿。他化名宕桑汪波，邂逅了白珍，但她重财轻义。白珍向他讲了五世达赖的情人和他们生的孩子，原来就是现任第巴！她很老道地解除了仓央嘉措的精神负担，“他感到六世和五世、仓央嘉措和宕桑汪波、佛和人，不再有什么区别，也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了”。两个人的关系很快便结束了。他们的情事，仓央嘉措也用了多首诗来表达和记录，连起来简直就像是一首长长的叙事诗。其中有“姑娘肌肤似玉，/被里柔情拥抱；/莫非虚情假意，/骗我少年的财宝？”多情、善良、忧愁的仓央嘉措还是把她形容为“金色的小蜂”，既能酿出甜蜜，也能刺蛰伤人。失恋的宕桑汪波，只有靠诗歌和青稞酒来宣泄和麻醉自己。他的第三段情史是在布达拉宫下的酒店发生的。四十多岁的女店主央宗给他介绍了一个离婚女人达娃，她是个只重视与男人睡觉的女人。他们也很快分手，这同样让他诗情澎湃，表达的依然是痛苦和无奈。
在小说中，仓央嘉措真有一个集美貌、智慧、善良、温柔于一身的情人。这便是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情人——于琼卓嘎。这场爱情是他作为情人所体验到的最为跌宕起伏、最为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震颤。这位全拉萨无双的美丽姑娘，“走到街上像公主，坐到店里像菩萨，飞到天空像仙女”，会唱藏戏，扮演过文成公主，尤为珍贵的是她只看重男人的才学和情谊。她的母亲就是那位喝了一碗第巴的“圣水”丧命的老太太，而她为了不被家乡工布的老爷龙夏霸占而逃到拉萨，成了盲人藏戏演员多吉老人的女儿。19岁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在央宗的酒店小包房里，她真诚地向宕桑汪波讲述起自己的遭际。她的略带忧伤的美丽容貌、柔婉的身段、坦率的性格、高贵的气质，开始是被家乡工布的激流、森林、雪峰、花鸟所滋养，后来又被歌舞、藏戏、阿爸的弹唱所绽开，现在又被宕桑汪波的才学、诗歌、文雅放大了。她让他作诗，这让仓央嘉措感到爱才的姑娘比爱财的姑娘更值得爱。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离别时忐忑不安的心情，“心儿跟她去了，/夜里不能安睡；/白天又未如愿，/叫我意冷心灰”。两个人都失眠了。仓央嘉措连夜作了“三箭”和“三誓”两组诗，把他的才华和爱情都郑重而巧妙地倾注于诗行。了解真相的第巴要他进山修行，可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脱。但他们的热恋没有了机会，唯有各自孤独地遥望对方生活的地方，相思日甚一日。
作为一个宗教象征，六世达赖在政界、军界、宗教界的夹缝里生活，除了皇帝，在信众看来他雍容华贵、至高无上，实际上只有他自己和第巴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最不自由的可怜之人。所以，当第巴、拉藏汗、三大寺堪布作为随从陪他到日喀则接受五世班禅的受戒时，他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措。就在扎什伦布寺外，在五世班禅面前，他脱下袈裟，拒绝受戒。他心中唯一的幸福源泉就是和于琼卓嘎的爱情，因为“她爱我像我爱她一样”，心心相印。返回拉萨的仓央嘉措，得续前缘，夜里约会于琼卓嘎，踏雪返回宫中。在春光明媚时，他们在林卡里过夜。这自然使第巴和仓央嘉措的矛盾日渐加深，也给了蒙古人拉藏汗以达赖亵渎神灵的口实，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第巴为了阻止六世达赖和于琼卓嘎的交往，召见了卓嘎的主人龙夏。于是，于琼卓嘎失踪了。危机时刻，拉藏汗又火上浇油，向皇帝密报第巴和仓央嘉措的渎职、亵渎行为。康熙派使者赶赴拉萨，向第巴宣旨，揭露他欺骗达赖、班禅，隐瞒五世达赖逝世、破坏宗喀巴教义、暗中勾结噶尔丹等诸种罪状。最后，第巴和拉藏汗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结果是第巴桑结被捕，旋即被杀。
在如此险恶的政治军事氛围中，追求个性自由、爱情幸福的仓央嘉措，简直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之快速地滑向倾覆的边缘。拉藏汗接到康熙帝的旨令，要将六世达赖执送京城。但中途又传旨变卦，京城里不好供养这位达赖。仓央嘉措唯有逃走，可他却没有逃走的念想。月夜下，青海湖边悬崖上，他迎风而立。他最挚爱的情人于琼卓嘎一路披星戴月、历经艰难地来寻找他，在朦胧中看到他的一刹那，仓央嘉措面对青蓝的湖水喊了一句“于琼卓嘎”！随即他被拉藏汗的一个蒙面兵士残忍地推下了悬崖。这个恋人最后那种戏剧性的决绝场面，对彼此来说可谓心有灵犀。对她来说，刻骨铭心，石破天惊！而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心中也唯有她！小说的结尾，于琼卓嘎长长地向仓央嘉措倾诉着自己被掳走岁月里的痛苦和相思。在他刚刚站过的悬崖，望着湖中明月，她喊着“仓央嘉措！”决绝地向清冷洁净的湖水扑了下去……两个灵与肉相爱的人终于在再次相遇了。小说将仓央嘉措和于琼卓嘎的爱情描写得如此凄美、浓烈、哀伤！
高平其他的历史小说同样洋溢着强烈的诗性智慧或诗化色彩，且大多围绕人性和神性、爱情和禁欲、自由和禁锢等展开故事叙述、人物塑造。《现代供养人》写的是一对青年恋人，由于各自父亲的阻拦而不能发展情缘，但两人有共同的心愿，就是从家乡西安到甘肃敦煌，姜树竞到敦煌学佛画，刘仁慧要到敦煌出家做尼姑，遂一路同行。俩人都正值十七八岁的妙龄，只好以新婚夫妻名义同行同宿，但又绝不能越雷池半步。对姜树竞来说，一路上他们甚至连平凉崆峒山上所见的交尾的一对鸟儿都不如。小说将这种爱而不能得的境地，叙述得委婉有致、节制压抑。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充满了古诗词与叙述语言的诗化色彩。如二人在天水南郭寺，听了山上的赵半仙讲到的春秋柏，和孔子同龄，连杜甫都来朝拜过。这种语言既不无夸张、虚饰之嫌，但很符合古迹名胜的风貌。姜树竞晚上躺在旅馆的床上，借着月光看到刘仁慧像莲藕一样白皙的胳膊，想起杜甫《月夜》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让正在青春期的他不禁心生爱欲，仁慧的云鬟玉璧就在眼前，自己却不能接触，而只能胡思乱想，遂步出旅馆，只身赏月。
到达敦煌莫高窟后，他们参观了那些虽被废弃但精美无比的洞窟壁画，顺访了有学问的高僧和正在考察的教授，但刘仁慧一心出家当尼姑的念想，在他们逛过了鸣沙山、月牙泉之后，牵引着她到附近一所寺庙当了尼姑。姜树竞在莫高窟附近居留下来，观摩壁画，向放羊老汉、考察专家虚心求教，发现了很多洞窟里旧时画家或画匠留下来的“供养人”画像。这是一出现代青年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情感大戏，又经过了陇地的纯净沙海的过滤，像月牙泉水的洗濯之后，超越了肉身的欲望之海，而趋于净化和自我救赎的境界。但终是情缘未了，仁慧有时在庙里望着三危山出神，那是树竞所在的莫高窟的方向。她竟然在与树竞分手半个月后就去世了。静玉小尼姑给树竞捎来一封信，原来是仁慧唯一的日记，提到自己“尘缘未了，佛缘太浅”。而据佛教规矩，她的墓是不能让男人们知道的，树竞也就不能为仁慧扫墓、立碑。对绘画充满兴趣的姜树竞，思念着他的爱人，用别人落下的笔墨在一个大洞窟的空白处，画了一幅刘仁慧的画像。于是，整个莫高窟唯一的“现代供养人”画像诞生了。尘缘与佛缘的交织、交战，最终也未分出高下或胜负。《现代供养人》的叙事跌宕起伏，结局令人唏嘘感慨。小说的结构和节奏，有一种抒情的、浪漫的调性，在两个人物独特的西行之途上，遍历甘肃省的各个重要地区和名胜古迹，简直像一个充满了故事的导游美图，让人感伤但不感突兀，而是在两位主人公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中，将历史、地理、风俗、人情、文物、风景、宗教、信仰的曲折与美好、黑暗与光明、神秘与平凡、温馨与恐怖，同正发生着的男女青年的矛盾、纠结的情感故事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共筑起这种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叙事的大厦。
《文成公主外传》营造了一种凄楚、哀婉又深邃、辽远的故事及意境。小说中的文成公主，既非皇帝唐太宗的亲生女儿，也不是礼部尚书李道宗的亲生女儿，而是李道宗在一座县城里捡来的孤儿，名叫文儿。在吐蕃王松赞干布再次向大唐求亲时，太宗就要求李道宗将女儿擢升为公主，再许配吐蕃王。这李夫妇商量后，就把婢女文儿当作自己的女儿，禀奏皇帝，因其名为文儿，又能成就唐蕃和睦的大事，于是赐名“文成公主”。吐蕃使者、大论（首相）噶尔东赞一见到文成公主，被其气度和美丽所震惊和倾倒，顿然有失态之举。因太宗留他在长安，噶尔东赞不能随行护送。唐太宗又遣李道宗为持节护送，文成公主一行一路颠簸，终于与松赞干布的迎亲团队会于星海宿。小说写出了这一和亲故事传奇性，特别注重渲染出嫁路上、在逻些（今拉萨）和藏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得叙述既摇曳生姿、跌宕起伏，充满或壮丽或婉约的诗情画意。“翠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倒影在绿得发青的雅鲁藏布江水中。成熟了青稞像金黄的地毯，铺满了南岸的平原。远方雪山顶峰的积雪，在明亮的太阳下闪着银光。偶尔又高亢嘹亮的山歌回荡在长空，引得山坡上的牛羊停止了吃草。一切色彩都是鲜艳的，透亮的，醉人的。”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对吐蕃自然风光的描写，带着浓厚的抒情意味。这种描写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和故事的推衍、人物的刻画相协调。当松赞干布初见文成公主，竟然说了一句“你的服饰好美啊！”这给文成公主的心灵留下了长久而深刻的烙印，这近乎于羞辱性的见面语，使她面对夫君时，“总是像一朵花，不能全瓣地开放；像一只鸟，不能展翅最高地翱翔；像一座山，不能裸露出岩石；像一条江，不能笔直地流淌”。文成公主的命运实际上是政治造成的，她和松赞干布并没有多少感情。噶尔东赞暗恋着她，在他征战吐谷浑国时染病，临死前，他给文成公主写了一封信，托旺堆密送给她，其中有如下热烈的词句：“您的身体像微风中的杨柳一般多姿轻盈，您的声音比任何鸟叫和乐器都悦耳好听，您的笑容比儿童纯真，让所有的鲜花都显得呆板，您的每一根头发都充满了香气，饱含着柔情。”无论婉转的比喻还是直抒胸臆，这种热烈的爱情（虽然是单相思）也让文成公主感到生命的丰盈和珍贵。此等文字堪称浪漫和带有诗化色彩了。
《文成公主外传》最具诗化色彩的有两首诗，是以文成公主的身份和语气表达的。其一是她即将远离长安，远离救命恩人李道宗夫人和小姐的时刻，正值大雪纷飞，她想起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遂口占一诗曰：
西出长安兮大雪飞扬，/泪眼回望兮不见宫墙。/身后有美图兮蓝田种玉，/身前忆惨景兮火烧阿房。/心若孤鸿兮悬空南落，/吐蕃路寒兮何其漫长！/车马辚辚兮别故土，/旌旗猎猎兮向异邦。/元宵兮无月，/五内兮悲凉。/文成舍身兮何为？/惟愿四海兮安康。
凄楚的离别，孤独的未来，未卜的前程，但文成公主却自觉不自觉地拥有了一个公主和王后的博大胸怀，“惟愿四海兮安康”。此等叙述的简洁与抒情的诗句，传达的是深具审美张力的诗艺世界，阔大、辽远、孤绝、悲凉，穿越时空。其二是在她55岁不幸染上天花即将离世之际写的：
重病卧于吐蕃兮长安不见，/风筝坠于风云兮线断天边。/酥油灯摇曳兮月落星残，/闻鸡鸣天晓兮辗转难眠。/春花早谢兮未结一籽，/空房独守兮三十一年。/青丝变白发兮过半，/红颜生皱纹兮不堪！/雨雪霏霏兮青海道上，/杨柳依依兮大昭寺前。/吐蕃臣民兮多良善，/我将永逝兮来相怜。/此身命薄兮无怨，/此生憾深兮无言！/佛祖唤我兮无可留恋，/手抖笔颤兮地转天旋。
悲苦无依无靠、无告无奈，虽言无怨但遗恨多多。这两首由小说叙述者代拟的诗可谓浓缩了文成公主传奇的悲剧人生。但可自我安慰或告慰世人的是，她数十年来兢兢业业，为唐蕃的和睦、吐蕃的安康、民众的福祉而奔波、劳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吐蕃、西藏人民心目中一直以来是近乎圣母大爱的光辉形象。
《济水村》是高平最新创作的一部自传式、回忆性长篇小说。小说写了抗战期间山东济阳县一个叫“济水村”的村落里的人物和故事。小说同样大量运用了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如小说写大水，采取了儿歌的视角：“儿童不知淹田恨，戏水村头喜作鱼。”写旧时的传统女性，如缠过足的两个女人在大街上相遇，是这样的：“只见四肢小脚不停地倒换着，手臂摇着，腰身扭着，简直像一种双人舞。”还有“骂鸡”，以戏剧的、独白的、唱曲的方式，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没有文化更无修养的农村妇女的形态和神态。主人公李传卿的大儿子李北12岁，他就张罗着同本县另一个大学毕业生冯登五17岁的女儿冯珍俊成婚。洞房的对联是这样写的：“未为金殿状元客，先做洞房探花郎”，横批是“天作之合”。这是诗歌与民俗融为一体。
在《济水村》中，高平运用了诸多的意象和意象组合，来表达济水村的风俗、民情和历史。像“八路”“四渎”“叫魂”“乞丐”“龙窝”“炮楼子”“嘟嘟吹”，还有对方言集萃与故事情节中的运用。这些意象、方言激活了叙事和纪实，而且带上了空灵的诗化意味。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战八年处于沦陷区的家乡，正是小说作者从5岁到13岁的年纪，所写的“那时、那地、那人、那事、那情、那景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但是我一直无法组织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愿也不需要只塑造一两个所谓典型的人物，我只想记述那段历史的形形色色，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当地的风俗人情”。高平在《济水村》“附记”中如是说。这正符合他作为诗人，以诗化的构思，诗性的语言，跳跃性的叙述，所创作的这部作品的主旨。
总之，高平历史小说中的诗艺技巧、诗歌文本、诗性思维是小说诗化特色形成的基础。把小说的叙述和语言加以诗艺化，以诗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宗教和人性、爱情，并以诗化的形式来加以表达，构成了高平历史小说诗化特征。
三、家国情结与历史小说创作
高平在西藏、甘肃、山东、北平（北京）等地长久生活过，他对这些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长久关注、观察、研究，形成了诗人一以贯之的浓郁情感和诗性品格。在创作小说时，这种浓郁的华夏品格、地方色彩、藏族风情、宗教信仰、佛教思想所构成的高平的具有丰富层次的家国情怀，就渗透于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
《文成公主外传》和《仓央嘉措》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部小说都是写西藏的，不过《文成公主外传》是写为了汉藏民族的和睦和团结，而牺牲自己青春和幸福的文成公主。之所以称为“外传”，据作者所言，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合情的想象和虚构，以更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诗的想象与虚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更具有普遍性而更接近于真理（真实）。在高平看来，无论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抑或其他宗教，总是要从人的角度、人性的层面去加以观照，才是符合人道的。唐蕃或汉藏和亲，是皇帝唐太宗牺牲族弟李道宗家中一个16岁婢女的幸福，而成就的一番名垂青史的民族团结的大事。这个叙述的基调决定了小说的基本审美原则。这既是从历史事实，也是从合理合情的想象出发来叙述的。对文成公主这个连接汉藏的历史人物的关注，对高平来说持续了数十年。她甚至成为诗人高平的“西藏情结”中最亮丽的珍珠般的“结晶”。她的隐忍、牺牲，她的美丽、善良，她的贡献和巨大影响力，终于在2020年促成了这一小说的诞生，算是了却了高平创作生涯中的一桩心事。
中篇小说《虎头冠》采用的是章回体，每回都用两句五言诗来命名，如此便先声夺人地具有了诗性色彩。小说描写1841年道光年间藏民自四川出发，赶赴浙江宁波镇海一带抗击英军。这段隐而不显的藏兵抗英故事，和广州三元里的抗英，可谓异曲同工，都体现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独立精神。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高平创作过关于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的长篇叙事诗《古堡》。《虎头冠》中的藏族屯兵扎西恰恰就是《古堡》中的主人公格朗雪吉的爷爷。高平的小说与诗歌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更为关键的是，《虎头冠》是高平对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宗教、政治、军事等全方位观照的文学结晶。其中，和他的其他历史小说一样，贯穿着他作为诗人小说家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反思精神。小说的诗性或诗化色彩正是因为渗透了这种家国意识而获得了厚重和深度。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但以藏族屯兵扎西和大将军奕经这一兵一帅为主线，将众多将士、民间人物、英军将士等统合为一个有机的小说文本中。统帅奕经的所谓“五虎制敌”等，皆荒腔走调，匪夷所思。其中，小说重点写了宁波之战，冷兵器和热兵器遭遇，结果可想而知。藏兵副将阿木让、通事（汉藏语翻译）罗梓生、临时头领扎西，英勇杀敌，全部壮烈牺牲。镇海之战略写，藏军首领喀克哩率兵士殊死战斗，亦壮烈殉国。再写慈溪之战，朱贵率领的陕甘军与索文茂的虎头兵，包括朱贵的三个儿子，均战斗到底，全军为国捐躯。道光皇帝的昏聩、钦差奕经的指挥无能、愚昧颟顸，礼部侍郎文蔚的胆怯逃跑，和英军首领们的运筹帷幄、沉着理性、熟谙战略战术、洞悉世界大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军人，从个体的壮烈的牺牲、刻骨的相思、凄美的殉死，到抗英军队松垮的备战、战略战术的懵懂、悲壮的抗争，构成了近代浙东抗英丰富曲折的历史画卷。
《虎头冠》的家国情怀还表现在对扎西与藏汉两个美丽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如果说，与英军的攻防战的壮烈牺牲写出了汉藏将士们深厚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对国族的献身，那么，小说对扎西与两个美丽女性关系的描写，则体现了人性的尊严、家庭和个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宁波城几乎全体藏兵壮烈牺牲后，满街满坡都是清兵尸体。此时，小说笔触一转，开始叙述远在川西北大金山的达娃姑娘，她已有身孕，思念着扎西，通过默想和独白，展现了一个活在爱情中的女孩纯美的精神世界。她想象自己的男人扎西英勇杀敌的雄姿，想象自己未来的孩子及其美好的生活，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歌颂自己的情人：
你的名字将像家乡山顶的雷声，你的腰刀将亮着闪电的光芒，你的虎头帽上将插上花翎。你的将攥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敌人并不比猛兽更难对付，海水并不比家乡的湖水更蓝，思念并不比生病好受，蜜糖并不比重逢更甜。
这是个多么纯情的藏族女子啊！此时此刻，美丽的汉族女人阿凤，正在宁波的残墙上寻找同样是她的爱人扎西。一个多月前是扎西进城刺探情报时，因缘巧合，将上吊自杀的阿凤救了下来。她让城墙上的壮士小虎将扎西抬到她曾经的家，和扎西的遗体紧紧拥抱着，并用他的腰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鲜红的热血浸在她洁白的衣裙上，像一簇正在盛开的红玫瑰”。阿凤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倒在了一起。扎西与这两个女人的爱情遭际，显出一种崇高与凄美相结合的别样意境。
这画卷，有美丽、和谐、自在、洒脱，也有丑陋、悖谬、禁锢、荒唐，如此才构成真正丰富的诗意，才生成诗化的小说。文学艺术就是创造一个不同于素常世界的奇异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虎头冠》将小说的诗化之路做了拓展。
在《济水村》中，高平将山东济阳家乡近现代历史和自己的经历、体验作为题材，写了抗战沦陷时期的的“闻韶县济水村”。济水村这个特殊的时空载体似乎构成了小说的主角，除了先锋小说家残雪《黄泥街》等，这在当代小说中较为罕见。这是该小说在“诗化性”方面的一个探索。发源于王屋山的太乙池即河南省西北部的济源市的济水，古代谓之“四渎”之一。它有自己的源头，屡次时隐时现，终能独流入海，有一种“独而尊”的精神，渎就是独。白居易曾放声长吟：“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堤改道，“济水就被黄河吞并了，鸠占鹊巢，黄占济巢”。从此清泠泠的济水就被混浊的黄河彻底霸占，济水村一带就生活在了悬河之下，不但得不到黄河水的滋养，还要担心河水的决堤和泛滥。小说平和的叙述语调，尽显作者的故乡情怀。主人公李传卿虽是法律专业出身，但在抗战期间，由博苑县看守所长，返家主办小学校，并亲自担任音乐课程。他给小学生们教的第一首歌便是《苏武牧羊》，苍劲而悲凉的曲调在教室内响起，“转眼北风吹，雁群塞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最后两句是“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定使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借清末民初教育家蒋荫棠歌颂苏武气节的诗作，来感染、教育、激发孩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小说塑造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初中教师冯登五，他的爱国情怀和诗人气质更加明显。他教授国文，坚决不用沦陷区殖民课本，而是自选教材，诸如《龟虽寿》《木兰诗》《桃花源记》《秋声赋》，岳飞《满江红》、袁枚《祭妹文》、朱自清《背影》……都是一些充满了想象力和艺术魅力的美好诗文。还有现代作家许地山《春底林野》，满篇全是开智启慧之文字：“天中底云雀，林中底金莺，都鼓起它们底舌簧。轻风把它们底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而讲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冯老师认为，这孤鸿就是词人苏轼。他引导孩子们宁当孤鸿以树鸿鹄之志，也不做同流合污的成群老鸹。古代与现代的美文佳句相互激荡，让济水村的少男少年得以冲破陈腐、守旧、愚昧的思想牢笼，向他们展现了青春、浪漫、文明的未来新境界。
高平历史小说形象化地阐释了“家国”的要义。所谓家国情怀，根基在于家、家庭、家乡，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的。但在特殊的年代，国甚至取代了家，比如1950年代，高平在西藏的岁月就基本如此。在他的历史小说中，我们看不到那种泯灭家而唯有国的极端观念。无论《文成公主外传》还是《现代供养人》，无论《虎头冠》还是《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都是将家与国放在人性、人道、个体、独立的角度去加以审美观照的，更遑论《仓央嘉措》更是把人性、爱情和自由放在宗教、集体、帝国之上加以表现和歌颂。所以，我们讨论高平历史小说的家国情怀所体现的诗化特征之时，这是不得不特别指出的重要一点。
结 语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高平，在创作小说时显得惜墨如金。在谈到何以如此？他的回答是除了处于简练的追求外，“与我写诗有关，诗是要惜字如金的，容不得一个多余的字，因此养成了节约用字的习惯”2。小说的作者是著名诗人，半个世纪诗歌创作的审美实践，全面地渗入其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他的诗歌美学深刻地影响了小说美学。这是高平小说深具诗化特征的前提。
高平的历史小说多集中于西藏、西部、佛教和传统文化领域，除了《文成公主外传》写的是一千余年前吐蕃和大唐的一段历史，其他的历史小说多为与三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清代以来和近现代政治、军事、民俗、宗教宗法（主要是佛教和儒家）是这些小说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仓央嘉措》等涉及佛教文化的历史小说，由于将文学（诗歌）、宗教（佛教）和政治（达赖喇嘛、第巴、班禅和蒙古拉藏汗、康熙皇帝等），就使得这些作品带上了不同于内地汉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情。
高平历史小说创作的总体基调建立在作者及其笔下主人公们强烈的家国情怀之上。高平作为革命军人，有着满腔的革命激情和战士情怀，自告奋勇到艰苦的西藏工作，并多次拒绝到首都北京去工作。他作为1950年代的颂歌诗人，后成为“右派”被迫离开西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农场度日，再到成为省级歌剧团编剧，新时期以来成为归来的诗人、新边塞诗人、西部诗人、哲理诗人。这一切都为他创作出引人入胜的系列历史小说，夯实了阅历、思想和艺术的雄厚基础。无论是《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所塑造的卑贱但又追求尊严和幸福的恋人格朗雪吉和益喜拉姆，《现代供养人》中在情爱、艺术和信仰中寻觅和徘徊的恋人姜树竞和刘仁慧，还是《文成公主外传》着力塑造的文成公主传奇的婚姻和人生，《虎头冠》所描写的扎西和达娃、扎西和汉族姑娘阿凤的爱情，为了国家而奋起抵御外侵的藏族和其他各族将士，《仓央嘉措》中六世达赖喇嘛跌宕起伏的诗酒风流的人生和情爱故事，《济水村》中的李传卿、冯登五等抗战时期的乡村教师形象，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种情怀并非传统的对君主的愚忠，而是贯通着强烈的个性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自由、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情爱的追求、张扬，构成了高平历史小说更为重要的精神品格。
在一个世俗乃至后世俗的散文时代，诗性、诗化对于小说来说，日渐变得稀见、奢侈。但是，真正的艺术其实就是让在纷乱中生存的人们，如海德格尔所言，拥有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小说的诗性、诗化追求恰恰是让这一文学门类实现艺术的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高平的历史小说创作的诗化追求及其成就给予我们实实在在的启示。
[本文系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2023年开放课题重点项目“元现代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3ZWZD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好修：《新时期“诗化小说”的诗性思维建构及其文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2 高平：《后记》，《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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