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当前文学批评的“硬知识”问题，是一种新现象，其本意是为着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但其剑走偏锋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对文学性的驱逐和对长篇小说“隐含”叙事的屏蔽。本文在对当前典型长篇小说叙事模式分析基础上，实证性地审视相对应文学批评的“硬知识”意识。通过其表现形态，归纳出“硬知识”批评的突出局限，指出当前文学批评普遍倾向于“硬知识”化，其实是导致文学性流失的渊薮，应该引起文学批评界的普遍反思。

关键词：典型长篇小说 叙事模式 文学批评 硬知识

倘若忽略宏观思潮类“主义”文章（它们往往离开具体作家论和作品论抽象地“建构”文学批评），单就作品论类文学批评来说，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平，相当程度依附并取决于文学创作实际，这本身就是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是旧有问题的一种自然叠加，系统回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专门撰文。这里希望着重分析探讨的是，近年来文学批评暴露出的“硬知识”问题。这类批评貌似产生自作品内部，貌似基于文本细读，然究其实质却不尽然。只因眼光严格限定在文本之内，到头来所谓意义生产只成了对文本细节的知识化、经验化诠释和图解；只因文学性不好硬性量化，文本细读运行之处，文学性反而成了被首先挤掉的“水分”。应该说，文学批评的这样一种转变趋势，是近几年来的一种新动向。既然是新动向，就不能仅停留在泛泛的道德指责层面，必须通过个别典型长篇小说叙事及其相关论评来分析。个别长篇小说，肯定代表不了新时代长篇小说的整体水平；但经过严格筛选的典型个别长篇小说，一定体现新时代文学预期的最重要方面。那么，由此而生成的文学批评，至少代表了当前的某种突出症候。

当把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作为叙事本体时，从长篇小说所呈现的结果来看，还不能说叙事是完完全全达到预期目的的。非但如此，很大程度是理论批评对该理想的展望与预期。不过，这种理论建构，即使被多数长篇小说作家所领悟，于感性创作来说，出入、颠覆、反写乃至背道而驰，总会自觉不自觉发生，甚至脱离原有轨道误打误撞进入另一陌生领域，倒是经常见到的现象。这是出现正面叙事和“隐含”叙事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致力于正面叙事的批评的“硬知识”问题——与历史、与事实互证，或干脆通过历史、社会现实等“事实”指认叙事的方法，与为了同样目标而把无论哪种正面叙事细节都当作知识、经验来论证的批评形态，也应运而生了。

一

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用来分析1的《雪山大地》2《宝水》3《千里江山图》4，其叙事实际上又变成了自觉中的不自觉。对于新时代大命题，“隐含”叙事无疑是局部的、渺小的甚至琐碎的，便以不自觉的状态而存在；对于“隐含”叙事，新时代大命题显然是崇高的和正面强攻的内容，由不得分心，自然是自觉的。可是，细品又好像多少流露出一些僵硬，不自觉反而成为了其存在的自觉状态。这里暂不谈“隐含”叙事，希望通过分析这些长篇小说本来的叙事模式及其相应批评的“硬知识”意识之间的别扭关系，看看文学批评是怎样简化其本有文学性的。

《千里江山图》所叙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可称之为革命文化叙事。故事缘起于中共上海秘密机关的一次秘密行动计划，“千里江山图”是作家给这次行动计划的命名，既宏伟壮阔又诗情画意。1933年中共上海秘密机关遭国民党特务严重破坏，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成员自上海秘密转移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行动前前后后为时33天。一个月的行动，被铺排成近25万字的故事，可想而知，作家主要不是按曾经的历史记录该事件，而是以曾经的历史为灵感，把那段历史作为叙事对象，达到他想要的叙事目的，这其中产生了他自己的叙事模式。

在读者接受的视角，就其终极结论而言，革命故事没有什么悬念可谈，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如果以此展开故事，则无异于选择立场而丢失文化，那便给叙事打了死结。所以，孙甘露所关注重心在革命文化。由革命文化而理想初心，再到意义感的确立而至于构建革命信念，这是他将叙事限定在一个月的关键。在这个时间长度所构建的完整革命事件，于读者的再生产而言，正可谓故事结束而意义才开始。这既符合革命文化的终极理想，又不随意扩充该文化范围乃至于引向根本无法驾驭的歧途。总结我们以往革命历史叙事的不足，主要教训之一便是肆意跨越边界终至于意义感的自我瓦解，原因就在于用完全不同且已经脱离了革命文化的价值框架解释“革命”的价值。

作家首要的重点是还原1933年的上海情境，正如许多论者发现的那样，小说使用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方陈千里为核心的秘密行动小组，另一条是以敌方头目叶启年为后台的破坏队伍。既是秘密行动，双方本来就生活在普通群众之中，不可能从外表就能识破。所谓紧张、压抑、沉闷、恐惧、惊险的氛围，皆产生自双方内心。次重点是作家对空间布局的巧妙转换，同样因为秘密行动，转移地点、深入潜伏、真假莫辨和机智脱险，本是该任务的题中应有之意，作家并未多加铺垫，而是紧贴“秘密”二字，点到为止，直至最后行动完成。虽然陈千里在江中脱险的手段颇有几分传奇色彩，但不是这种方式总会有别的方式，不足为奇。真正值得追究的新奇在于秘密行动小组几乎所有成员不约而同的“守望”和献身精神，这才是该小说自觉叙事中打破僵硬顺理成章进行的结局，也该成为革命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它直接回应的是理想初心的水到渠成。因此，只当叙事来体悟的话，该小说就是关于革命初期革命文化精神信仰及其相伴而生的理想人生目标的叙述，其余一切本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份，均因自觉叙事而存在、而再生产。

革命文化的绵延生长，仰赖于各阶层精英对民族政治前景的拥抱，注定是对少数人的叙事，大环境的灰蒙蒙、阴沉沉才能衬托出曙光的重要性。体验整部小说叙事的强度感染力，其实正在于作家对这一曙光的重要性的巧妙把握，它牵动千万读者紧张的心脏，又无数次把读者拽入其中，不得不为之捏一把汗。这种奇妙的紧张，实则是读者久矣复丢失了的正义感迅速进行自我化生成、升华过程。此过程之所以微妙而充满诱惑，是因为它庶几像灵感的偶然性闪现那般，要求天时、地利、人和必须恰到好处处于一定空间一定时间长度。否则，超出这个范畴或以上诸条件有所缺失，世俗理性就会轻易打断乃至于瓦解这一理想大厦的建立。这是《千里江山图》也许对于相关历史及其文献、对于相关旧地名及其空间布局极尽调兵遣将，然叙事目的并非在此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相比于其他，毕竟，如何凸显革命文化的精髓并能一下子把读者燃烧进去重于一切。此处的正面叙事（秘密行动）与“隐含”叙事（内在于秘密行动的意义感），论评就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主次。

同样作为自觉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美丽乡村建设，则属于另外的模式。所谓自觉中的不自觉，主要在于各民族群众的融合发展和对美丽乡村的由衷期待，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早已变成了人们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当司空见惯的行为方式和文化选择重新故事化乃至叙事化，站在读者的角度，等于“去陌生化”，阅读感染力便大大缩减。两者虽都属于日常生活叙事，毕竟侧重点不同。前者可概括为典型环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后者则属于农文旅话语的美丽乡村叙事。

《雪山大地》自觉叙事中的不自觉，表现在前半部分对推动其所以如此的政治生活的有意淡化，这导致后半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也只以少数汉藏熟人之间的情感力量为动力。在此前提下，故事主要框架就变成了汉藏或藏汉四个家庭三代人及其由此辐射而形成的同心圆奋斗史、融合史。汉族家庭及其成员强巴、苗医生、江洋（叙述人“我”）和姥姥姥爷两家人，藏族家庭及其成员角巴与妻子、桑杰与妻子、儿子两个家庭。四个家庭又形成了汉藏融合的不同血缘不同姓氏不同民族的三代人，角巴、姥姥、姥爷为祖辈，强巴、苗医生、桑杰及其妻子为父辈，江洋、小才让、梅朵等是孙辈。其中孙辈又多以姻亲、同学为中心而构成了汉藏之间非血缘非族裔的特殊亲密关系5。由圆心向外传导，费孝通意义的“差序格局”是该小说进行下去的关键文化保障。

第一层交集者为角巴与强巴，他们最初由“化”与“被化”而建立了联系；第二层交集加盟者波及角巴女婿桑杰、强巴妻子苗医生、桑杰聋哑儿子小才让，因给小才让治病而与远在西宁的姥姥姥爷家有了交集；第三层交集者以孙辈的江洋、洛洛、小才让、梅朵等，以及强巴的学生步入社会为基础，随着他们相继成为沁多草原各行业主要骨干、领导，沁多草原迎来了新主体。在这个关系网中，跨越三代，历经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基层组织及其代表人物王石、老才让、李志强、旦增等，无一例外，其工作的重要方面或至少是关键节点，也同样依赖于上述网络而展开。

所以，就其结构而言，《雪山大地》其实是关于“信”的叙事。分解成两条线索就是，公社对部落的不信，到半信半疑，再到离不开，最后确信无疑，这是暗线；明线是牧人对强巴的不信，到角巴的强力介入开始对强巴半信半疑，再到强巴进入牧人文化逻辑牧人开始不再对强巴设防，最后到强巴成为准牧人取得牧人信任乃至于离不开强巴。信的源头及运转机制，则是藏人超自然的“雪山大地”信仰和强巴为代表的现代化。在强巴的现代化无法到达的地方，“雪山大地”的友爱仁慈成为了纽带；“雪山大地”原地踏步的地方强巴的现代化上升为主要动力，二者互为表里。不过，从结局反观，这样的叙事又极其脆弱。当强巴初涉沁多草原带有浓厚民族文化变异色彩的现代化最终优化成为真正的现代化时，“雪山大地”就会面临崩塌。同样，当“雪山大地”坚不可摧，那么，现代化恐怕只能是一个物质化代名词。事实也正是如此，小说结尾随着第一、二层人物的相继谢世，姻亲、准姻亲、同学关系的相继淡化，叙事只能牵强地嵌入生态政策勉力收束，这本身标志着叙事逻辑的断裂。因此，不妨说，《雪山大地》的自觉叙事其实是“典型环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真正完善它并使它成为本体，显然还需满足别的条件。

同样，为了避免主题先行的生硬，《宝水》也发明了自己的叙事模式。当然，从本体的要求来审视，宝水村叙事恐怕还难以用理想来形容。

《宝水》共四章，每章三十节，全书计一百二十节。每章都嵌入《极小事》一节，即使不同位置内容不同，但都在突出“小”，故小说取“以小见大”之意。从细节进入，才能观照到美丽乡村的内部，亦可避免宏大叙事的空洞，这是作家的聪明之处。就自觉叙事一面来分析，作家格外用力者有三点。一是有意超越一直以来乡村题材叙事所惯用的“外来者”“闯入者”“引领者”视角，叙述人地青萍已退休，寡居，与宝水村有着千丝万缕亲密关系，且患有严重失眠症。无疑，她是以“久居者”“疗愈者”的心态进入乡村的，于是她变成了一个建设者、见证者、受惠者。但唯独不是审视者和思考者，因为于这些身份，她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作家在叙事中也基本取消了这些功能。二是有意干预了四季轮回时的时间空档，启用了“冬——春”“春——夏”之类周密的叠加结构，旨在通过乡村世界自身的自为运转来呈现新时代“新”的完整性与体系化，极大削弱了城镇化或其他外在经验的介入，让本体自我言说。三是有意让美丽乡村在自我逻辑中展开，叙事中的基层政治组织被边缘化的同时，村民的絮语构成了宝水村的主体话语，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落后与发达不再泾渭分明，它们水乳交融，本来就是乡村本体，更是农文旅的重要部分。

在该模式中，自觉中的不自觉也难免被暴露。比如已经无限饱和的宝水世界，即使周密地高速运行在无间隙的四季中，那么，究竟该怎样避免类城镇化发展？宝水村的蠢蠢欲动已经对该单一方向和单纯物质化方式敲响了警钟。比如村民絮语中表现出来的疲于应付，及由此而暴露出的精神苍白，到底意味着什么？多义的“笑”并不是村民固有而完整的话语方式，而是面对内心已然生成的意义感却找不到合适形式的尴尬。还比如若以意义的美丽乡村反观，类似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那样，该小说中如果九奶从开始便缺席是否可能？小说故事终结之处，随着九奶的去世，宝水村的文化秩序仿佛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块内容，预示着作为象征的九奶，虽然处在乡村世界的边缘处却仍是其重要主体，她的缺失也许一定程度会动摇目前为止缔造的本体化乡村，这多少有点自我颠覆的意味。如此等等，都只能启动不自觉的“隐含”叙事来解释。

二

以上通过简要梳理三部长篇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意在强调，就叙事的基本面来看，作家对新时代大命题的确做到了深度体验，也以迥异于以往相关题材的处理方式，创造性地发现并构建了自己的模式和文学话语体系。首先，他们内在于叙述对象，根植于当前自媒体语境，是眼里有读者参与、沟通、辩难意识的叙事，即是说新时代大命题反映到小说文本中，不只是立场叙事，更重要的是本体化叙事。其次，他们打破了以往叙事中总自觉不自觉偏重于精神而贬抑物质的道德话语栅栏，基本做到了主题先行中的无意识呈现，其选择的叙事模式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内在于物质世界却并未沉陷于此，相反，他们充分尊重人们新的物质追求并从中力求呈现人性的新挑战，人的现代化便成了不同叙事所关注的重点。一定程度叙事模式及其功能穷尽之处，或许是他们的局限所在。这一点，在这批小说中是坦诚的而不是遮掩的，这也正是笔者用自觉和不自觉来指认其叙事的原因。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之一起应运而生的文学批评，不约而同的“硬知识”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作为虚构文学——倘若把小说叙事也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话，文学批评的“硬知识”化则使文学意义再生产在持续变窄，价值空间亦在不断被压缩。

这里的“硬知识”，非指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知识“硬伤”的指摘，特指文学批评过度依赖既定主题，并通过相关理论或文献知识对叙事进行符合该主题的施压式论证与结构性赋形，以致知识考证最终消解情感体验的多样性、思想发掘的开放性现象。小说批评的“硬知识”意识，反映在虚构叙事则视小说为科学分析对象，以具体、明确、可量化的知识形态处理小说，进而使之实体化，忽视了小说所蕴含的象征意味和思想深度。小说的象征意味往往通过隐喻、暗示、空白、重复、整体叙述氛围、语调情绪甚至通过严密的正面叙述来反衬阙如的信息等手法得以体现，它们超越了故事的表面意义，指向更为深远的文化内涵和人生哲理。而“硬知识”化可能会将这些象征意味简化为一种符号或标志，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小说的思想表达也往往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它鼓励读者进行思考和探索，而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的解释或理解。但“硬知识”问题可能会将小说的思想表达限定在一种或几种固定的解读框架内，从而限制了读者的思考和想象。因此，从现象来看，这种消解和窄化，有时候或许反而导致读者对该主题产生逆反心理。

根据以上典型长篇小说基本叙事模式，现就相应批评的“硬知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简要分析如下。特别加以说明的一点是，为着分析一种普遍性批评现象，这里所涉及到的相关文学批评，概不做具体注释。6因为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某个具体批评家或学者的选择，实乃批评家对某种批评风气的集体性默认，是一种时代价值观的微妙投射。

第一，批评在细节和文类上的“硬知识”强迫症，限制甚或中断了小说本事之外其他意涵生长的可能性，也改变了叙事欲想到达的价值方向。

论证小说细节的真实、考据小说叙述所涉历史的真实，以及按照小说叙述风格给予准确恰当的流派界定和命名，对于文学批评似乎是常规项目，无可厚非。但是，当细节论证、历史真实性考据走向科学分析的路子，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小说叙事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件历史文献或待辨伪的俟文。故事叙述、场景描写、人物刻画、情节流程背后的言外之意、画外之旨、象外之象、思绪态度等，只能被迫流失，至少因为“假”甚或无迹可考而失去存在的理由。给小说以流派命名和创作方法的界定，诚然方便分析，这也是文学批评史常见现象，关键在于前提不能错位。否则，文学批评所到之处，也许会留下一些知识、名词和理论术语，但终究无补于叙事文本的隐含意义。

《千里江山图》的一些重要论评，其重心工作实际上就在这方面。比如特务侦缉队队长游天啸在华懋饭店遇见的外国洋人是不是萧伯纳，以及萧伯纳来上海实际时间是不是小说中所叙述时间；还比如拉出长长的文学史相近题材小说，和作家本人曾经的先锋派文学创作风格进行对比分析，其目的无非是给该小说分类。颇费周章的“知识考古”，不惜动用所有既往文学史经验，终于以坐实该小说是革命历史、谍战类型和先锋文学三种资源的整合而释然；不厌其烦考订该小说中旧地名、旧日用品的真实性后，放心地抛出“去传奇化的间谍叙事”；当然“非常特工”“别样摩登”和“新时代革命历史想象”等，无不包含论者在命名归类上的用心。通读如此“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体验该小说叙事所得一点意义感，反而荡然无存了。说明这等“硬知识”论评，一方面并不符合小说文本本来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本就不是在准确捕捉叙事所要达到的体验效果上做文章。可以说，文学批评的硬知识强迫症断送了本事之外的价值诉求，这就走向了作家革命文化叙事的反面。

第二，批评的“硬知识”理论推演，通常通过利用细节“误读”的合理性，给细节以想要的“同一性”解读来改写“差异性”，看起来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闭环实质留下的是单一而僵化的主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无疑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没有意外，叙事这个主题的作家仍在不断涌现，表现这个主题的好作品也仍在不断面世。可是，《雪山大地》则显得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因为该小说文本所选角度独特，主要还在于体会其叙事，无不浸透着作家从心灵、身体、日常、工作、文化、经历、语言等全方位内在于沁多草原的积累。如前所述，该小说之所以创造了自己的叙事模式，是因为它是典型的。典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自然是一把双刃剑。于自己，容易突出；于他人，不易效仿。这意味着，就命题而言，该小说也许提出了普遍化的一个难题，这一点很重要。

然而，研读其重要研究文章，无一例外，“同一性”成为了关注重点，而“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却并未得到注意。当大量的民族共同体理论文献涌往“雪山大地”，奔向四家三代不同血缘不同民族不同姓氏的群体或个体的时候，理论所形成的普遍性力量早已覆盖了小说的特殊性。岂不知，该小说尚有另一死结。比如是不是该严正思考一下，小说尾声祖辈相继谢世之后，那种在特殊时期由祖辈、父辈所缔结的“亲密关系”，能否持续在孙辈为主体的草原现代化中起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后半部分小说清晰的主题意识，显然有违前半部分所开启的缓慢日常生活节奏，因此作家牵强嵌入了生态政策叙事。按照该小说对1950至1970年代的叙事那样，突变之下，该不该追问，新时代的紧张叙事节奏是不是作家意识到了人际关系更迭必然导致某种非线性、不确定性现象的出现？这可是实实在在触及到“亲密关系”终结后，能否有现代社会机制、现代经济机制、现代文化机制以及现代政治机制支撑并推动的问题。那么，经典民族共同体理论能量能否照射到中国的西部、西部的沁多草原、沁多草原洛洛、梅朵、小才让、江洋等人主宰的现代化征程呢？

如此疑问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这一再表明，就《雪山大地》这个典型小说看，无论经典理论文献多么有魅力，具体的“雪山大地”却深深地烙着角巴、强巴乃至小才让、江洋“融合”之初的胎记。现代化则更需超越当初的“亲密关系”，这是作家未曾意识到的，它是本体沁多草原的，更是本体中国的。

第三，批评的“硬知识”问题还表现在对“事实”的大量征用上，“事实”存在的地方成为了论证小说客观性的证据，这便从根本上取消了虚构叙事延伸和意义再生产的可能性。

新时代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叙事变革的重要方面，是把文旅融合以及农文旅置于叙述的首要位置。所谓新主人、新事情、新基层组织和新干部，不排除对顶层设计的宏观回应，然而本质上，却是对社会现实的真正介入。《宝水》就是在此基本背景下诞生的，正如前述叙事模式所示，作家的精心在于企图彻底消化乃至去掉这个背景，让宝水村成为本体并且自行呈现。可是，浏览第一时间发表的论评，文旅融合或农文旅“硬知识”反而成为了标志该小说新颖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有甚者，不惜以“美丽乡村”“方言乡村”“风景乡村”“民俗乡村”“历史乡村”“疗愈乡村”而为之赋形。关于宝水村的叙事，仅仅变成了一种固定解释或理解；宝水村叙事中的其余思想可能性，也只能干瘪地停留在“美丽”一种框架内。事实是否如此呢？依据该小说叙事，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前文已经分析过，此不再赘述。

这里加以强调的一点是，《宝水》主要叙事指向即使是不同侧面的“美丽”——这在许多论者看来，“美丽”是因为“新”，“新”的主要元素在于被不断创造的“美丽”，然而不可避免，问题也仍然出在“美丽”的框架内部。正如有质疑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是叙述人地青萍这个人物多少带有文旅的色彩，她是一个旅者、一个过客，不是一个驻扎者，而小说本身，即以散文化的结构写了文旅。即是说叙述缺乏动力，“这个动力需要去表现，它是一个表现主义的东西，需要饱满的结构冲突”7。二是小说缺乏内驱力或推动力，“小说没有中心事件，没有中心人物，地青萍作为旁观者是悬着的，她在中间，她是不进入历史洪流的。她虽然用养病的方式，用预言式的方式表达对乡土文明的认同，也侧面表达对城市文明的忧虑”8，可是整体上，密实的叙述人或人物对话，本来就预示了叙事的破裂。三是“新”中难掩脆弱，因为“新”依然是依附性的，还没有建立起它的文化主体性。“乡村本身从经济上也好，从文化上也好，从审美上也好，还是依附于城市而存在，这就使得它现在的欣欣向荣，具有某种脆弱性，乡村将往何处去？”9

笔者还需补充的是，文旅融合或农文旅“硬知识”意识的论评，将会导向一个更加糟糕的后果，就是完全屏蔽宝水村叙事中既有的“隐含”叙事，这是小说内视角下比较有价值的思考，有可能会让读者看到、体会到宝水村真正的主体的迷茫、犹豫和无奈，无疑是进一步分析的思想张力所在。

三

讨论文学批评何以如此依赖“硬知识”，以及何以变得如此钟情“硬知识”考证，这将会触及到文学批评“历史化”的学术演变历史，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限定的问题范围，将留给另一专门文章来解决。这里既然已经对文学批评的“硬知识”问题有所触及，需加以强调的倒是“硬知识”问题给叙事造成了哪些后果，以及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后果的发生。

诚如上文所分析，“硬知识”以不同形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是哪个具体批评家的个人喜好所造成，但它又变成了具体批评家心照不宣的一种方法。对虚构叙事来说，至少造成了以下后果，值得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反思。

一是直接把叙事视为一种主题，而不是命题、形象和开放性思想叙述。表面看起来，“硬知识”盯的一般是叙事中的局部，比如细节描写、情节处理或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等。但细究，信奉“硬知识”并以此观照叙事其实是一种新兴文学观。这种文学观相信虚构叙事是一种知识形态，和科学发现、历史考古没有太大区别。即是说，无论多么枝枝蔓蔓、多么曲径通幽，都可视为是为着到达目的地而采取的不同方法和路径，批评只关心是否到达及到达后的效果。这一点看，此种文学批评实际上又是从叙事结论推知叙事过程的研究路径。倘若结论无意义或意义不大，过程再有意思，也基本不再关注的主要方面。反过来，过程稀松平常，然而结论宏伟壮丽，也不失为重要叙事。这意味着与主题关系不甚密切的、不协调的、异质的叙事暗示、隐喻、象征、反讽等，在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关切而言，都将不再成为叙事文学的主调。那么，是不是会把小说写作导向“非虚构”呢？这个不好妄下结论。然而，阅读大量这类文学批评，似乎又无不在强调小说叙事应该更加“实”。实在不知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实利化，还是对小说文化——致力于发现历史之外被遗忘的绵延不断的有价值部分——的否弃10。总之，参照阅读，有了如此文学批评，论评的叙事文本之叙事，特别是“隐含”叙事部分，按照理论要求，应该越来越没有了发展空间。

二是“硬知识”问题本质上，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的一种塑造。推动文学批评“知识化”的过程中，论者自己只会格外重视理论的习得、知识的强化和分析的科学性。久而久之，思维的科学化、运思的理性化、话语的知识化，就会覆盖乃至改变感知系统。叙事内部的自我矛盾性乃至复调性，包括叙事话语的正话反说、细节刻画的言外之意、情节纠结所产生的多义乃至歧义性，或许都将成为“硬知识”所力求屏蔽、否弃的对象。可想而知，到最后，如此生产的文学批评，其选择本身就是对文学性的驱逐。

笔者只是就事论事，恪守有一说一的原则。以上所概括，皆来自笔者对本文提及的叙事文本及相关论评。误解者可能会推导出笔者是不是想要重新回到传统印象式、妙悟式、感知体验式路子上去？答案是否定的。通过前文叙事模式与批评的“硬知识”对照不难看出，笔者所警觉的是，文学批评既然不全面对历史文本，主要以当下文本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应该在叙事模式之内，寻找并发现比既定主题更宽阔、比“硬知识”更有趣更有意味的表达。而这种寻找和发现，本来就是文学批评的学术贡献，何需用“硬知识”？

当前文学批评的“硬知识”转向本意在于建立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客观坐标，却在实证主义路径依赖中逐渐偏离文学本体。当历史档案与文献数据成为衡量长篇小说的首要标准，当社会学调查报告遮蔽了对文本肌理的审美观照，文学批评正在经历着自我异化的危机——这不仅弱化了批评主体对叙事艺术性的阐释能力，更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价值。要突破这种困境，亟需建构多维度的批评方法论。

首先应重塑“文学性”的核心地位，将叙事策略、语言实验、隐喻系统等艺术特质重新纳入评价体系；其次需建立动态平衡的批评范式，使社会历史维度的实证分析与文本诗学维度的审美阐释形成对话而非对抗；更重要的是激活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从“知识考据员”转向“艺术解读者”，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重视对文本隐含结构的破译与审美感知的传达。唯有将科学理性与人文诗性、外部考证与内部细读、知识生产与审美创造有机融合，方能在保持文学批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重建其作为艺术阐释与价值判断的复合功能，最终实现文学批评从知识规训向审美启蒙的范式转型。这既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突破同质化困局的现实需求，更是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回归本体价值的必由之路。

总之，有识之士经常所说的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是用这六个字来概括，是需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来让人们看到、体验到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且不自觉投射到实际生活中，改善我们颇为苍白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语言世界和文化生活，形成像文学性一样辩证的、异质的、意义感饱满的人生观和人性观。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无疑，文学批评应该首先走在前列。即使它已经不是当然的启蒙者，起码，它所谓基于文本内部、源于文本细读，不应该完全依附于论评对象。既然文学性高于一时的“硬知识”和社会“事实”，那么，文学批评就应该决然超越于此，把重心转移到论评对象的“隐含”结构及其叙事，不沉溺于句读，不满足于“知识”求证，大胆说出既定主题之外的本质性不足，或流行价值之外的本体性诉求。

注释：

1 这些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直到它们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论评文章自然以倍数增长，几成为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热点话题。笔者此处所论，只能是建立在众多研究基础之上的重评和审视。包括对这些长篇小说叙事本身的审视和对研究、论评它们的文章的审视。

2 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3 乔叶：《宝水》，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4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5 这里的亲密关系，指的是在费孝通“差序格局”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熟人社会”，其非血缘、非同族裔而缔结的熟人关系，基于相同民间信仰和感恩施惠基础，并上升为不断循环的知恩图报机制，在传统农耕秩序中比一般“熟人社会”更具有凝聚力，然而一旦利益输送关系不能持续，或反过来，输送者变成索取者，此关系可能会走向反面乃至于更糟。故而，这种关系究其属性而论，本质是静止的而非发展的，“安贫”才能“乐道”。这一角度，此亲密关系又绝对不是吉登斯发现的新型城镇化以来，因根植于世代承继的固定的亲缘关系破裂、“浪漫之爱”的亲密关系被冲决后，建立在城市契约基础的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的关系，因为这种看起来也像亲密关系的关系，实际上是完善现代社会机制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必然是现代文化的核心要义。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6 文学批评的“硬知识”问题，自然来自于对一批相关批评文章的仔细研读和归纳，这些批评作者有著名文学批评家、教授，也有目前当红的文学批评新秀，更有众多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博学生，批评文章多刊载于文学研究或批评重要刊物（包括报纸），均在知网可查找，有兴趣的读者可根据本文信息去查阅。本文不做注释的主要原因，一是并非对某个具体批评家的指责，二是不认为指名道姓批评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恰恰相反，可能会把文学批评问题引向某种狭隘的个人事端，这断非本文本意。

7 何向阳评语，参见本报记者傅小平《乔叶长篇小说〈宝水〉引发评论界热议：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文学报》2023年3月2日。

8 陈福民评语，参见本报记者傅小平《乔叶长篇小说〈宝水〉引发评论界热议：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文学报》2023年3月2日。

9 岳雯评语，参见本报记者傅小平：《乔叶长篇小说〈宝水〉引发评论界热议：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文学报》2023年3月2日。

10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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