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意”的文学 ——1990年代以来“失踪”的小说
内容提要：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是非常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当代文学，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有了矛盾和冲突。也就有那些“失意”的文学和文学评价过程中“失忆”的文学。因此，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在研究、阅读过程中，需要审慎地发现有价值的作品，打捞那些被冷落和“失意”作品。这是文学史“纠正通说”“发现边缘”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同历史对话的一种形式。
关键词：1990年代 “失意” “失忆” 确立和颠覆 小说
当代文学经典确立的难度，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造成了文学评价标准的不稳定性。比如1949、1978、1989、1993等年代的出现，都与社会历史的大变动有关，这个变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评价的尺度。比如1949年以后，批判了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璞的《红豆》，郭小川的《望星空》等。但这些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典型，因为历史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出头之日，而且更多的作品被冠以“重放的鲜花”。类似情况也包括“文革”时期的 “地下文学”，被称为是不同于时代共鸣的知识分子想要迫切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而去创作的文学。这种经历不止发生在中国。苏联也曾清算了战后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错误”，它们包括：“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和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对苏联生活方式和苏联人的卑鄙的诽谤”的左琴科；“渗透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的阿赫玛托娃；《星》杂志因发表了上述两作家的作品而犯有“重大错误”，《列宁格勒》杂志也因此“办得特别坏”；影片《灿烂的生活》“仅仅描写了开始恢复顿巴斯矿区时期的一段并不重要的插曲”，“主要注意力却放在各种个人遭遇和生活场面的粗陋描写上”1；而歌剧《伟大的友谊》的音乐，是因作曲者穆拉杰里而成为“极其有害的形式主义”。这些错误似乎在1950年代的中国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作家或作品。但是，包括俄罗斯作家在内的文学界对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评价却不高。这部作品对斯大林时代的控诉几乎空前绝后，在他看来，革命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灾难，这是用斯大林的方式来控诉斯大林。因此，拉斯普京认为，雷巴科夫对苏联革命历史的叙述是不客观的。所以，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并没有成为重要的作品。不同“失意”作品的价值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些因“失意”而“失踪”的作品，后来陆续浮出了历史地表，它们虽然经历了“苦难的历程”，令人唏嘘不已，但“花好月圆”的结局，也终使它们不枉前世今生。这种情况从共和国建立初期一直到1980年代，屡见不鲜。当代文学史也记录了这样的过程。但是，到1990年代至今，情况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有很多作品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私下大家普遍认为的好作品，在公开的场合很少被提及。这种情况特别像一个人不是不使用，也不是要处理，而是被“挂起来”了。这个“挂起来”很麻烦，因为没“错误处理”，所以不能平反；但又不能使用，因为有“心照不宣”的“问题”。如果作品遇到这种处境，作家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因此，对当下文学的研究有点历史感的话，我们应该重视那些“失意”的文学，重新打捞和评价那些“失踪”作品，让它们获得应有的评价。当然，对作品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当代文学总是不期而遇不寻常的年代，有些观念和思想甚至是“跨时代”的。因此，“统一的共识”，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时间无情，有些作品一直在哪里闪闪发光，经过时间的淘洗证明是好作品。
一、两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百年文学史上比较敏感，这和百年历史的主角是工农大众有关。因此，百余年文学史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命运，一是不发达；二是运气不好。在当代文学史上，过去一直提到两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南方作家中是高云览创作的《小城春秋》；北方作家中是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但不知几何时，《小城春秋》在文学史上丢失了。而这不明不白的“失踪”并没有人感到惊讶，文学史依然岁月静好。这当然很正常，文学史就是要在确立经典过程中披砂砾金，有确立就有颠覆。
这里我要说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一部是阎真的《沧浪之水》。这是两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苍河白日梦》是对“启蒙运动”的检讨和反省，是一部特别有冲击力的小说，也是百年文学史上少见的敢于直面启蒙运动并认为失败的小说。这也是一部寓言式的、充满了东方奇观和趣味的小说：一位百岁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神话幻灭的悲凉故事。它不只是一个辉煌的传统家族走向溃败的隐秘往事，也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幻灭史，同时它更是一个“盗火者”、救世者铤而走险和彻底绝望的命运史。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作为讲述人的百岁老人在讲述这一故事时，他并不是一个参与者，他是一个局外人，他仅仅具有见证人的身份，因此他讲述的完全是别人的故事。讲述者更感兴趣的并不是主人公曹光汉创办“榆镇火柴公社”，讲到这一事件时他多半是粗略地描述一下场面，他更有兴趣的是随着曹光汉返乡后发生的家族轶事和男女风情，中心事件则常处于边缘而被遗忘。这一叙事态度是重要的，作为奴才、底层人或是被启蒙的对象，对启蒙者不仅难以认同，甚至他根本就没有兴趣。他更关心的是毫不关己的别人的私情，他内心涌动的是最为卑琐的欲望，作为启蒙对象，他实际上拒绝了启蒙，他为启蒙者铺垫了无可避免的失败的命运，因此也注定了启蒙的悲剧结局。而作为真正叙述人的作者，在本文中则成了故事的倾听者，显然，他也是一个局外人，两个局外人一个在讲一个在听，谁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大写的历史与他们来说是全然无关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题记”上老人说：“孩子，我的故事讲完了。”作者说：“老人家，我拿它怎么办呢？”2这也是小说所体现的基本态度：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仅仅是一个因有了男女私情和家族隐秘往事方有可能讲述的故事。
主人公曹光汉是清末一个年轻的留法知识分子，回到故乡创办了火柴厂，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中心情节，“盗火者”企图用“西方之火”照亮家乡的启蒙动机，正是在这一象征性的情节中体现的。“榆镇火柴公社”的名字甚至也源于启蒙的故乡。火柴厂虽然最终办起来了，但作为启蒙者的曹光汉和曹府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启蒙者的老师法国人大路同曹光汉的妻子私通生出了一个碧眼婴儿，在曹府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大路也因此而下落不明，婴儿也被暗中处理。启蒙者曹光汉的生理缺陷喻示了他的先天不足，在背叛与自卑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由造火柴而改为私造炸药，准备炸平衙府，可他不仅一事无成，反而被活活绞死。他死了之后：
……抢尸的抢尸，收尸的收尸，刑场上只剩了二少爷一个人。绞人的木头架子被人拆掉，拿去烧火了。绞人的涂了蜡油的绳子也被拿走，不知道派了什么用场。竖着的二少爷横在了空落的河湾，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破碎的衣服竟然也被兔崽子们剥走了！二少爷是瘦人，让太阳火辣辣晒了一天，天擦黑的时候已经明显胖起来。我硬着头皮跑去看了一次。看的人很多，一些孩子用土圪垃打二少爷的身子，打得不准，偶尔打中了肚子和脑袋就引起一片喝彩声。孩子们不怕作孽，用河里的卵石抛打着，打在肚子上便发出噗噗的声音，大人们的吆喝声变得像是喝彩了。3
这幅悲惨的情形极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的小说《药》。夏瑜的死像新鲜事一样被人们热烈地议论，血也被华小栓蘸着馒头吃了。但鲁迅在苍茫中也写出了忧愤和微薄的曙色，那里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而《苍河白日梦》则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焦虑，既不沉重也无内在紧张，一场启蒙就是一个故事，所有的悲剧性均在小说的其他奇观和景致中消解四散了。更引起我们思考的也许不是故事叙述的年代，而是叙事人叙述故事的年代。启蒙的悲剧不仅来自于自身的先天不足，曹光汉男性功能的缺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同时也是来自后来者对启蒙的态度。《苍河白日梦》写于1992年，在世纪之交，启蒙变成了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启蒙者无法兑现他的承诺，让年轻的一代无情地嘲讽，这也许是启蒙最大的不幸和失败。生存于现实处境的知识分子深为一种幻灭感所困扰。学界没有发现曹光汉，是刘恒发现了他。二十多年过去之后，再看看当下中国我们才深切地感到，曹光汉的失败是多么地彻底。
《苍河白日梦》曾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中国往事》，演员阵容强大，张国立、小宋佳等悉数出演，但市场反应平平，这是关于启蒙失败的一个隐喻，或者说百年过去之后，普通观众对启蒙及其失败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作为小说，现在看来确实被低估了。刘恒后来在一篇访谈中说：“文学一旦丧失攻击性，也将同时失去诱惑。”4如果说《苍河白日梦》有什么攻击性的话，是它对启蒙运动的深刻检讨。启蒙运动先天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地表达。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小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比如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影响，商品社会中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者的影响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这足以证实《沧浪之水》的丰富性和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的，是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视和关注，是它对人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是人与人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同时，如果将池大为和曹光汉对读，我们可以看到，百余年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和启蒙实践的惨痛遭遇：在曹光汉的时代，暴露了他们的先天不足，知识分子的精深空间尚未建立起来，更遑论启蒙大众。到了池大为的时代，这个缺陷成为当代的回响。
主人公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现代官僚，其故事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的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心向往之的权力中心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池大为的向往并不像于连一样出于原初的谋划。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使他希望固守“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静的士大夫心态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如果说这是池大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池大为坚持的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
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有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池大为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他者”，池大为毕业七年仍然是一个普通科员，这时，不仅池大为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和坚持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厅长马垂章、退休科员晏之鹤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之间漫长的对话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家庭关系再造了池大为。特别是经过“现代隐士”晏之鹤的点拨，池大为迅速时来运转，不仅在短时间里连升三级，而且也连续换了两次房子。这时的池大为因社会、家庭评价的变化，才真正获得了自我确认和“尊严感”。这一确认是在社会、家庭“承认”的前提下产生的，其“尊严感”同样来源于这里。
小说不仅书写了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它更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曾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5扭曲的承认不仅为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在池大为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被拒绝者如前期池大为，他人为他设计的那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内在化，在他与妻子董柳的日常生活中，在与不学无术、浅薄低能的丁处长和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关系中，甚至在与孩子的关系中，这种“卑贱”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池大为的“觉醒”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因尊严的丧失被唤起的。现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关注的可能，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深入生活内部。尤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作宣告但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观念或未写出的条文。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池大为面对的环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为天方夜谭。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夫”情怀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师爷”晏之鹤，但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或卑贱的形象，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被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它是特权阶级制造的，也是平民阶级渴望并强化的。在池大为的生活中，马垂章和董柳是这两个阶级的典型，然后池大为重新成为下一代人艳羡的对象或某种“尺度”。读过小说之后，很多人内心会充满恐慌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将怎样被“承认”，一个人尊严的危机怎样才能得到缓解？阎真的发现是此前知识分子文学不曾涉及的。
如果把《苍河白日梦》和《沧浪之水》对读，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已经百余年。这个运动不仅没有完成对民众的启蒙，而且对知识分子自身来说同样非常遥远。池大为是一个典型，他对自己曾经的“人设”非常令人鼓舞。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几乎不堪一击：太太的抱怨，居住的窘迫，孩子奶粉等，“兵不血刃”就足以让池大为就范。如是，回过头看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我们不仅更为会心，而且更深以为然。所以，经典或大作品是通过历史不断被发现的。它们暂时的“失意”，或许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二、两部乡土题材的小说
我曾持久关注乡土文学/农村题材的创作。不仅因为这个题材的成熟和成就最大，而且，只有了解乡村中国才真正地了解中国。乡土文学是了解乡土中国的形象指南。从文学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品，一大半来自乡土中国。从《创业史》到《白鹿原》；从《人生》到《世间已无陈金芳》；从《陈奂生上城》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长篇、中篇、短篇，都有当代的扛鼎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的说法并非虚妄。
乡村中国的全部复杂性是难以穷尽的文学资源。不同作家对乡村中国的认知所能达到的深度，怎样评价都不为过。1999年，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封底刊发了几位评论家的推荐语。小说发表后，在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15年再版时，封底刊发了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评价——
中原，是李佩甫落脚的基地，也是他升华的平台。他始终站在中原这个点上，满腔热忱地去观察、认识这片土地、人民和他的国家。如果他没有坚韧的心性和品格，尤其是深刻的思考和勇气，在世纪之交，就不会有《羊的门》这部真正深厚的、大气魄的作品出现，光芒四射并持续到今天。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协主席）6
李佩甫深深地沉浸于自己的语言艺术之中，是厚重无比的中原文化的当代书写者。他的声音发自丹田，他的情感源于大地。在他瑰丽斑斓的文字长河中，《羊的门》无疑是很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
——张炜（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山东省作协主席）7
十几年来，涉及乡土现实、乡农文化的作品纷至沓来，林林总总，但无论是从内蕴营造的浑厚上看，还是从艺术手法的老到上比，鲜有作品能与李佩甫的《羊的门》相提并论……在当代文学堪称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里，像呼天成这样的丰繁得令人难以辨识、复杂得令人咀嚼不尽的人物形象，委实并不多见。也可以说，由于塑造出呼天成这样一个独特而奇崛的人物形象和典型性格，《羊的门》便卓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8
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人性的塑造。李佩甫呕心沥血地完成了这个既有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复杂的中原农民形象的雕凿与锻铸，是《羊的门》取得的很大成就。
——孟繁华（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9
《羊的门》写出了乡村中权力与支配的关系，李佩甫的刻画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李佩甫历来以刻写生命的沉浮、挣扎著称，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温暖，这个呼天成则是乡村中国能人的典型形象。小说可谓精彩至极。
——陈晓明（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10
《羊的门》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它是一个深刻隽永的文化寓言。呼家堡这块土地，集中展示了乡土中国的诸多特征，而“四十年不倒”的呼伯及其传人游刃有余的经营，彰显了高度的御人技巧和草根智慧，折射出烂熟的文化惰性和可怕的狡黠。作品通过饱蘸忧思的笔墨，启发我们沉思国民性及其衍变，唤起我们变革精神现状的决心。这是一部重新发现民族灵魂的精湛之作。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11
现在请几个人在封底写几句推荐语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是，对于《羊的门》来说，我觉得大家是发自内心的。我也参加了小说的研讨会，会场的情形我至今历历在目。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文学力量的作品，它对重构之后的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出了反思，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表达了深切关注和冷峻的透视，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的历史画卷。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政治参与机会与民主的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冲撞与调和之后所诞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场景的缩影。而它的非寓言性，又明显地传达出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洞察与解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自称是“羊的门”，这个比喻意味着他是进入羊圈的唯一通道。羊圈有一个门，牧人守在门外，确保只有经过许可的人和动物才能进入。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表明，他不仅是带领信徒进入信仰的道路，也是保护信徒免受外界侵害的屏障。他强调，只有通过他，人们才能得到神的救恩和保护。因此，小说题目“羊的门”是一个隐喻。呼家堡的那个“耶稣”或“守门人”就是呼天成。现实生活中，呼天成是呼家堡的主人，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他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而他的作用又很像旧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世界和地方统治的桥梁，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他又不是个“乡绅”，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或缺的脊梁和灵魂，他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绝对容不下质疑与忤逆。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人性的塑造。
事实上，呼天成就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传统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理论，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必然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中盲从、愚味、依附、从势以及对权势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相当程度地代表了中国农民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小说中的呼家王朝，正是建立在这样文化基础上，它通过小说中一系列连贯而生动的生活场景的描摹，充分表现了这个基础的深刻、厚重和难以逆转，展现了时间如何造就了这一难以撼动的基础。《羊的门》中有个经典场景：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12
一个“贼”字，对几百口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震慑。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而只能止步于遥远的前现代乡村文化。但是，呼天成的行为无意间使他粉碎了民粹主义的神话。百年来，民粹主义倾向是一股重要的思想脉流。奇怪的是，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并没有明确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多少隐含着统治谋略的意味；但无可否认的是，本土的文化信念与外来的民粹主义都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13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忽略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企望新文学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4，以对大多数民众有所裨益。这些思想无疑蕴含着对民众的深刻关怀。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另一方面，这一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和“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追求，并不说明这些先驱者对民众真的抱有觉悟或觉醒的期待。恰恰相反，仍在昏睡的华夏子民常使这些启蒙者深怀绝望。鲁迅自不必说，陈独秀就曾指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5对当时群众和所谓“多数”价值的怀疑已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的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对“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抑或恐惧？
呼天成的复杂性，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旧式的农民英雄，他对现代的官场交易、生活政治驾轻就熟。他多年培育起来的“人脉”，遍布社会生活的整个结构中，从京城到地方，这些隐形的巨大资源使他拥有了神秘又神奇的力量，使他成为中原不可破解的伟大神话。他一个电话就可以改变市委常委的决定，使呼国庆转危为安；他调动了省报、银行、组织部门多方面的力量，又可以使呼国庆死而复生重归乡里……我们没有必要向现实生活寻找原型，李佩甫充分地向读者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想象力，作为艺术形象，呼天成这个中原神秘有力的人物，是作者在世纪黄昏向读者贡献的一个杰作。
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本质上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的。“农村题材”的介入和最终被否定，使乡土文学又回到了它的起点而放弃了农村题材两个阶级对立的内在结构。但是《裸地》与此前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都大不相同——沈从文的乡土是诗性的，那是被都市文明发现和照亮的乡土，抑或说，那是乡村作家进城之后感受到挫败感重新想象乡土的结果，因此，没有城市文明就没有那个时代的乡土文学；1942年之后的乡土文学被改造为农村题材，在这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乡土文学中的诗性被彻底剿灭，留下的是无尽的血腥和暴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在两个阶级的冲突和决斗中为乡村中国找到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后来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坚持的方向。但是，广大农民后来发现，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没有找到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他们不仅在物质世界一贫如洗，即便在精神世界，也依然没有改变华老栓、祥林嫂的状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作品中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从那个时代起，中国文学从农村题材又回到了乡土文学的道路上。
《裸地》是一部乡土小说。但是，它与过去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大不相同。《裸地》是隐藏在太行深处的民间秘史，它是没有被处理过的原生态的生活，它平静地密封在太行山的皱褶里，是葛水平第一次打开了太行山的皱褶，发现了盖运昌懵懂混乱和没有章法的一生。他不是柳青、浩然笔下的人物，盖运昌没有方向，他甚至也不是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白嘉轩，白嘉轩深受儒家文化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响，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和继承者。盖运昌虽然是暴店镇的大户人家，娶过四房太太，并且承典女女为妻。他妻妾成群只为能生一个继承香火和家业的儿子。盖运昌纠结一生似乎只为这一件事。你也不能说他与诗书礼仪全然没有关系，在迎神赛会大殿外，他对花祭上的对联和大殿外对联的评价，足见其修养和见识。更重要的是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在暴店内外，他处理各种事物包括统治四房家眷，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而暴店虽然偏远却并非蛮荒之地，庙会、药材大会、迎神赛会以及各种民间文化活动显示着它的生机和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民国初年，暴店与外界已经有了文化联系，比如传教士米丘来到了暴店，和暴店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盖运昌的性格和眼界，他深受自然的农耕经济哺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接续香火传宗接代，就是他一生念念不忘唯此为大的事情。但是，人愿难遂，盖运昌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最终也没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站在他面前。如上所述，盖运昌不是梁生宝或萧长春，这些社会主义新人有明确的方向，尽管这个方向后来证明是错误的。盖运昌的时代没有方向，太行深处原生状态在葛水平那里就是这样存在的。于是盖运昌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他是我们乡土文学中不曾出现的人物，他土生土长、他自以为是、他狂狷不羁。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悲剧的命运，他像暴店的许多事物一样消失了。1945年光复以后，新社会新政权新婚姻法，六月红带着两个女儿改嫁，盖运昌一命呜呼：这就是“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
陈忠实在《裸地》封底评价说：“《裸地》是一部书写乡土的小说。乡土小说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为乡土文学作家提供了参照和经验。因此乡土文学起点很高，但要超越这个经验是多么困难只有作家自己知道。读了《裸地》我可以说，葛水平在某些方面有了超越——盖运昌、女女等人物，是此前乡土小说不曾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厚重和扎实以及与这些人物相关的情节和场景，使这部作品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它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经验”16；我在封底评价说：“《裸地》是葛水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对中国乡村原生态生活真实描摹的小说，是对妻妾成群家族生活生动演绎的小说，是一部写人性欲望和焦虑的小说，也是讲述家族与国族风云际会的小说：它是对生存、生活、生命的乡村哲学的另一种阐释。厚重的内涵、真实的细节、跃然纸上的生动人物和场景，使这部小说在韵味上风情万种，在气质上气象万千。这些特点成就了《裸地》是一部重要的作品。”17应该说，我和陈忠实对《裸地》评价没有夸大其词。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裸地》所表达的精神状况，构成了当下生活完整的隐喻。这也是乡村没有方向的时代，就像盖运昌一样，在懵懂中得过且过没有章法，我们不知道要奔向哪里，未来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一个迷失的所在；另一方面，盖家女性的命运从另一个侧面喻示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像盖家的四房太太和女女一样，在无奈无助中只能“迎接”被安排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女女的命运，从一个弃儿到出典的妻子，自己的命运她从来无从把握，生活对她而言就是“迎接”。当下的小说创作，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对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漠视或回避。应该说，我们的精神状况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但是，很多重要的作家不再处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精神事务失去了处理的能力甚至愿望。《裸地》虽然不是正面面对这个时代的焦虑或不安，但是，它通过历史所表达的这一切，无不是对当下而言的。因此，太行深处的民间秘史，也是今天的某种写照。
三、两部历史题材的小说
无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的发生和终结，应该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评价、检讨这场革命，也应该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表达这场革命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作品。但这些作品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对革命进行评价和检讨的作品。这些作品还只是从外部强调或证明某一时期革命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并没有走进革命内部去分析革命以及革命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正面书写被革命修辞、革命文化遮蔽的革命内部的隐秘，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曾表达过。过去我们曾读过类似的作品，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这些作品曾给过我们以巨大的震动：这些作家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与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化是如此的不同。当然，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同样歧义丛生。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最有代表性。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作家对20世纪中国革命做正面强攻式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风和日丽》是一部大作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但更重要的是艾伟对革命历史多有同情的理解。他用文学的方式揭开了革命内部的隐秘，同时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了对革命历史的态度。
主人公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女。这个身份与革命构成了一种“吊诡”关系：一方面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是革命者的后代；一方面她的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她是一个“革命弃儿”。虽然革命是风流、浪漫的孪生兄弟，革命文学也多在浪漫主义范畴内展开。但革命的感召力本身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一切与“私”有关的事物都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私情”“私通”“私人”“私仇”“私心”“私利”更不要说“私生子”了。“私”是革命的禁忌，是被严格排斥在革命话语和道德之外的。因此，杨小翼只因革命家尹桂泽和“革命情人”杨泸的一夜风流而出生，实属偶然和意外。革命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它天上人间居无定所风驰电掣。尹桂泽从此没了消息，他只对革命负责而不对“私”的领域负责。问题是杨小翼作为“私”的产物总要有人对她负责，她也有权力知道自己的来处。于是，革命内部的隐秘就这样在一个他者的寻觅中逐渐呈现出来。
小说以杨小翼的经历和视角展开，这个视角使小说充满了私秘性。神秘的个人身世是杨小翼内心焦虑、紧张的根源，身份探询既坚韧不拔又举步维艰。寻找的过程也是杨小翼经历社会、与社会以及血缘逐步建立关系的过程——将军、尹南方、夏津博、伍思岷、陈主任、北原、舒畅等。这个过程是杨小翼的成长过程、也是作家展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杨小翼的身份决定了她命运的一波三折，包括她的婚姻、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以及心理环境。杨小翼的人生可谓一言难尽。有趣的是，将军经历了三个女人，杨小翼也无意中经历了三个男人：伍思岷、吕维宁、刘世军与杨小翼都有身体关系。这三个男性与林道静遭遇的三个男性不同，林道静是在寻找精神导师。杨小翼或是因身份政治不得已的选择或被迫就范，或是因童年记忆的情感认同。这个过程艾伟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杨小翼的经历就是身份政治的具体诠释。但在这个过程中，艾伟对杨小翼身体的书写过于沉迷。我理解作家的意图，艾伟不是道德化地书写杨小翼与男性的关系，也不是出于对革命浪漫“风流”的报复。他是对身体自由狂欢的赞誉。也是对革命时期虚伪禁忌的挑战。但这个本来危机四伏的私生女，她的身体却险些成为公共场所。特别是和流氓吕维宁的关系，杨小翼的悲剧性被残酷地化解了。
“寻父”曾是杨小翼最大的焦虑，但当将军不久人世就要接纳她的时候，她却放弃了这个机会。与其说她是在“求证疑虑”，毋宁说她是在言辞激烈地质询历史。当杨小翼对将军实施了一次面对面的“报复”之后，她释然了：“她不再纠缠于和将军的关系”“不再想得到他的认同”，她终于成了一个“心无挂碍”的人。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杨小翼个人完成的，毋宁说是历史进步完成的。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瓦解了身份政治，杨小翼个人是没有这样力量。但事实上“心无挂碍”的杨小翼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形象。这不是血缘关系，它是革命神话的巨大魅力。小说最后为我们展现了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博大的情怀、理解和同情，将历史转述为一种误会并在这里冰释前嫌言归于好。但与我们说来，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我们深怀的前期“杨小翼”式的困惑，并没有跟随后期的杨小翼一起释然。《风和日丽》是一部深怀艾伟巨大文学抱负的作品：在后革命时代，如何认识20世纪漫长的革命历史，如何揭示隐藏在革命这个巨型符号下的诸多秘密，是他的期待所在。应该说艾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期许，小说那些和革命相关的浪漫场景、人物以及历史，是我们记忆或亲历的一部分。它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它仍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因此读来仍有热血沸腾般的感动。
范稳的“大地三部曲”（《悲悯大地》《水乳大地》《大地雅歌》）要很大的影响，边地的文化和信仰塑造的独特人物，使范稳的创作在文坛独树一帜卓然不群。多年后，他开掘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在现代历史的长河中追问个人的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尤其在现代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检讨，曾是知识界一个重要的话题，那里当然也隐含了部分知识分子关于个人道路选择的思考。但是，在现代中国——当然也包括未来，知识分子个人道路和命运的选择，是否掌握在个人手中，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说，1990年代推崇的陈寅恪、吴宓等知识分子个人道路的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性，陈寅恪、吴宓等人的道路，也不应该是所有知识分子唯一选择的道路。
事实的确如此。范稳的这部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18询问者是云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回答问题的是一个历史面目不清的叫做赵迅的人。小说的这个开头奠定了赵迅此后一生的命运：他一直处在审查、询问、坐牢、改造的过程中。但是，赵迅只是这个主人公的一个名字；关于赵迅的历史，也只是主人公全部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小说变得复杂起来。赵迅还叫赵鲁班、赵广陵、廖志弘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与主人公相关的秘史。那真是一个乱世，赵迅就如一个人乘坐着船帆，在历史的大海上没有方向地闯荡。大海喜怒无常，更糟糕的是，赵迅乘船的这个历史时段，大海一直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一直处在波峰浪谷之间。因此赵迅的命运从未掌握在个人手里过。
按说，赵迅是在乱世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虽然自学成才，只念过高中，但他见过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教授，在国民党部队里深受名将李弥军长的赏识，他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事，获得过“四等云麾”勋章。但是，他就是说不清楚个人的历史。但是又有谁能够说清楚呢。1950年代初期非常赏识他的那位云南文联筹备处的领导、云南文联第一任主席的李旷田先生，后来居然和赵广陵同样在松山劳改农场一起改造，并经历了刑场的“陪杀”：
一阵排枪响后，江水凝固，太阳沉落，松山矮了下去......但这不是死亡，也不是天堂的景象。赵广陵依然跪着挺立在刑场上，他转头四处张望，发现李旷田和他一样跪得笔直，只是头低垂，像是很害羞的样子，又像在思索生与死的界限……19
这不是历史的倒错，也不是作家的虚构想象。松山曾是赵广陵和日本鬼子血战过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自己的囚禁之地。
《吾血吾土》也有如涓涓细流般的柔软片段。那是赵迅只能想象不堪回首的过去——他曾和一对亲姐妹的恋爱与婚姻。当年的赵迅是文艺青年范儿，他是剧社的导演。于是舒家大小姐舒菲菲爱上了赵迅，但舒菲菲执意和家人去了台湾；赵迅鬼使神差地和妹妹舒淑文结了婚。妹妹舒淑文之所以留下来取代了姐姐，是舒淑文真爱这个才华横溢的赵迅。但赵迅一波三折的命运，为了孩子的未来，舒淑文只能选择和赵迅离婚嫁了他人。如果说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升降沉浮都是作家安排的话，那么，当小说写到赵迅的儿子也曾“告密”，心理也多有阴暗的时候，我们被震惊了：过去的文化是有承传性的，尤其那些恶劣的文化性格，竟是无师自通。这不是对赵迅个人曾经告密的报应，这也是一种我们不曾留意的文化基因。小说结束于赵广陵送廖志弘的尸骨还乡，那曾经“死去”的赵广陵的真实身份是廖志弘。赵迅、赵广陵的另一段不明的历史也由此发生。但是，这个结尾意味深长的是，说不清道不明个人历史的岂止是赵迅一个人？还有多少人的历史和个人命运默默无闻以致阴差阳错。因此，《吾血吾土》讲述的不止是赵迅、李旷田、廖志弘乃至李旷田的个人悲剧，小说要说或隐喻的，当然还有很多。我对小说略有不满足的是：关于赵迅个人苦难的情节过于密集。这不仅使赵迅作为小说人物有明显的人为痕迹，艺术的真实性受到影响，也使小说内在节奏一直趋于紧张中，小说张弛之间没有间隔和距离，使阅读一直高度疲劳。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范稳的《吾血吾土》是优秀的小说。它复杂的结构、没有疏漏的人物和细节设计，以及水到渠成的悲剧效果等，都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这些作品是三十年来“失意”作品的一部分，对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来说也是“失忆”作品的一部分。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失忆”从某种意义上是需要检讨的，他们没有用“历史化”的方式处理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还在遥远的地方闪闪发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他们回到文学应有的位置。
注释：
1 [苏联]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35页。
2 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扉页”。
3 刘恒：《苍河白日梦》，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4 舒晋瑜：《刘恒：文学一旦丧失攻击性，也将同时失去诱惑》，《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4日。
5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文化与公共性》，陈燕谷等译，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291页。
6 7 8 9 10 11：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封底”。
12 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13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0页。
14 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1月19日第5期。
15 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新青年》第9卷第4期。
16 17 参见《裸地》，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封底”。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