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父亲的伦理重构与现代性书写 ——论周荣池的长篇散文《父恩》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于长期以来封建农耕文明的解体，知识信息的爆炸和新兴事物的涌现，“父亲”往往因为适应不了时代的潮流而广受人们的诟病，成了落后、保守、专制、愚昧的代名词。鲁迅的《肥皂》、茅盾的《春蚕》、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等小说中都有着具体而真切的描写。而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因其承担的责任和无私的奉献，却又赢得了子女全方位、无保留的赞美。这在朱自清的《背影》、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贾平凹的《祭父》等纪实类的作品中有着感人的记录。这其实都是或一方面的父亲形象。周荣池的长篇散文《父恩》，既有对父亲饱含热情的赞美，写出了其护子、勤劳、孝义、慷慨的一面，又将他的缺点，乃至行为和道德上的瑕疵公之于众，刻画出一位瑕瑜互见、丰富复杂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父恩》 周荣池 长篇散文 伦理重构
作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一环，“父亲”具有着较之其他成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色彩与份量。他可以被褒义地赞颂为家族大厦的顶梁柱、滚滚红尘中的领路人，也有可能被贬义地理解为封建顽固的大家长、专制独裁的代言者。这其实是传统父亲的一体两面。随着农耕文明的解体与现代家庭生活中成员角色的不同转换，“父亲”已不再是以往顽固、刻板、机械的形象，表现于文学作品中，其面貌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特质与内涵。在这方面，最近出版的周荣池的非虚构长篇散文《父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显露出新的探索与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研究。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在随感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1这是一个与传统封建家庭中父亲角色迥异的现代性要求：父亲应该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和自主选择权，应该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全面的帮助与支持，同时，千万不可将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附属品。鲁迅先生认为现在的父亲要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子女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呼声，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中国式父亲伦理重构的起点。
这是一个相互理解、平等对待的新型父子关系，也是现代家庭人伦规范的合理要求。以此为观察视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父亲形象，由于其专制、独裁、保守的一面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广受质疑与诟病，从而出现了长期而广泛的对于父亲形象的批判性揭示乃至妖魔化的描写。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肥皂》可谓是其发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父亲四铭，独据于饭桌的一面，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则畏畏缩缩地坐在两边；而当他伸筷想去夹那美味的菜心时，却不料被不懂事的儿子抢先一步，脸上顿时露出揾怒的神色。这是一个自私、虚伪、无耻的父亲。它剥下了父亲神圣、崇高、伟大的面纱，并直接开启了现、当代文学中对于父亲形象进行批判与审视的源头。
茅盾的著名短篇小说《春蚕》写于1930年代。老通宝根据自己漫长的人生经历，反对儿子阿多的“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根深蒂固地认为除非老天爷不让蚕蛹成熟，否则蚕农的收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然而，民族丝业破产，商人乘机压价，丰收成灾的惨痛教训，才使他艰难地认同了儿子阿多社会变革的主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讽刺的是二诸葛对于儿子婚姻的横加干涉。三仙姑的女儿小芹与小二黑自由恋爱，这本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但是，凡事都要讲究阴阳八卦的父亲却处处阻扰，揭示出落后农村陈腐习俗的愚昧与荒唐，并将“父亲”推向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表现的是父子两代人在面对地主欺压时的不同斗争方式。父亲朱老巩单枪匹马、赤膊上阵，勇猛地抗击地主冯兰池的巧取豪夺，然而终究因为势单力薄而一败涂地，气得口吐鲜血而死。而儿子朱老忠，自觉地把个人的复仇计划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结合起来，加入到革命组织之中，耐心等待时机，最终打败了恶霸地主取得胜利。父亲的偏执与愚昧，衬托出儿子的机智与聪明。而柳青《创业史》中关于父子俩人的描写，更是将“父亲”的狭隘、愚笨推向到了极致：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梁三老汉，试图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梦想着做个三合头瓦房屋的主人，不过，等待他的却总是失败和屈辱；只是在他的儿子梁生宝长大后，搞牲畜合槽、互助合作，才真正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次长时期、集中性的对于“父亲”的审视与批判，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中的一个共同主题，也是一次对于中国式父亲形象的集体重塑。不过，仔细想来，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虚构的小说文体中的价值取向，而在同时期非虚构的纪实文体中，却又是另外的景象。
在写于1925年的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读者潸然泪下的父亲形象。一向自以为是的“儿子”，陡然惭愧起来：“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2从暗笑父亲的“迂”到最后觉得自己“太聪明”，是一次尖锐的父子关系的和解，也是一次对于“父亲”形象的重新塑造。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象：当“父亲”作为真实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他总是崇高的、无私的、伟大的，决不如小说中想像的那样狭隘、愚笨、自私、落伍与保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阎连科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曾经详细地记录了他父亲的形象，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那段在冬天从远处的山沟里拉石头回来造屋的情景，堪与朱自清的“背影”媲美，令人动容：“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父亲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这是一种以命相搏的坚持，是一种作为父亲的崇高职责。他说：“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的时候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我这一世人生。”3这是一种天地间最伟大的父爱，感天动地。作为儿子的阎连科说：“我相信我会努力去做一名父亲膝下的儿子与孝子，以弥补父亲生前我对父亲的许多不孝和逆行。”4同样，贾平凹笔下的父亲也令人肃然起敬。在《祭父》一文中，他记述了一段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回家时的情景：“……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了！’放声大哭。”多少的毒打、侮辱、摧残、折磨，都可以咬咬牙忍受，但是，这会影响到小孩的名誉、前途啊！这才是他崩溃放声大哭的原因。所以，贾平凹感慨地说：“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5他毫无保留地爱着自己的父亲。莫言的散文《陪考一日》表面描写的是女儿的高考经历，而在深层，表现的却是伟大的父爱。父亲“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理顿时沉重起来”。心情的忽上忽下、忐忑不安，反映出父亲的紧张状态。而当女儿感觉下午的化学考得不顺时，竟然手足无措，相信起迷信来：“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着：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6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在纪实类文体中伟岸、高大的父亲形象，一到虚构的小说文类中就变得那么猥琐、渺小与丑陋？
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既有立场的不同，也有心理的问题，更与中国近现代以来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与伦理重构有关。虎毒不食子。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无私奉献、全力托举，是父亲的职任，也是刻在血脉里的义务。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恩情，令子女动容，终身难忘，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子女讴歌、赞美、颂扬的对象。然而，当立场转换，当作者描写起“别人家”的父亲时，由于缺乏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便往往能因保持距离而拥有了冷静、客观、公正的观察与评价。这是由于审美距离的不同而发生的文学差异。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复杂的情况则在于中国近、现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农耕文明的式微，工业文明的兴起，知识信息的爆炸，新兴事物的涌现，令人目不暇接，稍有迟疑，就有可能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就具有了与以往几千年封建家庭中的父亲不同的挑战与使命，不同的角色与遭遇。以往的经验，往往适应不了现代的形势；长期形成的家长权威，极有可能面临后起之秀的挑战。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有可能理解从鲁迅先生开始的对于“父亲”形象的批判与清算。
这是一个现代家庭伦理秩序重新建构的时期。“父亲”，往往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诟病，而在家庭中，他所承担的责任与无私的奉献，却又赢得了子女全方位、无保留的赞美。表现于文学作品中，尽情的赞美可能会因跳脱不出的感情因素而影响到对于父亲形象全面而公正的评价，而在虚构的小说等文类中，却又有可能因为现代性的要求而将父亲形象作了过于主观性、观念性的描写。前者可能因缺乏距离而太过纯粹，后者则可能为了显示青年一代的进步而将其概念化与简单化。
正是因为周荣池的长篇非虚构散文《父恩》与上述两者的明显差异，才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与研究兴趣，并进而探讨起中国式父亲的伦理重构与现代性书写。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心态：“《父恩》写成后六易其稿，首发于2023年第5期《钟山》的‘非虚构’栏目。这个栏目的名字与书稿对应出一种隐喻意味，父亲的恩情，确实是一种无以虚构的事实，是个人以及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实主义。”7非虚构，强调的是客观、真实，要求的是不要掺杂个人主观的想像、猜测、臆断；而现实主义，则是对自己创作手法的要求，不要夸张、筛选与有意识的回避和遗忘。这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对该书的认知与追求，也是《父恩》与前述两种倾向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作者的父亲周仁常并不缺乏对于家庭的责任与对儿子的热爱。他出生于1949年夏天的南角墩，一块经常饱受洪涝灾害之苦的穷地方。由于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自家爷爷的亲兄弟——一个后来村民们常说的“大地主”，去顶门户，成了兄弟姐妹眼中的“外人”。但是，阴差阳错，“大地主”的新家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富裕幸福的生活，反而使他成了“黑五类”的子弟。不过，他并没有气馁，而是“靠着倔强在三荡河南岸站住脚的，就像一根顽固的洋钉”8。他有一把好力气，浑身就像他的诨名“小牛”一样劲健。他捕蟹、养鸭、种甘蔗、种西瓜、卖桃子，凡是能够赚钱的营生，再苦再累，他都没有推卸。1978年偶然出现的蟹讯，给穷苦的他带来了难得的好运气。“天黑了，父亲在罾棚前的临水处挂上一盏马灯，就像他自己炯炯有神的目光。这些光亮也能引诱螃蟹。螃蟹闻不得烟味，爬行中遇到烟索横在前面，自会本能地退让，而它们又必须洄游，只得顺着烟索的线路进入埋伏圈。这时扳起蟹罾，螃蟹就成瓮中之物了。”9这不仅需要耐心，更主要的是智慧。这年蟹讯的收获，使他在南角墩砌了四间颇为气派的大瓦房。
房子有了，“黑五类”也成了历史，他终于在三十多岁讨上了婆娘。当地的习语说：“下河人不要刁，一块馒头搭块糕。”婆娘名叫赵友英，也就是作者的母亲，家境贫寒，更不幸的是早年因得了一种名为“龟背痰”的怪病，因耽误治疗，而成了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驼背老姑娘。结婚后，父亲对于这位残疾妻子的怜爱是真实而具体的：“他连农活儿也不让母亲干。收获的季节他磨了两把刀，却是自己一个人去地里收割。”“父亲驮着母亲急急地奔走在去合作医疗服务站的路上，就像是扛着沉甸甸的稻捆抢天时。他赤着的脚把坑洼的路面震动得惶恐不安。”回到家，“他杀了鸡为母亲煨汤。那种耐心比乳白的汤更深情，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暴躁的脾气”10。这是夫妻间的真情，是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对于儿子，亦即本书的作者，他的呵护与关爱也是随处可见。有一次，作者在学校里与同学打架违反了校规，被高先生批评，并将父亲喊到了学校。一向倔强的父亲来到高先生家门口，“从路边拿出一个蛇皮袋来举过头顶，单薄的身体有些摇晃，又吃力地把袋子从门上方递过来。高先生个头儿中等，接那口袋也非常艰难。袋子一下子掉在地上，滚出几棵大白菜来。这菜是家里种的。父亲也不再说什么，大概是害怕高先生怪罪，转身逃跑一样走了，留下一个仓促的身影”11。这仓促的身影留给作者的感动，完全可以与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媲美。
按理说，周荣池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也完全可以写出令人动容、肃然起敬的父亲形象，并且成为赞美、歌颂父亲的一部长篇美文。然而，让我们意外的是，他在《父恩》中并没有纯粹地将父亲美化，过滤性地突显父亲的伟大，而是与此同时，将自己父亲一些不堪的、促侠的、古怪的、丑陋的行径，明明白白地记述了下来。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阅读经验，同时，也使这部长篇非虚构散文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显示出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意义。
盘点起父亲的愚笨、丑行，在《父恩》中似乎是随处可见。他十九岁离开村庄出去当兵，在办理复员手续时，本来是分配到省城的一家轧花厂工作。对于一个农村出去的子弟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脱离苦海的绝佳机会，奶奶给了父亲两包大前门香烟，让他到大队支书那里求个情，把介绍信上的公章盖了。然而，迂腐的父亲不仅没有上门求情，而是恶作剧似的打死了一条支书亲家公家的狗，送给了支书一堆狗肉；当他的劣行被支书与亲家公识破后，他的命运就只能永远地停留在贫穷的南角墩了。除了打狗之外，顺手牵羊，偷偷摸摸，也几乎是家常便饭。隔壁邻居老正松，一向处得不坏，但是，他却悄悄地摘了他家的丝瓜。有时，作者还“见过他用鱼叉捣老正松鱼塘里的鱼。那鱼用来烧了一大碗汤”12。村庄上农民养了些鸡，也往往被他偷着吃了。当人们怀疑起他时，他总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一定是黄仙子吃了鸡，我总是见那家伙在路边奔过。”13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一天，当他放养的一大群鸭子被人毒死时，他像老牛一样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不过，他并没有自找原因，而是更为疯狂地报复起来：“不久，他干起了报复的事情，趁着夜色将某人家散养的十几只鸭子全部掳了回来，进门便杀了两只，剩下的全塞在床肚里。”14这种不干不净的行为，使得他在村中无法获得好的口碑，也无法交上真正知心的朋友。因此，当他在附近的三荡河边做护林员，作为儿子的“我”去看望他时，便会有人主动上来捅破他的隐情：“村里人神秘兮兮地传说一些事情，可又生怕我们不能知道——说那屋子会有我的一位‘干娘’去过夜。”15“干娘”在当地是姘头的意思。“我”听得懂他们的含义，也明白他们并非出于善意。在这里，作为父亲在村庄里的形象就具象化了。
行为上的缺陷、道德上的瑕疵，再加上脾气的暴躁、蛮横，周仁常根本就无法归入到好父亲的行列。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它们与周仁常的护子、勤劳、孝义、豪情、慷慨等性格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它们缺一不可，去掉了哪一方面，就不是真实的周仁常全貌。
人是复杂的，作为父亲的人物同样也是丰富的、复杂的。如果注重于亲情，感恩于父亲的无私哺育与全身心的奉献，那么，就会创作出如《背影》《我与父辈》《祭父》《陪考一日》那样令人热泪盈眶的作品，同时，如果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尤其是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洪流，作为老一辈人的“父亲”的僵化、保守与迟钝，就有可能产生出如《肥皂》《春蚕》《小二黑结婚》《红旗谱》《创业史》那样对父亲进行审视、批判乃至清算的文本。前者因为感情的羁绊往往是纪实性的，缺乏了批判性，而后者则常常是想像的、虚构的，加进了观念性的审视内容。它们同样真实、合理，具有同样重要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然而，无法否定的是，它们又都是片面的、单维的与不全面的。它们都或是一方面的父亲形象。
周荣池是一位在文坛活跃了多年的中年作家。在《父恩》之前，他已出版过《草木故园》《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散文集。他这样反思与总结着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教训：“在早期的写作中，我沉湎于过去的记录，认为那些绝对纯净甚至苦难的记录，是我最宝贵的资源——这些被我自认为是‘卖小孩文学’的写作为我保存了珍贵的乡土写作资料和情绪，但我后来意识到这些并不是乡土和乡土文学的全部。”16否定以前那些“绝对纯净甚至苦难”的文学记录，意识到这并不是乡土和乡土文学的全部，这是在创作了多年以后，他感悟到的乡土散文写作的体会。绝对纯净只是乡土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乡土又是肮脏的、藏污纳垢的。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写作者心中可能是存在着私情和公义的。
这是作者周荣池创作思想上的一次大的跨步。不把私情看得太重，必须常常思考文学的“公义”，这是创作者在非虚构类写作时能够从浓郁的亲情中提升出来的关键因素。对于父亲，自己的至亲，饱含热情地赞美，自是真情的流露，但是，如果将他的缺点，乃至行为和道德上的瑕疵公之于众，这就需要可贵的勇气与胆量。
《父恩》做到了。它写出了一位瑕瑜互见、丰富复杂的父亲形象。这种对于中国式父亲的艺术记述与伦理重构，是难得的，也是现代性的。
注释：
1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
2 朱自清：《背影》，《文学周报》1925年11月22日第200期。
3 4 阎连科：《我与父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版，第63—64、100页。
5 贾平凹：《贾平凹谈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6 莫言：《说吧·莫言》，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9页。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周荣池：《父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32、33—34、55—56、184—185、122、156、156、81页。
16 周荣池：《村庄对我守口如瓶》，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23年版，第244、245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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