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房伟在抗战小说《石头城》中围绕“南京大屠杀案”搭建起中国叙事的“文化矩阵”，以蒋氏“家族”四代人的历时性集体记忆为线索，在景观叙事的本体向度和时间向度中吁求抗战主体的国族身份，拆解了华裔作家以“传道士”为视角的“拯救者”身份固置，在展现中华人民世代累积的创伤体验之余，追加了作者对宗教、性别、种族等问题的现代性反思，投射了当代“70后”“学者作家”对政治文化的自觉关注、对中国叙事路径的自主探寻以及在全球文明视野下对大写的“人”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房伟 《石头城》 南京大屠杀 中国式现代化 国族叙事

继“五四”时期的启蒙式范式、新中国成立后1940至1970年代的革命史范式以及1990年代“重评文学史”确立的现代化范式，当代文学进入2020年代后需要调整并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兼具全球视野的研究范式。贺桂梅在《“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后四十年发展历程和文本实践的规制，同时提出“当代性建构、现代性反思和文明根基的视野，这三者的融合是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框架，也是探讨百年文学史‘重写’可能性的立足点”1。长篇小说《石头城》尝试重构中国式国族叙事的话语体系，其逻辑起点是如何搭建中国叙事的“文化矩阵”。

一、“文化矩阵”的当代建构：中国符号的资源整合与再创造

“矩阵”作为高等代数学中的常见计算工具，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凯利提出的数学概念，指按照长方阵列排列的复数或实数集合。“文化矩阵”旨在阐释文化资源的重新组合与价值再生，本文主要指《石头城》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使用策略与中国话语场域的搭建，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维度：

（一）“家族”小说叙事模式与代际人物谱系

“家族”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母题模式，自古代小说至今，不管是创作数量还是文本质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和叙事功能。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家族小说，其研究视角多以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为主，展现历史变迁中“家族内部、家族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个体、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2。以“家族”为小说叙事剖面，“既可以考察家族小说的源流、主题、叙事和审美等走向，亦可审视当代文学的回归本体之路”3。《石头城》选择经典的“家族史”为叙事模式，书写了蒋氏家族四代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历时性集体回忆和情感创伤，由此匹配的人物谱系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和显性的中国气派。

一方面，蒋氏家族代际之间名称传承取自中国易学“八卦”。八卦以“乾”卦和“坤”卦为基准，由此衍生出“离、坎、震、巽、艮、兑”六卦，所谓“八卦之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无穷无尽”。小说中第一代以“乾”入名，是乾字辈，取名蒋乾中；第二代是“坤”字辈，分别取名蒋坤典、蒋坤安、蒋坤模与蒋坤瑶；第三代是“巽”字辈，分别取名蒋巽丰和蒋巽玉；第四代以“震”入名，叫蒋震晖。四个代际分别对应“天”“地”“风”“雷”四个卦象，合乎天道自然，具有中国传统家族取名的承继性质与风俗惯常。

另一方面，蒋氏家族四代人的性格特质与姓名涵义大有关联。第一代蒋乾中，作为中央大学教授，不仅担负了书香门楣的功能，同时“乾”字代表“天”，对应爻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所以蒋乾中在日军攻门时，坚持留在宅邸，直到被日军杀死，彰显了蒋家第一代不退缩不躲避不畏死的抗战信念。蒋家第二代承继了蒋乾中的抗战精神，“坤”字代表“地”，爻辞为“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不管是骑白马冲锋陷阵饮血沙城的蒋坤典，还是隐姓埋名用一把厨刀执行“猎舌行动”的蒋坤安，亦或辗转到解放区研制炸药被捕的金陵女大学生蒋坤瑶，都充斥着阳刚特质的集体抗战姿态。第三代“巽”字，意为“前风往而后风复兴，相随不息”，蒋巽丰的抗战史贯穿了他整个青春成长史，而他的儿子蒋震晖揭开了蒋家世代抗战故事的序幕，具有文化传递的自发性与连贯性。

（二）南京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景观叙事

景观叙事是一种“认知、表达、塑造景观及其文化意义的方法”4，对某一地标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助力。房伟取“石头城”为书名，并且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指涉南京城的地标与场景描绘，这种描绘包括古今中外诗词话本中对南京的记忆、带有隐喻的文化符号、街道社区名称以及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意在借助南京城市景观公共空间的本体向度和和时间向度，营构抗战前中后完整与连贯的历史现场，展现蒋氏四代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望。

就景观叙事的本体向度而言，《石头城》取名“石头”，印证南京的确存在实体的鬼脸石头城遗址公园，这个地标建筑在“引子”和“尾声”中反复出现，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和史料感。在“引子”中，蒋氏第四代蒋震晖在2020年代开出租车带中年教师到此处，接着回忆他于1965年在鬼脸摸石菩萨被吓哭时，父亲蒋巽丰（蒋氏第三代）也正巧泪流不止的情景，而到了“尾声”，中年教师把书稿给蒋震晖，书稿开篇却是蒋巽丰返回1936年儿时，与父亲蒋坤典（蒋氏第二代）在鬼脸石头城小石菩萨头上的石缝塞银元的场景。同一个地标，引出蒋氏家族代际之间的不同回忆脉络，最终由中年教师这个“他者”打破了家族回忆的闭环，由个体回忆变成口述书写，完成了以蒋氏为代表的抗战主体战争回忆的跨时间的、外向性的、文字化的、民族的记忆接续。

就景观叙事的时间向度而言，《石头城》一共21章，每一章开篇都设计了一段“互文”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指向南京和秦淮河等地标景观，有的属于古诗词或者唱本，比如《桃花扇·沉江》《夜游秦淮河》《鹧鸪天》《桃花扇· 劫矶》等，有的属于回忆录或者口述材料，比如南京幸存者的诗、《南京的回忆》 《劫后吟》等，有的则属于小说人物自己的话，比如释神仙与蒋坤安的独白。这些文字一方面起到了承接每一章节内容连贯的功能，是“提示”亦是“总结”，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是作者抽取或节选的关于南京公共空间的集体记忆或民间传说，指向“沉在民众潜意识深处的一种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人生态度”5，是一种国族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能在言语中传递并巩固中国人民的公共记忆和民族情感。

二、对“南京大屠杀”的现代性反思：重建历史事件的中国视角

进入21世纪，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背景的当代文本大多出自国外作家或者华裔作家，比如莫·海德的《南京的恶魔》（2009）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2011）等，这些小说都选取了教堂或者避难所等“国际安全区”为叙事空间，塑造了美国人英格曼和明妮·魏特琳以及德国人拉贝等西方“神父”或“圣母”等神职人员形象，讴歌了他们为保护中国民众免遭日军屠戮所付出的努力与奉献，属于“西方观念和西方人物主导的南京劫难叙事”6。虽然这些作品都竭力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受的集体创伤，但作品选取的叙事角度也导致了“国家安全区”之外中国民众主体抗战的身份被大量遮蔽，即便有的作品已经关注并涉及中国正面的抗战形象，可依然无法涵盖南京城不同阶层民众的不同抗战形态以及遭受的不同程度的身心疮痛。

《石头城》使用中国叙事的“文化矩阵”，借助“家族史”的写作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央大学教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需、总统府秘书、金陵女校大学生、“玉楼春”的厨师、善女子、“六喜台”窑姐、管家和女佣等不同社会阶层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际和抗争，以蒋巽丰的视角建构了一批诸如“磨剑社”、红山义勇和新四军等正面抗战并为国捐躯的人物群像。这种写作逻辑是中国本土作家用“中国观念和中国人物”对南京浩劫叙事的重写，是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主体御敌的国族身份的廓清。如何扭正西方视角对“南京大屠杀”的惯常叙事导向？《石头城》需要首先破解西方叙事将“传教士”与“妓女”塑造成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身份固置。

（一）“前景”还是“背景”：拆解“传教士”与“妓女”的身份固置

“传教士”是西方视角管窥和表述南京劫难的恒定人物，与其一同作为拯救者形象出现的还有“妓女”。哈金和李贵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热衷于把西方传教士与秦淮歌女当成南京大屠杀的救赎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民族疮疤上反复上演上帝和妓女的悲喜，宣扬传教士和妓女的荣光”7，这种叙事路径有意遮蔽了中国军民积极抗战的主体身份，将南京劫难设置成一种“背景”——将历史的“大叙述”或“主旋律”设置成故事背景，甚至有意将背景模糊化，相反地，把日常生活的现实设置成前景，导致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的“错置”8。这种“错置”将引发两种效应：其一，强化了西方神职人员的救赎能量并夸大了宗教的救世功能。在西方叙事体系中，神父和修女是人格化的宗教符号，他们所在的教堂作为“国际安全区”成了日寇暴行下中国民众的避难所，“传教士”的庇护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跨国别救助，但这种神职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携带了上帝救世的宗教印记，西方神学在战争中的救赎意义顺理成章被“前景”化，中国民众的创伤体验和主体抗争反而被“背景”化。其二，秦淮河歌妓的“牺牲”和救赎，弱化了中国男性主动御敌的正向价值。妓女救国的叙事逻辑昌明了女性对主体人格和国族身份的自觉体认，但妓女集体救国的行为本身就是某种隐喻——暗指中国男性主体身份的“缺席”和“去势”。这种叙事不仅矮化了中国男性军人正面作战的牺牲意义，而且容易窄化“妓女”赴死国殇的选择取向。

《石头城》第五章“娶窑姐过年”中塑造了典型的秦淮河妓院“六喜台”的头牌“红玉喜”周慧。房伟在处理“妓女”这一特殊身份的人物时，他拆除了“西男中女”的身份固置，设置了“中男中女”的叙事模式，其用意和效果有二：

首先，“妓女”与“中国男性军官”的人物搭配，破解了“妓女”与“传教士”的固定对应关系，彰明了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主体国族身份。周慧作为头牌窑姐，从遇到蒋坤典起，就对其芳心暗许并自赎从良，最终嫁入蒋家为妾。周慧之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妓女秦小镜，她被蒋坤典的儿子蒋巽丰从妓院救出并最终完成了拜堂仪式。值得注意的是，《石头城》不是片段化地处理“妓女”与中国男性的组合模式，而且铺垫了他们之间感情的完整过程，这种处理避免了剧情上的生硬和事实上的牵强。同时，这些中国男性又都有“军人”身份，不管是中央军校的长官还是“磨剑社”的童子军，他们父子两代人都直接承担了抗日战争正面作战的责任，尤其是蒋坤典骑马逆行雄壮杀敌的场面，佐证了中国男性军人一线抗日的历史既定事实。而蒋巽丰作为小说的核心角色，他从组织童子军操练，到被捕后秘密协助二叔蒋坤安进行“猎舌行动”，再到支持红山义勇少年杀汉奸，他见证并亲身经历了抗日全程，所以他的青春成长历程映衬出中国人民漫长的抗战历程与强健不屈的民族心智。

其次，对“妓女”进行拯救与被拯救的弹性处理，延展并拓宽了这一群体的救赎通路。《石头城》中的窑姐周慧具有救赎他者的功能，比如领着几个妓女“来到白塔巷，开了间‘老豆腐居’”9的谋生技能，她身上潜蕴着中国传统女性追求善与美的民族品质，但她所有的拯救行为都发生在与蒋坤典相爱之后，也就是说，周慧诸多的拯救功能不是自发行为，缺少引发自觉救赎他者的介质，这一点可以借助小说中“珍珠喜”这个妓女角色得以印证。从这一层面看，激活周慧救人意识的中介是蒋坤典而不是“传教士”，所以“拯救者”周慧同时又是“被拯救者”。此外，房伟除了关注窑姐救赎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对她们“自救”功能的追问。秦小镜作为日军慰安所的被害者，她因为乳房发育畸形被老鸨逼迫表演“三潭印月”，不仅要展示身体上的疮疤同时还得经受二次精神虐害，所以她被蒋巽丰拯救后，在举行完两人的婚礼后选择去庵堂出家，这种对主体人格和精神尊严的捍卫，是她的一种自救形式，也是窑姐双重救赎功能的延展通路。

（二）“献祭”与“自决”：林秋月与虎太郎的价值追问

提到“妓女”，不管是已出版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小说创作，还是《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等作品，都将受难者默认成中国本土女性群体，这种集体无意识在《石头城》中被质疑，例证便是房伟塑造的身份独特的慰安妇受害者“林秋月”。

林秋月是大阪行商小林秀夫与南京女子的女儿，她参加“磨剑社”结识了蒋巽丰，作为小说《石头城》众多女性人物中的一个，林秋月只出现在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中，虽然所占用的笔墨并不多，但是她的形象却是立体化的，因为房伟赋予这个角色中日混血的特殊身份。这个身份导致她在学校被孤立。在面对日军侵华的大环境，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日本侨民就如叔叔小林春之一样表现出优越性，而是挥着拳头说：“我是中国人，不管爸爸他们怎样，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喜欢南京，我恨搞侵略的日本人。”10林秋月最后一句“我恨搞侵略的日本人”，明显有特指，即恨的对象是“搞侵略的日本人”，而这种态度与开篇蒋震晖对待日本游客的态度相呼应——“我恨日本兵，但对没有做过坏事的日本人，也不太排斥”11，因为在他看来，“我们不卑不亢，公平公正，才能让大家看得起”12。两个角色对日本人的理性辨别涵纳着中国当代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现代性反思。

“学者作家”房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现代性反思还体现在林秋月的“献祭”上。小说第十一章中写到林秋月在江边借助中日混血的身份保护了蒋巽丰和秦小镜，而自己则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与日军交涉，而她的结局却在第十七章中借逃出慰安所的秦小镜得以浮现——“她虽然是日本人，但被认定帮助中国抗战，因此被带到慰安所。她每天被几十名日本军人蹂躏。很多军人因为她是日本叛徒，格外虐待她。她一周不到，就死了”1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曾指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是一种信号，标志了一种危险的、可能还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14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提出日军具有“虐待转移”“迷信天皇崇拜”和“对病态的民族蔑视”15等心理结构，所以日军对女性的性强暴与性虐待是一种无差别攻击行为，林秋月虽然有日本血统，但作为日侨并未获得民族认同，反而遭受到与中国女性同等的性侮辱和性虐杀，这一形象的“献祭”进一步确认“南京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坦途上的一次偏离或者健康机体上的一次癌变”16，屠杀本身就是“文明内部自身潜藏着的一种特殊产物，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启蒙理想的颠覆和解构”17。

相比于林秋月被动的“献祭”，小说《石头城》还塑造了一个主动自决的日本厨师虎太郎。作为日本总领事馆的厨师长，他的出场与日料密切相关。《石头城》塑造了众多角色，但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扁平化的符号，诀窍是作家房伟在每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从根本上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18，房伟在建构宏大的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时，还特别关注个体“小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除了童子军蒋巽丰的疼痛青春成长史，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在战争背景下主体人格不断蜕变的人物形象，其中蒋坤安最为代表。他作为蒋家第二代，并没有选择像兄弟一样去中央军校或者总统府任职，而是执拗地选择了烹饪。虽然他凭借高超的美食技艺成为“玉陵春”的大厨，但是面对战祸中原配柳如春被日军奸淫的场景，他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因为怯弱导致柳如春怀着身孕投河自尽。这位看似卑懦的厨子，却参与了最英勇的“猎舌行动”，人物的反差和立体也由此呈现。

在“猎舌行动”中，和蒋坤安进行厨艺比赛的对手是日料高手虎太郎。小说在塑造这个日料厨师时，侧重展现他对应季食材、烹饪手法和餐具选择等方面的见地，不管是对后厨工作环境的管理，还是对“和风”饮食文化的追求，虎太郎都表现出一流的专业精神。小说最精彩的场景是对中日厨艺大比拼的描写，虎太郎和蒋坤安都竭尽全力展示精湛的厨艺，但当蒋坤安最终投毒离开后，虎太郎在知情的情形下选择放蒋坤安坐船离开，而最终以“引咎剖腹”19退场。虎太郎这个角色虽然并不同于林鹤子，他没有中日混血的特殊身份，也没有直接救护中国国民，但他对蒋坤安的厨艺精神表示赞赏。虎太郎的出场代表了房伟认为饮食文化存在“去国别化”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但虎太郎的自决也印证了战争对这种可能性的否定。

林鹤子和虎太郎，作为小说中没有直接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人，他们尝试超越民族和打破国别的救援行为，最终被战争否定，所以他们被杀或者自杀也证明在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和侵华战争背景下，个体的人道主义救援能量明显是式微的。但林鹤子和虎太郎形象的塑造，彰显的是作者房伟对战争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人类文明根基下对大写的“人”的价值挖掘。

三、全球视野下大写的“人”：宗教的集体退场与女性的国族身份

抗战小说《石头城》指向构建历史事件的中国叙事视角，塑造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现中国本土对战争的主体抗战姿态，但并未否定和剔除“他者”的人道主义救助贡献，林鹤子和虎太郎是例证，但除了这两个人物，房伟对“人”的价值追问还体现在对宗教文化与性别书写两个维度。

（一）撤离与被焚：神职人员与僧侣的文化退场

《石头城》在每一章开篇都有一段引文，涉及中诗词、唱本片段、和歌、人物记忆、口述等类型，其中对宗教经文的引用集中出现第十三章和第十八章，主要涉及基督教和佛教两种宗教人物形象。

首先，《石头城》以重建中国主体抗战叙事逻辑为主线，并不代表拒绝阐述传道士和佛僧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的人道主义贡献。小说主要塑造了基督教堂修女索菲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监华群女士以及远嫁美国的陈玛丽等神职人员和基督教徒，其中华群女士的原型就是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她们作为一种文化隐喻，间接肯定了西方宗教在南京浩劫中的国际救援功能，但房伟在小说中对传教士的性别设计有自己的策略，即主要神职人员都以修女身份出场，这就有效弱化了西方传教士的“菲勒斯”男性特质20，避免陷入西方叙事中“传教士”拯救“妓女”的情节套路。同时，小说在塑造男性宗教人物角色时，金陵大学的里格斯教授和美国长老会米尔斯牧师对日军奸淫安全区妇女表示“无能为力”，甚至被“打成轻伤，胳膊一直打着绷带”21，而中国少年基督教徒约翰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穿眼窝流出脑髓惨死，这是小说对“日本罪恶—中国苦难—西方拯救”22写作逻辑的拆解，是对西方宗教普世救赎全能意义的降格。

随着西方宗教神职人员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的陆续撤离，佛教僧侣接替了基督教的救赎功能。小说中专门有一章取名《三个和尚》，讲述的是日本佛教会派来“参观南京”的僧人，其中一个叫释神仙，他参加了入南京城后的“慰灵祭”，主要任务是超度亡魂。虽然释神仙把蒋巽丰带出来太田少佐的军营，并从狼狗撕咬中救下蒋巽丰，但他的本职工作是“安慰日本伤兵，超度日本死者亡灵”23，他的佛教悲悯情怀是有意识形态辨识度的，他最终因被军部申斥逃回日本京都还俗开酒坊的行为也证明，他的普度救世是不彻底的。相比于释神仙“形式主义”的救世，中国静安寺和尚普忍就更具彻底的悲怆色彩。普忍是一个“烧尸僧”，支持红山义勇少年团在静安寺伏击日军，但因伏击失败被日军烧死。在最后被焚前，普忍要求回到静安寺，不用日军捆绑自己静坐在木架上被火苗吞噬。“一炬空性火，焚烧梦幻身，婆娑业尘尽，净土现真身”24，中国和尚普忍舍生取义参悟佛理，但他的被焚结局也佐证了宗教救赎力量的限制性。

（二）“自死权”：中国女性国族身份的体认方式

如果传教士和僧侣是《石头城》对文明序列中具象化人物价值的追问对象，那女性群像就是小说借助性别序列进行性别书写参考对象。房伟通过蒋震晖展示家族照的形式，将蒋氏家族人员构成推介出来。在家族生态里，除了耄耋赴死的蒋乾中、驰骋战场的中央军校三等军需蒋坤典、“猎舌师”蒋坤安和童军领袖蒋巽丰等主要男性人物，还有一批立体化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身体是南京受难中女性躯体被辱的直接隐喻，同时也借助“自死权”进入国族叙事的线性时间序列，获得了国族身份的体认机会。

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在《妇女与时间》中认为：“女性的时间与男性的时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女性的时间是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女性身体的节奏（如周期、妊娠）与自然界循环相连，因而女性与反复性和永恒性相关。而线性时间以进步和发展为前提，趋向未来，是父系的历史时间……”25在《石头城》中，房伟为女性设计了两种破解圆形时间序列的路径：

第一种，出走。“五四”时期随着国外译作被大量引入中国，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情节设置为现代作家提供了反抗封建父权的出路，并产出了一批以“出走”为主题的文本。《石头城》中女性“出走”的代表是蒋坤瑶。蒋坤瑶的“出走”打破了女性因性别产生的身体困境，“帮助女性跨越生理的循环定律汇入代表未来的线性时间河流”26。进入线性时间序列，一方面标志了蒋坤瑶与男性同处在国族话语结构中，获得了体认国族身份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对她重返女性循环性的圆形时间序列有限制，所以房伟为她设计了被捕后在仓库床下摸出藏好的炸药引爆的退场方式，这也就维系了蒋坤瑶进入线性时间序列的时效性。

第二种，自杀。《石头城》中的女性并不都像蒋坤瑶一样具有“出走”的勇气和条件，更多女性被困在战火的人间炼狱，她们要面对日军的轰炸与屠杀，还要面对来自身心层面的虐待与凌辱，“女性的身体被普遍地赋予了政治意义和价值，但是它在形式上依然保持了古老的悲剧性”27，小说中有大量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市井女性群体，她们作为南京劫难中遭受强暴的女性代表，她们被性侵和性虐的身体“象征地等同于受到侵犯的祖国”28，柏翠芬、柳如春、周慧、秦小镜等各种年龄段的女性被性侵被侮辱，构成了“被侵犯的祖国”涵纳的社会阶层和集体创痛。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说：“她们（女子）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一员并为民族国家而战。”29柏翠芬和柳如春，作为蒋家二代的大房和二房，分别以自杀和投河的形式弃绝被辱，这些对“自死权”的主动争取具有强大的悲剧因素，“起着强大的纽带作用，能够缩小各族群间的心理距离，增强各族群的亲和性，有效地强固‘中华一体’的观念”30。房伟借助女性悲剧的力量升华受众对国族身份的集体认同，这种体认过程对增强中华文明文化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净化效果。

综上，《石头城》作为一部优秀的当代中国抗战小说，借助“南京大屠杀”事件，尝试建立历史叙述的中国视角和中国话语体系，这种尝试不仅调动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符号隐喻，垒筑起“文化矩阵”的塔台，而且借助这个塔台，房伟投射出“学者作家”对政治文化自觉关注的眼光，承担起当代作家传递民族文化自强信念的“中介者”31职责，同时在驳杂的宗教文化与性别书写中召唤全球文明视野下对“人”的多元价值的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探索中国叙事逻辑路径的有效实践，具有典型的中国气派和宏阔的世界格局。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和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CYMJ08)、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重大项目攻关创新项目“沂蒙革命戏剧的精神内涵与文化谱系研究”（1919-200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1 贺桂梅：《“重写”百年文学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2 于巍：《新时期以来家族小说伦理叙事研究》，辽宁大学2022年博士论文。

3 张太兵：《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家族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4 吴焜、李林：《中国特色城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景观叙事》，《上海城市管理》2024年第3期。

5 刘艳：《经典重释：“寻根”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东吴学术》2021年第5期。

6 21李永东：《在互文中寻绎南京大屠杀书写的可能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7 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国家民族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8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9 10 11 12 13 19 22 23 24 房伟：《石头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467、133、6、6、177、445、275、317、405页。

14 16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15 洪治纲：《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17 [美]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马志行、田怀斌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50—257页。

18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20 这里的男性特质不是指生理层面的男性，而是意指一种阳具崇拜情结下的主体人格，西方叙事中的“传教士”拯救“妓女”，不仅仅是男性宗教神学力量对底层受难女性的救赎，更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权威性和控制力，是一种隐性的话语霸权。

25 [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26 逯艳：《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中的性别书写与国族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年第45辑。

27 刘慧英：《20 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2 期。

28 雷雍：《女性身体和“跨民族”生育；或不叫强暴的强暴?》，《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陈顺馨、戴锦华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17 页

29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9页

30 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与国族认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