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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出生并成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兵团作为她的故乡，既是她漂泊灵魂的栖息地，也是她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从兵团出发，阿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新中国建设初期边疆地区别样的历史风貌，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奉献了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她的近作《阿娜河畔》就是一部旨在深情致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长篇小说。本文试图从拓荒和人性两个维度展开对文本的分析探讨，在深度挖掘作家笔下那些最具人性深度的悲剧性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对小说中所描写展示的一代又一代兵团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场景与奋斗精神致以崇高敬意。

关键词：阿舍 《阿娜河畔》 新疆兵团 拓荒与人性

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带有突出亦兵亦农性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果可以看作是一种只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那么，维吾尔族著名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这部旨在深情致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的长篇小说，自然也就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某一个重要侧面的观察与表达。尽管说或许是出于个人生活经验有限的缘故，这一新生事物中“亦兵”的一面在文本中处于被忽略或者说被遮蔽的状态，但《阿娜河畔》却仍然应该被视为带有一定填补题材空白性质的优秀作品。

一

与小说所要表达的宏大主题紧密相关，阿舍为《阿娜河畔》设定了相对宏阔的一种故事时间。虽然说为了凸显主人公明中启的重要性，小说的叙事从1957年9月5日茂盛农场子弟学校的正式开学起始，但实际上，整部小说的故事，是从初始建国的1950年开始的：“一九五〇年，明双全就地转业，随部队投身大生产运动。那时阿娜河下游两岸还是一片杳无人迹的戈壁与沙漠，宛如月球一般荒凉，只零星分布着一些当地居民，他们半牧半农，住在芦苇搭建的窝棚或者土坯筑就的低矮平房里，几乎没有人会讲汉语，也不知道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在这里，借助于对明双全人生转折的介绍，作家所描写展示出的，其实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规模拓荒之前，阿娜河下游两岸的荒蛮景象。尤其是关于那些原住民生存条件简陋以及精神世界贫瘠情形的描写，更是令人有触目惊心之感。不会讲汉语倒也罢了，关键问题是竟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其实，实际的情形恐怕比阿舍的描述更为严重。相比较而言，一种更切合实际情形的描述应该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为何物，意识世界中并没有形成“世界”这个概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荒蛮情形的存在，在充分凸显兵团拓荒与建设工作紧迫性的同时，也更是凸显出了其重要的原因和价值。如果借用学术界近年来流行的现代性理论来加以关照，新疆建设兵团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包括阿娜河畔在内的广大新疆地区的拓荒和建设工作，某种深层的意味，就是现代性在边地的发生，以及现代性时间的真正起始。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正因为有了如同明双全这样第一代兵团战士的辛苦劳作，也才有了阿娜河流域一带根本变化。仅仅过了五六年的时间，阿娜河下游两岸就开始筹建包括茂盛农场在内的五个新农场。且看作家开篇处关于1957年那个时候茂盛农场基本情形的相关描写：“茂盛渠将茂盛农场一分为二。左岸人多，住得也集中，场部、托儿所、卫生队、学校、商店、机械修配厂、加工连、种子库……都在这一片，积满灰尘的马路和稀疏的林带已经显示出拓荒者的到来。”2看似只是外在景观的一些描写，但作家借此所隐约透露出的，却是曾经的戈壁和沙漠发生的巨大变化。用小说中明中启的启蒙老师尤汪洋在课堂上的讲述来说，就是：“现在不同了，阿娜河下游两岸有了人，戈壁荒滩已经因为你们爸爸妈妈的到来醒来了，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电力的马达声、机械的轰鸣声，不久之后，这里将会成为瓜果飘香大树成荫的荒漠绿洲。”3无论是“电力的马达声”，还是“机械的轰鸣声”，都曾经是我们关于现代化想象的标志性事物。当尤汪洋来描述未来社会情景的时候，所强烈凸显出的，正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外在景观变化的同时，也有提升内在精神世界的积极努力。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说形塑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茂盛农场之所以在百废待兴的初建时期，在只有一个老师可用的情况下，就把子弟学校的兴办提到议事日程之上，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农场初建，万事开头难，茂盛农场三百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上，缺的是人和人才。”4尽管说子弟学校的积极创办，从表面上看是要想方设法尽快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教育事业所关涉到的，却是文明程度是否能够得到普遍提高的重要问题。在我的理解中，作家阿舍之所以要从茂盛农场子弟学校的开学场景写起，某种深层的考量恐怕就落脚在这个地方。到了小说结尾处的第七章中，叙述者明确交代，女主人公石昭美的实足年龄为五十周岁。由此而倒推到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石家有个七岁的独生女，名叫石昭美。每天早晨，石永青都会牵着女儿的手经过明家门前，仔仔细细把她送到学校。”5因为这一节故事发生的时间为1960年，所以石昭美出生的那一年就应该是1953年。从1953年起开始推断，等到石昭美五十周岁的时候，故事的时间就应该是2003年。起始于明双全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员的1950年，结束于进入21世纪之后的2003年，整部《阿娜河畔》的时间跨度既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那自然也就称得上是宏阔绵长了。从根本上说，也只有在如此宏阔的一种时间跨度中，作家阿舍才有可能充分地书写表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拓荒与发展壮举。

二

然而，或许是因为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时代社会语境影响的缘故，笔者明显地感觉到阿舍在处理相关人物与故事时的那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情形的存在。这一点表现在那位曾经对明中启的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子弟学校教师尤汪洋身上。个人历史相当复杂的尤汪洋，之所以能够获取场长葛有才的信任，成为子弟学校的老师，与他出众的才能紧密相关：“唯一的老师名叫尤汪洋，四十五岁，婚姻情况不详，上海人，私立复旦大学毕业，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起义部队留在新疆，经整编，辗转来到茂盛农场。此人多才多能，大学学的是文科，来到农场，先搞棉花良种培育，再搞养鸡场，鸡生的蛋多，孵出的小鸡也多，农场视他为万金油，遂遣他来当老师。”6饶有趣味的一点，首先是“婚姻状况不详”。照理说，既然采用了类似于上帝式的全知全能叙事方式，那么，包括尤汪洋婚姻状况在内的一切情况，叙述者全都应该了如指掌。既如此，那尤汪洋的“婚姻状况不详”一句也就只能被理解为是作家在这一问题上不想做过多纠缠的叙事策略。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尤汪洋成为子弟学校老师的具体时间节点，正是疾风暴雨的1957年。一方面，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经历复杂的尤汪洋，之所以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多才多能而成为教师，与场长葛有才对他的信任紧密相关。另一方面，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之中，尤汪洋的被重用也必然会受到相关人等的质疑。比如，那个名叫何一福的警卫排排长，就曾经对明双全抱怨吐槽：“你瞧，咱们的娃娃，怎么让一个起义过来的人教，他能教得对吗？”7当明双全以“人家可是有大学问的读书人”8加以回应的时候，何一福给出的说法却是：“这不是学问大小的事。我可听说北京的大教授都出问题了啊。”9毫无疑问，正是借助于何一福与明双全貌似闲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疑虑，阿舍非常巧妙地道破了1957年那个特定时期的整体性社会特征。何一福虽然并没有直接使用“反右派”这一政治语词，但他所谓“北京的大教授都出问题了”云云，其实际的指涉对象就是当时已成铺天盖地之势的“反右派”运动。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阿娜河下游两岸，虽然天高皇帝远，但却也不可能成为化外之地，也一样逃不脱时代暴风骤雨的各种袭扰。

作为明中启的启蒙老师，尤汪洋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对明中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二人私下交谈时，他对上海那极富智慧的描述与介绍：“上海啊，那可是说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10具体的讲述过程中，“尤汪洋从上海的人口讲到上海的学校，从上海的外滩码头讲到上海的街道。”11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上海社会教育状况的讲述：“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很多人把这件事当作耻辱，但是，它又确实给上海，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发展。很简单，口岸一通，那些西方人就要进入上海做他们的生意，这叫殖民经济。他们开银行办公司，这就给上海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他们自己没那么多人嘛。”12但上海人要想去外企工作，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够讲英文。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英文热和教育热的兴起。等到民族经济在上海发展起来之后，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员和工人的需求量更是大大增加。由此所进一步导致的，就是数百家各式各样“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和民众学校”的蜂拥出现。如此之多职业学校积极创办的结果，就是具有一技之长的实用型人才的快速大量培养。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上海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边办企业办工厂办商业，一边办教育，教育跟不上，经济就上不去。”13此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叙述尤汪洋和明中启亲密无间师生关系的过程中，作家为什么非得要以这么大的篇幅来凸显上海和教育的重要。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有联系故事情节的进一步演进，才能够给出较为完满的解释。一方面，正因为尤汪洋很早就在少年明中启的内心深处种下了对“文明”上海或者说“现代”上海的向往，所以等到他成年后和上海知青楼文君邂逅之后，方才会不管不顾地甚至以单相思的方式恋慕上了这位来自于上海的青年女性。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尤汪洋早在这个时候就让明中启理解了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和教育之间存在着的内在紧密关联，所以成年之后的明中启也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并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代价。事实上，也正由于尤汪洋充分地展示出了自己超人的魅力，才会彻底迷住正处于个人成长关键阶段的明中启。从尤汪洋那里，明中启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一句堪称座右铭，此后曾经对他的未来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

但是，置身于1950—1960年代之交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即使是在偏居一隅的遥远的新疆地区，如同尤汪洋这样一类个人身世复杂的“旧”知识分子，根本就不可能逃脱掉时代政治暴风骤雨的袭扰。很快地，到了明中启刚刚升入初三年级的时候，尤汪洋便突然消失了。早已成为人生偶像的尤汪洋的突然消失，对明中启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冲击。为此，他曾经就老师的去向问题专门询问父亲明双全。没想到，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却是一通意想不到的疾风暴雨：“为什么？他身上的问题多着呢，旧社会的大学生，思想转变不过来，教学上老想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什么夸——夸——夸美什么玩意儿，他娘的，资本主义的名字都这么难记。”14在明中启补充说这里的“夸美什么”乃是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情况后，明双全继续给予尤汪洋以猛烈的批判与攻击：“马列主义就是进不了他的脑袋，这怎么能行，知识分子，不管学的是什么，都得用马列主义。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封建主义残余。”15自此之后，除了明中启时不时地会想起这位启蒙老师之外，作为作品中次要人物之一的尤汪洋便一去无踪影。关于这位旧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遭际，小说文本再无涉及。虽然我并不知道作家阿舍为什么会以如此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处置尤汪洋这一人物形象，但其实，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如同尤汪洋这样一类人物形象，毫无疑问拥有着丰富的社会学和人性内涵。倘若作家沿着这一道人性的丰富矿脉深入挖掘下去，当会有更加丰硕的艺术收获。

与书写和表现明显不够充分的尤汪洋相比较，小说中能够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一位悲剧性人物形象，是成信秀的第一任恋人石永青。成信秀和石永青的爱情，建立在两年中学同班同学的基础之上。然而，就在他们之间的恋情确定之后不久，成信秀就面临着是不是前往遥远的新疆省（也即后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革命建设工作的重大人生抉择。当成信秀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坚持要远赴大西北边陲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之后（一个不容否认的文本事实是，在事关成信秀远赴新疆这一关键性人生选择的描写上，阿舍采取了太过轻易的处理方式。相比较来说，较为理想的处理方式就是，在强调成信秀当然会最终选择远赴新疆的同时，将她做出人生选择的艰难程度也全方位地呈现出来），抉择的天平自然也就摇摆到了一心热恋着她的石永青这边。在经过了一番不无痛苦的煎熬之后，石永青终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决心追随着成信秀远赴异地他乡。但这个时候的石永青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意识到，自打他立下这个誓言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在劫难逃地陷入到了多达三重的苦难深渊之中。第一重苦难是指等到他千方百计地在水文地质队寻找到曾经有过婚约的成信秀的时候，成信秀却已经为情势所迫身不由己地嫁给许寅然，成为了别人的妻子。面对如此一种意外的局面，石永青一时间被一种痛苦万状的凄苦所彻底笼罩。尽管说由于许寅然前妻不期然间的意外出现而使得成信秀在与许寅然离异后再次回到了石永青的身边，但石永青却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还会有另外的一重苦难等待着他。那就是，虽然在得知成信秀已经怀有许寅然女儿的情况下，石永青仍然以一种特别包容的心态和成信秀结婚，走到了一起，但也只有到他们在茂盛农场定居之后，石永青方才了解到自己竟然天生就不具备生育能力。这自然会对石永青的精神世界再次形成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成信秀以这种口吻劝说石永青，石永青听了却不是滋味。许寅然先他一步娶了成信秀，许寅然还能让成信秀成为一个母亲，余生他将始终背负着这两件有失男人脸面的阴影佯装无事。”16尽管说生性善良的石永青满心满意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但是他落空了，爱情、婚姻和家庭，毫不商量地就给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弥合的空洞”17。然而，与以上两种苦难相比较，更加令人绝望的，却是来自于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巨大人生压力：“还有外界对他施加的压力，入伍来到新疆，十三年里，国民党少校军衔的父亲前往台湾的身世背景一再使他遭受政治上的怀疑和质询，他为这件事写过多次反省材料以说明自己的选择，但还是无法洗清自己。”18正因为永远都无法说清楚的身世，所以，石永青便无以逃避地成为教育对象，被遣送至生产七连去参加劳动锻炼。到后来，虽然情况曾经一度缓和，石永青也回到了场部和妻女一起生活，但却终归还是在劫难逃。等到政治风浪再度袭来的时候，石永青竟然以“抢夺革命功臣的妻子，破坏革命婚姻，动摇戍边官兵的军心”19的莫须有罪名而被“剥夺医生资格，再次遣送至七连劳动”。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主政者竟然还诬陷石永青的“以死鸣冤”行为是畏罪“上吊自杀”。一直到数年之后，在成信秀的一再坚持下，方才彻底查清了事件的真相。原来，由于七连的医疗条件过于低下，药品供应不足，遂致使两个病员病情恶化后死亡。死亡事件发生后，“七连为此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成员——原茂盛渠管理站职工连夜审讯石永青，第二天即为其定罪：故意杀害劳动群众，三天内执行枪决。石永青无法接受，以死为自己鸣冤”20。虽然说由于有成信秀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石永青的冤案终获平反，但正所谓人死而不得复生，石永青悲剧性的死亡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乃可以被视为是对那个不尽合理时代的最强烈抗议。

三

在强调石永青是《阿娜河畔》中最具人性深度的悲剧性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看到，作为一部旨在书写表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日常生活图景的长篇小说，作品对一代又一代兵团人那堪称艰苦卓绝的奋斗场景与奋斗精神的精彩描写与呈示。具体来说，进入到阿舍笔端的兵团人，主要是明双全、成信秀、许寅然、石永青、李秀琴他们这一代，以及作为下一代的明中启、石昭美、楼文君、明千安他们几位。很大程度上，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倾力书写，甚至可以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诗句。具体来说，这样一种带有悲壮色彩的牺牲精神突出地聚焦表现在许寅然和成信秀这两位人物形象身上。首先，是当时身为水文地质队队长的许寅然。那一次，在地质队员们乘坐着卡盆渡过阿娜河的时候，因为河水突然间暴涨，成信秀一不小心落入了水中。值此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地在水中抢救成信秀的，就是许寅然。虽然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许寅然最终被成功营救上岸，但因为粉碎性骨折的缘故，等到他痊愈的时候，一条腿却充满遗憾地“永远跛了”。原本内心里一直牵挂眷念着石永青的成信秀，面对着许寅然多少有点不管不顾的情感攻势，之所以不复犹豫，断然答应和他走到一起，其实与许寅然为了救她而致身残这一事件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内在关联。细细推敲打量许寅然的水中救人行为，固然不能说其中就没有掺杂有情感的因素，但即使如此，许寅然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仍然值得予以充分肯定。其次，是当时身为阿娜河水利一处规划队成员的成信秀。在阿娜河干海子第二水库建设工地，成信秀和另外的两个队员退后站在一堵北墙下面临时休息。没想到，早已根基不稳的北墙却突然倒了下来：“站在成信秀身后的两名队员当场被砸得五官不清气绝身亡。成信秀则因靠前一步，被救起时还有呼吸，但是，当她在师部因半城医院昏迷四天后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右臂。”21为了工作而失去一条手臂，成信秀因此而被师部授予一枚二等功奖章。与前面多少掺杂有一些情感因素的许寅然的牺牲精神相比较，成信秀的牺牲精神毫无疑问要显得更加纯粹一些。许寅然、成信秀他们两位之外，无论是1964年前后上海知青的大规模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抑或还是如同明中启一样长期坚持扎根在茂盛农场学校的行为，也都应被看作是牺牲精神的某种体现。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牺牲精神所形成的那种巨大历史合力的存在，所以也才会有以茂盛农场为缩微景观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部艰苦卓绝拓荒和发展史的艺术呈现。

作家王安忆曾经特别强调艺术结构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当我们提到结构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充满奇思异想的现代小说，那种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隐蔽意义的显身术，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在此，结构确实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个机关，倘若打不开它，便对全篇无从了解，陷于茫然。文字是谜面，结构是破译的密码，故事是谜底。”22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阿舍的《阿娜河畔》设定了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如果说其中的一条线索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分析的拓荒和发展史，那么，另外的一条线索就是成信秀和明中启他们两代人不无曲折的情感史。具体来说，这里的所谓情感史，又可以说是两段令人刻骨铭心的“三角恋”故事。第一段“三角恋”故事，主要发生在父一代的成信秀、石永青和许寅然之间。不仅属于一女二男模式，而且带有突出的被动性色彩。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涉略，成信秀远在家乡湖南的时候，就已经和志同道合的中学同班同学石永青有婚约在先。想不到的是，一方面，或许与那个特定时代通讯不够发达有关，进入新疆之后的成信秀，虽然一直思念着石永青，渴盼能够早日和他相聚，但却阴差阳错地难以和他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不知内情的许寅然，在情感上对她所发动猛烈攻势。成信秀自然陷入到某种无所适从的两难状态之中。就在成信秀已经要认定石永青不知所踪的时候，为了从河水中救出成信秀，许寅然竟然付出了跛腿的惨重代价。就这样，在一种“知恩图报”的社会心理下，对石永青的再次出现不复抱有希望的成信秀，最终决定嫁给了对自己百般示好的许寅然。正如同成信秀自己清醒意识到的那样，有着一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使然与造化弄人性质。既然不是相关当事人等主观意志的体现，那这样一种“三角恋”就毫无疑问被笼罩上了一种莫名的被动性。

下一代也即子一代的“三角恋”情感纠葛，除了曾经一度暗恋石昭美的明千安之外，主要发生在明中启、石昭美和楼文君他们三人之间。与上一段感情纠葛相比较，这一段感情纠葛不仅属于一男两女模式，而且还有着不容忽视的主动性色彩。这里的主动，乃集中体现在明中启和石昭美他们两位身上。在上海知青进入兵团后不久，明中启就对上海姑娘楼文君产生了难以自抑的恋慕之情。或许与内心深处尤汪洋早已播下的对上海这座现代文明城市的向往有关。对于他们俩之间殊为投契的情感状态，作家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描述：“她不认识学校其他人，就找明中启了解情况，两人从学校的创建聊到具体的某位老师，从家庭的教育聊到学生的求知欲，从低年级的教学方法聊到高年级的课程安排，从自身的求学经历谈到对教育的理解和设想，以及自己爱读的文学经典……当共同说出《静静的顿河》这本书的书名时，两个人惊讶地凝视着对方，片刻，都会心地绽开笑颜。”23关键的问题是，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却无法战胜现实生活中的地域阻隔。对于这一点，楼文君有着特别真切的感受。一方面，她明确地感觉到，“他像是比谁都更能理解她，许多次她都发现了，他们是用眼神交流的，因为彼此之间可以省去很多解释和说明。”24另一方面，“但是，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之子，自然在他们身体内部，却又经常无法突破肉身。她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她和他是社会的人，是时代里的人，她心中一些另外的需要阻止了那个自然之子的脚步。”25既如此，楼文君便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很快地就和同样来自于上海滩的另一位名叫毛弋农的知青确定了恋爱关系。她的毅然决断，自然会对明中启形成巨大的情感伤害。正因为有了他们俩恋情的终结，也才有了另一位女性石昭美的介入。如果说明中启对楼文君的疯狂追求是“半路出家”，那么，石昭美对明中启发自内心的深情恋慕就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或许是因为他们俩打小就在一起长大的缘故。正因为有这种“青梅竹马”的情感垫底，所以，尽管她深知明中启曾经喜欢过楼文君，但在明中启感情受挫的情况下，石昭美却还是充满信心地和明中启走到了一起。之所以会是如此，是因为石昭美天真地相信，“即使中启哥心里装着别人，她也能用她的爱感染他和转变他，让自己成为他的唯一和全部”26。但也只有在真正地走到一起，并且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之后，由于一个偶然地翻看笔记本，石昭美方才发现，明中启在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放下过楼文君。自从石昭美意外发现明中启的情感秘密之后，他们俩围绕着楼文君，就发生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情感混战。一直到很久之后，因为有人生阅历的日渐添加和增长，另一方面也因为明中启的彻底悔悟，争斗缠打了很多年的明中启石昭美夫妇方才在情感上重归于好。但都在这个时候，由于长年累月辛苦劳作的缘故，明中启却已经变成了一位罹患恶症的羸弱病夫。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阿舍貌似浓墨重彩地铺叙描写着明中启和石昭美之间的情感战争，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讲述着明中启坚决扎根边疆地区，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始至终都不离不弃的故事。此外，明中启和他的胞弟明千安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其鲜明的对照。在经受了情感的严重挫折之后，明千安毅然选择了离家外出，并打拼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如果说明千安是流动的水，那么，决心扎根边疆的明中启就毫无疑问是一座牢靠稳固的山。身为学校教师的明中启，其实经常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他虽然从来不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留在农场包地种棉花’的话，但从心底，他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远走高飞，去更大更精彩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这多么矛盾啊！他留在农场教育孩子，却是为了让孩子们都离开农场、离开茂盛农场，一批批人来了，一批批的人又走了，难道这里不需要人留下来吗？难道这里不能成为更大更精彩的地方吗？”27尽管说离开茂盛农场远走高飞肯定有他的道理，但如果都离开了，如同茂盛农场这样的地方又该怎么办呢？作家阿舍正是在自我诘问的过程中，通过明中启这样一位不无瑕疵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阐明了只有如“磐石”一般继续扎根边疆地区，才可能给边疆地区带来蓬勃生机和活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带有突出亦兵亦农性质的组织，是新中国成立后生长绽放在西北边陲的奇异之花，自成立起就担负起了保卫边疆、促进边疆经济文化繁荣、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历史使命。七十年来，正是因为有了如同成信秀、许寅然、明中启等这样一代又一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拓荒和建设者，才有了新疆地区的繁荣昌盛。然而，曾经在新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并且仍然还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长篇小说文体领域，却鲜少有人涉足。正因如此，虽然这部作品在一些细部的艺术处理，尤其是个别人物的人性描写上存在着一定的失当之处，但能够以饱含情感的笔触令人信服地写出一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们的拓荒史和情感史，阿舍的《阿娜河畔》便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带有填补题材空白性质的优秀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项目编号：23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阿舍：《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3、11、3、26、3—4、8、8、8、19、19、19—20、21、92、92、129、129—130、130、158、236、131、143、210、211、303、465页。

22王安忆：《雅致的结构》，《雅致的结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