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妻》：回忆之城的建造与敞开
内容提要：长篇小说《未婚妻》是阿乙写作史上的一次转变。作者用共时性笔法，构建了一座回忆之城。小说中的“人马”施银是作品的现代主义标记。行文中用注释的方式大量引入经典文本，有利于将瑞昌县城呈现在敞开的世界性视野之中。结尾作者将“文学程式”和“生活程式”对举，不应导向文学与生活分离的结论，而应该始终考虑生活现实对于文学的内在规约。
关键词：阿乙 《未婚妻》 回忆 注释
阿乙是当代极具先锋精神的作者，他的写作总是伴随着显著的“如何写才能更有效”的思考。出版于2022年11月的长篇小说《未婚妻》是其最新尝试。此前以写作凋敝、残酷的“灰故事”著称的阿乙，在《未婚妻》中换上了温暖、柔和的笔调。这是阿乙写作史上较为显著的一次转变。笔者曾撰文《文本的崎岖与心灵的褶皱》1梳理《未婚妻》的实验性在小说史上的源流，以及在阿乙个人写作史中的位置，此处不再赘述。本文尝试对这部小说呈现的新质和激发的话题做进一步分析。
回忆之城
《未婚妻》是一部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感召之下成就的作品。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说，回忆使人变成“沉浸于时间中的巨人”，《未婚妻》展示的正是回忆的能力和魅力。回忆的动作贯穿小说始终。作者在小说中不时进行吴亮所谓的“返身叙述”，将作者写作、编织故事的过程也纳入表现范围，又常常展露“我”站在今日俯瞰过去的角度，将过去当做一个秘密来侦破和赏玩。小说不仅有回忆的内容，而且回忆这个动作本身也被审视、被描述、被分析。如果说莫言的叙述人称“我爷爷”“我奶奶”强化了讲故事的语调，那么，这部小说则是通过不断在行文中添加“我记得”“我回想”“现在想”“很多年来”“今天我如何如何”等表示回溯的短语，来强化回忆的动作。小说还常常以注解的形式补充“近日、今日”的想法。这些不断将时间拉回到现在、当下的表述，使小说具备一种不同于历时性的共时性结构，使作家的工作像在建造一座城池，故事不是在时间中延长，而是在一个被圈起来的地方不断变得丰富、立体。作家俯瞰这座城池，耐心地把它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这部字数为25万字的小说仅由两章构成，像鲸鱼露出海面的脊背，暗示了其后续写作的巨大体量。
回忆之城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县城青年的恋爱，由对一个女子的一见钟情而引发做媒、相亲的故事。小说写的是一个人激情状态的萌生、高涨，以及这激情又是如何慢慢消退。小说不是以情节见长，只是集中于几个点进行铺陈，如相遇、拜请媒人、相亲、家庭会议、岳母的思想斗争等。围绕这些点，用绘画中的“皴法”，反复渲染、描摹，呈现情绪、心理、状态、感受的微妙和丰富。小说有足够多的累加感，常常旁枝逸出，不断添加、补充、更正信息，仿若不断为城池添砖加瓦。
这部作品不是青春的、向外扩张的作品，而显示了生命向内收缩的信号，可以说诞生于一种中年心态。小说中“我”的自述或许透露了相关信息：“在步入中年后，当新的机遇来到面前，我却表现得忐忑不安。我看到的不再是新生活对我的回报，而是它的难以驾驭。”2一个人进入中年，现实生活可能变得很有规律，也很稳定，不敢冒险，有点乏味；但与此同时，他却拥有另一片越来越广大的国土，即记忆和内心的领地。他会不停地在内心重建一个世界，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填充以前没有察觉的内容。还有一个外部背景或许也值得一提。这部作品的写作恰好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同步。疫情期间的限制出行、社交闭锁状况，可能也加重了“中年心态”的形成。这些都促使作者把自己埋入记忆和往事之中，努力提炼出记忆中的蜜糖或醇酒来饲养今日的自己。
阿乙以前的小说，往往写得冷酷，多写暴力、死亡，是早期余华式的“零度写作”，展示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这部作品里，作者摩挲记忆的动作显出温情与柔和。小说里人们的婚姻像一桩买卖，是典型的县城里追求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人年轻气盛时可能会将之一概贬为庸俗、市侩，会忽视甚至讨厌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而本书则展示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对俗世中人有了许多理解和同情。
读《未婚妻》很容易使人想起里尔克诗歌《回忆》：“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这些石头的觉醒。/从深渊向着你迫近。”3（节选，陈敬容译）写作《未婚妻》意味着阿乙迎来了回忆这“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往事纷纷觉醒，变石成人。
作为灯塔的“人马”
小说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施银，作者把他写成了一匹马。这是小说最为奇崛之处。可以在阿乙的随笔集《通宵俱乐部》里找到这一形象的源头。《通宵俱乐部》记载了一个过去的梦，梦见一个上半身过长的朋友，“终于在某天俯身变为人面马身的爬行者。衣服在它背上绽裂，手掌与脚掌变为蹄子，因为长年卧伏，阴部潮湿、红润、黏附着灰尘和碎发，全身散发出牲畜才有的膻臊”4。这个梦在《未婚妻》里生长成一个奇特的以马的形式存在的权势人物施银（为叙述的方便，后文将称其为“人马”）。
施银出现于小说第一章第四节，他敲“我”家的门，从一开始的气味描写就让人觉得奇怪，“还没把门推开，就闻见一股刺鼻的味道”。后来的外貌描写更是让人觉得诧异：“一张脸像一盏路灯一样地擎起来”“眼睛有我们这些人九个大”“从鸡子大的鼻孔里伸出像皮鞋刷子那么硬的鼻毛”“大长嘴呈U字形，向斜后方延伸”。动作描写则一步步将读者引向最终的结论：“他向前一扑，让前肢着地，往上爬行”，“用两只蹄子夹住香烟”。读者慢慢意识到施银是一匹马，但他像人一样思考、行动和发表长篇大论。他是县城里机关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角色，适于从事人际关系的中介工作，也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我”和“欧阳春”的媒人。
作者对人马施银的描写，尽得卡夫卡之妙，即将梦幻与现实无缝连结在一起。卡夫卡可以很自然地处理从现实到非现实的跨越，《变形记》里人变成了甲虫，并不令他自己吃惊。《乡村医生》里，想要一匹马就出来一匹马。卡夫卡小说中甲虫、马等荒诞情节的呈现，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大框架上的荒诞和细节上的精确、逼真。阿乙对于人马的描写，亦如是。作者始终拒绝解释何以这样的人类世界里，却有一匹马存在，而且县城人众对于此人马习以为常，这是大框架上的荒诞；而作者精心描写人马的外貌、言谈、行为举止，如上下楼的艰难、迸溅的口水、特定的食物（蜂蜜拌芹菜）等，都使人真切感到这匹马的生动。一匹马如何被圆熟地嵌入到一个现实的故事中，这中间无疑有高超的技巧。小说里写人马猛然一下撩开自己的下衣，作者的语言让读者以为会看见很恐怖很吓人的东西，结果发现里面还穿着一条篮球裤。这样的描写非常幽默、有趣，是对读者的逗弄。
人马是作者在小说中安装的徽记，标明自己的写作路数是现代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这是作者带给县城生活的一种照耀，使县城变得梦幻和离奇，由此把县城标示为一座心灵的城市，也给了意识的流动和拼贴以充足的合法性。人马显示出作者观察所占据的位置之高，穿透力之强，似乎说明，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看透了生活，像X光透视一样看到了一个人体内的一匹马。这个人具有马的品性，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匹马：像马一样负重、忠良，也像马一样使人不适。作者用变形的方法抓住了内在的真实，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惯用伎俩。
注 释
在小说中加入大量注释，无疑是《未婚妻》进行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实验。它使人想起本雅明的一种雄心：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构成的书；也使人想起周作人后期散文中的“文抄公体”，即散文的主体部分由引文构成；还使人想起阿乙的江西老乡——擅长点铁成金的黄庭坚。
注释中有一部分是解释方言，这是其他小说中也会出现的正常意义上的注释。其余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对情节进行延展或补充说明；（二）引用经典文本来形容或佐证类似的情形。前文已经谈到，第一种类型的注释，加强了小说的建造感、累加感，使小说呈现为一种共时性的构造。此处集中谈谈第二种类型的注释：引用经典式注释。
小说正文一开头即引用《旧约·创世记》里的句子“神看着是好的”，作为正文中如下句子的注解：“我想在决定的那一刻，他心底会自然而然地升起一股上帝般安排了某件事的愉悦感。”句中的“他”指“我”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在感受的同一性方面，作家把“他”和神相提并论。后文中引用的经典，涉及多种文学、人文经典，《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部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如第108页写“欧阳春”的衣着储备，“同时符合‘与天气冷热相适应’和‘合乎礼仪特征’这两点要求的，偏又没有一件”。此处注解引用《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第195页的原文，描写一位太太的装束，“不是与天气冷热相适应，而是为了合乎礼仪特征”。这一引用表明，“欧阳春”在穿着上面临的窘境和《追忆似水年华》中19世纪的法国女子是一样的。
沿用或改造经典中已有的表述代替自己的表述这种做法在阿乙几年前的写作中已初露端倪。出版于2018年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5中至少沿用了三处经典作品：（一）结尾处的对答“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象的恐怖！”等三句，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朱生豪译）；（二）第321页黎军的话：“甭说打德安县的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改造自老舍《茶馆》；（三）第321页宏彬的心理活动“侮辱我，并亲自动手，抢走我的荣誉礼物”，出自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中阿基琉斯委屈的倾诉。
出版于2021年的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中有一个短篇《愤怒》，作者声称：“这是对伟大的《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改写，人物和场景发生了变化，但是精神、行为和对白却接近一致。改写后，仍保留不少原著的段落和词句。”6《愤怒》是一篇妙趣横生的作品，它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小县城，希腊英雄被替换为县城地痞，但小说的构架、情绪、语调、文气却和《伊利亚特》第一章神似。“愤怒”贯穿小说始终，在“愤怒”这一点上，县城青年“蔡晓玉”和阿基琉斯并无不同。
早先这两次零星的与经典对话的实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未婚妻》一书中对经典的大规模挪用。经典的引用将县城生活场景带入到更为遥远和广阔的时空中，扩充了小说的联想域。在情绪、感受、感觉、意志、心理等层面，一个县城的小人物跟神话、史诗、巨著中的人物是相通的。超越具体的生活情境，人类统一在共同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之下。瑞昌因之成为一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县城。阿乙是从很深的层面写人，这使他穿越了表层的中国生活，而可以抵达人类共通的暗河。这一特点或许可以回答批评家潘凯雄在2023年8月31日举行的阿乙作品研讨会上提出的疑问：为什么阿乙小说在西方成为较受欢迎的翻译引进对象？
阿乙此前写作呈现出的是一个无望的县城，像贾樟柯电影中的县城，商贩、骗子、小偷、凶手、妓女出没其中。这个县城是令人窒息的，其中篇小说《模范青年》里的“周琪源”即死于此。与之相对的，《未婚妻》创造出一个明亮的县城，这种明亮感固然和它的恋爱故事有关，也由于作者引用的世界名著的照耀，好像引入了欧洲的光线、贵族的雍容，精神的细腻度、精细度，使县城生活散发出精神生活的光泽。小说中的人物纷纷成为沉思的人、向往的人、欣喜的人、犹豫的人、倾诉的人，他们和神话史诗中的人物一样高贵，一样超凡脱俗，闪闪发光，富于神性。县城由此敞开，没有边界，成为一座再造的心灵的城市。
批评家李敬泽曾在《未婚妻》的一次发布活动上评价这本书是“一个已经离开家乡、现在要回乡的奥德修斯，去书写和想象没有离开家乡的奥德修斯”。如果说阿乙在这部小说中写瑞昌类似于返乡的奥德修斯，那么，他带回家乡的是什么？是他在外多年修习到的人类精神史上那些闪闪发光的描述、表达、文字的珍珠，他把这些珍物洒落在故乡灰暗的街道上，使瑞昌成为一座没有边界的世界性大都市。他出门历险炼就的是将瑞昌小城纳入人类精神性视野进行照耀的能力。
“文学与生活”辨析
《未婚妻》结尾大篇幅引用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著作《培养想象》。这一引用被作者讲述为一次偶然事件。但非常巧的是，弗莱的出现，对于整部小说的构造，是一个几乎带有必然性的符号。
弗莱是盛行于20世纪的“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原型批评将文学看做一个不断重复又更新的系统，一些历史悠久的像积木块一样的原型构件会以新颖的方式出现在不同作者的笔下，使文学成为一个既变化又延续的整体。弗莱说：“关于文学，我首先注意的东西之一是其结构单位的稳定性。比如说在喜剧中，某些主题、情景和人物类型从阿里斯托芬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保持下来。我曾用‘原型’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些结构单位。”7阿乙对待过往经典的态度，他在写作中对经典的引用，让瑞昌人物和名著人物的跨时空对接，跟“原型批评”的主张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发明。《未婚妻》中的人物，不仅是此时此地的人物，也是整个文学画廊中的人物，是原型意义上的人物。
阿乙引用了弗莱关于“文学程式—生活程式”对立的论述，并宣称自己会坚定地站在“文学程式”一边。当他认同并使用弗莱“文学程式”的概念时，意味着他将自己纳入到文学的整体中进行观察。古往今来的文学构成了一座大花园，每一代作家总是在这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并通过自己的劳作，扩充花园的疆界，改变土地上诸作家之间的关系。
和文学程式对立的“生活程式”意味着一种对生活的平视，是重复、无聊、乏味的表面生活。将这样的生活视为文学的敌人，是成立的。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文学理论范畴，生活是一个含混而庞大的词语。生活也在类似于这样的句子中被使用：生活是海洋，生活是复杂的，生活蕴含着各种可能性，有各种类型的生活，生活有深层的看不见的秘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不能脱离生活，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等等。“生活”这个词，和“现实、真实、存在”等文学理论中被频繁使用的词，有些语义是重叠的。当人们突出“生活”一词与“存在”“现实”“真实”这些词词义相关的部分时，文学就很难与生活平行，而是深深地与之纠缠在一起。当我们说“生活本身充满了乏味和无奈”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一种表层生活；但文学努力揭示的是一种深层生活，或者说，是生活的诸种秘密和可能性。文学与生活不一定是对立或平行关系，文学被生活影响，也可能作用于生活，进而改造生活。文学所反对的，应该是表面化、程式化、千篇一律的生活，但对深层次的生活真相，文学却始终抱持着好奇。
弗莱在谈论“文学程式”和“生活程式”的同一章，还谈到需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即认为文学就是脱离生活。他说：“想想诸如威廉·福克纳或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这样的作家，他们具有伟大的道德高贵性，研究身边生活时极度用心且带着同情。”后文又说：“在文学之中，我们似乎总是在向上看或者向下看。重要的是垂直的视角，而不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水平视角。”8弗莱也意识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复杂性，他觉得需要摈弃的是“看待生活的水平视角”，而好的作品看待生活是一种“垂直视角”。在这一意义上，“生活”并不和作家构成对立或脱离的关系，而始终是作家的创造力、想象力围绕旋转的轴心，是裁判取舍是否得当的标准。
简言之，在我们谈论文学相对于生活的独立性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问题的另一面，即生活现实所具有的对文学的规约性。作家的想象力、文学的虚构是有边界和限度的，并不仅仅是作家在写作，现实内在的限制也在摆布作家的妙笔，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会伏案痛哭，说自己把安娜写死了。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这说明小说的想象有不被作者随意更动的逻辑。作家可以想象、虚构，但想象力的风筝却始终牵在“真实感”的手中，即，作品总是在非常深的层次上对应于现实。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历史，正因为它是一个围绕某种稳定核心旋转的事物。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广泛地存在着两种失败：一种失败在于过于重视生活的表象，如在小说中大规模引入时尚符号、流行话语、新闻轶事，追新逐异，以为那样就是好文学；一种失败在于想象力过于自由驰骋，师心自用，将人物、情节变为作者的牵线木偶，不尊重现实的深层逻辑。好的小说总是在艰难地走钢丝，一边是自由的创造，一边是“真实感”要求的拖拽。
在这两者中间取得平衡，应该也是阿乙一直的关切。如何更好地趋近于真实，本身就是《未婚妻》的立意所在。在小说前的引言中，作者阐述了自己从简洁变为繁复的理由，是“为了得到真相”，也即是为了更符合现实的状况。整个《未婚妻》便是一次用特异的方式抵达真实的尝试。它和生活的关系不是简单叛离的关系，而是以个人创造性抵达生活深处，抵达可能性领域。这种努力也未尝不可能激活我们对于现实中县城生活的规划与建设。如此，文学与生活的有机联系将再一次被激活。
注释：
1 胡少卿：《文本的崎岖与心灵的褶皱：阿乙新作读札》，《上海文化》2023年5月号。
2 阿乙：《未婚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9页。
3 [奥地利]里尔克：《里尔克诗选》，臧棣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4 阿乙：《通宵俱乐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5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6 阿乙：《骗子来到南方》，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页。
7 引自叶舒宪选编 《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8 [加拿大]弗莱：《培养想象》（第4章），李雪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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