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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走过的道路》体现了茅盾晚年在文学思想上的新发展。茅盾早年以五四新文学发展为中心，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学的积弊，晚年则转向辩证审视，更倾向于认同优秀的传统文学；茅盾曾积极倡导文学大众化，立足点是服务现实的“实用”理念，晚年则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蕴含着茅盾对文学精英品质的坚持；茅盾对中西文学融合一直持开放态度，只是早年葆有“世界文学”的理想，晚年则更强调文学的民族主体性，主张以本土现实为根基，辩证吸收西方文学精髓，强调在全球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茅盾晚年文学思想既与其之前思想有密切关联，又包含着深刻的反思和深入，折射出漫长文学生涯和复杂政治时代的深刻影响。茅盾晚年的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晚年茅盾 文学大众化 中西文学 《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是一位几乎横跨20世纪的杰出文学家。他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对文学有深刻的思考。这一点也体现在茅盾的晚年。经历过漫长而艰难的政治岁月后，“文革”后的茅盾已年届八旬。从1976年开始酝酿，到1978年正式落笔，茅盾撰写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下简称《道路》）。正如茅盾自述：“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1茅盾非常重视这部回忆录。在作品中，茅盾既检视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历程，也表达出对一些文学问题的最新思考。

与传统文学关系、文学大众化和中西文学融合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茅盾对它们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道路》的文学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透过《道路》对这三个问题的阐释，可以折射出晚年茅盾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

一、传统文学：回归中的“选择”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反传统”为重要标志，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参与者，茅盾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思想。如他所言：“当时我们正要攻击传统思想，要求思想解放。”2在五四期间，包括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传统文学的否定和批判是茅盾的基本立场。他的思想前提非常明确，就是坚持新文学的革新和发展，认为传统文学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而“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3，“惟有积极的提倡为人生的文学”4。

茅盾对传统文学的立场也充分建构于其是否有益新文学发展的价值基础上。在五四运动之初，他曾提出：“我们对于新旧文学并不歧视；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5，态度有几分犹疑。但他逐渐明确了对传统文学总体上的否定态度，认为传统文学积弊深重，只有“百分之一”是有参考性的6，并特别批判传统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念7、“消遣的文学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忠实的描写手法”，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不能发展的原因”8。而且，他还从新文学的创新要求出发，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和观念上具有严重的“古人崇拜主义”，导致传统文学存在大量因袭和模仿，所以“中国的传统文艺批评对于文艺作品虽然也说要‘创’，却始终不曾‘创’些什么”9。文学遗产中充斥着“文字游戏”，而“文学”不但存在数量少，其艺术手法也只是“手工业式的”10，无法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借鉴需求。

茅盾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与他对新文学建设要求的急切有直接关系。比如，他认为传统文学需要经过整理和“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11后才可供学习，而西方文学是现成的、相对成熟的学习资源，因此主张优先向西方学习；此外，他还侧重从读者接受方面来进行考虑。新文学发展之初，迫切需要得到社会读者的认可，而现实情况却是言情、武侠等通俗文学占据了绝大部分读者市场，新文学的社会影响力相当有限。对此，茅盾认为必须强硬抵制旧文学中的文言文和拟古倾向，直言：“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12特别对那些最受市民欢迎的通俗文学进行激烈批判，指责其内容腐朽，具有极大的毒害和迷惑性：“无非是封建思想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指出要发展新文学“非先铲除这股黑暗势力不可”13。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对传统文学的认识有所变化。茅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表的文论中评点了许多传统作品，如《“艺术技巧”笔记一束》（1956）、《笔记一则》（1956）、《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1959）、《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1962）等；而且，茅盾还肯定性地谈及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传统文学阅读经历，鼓励青少年和创作者学习传统文学。比如在1955年发表的《关于文艺创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一文中，茅盾坦言自己十三四岁时对旧小说的迷恋，强调传统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并且表达了他对这些作品艺术魅力的由衷欣赏：“我只觉得有些作品最容易使我记忆的，这些作品的人物使我难忘的，那么这些作品就是写出来了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14在此基础上，茅盾提出要辩证吸收传统文学的价值：“我们的兴趣应该是宽广的，有些古代作品没有什么积极因素，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只要我们不是盲目崇拜，而是批判吸收，即使一点点养料，也是可以吸取的。”15包括对传统文学形式，茅盾也不再一味否定，而是肯定其“古为今用”的价值，认为传统文学在“艺术地表现生活真实”方面已取得较高成就，并形成了可借鉴的艺术原则，“研究这些原则，并进而掌握这些原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6。即使是早先被贬斥为“文字游戏”的赋、六朝声律等，在技巧上也为后人提供了可借鉴的养料。17并且批评那些轻视传统文学的现象：“中国青年有些人不喜学习古典作品，谓古典作品中并无可资学习的模范，这当然是把学习庸俗化了的看法。”18

茅盾晚年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50年代和1960年代传统文学思想的回归，但更为清晰和明确。首先是表现出对传统文学非常浓郁的感情色彩。《道路》对茅盾早期求学道路有很详细的记叙，包括其童年时期和北大预科期间对传统文学的学习，叙述详尽而清晰，笔触充满温情19，可见茅盾对当时的学习不仅没有抵触，反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在回忆商务印书馆工作时，《道路》叙述了一次与同事的交流，当被同事问到阅读情况时，茅盾的回答是：“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20又一次，同事与茅盾讨论编撰一本中国寓言：“此事须要对古书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对此，茅盾“欣然同意”，并解释道：“因为借此，我可以系统地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指四库全书分类）之书。”21可见晚年茅盾对传统文学的认可，以及对自己扎实传统文学功底的自豪感。此外，《道路》中还详细记录了茅盾当年编辑古文作品的工作。1925年《学生国学丛书》计划出版，其中《淮南子》《庄子》和《楚辞》的编注交由茅盾负责。茅盾在《道路》中详细抄录了这套丛书的编例，其中写道：“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22茅盾以肯定态度进行记叙，表明他是基本认可传统文学在青少年教育中的价值的。与之相应，《道路》还用大量篇幅详细叙述了茅盾当年编选、注释工作的经过，津津乐道溢于纸面。23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晚年茅盾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更趋向平和与客观。比如，茅盾早年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批判传统文学的文章，但在《道路》中，他仅仅提及有限的6篇。而且，晚年茅盾还反思自己，认为早年所写的许多文章都是为了“赶任务”。在谈及自己早期否定传统文学观点时，更指其为“在跨上文学道路之后最早形成的文学艺术观”，认为“这些观点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24。下面的这段文字中，也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对当年文章的批判性反思：“现在想起来，自己也常常惊讶那时候自己的大胆：对于本国的古典文学缺少系统研究，对于欧洲文学所知有限，而政治思想水平也很低的那时的我，却居然敢放言高论，岂非大胆？”25尽管由于身体原因，《道路》的写作未能终篇，记录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中止，因此，在《道路》中我们无法看到晚年茅盾对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思想的省思，但从陪伴在晚年茅盾身边的韦韬与陈小曼的回忆中可以窥见一二。他们提到，晚年茅盾在谈及文学遗产问题时，常常吟诵清代诗人赵翼的《论诗五首·其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茅盾在认可这首诗所表达的“发展的观点”的同时，也批评赵翼“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未能看到前朝诗歌反映当时时代面貌的先进性。茅盾引用列宁的话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评价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原则，离开了它就会滑到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去。”26从中可以看出茅盾晚年对待传统文学更为宽和、从容的心态。

综合来看，晚年茅盾的传统文学思想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一脉相承之处，只是比较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很多表达的欲言又止、含义模糊，《道路》的态度要明确许多。如果我们考虑到茅盾晚年的文学创作，在1940年代后的创作成熟期，他倾力创作具有强烈传统文学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最后几十年遭遇到职业与创作的尖锐冲突，依然为之倾注全部的创作心力，就可以深切认识到：《道路》对传统文学饱含深情的叙述和基本肯定的立场，虽然与老年人回忆往事时常有的情感色彩有一定关联，但更是晚年茅盾深层文学思想的真实体现。甚至准确说，是茅盾在晚年相对宽松环境和外在制约背景下，深层自我心灵的一次回归。

二、文学大众化：权宜中的实质

茅盾在《道路》中，回顾自己参与文学大众化的起点是1938年《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文章的发表：“我首次触及了抗战中文艺的深入民间和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27但其实，茅盾最早对“文学大众化”发表意见并产生较大影响是在1930年代初的“大众化”讨论中。在这场对五四新文学与大众关系的检讨中，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新文学疏离大众现象的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发出“文学大众化”的强烈呼吁。茅盾也受邀参与讨论，发表了题为《问题中的大众文艺》的讨论文章。

文章中，茅盾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自己对文学大众化的看法。与瞿秋白等人对五四新文学的完全否定不同，茅盾虽然也检讨了新文学在与大众关联上的不足，认为“从前几年的空空洞洞高喊到现今的切切实实提出具体问题，已经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进步”28，但他更侧重于讨论如何做到文学大众化。他深入分析大众的文艺接受心理，指出要改良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语言，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并且被感动，如“他们不耐烦抽象的叙谈和描写，他们要求明快的动作”“大众又是现实感最强烈的”29。也就是说，茅盾的观点与瞿秋白等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瞿秋白等人所希望的是完全倾向大众，因此实质上是对五四文学总体性的否定，而茅盾的核心观点是“实用”——为了现实中启蒙的需要，文学需要想方设法让大众读懂，但本质上不是放弃自己，而是要有自己的坚持。30

正如此，茅盾在强调文学要努力让大众读懂的同时，也认为读者应当提高认识水平，以配合新文学的普及：“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31并在1934年的大众语问题讨论时指出：“它不能一味迁就大众的低级的文化水准，它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32

这种观点在后续有进一步的明确。如在1936年到1937年，茅盾意识到民间元素对文学大众化的价值，认为新文学应该吸收民间土语的因素：“不但马上可行，而且实际对于大众化有益。”33而且，茅盾还深入到作者主体层面，要求作家“要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时时刻刻抱着一种服务的精神”34。特别是在1940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茅盾的相关思想有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对此问题，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之多，我们的观点与之基本相近，就不再一一详述。如早在1980年代，杨中《谈谈茅盾对民间形式看法的矛盾》就详细讨论了茅盾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某些观点的自相冲突，并指出“权宜利用”是茅盾这个时期观点很核心的特点，而“推陈出新”则可作为茅盾更核心的思想。35简单说，从五四开始的整个现代文学时期，茅盾的大众化思想都是以“实用”和“权宜”为思想出发点。现实要求是茅盾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

《道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一方面，现实与实践的逻辑是晚年茅盾没有移易的基本出发点。《道路》中，茅盾在谈到1938年大众化问题时，特别强调其与抗战背景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抗战需要动员民众的紧迫现实需求是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为了使文化落后的民众（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更多地接受抗战教育，文艺大众化问题自然而然就提到了重要的位置。”36与之相关联，茅盾还认为文学大众化“不能只是‘咬着题目发议论’，更重要的是实践”37。而且，在《道路》中，茅盾还再次强调，大众语的根源在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其革新也应从实际语用情况着手38,“现实”既是问题的暴露，也是问题的解决。他指出：“大众语问题的根是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要求发出来的。”39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求解决，而实践的步骤也不能离开实际情形太远”40，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过于理想化。

另一方面，晚年茅盾更体现历史性视野，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复杂性表达了更清醒和理性的认识。最突出的是茅盾对自己往昔“实用”大众化思想的反思性检讨。在回顾当年文学大众化的各种举措时，《道路》有这样的反思：“现在看来，当时我们都有点急躁，把废除汉字看得太简单了。而且有的观点也太偏激。事情只有经过实践，然后能认识得更清楚。”41在谈及“深入民间”方法时，茅盾也有深刻的思考：“真正‘深入民间’，就必须触及民众日常生活里所碰到的问题，如生活的痛苦，贪污土劣的罪恶等，联系到抗战建国，给以解释和答覆。显然，我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政治未作彻底革新前，只能是句空话。”42在此基础上，茅盾还表达了对“民间形式”的保留态度。在《道路》中，茅盾虽然还认为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发展应借鉴民间形式，以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情感，对当年发表的《关于大众文艺》的观点也再次表示认可：“民间文艺的最大妙处就在能于人物对话中把故事展开并且加浓了抒情成分。”43如词、楚剧、说书等形式具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44。但他同时明确表示不应将民间形式视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再次重申自己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的立场——尽管民间形式蕴含民众智慧，但其局限性源于封建社会的底层，整体形式显得落后：“除非我们不要中国进步而自愿永保其封建性，否则，这种民间形式一定要随社会之进步而淘汰。”45并强调，新文学既需要吸取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还需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和新现实主义，深入当代民族现实，以提炼出新鲜活泼的艺术质素。

此外，在《道路》中，晚年茅盾还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文学性和精英意识的坚持态度。比如，晚年茅盾对文学大众化关联的一个重要问题——通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发表了很多意见。他最基本的观点是：在特殊环境下，文学需要通俗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艺术质量，而是要努力实现通俗与高雅、利用与提高的统一，以加强文学的艺术表现力，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例如，在回顾《质的提高与通俗》一文时，他明确阐述了通俗与艺术质量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在通俗化过程中，艺术作品的质量并不因此下降，反而可以通过对内容和形式的精雕细琢，实现更高的艺术境界。46当然，在当时背景下，茅盾的希望也许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两难困境，所以，晚年茅盾也认为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并表示遗憾。如在回顾当年与鲁艺平剧团的交流时，茅盾认可其“改革不能盲目胡来，必须依照它的规律”的观点，同时也感慨大众化与艺术品质并存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47

事实上，从《道路》对文学大众化相关讨论的记叙中也可以感受到晚年茅盾态度的矛盾和复杂。尽管《道路》对抗战时期文学的记述很详细，但关于文学大众化讨论的内容却很少，仅仅从个人角度对其进行简单记录：“我只是就我所接触到的那些断片，作一些远不精确的回忆，以便还我自己一个本来的面貌。”48并且，《道路》也未对这一问题的后续发展进行讨论，只提到“这个问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曾反复被提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49。总体上看，晚年茅盾是以一种较为疏离的视角和态度来叙述大众化相关讨论。对于大众化运动中的自己，茅盾也只是将其与“热情”做简单联系：“回顾三十年代我们这些进步文化人的热心肠，的确是令人感动的”50，暗示他对文学大众化运动的支持是出于时代的迫切需求，而非内心的真实自我的追求。这种隐晦的自我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晚年对文学工作中事务性因素的微妙抵触，以及对文学本质的独立思考。

三、中西文学融合：更坚定的民族自信

与对传统文学和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态度相对含混甚至略有矛盾相比，茅盾对中西文学融合一直持很明确的认同立场，并贯穿于其各个阶段。晚年茅盾依然坚持类似的观点，只是中心略有偏移。

茅盾对西方文学的重视与他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有关。他自小学起便开始学习英语。51在北大预科时期，就在外籍教师指导下学习了《艾凡赫》《鲁宾逊漂流记》和莎士比亚戏剧等世界名著，并写作英文论文，同时选修法语，茅盾十分热爱当时的外文课。52成年后，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编译所工作多年，更是与西方文学结下了深厚缘分。

正如此，自投入到新文学运动伊始，茅盾就表现出鲜明的学习西方文学倾向和开放态度，主张融合中西文学的特质以创造新文学53。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指出：“一半固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54茅盾学习西方文学的目的在于促进新文学发展，所以在引入西方文学时，茅盾非常注重实际效用，既考虑作品内容的文学价值，也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选择适宜的内容，为国人带来思想情感上的引导与慰藉。他主张广泛而慎重地介绍、选择欧洲各派文艺思潮以为借鉴55。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自然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取舍。前期，茅盾认为中国文学应从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入手，因此做了大量引介写实主义的工作。56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深入接触，茅盾逐渐将无产阶级艺术理论作为其文学指导思想。1924年“革命文学”口号提出后，他撰写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以苏联文学为借鉴，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原理，尽管当时中国尚未形成无产阶级艺术，茅盾也已意识到这一理论“将会指引中国的文艺创作走上崭新的道路”57。由此茅盾更加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重新思考文学的使命，力图通过无产阶级艺术理论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此外，他还积极引介与当时国情相似的“弱小民族的”文学58，旨为国内带来认识上的启迪与情感上的共鸣。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抗战背景下，茅盾借“发展民族形式”之机，对中西文学融合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茅盾提倡“眼光朝外看”，重视世界古典名著的引入。在《“文学遗产”与“洋八股”》《晚明文学》等文章中，他反复强调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学习，并以文化繁荣的唐朝为例，证明“中国化”和“民族形式”并不意味着对外来形式的无条件排斥：“它的血液中混有各异族文化的成分，所以它的眼光是开展的，精神是前进的；这一点，岂不是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么？”59此外，茅盾认为1943至1944年间翻译外国古典名著之风的兴起意义是重大的。在他看来，翻译工作并非是与抗战无关或逃避现实，而正是文学工作者面对严峻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茅盾指出：“经过论战以后，对于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有新的认识，因而介绍世界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60，不仅是对文学的热爱，更是对民族文化认同与自我救赎的追求，反映出文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

在《道路》中，茅盾依然明确秉持对西方文学的开放性态度。一方面，他高度肯定译介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要性，视其为自己文学事业中极具意义的部分，并为此感到自豪。在《道路》中，他详细列举了自己各个阶段的翻译成果。例如，他提到五四初期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家里》，这是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随后又翻译了多篇契诃夫的作品，并撰写了关于托尔斯泰和萧伯纳的介绍文章。61茅盾还回忆了1935年为《中学生》杂志撰写外国文学名著介绍的经历，受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启发，他尝试用讲故事一般通俗的笔法描绘出“一幅西洋文学发展的简图”，最终形成了《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一书。62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郑振铎编写《世界文库》的计划，该计划一半篇幅选载中国古典文学精品，另一半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尽管因多种原因中断，茅盾仍在《道路》中不惜篇幅地抄录《发刊缘起》的内容，“为的是使现在的青年人知道：早在五十年前就有振铎这样的先行者，为整理和介绍世界文学名著而含辛茹苦，提出了如此宏伟的计划”63。可见茅盾对此举意义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茅盾强调以“穷本溯源，取宏用精”的方法学习西方文学。在五四初期学习西方的热潮中，茅盾就冷静地指出要“辟邪去伪”64，继而提出“穷本溯源，取宏用精”65，这一方法源于他早期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是其一代学者普遍的习惯。“穷本溯源”注重对借鉴内容透彻、全面、系统的理解，追求学习的深度，“如此才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66。在对西方作家的评论中，茅盾很好地示范了这一原则。例如，他在分析萧伯纳67和陀思妥耶夫斯基68时，不仅探讨了他们的创作特色，还深入分析了其经济、政治、伦理思想及人生观对创作的影响。与《道路》的观点构成密切呼应关系，同时期的茅盾还撰写有《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一文，茅盾在文章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就比五十年前的青年，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向西方文学学习时，“借鉴的范围必须扩大”，同时“必须对于阅读的名著有真正透彻的理解”，以达到“取宏用精”的目的，扩大眼界，解放思想，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与激发创造活力69。此外，茅盾在《学习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等多篇文论中继续强调“拿来主义”70，倡导文学创作者广泛而深入地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以此为己所用，可见他对文学交流的坚定信念和对文学创新的执着追求。

茅盾的中西文学交融思想具有持续一贯性，但细致考察，晚年茅盾的思想还是有其深入的变化和发展。最根本的就是中西文学融合的终极目的：如果说他之前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世界文学的繁荣，那么，晚年茅盾则更多立足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最典型的表现，早年茅盾主张“文学无国界”，认为“国”的概念是人造的，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71因此，他多次强调“世界文学”的概念，认为世界文学是“以不同的社会现实为内容的各民族形式的文艺各自高度发展之后，互相影响溶化而得的结果”72，发扬本国文学民族性的最终目的和文学家的最终使命正是“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73，并且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74。但是，在《道路》中，晚年茅盾未再提及早年反复表达的“文学无国界”立场和发展世界文学的主张，而将重心放至对民族文学茁壮发展的讨论和探索中，显示出其文学思想的聚焦点向内的回归。当然，晚年茅盾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兀然，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茅盾就已经表露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在《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一文中，茅盾将屈原与世界文化巨人哥白尼、拉伯雷和马蒂等并举75；并且，在总结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时重点突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态度，强调“中国人民尊重并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尊重并热爱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文化”76。

与之内在关联，晚年茅盾也对中西文学融合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辩证取舍与再审视。比如，茅盾曾反思自己对“新写实主义”的态度。在早年撰写的《俄国的新写实主义》中，茅盾提出“新写实主义”是社会政治内乱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练、紧凑的文体，非常适应紧张的社会氛围，因此，他曾试图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的新文学创作。77在《道路》中，茅盾对此进行反思：“当时我还不懂这个名词的含义。”并意识到：“无条件地采用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当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显然也是成问题的。”78此外，在1979年为新创刊的《苏联文学》撰写的《西江月》中，茅盾如此写道：“形象思维谁好，典型塑造孰优？黄钟瓦釜待搜求，不宜强分先后。泰岱兼容抔土，海洋不择细流；而今借鉴不避修，安得画牢自囿。”79可以看出，茅盾晚年对中西文学关系的认识更为辩证，蕴含的是“以我为主”、双向互鉴的文化发展观，展现出更充分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结 语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茅盾有非常深刻的文学思想。虽然略感遗憾，由于《道路》是未竟之作，晚年茅盾的很多思考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且，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茅盾的一些思考也未能得到纵情地展示。但不管怎样，我们从晚年茅盾的思考中还是能够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就本文讨论的晚年茅盾思考的三个问题，在今天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21世纪的今天，新文学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距离茅盾《道路》的写作也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社会面貌和文学环境更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传统，面对大众，以及面对西方，依然是处在探索之中的重要问题，甚至说，这些问题始终都关联着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和未来。哲人虽逝，思想永存。正是在一代代人思想的层递和反思中，对问题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刻，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茅盾：《序》，《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2 13 19 20 21 22 23 24 51 52 55 56 57 61 65 66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86、64—95、114、116、251、276—279、136、66—67、95—96、164、135、291、132、134、134页。

3 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号。

4 茅盾：《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第1期。

5 53 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号。

6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7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8 74 茅盾：《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复周赞襄》，《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2号。

9 茅盾：《关于“创作”》，《北斗》1931年创刊号。

10 茅盾：《再谈文学遗产》，《文学》1934年第3卷第1号。

11 茅盾：《“词”的存在问题》，《文学》1933年第1卷第4号。

12 茅盾：《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1924年第122期。

14 茅盾：《关于文艺创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电影创作通讯》1955年第16期。

15 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原题为《记茅盾在我校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5日茅盾应邀与杭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见面，并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记录稿为丁茂远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16 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18日。

17 茅盾：《一九五九年文艺杂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1期。

18 茅盾：《“艺术技巧”笔记一束》（写于1956年），《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25 茅盾：《〈鼓吹集〉后记》，《鼓吹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26 79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3—264页。

27 36 37 42 43 44 45 46 47 4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32、181、92、32、34、225、65、217、34—35页。

28 29 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期。

30 李永东：《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

31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32 茅盾：《不要阉割的大众语》，《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24日。

33 茅盾：《“通俗化”及其他》，《语文》1937年第1卷第2期。

34 茅盾：《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文学》1935年第4卷第4号。

35 杨中：《谈谈茅盾对民间形式看法的矛盾》，《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

38 39 40 41 48 50 58 62 63 78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163、158、164、166、165、267、267—268、277、25页。

54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号。

59 茅盾：《晚明文学》，《立报副刊·言林》1936年1月25日。

60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1945年第1卷第1期。

64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号。

67 茅盾：《萧伯纳》，《学生杂志》1919年第6卷第2、3号。

68 茅盾：《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号。

69 茅盾：《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外国文学评论》1979年9月第1辑。

70 茅盾：《学习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世界文学》1977年10月第1期。

71 茅盾：《看了〈真美善〉创刊号以后》，《文学周报》1927年第5卷第14期。

72 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1期。

73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号。

75 茅盾：《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53年9月28日。

76 茅盾：《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外国文学》1957年19月“中国文学专号”。

77 茅盾：《海外文坛消息·俄国的新写实主义及其他》，《小说月报》1924年第15期第4号。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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