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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行记续篇》将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作为结构文本的主轴，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架构中书写了推行国家中心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西南边疆。小说文本既展现了整体性话语对地方性革命历史和情感生活的影响，也彰显了地方性历史记忆和情感传统的相对独立性。艾芜选择以地方性和整体性的辩证来结构文本既有时代话语的影响，也源于他“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对观念性“生活”与经验性生活两种创作资源的调和。《南行记续篇》以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为我们考察1950至1970年代文艺创作中的地方性要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南行记续篇》 地方性 整体性 “深入生活” 艾芜

当20世纪交织着火与血的革命浪潮袭来，西南边疆以其自身的方式感应着外部世界的变迁。1950年滇南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西南边疆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昭示着西南边疆人民从此迎来了解放与新生，也呼唤着边疆题材的文艺创作生动地记录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生产建设的情形。《南行记续篇》这部艾芜在1961年第二次南行后创作的小说集，延续了艾芜清丽质朴的语言特征和长于抒情的艺术风格，把西南边疆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生活新貌作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边疆题材的文艺创作。同时，作家主体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着融合自我经验与时代主题的难题。艾芜从自身的经验和体悟出发，为普遍性的政治化写作注入了个人的思考，把彼时地方性与整体性1的辩证化作一种贯穿文本的自觉意识，使其成为了隐于文本内部的一个主题，拓展了《南行记续篇》的表现层次，深化了我们对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国家/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

中国文学的“地方性”视野自古有之。以凸显地域性因素的乡土文学为肇始，经由“民族形式”论争中方言土语、地方形式等问题的强调，地方性问题一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不过，在文学研究领域对地方性的关注不是均质性的。1950—1970年代的地方性书写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隐匿于整体性背后的装饰性存在，似乎处于一种被压抑和弱化的状态。对该历史时期地方性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延续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或是在“阶级性的意义上理解地方性特征，将其视为评判文艺工作者是否成功地改造自身思想的价值尺度”2；或是将地方性放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加以讨论，把地方性作为彰显民族风格的重要装置。

但显然，理解1950—1970年代地方性问题还有其他路径。1958年，《文艺报》刊发了“山西文艺特辑”推介山西文艺，提出山西文艺工作者在表现和书写“地方”时，能够透过地方特质于“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体悟地方的人心人情，深化了文艺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从而成为一种值得推广的先进经验3。如此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框架中，以党和国家的阶段性中心工作为中心4，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地方性问题的新视阈。《南行记续篇》则在此视阈下，开辟了地方性在1950—1970年代的另一重面向，即从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入手理解作为地方的西南边疆。小说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结构中从两种意义上塑造了西南边疆“地方/基层”的形象。其一是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可供学习、借鉴的先进“地方/基层”，其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各民族团结统一基本国策推行下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出明显地方性特征的“地方/基层”。

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架构中，小说所型塑的西南边疆一方面需要呈现整体性话语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地方性成功经验，使西南边疆成为可供其他少数民区地区“适当地学习并运用的先进经验”5范例。这其中体现着以“中央”为代表的“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段义孚在讨论空间价值观时曾指出，“对中心的追捧非常普遍”6。这多半是由于“人类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其他人接触获得的经验来组织空间，以便所组织的空间能够满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社会关系需要”7。“中心”通常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人类根据社会经验和文化知识体系所建构出的“中心”。相应的，在新生的民族国家中，西南边疆也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土边缘地带，还是与“中心”的文化认知相互映衬，用以回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地方”。《南行记续篇》中的西南边疆已悄然从昔日《南行记》中艾芜漂泊求生的地理坐标，转变为承载着社会主义美好想象的共和国边疆。这就意味着小说文本需要表现地方视角下整体性的时代题旨，书写西南边疆人民安居乐业、共筑家园的繁荣景象，凸显西南边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缔造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西南边疆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族政策的“地方/基层”，《南行记续篇》展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享有自治权后的自主性特征。新中国承认且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存在，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这与旧中国对西南地区的压迫统治以及强制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文本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下，西南边疆得以保留的地方性特征。这种地方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西南边疆以结合地方特征和民族特色为基本工作原则，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亦即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应“根据各族人民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既要照顾到各族人民的觉悟、经济特点、风俗习惯；又要考虑到在边疆地区发展合作化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因此一切具体政策和做法，须特别强调从当地各族人民中的实际情况出发。”8艾芜采用的“深入生活”创作方式使其能够在生活中具体化考量西南边疆的复杂社会现实。小说集展现了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国家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必须要面对并妥善处理的诸如民族历史、情感习俗等特殊性问题，传递出艾芜对西南边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方性的充分认识。

此外，《南行记续篇》的地方性表达也凝结着艾芜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认知，避免了大民族主义的优越感，也打破了地方性文化内部，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封闭状态。1950年代以来，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等大民族主义倾向。同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都展开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广泛地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艾芜曾在日记中总结到：“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发扬，要纠正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民族主义。”9可见，艾芜所理解的创作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基本原则是去除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呈现各少数民族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风貌。因而《南行记续篇》避免了“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把这一原则迁移到了地方性与整体性的对话场域。小说集没有以整体性的话语对地方性的风俗文化进行遮蔽，也没有过度渲染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将其汇入到整体性的话语之中。

不过，《南行记续篇》的各短篇小说陆续刊发后，当时的文学界没有突破固有的地方性阐释范式来评价这部作品。研究者的目光还是集中于小说中地方色彩体现出的异域情调，称赞其“如诗如画”10的艺术特征；关注小说集抒发的时代题旨，即艾芜如何从广阔的生活探索新的人物、在展现新生活时表达出阶级话语。11事实上，正是《南行记续篇》中对地方性的独特处理，使其成为梳理1950—1970年代地方性书写绕不开的重要文本。艾芜在呼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和民族政策，展现西南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的同时，兼顾了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方性的呈现。小说文本着意围绕“国家/中央—地方/基层”找寻着西南边疆的话语立场和结构小说的模式，不仅超越了地方性作为整体性话语中附庸或装饰的角色定位，还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结构的内部张力入手构建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西南边疆形象，从而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地方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对话姿态。

二

1950年代，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中道尔基王爷形象的修改12问题作为一个政治事件，为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处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提供了具体例证，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用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13之后，如何在“大”的革命历史写作潮流中，书写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小”历史？《南行记续篇》书写了边疆民众革命斗争的地方性历史记忆，充实着革命叙事的整体性景观。同时，通过塑造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新人”，艾芜把长期以来缺席或游离于革命叙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型塑为新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构力量，体现出整体性革命叙事的影响。

解放之前，西南边疆人民在革命历史进程中面对的压迫和剥削更严重，成份也更复杂。奴隶制度的剥削、土司的压迫、宗教与地方封建习俗的规训构成了一种共谋性的力量，造成了西南边疆民众的悲惨生活。《南行记续篇》通过建构西南边疆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争历史，丰富了整体性的革命叙事。西南边疆人民的反抗历程既是一种地方性的历史记忆，又始终与整体性的时代变迁同向而行，回应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在“我”的回忆与见证中，小说集有意识地梳理了西南边疆人民与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表明西南边疆人民蕴含着蓬勃野性力量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挠求生意志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革命斗争的整体性目标形成了共鸣。这些历史记忆赋予了革命的真实性与可感性，使边疆人民将自身命运与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相互连接，“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生活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14，对整体性的革命历史叙事形成了地方性的补充，呈现出《南行记续篇》在展现地方性层面的创造性品格。

与此同时，革命叙事和文艺服务于国家中心工作的整体性目标都影响着《南行记续篇》中的地方性革命叙事，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南行记续篇》中的多个篇目都呼应了在农业合作社题材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文艺创作要求，描写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少数民族“新人”形象。由于“西南区解放较迟，蒋匪残余大部窜入西南民族地区，土匪、特务民称有数百种。他们企图以民族地区为依托，利用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民族隔阂等条件，阴谋建立所谓‘陆上台湾’，进行长期顽抗”15的社会现实，《南行记续篇》中着力塑造了国防前哨守卫者的少数民族“新人”形象。《边寨人家的历史》描摹了在深山老林中带队搜寻美蒋特务踪迹，巩固边疆革命秩序的民兵队长阿星，展现了少数民族“新人”保卫祖国边疆的英勇行为。这类人物形象与同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新人”形象相一致，既具有勇敢、坚韧、有毅力的道德品质，也有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以集体利益为先、大公无私等政治品质。少数民族“新人”成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性“英雄典型”，进入了整体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系谱。

《攀枝花》是这类塑造少数民族“新人”形象的文本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攀枝花》中，艾芜立足于地方立场的历史观，为革命主体的塑造与生成开辟了更为贴切的地方性视角，将两段历史、两场革命连接在了一起。小说围绕着哈尼族妇女米捷解放前后迥异的生活经历展开，在连续性的历史进程中写出了米捷从旧社会的奴隶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主体成长为社会主义先进人物的历史过程。这种处理方式使原本分属于两个题材中的人物形象在地方性的革命历史中连贯地统一起来。小说既写出了解放之前米捷抗争奴隶主统治的斗争历程，展现出西南少数民族人民谱写的地方性革命历史记忆，为边疆民众感知和理解宏观视野中的革命提供了具体的维度；也把少数民族人民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之中，写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对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感召，从而成就了米捷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西南边疆人民在地方性革命历史的叙事框架中，不仅占据了历史表现主体的地位，同时也是革命叙事与革命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他们既被构想为地方革命历史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主体，又作为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教育的客体形象存在。基于此，《南行记续篇》并未简单地将地方性的革命历史记忆视为“地方民族主义”等建构共同体的障碍或分裂性要素，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从地方生长出来的积极、建设性力量，强化了少数民族与“人民”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了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化。进一步而言，地方性的革命历史并非是从中国革命主流叙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化分支，而是始终镌刻于西南边疆民众的生活肌理之中。同时，作者还将少数民族的“新人”形象有机地融入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谱系，通过塑造承载着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米捷”等人物形象，满足了新生的民族国家讲述和归置西南边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要求。

三

1950至1970年代，爱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到了多种话语的力量博弈。实际上，爱情书写不仅关乎个人情感，还反映了不同价值观念以及权力关系的碰撞与融合，也因此成为《南行记续篇》展现西南边疆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南行记续篇》收录的12篇短篇小说里，像《姐哈寨》这样与爱情相关的作品占了半数以上。《南行记续篇》一方面把西南边疆的爱情故事讲进革命叙事的话语框架之中，另一方面透过对西南边疆人民爱情的书写，以情感生活为媒介显露出地方性情感传统的相对独立性。

首先，《南行记续篇》展现了地方性情感生活与整体性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与交融。1950—1970年代，新的思想观念渗透进入了西南边疆的情感领域，地方性情感习俗也发挥着延续性影响，二者的碰撞为边疆人民的情感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南行记续篇》融合了西南边疆地方性婚恋习俗与时代的意识形态。小说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内化为人物的性格品质，进而以革命伦理支撑起爱情叙事的逻辑。《雾》中傣族妇女对汉族干部卢元的认可以及萌生的将他“招亲上门”的想法，都是缘于他在生产劳动中踏实能干、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热情的表现。可以说，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已经渗透进入西南边疆人民的情感生活，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要求成为了当地群众婚恋择偶的重要评判标准。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个体的成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获得了一致性，在西南边疆亦出现了全新且具有崇高追求的爱情书写。在《姐哈寨》中，经由人物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身份，小说把西南边疆群众的情感生活与“革命生活”联系起来。因当地“从妻居”16的傣族婚俗，婚姻被当作把任期将满的汉族干部杜庆希留在当地的重要筹码。赫玲贝的母亲下意识地认为“最好是找个姑娘同他结婚，他就不会走了”。这一情节的设置意味着在西南边疆人民的情感逻辑中，个人的情感生活与政治性的话语并非对立，恰恰相反，个人的幸福与集体的利益可以同时达成。傣族姑娘赫玲贝与汉族干部杜庆希的爱情故事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民族团结等题旨统合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方式为表现边疆人民情感生活中的地方性要素留下了空间，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地方性价值观念与集体主义话语在情感领域的交融。

其次，地方情感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保留了未能完全服膺于整体性叙事逻辑的爱情书写，《群山中》就是典型的例证。由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相对滞后性和地域环境的封闭性，西南边疆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民间情感逻辑和民间伦理原则沉淀于深层的文化结构中。而在1950—1970年代表现爱情更为大胆的少数民族题材文艺创作为艾芜呈现西南边疆复杂的情感生活提供了基础。小说借用了“天鹅仙女”17神话传说母本的情节设置，表达了西南边疆人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凸显了地方性情感传统之于边疆民众深层心理结构的影响。

《群山中》讲述的是猎人寸金才的爱情故事，但不同的讲述者对女主角的身份以及故事的结局有着不同的讲法。讲述者声音的内在分歧意味着艾芜是在两个文化空间中叙述了这个故事。县里来的“公家人”杜明的讲述展开了革命叙事的文化空间。相同的阶级身份、相似的阶级仇恨以及一致的抗争诉求构成了土司小姐的侍女和猎人的爱情基础。杜明的叙述逻辑融入了反抗封建压迫的典型化革命叙事主题，呈现出阶级话语在个人情感领域的深度介入。但是，地方性的话语力量也型塑了《群山中》的爱情故事。临近小说的结尾，艾芜设置了猎人的哥哥这一人物形象，并通过他的描述在西南边疆的民间情感空间中展开了猎人与土司小姐之间的爱情。在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里，土司小姐与猎人这样跨越阶级，受到岳丈重重考验和阻挠的爱恋并不少见。两人的相恋是青年男女反抗强权统治和封建婚姻制度、习俗的情感投射，也是长期以来边疆民众追求浪漫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具象化体现。

《南行记续篇》为什么会在讲述爱情故事时将两个文化空间并置呢？雷蒙·威廉斯在关于感觉结构的讨论中认为，感觉结构是具有流动性的社会经验，“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形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形，即主导的或残余的构形相关”18。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的感觉结构处在传统社会的残余构形与新社会的主导构形的交汇处。一方面，地方性的情感传统依然积存；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文化构形也凭借其权力话语，对边疆民众的感觉结构产生了影响。这就呈现出彼时集体主义话语、革命话语与地方性价值观念的交融与互动。而艾芜借土司小姐和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表达的是西南边疆感觉结构在自身主体性逻辑的影响下，与整体性情感模式互动中的相对独立性。西南边疆民众情感生活中张扬着的地方性特征提醒着艾芜，地方性的情感构形仍然潜藏在西南边疆民众深层的心灵结构中。因此二者的互动过程不能被化约为整体性话语对地方性话语的单方面收编，西南边疆不是共和国这一“想象共同体”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而有其自身的情感习俗与传统，不应忽略其感觉结构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南行记续篇》中书写爱情故事的方式，于地方性的文化背景中融合了时代的整体意识形态，协调着民间的伦理原则与共和国的政治逻辑。而且，藉由艾芜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洞察，小说集也并未完全放弃地方性感觉结构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而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表达了地方性情感生活的特殊性因素与整体性政治逻辑之间的张力。

四

《南行记续篇》中的西南边疆书写没有囿于某种规范性的作为文艺样本的地方经验，既保留了对西南边疆地方性的表达，又将关于西南边疆的书写汇入了新生共和国的整体性历史潮流。选择以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来写作除了时代整体性话语氛围的影响，同样植根于作家主体在协调创作资源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它意味着作家个体对自身写作资源的调和。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南行记续篇》中几乎每个短篇小说都穿插着作者第一次南行时的回忆。这表明在创作过程中，艾芜一方面受制于“主题化”写作的要求，展现了观念性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携带着往昔记忆中的经验性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被吸纳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体系之中，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他和沙汀、林斤澜、刘真等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下一同南行时，已不是早年的“漂泊者”，他的思想与生活都受到了高度组织化的作家管理体系、建制化的社会主义文艺规范影响。在短篇小说“有责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19的创作要求下，作品题材、主题、叙事策略都体现着作家的情感立场和政治倾向，彰显着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态度。所以，《南行记续篇》以“今昔对比”和“忆苦思甜”为叙事策略着力凸显了西南边疆解放前、后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涌现出的新人物，发生的新故事，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的西南边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一个前提性的‘作家’身份和‘写作’任务，决定性地改变了他和‘生活’的关系——从不自觉的主体性‘生活’变成了自觉的，但按照一系列观念设定、参照去进入、体验的客体‘生活’。”20表现观念性“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集体化和整体化的特质。事实上，书写观念性的“生活”是艾芜身为专业作家，所自觉践行的写作任务。

小说文本以“我”的南行回忆，引出了同为艾芜写作资源的经验性生活。这些记忆承载的是艾芜多年前，在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中生活时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性特质。段义孚在讨论“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21之时，用“恋地情结”指称人们对特定地域环境的依恋之情。艾芜自述“对云南的自然风景和劳动人民，总有着深厚的感情”22，这种深刻的感情构成了艾芜西南边疆“恋地情结”的基础。艾芜曾坦言，“我写《南行记续篇》，往往是地方景色先在我的头脑中出现，然后才用手招来人物，再展开他们的活动”23。小说集的各篇章基本上都是从地方性风景的描绘引入人物和故事的。纯粹的地方性风景描写发挥了其结构性的作用，不仅用区别于内地的风景质素构建了作品的叙事空间，也以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风貌描写，保留了无法为整体性所覆盖或整合的地方性要素，更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为艾芜提供了再次书写西南边疆的情感基点，为主题化写作的展开提供了支撑。所以，当《南行记续篇》描摹地方性要素时，“恋地情结”所蕴含的情感力量激活了艾芜的南行记忆，协助他在经验性的生活中找到了能安放观念性“生活”的客观对应物。地方性要素也就不仅仅是文本的点缀，更是艾芜进入观念性“生活”的切入口。

艾芜要顺应时代的文艺书写潮流，也要面对自身生活经验中所展现的事实性因素。观念性的“生活”和经验性的生活作为两种不同的写作资源，摆放在艾芜创作的天平两端。一端是“深入生活”的号召，要求身为“体制化”作家的艾芜，表现西南边疆人民站起来了的“生活”。一端是艾芜曾经为了“‘抵抗’恐慌的生活”24而写作时，那些他亲身经历并记录下来的与偷马贼等弱小者并肩、带有地方风土人情的西南边疆生活。如果说书写观念性的“生活”决定了艾芜必然在整体性上有所考量，那么伴随着“我”的记忆展开的经验性生活就意味着艾芜对地方性的坚持。艾芜没有失却一位成熟写作者艺术追求和审美品格的内在清醒，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使艾芜协调了两种创作资源，也使时代的艺术风格与主体艺术表现的自我风格上获得了统一和平衡。地方性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异质性的革命图景，地方性风物的描摹则把可能流于概念化、表面化的“生活”书写落在了实处。因而，《南行记续篇》以地方性和整体性的辩证达成了创作资源和艺术风格的平衡，触及了这一历史时期普遍性的写作主题，又展现了西南边疆在实施国家中心工作和民族区域制度下各民族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地方性特征。

《南行记续篇》从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中发掘出地方的价值，把西南边疆地方性的建构嵌入革命历史、人情世态等维度中。小说集展现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丰富了我们对于特定时期地方性与整体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提示着我们地方性一直处在与整体性的对话关系之中，“中心—地方”并非已然固化的权力结构。应该注意到，在讨论地方性的起始语境中，提倡地方性的意义之一便是为了松动固有的中心权力结构，以地方性的建构激活“他者”的力量，重筑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南行记续篇》以地方性和整体性之间的辩证强调着地方性的建构始终是一种突破既有框架、抵抗单一话语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对知识层级制度进行革新的有益探索。

注释：

1 整体性在本文中表示了在新生的民族国家范围内，不同层面上的普遍性、统一性、全国性等内涵。

2 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页。

3 李束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4 程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方”——1950—60年代山西文艺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5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编）》（第六卷第一册），曹前发编，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474页。

6 7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7页。

8 《中共云南省委召开边疆地区生产合作会议 总结和平协商土改的成绩 讨论发展生产和合作化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0日。

9 艾芜：《1956年3月3日日记》，《艾芜全集》（第1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10 林如稷、尹在勤：《如诗如画的〈南行记续篇〉》，《四川文学》1963年第4期。

11 朱寨：《阿秀活着——读〈野牛寨〉》，《文汇报》1962年10月6日。

12 指在人物形象的修改中呈现了建国之初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解读。《内蒙人民的胜利》把《内蒙春光》里道尔基王爷的罪恶转移到敌人和特务身上，把牧民与道尔基王爷的矛盾转化为民族内部的矛盾。见孙立峰：《从〈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解读新中国第一部蒙古族故事影片的历史与现实》，《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3 刘大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七十年》，《东吴学术》2019年第5期。

14 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5 王维舟：《西南民族工作情况——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52年2月11日。

16 傣族有“从妻居”的风俗，婚礼一般在女家举行，婚后夫妻也在女方父母家居住。参见汪玢玲《中国婚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17 苗族神话《天鹅仙女》讲述了天鹅仙女与养鱼塘的主人阿根相恋后受到岳父阻挠考验的故事，载《天鹅仙女》，李乔整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7-30页。

18 [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 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19 马烽：《谈短篇小说的新、短、通》，见《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作家出版社编，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83页。

20 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21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页。

22 艾芜：《云南在我的心地上播下了美好的种子》，《艾芜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23 艾芜：《致王西彦》，《艾芜全集》（第1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24 艾芜：《原〈南行记〉序》，《南行记》，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