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诚，文化史不会忘记您
“文革”时期我就认识刘锡诚。他是贫农子弟，却受到剧烈的冲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时期，他义愤填膺，撰写大胆敢言的文章，热情扶持中青年评论家，有功之臣也。
刘锡诚，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原研究员、《民间文化论坛》前主编。
刘锡诚经常煮挂面当饭，日夜兼程同夫人马昌仪埋头著述，用当初尺寸最小、性能最差的小电脑敲出《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中国原始艺术》《走出四合院》等著作，译出《俄国作家论民间艺术》《马克思与恩格斯收集的民歌》等资料，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等，人不堪其苦，诚不改其乐，贤哉诚也！
中断十五年的文联全委会一片唏嘘
1949年7月，中国文联成立；十五年后的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文联各协“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两年后的1966年“文革”乱世，中国文联被砸烂；十二年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尽快筹备中断十五年之久的第三届中国文联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
开幕在即，大会宣传组副组长刘锡诚找我，要我加盟，同他和谢永旺一起，突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起草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大会的书面讲话稿，时间非常紧迫。
锡诚介绍说，郭沫若卧病在床，筹备组电请诗人徐迟代笔起草讲话，徐稿送于立群后，未获通过。于立群和家人要求讲话稿强调深入地揭批“四人帮”，鼓励文艺家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锡诚很着急，说：“咱们一块儿突击干吧，后天大会开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三人分头起草讲话，特别指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缅怀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并且加重语气表示：“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我愿和同志们一道学习。我向同志们问好！向全国文艺战士们寄以热烈的美好的祝愿！”
我起草的部分突出了郭老对“双百方针”的期待：“科学要进步，文艺要发展，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首创精神、创造性劳动、敢想敢说的风格是不行的。”“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精神上重新得到解放，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艺家，有什么理由不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呢！今天，特别希望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的闯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大亮，三个部分最后连缀成篇，题目是《衷心的祝愿》。刘锡诚即送冯牧等大会筹备组领导审查通过，随即赶赴北京医院送审。郭老的家属过目后表示同意，希望讲话稿充分表达郭老病中百感交集的心情。
1978年5月27日，中断十五年之久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隆重举行，文联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大集结。我有幸出席旁听。
除老舍等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卧病在床的外，三百四十多名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家们应邀参加。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夏衍等拄着拐杖，不少人步履蹒跚被人搀扶着，劫后余生，旧雨新知，热泪盈眶。
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一经于蓝朗诵，凄惋而激奋，动人心弦，随朗诵音调而起的，是全场一片唏嘘叹怨之声。大会发言义愤填膺，声声含泪，控诉“四人帮”肆意踩踏文艺园地、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呼唤文学艺术的春天。十五年了，流血的中国文学艺术起死回生。
茅盾宣布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在这里庄严地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即日起正式恢复工作。”掌声雷动。
复刊《文艺报》 我们整装待发
《文艺报》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1978年7月复刊后，抖擞精神，彻底否定“文革”，敢为人先，破除“工具”论，为天安门诗抄解禁，为作家作品平反，为《班主任》等“伤痕文学”开路，没有辜负两个月前文联全委会的殷切嘱托。
满目疮痍的《文艺报》站起身来了，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文艺黑线”进行控诉并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面是同仇敌忾，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2号里一座小院里，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主编冯牧和孔罗荪器重我们，放手让我们工作。《文艺报》编辑部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文艺报》又成为文坛的晴雨表。
礼士胡同旧名驴市胡同，52号原是清代武昌知府的豪宅，豪宅里的一座小院是复刊后《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场所，“文革”时是文化部于会泳部长坐镇的地方，也是他后来自杀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小院，风云变幻的象征。（电视剧《大宅门》的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清算、《文艺八条》的大翻案、“天安门诗抄”的大松绑、“黑线人物”的大翻身、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爆炸，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清理，群情激昂，口诛笔伐、《文艺报》气壮山河。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神聊，聊着聊着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着另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门——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胸顿足。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我们策划否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我们讨论作家“干预生活”问题：“歌德”还是“缺德”，我们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迎接“伤痕文学”的潮头“来了，来了！”我们专访“右派文学”作家，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之奔突、狂飙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
在刘锡诚的策划组织下，《文艺报》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把“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今后洗手不干”）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宋遂良等邀请来京参加“读书班”，授命撰写重头文章。又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秀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萧云儒、谢望新、李星等，也邀请他们来京参加“读书班”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开端之期呐喊助威，披荆斩棘，蔚为大观。
那时的编辑部好像密州出猎的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编辑部诸同仁荣辱与共，谁也少不了谁，人人平等，个个都是上足了发条的陀螺。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一期，还是二期？”
担任《评论选刊》双主编期间大力扶持评论新秀
我和刘锡诚担任《评论选刊》双主编，《评论选刊》于1985年1月创刊，1988年第12期终刊，《终刊词》写道：“亲爱的读者，我们告别了。”“大家都穷，除非国家政策倾斜，谁愿干这蚀本生意！”《评论选刊》一花独放，被专门研究报刊史的唐弢称赞是“绝无仅有”，来函索取创刊号。
1985—1988年的《评论选刊》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构成一个小小的时段，一花独放。1985—1988年的《评论选刊》是文艺思想异常活跃、新时期文学争妍斗胜的时期，新派蜂起，新说叠出，新的挑战咄咄逼人，如此这般，本刊都有反应，虽非金石——金匮石室；堪作雪泥——雪泥鸿爪。立此存照，足矣！
此刻，我不无骄傲地说句心里话：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很不容易。看，《评论选刊》上遴选出多少评论家特别是新冒出的青年评论家啊！他们是：朱寨、李子云、蓝翎、李希凡、王蒙、蒋荫安、流沙河、於可训、吴亮、邢小群、王晓明、唐弢、王朝闻、陈涌、刘再复、项南、高占祥、袁鹰、敏泽、高行健、孙逊、黄秋耘、吴有恒、周政保、吴冠中，王干、林兴宅、艾菲、曾镇南、郑伯农、雷达、贺兴安、刘齐、何西来、陈骏涛、吴宗蕙、陈孝英、季红真、王菲、滕云、缪俊杰、陈辽、李书磊、谢泳、董健、李敬泽、罗艺军、韩石山、周介人、何镇邦、李贵仁、夏康达、朱晶、吴秉杰、林建法、鲁枢元、韩少功、李国涛、宋遂良、陈子平、谢冕、白烨、毛时安、何新、李陀、钱理群、张志忠、南帆、罗强烈、王纪人、朱大可、黄子平、何志云、杨义……
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朋友，多么闪光的一群啊！他们至今活跃在文坛上，他们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段。
评论家同行们，当你们回顾自己发展的这一过程时，该不会忘记这家穷朋友——穷得叮当响却坚持办了4年、出齐48期的《评论选刊》吧！
感谢《评论选刊》编辑同仁们四个严寒酷暑的艰难苦辛，他们是（按姓氏笔划）：邓荫柯、王兴仁、白烨、冯立山、刘锡诚（后任主编之一）、刘钧、李复威、李敬泽、吴宗蕙、来春刚、何望贤、何其康、沈太慧、周申明、张炯（后任主编之一）、邾瑢、周相海、贾非贤、顾骧、萧德生、阎纲、龚富忠、傅活。
《评论选刊》（月刊）1985年1月创刊，到1988年12月终刊，全体编委们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你们辛苦了！我自己本职工作已经很忙，长年累月，数不清的不眠之夜，但是无怨无悔。
我们同亲爱的读者与《评论选刊》告别，在《中国热点文学》相会。《中国热点文学》月刊1989年元月创刊。《中国热点文学·发刊词》：“爱看而且耐看，审美愉悦中自有一番崇高的憧憬。”“喜闻乐见，为雅俗所共赏，是本刊的追求。”社会上有“热门话题”，文坛出现‘热点文学’。”
《中国热点文学》第二期发表杨守松的长篇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惹出一段“假死”的幽默。
1989年，多事之秋，《中国热点文学》被新闻出版署明令停刊，我和张炯恳请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说情，勉强办到年底，从1月到12月，刊龄仅仅维持了一年，这才叫短命。
大办“读书会”组织重头文章声讨现代文艺迷信
刘锡诚大办“读书会”，组织重头文章声讨现代文艺迷信。
人们奇怪，正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定了杀气腾腾的调子，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因此周扬有“文化沙皇”之称，此文为什么不收入他的集子里呢？韦君宜的《思痛录》透露了实情。内幕是周扬不承认《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作者是他一人，那里面也有最高领导的意见，他说：“我对这篇文章负不了责任。”
周扬满腹的内疚和苦衷。他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沉痛检讨，到处赔罪。早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就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经自责说：‘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有人追问周扬：“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周扬这才说出真相：“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58年1月我们《文艺报》出版的第二期，“再批判”特辑，就是在“最高领导人”的过问下，一大批作家被“翻延安的老账”，“奇文共赏”，瞬间集体倒下。
在这种情势下，刘锡诚也“翻老账”，组织班底，大批还嫌“左”得不够的现代文艺迷信。因此，我们把一批评家和一批青年评论家调到北京撰写重头文章。
《文艺报》由此享誉文坛，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拓道路。乃有功之臣！
1980年，刘锡诚和郑兴万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恩师侯金镜所谓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变而为中国共产党员。感谢您，锡诚！
锡诚，安息吧，您一生探微钩陈，著作等身，您终生为思想解放而奋斗汗流浃背，中国民间文化史不会忘记您！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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