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寓言 ——张炜《九月寓言》重读
内容提要：张炜的小说《九月寓言》是一篇关于大地的寓言。“大地”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既具有恒常性也具有变动性；它不是乡土的代称，而是上演各种人生故事的背景：一方面在重复性的记忆中展现了一部人类生存的寓言，另一方面，在看似凝固的时空中，时间在更迭，空间也在奔跑中被突围，因此，它又是一部关于历史发展的寓言。
关键词：张炜 《九月寓言》 大地 寓言
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是张炜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品发表至今的二十余年里，围绕这篇小说引起的争论此起彼伏。“评论界对它的不同解读，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和判断作品中的‘小村’及其‘小村（野地）文明’，以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价值理想。”1而这两个问题，说到底是有关作家的文化立场的问题，即如有论者所说：“对于《九月寓言》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作家在小说中所秉持文化立场的认识上。”2无论是作家的意图抑或文化立场又都建立在小说的内容上，因此，小说到底写了什么，表达了怎样的主题是前提和关键，这也是理解一部小说最为基本的方面。毫无疑问，小说《九月寓言》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大地的故事，它是一篇关于大地的寓言。
那么，这里的大地指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曾经有很多论述。王光东认为意指民间3；吴培显认为，大地就是与城市相区别的小村，是野地，“‘小村’生存方式及其‘野地文明’所滋长着的，充其量是‘前文明’形态的自在、懵然的人生”4。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虽然有所区别，但其实又有相通之处，即大地是乡村，代表的是没有意识形态干扰的“前文明”或“前现代”的生活状态。总之，在这些认识中，大地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个时间概念，且两者又必然联系在一起，乡村的就是前现代的，前现代的必然是乡村的，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都过多地依赖于作家自身的阐释而得出，具体而言主要就是小说的后记《融入野地》及访谈文章《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并非这些材料不可借鉴参考，而是笔者认为，对作品的理解首先应该从文本出发，从文本的叙事形式中寻找奥秘，因为“艺术的内容不能脱离艺术形式的普遍结构而独立存在”。这也是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核心观点，认为“诗学研究就是研究作品的艺术性，即研究艺术作品的形式结构”5。虽然这种作品本体论有某种不足，但其强调从形式结构中去阐释内容所具有的审美效果，从而使文学研究从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等非文学研究回归到了文学本身。而且，它对艺术形式的理解不只限于常规的技法和技巧，而是把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视为形式，包括“题材、主题、人物事件等这些一贯被视为内容的东西也被纳入形式范围”6，这对于客观地评价和分析文本尤其具有重要价值。从文本从形式出发阐释作品主题，而后再结合作家及外部世界的情况，由内而外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而不是相反的由外而内，这种文学批评的路径使作品分析更具有合理性。
通过对《九月寓言》文本的阅读，笔者发现，文本中的“形式”要素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些形式使我们有理由对“大地”可以作别种的理解，它当然是地域的概念，但它不必然就代表了乡村，代表了前现代文明，它只不过是上演各种人间故事的一个背景、一个舞台，“人类丰富复杂的道德与政治生活，最终也无非是土地这个永恒的舞台上上演的一出戏剧”7。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个大地就是人类社会，就是历史，而社会历史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在时间的长河中行进变化。也就是说，小说《九月寓言》是一部反映社会历史的小说，其特殊化的叙事方式使其反映带上了寓言化的特征，从共时性的角度讲，它是一部有关人类生存的寓言；从历时性的角度讲，它是一部有关历史发展的寓言。
一、人类生存的寓言
《九月寓言》这部小说相比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言比较难读，虽然如此，但读完以后，读者对小说的大致印象和认知还是有的，那就是这部小说无非是主要写了小村人的“食”与“色”，而这是该文本最典型的形式。就说作为外村人“蜓鲅”的由来吧：先人不堪忍受饥饿，一路化作乞丐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不惧路途遥远来到了盛产地瓜的大海边、平原上，从此才结束了迁徙和流浪，停留在此。这与金祥忆苦思甜的记忆如出一辙：金祥的爷爷奶奶生了十六个娃，结果只活下父亲一个，为了活命，祖孙三代奔上了向平原进发讨命的征程，可怜最后只剩下金祥一人。然而，即便来到了他们梦想中的平原，他们也还会面对饥饿的侵袭，有着相同经历的何止是这些“蜓鲅”？那些以各种方式成为小村女人的母亲们，又何尝不是因为饥饿，不是为了那一口活命的吃食而嫁作人妇呢？龙眼妈为了活命，被迫答应本族伯父给她安排的婚事，不得已离开了情投意合的卷发小伙，嫁给了外形干瘦而又心狠手辣的刘干挣；憨人妈比龙眼妈要幸运些，嫁给了虽形近残疾却还能体贴些的弯口，还能一年一次回去会一会曾经的恋人。弯口对于她来讲，只是能及时弄到吃食的男人而已；专横跋扈的大脚肥肩也曾经有过心酸的经历，为了活命做了负心嫚儿。正因为老一辈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在已经能够饱腹的当下，小村人依然不可思议地迷恋忆苦大会，那是对过往食不果腹的苦难经历的缅怀；所以在吃饱穿暖的今天，小村人对吃食看得那么重要，把满足了他们食的欲求的地瓜奉为上品，对瓜熟蒂落的秋天、九月心醉神迷；所以在已经可以用地瓜面做出干饭、糊糊、面条、水饺等花样后，人们还是震惊于煎饼这种新吃食，为了它，老来才得以娶妻得子、年老体衰的金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鏊子的艰难路途，并因此从此垮掉了身体。可见，“食”对于小村人是多么重要。“民以食为天”，“食”不仅对小村人很重要，而且它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即如历史上无数的战争，即如农民对土地的执着渴望，其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基本资源，而粮食和吃饭问题作为最为基本的问题也成为人类生存最大的问题。
不过，由于小说所叙述的种种饥饿的经历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或可有人认为其叙述意图并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认为“作家的政治批判意识透过苦难叙事仍然自觉不自觉的在字里行间豁显出来”8。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从小说文本的整体来看，或许就能突破这种认知。虽然小说的时间线索和因果链条很模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历时性的故事叙述：“蜓鲅”的先祖—小村的当下—小村的未来，在这不同的时间点所展开的面上，小村人都没有摆脱“食”的控制和诱惑，即如三兰子、肥，她们都走向了工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黑面肉馅饼的诱惑。如果说先祖和当下联系着特殊历史时期，因而表达的是意识形态的批判，那么黑面肉馅饼又怎么解释呢？因此，意识形态层面显然不是重心，对“食”的这种隐秘的历史性叙述，目的是通过历史的重复来印证某种共性，历史叙述是路径，共性揭示才是目标。当目标显现，隐秘的历史性也就不再重要，最好是被遗忘，而这就带有了寓言的特性。如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为何忆苦、尤其是金祥寻鏊之旅被放大式书写。忆苦不仅被有饥饿经历的老辈人所迷恋，赶鹦、肥等年轻人也为之群情激奋。何也？因为对“食”的重视和钟爱已经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埋藏在下一辈人的心底，并会代代相传。金祥寻鏊在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九节分别被书写，第六节强调路途的艰辛，第九节则叙述了金祥临死前对买鏊子经历的梦幻式回忆，虽然文字不多，但意义重大。金祥通过这一次艰难之旅终于认识到，催逼他一路奔跑的东西原来是“饥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也是人类的经验，金祥的寻鏊之旅就是小村人，就是人类生存的真实缩影。他的奔跑即如曾经的迁徙一样，是获得生存可能的必然方式，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说小说对“食”的种种繁复的书写是对人类生存寓言的一种揭示绝不为过。
人类生存除了满足食的欲求外，还有性。性，或者说是男女两性关系是除食以外，小说描写得最多的另外一项内容。凡是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和它有关，大地之上上演了一幕幕或悲哀或幸福或痛苦或荡气回肠的两性情感故事。赖牙/大脚肥肩、红小兵/妻子、金友/小豆、刘干挣/龙眼妈、弯口/憨人妈、露筋/闪婆、金祥/庆余等，这些都是以明确的家庭形式出现的村人，且以上一辈老人居多；年轻人虽然几乎很少以家庭形式出现，但男女彼此之间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性的关系，即如，肥在白发青年龙眼和工区青年挺芳之间痛苦游移，赶鹦和工程师之间曾经关系暧昧，当两人关系结束后，她的身边总是跟随着憨人，争年则先后经历与香碗及三兰子的感情，喜年和金敏关系比较稳定，欢业幸运地在流浪者群体中觅得了女孩棘儿。并且，对“性”的叙述又和“食”密切相关，两者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一方面，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交换、代偿。首先，两者之间可以进行各取所需的交换，就像赖牙/大脚肥肩、刘干挣/龙眼妈、弯口/憨人妈、金祥/庆余等老一辈人，前者倚仗拥有食物优势——可以填饱肚皮的地瓜，去交换他所需要的性，而后者则通过自带的性获得她满足生存的必需物。从这个层面而言，性与食一体两面，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就仅仅停留在身体需求的层次，就像食物之于人一样，不能缺失。因此，我们看到，小说中对这些上辈女性几乎不做外在形象的描述，因为，对小村男人来讲，当务之急是满足身体的欲求，至于赏心悦目则太过奢侈。就如同老光棍金祥，明明知道衣不蔽体的脏女人庆余是个痴人，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乐颠颠地领回去做老婆。至于撞到他门上的小豆，在他眼中“一双杏眼有多么美”的描述，更多是长期被浴火灼烧情境之下的一种迷狂式的反应，而非一种写实。其次，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代偿。主要表现为“食”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性地弥补“性”缺失所产生的焦躁。小说中有一个微小的细节——对金祥娶庆余前后忆苦的不同状态作了简单的对比：金祥娶了庆余之后，他忆苦时变得“性儿平缓了，心慈面软了，火上房儿不焦急了”，而之前的样子则是“喊叫暴跳，骂地主也骂穷人，越说越急，故事刚说了一半就嗓子沙哑，白沫挂了一嘴”。这种对比式的描写显然透视出性之于人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考虑其忆苦所说的主要内容，这种对比应该还有其他的意味。忆苦内容主要涉及食物的匮乏及其由此引起的愤懑情绪，在口中汩汩不断地流出对食物的种种回忆式叙述话语的过程中，金祥“性”的苦闷也得到了释放，也或许是讲述占据了他的有限时空，使他暂时没有条件去考虑“性”的苦闷。不管怎样，“食”在这里起到了“性”的代偿作用，所以，当“性”得到了满足后，他的忆苦才变得从容起来，其间还很享受地不忘吃几口煎饼。此时，吃煎饼已不再是因为饥饿，而成为一种仪式，缅怀那些曾经靠对“食”的叙述才煎熬过来的那些痛苦经历；同时，这煎饼是老婆庆余的巧手之作，所以此时的吃，也是表达对庆余的情感，因此，吃也是性，性通过“食”获得某种代偿。
在各取所需的交换关系中，也渗透出“食”“色”之间的另一重关系：两者同为生存所需，“性”的需求更为隐秘，“食”更为基础，在“食”获得基本满足后“性”的欲求才显现出来，变得更其迫切。刘干挣、金祥们的两性故事发生在迁徙之后，就是因为此时他们才用地瓜解决了吃饭问题。九月是地瓜成熟的季节，一个个红红的地瓜像火一样，它软糯香甜，可以做出各种吃物，但它烧胃。烧胃确实是地瓜的属性，也正因此，地瓜才可以不仅填饱小村人的肚皮，还使他们浑身充满热气力量。他们不仅有劲儿在田里做活，而且在劳动的间隙还可以打闹、叫喊、追逐。同时，烧胃又是身体欲求的一种隐喻说法。“饱暖思淫欲”，吃饱饭后的村人，潜意识中性的欲求开始撕咬他们，当得不到满足时，它就要寻求别样的释放。白天做活，是一种释放；晚上，没有老婆的男人没有缘由地相互打架是一种释放；有老婆的男人仍不能满足，于是就打老婆，打完老婆吃几口煎饼继续打或两人愉快地酣然睡去；而那些年轻人，则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跑上街头，窜到野地里。他们打架、在土末里滚动，钻到庄稼深处唱歌，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直闹到午夜，鸡鸣时分才回家。经历世事的老人对此不足为奇，因为从年轻走过的他们有过和年轻人一样的体验，他们明白，年轻人是被滚烫的血烧的，需要闹些事情才能缓解。看着年轻人的疯叫、奔跑，他们也想起曾经的风流人物、风流韵事。是瓜干化成了人的力气，也是瓜干带来这欲望之痛。然而，没有这欲望，人类又怎能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吃瓜干，庄稼人也就绝了根”。瓜干联系着欲望，“性”在“食”的基础上被激发。秋天让人心生收获的喜悦，也心生苦闷。夜奔的大海滩上到处是成双成对的人儿，但也不乏形单影只之人。比如憨人，他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小说却给了他一个“特写”——写憨人意欲制服小红马。制服小红马是他欲望释放的一种途径，也是他证明自我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喻指，喻指憨人的心理欲求。所以当憨人受伤后，肥表达关心，但憨人却试图冒犯肥，“将她顶倒，然后像骑一匹小马那样骑住她”。另外，小说中写到赶鹦时多次将她比作是一匹小马驹，且后来，憨人又总是跟在赶鹦身后。对小说文本做前后联系，不得不说，对憨人的叙写是有深意的。像憨人这样的光棍何止一个？少白头龙眼，虽被父辈指婚于肥，但无奈肥的心另有所属；活力四射的赶鹦的辫子则经常成为这些人欲望释放的重要对象。总之，只要是人，就自然会有七情六欲，老辈人如此，年轻人如此；有老婆的如此，光棍汉更是欲望强烈；健全人如此，被人视作天生懒汉的露筋和瞎眼女人闪婆也是如此，且他们之间更其纯粹，不是“食”“性”间的交换，只为单纯的性的吸引和满足；小村人如此，工区的人也是如此，即如工程师和他的儿子挺芳。
总之，小说中的人物无不为“食”和“性”苦恼着、焦灼着、忙碌着，从过去到现在，从小村到工区，这种反复的、不厌其烦的叙述使其得到了强化和普遍化。这种叙写似乎有些类似于新写实小说，比如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小说对“食色”的描写，但两者又有本质性的差异。刘恒的小说更多是从个体生存层面展开叙述，由此“描写出一个原始纯粹的本能世界”9。而《九月寓言》则更多从人类群体的层面揭示了生存的规律。小说将“食色”作为唯一的主题在两代人间反复叙写，且叙述淡化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论”色彩，环境和人物都被做了模糊化抽象化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日常生活的逻辑和秩序，从这个层面而言，《九月寓言》更接近先锋小说，其对“食色”的叙写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而非形而下的展示。读完《九月寓言》，对“食色”的认识远非崇高之感，却心生一种悲壮之情——感叹于人类在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而表现出的那种生命力（从生存本身而言，而不对时代性的局限和人类自身的蒙昧作价值判断）。因此，小说对为“食色”而谋的反复叙写构成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一个寓言。这一切都在“大地”之上演绎，大地既是人类汲取生存所需的来源，大地也因人类生存而变得斑驳复杂、富有生机。“大地”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此。
二、人类历史的寓言
在对人物围绕“食”“色”而展开的活动的叙写中，大地显现出恒常凝固的特点。然而，这不过是它性质的一面，在人类追求这些基本的生存欲求的同时，时间在往前奔走，历史也在发展变化。关于这一点，已多有论述，只是在论述时，往往以空间代表了时间，以地域代表了历史，认为小村和工区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前现代和现代，它们的区别、对立、冲突显现出历史发展的阵痛和趋向，认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不是守着土地，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摆脱土地的束缚，向城市、向大海、向天空寻求更广阔的生路。”10这种对历史趋向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应该划分所谓小村和城市，给它们或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不过是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明形态的一种命名，事实上，它们都同属于大地——那个原生态的纯粹的地域性空间，彼此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性和延续性。因此，如果我们细细考究的话就会看到，工区作为后来出现的事物，它不是建立在原本就与小村隔绝的一个空间上，而就是建立在小村上，建立在小村一直以来所置身的大地之上。两者之间之所以隔绝，只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不同，但它们无不是大地的产物。作为常识，人类历史就是从土地开始，从农业文明开始，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历史变化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当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后，我们习惯于把“前现代”归之于更多保留了传统文明的小村，而把“现代”归之于后起的城市，却忘记了他们都是植根大地，都是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结果。两者之间虽然有区别和冲突，但在冲突中两者之间却也进行着某种交流，而两者之间的交流依然离不开人类生存之本的“食”和“性”，它们作为纽带，连接了乡村和城市，显现出其同根同源的内在联系。
工程师和红小兵及赶鹦之间产生联系并有持续性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红小兵自酿的酸酒；肥驱赶着找进院来的挺芳，但当挺芳嚼起了黑面肉馅饼时，肥又不由自主地走了出去，挺芳站起来借机将黑面肉馅饼塞给肥；一辈子恋着地瓜、后来被地瓜噎死的肥的母亲见到肉饼也还是不禁感叹它的美味香甜；看来，地瓜尽管好吃，甚至让全村人为之顶礼膜拜，但相比黑肉馅饼，它还是逊色了。固然，食物的对比显现出小村和工区的差异，但相比于此，文本对食物的描写更意在突出由食物而产生的跨越地域界限的男女交往，即前述的“性”或“色”。他们的交往始于“食”，而终于“色”。由此可见，正如在小村人那里，食与色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交换，外村女人为了“食”而与小村男人之间产生“性”的情感关系，小村和工区之间也在食与色的相互交换中产生联系。在这一点上，工区和小村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拥有诱人的黑肉馅饼的工区并不比小村高明多少，也同样遵循着人类生存的规律。相反的，倒是小村显现出某种魔力，吸引了工区的男人频频来此寻找情感。即如工程师，身为人夫的他总是抛开妻子，去追逐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姑娘，如今，他又恋上了小村姑娘赶鹦。表面看来是因为工程师风流成性，这不仅令他的妻子伤心，也让红小兵及小村人痛恨。但联系之前他和妻子相恋时的情况，我们就能理解当下工程师的举动。事实上，工程师对情感的态度始终没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自由热烈情感的热爱。和妻子恋爱时，他为妻子迷狂，以至于做出鲁莽和异乎常人之举，他们成双入对，形影不离，过着以天为幕以地为床的浪迹天涯的生活。此时，夫妻两人都是幸福的，特别是工程师，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本真的自然的生活状态，并始终如一，但妻子对此却逐渐变得不能理解。当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变成了一厢情愿孤掌难鸣时，工程师才开始“移情别恋”，在像赶鹦一样朝气蓬勃的姑娘身上寄托自己的情感。其实，他爱的不是这些姑娘，而是这些姑娘身上马驹一样的奔放和热烈。因此，当他得知儿子挺芳喜欢肥时，他鼓励儿子大胆地追求肥；当挺芳携肥出走逃离后，他不仅不担心，反而为儿子感到自豪。因此，小村并非是黑肉馅饼对比下的所谓的落后的乡村，它代表的分明是一种自然、本真的“野地”式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力。由此，这种情感的书写也就与月夜下小村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尽情疯跑、打闹、叫喊、追逐等情节叙述达成了相互的统一。即便是作为异类而存在的露筋和闪婆，他们身上也显现出与小村人一样的秉性。两个人，一个是天生的最大的懒汉，一个是瞎眼女孩，这在以体力劳动为生存之本的乡村都是绝对没有优势的，但两人却结合了，只为单纯的相互吸引。且性的满足竟激发了懒汉露筋的智慧，他硬是从大自然那里觅得吃食，两人不仅生存下来，还诞下了爱的结晶。所以，当挺芳要劫走肥，两人一起跑走时，露筋和闪婆竟成了他们效仿的榜样，效仿他们跑的姿态，更效仿他们纯粹的情感和自由自在的情怀。因此，小村和工区彼此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共性，连接和沟通了彼此，特别是小村，无论在地域还是内在精神层面，都是工区形成的基础，两者之间不必然是一种对立关系。
那么，又如何来解释小村里诸多“反文明”的现象呢？比如最典型的“打老婆”，竟被称作是“小村人辈辈相传的美好习俗”。其中打得最出色、最狠的是金友，他有一句名言：“老婆是苦虫，不打就不行。”因为小豆去工区洗热水澡，金友对她劈头盖脸一顿痛打；更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打起来。金友高兴时却又表现得很亲昵，翻来覆去亲小豆，小豆则去咬金友的后脖，咬疼了，挨金友一巴掌。这不是动物间的把戏又是什么呢？奇怪的是，小豆一面每每忍受不了金友的暴虐，甚至想死，但一面又迷恋金友舍不得离开他，当欢业为救她而杀死金友时，她没有因为终于摆脱了金友而感激欢业，反而和村里人一起痛恨欢业。村里其他的男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金友家传来打老婆的动静和小豆的号哭，男人钦佩金友，女人则羡慕小豆。于是 ，在女人的鼓噪下，夫妻两人开打。男人“好一阵劈头盖脸的击打，真解躁”，女人则在挨拳脚及叫骂中去火。当彼此精疲力竭之后，吃完煎饼，又热烈地相拥而眠。与此同时，小说写道：“大狗小狗狂吠，互相攻讦，到后来，它们一起卧倒，美滋滋地听着各家的打斗吵闹。”看似不经意之笔，却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小村里男女两性关系的性质。如果这也是爱，那么，它是“瓜干烧出来的‘爱’（这种爱与残忍、与恨没有什么区别）”11。这些的确如论者所言，动摇了“‘小村（野地）文明’的精神根基，构成‘小村（野地）文明’的一种自我否定”12。然而，民间本来就是“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这恰恰是民间自足性的显现。本真是它，蒙昧也是它，这些相互冲突式的叙写作为一种形式，恰恰说明，文本既不是张扬所谓的“野地文明”或“小村文明”（肯定意义上的），因而否定工区所代表的现代性；也不是把“小村”作为“一个最终被否定的对象”，为它“献上了一曲挽歌”13。而且在叙述时，文本用了相对比较冷静客观的口吻，尽量作客观的呈现，而不作主观的价值评判。当然，不评判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评判，它就暗藏在叙述形式里，即无论是它活泼的生命力，还是它的“藏污纳垢”，对小村而言，都是作为一种自在的状态而存在，反映的恰是“这个”阶段大地的一种文明状态，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就不是“小村”文明而成了别的文明。然而，这样说并非否定小村和工区的区别。比如显示两者内在联系的那种本真自然的性质，对小村而言，几近于本能，对工区而言，却是一种理想追求，前者缺少的是一种带有理性思维的主体性，而主体性正是现代性最大的特色，也因此，把工区看作现代的也无可厚非。这是热爱自由的工程师与在野地各种放纵的小村人最大的差异。从这个层面而言，文本叙事表明了从“小村”向“工区”的历史发展方向。然而，历史在从“小村”向“工区”变化的过程中却又丢失了人的自由天性，即如工程师妻子的变化就是表现。工程师要把它重新找回来，因此，他才显出了“格格不入”，妻子伤心、不理解，小村人更是视其为敌人。这又反映出这一变化过程的艰难。
除此之外，人物作为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肥”这个人物的也是极有意味的。《九月寓言》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写出了小村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群体生存样态，主人公是群体性的“他们”，而非一个个个体，在这个大前提下，文本对肥的叙述就显示出独特性来。她主要出现在小说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开头第一节以她重回小村的回溯方式展开叙事，结尾对接上她的逃离小村。肥是小村唯一一个选择了离开小村的女人，她的离开与她的情感选择密切相关，且经过了痛苦的抉择。小村里有死去的父亲老转儿为他指定的男人白头龙眼，工区有热烈追求她的挺芳。但她难以逾越小村不成文的规约：“姑娘必得嫁在当村”，因此，虽然她不喜欢龙眼，但在父亲和龙眼一老一少的追逼下，在一个走投无路的雨夜她无奈地在大碾盘上一度委身于龙眼。然而她亲眼见证了“男人打老婆”的好风俗会代代流传的残酷现实，即如喜年和金敏，热恋时多么甜蜜，但喜年还是承袭了这好风俗，又目睹了村里年轻人如何凶狠地毒打挺芳，瘦弱的挺芳又如何为她而忍受着身体的疼痛。于是，在挺芳不顾危险再一次来到小村决定要劫走她时，肥终于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听从心的召唤，跟随挺芳离开小村，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过一种只源于真爱，而非只为烧胃去火的情感生活（龙眼对肥即是如此，只是想从身体上要肥，所以他才怀念肥委身于他时的大碾盘）。如果说，这些叙写还无法充分说明文本对肥的选择的认可，那么，加之小说开头和结尾两节叙写的弥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当看到小村因工区开采而坍塌不复存在时，肥不仇恨，也不悲伤，而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它紧随抒情式的表达——“他心爱的肥再也找不到家了”“那个缠绵的村庄啊，如今何在？”之后，看似前后完全不合逻辑。但首先，要明白抒情表达出自谁？至少都不是出自肥，因此谈不上不合肥的逻辑；其次，肥的轻松感之后，文本提到了大碾盘，说“大碾盘太沉重了，它终究留在九月的荒芜里”。这个意象，这样的表达，显然勾连着肥曾经的痛苦记忆。因此，可以判断，肥的轻松表明她完全接受小村向工区的变化这一事实。至于工区开矿给小村带来的破坏（主要在最后一节），它掏空了小村，使小村的子一辈憨人和龙眼经受恐惧，龙眼还失去了生命，这一情节固然有揭示现代性弊病的意味，但联系前述文本对小村父一辈人蒙昧样态的书写，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以小村的消失来结束小村的蒙昧，推动其向城区的发展。如果小村不消失，憨人和龙眼将继续父一辈的生活，虽然活着，却也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无论是小村的丑陋还是工区的不足，文本叙事都没有回避，这就再次说明，价值评判不是小说的重心，客观揭示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真实及其发展趋向才是最为重要的，而肥的情感选择隐喻了文本对历史发展趋向的态度。
作为文本形式的另一个意象，对“土”的书写则进一步显现出其之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土地是承载小村的基础，小村人的生养、病死都离不开它。从这个层面而言，土地就是小村。肥以此拒绝了工区子弟挺芳的追求：“我是个土人，生下来就要土里刨食。”当她在情感上犹豫不决时，文本写道：“这个让人垂涎的姑娘啊，你心里藏下了什么秘密？你属于谁？你也是个土里刨食的人吗？”然而，作为工区子弟的挺芳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他也会变成土人。当肥救下奄奄一息的挺芳时，肥也有了和他一样的认识，感觉他也是妈妈“生出的一个孩儿，是这小土屋里的一个娃儿”。这样，土、土地，或者说大地就不再只是小村的专属。当小村被掏空而消失，在其上崛起了工区，大地就转而成为了工区的基础。小村、工区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明的不同形态是变化的，但大地却是恒常的，历史在大地之上具象化，大地见证着历史的不断变迁。“小村文明”有它的自在鲜活，亦有其蒙昧之处；“工区文明”汲取了前者的本真，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破坏。对于前者，吴培显认为这显现出《九月寓言》有“作家理想追求的延续的一面，也有其艺术思维深化和突破的一面”，作家对其一贯所推崇的“野地”融入了“更为理性、深刻的思考和探究”14，即“小村”和“野地”，难以成为拯救现代人心灵的灵丹妙药。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对于后者的叙述，则显现出作家对“工区文明”既有寄望，同时又不无担忧。同“小村文明”需要矫正一样，“工区文明”也需要施以修正。但不论怎样，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从有人类以来，社会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所谓“前现代”“现代”不过是相对而言。历史不是断代式发展，而是在传承中变化。
从历史发展的层面而言，文本中那些奔跑的情节又获得新的意味。金祥被饥饿逼使在奔跑的路途上，奔跑是为了满足吃食，这是特定阶段奔跑的意义；但要有更高质量的吃食，就要寻找做这种吃食的鏊子，因此，奔跑就具有了追求进步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村里年轻人一方面是因为地瓜烧胃需要去欲望之火而奔跑，冥冥之中也似乎在为某种别样的东西而奔跑。尤其是赶鹦，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最后，经她之口才说出秘密：“看不到的野地，我去哪儿啊？”可以看出，她也想要冲出野地，只是一直以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直到认识了工程师，虽然她不喜欢他，但他的与众不同还是让她着魔。两人因为父母及村人的阻挠中断了交往，但却使赶鹦奔跑的目标变得明晰起来。没有父母的肥是幸运的，因为没有牵绊，且有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她始终在奔跑，只是坐上了现代的汽车，这辆车将比两条腿奔跑得更快，却也要适时刹车。小村在轰隆声中坍陷，没了野地的赶鹦在火海中奔跑，也许此时她找到了方向。正是这种寻找“什么”的奔跑才使为食色而奔波的近乎凝固的小村变得生动、丰富，才可能有从小村走向工区的变化，大地从空间化走向历史化。
张炜曾经说过，小说名为“寓言”却不是“寓言”。但小说围绕小村这一空间，以九月为时间点，展开重复性的有关“食”与“性”的故事，“社会意义的时空被淡化了，但文化史诗意味的象征时空却被强化”，因此，说到底它还是具有寓言的性质。且“象征成熟与收获的九月，绝不仅是乡土性的”15，而是有关大地的，它包容了小村和工区，还有工区之后的其他。一方面在重复性的记忆中展现了一部人类生存的寓言，另一方面，在看似凝固的时空中，时间在更迭，空间也在奔跑中被突围，因此，它又是一部关于历史发展的寓言。前者是时间的空间化，后者是空间的历史化，如此，九月—大地，或者说社会、历史便在横向纵向交织的坐标中得到清晰的寓言化式展现。只是这社会历史，不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是哲学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它称为“大地”更加确切，它既是故事展开的具体空间，又具有抽象的意味。这种理解，将突破诸如乡村文化挽歌、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等常规的具象化的文本理解。这“也许是”作家张炜的想法，但“一定是”文本形式所蕴含的。大地是极具包容性的，同样，对《九月寓言》的解读也极具开放性，而这恰恰说明这部小说的不同寻常。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张炜199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也是张炜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小说，没有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对传统道德化叙事的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4BZW12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9BZW1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4 12 13 14吴培显：《“小村”的挽歌与“融入野地”的理性突破———关于张炜〈九月寓言〉的两点辨析》，《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 8 程亚丽、吴义勤：《痛失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神话——重读〈九月寓言〉》，《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3 王光东：《民间的当代价值———重读〈九月寓言〉》，《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5 6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7 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且寓言〉》，《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9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10 11 邓晓芒：《张炜：野地的迷惘——从〈九月寓言〉看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
15 房伟：《另类的乌托邦——张炜〈九月寓言〉的新民族文化想象》，《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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