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编辑组稿与当代文学审美塑形
内容提要：1950—1970年代，期刊编辑的组稿彰显出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组稿对象的确定、政治产出的追求以及文艺界领导的直接介入等，充分表明期刊组稿中“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以及“政治”误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新时期以来，编辑组稿的意识形态性、心理动机以及主体性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组稿对象、组稿内容的选择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干扰编辑组稿的因素更多样、更隐蔽，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塑形。
关键词：期刊编辑 组稿特征 当代文学 审美形态
当代文学期刊组稿主要有三种模式：“个别约稿”“社会征稿”和“群体集稿”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艺政策对文学生产“组织性”的强调，在三种组稿模式中，“社会征稿”“群体集稿”在建构国家民族文学方面往往能收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具体来看，当代期刊组稿存在阶段性特征，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编辑组稿的模式与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期刊组稿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演变，有利于从文学生产的内部机制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元化现实主义美学形态走向多元美学形态的历程，同时，从编辑与作者互动的层面进入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加深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的理解与把握。
一、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经济产出”让位于“政治产出”
1950—1970年代，文学编辑的组稿彰显出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功利色彩。组稿对象的确定、政治产出的追求以及文艺界领导的直接介入等因素，都充分表明1950—1970年代文学期刊组稿中“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以及“政治”误判可能导致的严重性后果。下面主要从期刊组稿的意识形态色彩探究编辑的政治诉求及其对当代文学美学演变的影响。
（一）向特定作者组稿，提高出版“安全系数”。
向特殊作者组稿是当代文学尤其1950—1970年代文学出版的重要现象。之所以向特殊作者组稿，首先是为刊物生存建立“保护伞”。通过向政治领袖组稿争夺文学政治资源，确保刊物免受政治冲击，同时树立刊物政治“正确”的形象。《人民文学》《诗刊》曾多次组织策划向领袖约稿，通过发表毛泽东诗词获得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资源。1958年，《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从邓拓处打听到多首毛泽东诗词，而这些诗词在那以前一直未曾发表。张天翼代表编辑部起草组稿请示，与这组诗词一起上呈毛主席。但此后四年，编辑部未获批复。1962年初再次请示，终获准许2。同样，《诗刊》创刊以及1976年复刊都曾策划发表毛泽东诗词，以便为刊物发展拓宽政治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文学期刊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沿河》在1964年二月号上刊登毛泽东《诗词十首》，1978年，《吉林文艺》九月号、《甘肃文艺》十月号等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三首》，以示向国刊看齐的意愿。从编辑与组稿对象的关系看，这种组稿方式是权力与传媒合谋的表征，体现了编辑的生存意识和政治智慧。与组稿相关联的是《人民文学》刊名题字。创刊时的刊名由郭沫若所写，但在1976年复刊时却改用了毛泽东字体。这种迎合领袖的出版行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为刊物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体现了编辑策划意识的自觉及政治敏锐度的增强。
其次，为了提高文学出版的“安全系数”，编辑向特定作者组稿。一般来看，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作家，如解放区作家，尤其是延安文人，在政治上都是比较“过硬的”，相对具有更高的“安全系数”，更易受到期刊编辑的欢迎。期刊编辑对这部分作家是另眼相看的。由于赵树理在1940年代被毛泽东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所以，《人民文学》编辑特别热衷于向赵树理约稿。据粗略统计，1950—1960年代，赵树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多达20篇。这个数据足以证明赵树理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可靠”作者。尽管其部分作品，如《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是与主流话语之间存在距离甚至是“相抵触”3的，然而，考虑到作者“过硬”的身份，编辑还是大胆发表了这些逸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
（二）“经济成本”让位于“政治产出”。
“新时期”之前，文学出版主要考虑“政治产出”。当然，1950年代末，在纸张紧张的特殊情况下，文学出版对经济成本有所考虑。但更多时候，文学出版考虑“政治产出”无疑是优先于“经济成本”的。这是因为文艺界领导特别重视文学传媒对大众的“教化”和“引导”功能：“我们所有的报刊和书籍，都应当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4换言之，为了达到“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目的，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文学期刊国有化之后，办刊经费和编辑薪水全部由国家承担，编辑人员一般少有经济上的压力。《广西文学》编辑李汗称：“一年补贴一万多元，纵使发行五百份，也不致饿死编辑。谁也不必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去操心刊物。”5在办刊经费和编辑薪水皆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编辑在组稿中自然很少去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从个体组稿来看，有远谋的编辑在看中某个有潜力的作者后，通常都是穷追不舍，并对其重点培养。195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李国文被《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所发现，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改选》。当时主持版面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对李国文的才华尤为欣赏，于是安排崔道怡写信约见：
李国文同志：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来稿六篇皆已读过，我们觉得很好，初步决定考虑选取数篇发表。特此告知，敬请免念。
我们很想和您谈谈您的作品与有关创作问题，不知您何时有空？望来编辑部一趟。若有公务在身，可凭此信请假。
盼复！握手!
《人民文学》编辑部（1957年）5月10日
从信中可以看出，从六篇稿子中选发“数篇”，这个发稿量对当时的文学新人来说可算得上是厚爱有加了，足以表明编辑对李国文创作潜力的看好。虽然《改选》后来被斥为“毒草”，但在当时，作品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无疑是对党内整风形势的一种呼应。对于这样的作者，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编辑当然是青睐有加的。因此，为了实现更多“政治产出”，即使李国文“有公务在身”，也希望他能请假创作，以便为下次组稿做准备。陈伟军指出，“十七年”文学期刊“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商业利润，而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为读者大众服务，扩展读者群，增加发行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进而完成教化与引导的任务”6。因此，《人民文学》编辑部特邀李国文进京改稿以及后续组稿，是为了实现以“教化”和“引导”为主要目标的“政治产出”，体现了编者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站位意识。这种站位意识渗透到刊物编辑的组稿工作，对当代文学生产影响深远。
为了提高期刊组稿的“政治产出”，文学编辑很少考虑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由于其对“政治产出”的强调而显示出强烈的功利追求。以1970年代中期“18棵”青松会议来看，参加培训的作者在开会期间“享受县团级待遇”，对“准备深入生活的作者”，“贴补数百至数千元的生活津贴”。为了确保组稿任务的完成，编辑部不仅提供数额甚高的经费支持，甚至也不计时间成本。为了让作者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会方特意安排了长达一周的时间，即从1975年3月16日到23日。为了让作者按时完成创作任务，“文化部”向每位作者所属单位的领导打招呼，在时间上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7。从体制保障来看，只要接收到编辑组稿的邀请函，作者在单位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在计划经济时代，编辑以组稿、改稿的名义为作家请创作假开方便之门的文学制度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一般情况下，为了组织到符合“要求”的稿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1980年代，文学期刊编辑仍然通常联系作者所在单位，为作者请创作假提供各种组织上的支持和保障。要是没有期刊编辑的信，“他们很难请假出来”8。这足以体现文学编辑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主体引导功能，表明1950年代所形成的文学生产机制对新时期文学生产制度的深刻影响。
（三）文艺界领导人对组稿工作的强力“干预”。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确立，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相继被纳入计划性发展轨道。文学编辑活动及其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同人刊物个人化、分散化的组稿模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组织性、计划性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文学期刊编辑组稿的重要特征。这种组稿特征的变化是与新中国“一体化”文学制度和出版制度相适应的。与现代文学出版最显著的不同是，当代文学期刊组稿理念、计划、方式的确定不再只是取决于文学期刊的主编，文学期刊主管部门的上级领导也同时参与决策，甚至对组稿对象、组稿内容进行具体“规划”。所以，关于文学组稿活动的研究，不能拘囿于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稿件交往，主编（编辑）与上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应纳入考察之列。
文艺界领导人通常根据政治形势“引导”文学期刊编辑组稿。如果说“五四”同人期刊及出版商主办的期刊在政治割据的缝隙中可以更多地规避政治的干预，那么，当代文学期刊的出版必须接受“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检阅。文艺界的领导人对政治风向和文艺政策的把握往往比一般的文学编辑更加敏锐，某些时候直接充当了文学期刊组稿的策划者和引路人。党的“双百”方针执行不久，也就是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要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此为界，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然而几乎与此同时，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蹊跷的是，这篇社论不仅“误导”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让部分知识分子毫无戒备地继续“鸣放”，同时也让文艺界领导人蒙在鼓里，以致严重“误导”了文学编辑的组稿方向。周扬明示《人民文学》严文井向沈从文组稿，并说：“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9在周扬授意下，严文井与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同往沈从文家中组稿。这次组到的稿子是一篇短小的散文《跑龙套》，刊登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上。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如实道出了自己在全国解放后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和真实心态：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角色。我喜欢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10
从语气上分析，文字中不免带有些许的埋怨情绪，加上其“灰色”作家的身份，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作者的命运自然不妙。不只是沈从文，“革新特大号”所有其他作者也都被错划为“右派”。当然，主持该期《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李清泉同样未能幸免。从策划、组织到实施的过程来看，这次组稿与文艺界领导人直接相关，而文艺界领导人对政治形势的误判，又直接影响到文学期刊的审美形态以及编辑和作者的命运。
二、组稿的意识形态性、编辑心态以及主体性的变化
进入新时期尤其1980年代后，文艺界精英主义文学倡导与发展的同时，期刊编辑的市场意识开始觉醒。在组稿工作中，文学编辑不仅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做出某种平衡，还要在“文学”与“市场”之间进行抉择。这一时期，期刊编辑的组稿方式和途径上与1950—1970年代基本相同。个人组稿、社会征稿、群体集稿依然是新时期文学期刊组稿的常规模式。组稿权限方面，文学期刊主编在名义上依然接受文联、作协等上级党组的领导，但与此前相比，在组稿对象、组稿内容的选择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从组稿性质和特征来看，新时期以来，编辑组稿的意识形态性、心理动机以及主体性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弱化，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受到重视。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此前组稿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弱化，而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受到重视。从《小说家》为举办“精短中篇擂台赛”而制定的规则和方案可见一斑：
顾名思义，“精短中篇擂台赛”力倡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说，扬清新纯净之风，为此而集大江南北各路名家击鼓打擂，以拔优秀：可以放歌时代，亦可抒写人生；可以大江东去，亦可以小桥流水；既可以涌泉也可以泄瀑；既可以挟来西北之风，又可以清奏江南丝竹；可以写意可以写实，手法纷呈，竞相媲美，博采众家之所长，不拘一格；和读者同呼吸，与时代共脉搏，邀作家相携手，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为此《小说家》愿献一份绵薄之力。
虽名曰“擂台赛”，却并无争霸文坛之意，亦无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之疑，更无擂台比武手下无情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心，实为活跃文坛，并为文学制造一点轻松的气氛，增添一些幽默色彩，而营造一种“势”。文学原本是娱人的，它寓教于乐，使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美感的享受。11
与1950—1970年代“征文”相比，以上引文在措辞上几乎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话语，而更多地凸显了组稿要求中文学稿件的审美性和娱乐性。就文学审美形态来看，从“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到“寻根文学”“新潮小说”“第三代诗人”乃至“新写实小说”，新时期文学摆脱了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现实主义一元化的审美形态，而逐步走向开放多元的创作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当然首先归功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从文学生产角度来看，则与期刊编辑主体淡化政治意识形态而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不无关系。
（二）编辑组稿心态从实用主义走向非功利化。
从组稿心理上，文学编辑逐渐摆脱了实用主义心态，功利性色彩日趋淡化，而从长计议者居多，善于通过与作家交朋友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约到理想的稿子。然而，心怀组稿任务的编辑如何联系作者，如何把生硬的工作关系改良成朋友关系，对文学编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李国文与崔道怡的关系贯穿了“十七年”和“新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较能说明两个时期编辑对待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1950—1960年代，在崔道怡推动下，李清泉率多名编辑隆重接待李国文，但编辑与作者之间还是横亘着上下级的意识，以致为其“相貌”与“文采”的“不甚一致”而感到“惊诧与失望”。二十多年后，对崔道怡来说，李国文已然是“可以亲近，能够信赖，值得敬重”的朋友了。由于这种关系的嬗变，在《人民文学》1997年第9期发表李国文新作《缘分》时，崔道怡专门写了“编者的话”，感慨良多12。为了约到理想中的稿子，“新时期”文学编辑甘愿主动出击，拉进与组稿对象的情感距离。《十月》编辑张守仁与作者李存葆的关系“亲如手足”，在组稿聊天中结成了“一对朋友”。在友好氛围中，张守仁热情邀请李存葆到家里谈写作问题，并对《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提出了重要建议13。同样，《十月》编辑张仲锷深入刘绍棠的隐居地通县儒林村，与作者一起坐在炕头上讨论《蒲柳人家》的小说设想和内容梗概14。在日常生活近距离的交流中，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刊名刊相比，边缘文学期刊的编辑组稿难度显然更大，为了壮大作者队伍，组到理想稿件，他们非常自觉地为组稿工作营造融洽的氛围。《小说家》杂志编辑闻树国在陈述组稿经验时说：
1986年，当我重返《小说家》的编辑室的时候，正逢而立之年……在那几年当中，我不仅只是为了组稿才去出差，更不会因为组稿才给作家写信，而是为了交朋友。……我心里非常清楚：无论什么样的作家，也无论他的作品是否合乎本刊的所谓办刊风格，但从小说审美的意义上看，只要是我认为好的，就一定要接上“火”。这种不带任何实用和功利色彩的接触，使我们相处得十分自然和轻松，所以，我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很快地成为了朋友。这样，直到1990年被任命为《小说家》执行副主编的时候，譬如拥有神兵百万一样，我已经拥有了一大批作家朋友。我们时常地在一起山南海北地聊，却从不谈组稿约稿的事。15
从担任基层编辑开始，闻树国在与作家的交往中试图保持“十分自然和轻松”的状态，“不带任何实用和功利色彩”，这种人脉的积累显示了编辑的人格魅力，为其升任杂志执行副主编后的组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非功利的编创交流通常可以让友谊保持得更长久。正如章仲锷谈到组稿经验时所说的，编辑在组稿中与作者结成的“战斗友谊”甚至可以跨越年龄界限，这种“跨代”友情“经过风雨雷电考验而不变色”，历久而弥坚16。
（三）编辑组稿的主体性普遍觉醒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编辑组稿的主体性普遍觉醒，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展开。作为审美主体和市场主体，编辑善于倾听作者的困惑与心声，根据作者的意图提出创作上的建议。同时，组稿中的编创交流又是一个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过程。
以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张守仁为例，张守仁之所以向李存葆发出约稿邀请，是因为他知晓作者的生活见闻及其所掌握的写作素材后，与作者产生了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精神共振。1980年代初，军队生活中的矛盾依然是创作禁区。写出《高山下的花环》这样揭示尖锐矛盾的作品显然是需要勇气的。基于这样的语境和认知，张守仁鼓励作者说：“放开手脚，有胆有识地去写，冲破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跨越好人好事的写作水平，把严酷的战争真相、鲜活的战士心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17果然，这部看起来颇有“争议”的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笔。
文学期刊编辑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作家创作欲望的“开发”，同时也表现在稿子得以顺利发表的过程中，力图贯穿自己的编辑思想和审美意图。为了在《十月》杂志隆重推出《高山下的花环》，实现自己的编辑理念和审美主张，张守仁找到中国作协负责人冯牧为此文撰写评论，但作为文艺界领导人，冯牧显然颇显疑虑，建议把尖锐的地方磨平。张守仁表面上答应其修改建议，但他深知，如果遵照冯牧意见对稿件做出修改，自己的编辑思想便难以体现。基于这种思考，在编发这部小说时张守仁暗中还是坚持维护了原稿。这种“维护”显然违背了文艺界领导人的修改意见，体现了编辑主体性得以贯彻的隐蔽性。
19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下作家审美视野虽有所放宽，但文艺创作中仍然存在难以言明的禁区。“当个编辑时时要顾及‘气候’，适应‘环境’，常常心悸于头上仍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以郑义熟为人知的小说《远村》为例，郑义在晋中师专读书时就以小说《枫》的发表名噪一时，然而后来创作的《远村》却屡屡遭遇退稿。章仲锷看了稿件大加赞赏，准备将其刊发在《当代》杂志。那么，前几家刊物为何做出退稿的决定呢？深究起来就能发现，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因为“当时正值‘清污’，我担心它会被当成‘精神污染’遭‘枪毙’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送审单上反复论述推荐，写了几千字，简直像篇论文。”章仲锷再三努力，《远村》终于在主编孟伟哉那里终审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在版式安排、字体大小的处理上还是显出了编者的谨慎和担忧。一是在栏目编排上“没敢放在头条位置”，二是“排了小号字”18，与其他稿件做出区分。不放头条并把文字排小号是一种低调化的编辑策略，昭示出主编心中的隐忧。基于这种出版心理，编者试图通过低调化处理的方式来化解文稿发表后可能遭遇的“不测”。
如果说章仲锷不遗余力推崇《远村》是因为作品的文学价值，那么，主编戈阳在《新观察》1981年第14期上推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则是追求出版市场效应的表现。在1981年8月20日上午，戈阳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透露了追求市场销量的心理：
这篇文章是七月上旬编辑部约请白桦写的。刊物销数下降，同志们感到不安，有人提出《晚报》发表白桦所在党支部的一个简短消息，抢购一空，《新观察》也应当注意人们关心的问题……约白桦写的这篇文章，原计划在15期发表，不想14期付印前一天（七月十四日），文章寄到了。编辑部为了抢独家新闻破例抽换稿件发在14期。而由于发稿匆忙，又在稿件的修改上出现了许多差错，如为了回避《苦恋》问题，将文中“看修改后的《苦恋》样片”句中的《苦恋》字样以及其他有关《苦恋》的字样全部删去了，文中写军区领导去看作者的字句也删去了。而稿件又未送请作协党组审查就发表了。19
为了改变“刊物销数下降”的现状，戈阳与编辑部同人向当时颇有争议的作家白桦组稿。这是因为刊登争议作家的稿件有利于提高刊物的发行量。基于这样的心理动机，编者通过撤换第14期即将付印稿件的方式，把原计划在第15期刊登的白桦《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提前一期发出来。这是编辑为追求“独家新闻”的市场效应而做出的紧急处理。无论是从组稿动机还是编辑策略来看，撤换稿件以求轰动效应对期刊编辑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也应该看到，关于稿件加工的文字描述透露了当时编辑对敏感问题的担忧。首先是尽量回避当时受到批判的电影《苦恋》，将与其相关的内容全部删去。其次是删去军队领导看望白桦的文字，因为白桦在当时是受到批判的作家。批判《苦恋》追责到党对文艺领导的“涣散软弱”20，正是这种语境下，身为主编的戈阳在座谈会上对《新观察》刊登白桦文章进行检讨21。这表明，当时文艺论争所聚焦的已不只是文学上的问题，而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对期刊编辑来说，1980年代组稿中约定俗成的禁区自然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三、干扰编辑组稿因素的多重性与隐蔽性
从编辑角度来看，组稿对象的选定关键在于作者写作能力及其思想倾向的考量。一般而言，编辑对作者“写作能力与思想倾向知根知底”，组稿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要么是思想倾向和文章路子与我们编辑部不对路，要么是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上了道，就可能出现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从编辑社会学角度看，编辑组稿的前提是熟悉并弄清作者的写作能力和思想倾向，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深入的交流。
根据刘锡诚的估计，黄秋耘是“既有水平又与《文艺报》路数一致的人选”，应该是符合《文艺报》标准的组稿对象。然而，组稿的成功与否，除了作者因素，还与其时主流意识形态环境有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舆论控制比较严格的体制下，80年代初，要想办成一个基本上尊重作者写作意愿而较少干涉的专栏，是很难实现的。”22这种“难以实现”不仅体现在以理论为主打的《文艺报》组稿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亦然。以《当代》为例，张炜《九月寓言》原计划是投给《当代》杂志的，而在主编秦兆阳看来，作品触及敏感问题，于是在编辑讨论会上投了关键的否决票，导致这部当代经典小说最后花落《收获》杂志。这种被退稿件另投他刊终获发表的现象，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新时期”文学生产中是相当普遍的。这不仅表明文学编辑审美眼光和思想尺度的差异，也透露出另一种信息，即稿件的思想倾向与主流话语的关系模糊化，文本处于“可发”与“不可发”或者说“能发”与“能不发”的临界状态。处于临界状态的文本往往潜藏着争议性，而很多时候，编辑部审稿分歧往往源于文本的“思想倾向”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差距。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时期文学出版格局中，与1950—1970年代相比，虽然文学刊物的层级化、行政化色彩淡化了许多，文艺政策对组稿对象、组稿内容、组稿方式的规定也宽松了很多，但国家级刊物与地方性刊物在组稿特征上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学资源的掌握程度来说，国家级刊物与地方性刊物事实上存在不小的差距。作为最高文学殿堂的“国刊”，《人民文学》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组稿的作者群。“国刊”的组稿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对作者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也就不能排除编辑的主体功能被弱化的可能。名编周明谈到《人民文学》组稿问题时说：
在八十年代，《人民文学》被很多人认为“茅台是国酒，《人民文学》是国刊”，正是优于它在文学界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殿堂，对于作家而言，能登上这个殿堂那就真的是一夜成名了。在此意义上，我个人始终认为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他得紧紧地依附于刊物这个母体。当时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因为作家们正是看到了《人民文学》的巨大影响力，而不是因为某个编辑，当然，这其中会有一些编辑和作家的私交友谊的因素。23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人民文学》与一般的地方刊物相比占有绝对组稿优势，稿源数量及优质程度远胜于地方性文学期刊。从投稿心态来看，作家之所以向《人民文学》投稿，往往并非因为编辑的个体因素，而是因为“国刊”的“巨大影响力”。这就决定了国家级文学刊物的编辑与地方性文学刊物的编辑在组稿中主体地位的差异性。
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从主题内容的类型到审美形态的构成，无疑都深深打上了文学组稿中编辑主体的烙印。编辑组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力”的干扰。干扰文学组稿因素的多重性与隐蔽性影响到当代美学形态规范的形成。但在某种美学规范的制约下，当代文学期刊编辑通过组稿对文学创作的指向性引导，不同程度地潜在参与了当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塑造，同时也从根源上影响了当代文学史在审美形态上的建构。
从主体意识来看，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十七年”文学编辑独尊现实主义美学，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审美形态的塑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与权威刊物的示范引导作用有关。《文艺报》编辑刘锡诚说：“我们《文艺报》这些人是比较传统地培养出来的，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在文艺观点上基本上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一直到后来都是坚持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背离现实主义都是不正统的”，由于这种“正统”与“非正统”的人为划分，《文艺报》在推动“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方面“功不可没”24。然而，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文学编辑组稿打破了现实主义“正统”地位，开始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多元的文学思潮和美学观念。以《上海文学》为例，该刊发表了王蒙系列“意识流”小说，显示了编辑组稿观念的嬗变。王蒙小说虽然当时仍然不免受到惯于以现实主义传统为审美尺度的《文艺报》的批评，但从1980—1990年代文学发展进程来看，文学编辑对“现代派”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经历了从观望到认可再到接纳的过程。
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文学编辑的组稿原则总体上经历了意识形态化到审美形态多元化的变迁。这个过程中，文学期刊组稿范围由窄变宽，编辑空间由小变大，有力推动了当代文学由现实主义一元化美学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多元美学并存格局的转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期刊编辑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岩镔、徐炯主编《出版物发行知识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2 有关《人民文学》编辑部向毛主席组稿《词六首》的情况请参见周明：《毛泽东与〈人民文学〉》，收入《文坛记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涂光群《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收入《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新：《作品、编辑、意识形态——从“十七年”的〈人民文学〉说起》，《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10期。
4 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河北日报》1958年8月22日。
5 李汗：《文艺刊物需要“个性解放”》，《文艺报》1957年第9期。
6 陈伟军：《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7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278页。
8 李阳对《上海文学》老编辑彭新琪的访谈中谈到编辑为作者请创作假的情况，参见李阳：《当代文学生产机 制转型初探——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9 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0 沈从文：《跑龙套》，《沈从文文集》（第10卷·散文、诗），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205页。
11 15 闻树国：《叙述擂台赛——首届〈小说家〉擂台赛的幕后故事》，《艺海双桨》，陈思和、虞静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78—279页。
12 崔道怡：《他是一棵常青树——我心目中的李国文》，《艺海双桨》，陈思和、虞静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4—66页。
13 17 张守仁：《我和李存葆与他的〈高山下的花环〉》，《永远的十月：我的编辑生涯》，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1页。
14 18 章仲锷：《做嫁与作家——一个老编辑的片段回忆》，《磨稿斋拾遗》（上），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16章仲锷：《我与赵瑜》，《磨稿斋拾遗》（上），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9 21 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405—408页。
20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胡绩伟讨论批判《苦恋》的问题时指出：“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参见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393页。
22 刘锡诚：《邀黄秋耘开专栏》，《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510页。
23 周明、白亮：《现代化、知识分子与〈哥德巴赫猜想〉》，《长城》2012年第3期。
24 刘锡诚、刘洪霞：《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文坛“争鸣场景”》，《长城》2012年第4期。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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