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学界对新时期文学史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许多文学史叙述仍然缺少对“边缘”文学生态的捕捉和文学发生现场的把握，致使一些研究虽则遵奉“知识考古学”的名义，却只能在旧有的文学史框架和主流话语内打转。基于文学期刊全貌考察，经由文学期刊目录、文学生产史、数据统计等研究方法的透析，新时期文学史的具体演进与传统文学史著作的“中断”（1985）分期法有较大差异，详细可分为“1979—1983”“1984—1986”“1987—1989”这三个阶段。这一视野下的新时期文学史重构，为打捞历史“中心”话语之外的“边缘”生态，为重返文学史现场，开拓了新的空间与路径。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文学期刊 文学史 目录

引 言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史往往以十年为一代，“十年”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尺度，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文学三十年”“重返80年代”“90年代文学”等研究。“新时期文学”与相近的年代文学概念——即“1980年代文学”，已经成为学术界通用的术语。2023年8月，张光芒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以下称《目录汇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文学期刊目录从1976年至1989年，共计112种，是国内外首部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工具书，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新时期十余年文学期刊分布、流变及发表文学作品全貌的资料汇编”1，为研究新时期文学史提供了一扇目录学的考察窗口。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2显然，上述《目录汇编》属于余氏所论第三类目录著作，余嘉锡认为，所有目录之书皆抱定共同性的编目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3一方面，古典学术经过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化过程，断代文学史早已位列学术门庭；另一方面，所谓源流，也是综合性地表达了文学史的起始、发展、转型等现象。至于第三类目录之书，虽然未能评述作者之意，但是如能“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4。毋庸置疑，《目录汇编》划分刊物、区别文体、类例分明的编撰体例，实则有助于对文学史的考察。因此，以《目录汇编》考察新时期文学史之“起承转合”，自是以目录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应有之义。

学界研究当代文学期刊的成果，或以大视野着手，以各大文学期刊的创刊、改版及成就为抓手，甚至罗列大批的省、地市级刊物；或专研某一刊物与当代文学史之关系。整体观之，未免与常规的文学史叙述重合，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学术观点的新解。至于专论新时期文学史者，则大多只能针对新时期文学史著作聚焦的典型之作新发议论，而没能考虑到所谓文学史经典的生成，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虽然获得命名文学思潮的权利和地位，但其实离真正的创伤文学仍相去较远；5还如“朦胧诗”的命名，更是沿用个别评论家的印象感悟，6实则与《今天》诗人群——如北岛者——刚健不挠的诗风，7大相径庭。凡此种种，皆说明当前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一种现象，即过分重视“中心”话语的表达，因而受前人遮蔽较甚，反倒忽略了真正的“边缘”声音的诞生，故而失去了对新时期文学史“知识考古”的真意，也无助于对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全貌考察。8于此文学史与文学期刊研究的“十字路口”，以目录学的方式研究当代刊物以及当代文学史，不仅仍然较为少见，统计性的分析更是散见于对特定刊物的研究，而且更加具有表现文学史多元性本质的学术价值，此即古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义。故此，在文学期刊全貌考察的视野下，以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为路径重构文学史，就显出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须知，文学史的演进与新时期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紧密联系。对于1980年代文学的分期，学术界一般采用以1985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方法。本文基于文学期刊的全貌考察重构新时期文学史，主要围绕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这一中心，尝试解答新时期文学史的演进问题，与主流文学史的叙述逻辑有着较大区别，而且需要找到独特的划分尺度，因此，确立内部分期的准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80年代文学”的“中断”：现有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的分期

“所谓的‘文学史写作’就是对文学史的不断‘重写’”9，而对于重新叙述一段文学史而言，分期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叙述者摆脱整体关照的话语建构，不再痴迷于对文学史粗疏面貌的描摹，而是深入文学史发展的内部逻辑，去寻找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言的历史的“不连续性”10，以便呈现文学史的演进脉络。由此，考察通行文学史叙述对新时期文学史的分期，可有助于重审传统文学史叙述的问题所在，而通过文学期刊目录的研究路径，重返文学期刊历史现场的全貌图景，恰可助力于解析新时期文学史的分期，进而有助于重构新时期文学史。综而观之，现有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对“新时期文学”的分期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

其一，采用广义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下限往往可以延伸至21世纪文学，上限则可追溯至1976年的政治变革，有时也称之为“文革后文学”，常以1985年为1980年代文学的分界线。早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新时期文学》等著作，都以1976年为起点，11前者将“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追溯到“四·五运动”中的诗歌创作。121986年9月7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刘再复、李泽厚、王蒙、张光年、朱寨、李陀等人高度评价十年文学的革新业绩和重要成就，13事实上一并完成了对新时期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建构。在此基础上，《新时期文学》将时间的下限推至1980年末“新写实”小说的兴起。14《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将1976—1992年时间段的文学分为三个部分：1976年10月—1979年初，1979年初—1984年底，1984年底—1992年。15《新时期文学概说（1978—2000）》所使用的“新时期文学”,“包含了‘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文学，同时也注意到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之间的差别”16。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版于2013年，该书以“文革后文学”的视角考察1976年以来的当代文学，认为“1976年‘文革’以后至今的文学，学界多称为‘新时期’文学”17，有延续《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新时期文学”广义用法的特征。该书同样以1985年为1976—1989年文学的阶段性转型标志，认为前十年的文学，困于一种“‘文革’时期文学的审美病象”和“清新的文化思潮与较为前卫的形式追求”的钟摆运动。18但是，该书专题式的章节着重问题的线索性，并不刻意呈现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学的差异性。

其二，采用广义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下限可延续至21世纪，但是将上限设为1979年，并且多采用“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等简称，来给“新时期文学”断代。比起将“新时期文学”等同于“文革”后文学的看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沿用了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提出的观点，认为1976—1979年之间的文学并未完全摆脱“文革文学”标准的束缚。因此，新时期文学应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1979年为起点。参考该书的相关章节设置，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学”即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1979—1989年文学”也已被简化为“80年代文学”这一概念。近年来，也有学者考察“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认为新时期文学起源于“‘新时期总任务’的提出，这来自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提出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19。应当说，这种新探对于厘清“新时期文学”的边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即对四十年来“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关照，但这一起源的勘探并未改变既有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框架和内部结构。对于内部分期的处理，《中国当代文学史》以1985年文学思潮的急剧转向为划分依据，文学进一步脱离了“社会—政治”的干预，实现了回归文学本身的“向内转”，具体表现有“寻根文学”的兴起、“新生代”诗人群的出现以及 “文学主体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20

其三，采用狭义的“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将之上限追溯至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下限则定为1989年末，通常以1985年为前、后期分界线。这一文学史分期的学术渊源是1990年代“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提出，学者认为1990年代文学虽然延续了新时期，却已经是“进入商业社会时代的文学”，经济对文学生产和评价产生了以往时代未曾出现的深刻影响。21尽管“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生产也受到学者的质疑，22但至少对截断1980、1990两个年代的连续性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将 “1978—1989”“1989—2000”视为并列的两个时代，注意到了前者“回到五四”的过渡属性，以及后者“市场化”的特质对文学生产的影响。23《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沿用这种分期方式，将“1978—1989”和“1989—2000”这两个时间段设置为并列的两编，认为“1985年是中国文学发生重要变化的年份”24，尤为强调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解放和文艺复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故而将新时期文学的起点设为1978年。25而对于1978—1989年间文学的内部划分，则仍然以1980年代中期为划分界限，这与上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等著作达成了一致。

综而言之，文学史叙述中的“新时期文学”外延比较广泛，各种文学史在给当代文学史分期之时，也存在着不同的思路。文学史著作之间的差异性多出现在上限和下限的设置上，且无论上限的设置与下限的延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1978—1989年间——也即是通常所谓“1980年代文学”——内部的转型，文学史著作却较为统一地定在1985年或1980年代中期。回到新时期文学史重构所面临的分期问题，其上限也应定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期刊刊期角度讲即是1979年。因为，正是这一历史变革使得当代文学出现了新变化，基于文学期刊全貌进行考察，以文学期刊目录为研究路径，重构新时期文学史所需要树立的一面参照的“镜子”——主流文学史叙述所观照的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才真正出现文学史舞台。同样，重构新时期文学史的下限也应定于1980年代末，这是因为，就精细化、深入化的文学史研究趋势——例如“当代文学历史化”和“新世纪文学”等概念的提法而言，那种将“新时期文学”的下限无节制地延伸的做法，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尽管这种做法可能代表一种价值取向。另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在于，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兴趣，又集中爆发在“九十年代文学”上，许多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文学史叙述中已经打破了延续新时期的理论构想。故此，本文所关注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其下限取1989年。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内部分期却并不完全以上述文学史叙述为准绳，原因在于以文学期刊全貌考察为中心的文学史重构，借助文学期刊目录研究等方法，却可以捕捉湖面上荡起的一圈圈的涟漪。

二、“三分法”：文学期刊目录折射新时期文学的两次“转型”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刊物112种，其中有各类文体专刊，不能一概而论，各种刊物创刊时间并不一致，存在时间也长短不一，例如《中国》创刊于1985年，1986年便停刊，26《今天》《这一代》《火花》《非非》等民刊或者刊期不定，又或者遭遇禁令。因此，对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的考察，只能通过抽样比对来完成，而且最为适宜的文体当属小说。因此，笔者通过《目录汇编》，选取《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延河》《百花洲》《安徽文学》这11家文学期刊在1979—1989年发表的逾万部小说，经过筛选，删去文学史叙述里着重论述的对象，留下“一笔带过”与尚未涉及的作品，就形成了一个总数量达6080部的1979—1989年间小说目录抽样表。之所以如此确立抽样对象，是因为这十一家刊物在新时期文学史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既有文学史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大刊名刊，也有颇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性刊物。至于删去文学史叙述里着重论述的对象，留下“一笔带过”与尚未涉及的作品，则是为了明确抽样的目的在于超脱以往文学史叙述框架，进行范式和内容上的双重更新；也有恢复文学史现场原始生态的用意，即通过原生态的文学期刊目录复现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文学史现场：边缘性和非典型。当然，任何举例都是挂一漏万的，任何抽样都无法避免样本相对于全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但就文学期刊与新时期文学史的研究而言，因噎废食不足取。此外，上述六千多部小说的总体性分析是难以通过文本细读来完成的，而简单的、印象式的描述又难以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正如郑樵所言，“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27，故此，小说目录的词频统计与总体分析结合是解决新时期文学史多元性特征问题和分期问题的重要方式。并且，以文学期刊目录重构新时期文学史，将与主流文学史对1980年代截断众流的姿态截然不同，其本质原因在于两种历史线索的差异——“边缘”与“中心”。

从小说发表的数量转变来看（见下表），最少的是1979年的358篇，最高点为1987年的658篇，折线图走势有三个特征。1.1979初—1983年末，这五年计有小说2675篇，占总量的43.99%。这一时期刊载小说的数量年年激增，从1979年的358篇达到1983年的632篇，后者是前者的近两倍。这一趋势非常符合通常理解的1980年代文学生产走向，进入新时期后，文学刊物不断复刊，一方面，社会上读者对小说阅读的需要持续高涨，这刺激了刊物扩大小说栏目的版面；另一方面，为了与社会文化思潮相结合，这一时期的小说多为便捷轻快的中短篇，因此能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表更多的篇目。2.1984年初—1986年末，计有1771篇小说，占总量的29.12%。刊载数量的走势较前一阶段有较大回落，呈平稳状态，而这一时期也构成了整个1980年代文学的过渡时期。以期刊生产为考察核心，不难发现，1984—1986年这段过渡时期不仅与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也与1984年国务院下达的《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有关系，在经济压力之下，避免盲目地扩充版面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然而回归文学史“边缘”与“中心”的二元视角，这段时期的回落态势恰恰说明，相较于开端和结尾，主流文学史叙述更偏好1980年代中期产出的文学作品，以之为经典。3.1987年初—1989年末，这段时期的小说共1634篇，占总量的26.87%，除了1987年小说产量强烈反弹之外，1988、1989的小说篇目急剧下滑，呈现陡降态势。究其原因， 1980年代末小说篇幅加长，长篇小说数目激增，许多刊物一期只刊载几篇小说，因此，1988与1989年小说数量下滑处在意料之中。而1987年小说的“异军突起”则部分归因于，主流文学史叙述在记录1980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学思潮现象之时，对1987年以降的小说投入的关注度削弱了。

如果说以文学期刊刊发小说的数量来重构新时期文学的内部转折，能够得出如下三个时间段：“1979初—1983年末”“1984年初—1986年末”“1987年初—1989年末”。那么以“词频统计”的方式来分析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中小说的题名，则能发掘更多的转折线索，为上述两处“转折点”的确立，提供更为细致的证据。如姚名达所言，“夫目录学分类之目的，正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类之书，所以须按时代排列者，正欲‘考镜源流’。”28也即是说，目录研究若要达成深究学问、考镜源流的效果，须首重时代的排列和类别的划分，更因为“主题词在具体的文献中并不是以唯一的、固定不变的方式呈现，而是有着多种表达和表述”29。故而本文在使用词频统计时，将词义相近的双音节词合并，如故事、轶事和纪事表达的内涵相差无几，所以用故事容纳后两者，再如“母亲”与“妈妈”“女人”与“女性”。在此基础上，每一年选取当年度出现频率最高的十组双音节词，将之按年份并列于一表之中，可以得出如下三个时间段的“词频统计流变表”（表2—1、表2—2、表2—3）。

就11年词频统计的“共同性”而言，除1985年以外，“故事”这一关键词贯穿外史小说的始终，一则印证了从1985年截断“新时期文学”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则证明，新时期文学对“趣味”的整体性审美偏好，这是与常规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的。就“差异性”而言，词频统计表所呈现三个阶段的整体性面貌的确大不相同。1979—1983年间的小说题词在内容上偏于生活化，例如“母亲”“生活”“月亮”“老人”“姑娘”“队长”“小镇”等。而在审美精神上，小说题词则显出对未来的期待和青春朝气，偏于优美情调，像“青春”“希望”“白花”“月亮”“春雪”“早晨”“月光”等。1984—1986年间小说题词则有一大转变，内容上更关注自然意象，如“太阳”“山谷”“星儿”，审美情调也较为沉郁，喜用“黑色”“没有”“最后”等带有消极色彩的词汇。1987—1989年这段时期的小说题词延续并加深了前一阶段“沉郁”的审美情调，甚至有些颓败气息，像“没有”“最后”“为什么”“独白”“黑白”“死亡”等词汇都代表了一种颓败情调和困顿境遇。另外，小说题目高频词中“世界”“城市”“美国”的出现，也体现了这一时段文学对现代化进程里“世界性”一面的认识加深了。

如果以个别词汇的流变规律为考察中心，新时期文学史内部的转型节点则更为清晰。1979—1981年间，女性往往以社会性身份出现，不是“母亲”就是“妻子”，像《母亲的胸怀》《母亲》30《妈妈别难过》31《妻子——战士》32等小说题目，多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甚至直接将之比喻成“战士”。1982年是一个转变节点，“姑娘”和“女人”成为此一年的高频词，此后“女人”开始牢牢占据高频词的榜单，说明文学作品逐渐回归女性的自然性，比如说《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33《她是个平常的女人》34对女性的探讨就比以往更接近本质。到了1987—1989年，这一关键词的内容又是一变，开始出现“生命”“男人”，例如《女人河上的男人们》35《男人有脑，女人有心》36意味着这一时期小说开始从“生命”层次认识人，从两性关系的对应上开始理解“人性”。“没有”“世界”这一对词组也可作为“新时期文学”两次转型的例证。1983年，“没有”首次出现于高频词汇中，并且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末，这意味着“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83—1984年间，而“世界”作为高频词则首次出现于1985年，这表明新时期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即发生在1985—1986年间。一方面，像《多极的世界》37《外面的世界》38《沉寂的世界》39这类作品开始关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了某种现代化进程里民族自身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像《没有燃烧的火焰》40《没有盛开的迎春花》41《今天没有太阳》42《上帝也没有鲜花》43等作品，又明显透露出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审美“向内转”之后的某种颓废气息。

上述对于“新时期文学”分期的考察，主要基于期刊刊载之小说的数目统计和小说题目的词频统计。数目统计较为外部，多数只能说明文学生产的转折，而不能阐释新时期文学史内部发生的精神转折，词频统计则稍显粗疏，因为每一时期都有一二百组词汇，仅仅选取十组词汇，未免比例过小。众所周知，“颜色”代表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偏好，而颜色与意象的组合能够体现某种审美的创造性。例如“红”在“十七年”文学中象征着革命力量，“十七年”文学的著名作品多用“红”字，如《红日》《红岩》《红旗谱》，更是被后来者冠之以“红色经典”。而19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莫言的《红高粱》， “这时期的‘红’，告别了政治内涵与外在负重，成为人性自身解放要求的审美表征”44。因此，不妨从具体的颜色着手，重勘“新时期文学”的审美流变，则更有系统性和说服力。以“黑”为例，1979—1983年间，黑色多用其中性义，如《黑妮》45《第七个黑铁门》46；1984—1986年间，黑色与意象的组合逐渐超乎日常生活，以往有“红太阳”，现在就有《黑色的太阳》47，以往有红彤彤的火焰，现在就有《黑火》（薛兵）48，这种变化背后体现了文化审美的“叛逆”和“撕裂”感。《黑色的太阳》这部小说写了党在解放时期对煤矿企业的接收，而工程师贺绍基却因为刘继业等人的野蛮行径，对党产生了误会，在解放前夕绝望自杀。较特殊的是小说对贺绍基的同情，作者借章秀清所言：“如果说能源是工业的太阳，那么这位工程师就给我们留下了一轮崭新的太阳。”等到1987年以后，则有《源——黑雪·魂兮》49《地上有个黑太阳》50等作品，“黑”不仅与常规意象破界组合，而且还呈现出“荒诞”意味。如果说“黑太阳”能够引起审美的陌生化效应，在与“红太阳”等意象的对比中，不失其历史文化意识，那么“地上有个黑太阳”就令人捉摸不透。也许，这恰恰说明文学审美“向内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由此观之，总体上以“1979—1983”“1984—1986”“1987—1989”的三分法来划分新时期文学史，是符合文学期刊目录呈现文学史发展逻辑的，也有助于进一步精细化地认识新时期文学史。细言之，基于期刊全貌考察重构文学史形成“三段式”文学史分期，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之意义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转变治文学史的思维方式，从“两极反转”的循环思维转换为“正—反—合”的综合思维，并接续了分析精密而注重源流的学术史传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借佛家“生、住、异、灭”之说来表达时代思潮演化的四个时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51，便是一种高度综合而立体的分期方法和思维方式，相比之下，此前文学史叙述对于“新时期文学”的中断式分法略显扁平粗疏。

其二，有利于重新认识具体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史中的位置，方便梳理作家创作以及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十余年中的转换。譬如新时期文学史中卓有成就的寻根文学思潮，以往文学史著作对之进行分析，多是从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和韩少功《文学的“根”》、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等文章出发，并专注于探讨阿城、贾平凹、李杭育、韩少功、王安忆等人的创作实绩。如果以“三分法”来看，其实早在1979年左右，《北京文艺》（1980年第10期改为《北京文学》）就发表了一系列地域文化小说如邓友梅《那五》、陈建功《京西有个骚鞑子》《丹凤眼》、王梓夫《班门子弟》、苏叔阳《圆明园闲话》、张家鼎《魏三奶奶》等，汪曾祺的许多名篇也在这家刊物上发表。如此，“1979—1983”这一时期或可称为“寻根文学思潮”的“启蒙期”。另一个证据是，当时许多刊物在发表刊物启示、卷首语以及发刊词时，往往鼓励作家创作带有地域文化特色。52

其三，发现并利用边缘性的文学史生态，补充追求总体性描述的文学史著作之不足。方长安在《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中指出，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留下了大量的叙事空白，而“文学史空白叙事，指的是文学史著作中的叙述空白，即文学史著作未论及的内容，可以称之为‘非在场者叙事’。”但是从本质特征上言，“文学史空白叙事内容与文学史著所叙内容，本为同源共生体，是史家人为将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海水中的冰山”53。这一论述为研究文学史开拓了新的角度，那些不曾被文学史著作所记录的文学作品乃至文学思潮，不仅因为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筛选作用，还因为文学史叙述本身具有的建构性同样会造成遮蔽效应。在这点上，通过目录学研究和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出新时期文学史分期的“三分法”，其实有助于考掘那些被遮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以补充丰赡目前通行的文学史叙述。

三、跨越文学史叙述的界限：文学期刊全貌展现文学史的生产性背景

如前所述，文学史给1980年代文学界定的转折点为1985年，将之大体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方式出自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热”54。大量西方理论涌入中国，文学为了摆脱政治的束缚，开启了“向内转”的道路。此种叙述逻辑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1980年代文学只存在一次“断裂”，而这次“断裂”还被包容于一个逐渐走向自由的系统性“神话”中，消解了自身的“独立性”，反而近似于历史的“连续性”55。换言之，文学史叙述将“新时期文学”的丰富性简化成了“唯一性”。

基于文学期刊全貌考察，重构“新时期文学”之分期，应当重审文学史叙述的“陈规”——那种参考既有文学史著作，以社会思潮演变为主体，对之进行修补整理，并略加创新的做法。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的内容大多恰恰是文学史叙述所舍弃或遮蔽的对象。无论是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凭借文学制度演变来介入，还是像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那样以个性化审美为标准，都未能表征文学期刊里呈现的文学生产的“边缘性”和文学审美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文学期刊注定要涉及海量的文学作品，这并不是依靠传统的阅读和感悟所能穷尽的，因此需要依靠词频统计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梳理。正是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以文学期刊全貌重构新时期文学史的分期，比起传统的文学史叙述的“中断”提法，具有一定的优点。

上述新时期文学史分期所指涉的两次“断裂”，有着相应的“文学生产”背景。198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公报中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可有两个大型文学期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有一、两个作为文艺创作园地的期刊，这些期刊也应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行署、市、县办的文艺期刊，一律不准用行政事业费给予补贴。56收紧的财政政策，使得新时期文学生产强劲的增长势头为之一顿。与之相应，一大批期刊开启了1980年代中期的改版潮。例如《长春》改为《作家》（1983年第7期），董速发表《〈作家〉是开在文学园地的一朵新葩》（1983年第7期）；57《安徽文学》改为《文学》（1984年第1期），编辑部发表《本刊改名〈文学〉预告》（1983年第11期）；58《四川文学》改为《现代作家》（1984年第1期）59。这次改版潮一方面提升了刊物的独立性，使之逐渐剥离政治政策的束缚，回归艺术本位；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刊物追求办刊特色，企图跨越旧有刊物等级体制的经营意识。在这种情形之下，整个文学生产格局开始谋求与政治脱轨的路径，前述文学审美的变动，明显地体现了一种较为越轨的创作倾向，逐渐“自主化”的文学生产格局构成了这类作品得以发表的前提。

如果说从1984年起，“新时期文学”生产格局逐渐摆脱政治的影响，走向颇具自主性的历史时期，小说以此为界也呈现出其数量减少、审美转型的特征，那么于1986年末1987年初以后，新的文学生产格局却也开始形成，文学生产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文学期刊登载的小说进一步减少，文学作品“向内转”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原因在于，其一，许多期刊改版之后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回归原有名称和期刊定位——例如《安徽文学》由《文学》改回本名的历程；其二，一些积累了声誉的名刊大刊更深地影响文学界，譬如《钟山》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直接生成了“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命名。一正一反之间，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收窄了，加上过于脱离政治、强调文学审美的独立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导致文学较难在社会公众层面引起共鸣。尽管新写实小说是为了与先锋文学思潮相区别，要求回归对现实的把握，甚至为了扩大影响力不惜更改名称：“改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也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具有一定的炒作意味”60。但文学生产之势一旦形成，并非文化精英所能完全逆转，因此，“新时期文学”在1980年代末也有一次不能忽视的文学“断裂”。

文学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整个19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历程之中出现了“钟摆现象”，文艺的自由往往随着政治主导的文艺政策的收紧和放松而左右摆动，“形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独特的‘景观’”61。其中既有1984年和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有1987年上半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前者试图对“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批判”等运动进行纠偏，肯定文艺创作的专业性和自由性，使文艺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后者则力图重申文艺工作的社会主义立场，坚决批判文艺界的“西化”倾向，事实上又将文艺政策收紧。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主流文学史叙述对于1980年代的截断式分期是一种“简化”，而这种简化可能带来的弊病，在经典文本所呈现之文学思潮的光辉下被忽视了。以“三段式”分期重构新时期文学史，也许不能代表1980年代文学经典的历史走势，但是因自身基于文学期刊全貌，关涉作品之体量的庞大，反而更能再现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丰富样貌和真实生态。

结 语

综上所述，从融合学术界共识的角度上，基于文学期刊全貌的考察，新时期文学史可以重新分为“1979—1983”“1984—1986”“1987—1989”这三个阶段。以此分期方式来探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既可以超脱旧有“截断式”分法所陷入的二元对立之窠臼，又能充分联系文学生产、文学制度、审美转型、文化转向等多个层面的丰富历史“知识”，从而为重现一个有别于主流文学史视野的“文学原生态”。回归本质，文学期刊全貌与新时期文学史重构，实际仍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那么历史研究又应当以何种方式实行，又通往何处？正如马克思所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62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宗教批判之后的历史研究，但仍然指明了历史的任务，就此而言：一切文学史研究都应回归能使其接近真理的路径中去，至于本文多处借助目录，则“是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63。从文学期刊全貌考察出发，以目录为中心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不单纯依赖个人的印象感悟，更仰仗大范围的作品收集和词频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中，依托此种分期方式所折射的“断裂性”进入“话语”研究的实践领域，是“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调节转换”的“再创作”64。综而言之，唯有铭记历史发现真理的不可推脱之任务，只有尝试重绘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图景，才是探讨“新时期文学”分期问题、从文学期刊全貌重构“边缘”“鲜活”的新时期文学史的意义所在。此外，也许有追求完美的研究者会质疑本文对词频统计使用的绝对客观性及其有效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数据的客观仍需要人作为主体来进行解读和阐发，“通过解读数据的变化进而探究‘历史的轨迹’，必须是也只能是依靠具有主观能动性与自身价值判断的‘人’”65。因而在这一意义上，绝对的客观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重写新时期文学史是一次长路漫漫的修行，而以文学期刊全貌考察为中心的重构也只是这条漫漫征途中的一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长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光芒：《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2 3 4 2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15、16页。

5 “‘伤痕文学’的不少作品是为‘落实政策’而写作的。”参见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6 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中，论者追究的是《秋》（杜运燮）《夜》（李小雨）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尽管在论者看来，这些诗歌不够“明净爽朗”，但以今日视野来看，其实这几首诗歌并无特别晦涩、朦胧之处，抒情方式也比较清新简单。参见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由此观之，文学史叙述若不加审视地采用这类名词来命名文学思潮，未免有一叶障目之蔽和误导后学之嫌。

7 于坚将贺敬之《雷锋之歌》、北岛《红帆船》与海子《亚洲铜》一并划归于当代新诗语言中“硬”的一脉，因为，“从雷锋之歌的‘我们’到海子的‘我们’，所指可能有所不同，也不一定出现‘我们’这个词，但抒情主体都是某种模糊的具有某种统一的集体意志的力量。”参见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1998年第1期。

8 令人困惑的是，当代文学研究界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征用，往往以中心文学史典型作品的考察为路径，这种学术生产是在推崇“田野考察”“知识考古”等研究范式的同时，对福柯思想边缘性实行了残酷的抛弃。

9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0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11 周鉴铭：《新时期文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13 本刊记者：《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 重建 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14 汪时进、吴文祥：《新时期文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5 吴家荣：《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陈思和：《新时期文学概说（1978—20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7 18 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19 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5页。

21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2 徐贲撰文质疑，“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过分推崇多元化和众声喧哗，而对“后现代”的理解和移植也多有混淆之弊和扞格之处。参见徐贲《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3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上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4 5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254页。

25 根据绪论落款，系2004年10月初稿。参见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26 张光芒：《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5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668页。

28 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29 赵普光、石珠林：《文学研究者“本地数据库”建设刍议》，《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4期。

30 高行健：《母亲》，《十月》1983年第4期。

31 梁晓声：《妈妈别难过》，《安徽文学》1980年第3期。

32 郑万隆：《妻子——战士》，《当代》1979年第2期。

33 刘亚洲：《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当代》1983第3期。

34 黄鸿：《她是个平常的女人》，《上海文学》1983年第12期。

35 胡港：《女人河上的男人们》，《人民文学》1989年第10期。

36 郭彦：《男人有脑，女人有心》，《当代》1989年第5期。

37 陈继光：《多极的世界》，《花城》1986年第1期。

38 戚小彬：《外面的世界》，《花城》1989第6期。

39 黄河浪：《沉寂的世界》，《延河》1987第8期。

40 孙文昌：《没有燃烧的火焰》，《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

41 申力雯：《没有盛开的迎春花》，《人民文学》1986第8期。

42 陆星儿：《今天没有太阳》，《十月》1987第1期。

43 黄石：《上帝也没有鲜花》，《北京文学》1989第5期。

44 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45 沼清：《黑妮》，《延河》1981年第6期。

46 陆天明：《第七个黑铁门》，《十月》1983年第5期。

47 周梅森：《黑色的太阳》，《花城》1985第5期。

48 薛兵：《黑火》，《钟山》1986年第2期。

49 华姿：《源——黑雪·魂兮》，《上海文学》1987第2期。

50 胡辛：《地上有个黑太阳》，《百花洲》1988第6期。

5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夏晓虹、陆胤校，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15页。

52 例如《长城》1979年第1期《编者的话》认为，一部作品能够深刻地反映一方地域的人民的精魂，“同时它还以浓郁的地方色彩、独特的生活语言，博得众多读者所喜爱”。《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的《为开创文学新局面多做贡献》里便写：“本刊是北京的文学刊物，它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风味和民族特色的作品。”

53 方长安：《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55 这里的断裂，是指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强调的研究对象，例如思想、知识、哲学和文学都在增加断裂，寻找不连续性，而重视“连续性”的历史学科则是福柯的批判对象。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56 《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年第1期。

57 张光芒：《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73页。

58 张光芒：《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1页。

59 张光芒：《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4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669页。

60 丁帆指出，“新写实”这一概念的名称原本应为“新现实主义”，后应杂志社的要求，改为“新写实主义”。参见丁帆《回顾“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前前后后》，《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61 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页。

62 [德]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3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8页。

64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6—179页。

65 赵普光、石珠林：《文学研究者“本地数据库”建设刍议》，《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4期。而赵与丁帆，在2019年发表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以论题词词频的统计为中心》，（《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在方法的使用上，给本文以较大的启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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