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后，各边区与根据地的大批革命干部前往东北建立新解放区，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作为携带着延安经验的基层政治/文化工作者，作家草明在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与创作，既需要直面革命的经验结构与工作方法从乡村到工厂的转换问题，也在深入东北工业的殖民历史与现实结构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劳动”是如何被政治化为“革命斗争”的实践形式的。草明这一时期的工业小说写作不仅在工业场域中发现了新的斗争结构，对于革命的政治激情模式的常态化、不同形式的工业劳动构想、工人的技术劳动权利等问题的开掘与思辨，也为此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工业题材小说贡献了问题化的文学视野。

关键词：东北解放区 草明 工业题材小说 生产劳动 经验转换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干部进入华北与东北地区，曾经从各大城市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自此又从各边区和根据地出发，踏上了建立新解放区的迁徙之路。舒群率领东北文艺工作团，艾青、江丰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丁玲、杨朔、陈明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赶赴各地，也将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艺经验带入新的文化政治实践中。作为国共两党争相接管的战略要地，东北的局势很快严峻起来。毛泽东在1945年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东北的工作重心首先仍然是广大农村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初到东北的一切外来干部须“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1。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号召“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都要统统到农村去”2，由此在东北掀起了干部下乡的热潮。然而，在农村工作之外，新解放区的建立也意味着新的环境、任务与问题。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接收管理大城市的序幕。面对东北这一重要的工业基地，如何夺取、接收、恢复东北的工业力量，为全国战局提供支援，也成为当时党的重要战略目标。1948年3月，陈云明确提出全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关于工业建设问题，毛泽东1944年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就曾谈到：“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3随着新解放区的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接收与管理大城市的同时，必须要面临新问题：革命如何从农村重新回到城市？面对曾经的沦陷区或国统区既有的城市建设、工业基础、政治遗留问题、市民文化环境，以及新局势下的政权改组、恢复生产、管理分配、发动群众等问题，如何继承与调整抗战时期在边区形成的革命理念与治理经验，形成一套新的政治文化方案？尤其是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争夺各大城市的政治主权及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时刻，文艺工作者如何在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领域找到一条新的城市革命的进路？这都是内战时期革命工作与文学经验的迁移与转换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这一历史情境下，作家草明在东北解放区的工业小说写作，既需要直面革命的经验结构与工作方法从农村到城市、工厂的转换问题，也在深入新的现实结构的过程中，以文学实践的方式发掘了新的斗争领域及其历史表述。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1945年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进入东北，正是从农村根据地进入了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和政治地理关系”4；草明这一时期的写作则“从工业恢复和建设的角度”出发，表现了“革命现代性”遭遇“工业现代性”时的矛盾与不适应，最早在中国现当代工业文学中提出了有关这一“转型”困境的母题5。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对于身处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基层政治/文化工作者而言，具体发生了哪些经验、认识与实践层面的转换，关于这一时期东北工业语境下的革命政治场域及其斗争结构，草明的写作又提供了何种“问题化”的叙事图景与文学洞察，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一、新的劳动态度：工业劳动的感性经验与文学主题

在抗战时期“到延安去”的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本就来自上海、武汉、广东等城市革命前线，草明就是其中之一。抗战胜利后，草明主动要求前往东北工作。1946年春，草明在张家口地区以《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宣化龙烟炼铁厂开展工会工作，“第一次接触到解放了的产业工人”6。同年6月，草明抵达哈尔滨，并接受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熟悉城市、熟悉工人和工厂”“搞工厂工作”“反映工人的高昂情绪”7的建议，开始深入城市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1946年，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从事文教工作，写下了以该厂工人恢复生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原动力》。1948年，草明到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负责工会工作，发放救济粮、开政治课、动员工友献纳器材、组织工人修复车头，并以该厂工人突击生产、加修机车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车头》。

与其他奔赴东北的革命作家的创作历程相比，草明的特殊性在于她没有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而是第一时间深入工厂接收与重建的政治工作。即使与新中国成立后其他先后进入工厂“体验生活”的作家相比，草明的文学实践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草明进入工厂写作的起点更早，介入的程度更深，专注度更高，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另一方面，草明的文艺实践与战时城市革命、工业建设之间呈现出一种更加内在化，也更具紧张感的关系。自抗战胜利后，草明的工作与创作就一直活跃在工业生产的第一线。在工业小说创作之外，草明一是要承担工会或党委的组织管理工作，深入工业生产的具体事务；二是要从事文教工作，帮助工人开展文艺活动与文学创作。这就要求作家既要深入工业生产的肌理，又要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实际上并非易事。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孙犁曾指出那些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存在的问题：“有些作者是把在农村积累的生活、感情，拿来写工人的。这些积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包括过去文艺修养上的经验积累。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把作品里面的都市生活、工厂生活的背景代以农村的风景，就立刻变成一篇关于农民的故事了。”8这一观察也契合于草明创作中的切身体会。换言之，文艺工作者在工厂中如何同延安时期一样继续服务于战时生产动员，又如何构建一种不同于边区农村的工业化、革命化的生产劳动想象，构成了工业小说创作必须处理的难题。

小说《原动力》出版后，郭沫若曾在给草明的信中肯定她关于工业生产的描写：“我们掌笔杆的人，照例是不擅长来写技术部门，尽力回避。你克服了这种弱点，不仅写了，而且写好了。写技术部门的文字，写者固然吃力，读者也一样吃力，但你写得却恰到好处，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几位女性采山里红那一段，写得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9尽管草明自己将这段评价视为郭沫若对于小说描写机器部分的肯定10，但稍加辨析即可发现，郭沫若“特别喜欢”的第九章实际上并未涉及工业生产的前景，而恰恰是一段小说中少有的劳动之余的闲暇时光。第九章讲的是为准备工厂的庆功会，张大嫂带领妇女小组到野外采摘，无意中发现了特务设计破坏电厂的阴谋，最终联合先进工人老孙头破获了特务组织。与其他章节重在书写恢复生产过程中的干群矛盾或紧张的劳动场面不同，对于一直“竭力避免心理描写、状物描写和自然描写”11的草明而言，这一章既难得地展现了玉带湖清新静美的迷人风光，又以灵动的笔法书写了女性在湖边说笑嬉戏的动人情景，为小说赋予了一种明朗欢愉的生活情趣，而“反特”情节的加入更带来了叙事上的传奇性和紧张感。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他章节正面书写工业生产时的“硬性”才得以“中和”。在批评家的阅读感受和作家本人的体会之间这种隐约的错位，透露出工业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写作“技术部门”的“不擅长”，意味着新文学作家确实缺乏书写现代工业生产的经验与传统，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将“硬性”的生产现实、复杂的现代机械、枯燥的生产知识与重复性的劳动过程形象化、情节化，尤其是如何将现代工业场域中的革命文化政治“问题化”，构成了“工业”如何“文学”的难题。12

对于在延安农村革命中经历过文艺整风与下乡运动的草明而言，她很自觉地意识到这一文学经验转换的难度。在1980年代接受的一次访问中，草明特别谈到这一问题：

工厂生产总是室内机械化的生产，长时间简单重复的劳动，而受大自然的影响又比较少，不像农村，下雨了，就得抢收谷子。工厂呢，你下雨，不关它的事，它照样生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工厂生活的色彩、格调比起农村似乎就要差一点。大自然呀，周围环境呀，只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才能影响它。比如，大风暴引起铁路中断，工厂原料来不了，或者雪下得太大，工人上班有困难，这样才有所影响。不像农村，那么广阔的原野，风、云、雨、雪、山、水、太阳、月亮等等，大自然丰富多采，能陶冶人的思想感情。工厂生活这方面就比较单调。写工厂，这是一些困难，但这也不是不能克服的，需要我们认真来琢磨、研究、探讨。13

与书写农业劳动可能涉及的丰富的自然风物与浓厚的生活气息相比，工业生产似乎天然地缺乏对人物行动产生戏剧性影响的多变环境、审美性的意象或抒情化的情境。但更重要的是，草明指出了与农业劳作相比，城市工业环境下的生产劳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乡土世界中，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农民劳动遵循的是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四时有序、不违农时的劳动节奏与生产伦理。农业劳动既以自然作为直接对象，又与农时、气候保持着高度一致的节奏感与秩序感，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之间没有鲜明的界限，农民也更容易从人和土地之间的亲密关联中生发出感时应物的经验方式，尤其是关于富足、丰裕的想象。然而城市工业生产则不同，其劳动方式既隔绝于自然空间，又高度依赖于人为的制度设计、管理规程、机械环境与技术操作。而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作业则以复杂精细的分工将工人置于“长时间简单重复的劳动”之中，使工人同时隔绝于生活空间与劳动成果。因而很难想象，工人能否在这种单调的、缺少变化的劳动过程中获得一种农民式的欢愉感、收获感与归属感。换言之，在缺乏上述一系列所谓的“文学性”因素的条件下，如何书写工业生产的“美”，如何形塑革命中国工业劳动的感性经验，成为了草明工业小说写作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草明笔下的工业劳动场景大多是通过工人或工厂管理者的眼睛呈现的。但与路翎小说中由奋激的热力与痛苦的消耗扭结而成的劳动景观不同，草明对工业生产空间和劳动场面的表现要单纯得多，并且往往伴随着观看者或热切或深沉的抒情。在《火车头》中，工人李学德为完成突击任务组织了“奋勇小队”，自挑战大会后就没有回过家，连续多日苦干到深夜三点。小说写到在一天紧张的劳动结束后，又困又累的李学德眼中的机车厂房：

经过机械分厂时，李学德看见机器都很安静地休息着，它们那黑得发亮的粗壮的躯体在薄暗的灯光里十分安静地躺着。白天，铆工厂闪耀着红色的火光，青色的火光，现在没有了。白日里威风凛凛的吊车，这时变成个大哑巴悬在半空。到处都有的取暖炉子那熏人的煤烟也消散了。啊，白天里的嘈吵的声音，复杂的颜色和人们匆忙的影子，这时候好像都沉淀在夜的溶液里似地，出奇地静寂。在解放以前，他没看过晚间的厂房是怎样个光景；因为他没机会看。他和工厂的关系，就是离不开它，但是又怨恨它。他瞅着现场和工具，心里同情它们与自己一样的不幸；但又想糟蹋它们，希望早点结束它们的寿命。——他和其余旧社会里的工人一样，都怀着这样的心情。但是今天晚上，这样的心情消失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知道。他只觉得那些机器都那么可爱，就好像他家里的土炕、他的房子一样可爱；不，比他家的土炕和房子更可爱。14

在关于《原动力》的一篇创作谈中，草明曾特别谈到如何“写机器”的问题：为了了解发电的工作流程，草明曾多次请教工人，学习原理，画出图样，“其实我分明知道机器这玩艺儿在整个作品里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而且不一定全都用到，写多了还怕读者嫌麻烦”15。事实上，至少在写作《原动力》《火车头》的时期，草明并没有对机器或生产流程过分展开描写，她更侧重于表现的往往是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尤其是从伪满时期到抗战胜利后遭遇国民党劫收，再到中国共产党接管工厂、恢复生产这一新旧时代的剧变中，这种关系的变化在工人心理上的投射。李学德看待机器与工厂的眼光，从依赖纠缠着怨恨到如今比自家的土炕和房子“更可爱”，显示出在一种全新的政治环境与生产关系下，工人与工厂之间情感关系的复苏。更重要的是，这一抒情场景之所以能够发生，李学德之所以有机会看到“晚间的厂房”，背后是由工人自发苦干到深夜这一“忘我的劳动”作为叙事支撑的。与之相关，在很多地方，草明都注重书写产生了政治自觉的工人那种充满力量与欢愉的身体感觉：“他觉得很奇怪，这些日子里他没有长高也没有长胖，还是个中等个，但满身是劲，心里充满高兴。”16

工人对机器、工厂的这种情感转变与身体感觉的微妙变化一样，昭示的是一种全新的劳动态度，即一种自主、忘我的劳动。在这种新的劳动态度下，单调、重复甚至高强度的工业劳动以及充满噪声、污染和高压的工业生产场景，开始透过“新的工人”的眼睛获得它的美学形象：

工场里的热闹和任何场合都不同。这儿人们都不说话，说话的是机器，各种工具、吊车、汽锤和洪炉。有时为了必要，人们也说话，但是他们说的很简短，或做个手势。这儿音响是复杂的、宏壮的；人们敏捷的动作都表现着智慧和力量。闪来闪去的各种光和颜色，更增加了动的工场的美景。——这种景色，曾经使历来的无数工人们迷恋过，但是他们在不久以前才知道：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劳动者，工场就一无所成，美丽也不存在。他们不久以前才知道：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从工场里制造出来的——他们是世界上的功臣和主人。17

在这些段落中，劳动的美在于它成为一种权利，一种自由，这已不仅是一种“人人都有活干”18的朴素的生活愿景，而是一种作为“功臣和主人”的政治自觉，一种驾驭与创制崇高之物的掌控感与创造感。小说对于这种雄伟、欢畅的劳动壮景的书写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以对理想劳动的想象呼唤上述那种全新的劳动态度。这种劳动态度显然已经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意义上的政治规训与道德自觉，而是指向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生的主体性革命。同时，小说也以一种被延宕到未来的、能够兼顾劳动与闲暇、生产与学习的共产主义蓝图19，向现在时中忘我劳动的工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劳动”的许诺。换言之，这一对“劳动的激情”的想象与呼唤，既源自新的政治图景对旧有剥削关系的颠覆，又源于一种朝向未来的乌托邦冲动，从根本上来自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激情的灌注。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新旧对比的视野下重新认识“劳动”的方式却未必是在工人眼中自然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工人关于时代的变革感、关于未来理想生活的想象力，以及一种被置于时间经验当中的身体感觉，也是在草明这样的政治/文化工作者所从事的一系列以“政治激情模式”20为主导的教化式动员下逐渐习得的。草明在《火车头》中曾刻画了一个来自老解放区的女工会主任方晓红，不仅组织工人进行工资评议，通过家访了解工人生活，搜集生产中的意见，还召开职工大会、为工人们开设训练班、讲授政治课与文化课、教工人们跳秧歌、写墙报，帮助工人们排演戏剧，等等。在方晓红最初开展工作时，小说描写了一个在两千人的大礼堂中开职工大会时，方晓红在演讲中与工人们一问一答的情景：

“建造皇宫、建筑洋楼的是谁呢？”

“工人们。”人群中有人回答。

“住皇宫、住洋楼的是不是工人？”

“不是！”这一下回答得很爽利。

“造漂亮汽车的是谁，织呢子织绸子的又是谁？”

“工人们！”答话的声音雄壮起来。

“坐汽车、穿绸子呢子衣服的又是谁？”

“不是我们工人！”这是充满了感情的呼喊。

“是骚葫芦。”

“是大肚子、老财们！”

这一来，人们倒安静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员身上。李学文觉得挺有意思，拼命挤到最前排，挨着材料科长坐下来。方晓红感到自己的热情，自己的话语在人群里发生了效力，便跟着解释历来的统治者和工人为什么势不两立；又解释为什么骚葫芦要克扣他们的粮食。以致饿死了老的和小的；谁反抗他谁就得蹲监狱。……21

也是在这样启发式的问答过程中，原本性格沉默隐忍的工人李学德由于想起屈死的父亲和儿子而痛哭起来。而李学德正是从这样一场由“说理”“引苦”“挖苦根”构成的仪式开始，逐渐成为工人中最早产生政治觉悟的一批积极分子中的一员。在这里，方晓红搬用了老解放区农村减租、土改中的工作方法，通过讲清楚“谁养活谁”“谁做工、谁享用”的道理，辅以“诉苦”式的情感动员展开政治教化。与之相类的是，《原动力》中的进步工人老孙头动员工人们协力刨冰来保护机器，《乘风破浪》中的劳动模范李少祥教育落后工人易大光，都是通过对旧时代苦难经验的不断调动，从而激发一种全新的劳动态度与劳动热情。如陈荒煤在《论工人文艺》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新的劳动态度”的树立，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工厂政治工作、文艺创作与工人文艺运动的核心任务与主题。22

二、“翻身”之后：劳动热情如何“走入常态”

工会主任方晓红的形象无疑可以视为草明自身在工厂展开文化政治工作的某种自况。然而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叙事的层面，草明与方晓红显然都并不满足于这种由“解放”叙事或“翻身”叙事激发劳动热情的工作方法或叙事选择。事实上，方晓红在小说中甫一出场，就表达了自己仅有农村革命经验，尚不熟悉工业环境的自觉：“我是向工人学习，向你们学习来的。我一向在农村工作，对于工厂是个外行。”23在来到沈阳附近的马家湾铁路工厂之前，方晓红主要在“北满”农村组织土改工作，因此在发动工人、组织群众之初所使用的也仍是农村土改运动中常用的“诉苦”式动员。然而这一方法却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工人们并不能理解“诉苦”“算账”的意义，因而在方晓红提出让李学德诉苦时，工人们反而感到困惑：“方同志，他家的事，除了你之外，咱厂全都知道啦，还用他上台讲？”24在职工大会后，方晓红很快对这一农村经验在城市工厂中的适用性展开了反思：

方晓红下课回到屋里，天快黑了。她闭起眼睛想了一个很长的时候。原先，她以为自己给工人们灌输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下了课，就觉得自己从工人身上拿回来的，比起自己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见鬼，我还用北满那套农村经验！什么诉苦诉苦。我这个经验主义。”她几乎要敲自己的前额；但她笑了，笑自己的愚蠢。“这里是南满嗄，这里是工厂嗄！工人说的多简单明了：厂里谁放个屁，咱也知道是谁放的。——这句话说明工厂是集中的，工人是集体的。新问题，新问题！”25

正是在这种经验的迁移与对比中，曾经作为农村基层工作者的革命者开始逐渐认识到工厂与工人的现实特性。在《火车头》中，方晓红不仅时刻保持着不能将农村革命经验照搬到城市工业生产中的警惕，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工业生产的具体流程、工厂管理的重重矛盾，以及对工人复杂的意识状态的观察，方晓红对这种激情政治式的工作方法产生了一种深刻而敏锐的疑虑。当工人们被广泛发动起来，主动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进行超负荷劳动时，厂长刘国梁对这一热火朝天的生产局面乐观其成，方晓红却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

不过，如何走入常态？用什么来巩固他们的觉悟和热情？——把这觉悟和热情发挥到生产上来？——这就是了，这就是问题呀。我想，不能单靠上课呀，游行呀，开会呀，加班呀等等了吧？到底还靠什么呢？我就不懂了。——行政上怎样打算？工会应该紧密地配合行政，但是你们连开会也不叫咱们，咱们空焦急！我真发愁。26

方晓红的这一发问之所以重要，在于草明借这个工会干部的观察透露出了工厂的行政官僚与群众政治之间隐伏的矛盾，更在于她提出了一个如何将政治化的劳动激情“常态化”的难题。

在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长达八年的“大生产运动”中，生产动员之所以能够以春耕运动、秋收运动、生产动员大会、生产展览会、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劳动竞赛（如开荒竞赛、纺线竞赛）等形式持续有效地展开，与农业生产春种秋收的自然节律及其与农民的口粮、生计直接相关的特性有很大关系。然而如前所述，现代大工业生产隔绝于外部自然的劳动环境、机械化生产中高度精细化的分工，将工人置于一种单调、重复、琐碎的劳动状态中。战时工业的生产需求和生产实际又与战争局势的复杂多变、生产资料的供应难题高度相关。开会、演讲、上课、演剧所依赖的“翻身/解放”叙事，或许能够短暂地激发出一种以仇恨、悲恸、感奋、激动为表征的大众激情，却难于将这种瞬间性的革命动能持续灌注到庸常化的日常劳动当中。在工厂的生产实际与工人的现实生活中，方晓红很快发现，这种由革命政治催发的生产激情实际上是很容易在长时间、高强度、无变化的简单劳动、工人们参差不齐的意识水平、官僚化的管理状况以及物质匮乏的困难局面下被冲淡乃至耗散掉的。如朱羽指出的那样：“劳动本身在不断生产‘常态性’，生产出抵制‘革命政治’的惰性。”27

甚至在小说叙事上，这种难以将政治化的劳动热情“常态化”的难题也构成了工业小说写作的困境。在以与《原动力》《火车头》的写作同期展开的土改运动为背景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翻身”叙事本身就构成了大部分土改小说的中心叙事结构。在《暴风骤雨》这样的小说中，斗争会作为小说的高潮随即宣告了“翻身”的完成，而不必过多着墨于农民翻身后的生产与建设。但即便如此，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实际上还是借顾涌老汉这一中农视角道破了“翻身”（斗争）与“受苦”（劳动）作为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之间的悖反之处28。与土改小说不同，此时工业小说的起点往往已经站在了“翻身”叙事的终点上。无论是《原动力》中的玉带湖水电厂还是《火车头》里的马家湾铁路工厂，往往从小说一开始就很快告别了日伪统治的殖民时代与国民党大员的“劫收”时期，如何在一个徐徐展开的新时代与建设中的新工业图景中继续书写“斗争”，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在一个已经没有资本家的压迫、已然破除了主奴结构的工厂当中，不仅无法继续书写此前左翼小说传统中的城市革命与工人斗争，同期农村土改小说诉诸的“翻身”叙事也难以为后续的生产建设提供足够的叙事动力。草明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一写作上的困境：“人家不管是写土改还是写军队，都有敌我斗争。我写镜泊湖都是工人们意气昂扬、上上下下一心奉献，这样不怕人家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吗？”29也是因此小说才虚构了特务李希贤暗中破坏生产这样一条情节上的暗线。然而正如李杨所洞见的那样，出于和草明同样的困扰，此后艾芜的《百炼成钢》与周立波的《铁水奔流》中都以“特务”叙事做出了类似的并不成功的虚构，恰恰说明了工业题材小说在“再造敌人”这一文学政治功能方面的焦虑与失败。30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焦虑显然不仅是叙事上的。尤其是在有形的敌人宣告退场或缺席之后，就更难以用抗战时期的动员方式调动起工人的生产热情。换言之，“斗争”叙事如果无法有效地介入“生产”叙事，就意味着此前依靠政治革命唤起的那种全新的、充满能动性的“忘我的劳动”终会在日常化的现实劳动中被消磨或落空。

在1948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干部座谈会上，草明与周立波、马加、塞克、萧军、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一同出席会议时，面对其他作家从农村土改和战争前线带回的斗争经验与写作计划，草明明显感受到了压力。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向草明表示正缺乏书写“工厂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311949年4月，周而复也在《论今后文艺工作》一文中提出：“我们不仅要大量地生产适合于工农兵大众的精神粮食，而且所创作的一切文艺作品也应该以反映丰富的生产斗争为主，把从事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英勇精神加以描写和概括起来，这是今后文艺工作者头等重要的任务，也是文艺的最重要的主题。”32而周扬此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做的报告也提出“新的人民的文艺”要在“斗争”中树立新的人物的要求：“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在斗争中，也只有在斗争中，人的精神品质、我们民族的勤劳勇敢的优良性格，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33归根结底，面对抗战胜利后工业战线上的“生产斗争”话语，以及文学界对于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工厂的生活与斗争”的普遍期待，草明的写作终究还是要直面那个核心难题：“生产”到底如何“斗争”？上述这些写作困境或许意味着，小说如果不能再继续依赖既有的农村经验、“敌我斗争”“阶级斗争”这类源于外部的斗争叙事，作家就必须重新深入到革命工业生产内部的逻辑中，去寻找“斗争”的结构。换言之，“新的工人”必须在生产劳动中找到自身的斗争领域，新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也必须在工业生产空间中找到可供深入的现实结构，小说叙事以及现实中的文化政治实践才有可能找到将日常劳动重新政治化的有效途径。

三、苦干与发明：技术劳动与工业生产的斗争领域

“生产如何斗争”的难题在工业小说中首先意味着：工人劳动者如何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入日常化的劳动生活。如何将一个缺乏有形的外部敌人的城市工厂及其劳动空间重构为一个革命场域，将劳动生活转化为革命实践，即要回答：“是否可能有一种热衷于劳动的‘政治动物’。”34在小说《火车头》中，装车工人李学德应当说是激情政治理想中的那种从旧时代的苦难经验中被激发出政治自觉，踊跃投入到政治学习中去，并依靠自己在群众中的号召力，组织工人苦干到底，从而爆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的新主体。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却并非李学德。被草明置于叙事中心的除了农村革命出身、官僚主义作风的代理厂长刘国梁，热情、实干而敏锐的工会主任方晓红，小说着墨最多的是李学德的弟弟——铆工李学文。显然，李学文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进步工人形象。李学文诚然在技术上有口皆碑，在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勇于和资本家周旋对抗，但在共产党接管工厂后的新环境中，李学文虽然也热情地认同新的时代，甚至主动地默默参与工厂的文艺活动，在生产中却显得过于执着“试制电焊条”这一技术试验，而隔绝于工厂热火朝天的突击劳动。在个性上，李学文不仅脾气暴躁，甚至有些缺乏组织纪律性，与其他工人不甚合群，只知道废寝忘食地独自闷头试验，对厂里加班加点的劳动热潮尤其是大哥李学德组织的“奋勇小队”加班加点的做法还很不以为然。面对这样一个技术能力突出、工作抱负远大、却拒绝进入劳动热潮和集体政治生活的弟弟，李学德也颇有微词。但小说的叙事走向并不是在主体觉醒的意义上，令李学德作为李学文政治成长道路上的榜样或领路人，促使李学文终于产生“苦干”的觉悟与热情，而是长时间地让李学文处在一种对生产热潮冷眼旁观的批判性位置上。换言之，小说实际上是利用李学德、李学文兄弟俩在生产路线上的分歧，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关于“什么才是工业劳动的合理形式”的争辩。

小说通过方晓红在家访中的观察，展现出兄弟俩在个性上的不同：“一个是按步就班，坚决完成任务；一个是倔强傲慢，但好用脑子，富于创造精神”；“这个是老老实实，在旧社会里被人看成一钱不值；现在却自觉地当了家作了主人，便像小老虎似得勇猛地领着大家起来干。那个呢，过去拿撒野和骄傲去和统治者对抗；解放后却温顺得像只小绵羊，一心一意埋头创造”35。由此可见，李学文并不是拒绝劳动，但与大哥的坚持苦干不同，李学文更热衷于技术上的发明与创造。更重要的是，李学文对“苦干”有自己的观察与质疑：

“大哥真好笑，老骂我不干规矩活，怪我不加夜班。哼，我瞅他白天黑夜干，机车就能出来了么？一个人能一个月三十个黑夜不睡觉么？——你能我不能！累死了，给阎罗王修火车头去吧！依我说，这叫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腿！我老实对他说：机车出不去，问题多啦。你不看看，忙的忙死，闲的闲死！你不瞅瞅，拆车的快，对车的给你来个慢，行么？又比方，锅炉活尽忙，忙完了，机械厂的活不赶趟，机车就能出去了？那不是白忙？说到材料，咱跟工长要，工长推检查员；向检查员要，他又推工长；推来推去，没个主，还不是干活的在底下白忙一阵？这些，该怪谁，难道都怪我？——可是他回答不上来，只说：这是上头的事，咱管不着。……”36

看似是兄弟之间的抱怨，但李学文这段“牢骚”的透辟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意识到人不是永动机，不可能以长期牺牲休息与闲暇为代价将劳动力全部投入到生产中。换言之，“勤劳革命”在每一个个体劳动者身上是有其限度的，依靠激情政治发动的“苦干”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依据的是一套建立在精细分工基础之上的复杂的联动机制。因此，工业生产的效率问题并不是仅仅依靠“苦干”就能够解决的。李学文向大哥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实际上是在把握了整个生产技术流程的基础上展开的观察。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既显示出，不仅普遍性的“苦干”难以发动（“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更重要的是各个工种、工序之间的配合不得当，工厂在管理层面严重科层化甚至官僚化，相互推诿扯皮（“推来推去，没个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人们都像李学德一样有苦干的自觉，也只能是“白忙”，“机车质量还赶不上伪满的时候”37。质言之，草明通过李学文的质疑，提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厂的接收与重建时期，工业劳动在现实中面临的一系列历史规定性。

在李家兄弟的观念分歧这条叙事线索之外，厂长刘国梁与工会主任方晓红、铆工分厂主任萧子英、总工程师陈琦之间在工厂管理问题上的矛盾看上去则更复杂些。一味追求完成任务却从未真正深入工厂生产内部的厂长刘国梁是发动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支持者，却招致了其他干部的质疑：陈琦指出“工时大大的超过，这主要表现着乱，没计划”；萧子英则认为必须创造一种既能核算成本又能“发挥工友的生产积极性”的工资制度，而“奖励是鼓励生产的最好办法”；方晓红则在调查中发现“加班这件事是妨害工友的健康，并且工作效率也低，这办法不好，必须改善”38。换言之，“苦干”看似能够大量调动劳动力，实际上却是以牺牲生产秩序、劳动积极性以及工人健康为代价的。由此可见，矛盾的中心实际上仍与前述方晓红所忧虑的问题有关，即如何将这种爆发式的劳动热情常态化。这一点在工业局常局长对刘国梁工作报告的批评中表达得更为显豁：

“这里必须说明白，加班费应该给工人；但是，以后加班这种风气不能提倡；现在各工厂已有这样情形，工人们的生产热情很高，拼命加班加点；不过，总结各厂的经验，加班这件事第一妨害工人的健康，第二工作效率很低。”……“当然，工人们阶级觉悟的迅速提高，对生产表示了高度的热情，这也可以从加班的数字和献器材的行动中看出来。这是由于我党政策受到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由于全国胜利在即，刺激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人的劳动强度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善于创造各种新的制度和方法来巩固人们的生产热情，提高生产的效率；打破旧的一套管理方法，和阻碍提高生产的一切保守成见。……”

……

“……要从根本想办法，要从积极方面想办法，要把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方法提高一步；不能单靠工人的劳动热情——不，应该拿各种具体的办法来巩固工人的劳动热情。”39

既有研究多强调工业题材小说中“激情”与“理性”的争斗，以及群众积极性对现代科层官僚制的冲击40，但草明在这里讨论的恰恰不是劳动热情的无所不能，而是管理者脱离生产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某种盲目的劳动热情的滥用。小说最终呈现的实则是这样一种构想：只有从工业生产自身的逻辑出发去寻求制度上的创造，使工人能够拥有正常的工作秩序、合理的生产计划、可靠的劳动保障以及充裕的休息时间，才能保证劳动积极性的可持续发展。

在皇姑屯铁路工厂做工会工作的过程中，草明就在生产现实中发现：“在工业方面，仅是‘忘我的劳动’已不能解决问题了。”41小说中兄弟俩关于“苦干”的分歧最终在叙事上得以化解，依托于李学文在试制电焊条过程中的技术发现。在工业氧气匮乏的危机下，李学文找到了以电焊切割铁板的替代性方法，联合动力科的技术人员和各个分厂的工人们一起使工厂渡过了生产难关。此后，李学德也开始重新看待弟弟所热衷的技术发明的意义：“今后我不反对你试验这个，发明那个了。大伙瞅瞅，发明一样东西，比咱们加十天半月的夜班还强呀！”42也是在李学文的带动下，整个铁路工厂出现了技术创造的热潮：“一时发明代用品来克服困难的，和改良机械提高产量的、献器材的，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一桩接一桩出现。”43通过将缺乏实际效率的“苦干”与卓有成效的“发明”相对举，草明在这里似乎找到了某种新的劳动/斗争形态，即以技术发明为表征的“创造性的劳动”。

李学文试制电焊条的过程并不顺利，主要的困难在于缺乏一个配比准确的电焊条配方。而李学文一直赖以反复试验、试图调整配比的配方底本，是他在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还未撤出工厂之前，从一个日本技术人员手中抢来的。《火车头》围绕李学文试制电焊条这一叙事线索，展开的其实是草明早在《原动力》中就试图发展的一个主题，即（中国）工人能否参与技术劳动，以及如何获得技术劳动的权利问题。如刘岩指出的：“东北沦陷后，包括铁路在内的奉系工业悉为日本殖民者侵占，1931年之前本土工业与殖民工业竞争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在伪满洲国，城市和铁路沿线是殖民化程度最高的空间。”44也正是因此，在草明的这两部以1940年代末东北城市工厂解放与恢复生产为主题的小说中，“技术劳动”的权利问题首先是内在于东北工业的殖民历史，尤其是外国工程师（日本、英美工程师）与中国工人构成的殖民结构之中的。因此在草明笔下，工人在旧时代受到的压迫就不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经济剥削，也不单纯是殖民者压榨与奴役工人的问题。实际上，官僚资本（如《火车头》中的骚葫芦胡大光、《原动力》中的国民党大员）对工人的经济剥削与压迫并没有被作为小说正面表现的重点，往往被一笔带过，多使用回忆、追述的方式展现出来。譬如《原动力》中老孙头的儿子孙虎惨死在日本工头的奴役之下，《火车头》中老李头一家祖父气死、儿媳病死、孙儿饿死的苦难经历，都是作为“翻身”叙事的背景呈现的，或者说正是以一般“诉苦”意义上的“苦”被讲述出来的。但草明更加看重的实则是工人被剥夺了参与技术劳动的权利问题作为一种相对隐蔽的压迫或“苦”，是如何在“翻身”叙事之后的工业生产建设中显现出来的。

在《原动力》中，工人们常常回忆起伪满时期，日本人如何不让工人研究机器，即使是解放后，在日本长大的工程师杨家兄弟调入电厂后仍把工人当苦力看，绝不肯告诉工人一点关于机器的事。《火车头》中，日本技术人员则从不让李学文看到电焊条的配置过程。作为殖民者与资本家的技术代理人，日本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掌握着工业劳动的知识、技术和生产资料，对中国工人形成了知识的垄断，不仅严防死守地将工人隔绝在技术环节之外，还通过种族主义的殖民话语将这种垄断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压迫：“日本人就瞧不起咱中国人，说中国人只能干活，不能开动脑瓜——不能发明。在唐山，那些英国美国工程师也瞧不起中国人。”45在这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等级关系与殖民话语发生了一种嵌合，这背后自然是殖民者对于以大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垄断。草明的敏锐之处在于，她发现了颠覆这一等级关系、争取技术劳动/脑力劳动的权利对于工人的解放意义。这不仅是劳资关系的推翻，更是工人建立主体性的途径。因此草明笔下工人的觉醒，也往往表现为争夺技术劳动与发明创造之权利的自觉。在《火车头》中，老工人林叔就曾与李家兄弟就中国工人能否“发明”、为何无法“发明”抒发其愤懑：

“我不信，外国人是娘养的，中国人也是娘养的，我不信咱们生来就笨。詹天佑钩子是谁发明的？难道外国人有姓詹的么？哼，现在世界上的火车不用天佑钩子挂用什么？”随后他又谦虚地，放缓声音说：“不过中国人发明的太少也是真的，——这也只好怪大肚皮不帮助咱们工人，老中华只出过一个詹天佑！”

老二还愤愤不平地道：“林叔，官僚资本巴不得我们像条牛，只会在机器旁边干活！”

老大同意地点点头，但是补充了一句：“中国工人再不当牛了，确是需要发明点什么，可是像咱们这一帮子人，脑子不济事。……”

老林头显然不同意他的话，但一时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反驳他，就焦急地挥手说：“老三，你试你的！”46

这场对话不仅鲜明地展示出李家兄弟的不同个性，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工人劳动被隔绝于技术发明之外的精神奴役创伤，以及对这种“想发明而不得”的奴役处境的自觉。正如闫作雷阐明的那样，自19世纪中期之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这一阶层的出现使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门槛提高，这使生产实践中的普通工人乃至技术工人的技术发明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此后工人们就如李家老二所说“只会在机器旁边干活”，因为“资本家已经不需要他们的创造性，工人们需要的只是劳动，像机器那样劳动”47。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学文执拗的技术试验、在试错过程中获得的代用品发明思路以及试验的最终成功，才产生了打破殖民者/资本家对于科学技术的垄断，将工人从这一“知识/权力”对于“实践/劳动”的奴役结构中解放出来的巨大意义。值得辨析的是，这一自我解放的途径并不是通过否定脑力劳动或对体力劳动的崇高化，即翻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等级关系，而是通过证明（中国）工人也具备从事脑力劳动/技术劳动、从事独立、复杂的技术发明的能力与意志，来实现工人在政治上的真正解放。这一层面上的主体解放与政治上的斗争，在小说叙事上也是相互推动的：政治斗争的胜利（如《原动力》中针对有意垄断技术的日本工程师以及蓄意破坏工厂的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为工人进行技术创造提供了保障，而工人自发的技术劳动又巩固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并且在马克思“本真的劳动”48的意义上接近于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实现。

在《原动力》《火车头》中，草明都着力刻画了如刘月轩、李学文这样的工人：痴迷于机器与技术，对群众政治有认同却少热情。作为携带着延安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草明自然不会也不能否定群众路线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在这两部小说中，草明实际上是通过将这样的工人形象树立/证成为革命的真正主体，从而提出了一种有别于群众“苦干”的劳动构想。对于技术劳动的权利的争取，可以说是草明率先发现的一个核心主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技术劳动与政治参与之间构建起关联，草明终于在工业生产中找到了新的“斗争”场域。事实上，在这些小说中，与其说工人们是从日本殖民者或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手中夺取技术劳动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在与这些压迫者留下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搏斗。从林叔与李家兄弟的对话中即可看出，李学德的消极与保守并不在于意识不到技术发明的可贵，而在于一种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不自信与自我否定，一种文化上的奴役状态。因此，李学文对于技术发明的强烈渴求与屡败屡试的坚持，就成为了一种试图摆脱这一精神奴役的“斗争”，并且最终将这样的斗争拓展到了更广大的工人群体中去。《火车头》第九章通过一个机务段的工人代表向大家讲述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在沈阳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谈到“创造”的问题：“他提到什么创造，我可听不明白！后来又说詹天佑不是发明挂车钩子么？——那我可懂了。他又叫大家多创造，比方改造机器，多出点活啦；怎样才能节省原料、煤呀、电呀，节省了还要提高质量；这也叫创造。什么地方不合理，提个意见改良改良，这也叫创造。”49由此引发了工人们的讨论与热情。在李学文成功发明了切割铁板的代用法后，小说又陆续写到了路茂林、董桂薪、老韩头、刘景宽、沈洪等等许多像李学文一样渴望改进技术并有所发明的工人与技术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技术发明的热潮不仅带动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还改善了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自从电焊代替氧气割开铁板以后，现场里工友们情绪普遍高涨了，许多职员和技术人员对工人也改变了看法，自动和他们亲密起来；遇到缺乏器材或什么困难时，分厂主任和技术员也来问问工人们。”50换言之，与盲目“苦干”相对，以“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劳动路线不仅有望实现劳动热情的常态化，还在群众路线的意义上使工人获得了一种政治参与的可能。可见早在1940年代末，草明已经开始在小说创作中构想一种“人人可以参与技术创造”的理想劳动/政治图景。

结 语

战争局势的复杂多变与战时工业建设的紧张节奏所要求的政治主体，需要的是饱满的生产动力与高涨的革命热情。在这一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生产”与“斗争”总是高度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从边区农村辗转而来的基层工作者如何承继并转换既有的革命经验，进入新解放区的工业场域与工人生活，更深入地认识东北城市工业的现实结构，成为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东北的工业、工厂与工人因长期处于来自殖民者、官僚资本家及其技术代理人的多重压迫性结构，如何在新的政治中重新确立自身的革命主体性，也面临多重难题。这既是以草明为代表的基层工作者在工厂管理与政治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是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草明试图通过小说的形式，认识、分析乃至参与新的现实结构及其内在翻转的实践过程。从《原动力》到《火车头》，草明的工业小说写作逐步获得了一种在战时中国与城市革命的整体框架中书写与剖析现代工业与生产问题的能力，不仅呈现了以西北农村革命为中心的延安经验向东北工业城市迁徙与转换过程中的经验与困境，更以一种内在于工业生产的文学视角，揭示了“生产劳动”是如何被政治化为一种“革命斗争”的实践形式的。在这一过程中，草明对于革命的政治激情模式的常态化难题、不同形式的工业劳动构想，以及工人的技术劳动权利等问题的开掘，也为此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工业题材小说贡献了一系列富于开创性的文学主题。这些命题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延伸、变异以及由此形成的诸种争辩，既印证了草明问题化的文学视野所包含的历史洞察力，也不断昭示出工业建设与继续革命、科层制度与群众路线、技术革新与主体革命、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政治与革命政治等一系列结构性悖反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持续显现。51诚然，在缺乏工业文学传统的新文学脉络中，这些尚处在开拓阶段的写作在一般文学性的层面或许难称佳作，但在“工业”如何“文学”的意义上，却开辟了具有现实感和问题性的进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情感政治视域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项目编号：22CZW0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页。

2 陈云：《东北的形势和任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3 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4刘岩：《转折年代的文化地方性问题与新中国地方文艺生产的形成——以东北文艺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5 逄增玉：《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草明现象”》，《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6 草明：《歌颂伟大时代里的英雄——我怎样写工人小说》，《草明研究资料》，余仁凯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7 29 31草明：《草明文集》（第6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31、130页。

8 孙犁：《略谈下厂》，《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9 郭沫若：《郭沫若评〈原动力〉》，《草明研究资料》，余仁凯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10 11 15 草明：《写〈原动力〉的经过》，《草明研究资料》，余仁凯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157页。

12 既有研究从中国工业文学的“传统”“现象”“道路”的意义上论及草明的写作，并深入其中的经验与困境，亦是从这一难题的不同侧面出发，重审草明的文学史意义。参见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逄增玉：《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草明现象”》，《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张丽军：《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草明道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13 彭广丽：《生活·创作·工业题材——访女作家草明》，《草明研究资料》，余仁凯编，第118—123页。引文中的“丰富多采”原文如此，应为“丰富多彩”。

14 16 17 18 21 23 24 25 26 35 36 37 38 39 42 43 45 46 49 50 草明：《火车头》，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98、50、111—112、102、26—27、22、28、29—30、115、64、72—73、144、135、90、182、141、145—148、234、237、38—39、38、128、235页。

19 《火车头》中，工人李学德向弟弟李学文讲述关于“共产主义”的畅想：“在训练班的时候，咱们教员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国家，资本家没有了，人人都有活干；咱们每个人都有所洋房子，带小花园的；每个人都可以乘汽车、坐飞机；手表、钢笔、衣服更不用说。老娘们也和老爷们一样干活。说上班时大伙都穿工服，一下了班，大伙就都换得干干净净，学习的学习；老娘们还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跳舞。”见草明《火车头》，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102页。

20 裴宜理在讨论中共革命的情感工作时分析了整风、土改、诉苦会等群众仪式中常见的“情感提升”（emotion-raising），后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一种“政治激情模式”。参见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第8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路杨：《革命与人情：解放区文艺下乡运动的情感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此外，关于当代工业题材文学中的“激情政治”问题，可参见徐刚《“激情”与“理性”的争斗——1950至19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

22 荒煤：《前言》，《论工人文艺》，上海杂志公司1949年版，第1页。

27 34 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180页。

28 关于“斗争”与“劳动”在价值和伦理层面上的差别与悖反，参见路杨《“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心”难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

30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32 周而复：《论今后文艺工作》，《论工人文艺》，第65页。

3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4页。

40 参见徐刚《“激情”与“理性”的争斗——1950至19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

41 草明：《我怎样写新中国的工人》，《草明研究资料》，余仁凯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44 刘岩：《转折年代的文化地方性问题与新中国地方文艺生产的形成——以东北文艺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47 闫作雷：《技术发明主体之争与1970年代的科学问题——以技术革新题材的文艺作品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48 关于本真劳动与异化劳动的辨析，参见[德]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7页。

51 关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显现，李杨、逄增玉、徐刚、闫作雷、朱羽等研究者有相当透辟的观察与辨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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