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楼》：罗伟章的“建筑史”
内容提要：罗伟章的新作《红砖楼》继续了他对相关历史的兴趣，这部以建筑为标题的小说包含着作家对中国建材演变的重要发现。红砖楼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品，蕴含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及人的命运等丰富的信息，这都成了罗伟章挖掘和记录的内容。从青砖、红砖到当今的“非粘土建材”，是中国人生存的变动，其中也寄寓了更深刻的精神变动。建筑承载了生存，建筑又标示了地位、权威等等信息，这都构成了《红砖楼》可以充分展开的细节，当然还有比喻。而红砖楼时代的终结也最终与中国建材的革新紧密相关，而小说的精神超越之路又同时伴随着物质革新之路，这其中的意蕴同样值得解读。
关键词：《红砖楼》 建筑史 罗伟章 红砖 非粘土建材
罗伟章的好几部代表作都以“史”命名，例如《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这“尘世三部曲”获“春风白银图书奖”，他对记者说：“我觉得不光是人，一块石头、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来路也有自己的去向，当中的结合点就是我们的今天。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细小的微生物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通常意义上表达一种大的事业，我着眼于非常微小的人或者微小的生物，给他们创造一部历史，我写的是心灵的、人性的、信仰的这些方面的历史……”1他表示，记录历史就是自己的追求：“我深刻地感觉到，有些东西是要消失的，没有人把它写在纸张，给它一个机会流传。”2孤儿何大流浪四方，就是为了在可怜故土谋得一片生存的土地，他所有的卑微和挣扎，书写的是为饥饿而匍匐在地的“百年历史”（《饥饿百年》）从这个角度可以窥见罗伟章暗藏在许多日常故事底下追述历史的兴趣。
《红砖楼》也是如此。这部刚刚发表在《收获》2024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寄寓了罗伟章眼中的一部中国民居的“建筑史”，红砖与红砖楼的兴衰，折射的是以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中国式生存的历史景观，我们的权利、地位、欲望、梦想都孕育在这样的居住空间之中，我们以生存的状态为建筑赋型，而建筑也以它的禀性形塑我们的生存，一部建筑史，同时也就成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与命运史，还有时代流变中的精神史。
红砖，是“红砖楼”的底色，也是它的建筑构件、它的结构基础。在中国人的居住空间史上，红砖楼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品，蕴含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及人的命运等等丰富的信息，这都成了罗伟章挖掘和记录的内容。
当然，在红砖楼拔地而起的时代之前，普天之下，到处却是青砖黛瓦，那又是一种历史的景观。历史从青砖时代转至红砖时代，透露了历史跌宕起伏的巨大演变，人的命运和遭遇自然也在其中转折变幻。
由粘土烧制而成的“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建筑材料。新石器时代的“红烧土”曾经是中华文明最早的“烧结砖”的萌芽，至良渚文化时期，由粘土、稻糠和稻草揉合而成的“砖块”开始出现。此后，从摔打成型的土坯砖到坚硬浑厚的秦代“铅砖”，从布有艺术浮雕的汉代画像砖到隋唐铺地的花砖再到颜色青纯、叩之有声的明清“金砖”，中国古代的建筑用砖从质地、样式和工艺都不断成熟。
砖是由粘土制坯入窑烧制而成，这样的工艺诞生了青砖和红砖，它们的硬度是相差无几，但在抗氧化、水化、大气侵蚀等方面，青砖性能明显优于红砖。当然青砖烧制的难度也要大于红砖，主要是红砖就是自然冷却（所谓“风冷”工艺），过程相对简便，而青砖则采用水冷却的方式（所谓“水冷”工艺），操作较为繁琐，所以一般在生产上也受限。不过，在中国古代，出于对建筑品质、审美习惯及礼制观念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舍弃了红砖，而采用产量低、成本高、制作复杂的青砖作为主要的民居建材。青砖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至秦汉烧制工艺已日趋成熟，魏晋时期，青砖已经从皇亲国戚普及于民间，元代已基本形成了青砖灰瓦的风格，明清时期更是完全成熟，几种不同地域特色的建筑群落出现于世：京派、晋派、皖派、苏派和闽派。上下五千年，“青砖黛瓦”俨然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文化符号，青砖中国如同水墨画一样留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那么，红砖又是何时成为中国主要建材的呢？那已经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了。尽管红砖的出现几乎与青砖同时，甚至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现了红砖的雏形，不过受礼制观念和审美传统的影响，红砖的使用一直相当有限。中国第一次设立大规模生产红砖的机构，已经是晚清之时，由福建船政创立。那是西方文明东渐之际我们将西方“红砖”建筑视作时尚的结果。后来，随着引进轮窑及挤砖机械等大规模工业化制砖设备和工艺，红砖烧制的简单方便、成本低廉的优势引人注目，红砖使用率得到了爆发式增长，近现代中国步入了“红砖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适用又洋溢着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的红砖更是成了建筑材料的主流（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也与当时流行的苏式建筑呼应），除了个别仿古建筑外，青砖已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就是罗伟章小说“红砖楼”出现的历史背景。
小说《红砖楼》这样来描绘这幢红砖建筑：
对面那幢红砖楼，比周边楼层都高，雨雾与水烟相接，在外墙缭绕，影影绰绰，恍若天界。3
困居于东轩废品收购站的文学青年“我”，就是这样仰视着红砖楼。红砖楼是文学“底层”眼中的“天界”，那里充盈着令人神往的人生状态：
那幢红砖楼归属老城，紧邻二号桥，我去老城购物、闲逛，走一号桥近得多，但我都是走二号桥，为的就是看看那幢楼，想象一下楼里人的生活，想象他们沉思的样子，阅读的样子，写作的样子，又把写作细化：文字落到稿笺上的样子，字连成词、词连成句的样子，写满一页将稿笺翻篇的样子……在我心里，那都是世间最美好的样子。
这还是文学青年的梦境：沉思、阅读、写作、造句……
但是，再纯净的文学之梦也最终会落实到尘世的名义之中：
凡在东轩文化局领工资的作家和艺术家，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几位，都跟冉强一样，住在清溪河左岸的红砖楼里。
名气的背后，更是体制所保障的社会地位。
而“有保障”的人们首先还是拥有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基础：
当年的东轩，作家和艺术家享受着很高待遇，红砖楼是专门为他们修的，统一标准的套房，客厅、饭厅、两卫、四卧，每间屋都面积宽敞。
那时候，东轩城的普通人家，用洗衣机的历史不过几年时间，但红砖楼里已超过十年了。
在物质和经济的背后，更具诱惑力的可能还是某些常人所无的不大不小的“特权”：
东轩的普通市民还得过几年才有家庭电话的时候，红砖楼里就都有了，普通市民装一部座机要两千多块，红砖楼里只要五百。
就这样，“红砖楼中人”成了一群特殊地位特殊待遇的人，不再是“东轩的普通市民”，“红砖楼”就是这个时代较高等级的阶层的符号与象征。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和国度，都有过类似的阶层向往，有过底层小人物努力攀援的叙事，19世纪初期的司汤达为我们讲述过于连的奋斗，巴尔扎克描写了拉斯蒂涅的挣扎，狄更斯笔下出现了大卫·科波菲尔，那么，一部《红砖楼》是不是就是“我”努力攀向社会更高层的故事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奥秘就还在这核心意象——砖上。红砖楼不过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正如红砖不过就是中国建材从青砖到红砖再到非粘土砖历史演变的一个阶段而已，往前，它其实不如青砖结实，向后，也不及各种非粘土新型材料耐用和轻便。总而言之，就是在一个普遍物质贫困的年代，出于经济有限条件而特殊打造的生存“规格”。红砖楼的诞生，在貌似巍峨亮眼的时代高度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历史强作姿态的尴尬和矫饰，它以中国建筑坚实而典雅这一深厚传统的丧失为代价，在新时代建筑碾压式出现的间隙中“傲视”更为孱弱和简陋的底层生存，而傲视本身却无比的矫情和虚假，就是它依托的权威和力量，也不无虚弱和短暂。在这个意义上，红砖楼不过就是中国式历史生存的一种“过渡”形态，它既是社会生活艰难发展中的一种悲剧，同时又是更大的历史视野中的一种“喜剧”，前者令人感慨和深思，后者让人在尖锐的批判讽刺中释放嘲弄的快意。
建筑史的追述中包藏了人的生存史，而人的生存史中又蕴含了时代流变的精神史，罗伟章的《红砖楼》是一部从建筑到人的“通史”。
安居红砖楼中，睥睨东轩文坛的冉强就是红砖楼生存的核心意象。
冉强的欲望不是当长寿冠军，而是做文坛老大。他自诩是最好的作家。他把我们东轩城当成全世界了。
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老大，一直就是老大。
在他眼里，东轩的天才是天，东轩之外没有天。你在东轩之外闹的动静再响，他也听不见，听见了也不屑，等于没听见。东轩的媒体和官员，跟他想的一样，因此报纸、电视及官员的讲话，冉强的同辈风头正劲时，就是把冉强提在前面的，后来，死者、隐者、商者、奔赴异乡者，完全被抹去了。
他的同辈作家，在省内外多多少少都闹出了些动静，他的动静只在东轩。
这是一位受困于“青砖”与“非粘土新型材料砖”夹缝间逼仄空间的人，他不是“青砖”时代的生活讲究的贵族，也不是新时代现代化享受的时尚人士。也就是说，其实不过是过渡时代的一位制度的获益者。然而问题在于，这“过渡”中的特殊利益却控制了他的情感和思想，明明是坐井观天，却绝对相信自己看见的世界秩序，也将竭尽全力来捍卫这井中的境界，他当然不能跳出这些狭隘的时空来发现曾经的过去与生机无限的未来，换句话说，就是无从知晓“红砖”之外到处是砖，而且砖砌的建筑更是花样翻新。所以冉强对他满意的“红砖楼”的地位的维护也显得如此矫情和造作：
他穿着正装，戴着手套，每见人来，就摘下右边手套，把来人的手握住。
每次聚会，只要有他，也不管是不是他召集，他都提前到场，站在门口迎接各位。那次你都看见了，他穿着正装，戴着手套，每见人来，就摘下右边手套，把来人的手握住。他的手很小，很软，握得很温柔，却又江水滔滔地传递着他的热情。
罗伟章的小说善于使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意象或者细节，冉强的“手套”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手套不分季节、不计寒热、不厌其烦的装卸穿戴之中，满含着“红砖时代”的受益者对世界秩序与社会伦常的认知和理解，这里有他所认定的地位和高度，有匹配于这一高度的身段、礼数与和蔼，但刻意的仪式却消解了其中原本要传达的情感的真实，更要命的则是，来自“红砖时代”的虚假的权威体认让所有的秩序认知都变得夸张可笑，而所有的伦理设计又都沦为荒诞，所以，冉强之“强”满是虚妄，就如同作为建筑材料的红砖其实是高耗能高污染低抗压的一样。当下一个时代——粉丝时代到来，连高大伟岸的冉强的塑像也会成为广场的累赘，当作一处尴尬的存在，塑像也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符号：
这整个过程中，冉强是寂寞的。人山人海，却没有半只眼睛看他，有的还攀上基座，见大腕出场，就使劲跺脚，还在他身上拍打，更有甚者，还把鼻涕擤在他身上，被他挡了视线的，还骂他。这就是东轩人的素质。当他看到粉丝把胸脯挺给明星，让在上面签字，他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些东轩青年，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当他看见明星扔掉粉丝的本子，他咬着牙，恨明星的狂妄，也为那些孩子心痛，只想将本子捡起来，签上自己的名递给他们，安慰一颗颗受伤的心。
不过，在小说大多数的时空中，冉强还不是一位可供人们嘲弄和轻视的角色，他依然保持了一种强势的姿态，也谙熟一整套在东轩体制中维护这一强势的方法。所以，尽管“红砖时代”的结束已经是心知肚明的现实，但是大多数的东轩文人还是不愿打破这既有的秩序：
在对冉强的颂歌里，各自都清洗了自己的小心思，彼此间又恢复了常态，又其乐融融。由此就能够理解，一个说话不中听的人，哪怕他说出了众人的心声，也不会被众人善待，因为他破坏了生活里的甜。真话和谎言，也有了出自生活逻辑的解释。谎言并非与事实不符的话，而是别人不爱听且会给说的人带来麻烦的话。
罗伟章的深刻就在于他挖掘了不强的冉强终于还要被人们恭维作“强”的心理基础，这是一个社会停滞不前、是一个青春的生命绝望于未来的深层缘由：
人年轻，完全不懂得，人在哪里生活，那里就是你安身立命之所，你的颜色，你的气味，都是你生活的地方给的，你说我要特立独行，不要那种颜色，拒绝那种气味，多数时候都是瞎扯。
在小说中，在冉强那强大的气场之中，“我”曾经如此卑微，如此顺从，如此自我沦丧。这是全篇的叙述视角，也是小说预设的心理基础，只有跟随着“我”的心理和情感走向，我们方能读出这建筑史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的历史。
对历史转换中观察文学界乃至知识分子的表现，历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主题，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关叙事也兜兜转转牵涉过许多方面的内容。至新时期结束，对于市场经济到来的巨大变迁而言，贾平凹的《废都》曾经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在我看来，罗伟章的《红砖楼》可能是另外一个可以留下历史印记的存在。《废都》落实于“废”，旨在刻绘理想主义崩溃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沦丧，“作为世纪性的阵痛，改革给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心灵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的眩惑，然而历史又必然伴随着这些眩感与痛苦同行”4。这是古老文化中心所遭遇的挑战，废都之“废”在本质上是沉淀久远的古老文化中心所出现的荒芜，“西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的文化帝都的象征，在现代商品文化大潮席卷而来之时，必然会在礼崩乐坏的过程中呈现出其各种各样的文化断裂现象，其中，必定是知识分子首先感觉到了它的阵痛”5。而罗伟章的东轩却还属于当代文化迅猛发展的外围区域，在这里，小城的人们还挣扎在历史潮流的外围边缘，但社会历史的大旋流也在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精神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他们的跋涉、奋斗、得势、挫折和失落也都呈现出了这个富有变动的旋流的典型景观——不同于那些自成格局、传统绵长的中心区域的文化冲突，这个边缘城市的动态可能更真切地再现了历史中人真实的生存本能、思想挣扎和精神走向，不是深厚的古今文化的交错或者中西文化的冲撞，而是人类基于生存本能的与时俯仰，小城文坛的荣辱、主流外围的沉浮讲述了中国“基层”的生存故事，比“废都”，也比京沪名城更能照见社会中下层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红砖楼》不仅是古今建筑生存史的特别记录，也是上下左右的生存结构独特描绘，也就是说，它的意义既指向时间，也指向空间。
当然，“史家”罗伟章无意让我们停留在红砖楼的时代，作为历史的追踪者，他为我们揭示的还是这个过渡时代必然结束，甚至这个空间也必然离析的基本事实。
在小说中，罗伟章通过两种方式述说了“红砖楼”难以为继的生存走向。
一是内在精神的。红砖楼里，已经出现了敢与冉强叫板的孙云桥，就是在冉强试图控制和影响的“圈层”中，恭维称颂其实各有心思。周旋自如的江小姗更是冰雪聪明，如申响、沈聪更是特立独行，一度委曲求全的“我”最终与这里的一切决裂了，在“我”的心中，满怀着对师妹师美怀念，那是为自由理想而生的感动，“我”也对洪教授景仰不已，敬重着他的那份超然和自尊。当然，还有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精神影像——你，以及与你意象重叠的高原女子任敏，这个高原不仅是物化的高原，也是精神世界的高地，它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也逼视着我的灵魂，度我于尘世，促我入反省。最终，“我辞职离开了东轩。但我‘走’得最远的，不是离开故地，而是不再写作。我也充分理解了孙云桥他们为什么不再写作”。这自然是最彻底的决裂。
二是外部世界的变迁。事实上，外部世界的变迁比任何个人的反思都更加不可抵挡。新世纪之初，红砖建筑已经开始在公众舆论中逐渐退市，诸如“告别红砖城市”之类的标题堂皇登上建材专业报刊，中国的建材历史巨大变革的一天终于到来。6在新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一纸《“十二五”墙体材料革新指导意见》明令要求禁止使用粘土砖，红砖时代正式结束。红砖楼以及它所代表的地位和威势从此成为了过去。新的建材造就了更为巍峨的建筑拔地而起，让红砖楼在无言的比照中丧失了伟岸：“这十多年来，东轩炸裂般扩张，轰一声，开发了南乡，轰一声，又开发了西乡，东乡也正待开发，城市面积，比十多年前大了三倍，人口长了五倍，房子增了六倍。老城的改建也基本就绪，以前红砖楼就算高房子，现在动不动就是十七八层、二三十层。”新的高度挤压着冉强式的尊贵。新的建筑和新的生活都全面消解着“红砖”的声誉：
红砖楼里的房子再宽敞，和他省城的比，即刻显得土气和小气来了。
东轩作家群的几位，成了继杨秋风之后，第二批搬出红砖楼的人。
当时大家都没在意，都只当成了个别事件，不知道它昭示了一个新的主题：出走或离开。人们的议论，主要是对东轩媒体不满。孙云桥走，李回家和施广元走，省城媒体或深或浅都作了报道，施广元只是搬出红砖楼，并没离开东轩，《平原都市报》照样在作家动态栏发了消息，而东轩方面却集体失声。
还有人说，有名望的作家前脚跟后脚地离开了红砖楼，东轩却没有任何态度，这说明什么？说明红砖楼不再重要了。
这可能才是“红砖楼”真正的谢幕。我注意到，罗伟章实际上同时为红砖楼准备了以上两种“退市”的情景，他最在意的应该是第一种，即从红砖楼内部生成的精神多样性与理想的叛逆。不过，平心而论，我们也能从这种精神的自我革新中读出某种无奈，最敢于叫板的孙云桥不是放弃了文学写作吗？而与东轩决裂最深的“我”也同样“不再写作”，我们固然可以将之视作是一种彻底的精神断裂方式，然而，断裂毕竟是断裂，或者说是精神代价巨大的决裂。这就如同高原上飘然而过的“你”和任敏一样，令人神往也令人失落。当写作者在自我否定的选择中掂量精神运动的方向，肯定是一种选择危机的表达，在这里，我们似乎多少可以读出作家的情感深处的一丝迷离。
于是，我们发现，物质世界的巨大变迁可能才是埋葬“红砖时代”的可靠的力量，在百年中国，乃至千年中国的历史，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这样的建筑史源起于建筑，又终结于建筑，归根到底，依然还是物质的历史、生存的历史。我们不禁会暗自思忖：精神嬗变自身还有无力量？未来历史的演进是否还需要估价精神本身的价值？两相比照，现实的故事多少也还是透出一种遗憾。
在现实故事的遗憾之中，我们也可以重新回首罗伟章那断断续续的幻梦，“我”总是在与“你”对话，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连影像也无法聚焦的“你”对话，其实，这也是与他内心中游动而迷茫的自我对话，无法聚焦是因为他所指代的价值一时间还难以明晰和确定，人的精神超越之路还迷雾重重，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跋涉，继续求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领军人才项目（项目编号：22VRC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33667075&ver=5676&signature=UiPOSMdtNUWtP3dyOwwrSOWQFrKI0D-d8SzkPMOdYd2KyUMtAnYDGA5XRReC2F86p*o*m25dRLdvnvip3kbiIVZxAy9bxR75qlYlPBQ3MzQ7L6ixcO20325LFPbvs-S3&new=1。
2 《罗伟章〈寂静史〉：关注被时代遗落的人与人心》，《澎湃新闻》2020年8月20日，引自https://www.163.com/dy/article/FKFJ7R0T0514R9P4.html。
3 罗伟章：《红砖楼》，《收获》2024年第4期。后不再一一加注。
4 5 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6 《中国建设信息》编辑部：《2年内我国将有170个城市告别红砖》，《中国建设信息》2001年第21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